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好奇地問：到底愛因斯坦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他們希望親眼見見這個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於是，愛因斯坦開始接到每一個國家的邀請，請他去演講。他覺得非常驚奇，但是他一向喜歡滿足人們的好奇心。他願意離開他那個狹小的職業圈子，出去接觸新的人群。對他來說，離開柏林及德國是件十分新鮮的事，能够離開這個煩人而不舒服的氛圍，看一看新的國家總是好事。

在布拉格，像大部分其他曾屬於奧匈帝國的城邦一樣，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花在咖啡館中。在咖啡舘裡，人們看報，閱讀雜誌，和朋友及熟人會面，討論商業上、科學、藝術及政治上的問題，許多新的政黨，新的文學學派，新的商店都在咖啡舘中奠基成立的。然而經常也有人獨坐其間，讀書或寫作。許多學生在此準備考試，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房間太冷、太暗，或者僅是因為太陰沉了。愛因斯坦想訪問這些地方，他對我說：「我們一定要去看看幾家咖啡舘，看看這些不同階層的人經常往返的地方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因此，我們很快地訪問了幾家咖啡館；其中一家裡頭是捷克民族主義者，另一家則是德國民族主義者的地盤，這兒是猶太人，那兒是共產主義者、演員、大學教授等等。

經過這一串抽象的討論之後，人們提問題的熱潮漸漸消退下來，於是愛因斯坦說道：「好了，諸位先生們，我希望我已經通過了這場考試。」接著是一些比較讓人們感興趣的話題，有人問愛因斯坦夫人是否了解相對論：「噢！我不懂，」她用一種友善而微帶驚訝的聲音回答：「雖然他曾經解釋許多遍給我聽，但這對我們生活的幸福並非是絕對必要的。」

愛因斯坦不但被當做是猶太人的代表，加上因為他離開柏林學院前往美國，他使用德文，因此他也被當成是德國科學界的代表。這時，世界大戰正結束不久，因而也使他在某些地方引起敵視。

郞基文一路上提心吊膽，因他離開巴黎時就風聞有一群愛國青年及民族主義份子要給愛因斯坦在車站來一個不友善的歡迎。法國官方及郎基文本人都不希望有這種事來破壞這次訪問。途中郎基文打聽巴黎的情況，接到巴黎警方的電報，告訴他說一群青年圍聚在火車站前，郎基文遂帶愛因斯坦由一岔道離開車站，沒有一個人來迎接他們。愛因斯坦很高興這樣躲過了記者及攝影機的騷擾，可以自己走進地下車站，然後不受人注目地進入旅館。

拉特拿出殯那天，共和政府宣布全國學校、劇院休息一天為他致哀。大學也奉命停課，但是列那，這位海得堡的物理學家卻拒絕遵守命令。當社會主義工人在街上遊行，開會聲討謀殺者及其反動的支持者時，列那照常在課堂上課。一些同情暗殺者的學生熱烈地聽他演講。一群工人經過學校時，看見課程還在進行，認為這是縱容刺客的行徑，就衝進了學校，把列那拖了出來，帶到街上，激烈份子並打算把他丟入納卡河（Neckar River），幸好，經過一些緩和份子的勸阻，才把他交給警方，警方卻立即釋放了他。

一九二二年的十一月十日，在愛因斯坦東遊途中，瑞典科學院決定頒發物理學獎金給他。雖然他早已成為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但瑞典皇家科學院仍然花了很長的一段時日，才決定頒獎給他。

這種代表他的一些政治、文化觀點的場合，常伴隨著他的科學演講交替出現。有時他會在極不正式的場合露面，例如他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卡斯納（Kasner）教授的班級，卡教授當時正在對學生講授相對論，愛因斯坦當場讚揚卡斯納清晰的解說，然後和學生們談了約二十分鐘。

一九二一年六月，訪問過美國及英國之後，愛因斯坦返回柏林。他在國外的榮耀對國內也有影響，别有用心的人們對於相對論並不真正了解，卻用盡辦法想不動半分腦筋就去打聽愛因斯坦的理論，結果有人利用這個機會，大吹其牛，說會教相對論大獲暴利，例如當時有一部電影叫做「愛因斯坦」美其名為教相對論，其中演出一個學生在課堂上聽一個教授冗長乏味的演講，嘆息道：「這個演講還要拖多久？還有一刻鐘？」接著下一幕是這個學生和女朋友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抱怨地說：「我只能多留十五分鐘。」這就是所謂時間的相對性。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些和相對論根本沒有絲毫瓜葛。這種對於理論的歪曲與簡化比攻擊他本人更令他覺得惱怒。

就某種意義上說，這和一群聽眾耐心地靜聽愛因斯坦用他們聽不懂的話演講——更遑論內容如何了——一樣。有一次，他記得他的演講連翻譯加起來時間超過了四小時以上，他感到非常驚訝，這群人竟然有耐心聽完他的演講，而大部分卻一點都不懂他說了什麼，因此，等到下一次演講時，他就自動把時間縮短成兩個半小時。在他前往下一個城市途中，他發現他的日本同伴彼此用日語竊竊私語，並且朝他望了望，他覺得有些坐立不安，因為那不是有禮貌的日本人應有的態度。於是他終於問他的同伴：「請坦白地告訴我是不是有什麼事不對勁了？」那個多禮的日本人很尷尬地回答：「我實在不敢對您提這件事，但是那位安排第二次演講的人覺得您演講不像第一次那樣長達四小時，對他是一件沒面子的事，他們覺得被藐視了。」

當愛因斯坦在美國時，大發明家愛迪生的一個聲明引起了很大的風波，愛迪生否定大學教育的價值，強調|教育須指向有用的領域。他擬了一套問卷包括了所有他認為是對人類有實際用途的問題，並且建議做個測驗，必定可以證明大部分的大學畢業生都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美國的猶太人，對愛因斯坦的來訪，也看作是一精神領袖的來訪，使他們心中充滿了驕傲與狂喜。尤其像愛因斯坦這樣一個國際知名的大學者，在公開場合承認他的猶太血緣，這使猶太人覺得大大地提高了他們的公民地位。當魏茲曼與愛因斯坦到克利夫蘭時，所有猶太商店都停止營業，加入由火車站到市政廳的遊行行列。愛因斯坦出席猶太復國運動會議時，猶太人感到的是他們的政治領袖與精神領袖同時列席的喜悅。

在德國，共和政府因為准許愛因斯坦去巴黎聽法國人演奏序曲而倍受攻擊。在法國，則是那些數學家及哲學家們飽受攻擊，因為他們聽了一個「他的民族屠殺我們子女」之人的演講。當愛因斯坦回到柏林，第一次到普魯士學院時，他四周的位置有許多都是空的。

他在各處受到熱烈的歡迎。人們不但把他當成科學家，也把他看作是德國的代表。在上海，德國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們列隊在碼頭歡迎他，高唱著「德意志的領土，德意志的領土無可比擬！」來歡呼他。到了日本，皇后接見時與他用法語交談。

魏茲曼計劃的旅行，目的是想獲取美國人的援助，使他們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及一所希伯來大學。因為美國的猶太人被公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唯有在他們的財力支援之下，這些目標才能達成。魏茲曼對他的同伴寄予厚望，他希望愛因斯坦在科學上的聲名，能鼓勵美國的猶太人為此高貴的目標慷慨解囊。現在愛因斯坦面臨的乃是他的聲望終須展示在基於此項目標的猶太民族運動下，他覺得這對猶太人來說未始不具有非比尋常的教育意義，因此，經過幾天的考慮之後，他接受了這項邀請。

魏茲曼和愛因斯坦被美國官方視為猶太人的代表，哈定總統在一封致他們聚會的信中說道：

愛因斯坦常被與愛迪生相提並論，同為物理科學的傑出代表，一個是物理學的技術應用，另一個則是理論的基礎。

東方的印度、中國及日本人的沉著、深思及彬彬有禮的特點，十分讓他心折。東方人對美與節制的喜愛，對來自一個充滿誇張榮耀及仇恨的國家的人而言，無疑是一種真正的解脫。

在當時，只有極少數德國科學家或德國猶太人預測出未來德國的納粹革命。對愛因斯坦來說，這種情勢發展將會令他無法安心地過日子，他感覺得出群眾暗中滋長的那種邪惡勢力，這種力量日後即形成了國社黨。愛因斯坦是少數幾個能够洞悉這種運動衝激的人物之一。他在布拉格演說時，就把這種憂慮告訴了我。那時他認為自己停留在德國的時間不會再超過十年，那是一九二一年的事，他的估計還嫌保守了一點，實際只差了兩年。

