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許多讀過安妮．法蘭克日記的人，非常希望參觀密室，克萊曼先生帶人簡單四處參觀，但要求參觀的人數不停增加。一九五五年，歐佩克塔公司搬到阿姆斯特丹西區的現代大樓，那一整排房子賣給一間叫貝豪斯（Berghaus）的公司，該公司計畫拆除老屋，興建新辦公室。奧圖與克萊曼先生開始設法搶救這棟建築，荷蘭新聞媒體以行動支持，《自由人》（Het Vrije Volk）刊登一篇文章聲明：「如果這棟屋子拆除，全荷蘭將會蒙羞。」支持者在拆屋預定日於屋外集結抗議，拆除工程於是延期。一九五七年，奧圖與克萊曼先生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協助下，成立安妮．法蘭克基金會（Anne Frank Stichting），宗旨如下：「收回王子運河二六三號，必要的話，加以整修，特別保存密室，以及安妮．法蘭克日記中所宣揚的理想，那是她留給世人的遺產。」貝豪斯那一年慶祝創立七十五週年，為表示友善，捐出該棟樓，基金會並以募得的資金買下隔壁的屋子。

藏匿者殘留的痕跡，只有安妮的原始壁紙，牆壁貼著她收集的影星明信片與剪下的雜誌內頁。照片往往最令訪客動容，威斯特拉先生說：「他們的反應是沉默，照片深深烙印在他們的心上，他們無法交談。」在安妮父母的臥室牆上有一張諾曼第小地圖，奧圖用大頭針追隨盟軍的進展，還有一張記錄安妮與瑪歌成長的身高表。每間房間放置藏匿者使用過的物件，包括伊迪絲．法蘭克的祈禱書、奧圖的《博茲劄記》（狄更斯著）、瑪歌的幾份拉丁作業。樓上起居間的牆壁有一份菜單，是蜜普和詹留下過夜時，安妮以樓下打字機打出的。

這一切的開始，是她的日記在她遭到逮捕後結束，而幕後功臣則是密室的唯一生還者——她的父親奧圖．法蘭克。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下午，在安妮與其他七名藏匿的猶太人遭到逮捕，連同兩位協助者約翰斯．克萊曼與維克多．古格勒一塊被帶走之後，在該棟樓工作的秘書蜜普．吉斯與其他幾位辦公室員工上樓進入密室。蜜普回憶：「他們檢查了所有的櫃子，地上散落著書本、文件與任何對『綠色警察』不重要的東西。我們找到幾張紙、一本舊帳簿和幾本安妮的作業簿，她的格紋日記本寫完了，她在我們給她的簿子上繼續寫。」她們不敢在上面待太久，但是蜜普把筆記本和紙張收拾起來，鎖在她的辦公桌裡。隨後不久，一間搬家公司就清空了密室。

奧圖讀日記讀到入迷，寫和圖書信給在巴塞爾的母親：「我無法放下安妮的日記，實在太令人驚訝了……我絕對不能讓這本日記離開我的視線，因為裡面有太多其他人不該讀到的内容。」不過他後來決定選出若干段落與親朋分享，親朋讀了之後，鼓勵奧圖出版完整的日記。起初他猶豫了，而後回想起安妮自己在日記所言：「你早知道，我最大的心願是成為記者，之後再成為知名的作家。不管怎樣，戰爭結束後，我想出一本叫《密室》的書。」

「我希望死後還能繼續活著！」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的日記中，安妮．法蘭克寫下這句話。六十三年後，她的日記受到全世界讀者的喜愛，已經翻譯成七十五種語言，賣出大約三千五百萬本。她大概是二十世紀最知名的少女，她的臉龐成為猶太大屠殺的象徵，她寫日記的那棟阿姆斯特丹建築，一年吸引將近百萬名訪客。

