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想像，像穆紮菲爾先生這樣一個能幹的導演推出芙頌拍攝的一部商業劇情片，是會讓芙頌立刻紅遍整個土耳其的。坐在用煤爐取暖、令人窒息的電影院裡的人群，翹課的學生，無業遊民，愛幻想的家庭主婦和暴躁的單身男人，自然會迷戀上芙頌的美麗和人性。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旦芙頌成名，她對我，對費利敦都不會有好氣，也許甚至還會拋棄我們。當然我無法把芙頌想像成一個為了名利可以不顧一切、和娛樂專欄作家保持討價還價關係的人；然而，從那些去佩魯爾酒吧的人的眼神裡我明白，很多人為了讓她離開我——我用這個詞是因為我首先想到了它——會不遺餘力地去做任何事情。一旦芙頌成為明星，很遺憾，我會更加愛她，但同時我失去她的恐懼也會變得更大。

我盯著圖畫看了很久後說：「真的畫得很好。」

「別擔心，費利敦很小心，我們倆都很小心。你說得沒錯，但這是一個非常認真的提議。」

三個星期後的一天夜裡，我們又去了後面房間。芙頌畫完了烏鴉，在慢慢地畫一隻麻雀。

但我沒再說什麼，心煩意亂地回到了餐桌邊。

芙頌會說：「我要把伊斯坦堡的所有鳥都畫下來。費利敦拍了一張麻雀的照片。後面接著畫麻雀。我就這麼自己畫著玩。你覺得貓頭鷹會飛到陽臺上來嗎？」

碰到她不開心的時候，她會說：「凱末爾，最近幾天我沒法畫畫。」

芙頌說：「其實我想到巴黎去看那些博物館裡的畫。」

哈亞提這樣對我們解釋道，國家認為不合適的鏡頭經審查被剪去，「其實還是好的」。因為被剪過的電影還能在電影院放映，如果還能讓人明白，那就能掙回本錢。最大的災難就是拍好的一部電影被完全禁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也在聰明的土耳其製片人的建議下，國家帶著善意把審查分成了兩個步驟。

「凱末爾，電影的主題重要嗎？還不是一部穆紮菲爾先生風格的愛情片。我想接受他們的提議。」

我總會發自內心地說：「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芙頌。」同時我會感到一種想去觸摸她，觸摸她的後背和手的強烈欲望。我從錫爾凱吉的那些賣進口文具的文具店裡，給她買了漂亮的「歐洲進口」的圖畫紙、本子和水彩用具。

「愛做夢哈亞提」也每次都會說：「拍的時候，您一定要同意演出和*圖*書。」他總會擺出一副憑本能和傾聽心聲來做任何事情的樣子，隨後他還會補充道：「其實，我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坐在桌邊時，如果他不時也看我一眼，我會覺得他這麼做是因為知道總是看著芙頌講話會顯得不禮貌，我則努力做出友好的姿態，朝他笑笑。我們發現和芙頌一起開始我們的第一部電影還有待時日。

「電影的主題是什麼？」

每次芙頌都會說：「非常好的一個主題。」

「妳看過劇本嗎？是妳喜歡的劇本嗎？」

有一次她說：「費利敦不喜歡打字機德米爾的修改，他在重寫。我已經跟他說了，也請你跟他說說，別再拖了。讓我們開始拍我的電影吧。」

哈亞提先生還是一個愛講笑話的人，他會像個獵人說起捕獲黑熊的樂趣，講那些年他們是如何禁放電影的故事，這些故事也都會把我們給逗樂。比如，用諷刺手法來反映一個工廠守衛冒險經歷的電影，用的是「有辱土耳其守衛形象」的藉口；講述一個已婚、有孩子的母親對另外一個男人愛情的電影，「因為對為母之道不敬」；講述翹課孩子快樂歷險的電影，用「誤導孩子不上學」的理由禁止上映。他說，如果我們也熱愛電影事業，想讓無辜的土耳其觀眾看到我們的電影，那麼我們必須學會和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們打好關係，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時也來光顧佩魯爾，但他們全都是他的好朋友。說這些話時他一直看著我，從中我明白他想以此來吸引芙頌。

