不必廢話，此時的生活當然與彼時的生活大為不同，甚至已是天上地下，換了人間。比如高樓大廈之於牛毛帳篷，比如柏油馬路之於羊腸小徑，比如電燈之於酥油燈，比如汽車之於馬，比如E——mail之於古老驛站之間傳來送去的信。——社會在發展，人民要進步，此乃天經地義。我們熱烈歡迎，心存感激，高唱讚歌。

首先要問的是，發展就是硬道理嗎？學者王力雄在他的專門討論藏傳佛教現狀的文章《末法時代》中，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現在成為全中國的座右銘。即使在藏區草原，也到處矗立這樣的語錄牌。中共對西藏乃至整個中國民族地區保持穩定的冀望，都寄託在『發展』二字上。他們相信，隨著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人們就會安居樂業，民族矛盾也會越來越少。」

一個民族要發展，必須以他的傳統和文化為代價嗎？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如果是不斷地失去他的傳統和文化的過程，那麼他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呢？——那不就是一個沒有根基的民族，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一個沒有家園的民族嗎？在電視裡看見鄂溫克族人的最後一個薩滿去世了，因為無人繼承他的傳承，他們世代所崇奉的薩滿教因此成為老人口中的回憶，而且這回憶會越來越淡薄，最後只能化作博物館收藏的幾件藏品。

原來我們實際上是這樣地不瞭解自己！僅僅出於把一個已經病弱不堪的民族緊緊地抱成一團的狹隘用心，不得不繼續像癮君子一樣吞吸「鴉片」，至少是自己不吸（據說我們其實「心知肚明」），卻縱容我們的親人們吸下去。——看看，原來這些民族的精英們就是這樣，高舉著民族主義的旗幟，卻無視在如同鴉片的宗教那可怕的麻醉下奄奄一息的廣大民眾。

——厚顏的我可否將自己放在這「很多藏族知識份子」的隊伍之中？畢竟我還算得是一個識文斷字的人。如果允許的話，那麼，我要問，誰在代替我們說出我們的心裡話？誰是我們的代言者？——你？還是你們？

於是西藏首先面臨的是如何被改變形象的問題。具體地說，是如何改變在世人眼中既神秘又費解但卻幾乎是西藏人全部生活意義的西藏宗教的問題。於是乎它首先被定義為萬惡的「三大領主」的魁首。而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中被賦予的這種形象，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地被固定，被強化，被灌輸，也就是說，在這樣一種形象處理中，由一套特定的辭彙所組成的一套表達體系和話語體系被模式化和合法化。正如薩義德所說的：「被這一話語體系視為事實的東西——比如，穆罕默德乃一江湖騙子——是這一話語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這一話語每當涉及穆罕默德的名字時迫使人們必然做出的一種陳述。」

毫不隱瞞地說，對此我深以為然。同時，我還贊同他的這句話：「血統就是發言權麼？即便有了血統就可以無忌地發言麼？」所以每當我想要說「我們」的時候，其實總是躊躇再三，猶豫不決。比如此時此刻，當我詢問——誰是我們的代言者？而心底裡多少有點兒不安。「我」能夠代表「我們」嗎？

但人活著，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毛主席的教導中這一句可謂大實話，堪稱真理（如果「真理」可以微觀到這麼一句真實的道理）。那麼，生活在現代的人們需要什麼樣的精神呢？或者說，生活在現代的人們需要什麼樣的「思想資源」呢？

而我還要追問的是，一個民族要發展，必須以他的文明為代價嗎？是不是，在「發展」的前提下，一切都應該讓路、退休，或者說都應該立即消失，人間蒸發？這也就推出了我的第二個問題，何謂「民族文明」？也就是說，對於西藏民族來說，他的文明是什麼？——難道以他的宗教傳承為傳統文化之象徵的精神文明不在其中嗎？

不過，毛和周是何等高瞻遠矚的人物，他們之所以要「搬走」（「淘汰」的另一種說法）這千年來沉重地壓在西藏人民頭上的「大山」（總共有三座，多麼生動的比喻），並非是因為看到了「全民把希望和思想都寄託在一兩個人身上」（而這恰恰是他們一貫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難道不是嗎？）的悲劇，而是另有緣故。

