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自哈佛畢業之後，就回到故鄉康歌；當地林木蓊鬱，碧草如茵，風光宜人；他後來除了為期短促的幾次旅行之外，一直到死都定居在那兒。他嘗試過形形色|色的職業，一度擔任公立學校的教師，後來與他哥哥合夥，辦了三年私立學校。然後，又幫助他的父親製造鉛筆，這是家傳的生意；後來又為當地鄰居做過許許多多的工作，包括本鎮的測量員和臨時客串的教師，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嘗試著要做一個職業作家。

一八四八年他寫了一篇講演詞，次年印刷成冊。在此之前，一八四六年至四七年間的墨西哥戰爭雖告結束，但可以看得出來蓄奴問題是一個足以引起燎原之火的嚴重問題。「流亡奴隸法」行將正式實施，此事使梭羅極感不平；再加上他自己關於人頭稅的官司，使他得到靈感著手寫成「不服從論」。

「政府之權力，必須得到被統治者的批准與同意。除了經我同意之外，就不能夠有任何真正的權力來管轄我這個人或我的財產。由絕對君權進步到有限君權，再由有限君權進步到民主政治的過程，便是走向真正尊重個人的過程。……以我們所知的民主政治，是否便是政府最後的一種形式？是否還能夠更進一步地承認個人的權利？除非國家能承認個人具有更高的獨立的權力——國家的權力也是由這種權力中推演出來的——否則國家便不能真正自由，前途也就未必十分光明了。……我在想像，國家最後終於能夠以公平正我之道，對待全體人民，並且以尊重鄰人的態度去尊重每一個人；……必如此，始能造成完美而光榮的國家；可惜這樣的國家祇存在於我的想像之中，世間到處都還看不到。」

甘地這些話，也正是響應梭羅的論調；梭羅對於群眾中的「少數」力量，從不輕估。他認為祇要具有決心，少數的意志也照樣是不可搖撼的。奚里哈蘭尼指出，「梭羅所倡議的不服從論，構成了甘地精神力量中的主要武器；梭羅更揭示出不合作的潛在影響。甘地得到他的啟示，後來加以擴大，終於推翻了英國人統治之下腐化的國家機構。」

梭羅沒有祈求財富的欲望，他所求於世俗者，祇在能供應他自己最起碼的物質生活。他自認為當務之急，乃是善用餘暇，漫遊康歌的山林田野，追求自然之美，讀書、寫作，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他所要求的生活至為簡樸，與鄰家親友方式都大不相同。聖經上教誨人們，應該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梭羅則將這一規定顛倒了過來，一周中祇有第七天才去做苦工。一言以蔽之，他之所作所為，不僅違反英國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的教言和美國開國先賢富蘭克林的主張，連美國傳統觀念「加緊工作，快快發財」，也完全不放在心上。

為了以身示範，說明他所謂的簡樸生活應該是怎麼樣的，他跑到康歌附近的華爾騰湖（Ｗａｌｄｅｎ　Ｐｏｎｄ）之濱一住兩年。他在湖邊親手建造茅舍，種植豆類與馬鈴薯，吃最簡單的食物（主要是米、醃肉、蕃薯和蜂蜜），離群索居，與外界無所往來。那一段期間，使他集中心神，沉思暝想，伏首寫作。他在一八五四年出版的「湖濱散記」（Ｗａｌｄｅｎ，ｏｒ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ｏｄｓ）成為美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和圖書梭羅表示，政府在本質上正是反對變動，反對改革的；而且政府常常以不當的手段對付批評者。他問：「何以總是要將耶穌釘死十字架上，將哥白尼與馬丁路德處以破門律，將華盛頓和富蘭克林宣佈為叛徒呢？」

「政府」，梭羅寫道，「就其最好的例證而言，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但是，大多數的政府卻常常形成一種不便。有很多人反對國家設置常備軍隊，抱這種意見的人越來越多，乃越來越值得重視，到最後他們可能起而反對常設的政府。」