第二個問題來得比較迫切：「聽說全世界只有十二個人懂得你的相對論，這是不是真的？」愛因斯坦否認他曾經這麼說過，他相信任何一個物理學家，只要學過他的理論，就馬上可以瞭解。在柏林他的每一個學生都懂得他的理論。不過最後這句話似乎過分樂觀了些。

有一次我問他，在這一趟旅行中，這麼多風景如畫的外國有沒有給他什麼特殊奇異的經驗。他說：「真正奇異的事我只在祖國見到，譬如說在普魯士科學院的院會上看到。」

他如此做的主要動機不但是他個人可以採取一種純科學家的活動，而且也可以為這支受迫害的民族貢獻一些力量。同時，他也受著另一種力量的驅使，想親眼看一看，認識一下這個新的世界。他覺得能够了解一點大西洋對岸的那個偉大國家，應該是值得的，她的民主與容忍的傳統常挑動他的心弦。

一九二一年秋天，愛因斯坦理論對於天體現象的另一個結果被人拿來研究，波希博士（Dr. Bosch），是德國I.G.Farben的主持人，以製造合成染料、醫藥及火藥出名，捐出了一大筆款子在波茨坦天文臺成立一個和觀測有關的研究中心，研究太陽光色彩組成的精密測量，照愛因斯坦的萬有引力理論，星光的顏色因經由該處的重力場強度而變，這個預測必須用極精密的測量來證明。

德國公眾對愛因斯坦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非常注意的，有些真的是熱情擁護，有些卻是心存敵意和圖謀不軌的。九月十五日，在一份專給受過較高教育及較富有的人看的報紙上，出現了一篇如下的報導，因而大大地引起了一陣騷動，有些人甚至深感憤怒：

訪問者通常最感興趣的只有三件事：第一個問題是最難的：「如何用幾句話來解釋相對論的涵義？」這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解答的，但是愛因斯坦遭遇這個問題的次數不下千百次了，所以他事先早已準備好了如何回答：「如果你對答案不太苛求，並且只把它當個笑話看的話，那我可以解釋成這樣：以前大家都相信，如果宇宙中的物質都消失了，而空間與時間（Spaceand Time）會留下來，可是依照相對論的理論，時間與空間會和物質一塊消失。」

一九二二年底，學院想到了一個聰明的辦法，可以頒獎給愛因斯坦而不提及他的相對論。他們頒獎給愛因斯坦，由於他對「量子理論」的貢獻。這個理論不像相對hetubook.com.com論一樣受到廣泛的討論。但是由這個理論中可以發現新的事實，也就是說：由幾個簡單的結論，就可以導出可觀測的現象。在相對論，推理的部分則顯得過分冗長。這一點分別，遂使得科學院成功地避開了那件眾議紛紜的相對論。頒獎詞十分簡單扼要：「此獎頒給愛因斯坦，因他對光電理論及理論物理學上的重大貢獻。」

「他們代表了兩個不同領域的領導人，他們的來訪提醒了我們：猶太民族對人類的重大貢獻。」

也許某些人會覺得奇怪，愛因斯坦從來不會為了人們的這種興趣而操心。他對於環繞在四周的世界始終帶著幾分旁觀者的態度。他相信有許多事情是無法了解的，而人類的行為正是他所不十分感興趣的事情之一。當然，身為一個普通人，他對於人們的友善、好意是十分樂於接受的，然而他對這些善意的來意卻並不加以追究。他對於群眾的善意從無太多意見，但也不對它們表示讓步。他的言論從不會譁眾取寵。後來，他注意到有許多人非常傾心於他所說的每句話，因此，他開始領悟到利用這個力量來教育群眾是非常重要的。後來，當記者訪問他時，他總是說些不十分令人愉快的事，或一些不容易讓讀者看得懂的事，他以為當機會到臨時，好的種子就該種下去，某時、某地也許就可以發芽了。

無疑地，愛因斯坦的這趟旅程，不單是為了科學及耶路撒冷大學的事，同時也是因為他對這個新大陸上的人民早已有的特殊興趣。最後一個願望，這次旅程似乎未能完全達到，因為整個旅程就像一陣旋風，使他沒有絲毫思考的時間。因此他對美國的印象就只是乍見之下的浮泛了解而已。他被美國的年輕人深深吸引住，覺得他們像尚未點燃的菸斗，年輕而新鮮。那些建立美國的人，雖然來自不同民族，但是在一個容忍的民主政權之下卻能和平相處。對紐約市，他也有特殊的評語：「我喜歡那種有民族色彩的餐館，就像是個種族動物園一樣，你可以由這一處漫步到另一處。」美國婦女的地位也引起他的注意，在生活上，婦女佔的重要性大大地超過了歐洲婦女。

一九二三年三月，愛因斯坦離開巴勒斯坦乘船前往馬賽。然後再赴西班牙。西班牙的風光與藝術一直是他心中嚮往的。在西班牙，他和國王阿凡索十三世深切交談。因此，他不但見到了奇異的風光和城市，也見到了一個科學家通常不易接觸到的階級。他始終帶著一種孩童才有的好奇心，然後再由這許多新奇的事物裡，吸收了創造的新力量。這一切對他都像是一場夢。他常對他的妻子說：「讓我們在未醒之前好好地享受吧！」

然而愛因斯坦盡可能地不去在意這些政治性及人身的騷擾，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消除科學及哲學上對他理論的誤解。許多人們特別覺得荒謬的是他斷言在重力場中歐幾里德幾何學是不成立的，還有空間是彎曲的，並且可能還是有限的。這也許因為一般人在學校中學到的幾何公理是絕對正確的，因為這些公理不是來自可能錯誤的經驗，而是來自於不可能錯誤的純思考，或者說來自不可能有錯誤的「直覺」（Intuitive Perception）。

每年一度的德國科學家聚會在九月份中，這一年恰好是一百週年紀念，因此舉行了一個特別的慶祝儀式。會議在來比錫舉行。由於過去數年愛因斯坦周遊世界各地宣揚德國科學，他被邀請為這次聚會的主要演說者，他本是極願參加的，但拉特拿被刺以後一直醞釀的那股不安氣氛，使他不願意在公共場合露面，因此，他不打算出席。但是執行委員會堅持必須有人在會上演講愛因斯坦理論的意義，於是總算找到兩位科學家來擔任這項工作。第一位是馬克斯．馮．勞厄，另一位則是哲學家莫理兹．席立克（Moritz Schlick）。

但是列拿無法影響德國科學家們在他的抗議書上簽名，附議者仍只是那些參加柏林愛樂會議的那三種人。

十一月中旬，人們相信他已經由俄國回來了，於是恐嚇信件接踵而至。民族主義的狂熱份子甚至恐嚇說要像拉特拿一樣處決他，如果他還繼續參與布爾什維克陰謀的話。這些事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愛因斯坦從沒有到過俄國，當時沒有，後來也沒有，終其一生，他從未踏上俄國的土地一步。他的英法之旅給他在德國帶來了許多的不愉快。因為一旦成為一群恨你入骨之人的眼中釘後，即使他避開所有不得人緣的旅行，但仍躲不開那些無聊的攻擊。

和德國一樣，法國人對愛因斯坦的態度也視政治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原因是大多數人對於他的理論是怎麼形成的，並沒有什麼興趣。巴黎大學（Sorbonne）的一位著名歷史學者這麼說：「我不懂愛因斯坦的方程式，我知道的只是德累佛斯（Dreyfus）的附從者稱他是天才，德累佛斯的反對者稱他是驢蛋。」德累佛斯是一名法國軍官，一八九四年被反猶太宣傳者控訴為叛逆，這事件後來竟演變成共和與反對黨之爭，全國遂分裂成二部分：德累佛斯的擁護者或反對者。這個歷史學家又說：「令人驚奇的是德累佛斯事件雖然早就被人淡忘，但是相同的一群人卻又聯成一線，互相對立。」

「由莫斯科得來的消息，我們得知愛因斯坦將在九月底抵達莫斯科。在那兒，他將就相對論發表演說。俄國科學家正熱切地期待著他的光臨。遠在一九二〇年代，愛因斯坦的著作即被空運到俄國，且立即被譯成俄文，出現在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上。」