夏洛上面一句話中，還提到「藏人的悲情」。而「藏人的悲情」，何以堪說？！至少不是我，能夠在這裡以一篇區區千字的短文娓娓道來的。

連周總理當年也語重心長地說：「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但廟宇是否可以不打爛，作為學校，倉庫利用起來。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一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他說這話的時間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其時，他專門接見臂戴紅衛兵袖章的藏族學生發表把革命進行到底的新指示。

然而，然而……他們說：「太陽啊霞光萬丈／雄鷹啊展翅飛翔／高原春光無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雪山啊閃銀光／雅魯藏布江翻波浪／驅散烏雲見太陽／革命道路多寬廣／／毛主席啊紅太陽／救星就是共產黨／翻身農奴把歌唱／幸福的歌聲傳四方……」可為什麼，當我此刻在酷熱的首都北京聽著這首多麼新西藏的歌兒時，淚水竟悄然滑落？

既然如此弊大於利，留它何用？不如將其淘汰！——「淘汰」，這個聽上去包含許多可能性的辭彙，應該如何在實踐中得以貫徹和執行？

夏洛說：「促進經濟發展、國家民族文明富強、人性解放現在已經成為不和_圖_書言自明的標準衡量，談論宗教的價值時即便沒有提到這個前提，其實也基本上是以宗教能否促進經濟發展、國家民族文明富強、人性解放為衡量標準的，反對宗教的人說宗教使社會落後，支持宗教的人說宗教使社會發達。這就可以看出，雙方其實都沒有以教義為最高衡量標準，而是以社會發展程度為最高標準。……不論你喜歡不喜歡，促進經濟發展、國家民族文明富強、人性解放就是當下的最高衡量標準。」

然而，有人告訴我們，這不是光芒，不是黃金，不是糧食，而是有刺|激性的麻醉毒品——鴉片，嗚呼哀哉，哀哉嗚呼！既然他已經說這是鴉片，那麼吞吸鴉片自然不會有好下場，這是不爭的事實。那麼若是以其為自身屬性，自然將淪入「閉環」之中，多麼可怕啊！這是夏洛朋友為我們確立的因果關係。這是他為我們找到的答案。我們得感謝他才是。看看，他一眼就發現了我們身上的死穴；看看，我們猶如瞎子，居然死穴藏身於何處都不知道，居然身陷絕境還不知曉，假如我們非要把藏傳佛教當作自身屬性的話。除非我們否認這一點，我們才能脫離苦海，不為那個「閉環」所羈絆。看看，拯救我們的人果然來了。他苦口婆心地告訴我們，這是鴉片，吃不得，把鴉片拋棄了吧，這樣才會身體健康，長命百歲，乖乖，聽話。

這一世達賴喇嘛這樣講過：「『達賴喇嘛』的意涵，言人人殊。有些人認為我是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也有人視我為『法王』。然而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我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委員會副委員長。隨後我從西藏出走，展開流亡生涯，即遭詬詆為反革命分子與寄生蟲。無論上述稱謂如何，均非我本意。我認為『達賴喇嘛』是一個示現個人職務所繫的頭銜。在下僅是一介凡夫，一個不經意間走上僧途的藏人。」他還進一步解釋說：「更嚴重的誤解源自中國人把『喇嘛』解為『活佛』，意喻『活著的佛』。這是不對的，西藏佛教裡沒有這回事。只有這種說法：某些人可以自在地轉生，例如達賴喇嘛，這種人稱為『化身』。」（《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

對於一個研究東方的歐洲人或美國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視或否認他自身的現實環境：他與東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後才是具體的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決不是可有可無的虛架子。它曾經意味著而且仍然意味著你會意識到——不管是多麼含糊地意識到——自己屬於一個在東方具有確定利益的強國，更重要的是，意識到屬於地球上的某個特殊區域，這一區域自荷馬時代以來一直與東方有著明確的聯繫。

這麼說來，倘若長此以往，這個民族只有束手待斃了。除非是你或者你們給我們帶來新的光明，或者乾脆就駕著耀眼奪目的光芒，降臨到我們這個萬馬齊喑、水深火熱的土地上，來拯救我們吧。再不濟也得當一當起死回生的神醫，給我們開出一個新的藥方，祛除痼疾，重新作人。——你們可千萬不能見死不救啊。