更合適的一條途徑，則是在後來的日子裡自然產生的。芙頌平常除了去找那些向我隱瞞的鄰居朋友（多數是未婚的女孩或是剛結婚的女人），和費利敦一起去電影人出入的場合，做家務，給依然還在接縫紉活的母親幫忙，剩下的時間就是「自學」畫鳥。「自學」是她自己的說法。但我會感到這種業餘消遣後面的激|情，因為這些畫我更愛她了。

在審查委員會任職多年、佩魯爾酒吧的合夥人和我們桌的常客「愛做夢哈亞提」先生，有天晚上對我們說，其實他比歐洲人更相信思想自由和民主，但他絕不會允許那些試圖利用土耳其藝術電影來欺騙樸實善良民眾的人。同時還是導演與製片人的「愛做夢哈亞提」說，就像許多其他佩魯爾的常客那樣，他同意在審查委員會任職，是為了「讓其他人和-圖-書發瘋」，隨後，像在開玩笑時那樣，他會對芙頌眨眨眼。眨眼的一個目的就是對侄女年齡的小女孩說「親愛的，我在開玩笑」，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微微的挑逗。「愛做夢哈亞提」知道我是芙頌的「一個遠房親戚」，他用我這個身分的人能夠寬容的尺度來追求芙頌。他的外號是佩魯爾酒吧的常客給起的，因為他在講日後準備拍攝的電影時（他不停地在每張桌子邊交際，要麼說他的電影，要麼收集各種閒話），會不斷地使用「夢想」這個詞。每次他都會來和芙頌坐一會兒，他兩眼盯著芙頌，不厭其煩地跟她講他的一個電影夢想，每次他都要她「絕不考慮商業因素」，「立刻、真心」地說是否喜歡他的電影主題。

有個外號叫「打字機德米爾」、非常受歡迎、勤奮的希臘人。他讓審查委員會通過劇本的方法，就是把每個寫好的劇本用他那有名的打字機和風格重新打一遍。這個膀大腰圓的老業餘拳擊手，是一個靈魂優雅、細膩的人。他會把劇本裡的那些尖角磨圓，用純真來緩和富人和窮人、工人和老闆、強|奸者和受害人、好人和壞人之間的對立，他會巧妙地用一些帶著旗子、祖國、阿塔圖爾克和真主的動聽語言，來平衡主人公在電影最後說的那些會讓審查者抓住，然而卻是觀眾喜歡的憤怒、強硬和批判的話語。他真正的能耐，則是把劇本裡每個粗暴、過激的點，用幽默、輕鬆和可愛，變成一種神奇的人生細節。那些經常賄賂審查委員的大電影公司，即便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劇本，也為了要沾上他那可愛、神奇、稚氣的氣息，把劇本交給「打字機德米爾」修改。

芙頌說道：「凱末爾，現在我明白了，要拍費利敦的藝術電影還要等好幾個月。那樣的東西審查委員是不會輕易批准的，他們會懷疑的。但前天在佩魯爾，穆紮菲爾先生來我們這桌，他請我去演一個角色。費利敦跟你說過嗎？」

有一次我說：「等到有一天，妳一定要辦一個畫展。」

這個愛好是因為一隻烏鴉開始的，那隻烏鴉就像在邁哈邁特大樓那樣，停在屋後陽臺的鐵欄杆上，而且牠看見芙頌也不飛走。那隻烏鴉還來過很多次，牠停在欄杆上，用那明亮而令人恐懼的眼睛斜視芙頌，牠甚至讓芙頌懼怕了。有一天，費利敦為烏鴉拍了一張照片，芙頌就照著這和*圖*書張我在這裡展出的黑白小照片，用水彩慢慢地畫了一張我很喜歡的畫。隨後又有一隻鴿子和麻雀停在陽臺的欄杆上，她又繼續畫了牠們的畫。

