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格爾（Ｊｅｒｒｏｌｄ　Ｓｅｉｇｅｌ）對我的幫助就更大了。他關於法國頹廢派文化人的研究深深影響了我對ｐｏｅｔｅｓｍａｕｄｉｔｓ〔浪蕩詩人〕的看法。他對我的書稿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這促使我修改了許多重要觀點，尤其是在本書的最初幾章。

我在研究中，還有幸能夠常常同一些人討論巴黎思想界的大背景問題，其中有沙圖克（Ｒｏｇｅｒ　Ｓｈａｔｔｕｃｋ）和梅爾曼（Ｊｅｆｆｒｅｙ　Ｍｅｈｌｍａｎ），他們分別在五〇年代初和六〇年代住過巴黎；此外還有薩依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他對法國理論有著十分透徹的研究，新見迭出，卻沒有任何討厭的時髦話。

在更專門的交感施虐受虐淫知識方面，拉賓（Ｇａｙｌｅ　Ｒｕｂｉｎ）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他在好幾個關鍵的地方指點了我，此外還撥冗閱讀了全部書稿並提了意見。美國大學裡同性戀研究的興起，使拉賓之類的學者們得以作出突破性的研究；若無這些研究，我個人的工作就很難取得進展，而且肯定很空洞。

本書的定稿，部分地是由《大街》（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ｅｅｔ）雜誌編輯施泰因（Ｊｅａｎ　Ｓｔｅｉｎ）和她的同事們完成的。其中，我尤其應該感謝文字編輯史密斯（Ｌｅｅ　Ｓｍｉｔｈ）。自始至終對我幫助最大的，是我的朋友、《雜家》（Ｓａｌｍａｇｕｎｄｉ）雜誌鮑伊爾（Ｂｏｙｅｒ）氏的羅伯特（Ｒｏｂｅｒｔ）和佩吉（Ｐｅｇｇｙ），他們對我的課題有著無窮的興趣。

我和許多哲學家談過話，這也使我獲益不淺。這些哲學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卡威爾（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ａｖｅｌｌ）——我的書裡就有他關於尼采的愛默生式思考的印記；其次是羅蒂（Ａｍｅｌｉｅ　Ｒｏｒｔｙ），他對我的計劃提出的疑慮極有道理，令我不得不重頭再想一遍；此外，拉奇曼（Ｊｏｈｎ　Ｒａｊｃｈｍａｗｗw.ｈetｕｂoｏk.ｃｏｍ.ｃomｎ）對傅柯的清醒認識極有參考價值，麥卡錫（Ｔｏｍ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幫我和哈伯瑪斯取得了聯繫，我的導師麥金泰爾（Ａｌａｓｄａｉｒ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也又一次慷慨地提供了幫助。不過首先我還是應該感謝戴維森（Ａｒｎｏｌｄ　Ｉ．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他不僅熟諳傅柯的著作，而且不管我的想法多麼怪，他都願意加以考慮並提出意見，因而對我的幫助極大。

在確定「安全性|愛」知識普及的時間方面，在核實資料的年代順序和糾正希爾茨（Ｒａｎｄｙ　Ｓｈｉｌｔｓ）那部極其珍貴的愛滋病史《這幫人還在玩》中的錯失方面，我不僅得到了拉賓的鼎力相助，而且得到了Ａｂ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的韓麥特（Ｔｅｄ　Ｈａｍｍｅｔｔ）和格羅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ｏｓｓ）的支持。韓麥特和格羅斯兩人都調動了他們自己關於官方對愛滋病危機的反應的研究成果。

有幸的是，我還能和妻子敏登（Ｓａｒａｈ　Ｍｉｎｄｅｎ）和她的同事們討論一些心理學問題。敏登的同事們都是波士頓地區精神病學和臨床心理學領域的學者，其中有：紐馬克（Ｊｕｓｔｉｎ　Ｎｅｗｍａｒｋ）、巴瑞拉（Ｐａｕｌ　Ｂａｒｒｅｉｒａ）、恩格爾（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Ｅｎｇｅｌ）、海文思（Ｌｅｓｔｏｎ　Ｈａｖｅｎｓ），但最重要的還是西蒙（Ｂｅｎｎｅｔｔ　Ｓｉｍｏｎ）他關於貝克特（Ｓａｍｕｅｌ　Ｂｅｃｋｅｔｔ）的研究，和我的研究簡直是異曲同工。

另一個朋友馬庫斯（Ｇｒｅｉｌ　Ｍａｒｃｕｓ）給我的幫助，則在於使我樹立了信心，推動我不斷前進，並鼓勵我深入探討他所謂的「二十世紀秘史」。書稿完成後，他仔細地通讀，並周詳地提出了修改意見。這位熟諳迪和_圖_書蘭（Ｄｙｌａｎ）、達達運動和德波爾（Ｄｅｂｏｒｄ）的專家，實際上是本書的共謀。