夏洛說：「即便布希的兒子當了『轉世靈童』，我也不會覺得藏傳佛教就因此更偉大或更愚昧。」

衡量一個社會進步的標準是什麼？誰有資格來規定這進步的尺度？——政權與領導人？經濟指數？還是我們自己的心靈？我們的由千年來扎根雪域大地的藏傳佛教所培育的文明，對於我們來說，不是處所，是家園；不是裝飾，是歸宿；不是遺忘，是記憶；不是負擔，是使命；——我們怎能不珍惜，不看重，不維護呢？

——看來，要領會這句話，首要的問題是，除了需要明白什麼是「思想資源」，更需要明白前面的定語：「現代生活的」。如何理解「現代生活的」涵義？如何從這一時間性的限制來理解此時的生活與彼時的生活之不同？

藏傳佛教是佛教與西藏的原初宗教——本教在西藏大地上相結合的產物。這是常識。也是事實。為此在宗教界有不少圍繞藏傳佛教的議論。但當今西方世界的一位哲學學者兼藏傳佛教信徒如是說：「在宗教問題上，一種純粹是歷史性的研究往往是沒有意義的。清醒的理智告訴我們，如果不與其地點、時間和當地的特點相適應，那麼任何一種教義都不會行之有效。一種特別嚴格的宗教體系很快就會變成一隻空蛋殼、一種被蛀空的殘餘物，而只會使史學家們感興趣。事實上，佛教徒始終都把佛陀教法作為能適應各種形勢的教義。這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變化無常的和不費任何力氣就能適應周圍不同環境的傳統。」（約翰．布洛菲爾德，《西藏佛教密宗》）

研究「西藏問題」的中國學者王力雄則以如此詩意卻悵然的筆觸寫到：「那裡的天湛藍，雪峰耀眼，寺廟金頂輝煌，那裡有青稞、犛牛、酥油茶和糌粑，幾百萬人民與神靈鬼怪共度了千年寧靜，現在正被碾軋進那片高原的歷史巨輪所震盪。」（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

——作為一個經常見到漢人和其他族人的藏人，經常會聽到這樣的詢問：糌粑是什麼？酥油茶好喝嗎？高山反應是不是很可怕？你磕不磕頭、念不唸經、信不信佛？等等。等等。

至於說到「神權」，最簡單的有兩種解釋（為圖方便，還是摘自於「金山詞霸」）：一、古代統治者宣揚自己統治權力是神賦予的，所以把這種權力叫神權；二、迷信的人認為神所具有的支配https://www.hetubook.com.com人們命運的權力。那麼，藏傳佛教中是否有這兩種現象呢？——應該說，這句話不能這麼說，因為就藏傳佛教本身而言，如果這麼說便是錯，這屬於常識。所以換句話說，在政教合一的傳統西藏社會是否有這兩種現象呢？比如達賴喇嘛有沒有說過他的權力是神賦予的？

十三世達賴喇嘛被西藏人譽為「偉大的十三世」，他幾乎實現了西藏歷史上的獨立自主，但因為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世紀，翻天覆地的變革乃大勢所趨，自己不變別人就會讓你變，即使遠在「世界屋脊」也難以避免。圓寂於一九三三年的他曾留下一份重要的遺囑，在論及西藏的未來時預言道：「目前正值各國五害橫行的時代，最令人髮指的是赤色分子的工作方式。他們不允許尋訪庫倫大喇嘛的新的轉世靈童；他們搶走了寺廟的全部聖物；他們強迫喇嘛充當炮灰；他們毀滅宗教，甚至連宗教的名字也蕩然無存。你們可曾聽說過庫倫發生的這一切？這些情況仍在繼續發生；此類事情有可能在這裡——西藏的中心發生……。」（查理斯．貝爾，《十三世達賴喇嘛傳》）

對於藏傳佛教，我既有景仰，也有像夏洛一樣的懷疑，懷疑大多數樸素的藏人，不過是把信仰當安慰自己的迷信罷了。可在轉山的途中，我似乎越來越被那些快樂的，迷信的村民吸引，被他們完全不同於城裡人，以及我周圍大多數漢人的精神面貌吸引。在翻越四千多公尺的說拉山口時，路上所有的人在空氣有些稀薄，四野空曠無際的高山上，大聲吟唱著六字真言。那時，同行的年輕女孩卓瑪說她要哭出來了。其實，我的眼睛也已經潮濕。