在這一連串的考驗中，面對相機是最簡單的一關了。過後，愛因斯坦說：「我覺得我有點像個首席女高音。」他對那些記者提出的問題也都採用一種幽默的態度來回答。事實上，他早已習慣這一類奇怪的問題，並準備好了一套說辭專門來對付這些事實上不可能回答的問題。在這種場合中，他總是說些與題旨無關的趣事。這樣，一旦報紙登了出來之後，可以讓讀者有一個合理的概念，或者至少也會令人為之莞爾。愛因斯坦向來就不是個煞風景的人。

當愛因斯坦夫婦抵達紐約港口時，狂熱歡迎的人潮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恐怕是空前未有的，尤其對像他這樣一個數學物理（Mathematical　Physics）方面的科學家更是顯得不可思議。記者們大批地擁上船，搶著鏡頭和提出各種問題。

那天晚上他在尤拉尼亞學會演講，這是我所聽過的愛因斯坦的第一次通俗演講，大廳中擠滿了過多的聽眾，每個人都想見一見這個舉世著名人物的廬山真面目，他曾推翻了宇宙定律，證明了空間的「曲率」。一般大眾無法真正知道這到底是大騙局或者真是一項科學成就，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兩者都是值得令人咋舌的。在我們進入會場時，有一個人——他在大眾心目中是個很有影響力的人，對這次演講，他也盡了很大的力——擠開群眾穿過來問我：「請你趕快用一個字回答我，這個愛因斯坦所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全是空話？」演講中，愛因斯坦盡可能地簡單而清楚地說明，但聽眾太興奮了根本沒法了解演講的內容，他們了解的欲望其實還遠不如想經驗一下這個刺|激的欲望來得強。

我們必須注意：在德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被認為是「物理學中的布爾什維克」和拉特拿一樣，被人相信參與在一種猶太的陰謀集團裡面。當時，拉特拿簽定了與蘇維埃的友好條約，而在德國民族主義者眼中，與蘇俄聯盟，並不被認為是符合德國利益的外交行為。因此，當愛因斯坦訪問俄國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人立刻認為這是愛因斯坦參與布爾什維克陰謀顛覆德國的證據，各種謠言逐漫天而起。

由於暴力的氣氛到處瀰漫著，並由於列那自己親身的經歷，列那認為有必要反對在來比錫的這次聚會。以他的看法，宣揚愛因斯坦的理論無異於反對右翼的革命，而這也正代表了拉特拿那一撮人的行為。列那鼓動了一群人起來反對德國科學家集會，他們把一封抗議書送到各家報社，並且拿到來比錫會場門口分發。

因此，我非常渴望想再見見他，而且我也有些擔心，要怎樣我才能使他在布拉格過一段寧靜的日子，怎樣使他不致因他是個名人而受到太大的騷擾。當我在車站見到他時，他並沒改變多少，仍然像個巡迴演奏的小提琴名手，充滿了自信和孩子氣，常吸引著人們，但也常因此而妨礙了自己。我才結婚不久，當時正是戰後，公寓十分難找，我和内人住在物理實驗室的辦公室裡，也就是有很多面大窗子，朝向一個精神病院的花園那間愛因斯坦以前的辦公室。因為住在旅舘中將使他陷在好奇者的包圍中，因此我建議他晚上睡在這個房間的一張沙發上，對一個名人來點，這也許太委屈了，但是這正合了他喜歡簡單生活的習慣，然而卻與社交習俗格格不入。我們沒有告訴任何人關於這個安排，也沒有任何記者或其他人知道愛因斯坦這夜在何處度過。我和我妻子則在另一個房間過夜，翌晨，當我去看他並問他睡得如何時，他說：「我覺得像是在教堂裡，醒來時發現自己在這樣一間安靜的房間裡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愛因斯坦由布拉格直接去維也納，在那兒，他也做了一次演講，戰後的維也納和愛因斯坦一九一三年時所看到的已經大不相同了，她現在只是一個小共和國的首都。而不再是一個大帝國的皇城了。

諾貝爾規定獎金必須頒給在物理學上對人類有重大用途的新發現者。沒有人敢肯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否是個新發現，因為它並沒有斷言任何新現象，只是許多定律可以因此比以前更簡單地導出。至於這個理論對於人類是否有用，更是令人莫衷一是。他的理論甚至還成為眾多攻擊的焦點，也演成了政治的論爭。因此，瑞典科學院不得不小心斟酌而暫時不頒獎給他。一九四五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學院認識了愛因斯坦理論對人類的用途，因此立即頒獎給鈾分裂的發現人哈恩。

有人想爭取愛因斯坦去支持限制菸草及星期日娛樂的運動，然而在這些事情上，愛因斯坦一向最反對限制個人自由的；他是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也了解日常生活中無邪歡樂的重要性，他不喜歡極權統治方式：告訴人民哪些事可做，哪些事可玩。有一個人問起他關於星期日休息的意見時，他答道：「人是該休息的，但是什麼是休息呢？你不能立個法告訴人們怎麼休息，有些人躺下睡覺就休息了，有些人在清醒時也可以休息，有些人得靠寫作或娛樂來休息，如果透過一條律法告訴每個人如何休息，那就是說你把每個人定成了同一個模樣，但畢竟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啊！」

愛因斯坦到達紐約時群眾所表現的狂熱，是二十世紀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這個事件的原因不只一個，最重要和_圖_書的是大眾對他理論的興趣，這個理論本身就已經非常驚人了。其次是表示人們已經確認了愛因斯坦的地位，早在兩年前，他的理論因觀察日蝕而得到證實時的地位。最後則是因為他此行還帶了一些浪漫的意味：他訪美的身分不單是個科學家，還帶有完成某種政治任務的使命，圍繞著這個使命的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氣息。訪問美國是他對猶太運動的貢獻。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要把在世界各地流浪了兩千多年的猶太人帶回故鄉。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或多或少總會覺得自己是個異鄉人，美國人大多知道「應許地」及猶太人流浪的故事，因此在每次耶誕節總會引起一些強烈的同情。

一連串英法旅行，全浸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不能盡情地享受各種新的經驗。因此，到遠東的旅行就更成為一種解脫了。不但可以經驗各種不同的事物，還可以像孩子們的遊戲一樣，不必擔心國內或國外的政治敏感人士會被刺傷。

一九二二年的十一月五日，愛因斯坦到達上海。十一月二十日到達日本神戶。一直到次年的二月才返回歐洲。

愛因斯坦也見到了猶太人艱難的一面——阿拉伯人的敵對。他不能像一般人一樣，把責難歸於不知感恩的阿拉伯人，或英國政府幫忙不力上。他希望猶太人去了解阿拉伯人，並誠懇地和他們交朋友。

除了這個公開演說外，數學及哲學學會也安排了一些場合，讓每個人可以直接提出問題，對細節加以討論。愛因斯坦詳細地回答每一個問題，並解開了許多誤解。

「發言人先生！」魏爾希說：「通常我們只把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事列入記錄。難道紐約來的那位先生以為把這件東西放進記錄中我們就可以了解它了嗎？」金得樂答道：「我在這個理論上已經不眠不休地花了三個禮拜時間，如今已經稍具眉目了。」接著魏爾希議員問他：「那麼它該屬於那一種立法程序？」對於這個問題金得樂只好說：「這可以把它列入未來宇宙普遍關係的立法中。」

郎基文不但是一個敏銳的科學家，對於一切增進國際諒解的事也很積極參與。在法國科學最高地位的法蘭西學院裡，他提出邀請愛因斯坦來法國訪問的動議。有些人極力反對，尤其民族主義份子當然不願意接待一個德國科學家，因而用盡各種要脅恫嚇，想讓郎基文及他的的朋友們自動取消這個邀請，就像德國也有一群人想逼迫愛因斯坦回絕這項邀請一樣。但當時這兩個集團的力量都還不够大，愛因斯坦接納了法蘭西學院的邀請，一九二二年的三月底，起程前往巴黎。

愛因斯坦原定第二天就要離去的，但是早報上又報導說他還要停留在物理實驗室中，因此許多人蜂擁前來想和他談話，我幾乎無法讓他悄悄離去，譬如說有一個年輕人帶了一份手稿，基於愛因斯坦的公式，E=mc²，他想利用原子中包含的巨大能量來製造一種可怕的爆炸，他發明了一個機器，可是根本無法運轉，他告訴我他等候這個機會已經有好多年了，無論如何他得親自見愛因斯坦一面，終於我說動了愛因斯坦接見他，但是時間已經所剩不多了，愛因斯坦對他說：「冷靜下來，我不和你討論細節並不會讓你有任何損失，你這東西一眼看去就知道是沒有意義的，再談下去你也不會多學到什麼東西的。」愛因斯坦已經讀過上百種這樣的「發明」了，直到二十五年之後，這真正的玩意才在廣島爆炸。

