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種見亞細亞言語硏究　載亞細亞問題講座第八册民族歷史篇第二　昭和十四年東京）

藏族文字產生最早，係吐蕃王松贊崗普（Sronbtsan Sgampo 569-650）當陳宣帝至唐高宗時代遣大臣吐彌桑補扎（Thonmi Sambhota）赴印度留學，彷照梵文幷酌和闐字母，配合西藏語音系統製成。

華學涑：秦書八體原委（天津博物院本）

文字是事物的符號，它靠着「形」和「聲」兩個條件來作它的表現媒介物，於是有「衍形」「衍聲」二途。世界原始文字多數先爲象形，後來慢慢走上音符及字母的道路。因此中國造字法則的六書，在其他古國的象形文字裏也有相同及類似的現象。試把古代閃族文字（Semitic Writing）的Pictograph部份和漢字比較，知道象形、指事、會意、假借等方法，在西元前三千年的蘇末人民（Sumerian）已經使用過。

近歲考古學的發達，給我們增加不少新的資料。安特生（J.G.Anderson）在甘肅辛店發現的彩陶，上面繪有圖形文字；有一個陶尊上畫一條多足蟲，唐蘭謂是說文的「」字，認爲這是中國很古的文字。但僅是一種想像，因爲辛店期年代據安特生氏最後估計，相當於公元前1300-1000年，實在還不會早過殷墟時代。殷墟建都始於盤庚，現在考定殷墟的初年是西元前一三八四年，已在辛店期之前，殷代文字見於那近十萬片的龜甲獸骨卜辭及兩千件青銅器上的銘刻，可以知道當日文字發達的程度。而且不少是用朱墨在甲骨陶器上書寫，證明商人已有毛筆，足見那時書寫工具的完備。更由甲骨文的「册」字，知道當時已有竹簡，以比較古巴比侖人之用刀刻劃於笨重的泥板上，真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文字之發生，殷代以前已有極悠長的歷史，可惜夏代的文字至今尙未發現，將來如果能夠發掘夏墟則中國歷史相信可展開一更燦爛的新頁。

黃帝的年代，已不可考。據說是相當於西元前的二千六百年左右，（董作賓氏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附圖之說，以爲當西元前二六六五年，但未必確。）我們看美索不達米亞古文化在Uruk，Jamdat Nasr諸地方發掘所得泥板上的象形文字，其年代爲西元三三零零年以上，比黃帝還早，那麼中國在西元前二千六百年間已有文字產生，未嘗不可能的。

C.J. BALL : Chinese and Sumerian （London, 1913）

丁福保：六書總論（載所輯說文解字詁林前編及補遺前編中，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二年上海。內收清代以來各家有關六書著述略備，不具列。）

陳夢家：中國銅器槪述（第七銘辭第八文字兩章載海外中國銅器圖錄一九四六北平圖書館印本）

隸書相傳起於秦時，官獄多事；苟趨省易，而用於徒隸。說文稱爲下杜人程邈所作，實際上六國時民間的俗體已開隸書的先河。隸書的特徵是把整飭的篆書寫成簡率輕鬆一點；又因爲毛筆的進步，寫出來便有波磔，有粗細；同時點畫的減省，使篆書原來面目大爲破壊，文字的本義頓失，這樣在文字學上叫做「隸變」。漢代的隸書又有「八分」之目，王愔說：「王次仲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學者對八分尙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不苒列舉。

「象形」是獨體的文，它是照某一物體的形狀具體地描寫出來，起初可能很像一幅圖畫，後來簡化了，用線條來表示，但仍保留若干圖象痕迹。「指事」是用純記號來表示抽象的事物，有時用簡單記號安放在某一象形文字上來表示它的位置、性質或動作。像口中含一是「甘」字（甘便是「含」的本字），以一壅川是（即災字），大（一人正面立之形狀）位於一上是立（甲、金文作）。同是「一」畫，或以指口中所hetubook.com.com含之物，或指橫木雜草凡可壅塞的東西，或指平地，象徵着若干不同的意思。上舉這些字便是指事字。