夏洛說：「藏傳佛教本質上的神權至上，將繼續剝奪人的深入質疑的權力，使懶惰者得以借神之名放棄思考；使思考者備受心靈折磨，乃至噤口不言；而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仁人志士仍將繼續夭折於萌芽狀態。」

那麼，在我們的夏洛朋友看來，藏傳佛教就是「一種有刺|激性的麻醉毒品」了。不，不，他說的是「客觀效果」，而且還說的是「基本上」。這似乎表示他多少照顧了我們這些冥頑不化的信徒的感情，沒有劈頭一個悶棍打下來（不過，禪宗有「當頭棒喝」一說，或許我們需要悶棍一擊）。

至於說到「人性解放」，難道宗教的終極目的不正在於此嗎？難道傳承了二千八百多年的佛教所要解決的不正是這個問題嗎？難道藏傳佛教竟會是禁錮與摧殘人性的宗教，只有當「毛主席呀派人來」，千年雪山才會點頭笑嗎？只有當「銀色的神鷹來到了古老村莊」，轉眼間就會改變大地的模樣嗎？

當然，夏洛所說並非不實。在西藏千百年來以宗教為主體的歷史上確曾有過「使懶惰者得以借神之名放棄思考；使思考者備受心靈折磨，乃至噤口不言；而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仁人志士仍將繼續夭折於萌芽狀態」的現象。這是藏傳佛教使其然？還是政教合一的傳統西藏社會使其然呢？所謂政教合一，首先是政，其次是教，這當中因為人穿梭於其間並不能做到游刃有餘，此乃人性使其然，故而政與教合一自然弊端多多，也就悲劇多多。但是。若要把「神權至上」的帽子戴在藏傳佛教的頭上，恐怕並不合適。

對於視眾生平等為教義基礎的佛教來說，不要說是布希的兒子，即使是薩達姆的兒子，即使是你，即使是我，從根本上來說，在生命的緣起上都是一樣的，無二無別（當然你我父母不同，也可以說緣起不同，這叫共中有別）。儘管布希並沒有兒子，儘管薩達姆的兒子業已暴斃，儘管你是漢人，儘管我是藏人，我們都在六道輪迴中具有同一種生命的存在形態：那就是人。——當然，這是佛教的觀點，可謂一家之說。

連毛主席當年都多少心慈手軟地說：「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麼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他說這話的時間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其時，他已經命令人民解放軍把膽敢分裂祖國的「叛亂分子」不是就地剿滅就是趕出了西藏。

接著，他舉例分析了「發展」與「穩定」之間似乎並不協調的關係，結論是：「即使僅僅從維持統治穩定，消解民族矛盾的角度，僅靠經濟發展也是不夠的。舊的矛盾的確會消除一些，但是新的矛盾又繼續產生，而且可能更複雜，更難解決。」

夏洛說：「以藏傳佛教確認自身屬性，這是一個閉環，藏人的悲情將在自己人手裡繼續下去，越來越深重。」

夏洛說：「結論：即便藏傳佛教在關於個體生命意義上的某些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恆性，但藏傳佛教仍然完全無能力作為現代生活的思想資源。」

但若是非要因此而一步跨入類似於道德範疇的境遇之中加以評判——很遺憾，那只能是一種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眼界。當然這也是我的一孔之見。

——且慢，就算這是一句看上去不像大話的大話，但也應當回應幾句。

事實上，信仰藏傳佛教的不一定都是藏人，而不信仰藏傳佛教也不一定就不是藏人。更何況曾經在一個不正常的年代，曾經有不少藏人改變信仰，接受另一種宗教，履行另一套日常，那麼，又如何來確認這時期的民族屬性呢？——看來話題越扯越遠，越複雜了。儘管那只是短暫的時期，在一千三百多年的歲月長河中匆匆已逝。那麼，以什麼來確認這個民ｈeｔｕｂook•cｏｍ.ｃｏm族的屬性呢？血統嗎？恐怕這是一個關鍵：血統。就像要知道是不是這個人的孩子，就去做DNA的測試。而DNA是什麼？難道不是每個人的生命基因嗎？