芙頌問：「怎麼不好？」

在「愛做夢哈亞提」看來，除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阿塔圖爾克、土耳其軍隊、宗教人士、總統、庫德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和希臘人的不受歡迎的評論和不雅的性|愛場面，土耳其電影其實還是自由的。但他自己也知道這是不對的，有時他會笑著承認。因為在半個世紀裡，審查委員會的委員們，不單單是那些國家要禁止、讓掌權者們感到不安的主題，凡是他們不喜歡的電影，都會習慣地用各種理由來禁止，像「愛做夢哈亞提」那樣的人，他們非常熱衷於用一種發自內心的樂趣和幽默來隨意使用這種權力。

我當然知道她不開心的原因，那就是別說電影的開拍，即便是劇本，我們都還沒能把它變成一個可以拍攝的劇本。有時儘管她的畫沒太多進展，但芙頌完全會為了和我說電影的事情而去後面房間。

「好的。」

然而，我們也無法知道劇本審查的事能對哈亞提先生抱多大的希望。因為哈亞提先生離開審查委員會後拍的第一部電影，也由於「一個私人恩怨」被禁放了。一談到這件事，哈亞提先生就火冒三丈。他花了一大筆錢拍攝的那部電影裡，一個暴躁的父親，因為多喝了點酒發現沙拉裡沒有加醋，就對妻子和孩子們大發雷霆，這個畫面導致了電影的禁放，理由是「為了保護社會根基的家庭制度」。

首先需要把電影劇本送去審查委員會，電影的主題和畫面要得到他們的認可。在土耳其，就像準備做任何一件事情的公民在得到國家「批准」時面對的所有情況一樣，在這裡也滋生出一種複雜的許可和賄賂的官僚作風，為應付這些困難，又催生出了那些讓公民的申請通過官僚機構審查的中間人和公司。我記得，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和費利敦在檸檬電影公司的辦公室，討論了很多次找誰來讓我們的《藍色的雨》通過審查的事情。

碰上她高興的時候，她會說「走，我們一起去看看」，我們會一起去那因内希貝姑媽的縫紉用具、剪刀和布塊而顯得零亂的後面房間，在小吊燈昏暗的光線下看她畫的那些畫。

晚上在凱斯金家，我和芙頌離開餐桌能夠單獨說話的機會和_圖_書是很有限的。每晚，晚飯結束前，我們會走到檸檬的籠子前去給牠餵食、添水，看它用嘴啄墨斗魚的骨頭（那是我從埃及市場買來的）。但那裡離餐桌很近，我們之間很難有親昵行為。除非耳語，或是過分大膽。

費利敦對於我們面前的這些危險知道多少？他對那些商業製片人試圖將他妻子拖進一個糟糕世界的想法也是略知一二的，但我還是一有機會就提醒他——用一種隱晦的語言——注意這些危險，我還向他暗示，一旦芙頌在那些糟糕的劇情片裡扮演角色，他將拍攝的藝術電影對我來說會毫無意義。然而半夜當我坐在父親的沙發上，獨自一人喝著拉克酒時，我會擔心是否和費利敦說了太多的話。

五月初，電影開拍之前，哈亞提去了檸檬電影公司，他說，一個小有名氣的年輕女演員被她嫉妒的情人打傷了，如果芙頌來演她的角色會很合適，這對於像芙頌這樣一個漂亮、有文化的女孩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十分清楚我的那些擔憂的費利敦禮貌地拒絕了他，我認為他甚至壓根沒跟芙頌提起這件事……

