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偉大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九三五年出版的著作《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中，描述了新幾內亞一個食人族蒙杜古馬（Mundugumor）充滿了暴力宰制的社會；有別於一百平方英里以內其他兩個原始部落的「性別氣質」——簡單地說；蒙杜古馬人把他們的男人和女人都教養成像我們所期望的男人那樣。女人和男人在這裡都兇暴成性，喜歡尋釁鬧事，有強烈的佔有慾和嫉妬心，同性和異性之間都會藉由近乎儀式性的複雜鬥爭來鼓勵和滿足自己作爲社會中心的成就感。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支被稱爲「聖柱」的棒子。

在文明先進的國度中，生物醫學家和人類學家之間的筆墨官司逐漸偃旗息鼓，遙遠的新幾內亞雨林中的部族則悄悄地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接著，一個來自德昌布利的母親帶著她的繩組——十一個孔武有力的少年男子；爲安置聖柱的密室敲開一扇窗子。這位母親讓部落裡所有的人見識了代代相傳的家族聖物：聖柱的頂端是一尊巨頭短肢的神像，頭上戴著貝殼製成的冠冕，神像的陰|莖部位向下延伸成整個聖柱的主體，前方還掛著幾張長條htｔｐs://wwｗ.ｈｅｔuｂook.ｃｏｍ•ｃom狀的布質旗幡，幡上當然也少不了貝殼。來自德昌布利的母親可不祇一個，她們都覺得這樣做很有趣。因爲第一個這樣做的母親向每個來到這扇新奇的聖物展示窗前的鄰居和路人收取指環和豬肉作爲類似門票一般的禮品。這樣做很好——至少他們的兒子毋須再爲了一睹聖柱而皮破血流，而儀式所必需的易物性市場經濟亦得以延傳下來。

我們的人類學家米德離開新幾內亞未及三個月之後，一場瘟疫襲擊了蒙杜古馬這個部落，使整族的人口銳減爲原先的四分之一，祇剩下兩百四十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女人。知名的生物醫學家克瓦那夫（Peter Kwagnaff）在四〇年代中期的一個國際生物醫學會議上宣稱：蒙杜古馬人的瘟疫病毒其實是一種混合式的破傷風桿菌。原本，刺傷及深裂式的傷口爲厭氧的桿菌提供了合適的環境，由之而產生的痙攣毒素通過血流由感染局部擴散至脊髓前角運動神經核，影響乙酰膽鹼的合成及釋放，引至中樞神經系統的脫抑制現象，病人因此而不時出現四肢及軀幹肌肉強直性痙攣；許多患者則是因呼吸肌麻痹導致窒息而死。克瓦那夫表示：破傷風桿菌在當地和_圖_書向未出現，它恐怕是人類學研究小組的「饋贈品」；更正確地說：是外來的研究者所引入的破傷風桿菌與當地沼澤區的某些原生物質經合成後、解除其厭氧性，並因之可暴露、存活於空氣中達數週乃至數年之久，終於在某種適當的傳遞過程中經由聖柱儀式的凌虐而奪取了族中少男的性命。

起初，是一個阿拉佩什來的女人拒絕吃人肉，也不讓她的兒子吃人肉，她們聯合了至少十五個阿拉佩什女人和她們的兒子，形成了一個「繩組」（Rope）聯盟。原本繩組是蒙杜古馬社會中的基本單位，各由「父親—女兒—外孫子」以及「母親—兒子—孫女」串成；一旦聯盟形成，就瓦解了族長與個人之間單純而直接的控制力，這個可以視爲「民間化」、「社區化」的組織還運用阿拉佩什人所慣施的剩餘物詛咒術——將一截吃剩的甘蔗或一口嚼剩的檳榔渣上施以咒語；害死了兩個力主吃人肉的族長。最後，拒食人肉運動在多數決的情況下推展成功——起碼，公開吃人肉會遭到唾棄，私下吃人肉亦變得令食者草木皆兵。

最後現世的一根聖柱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出土，柱身比米德深入新幾內亞叢林時代短了很多很多，它看起來不像什麼柱子，反而像是一截矮矮的和_圖_書凳子，神像坐在上面，猶如一個垂老無力、徒歎年華的病人，頭上貝殼裝飾的冠冕早已斑駁脫落，留下縱橫交織、有如被鱷魚牙刺劃的無數傷痕。據說這樣的聖柱也非蒙杜古馬傳家的真品——那已經是爲了便於觀光客攜帶、刻意做短了好放在小型購物袋裡的規格化尺寸。