政治學者巴林敦（Ｖｅｒｎｏｎ　Ｐ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曾說：「在梭羅的作品中，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哲學，以及由法國盧騷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梭羅反對嚴格的社會秩序，因而成為放任主義最完整的化身……他很幸運的是他並未預見到：他所懸對於自由人之希望，即使在未來世界中也是極遙遠之事。」

一九一五年初，甘地回到了印度。直到一九四八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他不幸被刺逝世為止，他一直留在本土。領導印度人民爭取獨立，最後終於為印度和巴基斯坦爭得了自由。在那一段期間，暴動、屠殺不斷發生。長期監禁，各種對人權的壓制以及各種不公平的法律都仍存在。甘地經常使用的武器，便是「不服從」，多年以來，獲得了顯著的效果。他的第一步便是進行宣傳，繼之以示威、談判，然後，如果可能的話，再交付仲裁。若是這樣仍不能獲致結果的話，便繼之以局部罷工、靜坐罷工、總罷工、商業上的抵制運動和遊行等種種方法。此外，還有一個武器便是拒絕付稅。

梭羅雖然認為政府可以沒有，不過，他同時也承認人類的確還沒有進化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所以政府還是不得不設的。他說：「我並不是主張馬上廢除政府，而是要求立即能有一個較好的政府。應該讓每個人表明態度，究竟他內心中所尊敬的政府應該是甚麼樣子的。這是我們朝著獲得較好的政府這個目標走去的第一步。」

梭羅堅守他自己的原則，前後六年之久，他自稱不曾繳納過人頭稅。他在牢獄中經短暫的拘留，絲毫未能動搖他的信念。他指責國家「猶如一個孤苦零仃的老太婆，手中帶著她的銀匙，分辨不出敵人和朋友，我對它已不存絲毫的敬意，祇是滿懷憐憫。……國家既非特別的明智亦非過人的誠實，而祇是其有非常的強力。然而，我卻不是為了受強力壓迫而生的。我要照我自己的心意去呼吸。」

在梭羅的思想系統中，任何戰爭都是惹人厭惡的，尤以墨西哥戰爭為然。因為，他認為，墨西哥戰爭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慘無人道的蓄養黑奴的制度，帶到一個新的領土上去。因此他要問，老百姓為甚麼還要透過納稅的方式，在財務上支持政府去做這樣不公平而又愚蠢的罪行？這便是他的「不服從論」的思想根源。梭羅其實絕非政客，但這時他決心要考驗國家與政府的性質。究竟個人對國家以及國家對個人應該有些甚麼關係？由考慮這些問題，使得梭羅漸次形成了「個人人格完整」的哲學以及個人在社會中所居地位的觀念。

梭羅提出的理論，對當時戰爭毫無影響。與他同時的著作中根本沒有人提到過他的文章。他的論文出版於南北戰爭和*圖*書爆發之前十年；那時主張廢奴的議論很多，掩蓋了梭羅作品的重要性，如此竟使之默默無聞者數十年，一直到二十世紀之初才又為人重新發現其價值。

對於搞政治的人，如果當做一個集團一個階級來看，梭羅對他們殊少敬意。他有一段很激烈的話，「大多數立法人員、政客、律師、部長以及其他居官的人，為國服務，主要是用他們的頭腦；因為他們很少劃清道德的界線，所以他們可能會在無意之中為魔鬼服務，像是為上帝服務一樣。僅僅乎有絕少數人，像英雄、豪傑、烈士和偉大的改革家，真正的人物，他們為國服務本諸良心，所以在必要時他們要抗拒國家法令，因而常常被國家以仇敵視之。」他這些話乃是為他反對當時的美國政府預留伏筆。他說：「我無法承認這個政治組織便是我的政府，因為它同時也是奴隸的政府。」他主張，人民有權抗拒國家的罪惡，必要時應可公開地宣示不遵守國家的法令。

個人不能脫離國家而存在。個人如將國家視為一個罪惡的存在，是一種落伍的想法。尤其在二次大戰以後，世界各國紛紛以「福利國家」，造福民眾為施政的目標。事實上有很多問題，絕非個人之力所能解決。因此，個人與國家便不應仍是互相對峙的力量。國家固不宜壓制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個人亦不應以私害公，有己無人。國家如果不能存在，個人的自由亦將無所託足，那種自由的論調是不切實際的。