田崎仁義：繪文字及源始文字（昭和三年東京）

許愼在說文解字序把伏羲作八卦和造書契的故事聯在一起。易緯乾鑿度將八卦當作天、地、水、火等的古文；因此有很多學者便把八卦看作文字的起始。宋代更有些人認篆文的水字，就是坎卦的☵，草書的即是三畫相連的乾卦，這都是附會的。其實八卦的卦畫有它一套完整的排列，當它被拿來代表自然現象中天、地、水、火、雷、澤、山、風八大要素以及和它們類似的事物時，只可算是一種汎象徵的符號，與由獨體或合體組成的文字性質亳不相近，所以八卦恐怕不是文字所取材的。

馬叙倫：說文解字硏究法（一九二九商務版）

董作賓：小屯甲編乙編（四巨册）

丁文江：爨文叢刻（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版　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專刊之十一）

呂思勉：中國文字變遷考（商務國學小叢書本）

滿洲文字采自蒙古字母，清太宗天聰六年（一六三二）達海製定，於蒙古字背後，加上圈點，故滿、蒙文字，原出一系，只是寫法不同而已。

DAVID DIRINGER : The Alphabet （London，1948）

如果我們放開視野去看中國文字，除漢字以外，還有這麼多的種類，真是五光十色。在我們所要談的，只以漢字爲限，其他只在此略作介紹，暫不詳細論及。

甲骨文中充份表現漢字在殷商時代，造字法則已相當完美，尤其是形聲字假借字的多量使用，更爲有力的證明。若干青銅器上鑄着作爲專名標記、氏族徽幟的圖象文字，可以看出是當日的美術字體，和現在我們刻圖章喜歡用篆籀一樣。照董作賓氏的意見，這種圖形文字是殷代的「古文」；甲骨卜辭習用的文字，是殷代的「今文」。我們看殷墟已有幾個璽印出土，收錄在鄴中片羽一書中，知道摹印的起源已遠自殷代。甲骨文還有許多繁緟的字體，知道籀文的形態，在殷時已開其端。武丁時代，字體雄渾橫肆，到了晚期的帝辛，變爲纖細工整。在若干朱書雜契刻的龜板上，可以看出殷人對於書法已相當的講究。

白鳥庫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史學雜誌 東京1918）

西夏文專號（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

繼結繩而起的記事方法是所謂「書契」，說文刀部云：「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其旁，故曰契券。」這是刻木爲約，有時刻些條痕來記數目，作爲交易的證物，古代稱它做「齒」。列子說符上說道：「有一個宋國人在路上拾得一根人們遺棄的『契』，便把它收藏起來，密數契旁的齒，吿訴鄰人說從此可以致富了。」這是一個關於刻木契很有趣的故事。漢代木簡每說及符契有齒若干。這種刻木的習慣在邊疆的人民像吐蕃、儸儸、苗人都有這種習慣。原始的書契不過如此，到了後來在木板上連帶刻些記號，人事既繁，記號慢慢增加，便成爲文字的前身。

顧藹吉：隸辨（通行本）

尙有少數民族如雲南高原、四川西南的儸儸族，則用一種由象形文簡化而成的單音節表意字；法國傳教士Paul Vial編有法羅字典 Dictionaire Francaise Lolo 收單字四二七個。

王靜如：西夏硏究（國立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單刊甲種之八第一輯1932年北平）

張政烺：六書古義（一九五零年，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集刊第十本。）

其次談到中國文字的構造法則向來稱爲「六書」。「六書」之名最初見於周禮，地官只說：「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六敎是禮、樂、射、御、書、數。）其中一種爲六書，並沒有寫明六書的名目（有人認爲六書，本來是古代小學課程的學習書寫六甲，足備一說）。到劉歆的七略才說：「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見班固漢書藝文志）許愼在說文解字序上說：「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鄭衆周禮注，則稱爲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以上三家對六書所定名稱和次序稍有不同。自此以後，歷代論中國文字構成的理論，汗牛充棟，但都沒有超過這六個範疇以外。

LAUFER；The Si-H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a Philology（Leyden，1916）

由圖畫變而爲記號，由形符進而爲音符，古蘇末人在這方面有極大的轉變，在Shuruppak地方出土的碑刻（西元前三千二百年）已有用音符寫的文字出現。他們進而採用大量音綴（Syllables），因而造成了一個符號有極多音的現象，如一個原始表示初升太陽的字，發展到後來却有七十多種不同的音義，這便是所謂「多音字」（Polyphone），爲補救這種複雜混亂的情形，遂產生二種補充符號的辦法：「一是用意符來限定字的涵義，即所謂『定意號』（De-termintive）」是用音綴來補足意思，即所謂：「聲音補足語」（Phonetic Complements）。由於他們能夠對於音素加以分析，看出Vowel的特徵，蘇末人終於把母音獨立起來，把a，u，i，e用簡明的符號去代替它們，但對於子音却沒有真正把握到。www.hetubook.com.com

