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個人的經驗裡，台北和北京街頭的計程車司機，都歡喜談論政治。不同的是北京的司機說得比較含蓄，台北的則比較直截了當。

爲了印證杭氏的看法，趙紫陽智囊班底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比較分析了一百多個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發現在溫飽問題未能解決時，人民的社會要求是低層次的、慾望容易滿足。溫飽解決之後，人民的要求就多樣化。由於期望上升，各種「運動」就跟著而來，是爲「從溫飽向小康轉軌的社會不穩定期」。但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卻沒有出現這種現象，「體改所」歸功於三地的政治強人統治，壓抑人民的需求慾望，使經濟和政治發展能在政府計畫和掌控下逐步實現。

hetubook.com.com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就容易多元化，但一時間「百花齊放」的結果，制度的建立就趕不上。政府回應了太多的「民意」，卻來不及塑造夠水準的民主。於是政治、經濟生活秩序混亂，政府無能力，少威信，徒有現代化之名。這時人民不免「發思古之幽情」，渴望由一群精英分子作善意的威權領導，這就是中國人數千年來所嚮往的「聖君賢相」式的政治。

答：……我相信，如果在政府中央的核心領導群誠實、有道德、有決心、會組織，能夠將影響力向下貫徹到行政體系，到社會大眾，經過一段時間就可以做到。這需要時間，要有時間讓人民知道你正在m.hetubook.com.com有效的清除腐敗、掃除利益關係、掃除裙帶關係，人民看到你正在建立榮譽、誠實、公平、正義。也許需要五年、十年的時間，但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有效，而且由上到下開始執行，而不是由下到上，只抓小魚姑息大魚犯錯，五年後就會有明顯的變化，人民的態度就會不同。

於是「新權威主義」在大陸風起雲湧般的竄起來。「新權威」當然是相對於「舊權威」而來的。舊權威是無所不在的全面性控制，新權威是有現代化知識做基礎，保障經濟自由，但控制政治自由。「新權威主義」應不應該這樣定義？能不能行得通？還在議論未定時，八九年六月四日人民解放軍已開上天安門廣場ｗｗw.ｈｅtｕbｏok.ｃoｍ•ｃｏｍ，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統統都被坦克車輾碎了。

那位司機先生也許不是想要一個李光耀，而是要個新加坡。在那兒，環境整潔，政治清明，人民有尊嚴，國家有地位。只要有人給他這些，是不是李光耀並不打緊。

這話不免使我意外。「新加坡不准嚼口香糖，你願意嗎？」我問他。「願意！亂吐口香糖本來就不對嘛！」他答得很肯定。「犯錯要打鞭子哦？」「只要不犯法，怕什麼？」「至少你不能像現在這樣子開車，超速、走公車逆向道、還搶黃燈。」「你以爲我喜歡這樣呀！不這樣就走不動，我一天能做多少生意？」

那天我坐上一輛計程車，年輕的司機主動跟我聊天。他當然首先批評交通紊亂，然後是環境汙染、政府無效能以及議會與行政部門聯手揮霍無度。他嘆一口氣說：「台灣要是有李光耀就好了！」

問：新加坡政府以效率著稱，換句話說，也就是政府有公權力。要如何建立有公權力的政府？

各位中華民國同胞！您對李光耀的答復，有何高見？

要一個像李光耀這樣的人來統治！這聲音好熟，不就是一九八六年大陸「新權威主義」的翻版嗎？那時大陸的改革開放有了危機，出現了亂象，一批知識分子想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的理論上找出路。杭氏觀察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發展軌跡認爲，它們從農業社會轉化到www.hetubook.com.com工業社會的過程中，存在著相對專權的政治現象，即由政治精英和科技官僚組成的「威權主義」政府，通過國家權力的集中，讓現代化容易衍生的工運、學運、環保運動和政黨傾軋等活動，延緩下來，使社會穩定，經濟得能快速發展。於是大陸翻譯出版了杭廷頓那本名著《政治秩序與政治發展》。

新加坡之所以臻此，一般人認爲是政府有公權力的結果，這也是李光耀最感驕傲的地方。本年五月號《天下雜誌》有一篇殷允芃女士訪問李光耀的文章，開宗明義就談公權力：

可是聖賢不多，而權力使人腐化，凡強調人治的地方法治必然不彰，威權與獨裁只是一紙之隔。八九年「六四」天安門的槍聲，是對八六年以來「新權威主義」論述的具體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