為了避開依舊進行的戰事，奧圖．法蘭克從奧斯威辛集中營出發，取道俄國與法國，花了四個月時間，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抵達阿姆斯特丹。他早知妻子已經逝世，期盼能在阿姆斯特丹找到女兒，當女兒的命運確定後，蜜普將安妮的文字作品交給他，並說：「這是你女兒安妮給你的遺產。」他把東西帶進私人辦公室，獨處了「好幾個小時」。日後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開始慢慢閱讀，每天只讀幾頁，再多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無法承受痛苦的記憶。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新發現，一個與我所失去的孩子截然不同的安妮出現，我不知道她的思想和感受這樣深刻。」

電影在一九五九年首映，最後一個畫面是阿姆斯特丹的白雲，上頭有一行字：「儘管發生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性本善。」許多人誤以為這句話是日記的最後一行，其實這是奧圖選出來的文字，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必須不停（對德國年輕人）傳達這些訊息，因為跟安妮一樣，『儘管發生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性本善。』」電影並不賣座，但得到八項奧斯卡獎提名，最後榮獲三座獎項。此後還有許多電影與紀錄片以安妮．法蘭克為主題，羅伯．道漢林（Robert Dornhelm）在二〇〇一年拍了電影，由班．金斯利（Ben Kingsley）飾演奧圖，詹．布雷爾（Jon Blair）則在一九九五年執導了英國紀錄片《緬懷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Remembered）。和_圖_書

奧圖堅持這棟樓房不只是紀念女兒的博物館，希望它成為來自世界各地年輕人的聚會場所。創始初期在基金會工作的安妮克．史汀麥傑爾（Anneke Steenmeijer）回憶：「對他而言，教育層面最重要，他一點也不希望這裡只是一間博物館。」迄今，博物館依然主辦國際會議與教育工作坊，強調各種形式的迫害，奧圖將安妮塑造為容忍的普遍象徵，因此除了猶太大屠殺，安妮之家的訪客也會了解人權、歧視與種族偏見。

建築前半部已經現代化，密室則保留原樣，幾位基金會董事十分希望在裡面擺設家具，讓參觀民眾了解藏匿者的日常生活，不過現在依舊按照奧圖的希望未放置任何家具。他說：「戰爭期間，一切都被搬走，我希望保持那樣的狀態。」曾有大眾指出裡面房間非常寬敞，但奧圖告訴他們，那是錯誤的印象：「千萬不要忘了，難以承受的壓力無時無刻不存在著。」

第二年，舞臺劇搬到德國公演，一位劇評家寫道：「在柏林，落幕後，震驚的觀眾默默坐在原位，沒有掌聲響起，唯有一陣越來越響亮的痛切啜泣聲打破悄然的寂靜。接著，柏林人魚貫步出戲院，依然不發一語，彷彿不敢迎上他人的目光。」在接下來短短幾個月，這齣戲在另外五十八個德國城市演出一千九百八十四場，觀眾超過百萬，德國人開始以「安妮．法蘭克」為街道、學校與少年活動中心命名。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期間，日記在荷蘭出現十五個新版本，在一九五八年，荷蘭、英國、德國、法國、美國、挪威、丹麥、瑞典、日本、以色列、義大利、匈牙利、芬蘭與西班牙都出版了日記。到了一九五八年一月初，舞臺劇的總收入已經超過兩百六十萬美金。

多年下來，奧圖放棄找出出賣他們的人，反而致力散播「安妮追求和平與同情之理想的精神。」他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們再也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只能記取過去的教訓，明白什麼叫歧視與迫害無辜人民。我相信反偏見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他的第二任妻子艾爾芙麗德始終支持他的使命，伴隨他前往各地，包括到美國成立美國安妮．法蘭克基金會，以及到德國烏帕塔查看為二十戶難民成立之安妮．法蘭克村的興建工程。夫妻二人在家招待一群又一群的訪客，討論日記及其啟示，奧圖還堅和_圖_書持親自回覆每一封他所收到的來信。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他在一場訪談中形容自己：「角色奇怪……在正常的家庭關係中，一般是孩子才有榮幸接下出名的父母的未竟之業，但在我的例子上，角色則顛倒過來。」他在一九八〇年去世，去世前一年說過：「現在我將近九十歲了，我的能力慢慢衰退，但安妮留給我的職責賦與我新的力量——為和諧與人權而戰。」

