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包容偌大的範圍，一句話，乃拜科技之賜。有了大量快速印刷之可能，「書」的雅量乃不得不大。按照中國古代對「書」的界說，必須著於竹帛，或簡紙，使永不滅，所載是五經六籍才叫書。時代進展，製造「書」的技術大大的改變，全世界每日所出版的「書」，恐怕無法以冊數統計，只有以噸計量。

就讀書一事而言，在現代不加選擇的讀書，是否「開卷有益」？答案可說有大半是值得懷疑的。只供娛樂的「書」，自然不能道貌岸然的說它無關國計民生，不是千古文章，毫無價值。因爲適當或正當的娛樂，完全是現實人生所必要。但是只求媚俗而求暢銷的娛樂「書」，或危言聳聽、假冒知識的其他「書」，也便是上述所謂「時代書」，常常灌輸不正確的知識、不健全的人生觀與低級庸俗的趣味。薰陶既久，你原想只圖消遣、娛樂，而事實不然；你的品味與人生觀、人生態度，已爲「時代書」所潛移默化。這一點，「時代書」與電視的「潛力」可說異曲同工。沒有一個人能對長久接觸感染力甚強的媒介物而有免疫力；除非他打過「防疫針」——他已建立了對知識、思想、文藝...各方面獨特而高深的觀念體系，不然，起碼也得有相當水準的基本認識力。

無疑的，「書」的數量與生產的速率加大了，「書」的品類複雜了，平均品質卻普遍下降了，「書」的功能與傳播面擴大了，書的享有權普遍化了，不過，其崇高的尊嚴漸漸也喪失了。這一切的演變，上面說過，乃拜科技之賜。機器印刷在十五世紀發明以來，「書」的命運與身價，急遽在變化中。近十年來複印機（或稱電印機）的普遍使用，又使「書」的命運面臨新的處境。可以預見，「書」的前途，未來還有種種重大的變遷，未可「限量」。

〈說書〉一文乃是現代「説書」，旨在談廿世紀文明社會下的書籍與古代性質已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分際在於「時代書」大量問世，佔據讀者的閱讀時空，當代人要在書籍中得到真正的養份可說甚為困難；所謂開卷有益，已不盡然矣。本篇感悟深，切題準，用心苦，批判入裏，值得讀者三思。

不加審慎的選擇，「開卷」或許竟是「有害」。

這個現象絕不只中華民國大臺北文壇如此，乃爲世界性的普遍現象。有些本來可以是或者本來已經是學者與嚴肅作家的，因爲禁不住現代特殊豐厚的「名利」的引誘，不惜放棄理想，改寫「時代文學」（此名詞仿照「時代曲」這一深有餘味的名詞而杜撰）。《愛的故事》那位美國作家即爲一例。

老實說，眞正可以稱爲「書」的，可以經得起千百年或者百數十年，爲後代讀書人所珍視誦讀，感佩不已的著作，還仰賴眞正的讀書種子，使其「香火不斷」。而知識、思想、學術、文藝之有可能不斷承傳，不斷發揚，後浪推前浪，也仰賴嚴肅深思、好學不倦的讀書人（不是「知識階級」，因爲書人人可讀，即使放牛的王冕、窮苦的匡衡，也一樣可以一邊做一個「勞動者」，一邊做一個「讀書人」。現代書籍更方便，更不是某一「階級」所能霸佔專有）在清淡堅苦的「象牙塔」之中去繼承延續。那些寫大量的暢銷的「時代書」、「時代文學」的作者和恆河沙數的「時代書」讀者，「書」的意義只是雙方供需交換，即時達到目的的工具——讀者供給作家「名」與金錢；作者供給讀者現時的娛樂。

余生也晚，沒進過私塾，「乏善可陳」。自己忝列讀書人的「行業」有幾本書，也只是必備的「傢伙」，不值得一提。臺北書業興隆，非常可喜。但是非「時代書」的古典名著與前人優秀著述，出版界任意刪剪、換題、改名、竄改，使人痛心，做文化事業也有人不擇手段，毫無起碼責任感與道德心。一般書的封面，濃妝艷抹，嗅不到一點「文化氣息」。將來後代人一看裝潢，便知道這是一個書籍「賣笑」的時代。