吳承仕：六書條例（北平中國學院影印）

西北突厥系維吾爾族通行采自阿剌伯字母的自右而左之横行拼音文字。

ALAN GARDINER : Egyptian Grammar （London, 1950）

王國維：史籀篇疏證（學術叢編本）

西夏文爲李元昊時，命大臣野利仁榮參照漢字製成；筆畫繁複，極為難識，有篆、隸、草三體。篆書常施於璽印，隸書則用於刊刻經典，草書則施於繕寫。

中國文字以漢族文字爲中心，屬於第二類。

楊成志：羅羅文的起源及其內容一般（一九三零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硏究所週刊文字專號）

王莽時又有所謂「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綴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古文是漢以前寫在經典上的文字，見於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的竹簡，用漆寫出，粗頭細尾，後人叫它做「蝌蚪書。」至今一部份保存在說文的正文及重文與魏三體石經裏面。至「奇字」一體，說文所引的只有五個字，乃是古文的別體。

上舉各系文宇，皆用字母拼音，屬於第三類。（此外西洋傳教士曾用羅馬字或其他注音字母而創苗、儸、山頭等拚音文字，亦應屬此類。）

漢興以來，又有草書，因爲赴急，寫得潦草，或用於起稿，因而得名。秦二十九年戈的文字是草篆，在草隸存一書中收有許多潦草的隸書。漢簡中如宣帝神爵二年四年簡，五鳳元年簡，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簡，則純是草書。可見草書的成熟，已在西漢末年。王愔稱「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這是所謂「章草」。及晉、唐之世尙有今草和狂草。

女真字則金太祖時，命完顏希尹依楷書因契丹字製成，謂之女真大字，天輔三年（一一一九）八月頒行。熙宗天眷元年（一一三八）正月，又頒女真小字。孝宗時曾以此類文字譯經史。

服部四郞：蒙古語

羅振玉：流沙墜簡（羅氏影印本）

中國很早就有象形文字，何以後來不會變爲拼音字呢？這是一個亟待解答的問題。我們看了上述蘇末人和埃及人的文字史，可以明白此中的關鍵，第一：漢語本身是單音節語，語言本質上與蘇末語根本懸殊，所以漢字無須多用音節來劃分。第二：漢字的字式自早便很嚴謹，「合體字」雖由若干獨體構成，但寫起來非常緊湊，西周金文整飭的字體已充分表現這種精神，到了小篆，結構更密，絕不像蘇末線文和埃及象形文那様散漫，不易辨認。第三：漢字變爲形聲字之後，有了注音的辦法，可以打破語言和文字的隔閡，很容易地去造字，因為一字一音，隨便借用一個同音字去代替它，便算是造了另一個字，這様的手續在我們已很方便；但在膠着型的蘇末語，借音一多了，不免成爲多音的現象。這種毛病在漢字是沒有的，因此之故，漢字亦就不必進一步去考求音索的性質來辨別母音和子音了。第四：漢字亦有「定意號」的形符，謂之「偏旁」，當造字時已能充分使用自然分類法，使文字各從其類，對字形的駕馭，特具條理，以比較埃及「定意符」那樣的紛雜，實在高明得多。埃及是把「形」來注「聲」，以音符爲主而以意符爲賓；漢字則以形符來定通義，以聲符來別異訓，雖是以「聲」來注「形」，還是以「形」爲主，況聲符本身仍是形符，所以「形聲字」實在不啻是一種「拼形字」，這是中、埃象形文最大的差異。第五：中國古代部族複雜，語言不能統一，至今尙然，漢字既是「拼形」，可以即形見義，以目治而不以耳治，在傳達意思上，它可幫助語言之所不及，所以它更無廢「形」用「聲」的必要。第六：此外有一點最重要的是：中國對於審音的功夫向來不大注意，拼音的方法起源殊晚。詩、易及諸子雖有用韻之文，但對於音素未有明顯的認識，自梵語傳入中國，謝靈運方才「條理梵漢」，利用「聲體借字，以傳胡音。」（見安然悉曇藏五引宋國謝靈運語）。至周顒乃用體語來切字，在悉曇字記裏，「聲」是「聲勢」，如梵語字母元音的「阿」（）等；「體」是「體文」，如梵語字母輔音的迦（）等。到了這時候，中國對於子音，母音才有真正的認識。但看古代蘇末人對於母音，埃及人對於子音的運用，已遠在公元前若干千年，從這一點看來，漢字和古巴比侖及埃及象形文字絕對不會有任何血緣關係，否則音素不致如是忽略。由是觀之，那些持漢字西源論者，主張出於巴比侖與埃及，那是說不通的。