日記在荷蘭賣得不錯，荷蘭語版本在三年内印刷了六次，但比較之下，這個開始依然相當緩慢。美國的銷售情況則不同。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美國版本發行，出乎意表，五千本在當天下午便銷售一空。出版商趕印第二刷，印了一萬五千本，同時戲劇經紀人、製作人與電視節目總監急著爭取改編版權。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一齣根據日記改編的百老匯戲劇在紐約克爾特劇院上演，觀眾包括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等人。奧圖寫了一封信給導演與演員，解釋他無法出席首演的原因，這封信釘在後臺的布告板：「你們將會明白，這齣戲對我而言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舞臺上搬演我的妻女及我的故事，對我是一件痛苦的事，因此我不可能前往觀賞。我的心永遠與你們每一個人同在，希望此戲大獲好評，故事的啟示可以透過你們盡可能傳達出去，喚醒觀眾心中對人道的責任感。」日記在美國熱賣（書及舞臺劇皆是），在荷蘭也立刻成了暢銷書。

參觀結束後，博物館邀請訪客在簽名本簽名。一九九四年羅傑．摩爾（Roger Moore）寫下：「這棟屋子應該永遠存在，讓世人同意這種事萬萬不能再發生。」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也在同一年寫著：「安妮．法蘭克以死亡換取其他人記取教訓，非常特別的一趟旅程。」一九九八年丹．艾克洛德（Dan Ackroyd）寫下：「在這樣一個簡樸的地方，想像人類追求憐憫與寬容的動人過程。保存這項極其重要的歷史遺跡是非常偉大的工作，謝謝。」

三年後，在一九六〇年五月三日，安妮之家正式對外開放。那天上午，奧圖、蜜普、詹、貝普、克萊曼夫人與市長范．豪爾獨自進入密室片刻，在之後的開幕典禮上，奧圖情緒波動得無法自持，於是縮短了演講內容：「請原諒我，我無法再次談論戰爭期間在這裡發生的事，那對我而言太難了，我說不出口。」他告訴記者，這間屋子「不是博物館，也不是朝聖地，而是來自往日誠摯的告誡，以及https://www.hetubook.com.com對未來希望的使命。」

熟讀日記的訪客爬上早已熟悉的窄梯，看見擺了卷宗夾的原始書架，密室就藏在後面。窗戶有遮光簾，但訪客透過鏡子可以見到底下後院的西洋栗木，聽見西教堂鐘樓的鐘聲。頂樓展示那本著名的紅白格紋筆記本，這是安妮十三歲時收到的生日禮物，是她的第一本日記本，也是唯一長久展出的筆記本。安妮的其他日記本與若干散裝的日記紙頁，則與她的「最愛名言錄」和收錄她創作的「故事」筆記本輪流展出。

如今，奧圖著手的工作透過瑞士安妮．法蘭克基金會與世界各地安妮．法蘭克相關組織繼續運作（安妮．法蘭克基金會擁有安妮日記的著作權），安妮之家也與時俱進；舉個例子，密室窗前安妮的那棵西洋栗木已有一百五十年歷史，後來長了黴菌，必須砍掉，現在它藉由互動式網站活在虛擬空間中。在二〇〇六年，愛瑪．湯普森（Emma Thompson）成立網站annefranktree.com，你可以在網站選擇一片虛擬葉子，與一群感覺與安妮．法蘭克相連結的人聯繫在一起。博物館要求訪客在參觀的最後思考今日「自由」的定義，透過名為Right2Choose的互動式論壇討論，還邀請訪客票選目前與人權和言論自由最為相關的議題，例如描繪先知穆罕默德而引發許多爭議的丹麥漫畫，以及信仰伊斯蘭教的女孩在校是否該獲准圍頭巾。威斯特拉先生說：「我們認為應該向大眾提問，強迫他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因為這是維持民主精神的方法，而民主精神可以反擊獨裁政體。」透過這些活動、日記內文與她藏身的建築，安妮．法蘭克在逝世多年以後絕對依然繼續活著。