從樂觀的一面來看，科技對書籍的功勳也不在小。首先是享用書的讀者大幅度的增加。這個「量」的提高，也可說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初步理想之實現。其次是思想、情智、信息得以暢捷的交流傳播。第三是促成了文字多角度效用的發揮，使「書」的內容品類更爲繁富，更直接地影響並服侍人生的生活。這幾點重大的貢獻，雖大多偏向於「量」的變化，與悲觀論者注重「質」的變化，究竟孰輕孰重？實在無法權衡。

這種苦惱，反使現代人膽子更大，著書更隨便。晉朝顏之推說：「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和_圖_書大概晉朝人要讀遍天下的書，頗有可能，因爲當時書還不多。一個人寫文章或說話是否胡說，大有一班讀遍天下書的飽學之士出來斥責他「妄下雌黃」（雌黃是一種礦物質的黃色顏料。古人寫書用黃紙，寫錯的時候用雌黃塗蓋。後來凡說話沒有根據，自欺欺人，便是信口雌黃）代既然沒有任何人能讀遍天下的書，知識儘管爆炸，爆炸之下，彈片沙塵滿天飛竄，硝煙瀰漫，正好掩護。稍有蓋仙之才，便敢著書出版，此其時矣。前人有對聯曰：「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現代有些寫作人覺得那些「未曾經我讀」的書，正是老夫覺得耗神費事，而且頭痛的書，不必理它；自已平生奇遇，或道聽途說，正好搜奇羅異，出之以謔浪笑敖，寫出來供大家玩，務使暢銷，以收版稅之利，所以「事無不可對人言」。這種文字，有人說是「雜文」。以前稱爲雜文者，是對人生的種種諷諫，風格不拘，即使嬉笑怒罵，還是心存嚴肅。對人生存一種積極的態度，抑惡揚善，言之有物，不使淪爲品味低下的逗人發噱而已。不過，現代的書籍既少爲認眞研究之用，多爲娛樂消遣之助，所以知識性的書，嚴謹的文學創作，嚴肅的思考性的文字，認眞探討文化與社會問題的著述，銷路大不如一般暢銷書（上述各種嚴肅的高水準讀物偶有略爲暢銷的時候，但爲數不多）反淘汰的結果，是瘦了學者與認眞的作家，肥了雜文與流行小說家。

科技對現代文明影響之功罪，衆說雖然紛紜，但大致可分悲觀與樂觀兩派。歐洲的悲觀派以史賓格勒爲代表，美國學者比較樂觀。就科技對「書」的影響來看，促使「書」的品質普遍下降，「書」的尊嚴漸失，可說是屬於悲觀的一面。

我們說到大量的群衆的需求，迫使「書」的品質水準下降，似乎暗示了「群衆總是愚昧的」這個前提。而共產黨人與政治野心家卻替「群衆」抱「不平」，他們說人民群衆是歷史的締造者，說佔大多數的人民群衆才是一切眞偽善惡美醜是非的正確判決者。這使得我們做平民百姓的人似乎感激涕零。事實上這是一大騙局，是對「群衆」阿諛獻媚。說老實話，「群衆總是愚昧」這句話，是事實。因爲每個人的專長與才識總是有限，不可能萬事內行。在我們專才的範圍內，我們暫時充當優異份子或專家，當wｗw•ｈｅtubooｋ.ｃｏm.ｃom然不是群衆；但在另一個專門題目上，我們因爲不内行，便只是群衆中的一員。我們常常因爲廣告的宣傳與朋友的影響而看某一位有名的醫師或買某一項產品，而專家看來，我們實在是盲從與愚昧。說人民群衆偉大正確只是企圖騙取人民好感，獲得信任與擁護的詭計。現代知識普及，讀書人與非讀書人已經沒有明顯的界限，也不發生對立。但在分工精細的不同專門學術中，我們人人絕大多數的機會都只是盲目愚昧的「群衆」中的一員。如何避免我們因愚昧而判斷錯誤，如何提高我們的知識與鑑別力，提高我們的品味力，讀書當是個根本的辦法。但是我們的「時代書」充斥市場，我們大多數人常常盲從而上當。所以讀書的第一步，卻是如何鑑別優劣，如何選擇。我們的大中小學教師，是否有能力、有誠意教導學生認識書的優劣？實在不敢肯定。原因是我們有不少大學教授本身便是寫「時代書」的知名之士。