哪怕鬼怪或神靈。

當然，在他的這段話裡，那個「研究東方的歐洲人或美國人」顯然不是我，如果可以置換的話。比如東方之於西藏，比如那個研究者之於你。

誤解？是的，誤解。就像莊周所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而莊周之所以知道魚的快樂，是因為他在游水之時已形同於魚。可是，如果非要認為游在水中的魚並無快樂，甚至從無快樂，它只是被麻醉了，昏昏然、癡癡然地游來游去，卻毫不自知，徒然令站在岸上的人（他似乎是比魚更高級的生命）為之嘆息——唉，這芸芸眾生在大千世界的隔閡之深也莫過於此了。

可是，可是，我得說，被你視作「鴉片」的藏傳佛教恰如DNA一樣，已經深入我們的血脈，融入我們的血統，遺傳於我們的世世代代，使我們在生命的輪迴或者說迴圈之中，獲得了悟生死、離苦得樂的法寶。我得說，這實在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福報與光榮。是我的福報與光榮。抱歉，夏洛朋友，拂了你的好意。

然而，藏傳佛教怎麼可能是「全民靠一個人的宗教」？！如果是，那它就絕對不是佛教。因為佛教是一種不以他人為「救世主」，卻宣導個體生命以理性而非盲從的修心（也就是要修出一顆「菩提心」，其精要即利他，而不是利用「他」或為「他」所用）來獲得覺悟和解脫的古老智慧，否則，它怎麼可能會歷經千年的風吹雨打，迄今仍然屹立不倒，難以摧毀，並成為越來越多的現代人尋求生存意義的精神資源？！這仍然屬於常識，毋庸贅言。

話題扯遠了。對於藏民族來說，整個雪域高原恰如一塊天生就應該為佛教所養育的土地，還在一千三百多年前，那無形的，持久的，光芒中的光芒，黃金中的黃金，糧食中的糧食，總之一切珍寶中的珍寶，恰如一份恩賜，命定一般地降臨到了這塊高拔而遼闊的土地上，從此這塊土地上的人有福了，這塊土地上所有的生命都有福了。山還是這山，水還是這水，可這塊土地的性質改變了，它最裡面的，最重要的，那心臟一樣的，已經變了，徹底地變了。而這惟有藏人自己才知道。惟有他們，心領神會，心心相印，心曠神怡（不好意思，當我如此概而論之的時候，是不是仍然在將西藏符號化或者詩化？）

——聽聽，這不容分說的斷言，這似是而非的指責，這滿面正氣的裁決。原以為，今天這個與時俱進的時代已經是一個允許多元化的時代。

看來這世界確實存在具有大神通的高人（雖然他們常常謙虛地說自己是「無神論者」）。他們的法眼如電光火閃，能夠穿透青藏高原那一座座相連的山川（難怪一位漢族同胞揮筆寫下了《青藏高原》這支歌，且發出詢問：「難道說還有讚美的歌／還是那彷彿不能改變的莊嚴？」而這個「莊嚴」，與佛教的「莊嚴」似乎同義），直指我們的內心，看穿我們的內心——原來我們實際上是諱疾忌醫啊！

「思想資源」其實也是一個宏大的主題。而且應該承認，這也是言人人殊的主題。畢竟大千世界，芸芸眾生，連吃飯的口味都各異，更那堪頭腦裡的彎彎繞。實乃是蘿蔔白菜，各人喜愛。

寫到這裡，看見一位叫azara的網友的帖子，深有感觸，特摘引於此：

於是，度過了漫長的流亡歲月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對成於此亦敗於此的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這樣評說：「這套制度由偉大的達賴喇嘛五世所創，他是首位在宗教領袖的職務外，兼攝世俗權力的『法王』。不幸的是，雖然這個制度在過去一直運作良好，但在廿世紀卻是毫無希望地不合時宜。除此之外，經過大約廿年的攝政時期，這個政府已是十分腐化……」（《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

但是佛教並不因為我們的個體差異而為之所變。確切地說，因為追究生命本質的佛法而構建的佛教並不因為生命的外在形式之不同而不同。哪怕布希本人，哪怕薩達姆本人。哪怕毛澤東本人。哪怕達賴喇嘛本人。