艾倫哈特夫人在維也納社交圈中是個知名之士，她本人是個物理學家，同時也是維也納女子教育的傑出領導人。當愛因斯坦只著了一件白襯衫出現時，她大吃一驚，問道：「也許你忘了什麼東西在家吧？」他回答道：「我需要的只是這些而已。」她還是個能幹的家庭主婦，早把愛因斯坦隨身帶著的兩條褲子之一送去燙洗了，但出乎她意料之外，她注意到愛因斯坦演講時穿的卻是沒有燙過的那條。艾倫哈特夫人也想到他大概把拖鞋忘在家中了，於是就買了一雙新的給他，沒想到，當她再度在早餐席上遇見他時，他竟光著腳丫子。她問他是不是沒看見屋子裡的拖鞋，他的回答是：「它們全是不必要的墊腳物。」他一點都不喜歡鞋子，在家裡，當他真想休息一下時，你總會看見他腳上只穿著襪子。有時候甚至有不速之客來訪時也是如此。

愛因斯坦也應聘為萊頓的教授，一年中他只須要做數星期的演講就行了，如果以後每一年都能這樣子那該多美啊！在柏林不斷地有人猜想愛因斯坦是否將長久留在荷蘭，反對者盡可能地要他留在柏林並使他不好受。許多德國人以為他們該感謝愛因斯坦，因為他在國外的廣大人緣，使得戰敗的德國恢復了不少威望。他的敵人開始從事反對他的活動了，宣傳他在國外只為他自己的名譽宣傳而置德國於不顧。

愛因斯坦的新建議刺|激了一些物理學家，但是也使另一些人覺得痛快。許多人沒法子分辨名詞使用的建議，和對物理事實之斷言這二者間的差異。他們說：「花了好大的功夫，總算讓我們信服以太已經被排除了，而現在愛因斯坦卻又把它引渡回來，這個人實在太不莊重了，他不斷地自我矛盾。」

三月三十一日，愛因斯坦在法蘭西學院的第一次演講是憑票入場的。入場券只發給那些真正對他理論感興趣而不是想來搗亂的人。前總理潘列夫本人親自站在門口收票，確定持有入場卷的人方可入場。

然而在火車站，還有另一批郎基文之子領頭的學生，正打算給愛因斯坦一個熱烈的歡迎，同時也想挫挫那批示威者的威風。他們都白忙了一場，愛因斯坦剛好躲開了他們。

從愛因斯坦在巴黎所受的待遇中，我們了解：不同民族及個人之間思想模式與工作方式上的互相了解是必須的。只要有幾個稍具膽識的人，一定可以實現這個目標，而且事實也擺在眼前：極端民族主義份子只有在最適當的場合才會表露出來。為了要能正確地判斷這些事件，我們不可以忘記一件事：那些因為愛因斯坦是德國人而堅決反對接待他的一群人，也正是日後納粹統治法國時最先做納粹順民的人。這些「愛國份子」是一九四〇年德國侵法的先鋒。

物理學家郞基文，天文學家查爾斯．諾曼（Charles Nordmann）到比利時邊界會見愛因斯坦，並陪他一同到巴黎。途中共同討論與這次旅行有關的科學及政治上的問題。談話中他們問及愛因斯坦對於德國左翼份子的目的及影響有何意見。愛因斯坦答道：「所謂字面上的左派，其實是一個多層面的結構。」愛因斯坦已經隱約地覺得所謂「左」「右」其實還是殊途而同歸的。

愛因斯坦的演講在一間大音樂廳中舉行，聽眾大約有三千人，這恐怕是他第一次做這類的演講了。聽眾的情緒比起布拉格的還來得激動，在那種精神狀態之下，人們是否瞭解他的理論根本無足輕重了，重要的是他們置身於一個奇蹟似的環境中。

「真理的驗證也許需要全面配合，一種形式不單要注重用天平或尺量度的結果，還得注重價值，這是用其他的一種思考秩序來加以度量的。某一個標準之下的真理並不一定也須要是另一個標準之下的真理，相對論依其標準不同，也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因此，我們可以適當地這麼說：一個觀念只有在適當時才是正確的，而唯有在任何標準下都適當時才成為真理。每一種形式的適當驗證都必須滿足『完全適當』的概念；否則，我們就只可以有相對於某個特殊標準的真理。」

和德國一樣，法國一些純實驗學家也掀起了一陣阻力，他們有所謂的「純粹經驗主義者」，愛因斯坦稱他們是一群「十八歲之前所學的每一件事都認為是經驗的，而十八歲之後聽到的、及學到的就全認為是理論與空想」的人。多年來一直被法國文學界攻擊、嘲弄的著名學術院，向以充滿各種偏見著稱。愛因斯坦來訪時，它當然也執著於本身固有的聲名，因此對應否邀請愛因斯坦去演講的擬議討論甚久。某些院士認為這種邀請是不必要的，因為德國不是國聯（League of Nations）的會員；另一些人則以為如果邀請了愛因斯坦將會引起體制上的問題，因為愛因斯坦不是院士，當然不可以和院士同座，應坐到聽眾席上；但是對一位如此有名的人是不應該這樣怠慢的。最後三十位院士決定發表聲明，粗魯而不雅地說如果愛因斯坦走了進來，他們將全體離去。為了不讓他的法國朋友們難堪，愛因斯坦自動拒絕參加學術院的一次聚會。

愛因斯坦非常喜歡處在寧靜、愉快的萊頓城，遠離柏林的爭論和好友聚集一堂。他喜歡和這個城裡的物理學家討論，保羅．艾倫費斯（Paul Ehrenfest）出生於維也納，娶了個俄國物理學家為妻，夫妻兩人都始終不倦地和愛因斯坦討論有關物理命題邏輯關係的微妙問題。

愛因斯坦也訪問了美國最古老的實驗室——哈佛大學。迪奧多．雷曼（Theodore Lyman）教授以光學上的研究出名。他引導愛因斯坦參觀他的工作，雷曼覺得愛因斯坦被許多的政治宣傳利用了，現在他可以再度完全置身於實驗室中，投身於大自然的問題了；大部分參觀實驗室的人總是走馬看花，無心聽些粗淺的解說；但愛因斯坦卻不然，他不會只說些客套話，他要那些學生對他們做的東西做詳細的解說，他更進一步地思考了這些問題，並給那些學生一些意見。這種旅程中的吸收，唯有他那種雙重能力的人才能辦得到。這雙重能力是：他可以很快地熟悉一個原來陌生的問題，再者也能以幫助別人的研究而得到快樂。

每個人都對相對論及其意義感到興趣，紐約籍國會議員金得樂（J. J. Kindred）要求眾院發言人允許出版通俗相對論的小冊子，並列入國會記錄。麻州眾議員大衛．魏爾希（David Walsh）覺得把一件和議院議程毫無相關的事件列入記錄似乎不妥，而且似乎也沒有人能懂得它。

愛因斯坦仔細地研究了猶太人建國的工作，他也看到了新的猶太城市臺拉維夫。在歐洲，猶太人通常只是居民中一個特殊的階級，並常受其他階級迫害。這由猶太人所從事的總是單純或令人討厭的職業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臺拉維夫則是一座一切工作都由猶太人擔任的城市。在這兒，他們不再覺得自己是一群特殊的倫理或經濟團體。

一九二三年七月，愛因斯坦前往接受獎金並在哥特堡對一群北歐的科學家演講，瑞典國王也在場。

韓尼希（Hänisch），普魯士的教育部長，也是國社黨的黨員，寫了一封懇切的信給他，要他不要因這些攻擊而被擾動了，並希望他仍然留在德國，德國政府非常清楚他對德國文化及德國在世界上威望的價值。德國政府甚至覺得非常遺憾，這樣一個德國科學家的偉大理論竟在英國被人研究而得到證實，因而喪失了一大部分的名譽。教育部長要求愛因斯坦多多利用德國在外國觀測者的協助，並且保證政府一定支持他。

經過一番奇特的轉折，愛因斯坦塔到了魯登道夫的手中，他是著名的魯登道夫將軍的兄弟，當時天文學家魯登道夫仍然允許用愛因hｔｔps://m•hｅｔuｂook•cｏｍ.coｍ斯坦理論研究太陽光。雖然哥白尼的銅像早已在華沙立起，他還是想證明哥白尼是德國人而不是波蘭人，為的只是滿足他的民族主義情感。