我雖然說了幾句樂觀的話，但悲觀的更多。不過，對於「書」的永恆價值，相信書是文化生命延續發展最重要的工具這個信念，依然不曾動搖。不管在什麼地方、什麼時代，讓我們崇敬的書總是有的，眞正愛智的讀書者總會苦尋、苦讀。讀書的眞正樂趣，也許就在於一個苦字。

我們人人知道「詩必盛唐」，但是比較爲大家所熟識者只有《唐詩三百首》。就是《全唐詩》也不過四萬多首，產生的年代卻近三百年之長。可知沒經抄錄、雕印的必不計其數。印刷的困難，對低劣的、較次的或不重要的文字作品形成自然的裁汰；印刷術大大發達之後，倒反而鼓勵了文字的濫用與劣次等書籍的暴增。產生書籍的速度加快了，書籍的平均品質降低，而且書籍成爲略看即丟的消耗物資，與一個可口可樂瓶子頗爲近似。這樣的情況，使著書的人不在於努力使一本書能有較永久的價值，而在於努力使它能於一出爐而能暢銷一時。兩三年間若能風靡一時，在書的買賣上說於願已足，沒有人記起「名山事業」這句毫無商業利益的癡話。使其風靡一時的辦法就是取巧與媚俗。

漢朝的揚雄在寫《太玄經》和《法言》時，劉歆對他說現在的讀書人懂得什麽哲理呢，你的書只好讓人家拿去「覆瓿」吧！「覆瓿」即是蓋醬缸。讀書人中也大有「愚昧的群衆」，這也是古今中外如出一轍的。自從近代世界文化漸漸平民化、世俗化，尤其自普羅意識蔓延以來，大衆與許多知識份子不分青紅皂和-圖-書白，猛烈攻擊「象牙塔」。那些不肯正視現實人間，關起門來喃喃自語的作者，倒不論是奢談哲學或製造言情文學，自然應該批評。但是歷史上著名的書，那一本是在「十字街頭」嘩衆取寵而產生的呢！眞正偉大的研究工作與文學創作，大概還要有耐得住「象牙塔」中的高寒孤寂才能產生。我倒奉勸有心讀書，不甘給人家牽著鼻子走的青少年，一定要爭取讀幾本不太平易、嚴肅深刻的書。而對於風趣謔浪，缺乏誠正心態的明星式的「書」，少看爲妙。靑少年人讀書如果目的只在解悶兒，爲了輕鬆好玩，不肯苦讀好書，即使將來成了作家，也不過油腔滑舌，這是很可怕的事。

古人未得印刷術發達之便，又沒電燈，書籍只有手抄本。黃卷靑燈，以正楷逐行抄寫；西方中古時代，也一樣在燭光下恭謹謄錄。書的寶貴與尊嚴，很可以想像得到。旅居美國時，普林斯敦大學國際聞名的圖書館學者童世綱先生曾讓我看唐人寫經的卷子，墨彩依然，令人不可思議。就是到了手工刻書的時代（中國雕版印書起於何時，也無確論。大概在唐玄宗之時，皇帝頒詔，還要命人繕寫。中唐時代有曆書刻印，可爲雕版之始。今人能見的實物，以唐咸通九年《金剛經》刻本爲最早。首有《佛說法圖》，也爲現存中國最早之版畫），書籍仍珍貴之至，非人人能買。古人著述認眞，水準較高，因爲生活困難，知識不普及，交由少數飽學的文人所專業。而且書的製作不易，故文字力求精簡周延，不値流傳廣佈的文字，絕不災梨禍棗。著書稱爲名山事業，立言是三不朽之一，是極莊嚴神聖的工作。民間風俗，字紙不得當廁紙，書冊不得墊屁股坐地，都表明對文字書籍的尊敬甚至崇拜。