幾乎就在同時，雨林大片消失，人類登陸月球，現代文明無遠弗屆，知識分子重拾米德的研究再度開啟兩性間的話題性爭議。

早先，阿拉佩什人的男人和女人都是被教養成像我們所期望的女人那樣，男女在共同的事物上都「注入了滿腔的母性之愛」，他們都「比較」溫婉柔和，連所謂的罪惡都屬於陰性的詛咒。至於德昌布利人的男人和女人（套用米德的話）「男人們的行爲像我們傳統中的婦女……而女人們則精力旺盛、善於經營、對自己的配偶不盲目崇拜。」然而，一旦這兩個部族的女人在一個強大的暴力——可以被解釋成「無上的現實權力」宰制之下，她們失去了在自己原先的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礎和架構，變成蒙杜古馬的女人就要像個蒙杜古馬的男人。不過，這祗是表面的、暫時的情況。女俘及其大量的子女爲這個部落帶來的影響是潛藏而長遠的。這些新添的人口從最根本的www.hetubook.com.com部分動搖了蒙杜古馬的社會。

聖柱通常和一個家庭裡的聖像一起陳列在一間幽暗的密室之中，除了家長之外，等閒不出以示人。當家中的孩子進入青春期之後，到二十歲爲止，將會有好幾次瞻仰聖柱的機會；我們姑且把瞻仰聖柱這件事看成是一種必須不定時且連續實施的成人禮。女孩子在這樣的儀式中屬於「被允許者」，她們在好幾天以前就開始作禁食訓練——不吃魚、不吃肉、祗能吃限量的樹薯以及喝很少的清水；屆時便面帶肅穆、驕矜的神情，排隊進入密室，瞻仰聖柱。男孩子們卻沒有這樣優渥的特權。在儀式中，男孩子屬於「被懲罰者」。除了也要禁食之外，他們在一睹聖柱之前，還要被成年人飽以老拳、用烈火灼燒以及必不可免的、用鱷魚堅硬的頭皮或牙齒劃破皮膚。施暴者非但不用受罰，還可以獲得豬肉和指環的獎賞。不過，被劃破皮膚的孩子的血不會白流；等他長大成人之後，一樣可以從劃破他皮膚的那傢伙的孫子那裡討回公道——還有豬肉及指環。

首先，他們鳩集了所有健康的成年男子，對鄰近的阿拉佩什人（Arapesh）和德昌布利人（Tchambuli）展開異於往昔的掠殺：他們仍然吃敵人的肉，但是僅限於男子；他們把敵人的年輕和圖書女子搶回部族所在地，迫令她們祇吃樹薯與清水。數日之後，由族中長老見證，以聖柱擊昏，再任令戰士以及青春期的男孩與之交合。最後，再爲這些女俘行椰汁浴禮——蒙杜古馬人一直相信：椰汁是乳汁的神秘來源；從此，這些女俘便成爲蒙杜古馬的女人，享有一切蒙杜古馬女人本有的特權，並等待著孕育子女。

米德當初的研究中心是：性別氣質其實不是自然天生、遺傳塑造的，性別反而往往祇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氣質所鑄鍊的工具，「我們所期望的男人」以及「我們所期望的女人」祗不過是已然被這種期望導誘出來的社會氣質定義出來的「集體性個別差異」。不過，從蒙杜古馬這個崩解掉的食人族社會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原本極具侵略性、掠奪性、暴力性的社會氣質之所以逐漸改變、終至於喪失其殘酷風格這件事並未使這個社會「進化」、「向善」或「心靈改造」一場瘟疫和幾批女俘讓這個遇劫歷險而重生的社會走上人類學史上一條獨特的道路。我們也可以這樣說：不再吃人肉與公開展示聖柱、失去凌虐他人肉體權力與失去禁制秘密的神聖性，這都是一體的。

爲了平衡瘟疫之後的男女比例，更爲了繁衍人口，蒙杜古馬人隨即調整了他們的氏族發展制度、風俗、禁忌以及信仰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