梭羅在「不服從論」中表示的基本信念是：國家為個人而存在，不是個人為國家而存在。在群體中，如果牽涉到道德原則的話，少數應拒絕向多數讓步。國家無權強制人民去支持不公正的事，那是違反道德自由的。人類的良心應該永遠是他自己言行思想的最高指南。

梭羅曾兩度安居在好友愛默森（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的家中，愛默森是美國的哲學家和散文家，曾被人尊為「美國的孔子」。在那兒，梭羅結識了屬於「超越俱樂部」（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Ｃｌｕｂ）的會員，而且很積極的參加了這個在新英格蘭地區有名團體的各種討論，結交了許多作家和思想家。愛默森對於梭羅才智思想的發展，影響甚為強烈，梭羅後來寫「不服從論」的若干觀念，亦是由愛默森那兒得來的。

梭羅上述的「警句」，出現在他一篇有名的文章「不服從論」（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裡。他的這篇論文最初於一八四九年五月發表在一本短命的刊物上邊，那是皮琶娣女士（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Ｐｅａｂｏｂｙ）主辦的「美學文粹」（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原來的題目是「反抗文人政府」，後來又改成「不服從的責任」，再後就簡化為「不服從論」了。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時根本沒有引起甚麼注意，讀者為數極少。可是，在發表後約一百年間，這篇文章不僅有千千萬萬個人閱讀，而且影響了千百萬人的命運。究竟梭羅其人的信仰是否屬於哲學上的安納其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要分析「不服從論」的內容，以及作者寫作的環境與背景，方能為此一複雜的問題獲得適當的答案。

甘地留居南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他與史末資將軍（Ｊａｎ　Ｓ和_圖_書ｍｕｔｓ）率領的南非政府不斷地進行鬥爭。南非政府曾用起訴、下獄等種種方式，多方予以壓制。可是，甘地的不合作、不抵抗、不服從的技巧，最後終於佔了上風。史末資總理及其政府接受了當地印度人的每一項重要要求，包括廢除打手印的立法，取銷每人每年三鎊人頭稅的歧視規定，批准印度人與回教徒之間通婚的合法性，撤銷了對於受過教育的印度人移民南非的限制，並且保證對於印度籍人民合法的權利，都將予以維護。

梭羅認為，在民主政體之下，過分強調「服從多數」是不對的；少數人的權利仍應受尊重。他批評「服從多數」的原則說，「並非因為他們的主張最有道理，也並非因為這樣才是對於少數人最為公平，而祇是因為他們人數最多，在形式上最強。按照服從多數的原則所成立的政府，不可能是以正義為基礎的，甚至連人所瞭解的正義標準也談不到。」他又說：「我們應該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臣民。我們無需去培養對法律的尊敬像我們培養對是非概念的尊敬一樣。」

「湖濱散記」是他歸返自然的生活紀錄，其中充滿了值得懷念的四季景物，以及在他周遭許多野生動物的生活實景，頗富「萬物與我為一」的曠達雋永的風味。同時，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他的信念，認為社會與政府的功能皆有其極限，這話後來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湖濱散記」這本書因其思想方面的獨立性而吸引的讀者，和被他美妙的寫景抒情所吸引來的人同樣的多。從這方面來看，「湖濱散記」應該說是與較早出版的那本「不服從論」同樣都屬激進的書。這兩本書之間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

在他卜居華爾騰湖畔之後不久，於一八四三年重遊康歌，為了拒付人頭稅的罪名被捕，遂即下獄。據他自稱，他拒絕付稅乃是追隨阿柯特（Ｂｒｏｎｓｏｎ　Ａｌｃｏｔｔ），亦即著名小說「小婦人」作者阿柯特女士的父親；阿柯特為了不付稅的原因，已經被捕兩年了。他們兩人都是用拒絕付稅的方式，來表示對國家支持蓄奴制度的抗議。梭羅在牢中過了一夜；他有一位姑母不顧他自己的反對去替他付了欠稅，使他獲得自由。