費利敦不在的夜晚，飯前或是電視上放長長的廣告時，我會問芙頌：「妳的畫怎麼樣了？」

「別著急。他們都是些壞人。讓費利敦去和他們談，他們的用意可能不好。」

哈亞提在佩魯爾用委屈的口吻告訴我們，這個畫面以及另外兩個讓審查委員會生氣的家庭爭吵畫面來自他的生活，其實，最讓他生氣的是審查委員會那些老朋友禁了他的電影。據說，一天夜裡，他和他們一直喝到酩酊大醉，如果傳聞正確的話，那就是天快亮時，因為一個女孩的問題，他和審查委員會裡一個最好的朋友在一條街上打了起來。是貝伊奧魯警察局的員警把他們從泥濘的街道上拽起來的，兩個老朋友沒有彼此抱怨，在員警的鼓勵下和解了。據說哈亞提為了讓自己的電影能在電影院公演，也為了擺脫破產的困境，仔細地從電影裡剪掉了所有破壞家庭制度的爭吵畫面；而一個膀大腰圓的哥哥，在信徒母親的鼓勵下打弟弟耳光的場景，卻經審查委員會的批准保留了下來。

得知夏夜裡讓我們深受感動的神奇土耳其電影裡那無與倫比的詩意歸功於「打字機德米爾」後，在費利敦的建議下我們帶芙頌去了「劇本醫生」在科特留斯（Kurtuluş）的家裡。在一面巨和_圖_書大的掛鐘發出滴答聲響的這個地方，我們看見了一台被賦予傳奇色彩的舊雷明頓打字機，我們感到了電影裡那特別而神奇的氛圍。德米爾先生禮貌地接待了我們，他讓我們先把劇本留下，他說，如果他喜歡劇本，就會用打字機把劇本重新打一遍以便通過審查，他指著那堆放在烤肉和水果盤中間的文件說，但這需要一段時間，因為手頭還有很多案子。他指著身邊一對二十幾歲、長著貓頭鷹眼睛的近視眼雙胞胎姊妹說，是女兒幫他一起修改劇本的，他誇讚「她們比我做得更好」。女孩中稍胖的一個認出了芙頌，提到她在四年前舉辦的土耳其選美比賽中打進了決賽，這讓芙頌十分開心。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記得這些了。

「我當然沒看過劇本。據說如果我接受，他們會請人寫一個劇本。他們想找我談談。」

我記得，那天晚上，當我看到芙頌那憤怒的眼神時，我再次意識到，其實我那美人的心思既不在我身上，也不在她丈夫身上，她沉浸在成為電影明星的幻想裡，我為此感到擔憂，甚至是慌亂。很早我就意識到，如果芙頌和出入這些酒吧的一個製片人或是一個名演員私奔，眼睜睜地抛棄我和她丈夫，那麼我的痛苦將遠遠大於一九七五年夏天我所忍受的。

「沒有。你們去了佩魯爾？芙頌，你要小心，那些人全都是色狼。」

然而，重新寫好，也是專門為芙頌打造的劇本，三個月後才由同一個女孩說著特別讚美和仰慕的話送了回來（她說：「我爸爸說這完全是一部歐式的藝術電影。」）。我從芙頌板著的面孔，不時說出的一些惱怒的話裡明白，她對此很不滿意，我也試圖告訴她，她丈夫也比較拖拉。

為了讓費利敦的劇本得到審查委員會的批准，我們費了很多周折。很多年前從報紙新聞和別人講的故事裡我就知道，無論是國外的，還是本國的，在電影院公映的所有電影都必須經過審查委員會的批准。但直到檸檬電影公司成立後，我才發現審查委員會在電影業的重要性。報紙上，只有當一部在西方備受重視、在土耳其也有所耳聞的電影被完全禁放後才會提到審查委員會的那些決定。比如，《阿拉伯的勞倫斯》，因為含有褻瀆泛突厥主義的内容被禁演，《巴黎最後的探戈》，因為剪掉了所有的性|愛場景，因此變成了一部比原版還要「藝術和無聊」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