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這一番話，既非自剖，也不是自辯，而是舒非女士向我提出的交換條件——我請她全盤負責編選，她要我寫一篇新的自序。走筆至此，也應該鞠躬下台了。在此再次感謝舒非女士和香港三聯書店的厚意，使我的這些文字又得到一條新生命，但願也能為厚愛我的讀者帶來些許新的樂趣。

然而，舒非女士卻對這些文字特別偏愛，並以選集形式編輯存留，這當然令我十分感激，但又覺得這些「私情」再度公諸於世，有點不合時宜——因為二十一世紀的這一代華文讀者可能不喜歡這種半抒情半議論的模式：它似乎筆鋒常帶感情，但昇華後的感情又未免太過抽象或不着邊際；它雖有感而發，卻不痛快淋漓；它像是有學理根據卻又缺乏精闢的論證；和-圖-書而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它的文體太過簡潔缺少文采（style），偶有妙筆卻不能生花。這些缺點我都承認，但也不得不承認這也是我刻意製造出來的效果。和所有現代人一樣，我時時要故意收斂自己奔放的感情，更時時自嘲，生怕這個「自我」在行文中太過膨脹，可又無法泯滅這個自我而作純客觀的論述。於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的這種文體就應運而生，到底是好是壞，也只能由讀者自作取捨了。

在舒非女士敦促之下——又經過她悉心的挑選——這本小冊子才得以問世。作為這些文章的「始作俑者」，我和圖書一向對自己的舊作不忍卒讀，然而此次選出來的文章，卻勾起我不少情緒上的波動，因為它們大多和我過去某些特定時空中產生的情緒有關：父親李永剛和當年岳父安格爾的去世；自己因背痛而卧地重讀卡夫卡；重遊布拉格時的百感交集；世紀將盡的那幾天，在我心靈上所感受的逼迫……那都不是很平靜心情下的作品。董橋先生會經指我的「學問」是行萬里路之後才「走」出來的，此言不虚；我甚至還要加上一句：我的散文和雜文也是在經歷各種不同的境遇後有感而發的。可是我總覺得人生有些東西，當事過境遷之後，就煙消雲散了，況且我向來認為自己的文章沒有什麼存留的價值。

在思想內容上，這些文章未免沾有一點「洋味」hetｕｂｏoｋ•ｃｏm.ｃｏm，這也是個人經歷所造成。長年在美國任教，雖然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但時勢所趨，也看了不少西方書籍——包括文學和文化理論，所以在思想上關懷的問題（譬如「現代性」modernity）往往都和我閱讀的外國理論有關。可自己又不願受到西方理論的桎梏，因此用中文寫雜文對我是一種心靈上的解放。雜文的文體使我不必遷就那些理論的框架，得以自由的發揮，但是理論的陰影還是藏在腦後，不時趁虚而入，這個集子的前幾篇文章，都是在兩種焦慮——世紀末的時間焦慮和現代性的理論焦慮——影響下寫出來的。我認為某一種論述或叙說就應該有某一種文體，在一篇雜文中用理論方式說大道理，絕非這種文體所能負荷，和圖書然而我又不願用诘屈聱牙的學院文體寫不中不西的理論文章，所以多年來我的中文作品都是非學術性或略帶學術性的小品文或雜文，和其他學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學者）相較，我的文章也顯得太「輕」了一點。

「輕」和「重」這兩個觀念，本來出自昆德拉的小說，近年來被人不斷沿用之後，似乎有避重就輕的趨勢，然而故意輕描淡寫，並不一定能使文章生色；故意迴避重大問題，也會顯得沒有思想深度。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如何選材如何寫，這是所有作家面臨的共同問題。我的性格和經驗，使我無法寫出長篇大論式的「刺猬型」作品，所以往往作「狐狸」：以文章的篇幅限制為藉口，常常對重大問題——譬如「現代性」——點到即止，不繼續發揮。從學理的立ｈｔｔps://ｗww•ｈｅtubｏoｋ•coｍ.ｃｏm場而言，這是一大弱點。我想大部份的讀者，也不想從這些文章中汲取過多的學識養分，而是更想從中「偷窺」一些個人心靈上的經驗，即便如此，我也心滿意足了，因為我最關心的學理問題就是一種文化上的「感性」（sensibility），這種感性目前在西方文化理論上反而沒有受到注意，所以也無高深的理論可以爱引，我只好另起爐竈，想從雜文寫作的實踐中提煉出一點理論思緒，也許可以有助於我將來的學術論述，目前還在試驗階段，理論上是否能成型，目前言之尙早。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卻不知不覺地把個人的感性流露出來了，這一個感性的自我，並非捏造，但也非隱私，只不過是一種經過思想和語言過濾後的真性情，而眞性情一向是我待人處世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