他大聲疾呼，要一切反對蓄奴的人，立即採取行動，不要以任何的人力物力去支持一個曾犯了罪過的政府。他說：祇要是與上帝同在，便無需等待成為大多數以後再採取行動。

「實際說來，反對在麻州州內推行改革，廢除蓄奴制度的，並不是南方各州十萬個政客，而是在麻州本地的十萬個商人和農民，他們對於貿易和農業的興趣，遠較對人道原則為高。無論將付出的代價是甚麼，他們都無意於公平地對待奴隸和墨西哥。」

梭羅拒斥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與全體主義。他的信條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恰成水火，互不相容。他激烈反對將國家置於個人的權利之上。環顧當前世界大勢，梭羅的觀念似乎已經打了敗仗。然而就整體而言，國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他對國家服從的性質與程度，仍是一個緊急的問題。各國學人與政府當局，都希望能早日獲得一個具體而切實可行的答案來。

在梭羅心中，他在下筆時恐怕完全沒有想到一篇文章能引起社會的叛亂。他於一八一七年出生在和-圖-書麻薩諸塞州的康歌鎮，原係法國人與蘇格蘭人後裔，及長受到保守派環境的薰陶，仍不失為大家風範，但家境相當清寒。他在哈佛大學攻讀了四年，並未顯示出有何出眾的才華；哈佛是極尊重傳統，崇尚規律的學府，校中規定「學生上教堂，應著黑色服裝。」梭羅卻偏偏要穿綠色的上裝前往。這件小事足以顯示日後他堅持「不服從」的態度，在他性格深處自有本源。他在學生時期，常常伏首圖書館中泛讀群書，寫作興趣也在此時萌芽，有兩位卓越的教授詹寧（Ａｄｗａｒｄ　Ｔ．Ｃｈａｎｎｉｎｇ）和魏端（Ｊｏｎｅ　Ｖｅｒｙ），對他不時獎勉督責，啟發最多。

關於賦稅，梭羅也有一番說詞，他說他從來不曾拒繳公路稅或興建學校的稅，他認為這是住在一個社區中應盡的義務。他所堅決拒絕的是一般性的賦稅，因為這些稅收會直接用於作戰和支持奴役制度。

一九〇七年，有一本「不服從論」流傳到一位旅居非洲的印度籍律師之手，此人即一代聖雄甘地（Ｍｏｈａｎｄａｓ　Ｋａｒａｍｃｈａｒｎｄ　Ｇａｎｄｈｉ）。他那時已經認識了「消極抵抗」可以作為拯救印度人民的一種有力方式。甘地後來回憶說，他是由一個友人處得到一份梭羅的論文，讀後印象至為深刻，就親手將這篇文章的重要部份翻譯為印度語文，交由一本叫做「南非印人公論」的刊物上發表，當時甘地是兩個刊物的主編。事後他又加印了若干抽印本分贈印度讀者。他說：「這篇論文議論重重，令我深為折服，而且希望能對作者梭羅其人有更多的瞭解。於是我閱讀他的其他著作，如『湖濱散記』以及其他短文，皆令我深獲教益。」

人們往往會忽略了梭羅在美國歷史上另有其重要的一面；他曾寫過最激烈的宣言，反對權威與政府。美國開國元勳傑弗遜曾說，「治理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梭羅則更進一步說：「完全不管事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論及當時蓄奴制度的罪過時，梭羅特別舉出麻薩諸塞州為例，他說在東北部的麻州遲不採取行動，乃是由於經濟上的打算。他說：

梭羅承認，在世界各國政府之中，美國政府應該算是很好的。他批評說：「不過，美國政府從來不曾推展任何事業……它並沒有使這個國家自由。它並沒有拓殖西部。它也沒有教育民眾。美國能有今日之諸多成就，完全由於美國人民傳統的性格所造成；而且，如不是有一個政府擋住他們的路，美國人民一定會完成更多的成就。由於政府祇應是一種權宜之便，人民樂於服從以便使他不受別人的侵擾；如過去曾有人說過的，最令人稱便的政府，也就是能令絕大多數的人免受他人之侵擾的政府。」