鄒　安：草ｗww•ｈｅtｕbｏok•ｃｏm.ｃoｍ隸存（廣倉學宭影本）

這些均屬於象形及表意的文字系統。

岑家梧：水書與水家來源（見一九四九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硏究所印西南民族文化論叢中）

埃及人的神聖象形文字（Hieroglyphic Writing）是用相當工整的圖畫寫成。他們雖然已在四千年前使用此種文字，但它和閃族圖形文字一樣都不是最原始的文字；它看來是象形，除了意符以外，可是大部份用作音符。它亦有Determinative和Phonetic Complements。埃及文字中是不把母音寫出來的，雖然他們已使用字母，但都是子音；埃及人算是很能夠分析子音，但却沒有真正把提到母音。我們明白了古代蘇末人，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的源流、性質、和構造，便可拿它來與漢字作切實的比較，我們於此可得一個結論，即蘇末人在西元前三千五百年已曉得運用類似漢字構造的法則去寫象形文字，但不久即感到困難而改用音符，由借音進而指出四個母音，在西元前三千年間已確定了拼音文字的動向。至埃及人很早完成了他們獨有的象形文系統，但又太注重子音。西方字母的發明雖完成於腓尼基人，但無疑地是會通蘇末人的母音和埃及人的子音斟酌損益而成的（最少從西元前2500-1500）。西方字母的發明，是這様曲折和經過相當悠長的歷史呀！

中國境內通用的文字，因地域及種族的不同，大體言之，可分爲三大類：一是介于圖畫與文字間的原始象形文（Pictographic Writing），一是由象形文發展而成的表意字（Ideographic Writing），另一種是標音字——由聲符演進爲字母拼音字（Alphabetic Phonetic Writing）。

楊守敬：楷法溯源（光緖刊本）

至於創造文字的人，戰國以來都歸功於倉頡。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史記封禪書上引管子的話：「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焉。」可見文字的產生，不肇於一人，不源於一地，應該是多元的。麼些文經典說造漢文的，名叫「數古」音（Su Ku），與漢族的傳說不同，呂氏春秋和世本上說：「史皇作圖，古代典册掌於史官之手，故以「史」爲文字創造者。又有人把史皇說爲倉頡，謂他是黃帝的史官。凡此種種，暫時無從論定，只有存疑罷了。

馬叙倫：六書解例（一九三一商務版）

其他尚有已死的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初行於一隅，不久即吿廢棄。

秦人統一天下，把文字作一番整理，以小篆爲國定字體，即删改大篆的奇怪與繁複而成。李斯作倉頡hｔｔps://ｍ.hｅｔuｂook•cｏｍ.cｏm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即當時用小篆書寫的課本。大篆是小篆的前身，用這種字體書寫的課本有史籀篇，相傳爲周宣王太史籀所著，它的文字後來一部份被許愼收入說文解字中。早期秦人文字如石鼓文，即屬這一系，還保持着嚴謹的風格；到晚期的商鞅量、詛楚文，則較趨於簡化，跟小篆很相近，可以看出其間蛻化的痕迹。說文稱秦書有八體，除上述大、小篆外，有「刻符」，用於符節；「摹印」，用於印璽；「署書」，用於封檢及題榜（扁額）；「殳書」，用於兵器題識；這四種是以用途來分别的；另有「蟲書」，即戰國時的鳥書；又有「隸書」，即篆書的草率簡體。

「會意」是結合二個以上的不同象形文來表示另一意義，「止戈爲武，人言爲信」，屋內有雨爲「」（今作漏）；人在屋内，以草覆之其下有冰爲「寒」（篆作），這是最顯著的例子。有時亦用相同的象形文來比類，而正反，虛實以見意，好像「比田」爲「」（即「疆」的初字），「並束爲棘」，「雙玉爲玨」（即）兩或（古國字）相反對爲（今作誖）等是。