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我還應該對戈德海默（Ａｒｔｈｕｒ　Ｇｏｌｄｈａｍｍｅｒ）深表謝意。戈氏不僅是美國最天才的法國史學的英文譯者之一，而且從事過多年巴什拉爾和岡吉蘭哲學的研究，對法國歷史與文化的幾乎每個方面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穎悟的洞察力，同時本人就是一個天才的作家。在我寫作的每一個階段，他都是我的第一讀者，幫我指出了無數文體上的毛病以及翻譯和事實上的錯失之處，使我得以更清楚、更精確地把握各方面的情況，特別是有關法國撲朔迷離的高等教育界和文化生活的情況。同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編輯阿薩希那（Ｂｏｂ　Ａｓａｈｉｎａ）一起，戈德海默對本書的特色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他的幫助和友誼，是我永遠也感激不盡的。

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會為我最後階段的寫作提供了經費。

從一九八九年開始，我就在哈佛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人文研究所、美國政治學協會一九九一年年會和同年在東京大學舉行的「傅柯時代」國際討論會等場合，宣讀過一些在本書研究基礎上寫成的論文。在場學者們提出的各種批評意見，或多或少，都為本書的定稿增添了色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菲爾、厄德瓦爾德（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ｄｗａｌｄ）、拉比諾（Ｐａｕｌ　Ｒａｂｉｎｏｗ）、德雷福斯和貢布萊希特（Ｈａｎｓ　Ｕｌｒｉｃｈ　Ｇｕｍｂｒｅｃｈｔ）在日本給我提的意見。

在書稿和尾註裡的一些相關的地方，我提到了我為寫此書而採訪過的人們。但我還應特別感謝瓦德（Ｓｉｍｅｏｎ　Ｗａｄｅ），他不僅讓我讀過他尚未發表的《傅柯在加利福尼亞》一書的書稿，而且讓我摘引了其中的一些段落。本書第八章的很大一部分就https://m.hetubook.com.com是在此書的基礎上寫成的。

隨著研究的進展，我又認識了許許多多探討同性戀問題的記者和學者，包括摩爾（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ｏｈｒ）、愛斯考菲（Ｊｅｆｆｒｅｙ　Ｅｓｃｏｆｆｉｅｒ）、德米利奥（Ｊｏｈｎ　Ｄ＇Ｅｍｉｌｉｏ）、達維道夫（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ｗｉｄｏｆｆ）、懷特、哈佩林（Ｄａｖｉｄ　Ｈａｌｐｅｒｉｎ）和米勒（Ｄ．Ａ，Ｍｉｌｌｅｒ）。他們每個人都用這樣或那樣的方法——常常是以坦率的批評，幫我克服了這方面的無知。

我最喜歡的批評者，也許還是伯薩尼（Ｌｅｏ　Ｂｅｒｓａｎｉ）：他既熱情支持我寫作，又總對我的工作持尖刻的懷疑態度，讀了書稿後，他給我來了一封信，說我「太注意傅柯性生活的某些『極端』因素了，而且只注意其外表」，還說我的散文文體，儘管讀來像是聽「一位非常仁慈的父親、學者兼醫生」在說話，但也不免把傅柯性生活的問題「弄得過於難解了」；「有些事情，本來並不難理解，並不像『極限體驗』那樣神秘」，卻被毫無必要地複雜化了。我深感惶惑，遂將此信示懷特一閱，懷特讀後卻說：「這很有意思。你覺得他說得對麼？我可沒有把握。」我也一樣沒有把握，只好請讀者自己去評判了。

我的同事和朋友施密特（Ｊａｍｅｓ　Ｓｃｈｍｉｄｔ）促使我拿起了這個課題。他還讓我把自己的觀點拿到他的一個夏季討論班上做了研討。那是一個有關啟蒙運動及其批評家的討論班，一個得到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會贊助的項目。

我原本對同性戀社區和交感施虐受虐淫一無所知，幸好我的朋友、新聞記者布洛克（Ａｄａｍ　Ｂｌｏｃｋ）做了我的啟蒙老師：他用沙發上的小靠墊搭了一個和*圖*書舊金山同性戀社區特有的「牢房」，讓我得到了某種感性認識。他還慷慨地讓我分享他自己收集的德菲爾（Ｄａｎｉｅｌ　Ｄｅｆｅｒｔ）、勒比杜（Ｊｅａｎ　Ｌｅ　Ｂｉｔｏｕｘ）、懷特（Ｅｄｍｕｎｄ　Ｗｈｉｔｅ）等人的談話資料，並對本書初稿的某些關鍵段落提出了詳細的意見。