甘地對於「消極抵抗」之說並不滿意，但又沒有甚麼更好的名詞來替代它。在讀了梭羅的論文之後，他便採取了Ｃｉｖｉｌ　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ｃｅ來形容他所領導的反抗運動。他對英國鬥爭的原則是堅定而不使用暴力，全心全力追求真理與正義——這種政策是完全按照甘地哲學而來的。「不服從論」到了甘地的手中，成了不抵抗運勒的聖經。甘地將兩個森斯克族的字合併而成為https://m.hetubook.com.com一個字Ｓａｔｙａｇｒａｈａ來翻譯「不服從」這個名詞。那個字的意思是「靈魂的力量」，或「由真理、愛情或非暴力而產生的力量。」

人們提到梭羅（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的大名時，不由得便想到他是一個目光敏銳的自然觀察者，愛好離群索居的戶外生活，崇尚簡樸平易的生活力式，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與神祕主義者，更是一代散文大家。

雖然他對於「服從多數」的原則曾加揶揄，但他對於公眾的判斷倒仍懷有信心。他認為美國之能躋於列國之林，絕不是由於政客們的爭權攘利，舌辯滔滔。民眾的智慧才是力量的來源。

至於對政府表示「不服從」的方法，梭羅建議：拒絕付稅是大家都可以辦得到的。他說：即使祇有不到一千個人用拒絕付稅的方式來表示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最後仍可能導致改革。即使因此可能受到懲罰，亦應勇往直前，無所顧忌。他說，「如果一個政府曾將任何人不公平地關進監牢，則一個公正的人最應該去的地方便也是那座牢中……如果在把全體好人都關進牢獄，與廢除戰爭和奴役之間作一選擇，則國家可毫不猶豫地作一抉擇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人民向一個不公正的政府納稅，就無異於是默許了國家所犯的罪惡。

在「不服從論」的結論中，梭羅一方面提出了他對於「完美的政府」的觀念，同時並對於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再加強調。他說：

到了一九四七年八月，英國政府不得不給予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自治領的地位。梭羅的「不服從論」在甘地手中成為了實用的武器。而且成為世界上被壓迫人民迫不得已的反抗方式。根據新聞報導，這種反抗方式如今在中國大陸上最為流行。

不過，梭羅也看到有產階級是不敢甘冒大不韙而與當政者對抗的。他說：「那些有錢的人……總是把他自己賣給那種使他發財的制度的。我敢斷言，錢越多道德越低，因為金錢來自個人與世俗事物之間，而且，金錢可以為他買來那些世俗之物。」梭羅自認是一個貧窮之人，「對國家不肯妄從，但絕不會因此而受到任何財產上的損失。因為我沒有甚麼可以損失的財產。」

不久，那個雜誌社又以「消極抵抗的倫理學」為題徵文，特別提及蘇格拉底的哲學以及梭羅的論文。這亦是出於甘地的意思。

甘地的傳記作者奚里哈蘭尼（Ｋｒｉｓｈｎａｌａｌ　Ｓｈｒｉｄｈａｒａｎｉ）曾說，「梭羅在美國進行反奴役的孤軍奮鬥，使得甘地獲得深刻的信心：反抗者人數的多寡不足罣慮，主要是看反抗者的精神力是否堅毅到底，以及其茹苦犧牲是否皆出於純潔的動機。」

甘地本人也曾說過，被孤立了的個人，如果採取消極抵抗的方式，可能不會引起人的注意。但是，「潔行高蹈之士，他本身所樹立的風範，自有奇妙的方法會不斷加倍流傳。」他指出，「像梭羅那樣的人，就是以他個人的人格立為表率，漸次達成廢奴的目標。」

人民對於不公平的法律，究竟應該抱持甚麼態度？這個問題梭羅也曾多方討論。是否應該等待大多數人用修改法律的方式消除不平呢？還是立即拒絕遵守這種法律？梭羅的主張，如果政府「要求你成為對他人不公平的一個代理人的話，那我就要說，和那種法律斷絕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