記得當年達賴喇嘛在北京聆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誨時，毛主席無比關心年輕的達賴喇嘛，在諄諄教導了一番之後，突然俯首對達賴喇嘛說：「你的態度很好。宗教是一種毒藥，第一它減少人口，因為和尚、尼姑必須獨身；其次它忽略了物資進步」。達賴喇嘛聞言十分恐懼，心想：「啊！原來你是個毀滅佛法的人」。

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回答一位西方記者的採訪時，進一步剖析巨變之前的西藏說：「是的，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設……整個社會、宗教界、政治權甚至攝政本身都太無知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外界到底發生些什麼事情。他們依舊以為西藏是塊神仙地，因此高高在上不會受到人世間各種糾紛的波及。真是盲從盲信。」（董尼德，《西藏生與死——雪域的民族主義》）

何謂神權至上？佛教不同於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強調：這裡沒有比較高下之意）。佛教並不是有神論或唯神論。當然藏傳佛教也就不是有神論或唯神論。雖然佛教承認神通，也給予神靈和魔怪一席之地。但是。「大小神通皆小術，惟有空空是大道。」此乃佛陀所言。而佛陀本人也不是神。佛陀也是人啊，是覺悟的人，得到大自在的人，當然也就成為人上之人，所以就有奇蹟了，至少是讓一種宗教在世界上傳播了二千八百多年。神算什麼？只不過是一種比人和_圖_書稍微厲害（神的厲害在於具有更強的力量）的生命罷了，它的地位並不太高。神也有生老病死，神也有脾氣，而神如果變壞了，就是魔了。藏傳佛教本身並不也從未將神以及魔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然而，有趣的是，在我們的夏洛朋友看來，他的表述似乎才是傳達了真實。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他像是我們肚子裡的蛔蟲。——冒犯，冒犯。

又得老話重提了。我曾經說過：「無論如何，關於『西藏』的真實話語應該由西藏人自己來表達。必須要由西藏人自己來表述西藏。問題在於堅持什麼樣的立場而這至關重要。並不因為你是西藏人，你就擁有真實和準確地表述西藏的權利。你是一個西藏人，這個身份固然在你表述西藏時有了一種可靠，但你若不是一個具有獨立品格和懷疑精神的思想者，你所表述的西藏同樣是依附於某種觀念甚至意識形態的。那麼，你表述還不如不表述！」

前兩天，見了幾個朋友，有趣的是談話間說到了宗教，竟才發現同席就餐的幾個人幾乎各有各的信仰。他們都是可以擔當「知識份子」名義的人（什麼是「知識份子」？我所敬佩的一位朋友說，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之所以是「知識份子」，需得符合這樣兩個性質：一是原創性；二是批判性，二者缺一不可），其中一人不但在寫作中以基督教為資源，而且在精神上以此為信念；還有兩人雖然並未具體傾向何種宗教，但對終極的追問和對永恆的追求卻從來體現在他們的寫作和思考之中，而那不是真正的宗教意識又是什麼？還有一人，早已從一著名的學府獲得了碩士的學位，卻乾脆削髮著袈裟，走入西藏東部那為積雪覆蓋的山谷中的一所佛學院。——強調：那是一所藏傳佛教的佛學院。再強調：他並非藏人而是純而又純的漢人。

達賴喇嘛在他的傳記中繼續寫到：「他怎麼會這麼誤解我？他怎麼會以為我不是衷心信佛？」

可能我也中了鴉片的毒了，可那樣不挺好的麼？

夏洛說：「全民的希望和思想都寄託在一兩個人身上，這樣的宗教負面作用肯定大於正面作用。考察現在世界宗教，全民靠一個人的宗教已經極少了，差不多都淘汰了。」

不過迷信的人們確實多如犛牛身上的毛。這得承認。世世代代生活在具有絕對高度（有人比喻為「天堂高度」）地帶的廣大藏族人民，日日夜夜面臨著並經受著大自然的千變萬化，反覆無常。生命中的許多時刻既有瀕於極限考驗的危急之時，也有融於天人合一的愜意之時，神與魔似乎無處不在，與人們同呼吸，共命運。那麼，如何叫他們不迷信呢？