王　筠：說文釋例（通行本）

唐蘭：中國文字學（1950年，上海開明版「文字的發生」節）

Marshall, L.L.C. : Story of Human Progress

雲南麗江縣一帶自稱拿喜的麼些族仍盛行原始象形文，巫師用以書寫經典及通訊，因爲巫師被稱為多巴（To-mba），故此種象形亦名「多巴字」。有一部份則爲音字，名爲「哥巴字」（ga-ba），形字起於宋代，描寫物狀，至爲工巧。李霖燦編有麼些象形文字典，分十八類，共收二千一百二十字。

關於漢字的起源，一向有若干傳說：易經繫辭傳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莊子胠篋篇中舉出古代帝王用結繩的有十二氏。我們看世界很多落後民族，在未有文字以前，多有結繩的習慣來輔助記憶。最有名的如祕魯的Quipus，且設有官吏來專司其事。琉球那霸地方和臺灣高山族，有些還靠着打繩結來傳意和記賬。漢字中關於計數的文字，像銅器上所見的，即十廿卅册，都作打結的形狀；可以說是古代結繩遺俗，表現於文字之上的。結繩原是一種記號（Mnomonic Mark），可算是文字的先驅。

I.J. GELB : A Study of Writing（Chicago, 1952）

札奇斯欽：蒙古的語言和文字（邊疆文化論集（中）一九五四年台北）

Walter James Hoffman : The Beginnings of Writing （New York, 1895）

董作賓：中國文字的起源（1952年，大陸雜志第五卷第十期。）

李霖燦：麽些象形文字字典（1944年四川初版，1953年香港說文社再版。）

笠松單傳：西藏語

「轉注」和「假借」二者，和形聲字關係最密切。假借是頂取巧的辦法，不另造新字，只取同音字來代替。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有如現在的寫別字；最初是權宜的，後來約定俗成，亦就通用了。假借字的本身不過等於形聲字的音符部份；所以我認爲「假借」方法的使用，應該在形聲之前。轉注字與形聲字的形式幾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轉注字是要與他字旁通，但有一個限制，不是同部首便兼同聲首，它是統一同一事物因時因地不同而異名的辦法，來增進人們的聯想，非常合於學習心理的法則。因爲同實異名必是二字互訓，所以許愼給它的定義是：「同意相受」。又因爲二字同義的綰結，在於同部首或同聲首，不出形與聲的關聯性，所以又說它「建類一首」。簡單地說：轉注字可謂形聲字中的Synonym，它有形聲字的形式而異其運用，因爲形聲字並不是同義字的。（轉注的說法最紛亂，在此恕不一一討論。）總括起來，由於有假借的法刖，才能發揮文字中「一字多義」的作用，有了轉注的法則，才能處理文字中「一義多字」的現象。這様，在造字者可算盡了文字的功能，在識字者亦把握到認字的鎖鑰。

周代文字現存的主要材料，是銅器上的銘辭，多為範鑄，大抵有疎放與嚴飭二體，仍是上承殷人的遺風餘韵；而行款整齊，結構緊密，更使方塊字踏進了定型階段。春秋以後，列國競爭日劇，造成「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紛亂局而；惟秦系文字，因地域關係，仍沿別周人的齊整作風；其他則富有地方色彩。以字體論：東方多細長，南域多散漫，有加上鳥形、蟲形等飾文的字體叫做「鳥書」，更盛行於楚、越之間。銅器文字有鑄與刻二種方法：商、周器多鑄款，筆畫肥而嚴整；降及戰國多刻款，筆畫瘦而奇肆，是時文字有一共同趨勢，即民間俗書的流行，它的特徵爲譌變和簡率，貨幣、陶器、及兵器上的文字，多屬此類，漸開隸書的端緖。

Mason, W. A. : A History of Writing

G.R. DRIVER : Semitic Writing （London, 1948

顧　實：中國文字學（一九二六　商務版　東南大學叢書本）

F.M.SAV和圖書INA:Tableau Synoptique載Histoire des Miao一書中（Hong Kong, 1930）

董同龢：中國語言（中國文化論集第一集）

行書始於漢末劉德昇，是分、隸簡化了的形體。魏晉以來有「真書」，也叫「正書」，是行書寫得工整者。鍾繇被推爲秦、漢以來寫|真書的第一人（張懷瓘說）；真書即現時的楷書。可是「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因行書不像草書的難懂，又不像隸書的呆板，最爲適用，直至現在，仍是通行的書體。