回家途中，愛因斯坦對我說：「我們該買點吃的東西，別給你太太添麻煩。」當時我們都用瓦斯燈煮飯，就是那種通常用來做物理或化學實驗的本生燈（Bensen），這些瑣事是在我們住的那個房間，也就是愛因斯坦睡的那間裡進行的。我們帶了一些牛肝回家，我太太在本生燈上煮牛肝時，我們就坐下來天南地北聊著，突然，愛因斯坦擔心地看著牛肝，然後跳了起來對我太太說：「妳在幹什麼？妳正用水煮牛肝是不是？水的沸點不够高，絕不能用來煮牛肝，必須用一種沸點較高的牛油或豬油之類的東西才行。」我太太當時還是個大學生，對烹飪之道懂得還不多，因愛因斯坦的忠告遂挽救了這頓飯；而我們也為日後的婚姻生活找到了一個樂趣泉源，每次提到愛因斯坦理論時，她就想起愛因斯坦的炸牛肝理論。

愛因斯坦的旅行改善了德國科學家與英國、美國科學家的關係。對德國共和政府及德國科學家來說，這實在是件可喜可賀的事；但是對那些自認德國人在西歐是最優秀民族，且超乎其他民族之上，因而總想摧毁其他文化的人來說，則是十分惱火的了。某種凶惡的宣傳由於愛因斯坦受到熱情的招待而不攻自破了。長久以來，就有人談論著愛因斯坦是否敢去訪問德國的精神敵人，法蘭西的首都——巴黎。傳言法國的科學家正想把愛因斯坦介紹到法國，以便可以和他本人討論他的新理論。他的理論在法國也十分風行，只是有許多人覺得深奧難懂。於是法國數學家保羅．潘列夫（Paul Painleve），戰時的國防部長，戰後出任總理及議會議長，在法國政壇，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對愛因斯坦的理論很有興趣，但卻常常誤解。基於這些誤解，他攻擊過愛因斯坦，但後來卻收回了所有的反對意見，法國大物理學家保羅．郞基文（Paul Laugevin），對愛因斯坦的理論一碰即解。有一次他對我說：「潘列夫非常仔細地研究愛因斯坦的理論，但是他寫成之後沒有再加以改正，也許他在政壇上久已習於這一類的事了。」

終於，愛因斯坦夫婦上岸了。愛因斯坦一手提著小提琴箱子一手持著一根石南菸斗，穿過擁擠的群眾。這時他不再是一個宇宙新系統的神秘先驅者，不再是一個改變時空觀念的革命家了，而只是一個叼著菸斗參加紐約音樂會的和善音樂家罷了。

他常會遇到一些事情，令他無法保持平靜，然而他對菸斗的那種天真嗜好，在這種場合就常可以幫他得到解脫。禁欲主義的本能他是沒有的。

天文學家歐文．芬利．佛勞利希（Erwin Finlay-Freundlich）被任命為研究院的院長，實驗室是依當時流行的建築式樣建造的，其樣式是紐約摩天大樓和埃及金字塔的折衷。這個塔狀建築就稱為「愛因斯坦塔」。光是這個塔的式樣就會讓那些民族主義者惱火，他們喜歡的是德國中古的形式，或者至少是古典式的。

這些旅行及公開的露面，卻帶來另外一些攻擊愛因斯坦的理由。甚至有些德國科學家也變得懊惱了，其中之一是個實驗室中的勤奮工作者，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群眾建議的相對論」，他以自己的觀點描述了愛因斯坦的旅行，他寫道：「當相對論的錯誤之處在科學圈中愈來愈明顯之際，愛因斯坦更加轉向群眾，盡可能公開向群眾展示自己及他的理論。」

有些理由說這是因為美國人民的文化水準較高的緣故，一家最通俗的科學雜誌說：「沒有那一個歐洲民族會如此熱烈地歡迎一位傑出的科學家，美國人閒暇時對於科學及哲學的興趣並不是誇大的，人們閱讀及受教育的數字可以保證愛因斯坦會得到他應得的榮耀。這是一個人們對於那少有人知的學問具有深度興趣的證據。」

而且，一些和愛因斯坦相識的人也都變了，他的好友阿德勒已成為群眾偶像。戰時，當奧地利政府不肯召開國會，不肯公布行動對策讓民意代表們決議時，阿德勒當時胸懷中燃燒著一種盲目的狂熱，為他自以為是合乎正義的事奮鬥，在一家豪華旅舘的晚宴上，他刺殺了一個政府的領導人物。

第三個問題倒是最正經的問題了，記者請求愛因斯坦解釋何以這麼一個抽象難懂的理論會引起這麼多人的狂熱？愛因斯坦說了一個笑話作為回答，他建議說這是一個應該由變態心理學來研究的問題，否則何以平常對科學研究從不關心的人們，會突然對相對論發狂地感到興趣呢？有一個記者問他，這是否是由於他的理論是探討有關宇宙問題，而宇宙問題始終會牽連到宗教問題所致。愛因斯坦回答說，這是很可能的。但是他卻不希望人們對他理論的基本意義引起任何誇張的誤解。他說：「這是不會改變一般人的觀念的。」他解釋說他的理論只不過是從幾個簡單的原理中導出某些自然現象，而這些自然現象原先是須要用許多複雜原理才導得出來的，對於哲學家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卻毫無任何意義。

一九二一年初，愛因斯坦回到布拉格，我當時是他在布拉格大學教職的繼任人。我有好幾年沒見到他了。在我的記憶中，他只是那個偉大的物理學家，一個具有藝術家氣質，而通常掛著嘲弄外表的人，當時在科學家中，他已擁有極高的名譽了，而這些年來，他的名氣更是舉世皆知，已變成一個人們常常可以由報上照片認出來的人了。他對政治及藝術的意見成為每個記者爭相採訪的目標，有收藏嗜好的人都在收集他的照片；簡而言之，他已經成為一個生活不完全屬於自己的人了。在這種情形下，他在許多方面都不再是他自己了，他現在已變成了大眾所注目的象徵或旗幟了。

愛因斯坦一生都在從事由幾個簡單普遍的原則導出物理定律的工作，但是他卻不相信人類的行為準則可以由幾個簡單的抽象原則來決定。他反而多少傾向於主張自然本能。他是個菸癮很大的人，有一次，他說：「如果讓我把其他東西拿開的話，還有什麼東西會留下來呢？我想我還是會執著於我的菸斗。」

這位哲學家是反對愛因斯坦最力的人。這個討論是由我主持的，我盡力想把討論引入平靜的路上去。然而卻有許多人想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把他們私底下想到的一些心得直接擲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不得不傾聽，因此也發生了好多有趣的事。有一位機械工程教授提出了一些錯誤的看法，但是聽起來似乎又很合理。會後，愛因斯坦對我說：「那個工人說得相當天真，但是也不全是傻話。」當我告訴他那人不是工人，而是機械工程的教授時，他說：「這麼說來，他未免就太過天真了。」

阿德勒被逮捕並被判了死罪，隨後奧皇又將之減刑為終身監禁，阿德勒的父親雖是社會黨的領袖，卻也是政府圈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於是就藉口阿德勒行刺時心智的並非常態，想使得改判減輕，但經過檢查卻證明當時他是十分正常的。後來阿德勒在獄中寫了一篇論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文章；他認為他可以提出一種使人信服的論斷來反對愛因斯坦。這篇手稿被法院送給心理學及物理學專家評定。他們將藉此決定作者是否處於精神失常情況下。因此，我也收到了一分手稿副本。專家們，尤其是物理學家，因而陷於一種非常為難的處境。阿德勒的父母及家人都希望這篇東西可以確立阿德勒精神失常的說法，但這對作者將是一個極大的侮辱，因為他本人相信他已經完成了一件偉大的科學成就。客觀說來，這篇東西除了推論錯誤之外，毫無不正常的地方。不過照我的想像，這件事主要還是為了減刑，至於他父親及皇家政權的威信都是次要的事。重要的是必須用他在相對論上的犯錯瘋狂行為來和減刑妥協。