坎特（Ｊａｙ　Ｃａｎｔｏｒ）是我最早的讀書之一；在傅柯及其相關問題上，他也是我最經常的談話伙伴之一。

另一些和我就本書的各方面問題商量過的人有：沃特（Ｌｉｎｄｓａｙ　Ｗａｔｅｒｓ），一位極其可貴的讀者和朋友；布瑞納（Ｂｒｅｉｎｅ）氏的保羅（Ｐａｕｌ）和威尼（Ｗｉｎｉ），他們總是那樣熱心善良、反應敏捷；維希尼亞克（ＪｕｄｙＶｉｃｈｎｉａｃ），她為我在法國採訪做了許多牽線搭橋的工作；祖伯（Ｍａｒｔｈ─ａＺｕｂｅｒ），她教了我不少在巴黎採訪的竅門；碩爾斯（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ｏｌｅｓ），一個風度十足的批評家，話語中透著無盡的才氣；戈德曼（Ｈａｒｖｅｙ　Ｇｏｌｄｍａｎ），他當時正在研究馬克斯．韋伯和托馬斯．曼，探討的問題和我的頗為類似；斯特朗（Ｔｒａｃｙ　Ｂ．　Ｓｔｒｏｎｇ），他在尼采和許多其他問題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最後還有夏邦尼埃（Ｄａｎｌｅｌ　Ｃｈ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一位極熱情的東道主，他帶我參觀了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那是我在巴黎度過的最令人愉快的時刻。

我特別要感謝已故的斯托勒（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Ｓｔｏｌｌｅｒ）。這是一位大膽和富於創新精神的思想家，雖然他的研究領域並不以大膽和富於創新精神著稱。這位美國精神分析大家在百忙中會見了我並討論了我的工作。在後來的書信來往中，他那廣博的臨床經驗和永難滿足的好奇心（他不僅籠統地對交感施虐受虐淫和性激動的動因感興趣，而且汲汲於探索人的本性和在區分正常與「hｔｔps://ｍ•ｈｅtｕｂｏｏｋ.ｃom.coｍ病態」方面的重大困難），給了我很大的教益。

貝倫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ｈｒｅｎｔ）為我翻譯了傅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最後幾次講演，而且也通讀了本書的草稿。

在我的研究的早期階段，我徵求過好幾位學者的意見，他們在聽取了我關於傅柯的生活與哲學之間關係的研究假設之後，都鼓勵我研究下去。其中，我覺得同這幾位學者的談話對我幫助最大：斯塔羅賓斯基（Ｊｅａｎ　Ｓｔａｒｏｂｉｎｓｋｉ），他的解釋方法和寬厚精神堪稱典範；宋塔（Ｓｕｓａｎ　Ｓｏｎｔａｇ），他關於巴爾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和亞爾多的熱情洋溢的論文，為我提供了另一種楷模；邁克爾（Ｌｅｏｎａｒ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他那善用精確分析喚起濃烈情感的天賦，常令我欽羡不已。

在研究的早期階段，米特（Ｓｉｄｄｈａｒｔａ　Ｍｉｔｔｅｒ）曾幫我蒐集過傅柯寫的一些鮮為人知的文章。後來，由於伯諾爾（ＪａｍｅｓＢｅｒｎａｕｅｒ）的幫助，我又得到了一些更為罕見的傅柯文獻。伯諾爾長期從事傅柯著作研究，他不僅讓我分享了他的資料，而且還跟我談了他對傅柯及其哲學的印象，儘管他並不大同意我的研究路數。沒有他的慷慨相助，我的工作恐怕要多花好幾個月的時間。

我的父親小詹姆斯．米勒（Ｊａｍｅｓ　Ｅ．　Ｍｉｌｌｅｒ，Ｊｒ．）、敏登、法利（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Ｆａｒｌｅｙ）、還有布倫塔利（Ｄｉａｎｅ　Ｂｒｅｎｔａｒｉ，他的熱情給了我很大的鼓舞），都閱讀過本書的最初幾稿。另外，哈佩林、米勒和戴維森對書稿的各個部分提了一些有益的看法。斯盧加（Ｈａｎｓ　Ｓｌｕｇａ）看過書稿後，說服我修改了幾段有關海德格哲學的文字。邁克爾、麥卡錫、德雷福斯（Ｈｕｂｅｒｔ　Ｄｒｅｙｆｕｓ）、懷特和伯曼（Ｐａｕｌ　Ｂｅｒｍａｎ）也都擠時間通讀了全部書稿，並提了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