第一年有九千人參觀博物館。其後十年，人數達十八萬，其中十萬是美國人。人潮導致建築結構出現問題，在一九七〇年，博物館不得不關閉整修數個月，在一九七一年重新開放，這時博物館顯然不能靠捐款繼續維持，於是開始收門票，但是訪客數字持續增加。在一九九七年，七十一萬人走進大門，博物館無疑需要擴大空間，於是又關閉改建，增加了展覽空間、書店與咖啡館。前屋的辦公室重建出一九四〇年代的風貌，密室則維持原始狀態。在一九九九年，荷蘭女王碧翠克絲為博物館重新揭幕，從此以後，每年有九十萬名以上訪客參觀，今年（二〇〇七年）正值日記在荷蘭出版六十週年，人數可望超過百萬紀錄。多數訪客來自英語系國家，百分之二十五來自英國，百分之二十五https://m.hetubook.coｍ.ｃｏm來自美國，百分之十五來自荷蘭，剩餘的百分之三十五來自世界其他地方。

安妮之家的參觀行程以片刻的内省開始，訪客先看到安妮．法蘭克的照片，聽見摘錄自日記的一段文字。擔任安妮之家館長二十三年的漢斯．威斯特拉（Hans Westra）說：「大部分訪客正在度假，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重新集中注意力，他們腦中往往浮現一個少女的形象，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指出安妮．法蘭克的文字不僅僅是一名少女的文字，而是一個能夠深思的少女的文字。」接著他們帶領訪客走上精心規畫的單向密室參觀路線。威斯特拉先生說：「一般人通常知道大屠殺的事實與數據，但走進屋子，一切才變得非常真實，他們明白了與你我一樣的老百姓活在恐懼之中並且遇難，不公不義的事實擺在眼前。」

這時好萊塢也參與熱潮。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奧圖與二十世紀福斯電影製片公司簽下日記電影版本的合約，製作預算為三百萬美金，外景在阿姆斯特丹拍攝，密室則在好萊塢攝影棚按照比例重蓋。奧圖在美國待了兩星期，提供藏匿期間日常生活的實際資訊。在他心中，飾演安妮的首選是奧黛莉．赫本（Audrey Hepburn）。赫本本人在荷蘭經歷這場大戰，一九四七年時便讀過出版成冊的日記，表示日記「毀」了她，她也是第一批參觀王子運河二六三號密室的人，不過最後回絕了這個角色。她告訴奧圖：「我不想為自己的利益利用她的生死——多賺一筆薪水，或者因電影演出而獲得讚美……再承受一次，我一定會毀了自己……我實在無法面對。」最後安妮一角由來自紐澤西州十九歲模特兒米麗．柏金斯（Millie Perkins）擔任。

尋找出版社的任務起初顯得困難重重，起碼有四間重要荷蘭出版社拒絕出版這本日記，接著奧圖把日記交給知名歷史學者詹．羅邁因（Jan Romein）閱讀，羅邁因十分感動，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的荷蘭《格言報》（Het Parool）上：「我讀完時，夜已深，我很驚訝發現燈還能用，我們還有麵包和茶，我聽不見飛機在上空發出嗡嗡聲，街上也沒有軍靴喀喀喀地走動。——我讀到入迷忘我的境界，被帶回那個距離我們已經將近一年的不真實世界。」由於這篇文章，接觸出版社（Uitgeverij Contact）於一九四七年六月限量印刷了一千五百本，採用安妮自己選擇的書名：《密室》（Het Achterhu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