柏林的人們也引用英國的小故事互相說笑，例如有一則這樣的虛構笑話流行著，說愛因斯坦與蕭伯納之間的談話：懷疑主義者蕭伯納問：「告訴我，愛因斯坦先生，你真的了解你所寫的東西嗎？」愛因斯坦微笑著答：「正如你對你所寫的東西一樣地了解，親愛的蕭伯納先生。」這時，群眾對一篇簡短易解的相對論理論文章的要求日切。這時候有一個住在巴黎的美國人，他為英國日蝕探險隊的報告所感動，願拿出五千元獎金，贈給一篇不超過三千字的最佳有關相對論短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許多人都前來應徵，事實上所謂的好壞是很難以加以判斷的，幾乎每一個了解相對論的人都加入了競爭，愛因斯坦戲曰：「我是我朋友當中唯一不參加競爭的人，我相信我有能力做到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三百多篇應徵的短文中，獎金落到一個六十一歲的愛爾蘭人身上，他是都柏林人，和愛因斯坦一樣在專利局（倫敦）做過事，是個物理學的愛好者。事實上很難說他的文章比别人好多少，或者說對於大眾了解相對論有多大幫助，大家記得的只是有人因為相對論而贏了一筆五千元的獎金而已。最後的結論是：也許數學相對論是值得的。

一九一九年，英國天文學家在倫敦皇家學院的報告奠定了愛因斯坦的聲望。但是愛因斯坦本人卻還沒到過英國。在一九一九年那種戰後的反德氣氛下，要認可德國人的理論並不難，但是要讚揚一個德國人就不那麼容易了。哈單（Haldane）爵士在愛因斯坦到柏林之前曾去過德國一次，他盡力地想聯繫英德之間的感情，然而德皇對他的招待卻很冷淡，他想到愛因斯坦或可做一個楔子的尖端，用來穿透濃厚的敵意與偏見。諸多條件似乎都已成熟。愛因斯坦預測太陽光線偏折的說法為探險隊所證實，其結果的發表，使得一件偉大的成就被提出來，這恰好給英國科學界一個機會，再加上愛因斯坦也不是那種令人厭惡的德國人，因此愛因斯坦似乎天生就是來做中間人的。哈單爵士覺得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個人因素擠在其中，他是一群對科學及哲學思考有興趣的英國政客之一。哈單自問，在戰後這個時期裡，流行的對宗教、政治、道德及科學的懷疑主義之下，何以仍然可以保存客觀的真理概念？他的一本書「相對論時代」（The Reign of Relativity）出版於一九一九年，他指出懷疑主義者以為不同的，其實只是同一真理的不同外表，因此主觀的真理是存在的。他說：

哈單爵士陪同愛因斯坦到皇家學院演講時，介紹詞中說愛因斯坦在西敏寺牛頓墓前獻花的瞬間是他個人最感動的時候，「因為愛因斯坦之於二十世紀，正如同牛頓之於十八世紀。」

演講後，尤拉尼亞學會主席聚集了一群客人和愛因斯坦共度是夜，開始時先有幾個人發表演講，輪到愛因斯坦時，他說：「我不想演講，只想以演奏一曲小提琴來娛悅各位，這樣也許會讓各位覺得更快樂些，而且也更能促進彼此了解。」他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似乎更容易些。然後，他用他那簡單而動人的姿態演奏了一曲莫札特小夜曲。他的演奏中流露出心中對複雜宇宙的某種熱烈感覺，同時hetubook.com.com也宣洩出了將這些複雜事物以簡單公式表示出來的可能性的那種知識的快樂。

返國途中，愛因斯坦順道訪問了巴勒斯坦。對於他，這塊土地和中國、日本是完全不同的。在此，他不可能做一個不參與的旁觀者，把一切景色看成是遠離緊張工作的解脫。在這兒他經驗著一種既快樂又難受的張力，他曾經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建國做宣傳，在某種程度上他也覺得自己深負責任。當然許多事並不能如期做到，然而有許多人卻希望他能擔當一些他並不同情的事務的責任。愛因斯坦對於巴勒斯坦的發展所表現的合作，始終只是放在大目標上。他覺得那是應該做的一切了。但在整個細節的事務上，只有極少數採納了他的建議，他十分想看看這個模糊的夢到底可以實現多少。

布拉格現在是新的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首都，那兒有一個尤拉尼亞學會（Urania Society），該組織的目的是專門替德語民眾安排各種演講，尤其想讓他們知道新的共和德國的特點。學會的會長法蘭凱（Frankel）盡力地想請愛因斯坦到布拉格演講。愛因斯坦總喜歡回憶他在布拉格工作時所沉浸的寧靜日子，於是趁機去拜訪他的老朋友及那一座古老的大學。他也很樂意認識一下這個在馬撒利克（Masaryk）總統領導之下，由哈布斯堡王朝的灰燼中站起來的新民主國家。在布拉格及捷克，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德國人的心理狀態，也和當時戰敗的德意志帝國人民相同，愛因斯坦的來訪提高了捷克的德國人底自尊心，這些捷克的德國人日後被稱為「蘇臺得德人」，在後來引起第二次大戰的危機中扮演了不幸的角色。當愛因斯坦的訪問被宣布後，這個少數民族的報紙寫道：「整個世界將要看到，一個能產生像愛因斯坦這種人的種族——蘇臺得德人——將永遠不再會被抑制住。」這是種族主義的典型思想。一方面想盡辦法不讓自己的種族和其他人種混合；另一方面當須要某人時，即使此人處於這種族中的時間還不到兩年，也會把他算成是同種族的一份子。

克勞斯教授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他以為每一個人都應該可以由「直覺」而學得許多不同的幾何及物理概念。任何和這種「直覺」相違背的，他都把它當做是荒謬的。他認為荒謬的事情中也包括了愛因斯坦對歐氏幾何的論點，歐氏幾何是每個人在學校裡都學過的，愛因斯坦卻以為它並不完全正確。照克勞斯的看法，這種普通的幾何概念對每一個正常人來說應該是很清楚的，何以像愛因斯坦這樣一個人居然會懷疑？他的妻子提醒我不要向他提起愛因斯坦的理論，因為他老愛在睡前談論這個問題，而且每次都會很激動，他實在無法想像居然有人會相信「荒謬」的事倩，對他來說，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一九二三年將結束時，也標示了愛因斯坦一連串旅行的終點。在世界各地，他一直串演著國際間相互瞭解的橋樑，而且也成為對宇宙自然問題無所不在的興緻的象徵。一九二五年他還去了一趟南美，但大致說來，以後的幾年之中，他一直留在柏林。

十一月二日，基勒日報報導：「愛因斯坦在彼得堡停留三天。」

但是在愛因斯坦準備這篇演說時，另外一個想法也由他的腦海中閃過。不久以前，猶太民族運動的領袖魏茲曼邀請他一同去訪問美國。

盎格魯教會領袖，坎特伯里大主教尤其想見見愛因斯坦。哈單爵士曾告訴他愛因斯坦的理論在神學上也有重要的結論，身為盎格魯教會的領導人，他覺得職責所在，必須了解這個理論。不久之前，一位主教的朋友見到湯姆生，當時皇家學會的會長，要求他幫忙說：「主教是最正直的人，找遍好幾本有關相對論的書，他想讀讀看，結果卻失望地無法了解，這真是難以啟齒之事啊！」湯姆生為這件事楞住了，他說他不以為相對論和宗教有什麼關聯，竟使得主教也必須了解它。但是主教並不滿意，在一次宴會上他要求坐在愛因斯坦身側，以便可以聽聽到底哈單爵士的說法正確還是湯姆生的看法對。宴會上主教突兀地問：「相對論對宗教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愛因斯坦言簡意賅一語道中：「沒有，相對論是純科學的事，和宗教毫不相干。」

停留在維也納的日子裡，他也和兩個影響這個時代非常深遠的知識學派接觸過：西格蒙．佛洛伊德（Sie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及恩斯特．馬赫的實證哲學。愛因斯坦拜訪了約瑟夫．布羅伊耳醫生（Josef Breuer）布羅伊耳是和佛洛伊德共同發表有關歇斯底里症的心理因素第一篇論文的人，他也拜訪了工程師兼作家林克以（Popper-Lynkeus）林克以是馬赫最好的朋友，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林克以是當初唯一瞭解他觀念的人。這個時候，林克以已經是個八十歲的老人了，但神智仍然非常清醒，對新的訪客也一律伸出友誼之手，他曾經擬定了一個計劃，藉著引進一種普遍的勞力服務，以消除德國的經濟危機。這個計劃日後被希特勒變相扭曲之後加以實施。愛因斯坦和林克以的會面是一個歷史性的鏡頭。林克以是馬赫物理觀念的嫡系傳人。

這種個人的接觸不但有政治上的困難，而且，英國科學家的態度也不容易對這樣的理論引起太大的興趣。英國科學家一向是非常注重理論與實驗之間的聯關的。愛因斯坦理論中的那一長串思考，對英國人而言，就像是一種哲學幻想：理論太多而事實太少。在英國，天文學家、哲學家、數學家，甚至神學家們都對他的理論很感興趣，卻只有物理學家仍持觀望的態度。

