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的談話和短論披露了許多有關他的生活外貌和內心體驗的情況，這使我有理由將他發表的文字當作我在書中敘述的許多情況的首要資料來源。許多其他的生活細節，特別是有關傅柯訪美和捲入Ｓ／Ｍ次文化的情況，則源自一些新的訪談活動。此外，就傅柯早期生活的某些事實而言，我依據的是狄迭．艾里邦的《傅柯傳》。我知道，傅柯的一些密友（如丹尼埃爾．德菲爾）認為艾里邦的書寫得不好。但德菲爾在和我談話的時候，只是列舉了其中的一些他不同意的段落，而且他的不同意在我看來多屬解釋的差異，而不是事實的爭議。進而言之，我自己的研究也獨立地證實了艾里邦書裡的大量事實。所以我認為這本書提供的資料還是可信的。

所有譯自法文的譯文都是我自己譯的。我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考過現存的英文譯本，其質量十分參差不齊，既有里查．霍華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ｗａｒｄ）那漂亮的《癲狂與文明》譯本，也有幫助不大的《論述的秩序》（Ｌ＇ｏｒｄｒｅ　ｄｕ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的標準英譯本〈語言論述》（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和圖書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我在書中一般使用的都是傅柯主要著作的標準英文譯名，因為我覺得用我自己更符合原文的譯名會引起混亂，而直接使用法文原名也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即傅柯「性史」第一卷的書名，我使用的是Ｌａｖｏｌｏｎｔｅ　ｄｅ　ｓａｖｏｉｒ（《知識意志》）。在我看來，傅柯自己給這個談方法的緒論取的尼采式書名既優雅又富於啟示性，而英譯本的主標題——《性史，卷一》（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Ｖｏｌｕｍｅ１），則顯得極其平淡乏味，甚至暗含誤導的危險：因為這本書不管可能是別的什麼，它也絕不是什麼歷史。所以，我在書中總以《知識意志》（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Ｋｎｏｗ）稱謂此書，而將傅柯的整個這部著作稱作性史（不用斜體字，亦即不帶書名號），以避免同Ｌａ　ｖｏｌｏｎｔｅ　ｄｅ　ｓａｖｏｉｒ相混淆。

在談到傅柯的文章和談話的時候，我一般都要同時徵引法文原文和英文譯本（如果有這種譯本的話，而譯本常常總是有的）。具有反諷意味的https://m.hetubook.com.com是，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傅柯短篇著作的英文版總比法文版更容易找到。一當伽利馬爾出版社出版了傅柯短篇著作全集，這一情況自會整個改觀。由於這個集子的內容將按年代順序安排，故我在腳註裡還標出了傅柯每篇文章和談話的發表日期，以便於本書讀者查閱伽利馬爾出版社的這部傅柯文集。

總體上，我力圖避免隨意提及詞的性別，但並不總是成功。傅柯使用的法文代詞始終是陽性的，而我的譯文，以及我的一些與之毗鄰的文字，也都反映了他的用法。我還感到不得不保留傅柯關於「ｈｏｍｍｅ」即「人」（或「男人」）一詞的用法，以此指稱抽象意義的人類。

為了保證書中新材料的準確性，我曾將書稿的相關部分寄給我採訪過的許多關鍵人物審閱，其中有（以姓氏字母為序）列奧．柏薩尼、丹尼埃爾．德菲爾、鮑勃．加拉赫、菲利浦．霍維茨、Ｄ．Ａ．米勒、漢斯．斯盧加、西蒙．瓦德和埃德蒙．懷特。除德菲爾外（他沒有回信）他們的評論和修改意見都在本書的最後完成稿中得到了反映。

厄瓦爾德和德菲爾認為，傅柯的全和圖書部談話都應被看作他的作品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看法我是贊成的。正如吉爾．德勒茲所言，傅柯上演了「一齣陳述之劇」，而他的各種談話，則在他的思想的公開發布中產生闡釋性的作用。這些談話中，有些經過了傅柯本人仔細的加工、修改甚至重寫，有些則顯然是即興發表的。不過即興談話的重要性並不稍減：在談到傅柯（和德國電影導演韋爾納．施樂特〔Ｗｅｒｎｅｒ　Ｓｃｈｒｏｅｔｅｒ〕）的一次極富啟示性的對話時，德勒茲正確地指出：「這個本文非同尋常，正因為它是一次即興會談……。」

關於本書的資料來源的全部情況，可參閱隨後的註釋。但這裡應指出一特別有趣的資料來源。一九七八年，傅柯向義大利政治活動家和新聞記者杜齊奧．特隆巴多里（他曾為義大利共產黨日報《團結報》工作過多年）發表了一個極富於啟示性的談話。直到最近，傅柯和特隆巴多里這個冗長的談話都只有一個義大利文譯本，題目叫做《傅柯訪談錄》（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ｃｏｎ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此書首版於一九八一年，長期未見重印，幾乎不可訪得，尤其是在美國。hetubook.com.com然而，在一九九一年底，一個譯自義大利文的英文版本問世了，題為《馬克思評述》（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Ｍａｒｘ）；同時，據說還有一個法文本也即將出版。我在本書的準備過程中，曾讀到過傅柯和特隆巴多里會談（該會談是用法文進行的）的兩個不同的手抄本，其中一個已經過編輯整理準備出版，另一個則顯然還是初稿。此外，在本書就要付梓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弗朗索瓦．厄瓦爾德（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Ｅｗａｌｄ）和丹尼埃爾．德菲爾把這兩個手抄本結合起來加以整理，又編出了第三個傅柯和特隆巴多里談話的法文版本；收在伽利馬爾出版社將要出版的傅柯短篇著作全集裡的，顯然就是這個文本。由於學者們可以在巴黎的傅柯研究中心查閱到那兩個原始的手抄本，故而我在腳註中旣註出了經過整理的和未經整理的法文手抄本的有關頁碼，也指出了英文版中的相應段落；在涉及未經整理的法文手抄本的情況下，我還用羅馬數字標明了盒式錄音帶的序號。

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解釋的那樣，我在從事研究的時候，有意地不去糾纏有關傅柯的二手文獻，這些文獻現已氾濫成災和-圖-書了。不過，也有一些文獻對我的思想產生過深刻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沒有在腳註中完全反映出來。其中有一本書和傅柯完全沒有關係，那就是亞歷山大．內哈瑪斯（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Ｎｅｈａｍａｓ）尼采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尼采：文學式的生活》（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至於有關傅柯的論文，特別值得一提的有：米歇爾．德．塞爾托的〈語言的黑日：米歇爾．傅柯》（Ｌｅ　ｎｏｉｒ　ｓｏｌｅｉｌ　ｄｕ　ｌａｎｇａｇ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雷蒙．貝魯的〈走向虛構〉（Ｖｅｒｓ　ｌａ　ｆｉｃｔｉｏｎ）；保羅．維納的〈傅柯給歷史學帶來了革命》（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ｒｅｒ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　Ｐｈｉｓｔｏｉｒｅ）；愛德華．薩依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的〈米歇爾．傅柯，一九二六～一九八四〉（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列奧．柏薩尼的〈教育學與雞|奸〉（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ｄｅｒａｓｔｙ）；而最重要的，還應是吉爾．德勒茲的《傅柯傳》（Ｆｏｕｃａｕｌ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