看來，藏傳佛教不僅僅作為過去生活的思想資源（乃至精神資源）哺育了我們這個古老的少數民族，也有能力作為現代生活的思想資源（乃至精神資源），不但繼續哺育著我們這個顯然落伍的少數民族，而且還哺育或吸引了一些或者說越來越多的藏族之外的現代人，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不認為布希的兒子與藏傳佛教有關。雖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每個人或許都與藏傳佛教或者說佛教的基本理論有關。

最近，由一張關於西方兒童被確認為藏傳佛教的一位轉世活佛的圖片，在「新西藏論壇」上引發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一位叫夏洛的漢人網友針對藏傳佛教及其信眾進行了他的「力爭站在文化的本質高度衡量文化本身的價值」的發言。作為一個佛教信徒，作為一個藏人，在此我也作一發言（與夏洛不同，我的發言與立場有關，但可能並不具備高度），以示回應，也以示質疑。

那時我終於相信，這些人組成的民族是異常強大的，儘管他們每個人只穿著解放鞋，披著擋雨的塑膠薄膜，拄著青竹杖。這些人信仰的宗教，有著極其堅韌的力量，因為他們並不依靠所謂現代的技術，而植根於幾千年文明的土壤，並同周圍歷史更久遠的山川樹木融為一體。記得《魔戒》中的樹鬍子嗎？他們才是中洲最具生命力的種族。

——鴉片是什麼？「金山詞霸」告訴我們：鴉片「通稱大煙。得自罌粟乳汁乾燥物的一種藥物，乳汁由罌粟未成熟蒴果而得，味苦且辣，是一種有刺|激性的麻醉毒品。」

但回顧在西藏度過的時光，他充滿懷念地說：「古老的西藏並不完美，然而，實不相瞞，當時藏人的生活方式確是獨樹一格，有很多的確值得保留，如今卻是永遠失傳了。」一九五六年，在一次去西藏某地的出遊中，他遇見了一位牧人——「『你是誰？』他問道。他長得又高又壯。頭髮既長且粗，就像犛牛一般。『我是達賴喇嘛的僕人。』我回答道。……因為他非常純樸，我很高興發現他的宗教信仰深厚；即使在這偏遠的地區，佛法也如此興盛。他過著普通的農民生活，適應自然和環境；但是對他眼前地平線以外的世界卻不太有興趣。……對這次談話，我非常高興；因為這給我許多有用的見識。尤其我還學到：雖然這個人完全沒有受過教育，但是他知足；雖然他沒有最起碼的物資舒適，但是他安全、無慮，因為他所過的生活就像以往無數代祖先所過的一般，無疑地，他的孩子、孫子也會同樣生活下去。同時，我瞭解到這種世界觀已經不合適了，不管共產黨搞得怎樣，西藏人無法再活在刻意選擇的寧靜隔絕中。」（《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

但是不是多少還得寫一寫？比如引經據典，聽聽這樣一些言論：

六月份我去外轉神山卡瓦格博。在綿延的山路hｅtuboｏk•ｃｏｍ.cｏｍ上，數百人的隊伍裡，我是唯一的「混在藏人中的漢人」。但認識藏族多年以後，我終於有一次機會，不再是作為一個調查者，旅遊者或記者，而是以朝聖者的身份進入他們的隊伍，因為我是隨一家人步行去的。

在此，且不說答案是什麼，而是這一個個問號彷彿是貼在我們身上的標籤。是的，一個個與眾不同（這裡的「眾」指的是相對於藏人的其他「眾」）的標籤構成了頗具特色的西藏符號。這原本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卻成為需要我們面對的西藏符號，而當我們籠統解釋的時候，是不是，也在有意無意地將西藏符號化？

——藏傳佛教的本質是什麼？接下來我們終於要談到這個宏大的主題了。是的，很宏大，儘管對於許許多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西藏人來說，它只是一句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而你可以說他們其實並不解其意，那每一個神秘的發音構成了「鴉片」在點燃時繚繞不絕的煙霧。但是，無論藏傳，還是漢傳，還是南傳；無論小乘，還是大乘，還是金剛乘——歸根結底一句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應該說這才是佛教的本質，它以人為本，以眾生為本。