我們先到警察局去，像戰後各地一樣每一個陌生人都得事先報到。然後，我們拜訪了捷克大學的物理實驗室，教授們都非常驚訝於竟然能見到愛因斯坦本人，他的照片就懸掛在牆上。在這次拜訪中，他表達了他對馬撒利克領導下的捷克共和國及其民主政策的贊同之意。

愛因斯坦對這件事情持著很冷靜的態度。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這件他內心沉思的事居然有這麼多人關心，他原以為關心的只限於少數人而已。愛因斯坦的敵人總宣稱這種熱情完全是報紙所造成的。其實這顯然是經不起事實考驗的說法。報紙批評一切，但只能引起群眾對足球及電影明星的熱情，絕不會有報紙能引起人們對物理學家的熱情。這次的成功必定是早就自存於當時的情況中了，乃是愛因斯坦的成就、人格及他當時那個年齡對知識上的需要互相結合而成的。有一次，我問他，人們如此歡迎他，他在情緒上有什麼特殊感覺沒有？他答道：「這並沒什麼，我相信一個拳擊手可能得到比這更熱烈的歡迎。」

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場合都不是以法國物理學會的名義舉辦的，雖然學會中有許多會員都參加了。這主要是由於學會的民族主義色彩太濃，似乎物理學家及技術人員的民族主義情感，要比那些長於抽象思考的數學家、哲學家、天文學家等來得強烈些。

有時候一些漫畫的政治攻擊會指向他，很難分得出到底是針對猶太人或是德國人。有一次，費歐列羅．拉瓜利亞（Fiorellou H. La Guardia），當時是市議會議長，提議以紐約市的自由之鑰贈給愛因斯坦，所有的議員均無異議，唯獨一位議員說他從沒聽說過愛因斯坦這個人，他請求說明。但是在座的沒有一個人告訴他相對論。猶太人及德國人並不相信這些愛因斯坦敵對者的天真。該議員被指稱為半反猶太人，半反德國人。但他以愛國者的立場自我辯白，說他不願他所愛的故土成為科學上及國際上的笑柄。他說：「一九〇九年，自由之鑰頒給庫克博士（Dr. Cook），他偽稱發現了南極，」他的意思也許是指控愛因斯坦並沒真正發現了相對論。他接著說：「我確知愛因斯坦生於德國，隨後遷往瑞士，戰前又返回德國，他是一個德國公民，德國是我們的敵國，因此我們該把他當成敵人。」

一九二一年元月，愛因斯坦在普魯士學院發表了一次演講，用以澄清「幾何與經驗」二者之間的關係，他說道：「如果幾何學是確定的話，那麼它描述的就不是這個真實的世界，如果它描述了某些和我們經驗有關的事，那麼它就是不確定的了。」他給它們下了極清楚的界限：其一邊是數學上的幾何，只處理由幾個簡單假設而推得的結論，而不問這些假設的真偽，裡面包含的一切都是確定的。緊接著的另一邊是物理的幾何，這就是愛因斯坦在他的萬有引力理論中所用的。它處理的是在物理上對物體量度的結果，乃是像力學一樣屬於物理學的一部分。同理其確定或不確定也和物理學一樣。這次演講，幸賴他那清晰的說理，才能把一個經常為人們甚至有些數學家及物理學家所混淆的領域帶來新秩序。從此以後，愛因斯坦的說理被認為是最清晰易明的，甚至許多哲學家都同意這種說法。

當時愛因斯坦在波士頓，有人給了他一份愛迪生的問卷，看他能不能回答那些問題，他讀到那些問題之後馬上說：「聲音的速度有多少？我不知道！我用不著費心去記這些隨手可以在教科書上翻到的東西。」他也不同意愛迪生以為大學教育無用的看法。他說：「學習事實並不是最重要的事；訓練心靈去思考教科書中得不到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愛因斯坦以為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教育的價值也是無庸置疑的。

這一段時期中，愛因斯坦只以德文演講，因為他的英文尚不能運用自如，五月九日，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了榮譽學位。普大校長希班（Hibben）以德文致詞說：「讓我們向單獨舶行在思想海洋上的科學哥倫布致敬！」之後，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舉行了幾次演講，對相對論做了一番簡介。

在維也納，愛因斯坦和著名的物理學家菲力士．艾倫哈特（Felix Ehrenhaft）住在一起。艾倫哈特的整個工作本來就和愛因斯坦相對，但也就是這個原因，愛因斯坦可以和他談得很投機。愛因斯坦總喜歡思考如何將某一結論的前提化為最簡單。如果一個簡單的模式中可以套進愈多的自然現象，他就會愈感到興趣。但是艾倫哈特則是個直接了當來從事實驗的人，他只相信他看得見的，並且經常會找到一些孤立事件而無法套進大的模式中去，因此，常有人侮蔑地對待他，尤其是那些相信普遍模式乃是信心之產物的人。而愛因斯坦把這些普遍原理帶到他的生活之中，因此每當發生了什麼不規則的事件時，總是神秘地吸引著他。雖然他不相信不規則事件的存在，但是他卻懷疑在這些不規則事件背後可能藏有新知識的種子。

隨後他對哥大的學生及教授演說，並接受哥大傑出物理學家麥可．波平（Michael Pupin）的祝賀。波平曾是個牧童，而後成為世界知名的發明家與科學家，由於他對電磁現象的了解，才使得第一條橫跨大西洋海底電纜順利達成，他像一般實驗學家一樣，對理論並不十分熱心，但他也並未把愛因斯坦當成是發明一些荒誕理論的人；相反地，他讚賞愛因斯坦說：「發ｗｗｗ•hetｕｂooｋ.coｍ.ｃom現了一個科學演進而非革命的理論。」

這塊地方原來是一塊殖民地，因此英國政府不得不裝點門面，設了一道防線，以使土著馴服。因此，當他離開官署時，必有炮聲；出巡時，必有武裝部隊；住宅裡全是英國式的大排場，必須讓土著覺得有皇上親臨的威嚴才行。對這一切，愛因斯坦並不十分注意，但愛因斯坦夫人卻覺得很不自在。她後來說：「我只是個普通的德國主婦，我喜歡舒適隨意，受不了這種正式場合的氣氛，我丈夫與我不同，他是個名人，如果他冒犯了什麼禮節，人家會因為他是個天才而原諒他，而我則會被認為是缺乏教養。」有時候，為了躲避這種繁文褥節，她乾脆躲在床上不起來。

同樣地，紐約市長海蘭（Hylan）在市政廳歡迎他們時，致詞中也稱他們為猶太民族的代表：「在紐約，我要驕傲地指出，我們的猶太籍市民在大戰中表現了高度的英勇與忠貞。」

當愛因斯坦的敵人獲悉這件事後，立即掀起比以前更熱烈的攻擊，以為整個事情必有不可告人的內幕。他們認為愛因斯坦的發現是不值得獲此獎的。因此，一九二三年初，愛因斯坦的宿敵——列那，寫了一封信給瑞典科學院，他認為這整個行為是：「沒有考慮到學院本身，卻去重建愛因斯坦已經失去的威望。」

愛因斯坦站在那座大哲學家如恩斯特．勒南（Ernst Renan）、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曾經演講過的講堂上，比他在英國及美國時更容易接近聽眾，因為他可說出流利的法文，他緩慢而帶些外國口音的法文更引人入迷，那是由沉思加上一些神秘感混合而成的迷人腔詞。這種神秘感與他那種盡可能清晰明白，並避免套用專門知識的表達方式，加上許多比喻對比相互輝映，益引發人們興緻。當天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及聞人都欣然到場，如居禮夫人、亨利．柏格森、羅蘭．邦那巴提王子等。

十月二十七日，民主黨報紙報導：「愛因斯坦教授已啟程前往莫斯科……莫斯科方面已經準備好要給這位德國科學家一個盛大的歡迎。」

然而如果冷靜而實際地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會驚奇地問道：「何以一個物理學家會變得和拳擊手一樣廣得人緣？」客觀地看來，這也許可以說是紐約人的一種特殊口味：喜歡新奇、刺|激，但為什麼對象會是愛因斯坦？