板津七三郞：埃漢文字同源考。（昭和八年，東京。）

楊成志：中羅字典（一九三零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硏究所雲南民族調查報吿）

馬宗霍：文字學發凡（一九三五商務版）

西南民族的擺夷有二種文字：其一源於緬文，另一源於南部泰文，均取自印度經典字母。

李天根：中國文字來源及變遷（一九二五　念劬堂刊本）

鴛淵一：滿洲語

容　臾：商周彜器通考（燕京學報專號之七　一九四一哈佛燕京社出版）

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1929，商務版）

但其他邊裔各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文字：

契丹文在十世紀時采用漢字為之。契丹國志稱：阿保機時漢人曾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

劉師培：中國文學敎科書（劉申叔遺書本）

貴州東南的水家亦有象形文。有二類：一為普通水書，稱爲La-Sui，用於占卜；一爲黑書，稱為La-Nam，特別施於巫術上拒鬼收鬼之用。此實爲一種蛻化自漢字的象形文。

「形聲」亦由二體相合，如江河是，但一半主形一半主聲；換句話說：它是形符和聲符聯結而成，以形符來定它的事類，以聲符來標出它的讀音。聲符只是純粹同音借用，不必含有甚麼相關的意義，文字學上所謂「右文說」及「形聲字聲中有義說」，只有極少數的例子。有時標音字因字體過於複雜，把它減去一部份叫做「省聲」。自從有形聲字的發明，才解决造字的困難。一方而可用記音方法使文字與語言聯繫起來，把不同的語言變成文字（如揚雄方言所舉一部份的字）。另一方面把握形符的適當運用，使文字各從其類，便於記憶，極合乎邏輯上的歸納法。在這有條理的支配下，因而產生了部首的方法。漢字能夠保持它衍形系統的特點至若干千年，無非靠着這一點的功用。

總括言之：歷代字體的演變，殷周時可說是成型時代；漢世由篆入隸，字體大異於前，可說是變革時代；晉、唐以來，日趨簡易；六朝碑板上有很多俗字、別字、唐、宋以後又有民間的簡俗體，民國以來更倡言用簡體字，這一長時期，可說是文字的趨簡時代。三千年來隨着字體的變化，產生了無數的書家，使中國書法在藝術上有特殊的輝煌成就，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能比擬的。

呂思勉：字例略說（一九二七年商務國學小叢書本）

厲鼎煃：契丹國書略說

由此可見漢字乃獨立發展，因為它是形符音符平行的合體字（Compound Words），文字本身具備一種「對稱美」，在造句法上則形成儷辭，高度發展便爲駢體文。這様的文字不特不會感到它的不便，反增進它的美感。漢字所以不走向拼音路綫，亦可說是靠着文學維護之力。自印度語文傳入中國，被吸收的只是聲律方面，對於文字本身，却絲毫沒存影響。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練字篇上說：「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可見漢字的特點是在字形，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基於上述諸理由，漢字何以不會走拼音一路，正因爲它獨自發展的緣故。至於漢字的前途如何，和以後應有甚麼改革，與本題無關，這裏暫不討論。

董作賓：殷人之書與契（載滕固編中國藝術論叢中一九三八年商務）

ISAAC TAYLOR : The Alphabet （London, 1883）

漢代又有「飛白」一體，相傳蔡邕見匠人堊壁，因創此法。現在我們看晚周的陶器，巳有飛白，是用竹書寫的。竹筆用退之後，鋒若比棘，故呈這種形狀。

周兆沅：文字形義學（一九三五商務版）

Joseph F, Rock : 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1947年哈佛燕京學社）

蒙古人初無文字，當成吉思汗征服乃蠻，俘獲掌管文書回紇人塔塔統阿（Tatatongga），纔開始采用回紇文來記錄蒙語。忽必汗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命國師巴思巴（Pagba）依西藏文另造方形蒙古字，止行於官廷；因形體不便，難以推行，後來仍用回紇文式。一九四八年西蒙古霍碩特（Hoshot）高僧將原有蒙文加以改良，成爲托特文（Todmongol 托特為正確的意思），即添加七個新的附加符號，使字母清晰，但行使並未遍及整個蒙古區域。

唐　蘭：中國文字學（一九五零年　開明出版）

朱宗萊：文字學形義編（一九一八　北大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