印刷術昌盛對文學的害處之大，或許是許多自認已是成名的作家所不曾想過的。作者與讀者因印刷媒介物的方便與快速而彼此聲息相聞，距離極短，以致作家在寫作時不太顧及遠處角落裡少數人物的態度或若干年後的後世讀者的反應，他只專注於活躍在眼前千千萬萬廣大而缺乏深刻的思想與鑑賞力的群衆——他們永遠是人類中的大多數，也是決定一本書是否暢銷的權力所在。「時代書」的作家之所以愈來愈喪失理想與個人意志，因爲他要取悅於這大群品味庸俗的讀者。這種作家可以說是由群衆所「塑造」出來的，而又將於群衆厭膩之時，由另一個被「塑造」出來的新「作家」所頂替。如同和*圖*書聽厭了黃梅調，群衆就另選武打；看厭了武打，他們就要別的玩耍來換換口味。

「書」的平民化、普及化，即量的激增，使新聞文學、小說與娛樂文學三雄攜手，獨霸文學園地，因而獲得繁榮壯盛的時機，也因而改變了文學的天地。沒有機器的印刷技術，小說等文學作品，靠手抄本與雕版印書來發表，大概永遠無法揚眉吐氣。相對的，詩歌與哲理文學因之沒落，原因是不合普及的需要。「量變到質變」，從書的命運上來看，也不無道理。

一個作家要創造群衆的品味力，要引導群衆提高他們的領悟力與思考水準，實在是一種近乎聖哲的工作，在機器印刷的時代此事尤其難艱。因爲「時代文學」的印刷量淹沒了他們嘔心瀝血的結晶。不過，總有少數優異份子與他們「相濡以沫」，而且設法把一個時代中最優秀的著作得以保存，得以延續。

即使「時代書」與「時代娛樂」（電視可說是時代娛樂中的翹楚）的水準有可能提高到比較令人不擔憂甚至滿意的程度，一個國校畢業後從不接觸高水準的、比較嚴肅的讀物的人，他必被塑造成一個沒有獨特見解與情趣的「時代人」，成爲時代潮流浮沉湧蕩中的一個浮漚而已。一個「時代人」的可悲就是喪失獨特性，因爲他心智情思的來源，全是大衆所共有、共享、共愛、共喜、共泣，最通俗低淺易懂、易欣賞的時代暢銷的書刊與娛樂節目。

「書」是什麼？人人心中有數，不必多此一問。道貌岸然，嘔心瀝血與乎胡說八道，率爾扯淡，只要白紙印黑字，而且裝釘成冊，就取得稱爲「書」的資格。老子五千言《道德經》薄薄一冊是「書」，厚厚一套《廿四史》也是「書」；王國維、羅振玉等大學者對殷虛書契與卜辭文字之考證那樣冷僻艱奧的著述叫「書」，愛因斯坦《相對論》那樣改變歷史的論文叫「書」，而花花綠綠一本《橋藝秘訣》、《中西菜譜》、《姓名學大全》、《手相面相學》，或荒唐瞎扯只供如廁之用的「廁書」也叫「書」。「書」可說是有容乃大；海納百川，連陰溝穢水也得容納了進去。

現代人常說「知識爆炸」，應付不易，「書」的數量大增，無從閱讀，確爲事實。但現代眞正是汗牛充棟的書之雜之多，並不代表知識在裡面含量過多，一定爆炸。一噸五花八門的書，裡面有幾斤幾兩正確的知識，實在使有心求知的人煞費辨擇。讀書人無法閱盡天下的書固然遺憾，連沙裡淘金，費心挑揀出來的書，也絕對無法盡讀，永遠覺得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