猶太復國主義者，以為愛因斯坦可以有助於他們對猶太國家基金的宣傳，甚至還可以幫助籌措耶路撒冷大學的經費。在全美各地，他們舉行了許多類似的聚會。愛因斯坦總是默默地坐在魏茲曼身邊，偶爾說上兩句贊助的話而已。但他卻是真心地願意成為猶太復國運動的一份子。有一次聚會中，他繼魏茲曼後起立發言，他的態度彷彿是一個毫無個人色彩的會員，強調的是為原則犧牲。他說：「你們的領導人魏茲曼先生說得很清楚，他說的完全是我們想說的，跟隨他們必能做好一切，我要說的就是這幾句話。」聽起來倒就像他是以領導人身分說了出來似的。對於始終覺得孤獨的愛因斯坦，這也許會令他覺得是一種負擔的解除，讓他覺得他已成為根植於廣大群眾運動的一份子。但這種感覺的持續是十分短暫的。很快地他又會厭惡與任何黨派發生相聯。

愛因斯坦和拉特拿相識，他寬廣的識見是德國人中少有的，拉特拿生長在一個富有的猶太家庭，是戰時德國計劃經濟的幕後主持人。共和成立後，他成為政府的主要經濟顧問，他在國際上的聲望使他在外交上有很大的助力。天主教總理魏斯（Wirth）當政時他出任外交部長，並承認羅帕洛公約的結論與蘇聯成立友好關係。這個公約給他烙上了「布爾什維克」的印子，並且他的猶太血統也使他在右翼革命份子及保皇份子中成為眼中釘。

身為猶太民族主義最重要的倡議者之一，也是世界各地最傑出的猶太人之一，到了巴勒斯坦當然比他到任何地方更受重視。他被巴勒斯坦總督邀請至官邸做客，當時總督是維斯康特．赫伯．撒姆爾（Viscount Herbert Samuel），在英國內政上是個知名人物，也是個猶太人。由他對猶太民族主義發展的友善態度，很明顯地是英國政府考慮的因素。但事實上，事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一個猶太籍總督，在日益加深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衝突中，是十分為難的。他每天得忙著證明英國政府在這場衝突中的公平無私立場，由於他本人是猶太人，自然很容易被扣上一個偏袒猶太人的惡名，為此，他只好反過來偏袒阿拉伯人以求補償。因此他反以壓迫猶太人著稱，不得不讓自己變得十分不得人緣。

在德國人的心中，都把這些事件和反對愛因斯坦理論及共和政府的生存掙扎聯結在一起。謠言開始流傳說，調查拉特拿事件時發現了一份謀殺名單，上面列有行刺的對象，其中赫然也有愛因斯坦的名字。警方否認了這個謠言，但是一種不安的情緒因而引發起來了。愛因斯坦本人，以他對宇宙的充分信心，不相信什麼預感，但是他四周的人們卻受到很大的驚擾。

由於這個理由，因此並不是每一個猶太民族主義領袖都歡迎他。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看他，就像那些正統猶太教份子看他一樣。後者覺得他把傳統看得太輕率了，有時甚至還拿來開玩笑！

當天，民族主義者的報紙卻如此報導：「蘇維埃報紙報導愛因斯坦將於二十八日到達彼得堡，將在那兒對一群受過科學訓練的工人演講。」

愛因斯坦非常重視柏林之為科學研究中心的意義，也非常了解現在有多麼重要，每一個進步份子都應竭其所能地為增進德國的威望而努力。他回了一封信給教育部長，說：「柏林是我在人文與科學上依附的所在。」他答應可能的話一定留在柏林，甚至還申請了德國籍，這是帝國時期他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之一，一件在此後只會給他增添麻煩的事。

對愛因斯坦所加的惡毒攻擊，使得每個國家中每一階層的人，都對他的理論發生了興趣。理論對於大眾沒有太大的意義，而在幾乎是他們最不可解之處卻成為政治爭論的中心。有那麼一陣子，政治理想被戰爭粉碎了，新的政治系統及哲學正在醞釀，群眾迷惑著，神秘地被愛因斯坦的理論和政治關聯誘導著。當哲學家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愛因斯坦的理論在物理學上也許是重要的，但是顯然在哲學上是不真實的，這時群眾的興趣就更高漲了。

由於他對巴哈、莫札特及義大利作曲家的音樂的愛好，使他對東方音樂感到很奇特，他無法由其中找到一些可欣賞的地方。但卻對日本人閤家攜帶食物上劇院看戲的情形感到印象深刻。

愛因斯坦回到柏林之後便成為公眾注意的焦點，而且大大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就像德國報紙上常出現的那些漫畫一樣，一個忘了帶雨傘的教授，一個上肉店買野兔的獵人，一個找男人的老女僕等，愛因斯坦現在也變成了一種代號，代表任何靠寫些讓人看不懂的東西而藉以成名的那種人。尤其「相對」這一詞更讓人聯想到一些淺薄的笑話。這些笑話有的是惡意的，想把愛因斯坦的理論和戰勝國的法國打算從德國盡量榨取賠款的居心聯在一起。德國政府總找機會盡量表示國內已經完全破產了，而法國對這一點卻始終表示懷疑。於是德國一家書報上登了一幅愛因斯坦與法國總統米勒蘭交談的漫畫，米勒蘭是「讓德國付款」計劃的積極倡議者，米勒蘭對愛因斯坦說：「你能不能去游說那個頭腦簡單的巴哈，告訴他縱使他已經有了六百七十億馬克的赤字，但是相對地說來，他還是相當富有的。」

像哈單爵士一樣，撒姆爾也是個對科學及哲學很感興趣的政治家。他個人對相對論尤其感到興趣。而在哲學觀點上，他倒是傾向於傳統哲學而與愛因斯坦不同。

在哈單家中，愛因斯坦遇見了許多英國名人，像勞合．喬治（Lloyd George）、蕭伯納（Bernard Shaw）、懷德海（A.N. Whitehead）。懷德海是當時著名的數學家和哲學家（與羅素合著「數學理論」），他了解皇家學會發表的日蝕結果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他和愛因斯坦長談甚久，企圖說服愛因斯坦在形上學的建構上拋棄空間彎曲的假設。但是愛因斯坦無法放棄他的理論，而接受一個既不邏輯又不可驗證的理論，懷德海的形上學，對他來說並沒有什麼真實性。

一九二二年六月四日，華特．拉特拿（Walther Rathenau）——當時的外交部長，被激進學生刺死。這個事件顯示了右派革命的開始，使得無論是無意或有意漠視這些事情背景的人，都不得不開始重視起這件事來。這對愛因斯坦的影響比一般人要來得大，他那種透視的能力，敏銳的本能使他看得很清楚：德國人中真正善良的人只是少數，暗中橫跨的卻是仇恨的鴻溝。

這時有一家巴黎報紙諷刺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德國人發現了治療癌症與肺病的藥，那麼這三十位院士是不是也要等德國加入了國聯以後才聲明使用呢？」

這種哲學可以應用來訓練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容忍，以及向政治教條的過分估價鬥爭，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裡，哈單找到了他理論的一個例證，他相信相對論的理論可以給他的哲學相對論以更大的肯定，而且增加它的光采。因此哈單盡力希望安排愛因斯坦由美返國途中到英國停留數日，做幾次演講，拜會一些科學家，並見識一下英國人民。

愛因斯坦在布拉格又留了一晚，以參加尤拉尼亞學會舉行的一個關於他理論的討論會。討論會是在一大群觀眾之前舉行的。愛因斯坦的主要對手是布拉格大學的教授歐斯卡．克勞斯（Oskar Kraus），他是一個在法律哲學方面思考犀利的學者，但是他對科學討論的觀念卻有點像是在法庭上的律師，根本不想發掘真理，只想在愛因斯坦支持者的文章中吹毛求疵，盡力反駁對方；在這一點上，他是做到了。任何人如想介紹一件複雜的東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加以簡化，但是每位作者都會因自己的嗜好或顧及讀者的興趣而從不同的方向出發，再加上一般通俗作家如想文縐縐地表現的話，自然會引起許多錯誤。而這些錯誤和愛因斯坦理論的正確性是毫無關聯的。

他自己總喜歡躲到背後去看事情的真相，而不願意現身在大眾之前。他開玩笑地說：「紐約的婦女每年流行不同的時尚，今年流行的是相對論。」

關於這個「非科學」鋒頭的第一個例子，是愛因斯坦在最古老而著名的荷蘭萊頓大學的演講。在那兒，他在那個著名的物理中心內，面對一千四百名學生演講他的「以太與相對論」。這次演講引起了許多錯誤的描述。愛因斯坦本人事先曾建議取消「以太」這名詞，以避免引起人們產生他在討論一種物質介質的想法，他想出一種新建議：「以太」被用來當做「彎曲空間」，或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和空間存在的萬有引力場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