哪怕天空中飛翔的鷹鷲，哪怕過街的老鼠。等等。等等。

夏洛說：「很多藏族知識份子不去立場鮮明剖析藏傳佛教，主要是出於民族凝聚力的考慮，他們並非支持藏傳佛教，而是愛自己的民族，即便這是個病弱不堪、諱疾忌醫的民族；其實對於藏傳佛教的負面作用他們是心知肚明的。」

至於說到「希望」，當然，當然是希望。——這個民族的，這片土地的，希望！

這些符號是我們的屬性嗎？或者，一個民族的自身屬性是什麼呢？比如，漢語裡的「西藏」，藏語裡的「博」，英語裡的「TIBET」，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具體內容？正如學者余英時所說：「『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麼樣的具體內容，恐怕今天誰也說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詞呢？政治名詞呢？文化名詞呢？還是種族名詞呢？我敢斷言，無論是從地理、政治、文化、或種族的觀點去試圖對『中國』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說，馬上便會引出無窮的爭辯。」（《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

夏洛說：「即便並非所有的宗教都是鴉片，我仍然覺得藏傳佛教的客觀效果基本上就是鴉片。」

是不是為了發展，我們就要拋棄我們的根基、記憶和家園？是不是為了發展，我們就只能成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我們當然可以推倒已經破朽的舊屋，建立舒適的新屋，但我們難道就不能把舊屋裡的那些珍貴的回憶帶進我們的新屋？難道就不能把舊屋裡曾經給予我們慰藉的那些精神寄託——比如一幅唐卡，一尊塑像，一盞酥油燈，一塊嘛呢石——帶進我們的新屋，繼續伴隨我們的生命，充實我們的生活？誰說過，連同這些全都要被現代化的「鐵掃帚」（過去是革命的「鐵掃帚」）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一個也不留？

在此，之所以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並非蓄意刻劃某種界線，而是事實本身即如此。當然，如果要細加說明，還可以附加上許多。但一個人內心的事實即如此。或許並不重要，不值一提；或許實際上很重要，因為這與立場相關，並非一種「可有可無的虛架子」，就像薩義德所說：

曾經可能擁有機會接觸並接受現代化來實現自身變革的當時西藏，正如西藏歷史研究學者梅．戈爾斯坦所總結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想方設法地保護西藏所崇奉和珍視的佛教教義和思想觀念，使之不受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可能帶來的危害，寺院集團和宗教保守勢力設立了一整套條件予以限制，而噶廈政府卻沒有能夠憑藉這些條件來捍衛和維護那些真正的宗教教義和制度免遭中共的打擊。」而且，「統治者內部迅速而不尋常的變化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後果使西藏陷入內亂之中，而當時西藏所面臨的外部威脅正在逐步升級，最後終於導致西藏政教合一政體的傾覆。」（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

糌粑和酥油茶屬於地方飲食，不必囉嗦。高山反應與地理學和病理學相關，亦可不提。況且這世間有的是相似海拔的區域，並非西藏的專利。獨獨這樣一種宗教，即使是在佛教體系裡也獨樹一幟，甚至被賦予專用名號的「藏傳佛教」（也曾被稱之為「喇嘛教」），似乎才是這個民族獨具的屬性。——是這樣嗎？

張承志這個曾經在蒙古大草原上當過多年知識青年，因此將其視為自己的文學安身立命的三塊大陸之一的作家，在一篇回憶插隊所住的蒙古人家的老阿媽的文章（《二十八年的額吉》）中提到了「發言者資格的問題」。他說：「代言的方式，永遠是危險的，聽見對我的草原小說的過份誇獎時，我的心頭常掠過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種漫長的侵略和壓迫。」

接著他這樣分析道：「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毛澤東誤解了我對科學、物資進步的高度興趣。我的確是想使西藏和中國一樣現代化，我的心基本上也是科學的。因此唯一的可能是，他對佛法的無知，他忽略了佛陀曾開示說，任何修習佛法的人應該要親自檢擇它是否正確。因為這樣，所以我一向對現代科學的真理、發現持開放的態度。也許這樣也使毛認為：對我而言，宗教的修持只是一種依靠或習俗罷了。不管他怎樣想，現在我知道他完全誤解我了。」（《達賴喇嘛自傳：流亡中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