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的奧尼爾；

然而，在這八十年間，人類卻經歷了兩次世界規模的戰爭。第二次大戰以後，又經歷了生命、財產、物質、金錢的損失數倍於兩次大戰的地區性戰爭。人類心靈的、物質的、文化的——以及人的損害，都是無從估計的。儘管如此，就在韓戰的前夕，愛因斯坦有這樣的祈禱：

一九三三年的葉慈；

一九三〇年的劉易士；

一九五七年的卡繆；

正是為了其好、有教地承受這一份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共同的遺產，一些先進國家，如美國和日本，都花費了很大的心力，用自己的語文，整理出版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分別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在美日問世。

二、為了對歷史負責，則根據原始的文獻史料，力圖蒐羅得主的得獎作或代表作予以全譯和精譯，比如說：

如果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給予過高、過大的評價是一項錯誤，那麼，對於它做過低或者過小的評價，也同樣是一項錯誤。事實是：當我們充分理解到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和授與背後整個錯綜複雜的秘辛，我們反而更能珍貴而不是蔑視這個文學獎。在國際強權的政治壓力下，在委員會成員各種歷史的、民族的，有關政治、社會、宗教的意識型態的限制下，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沒有為我們劃出一條無可爭議的、世界文學主流發展的實線，卻也大致上翻出了一條虛線。八十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的金榜上，的確也刻下一長串輝煌的名字：

諾貝爾文學獎，做為一種獎金，和世界上其他各種各樣的獎金一樣，充滿了爭論。這是因為執行獎金授與的瑞典學院，是不能不由一群受到特定歷史、意議型態，甚至國際政治所影響和限制的人們所組成。一九〇一年，當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法國的蘇利・普魯東的時候，為了獎金出乎意外地沒有授給至今為全世界所公認的俄國大文豪列翁・托爾斯泰，引來全世界喧噪而強大的抗議的聲浪。一九〇二年諾貝爾委員會不得不提出一份答辯，終於說明了當時諾貝爾文學獎真實的思想立場。

一九〇八年的奧鏗；

在這二十多年瘋狂的歷史中，在時代巨變裡，和我這一代其他的人們一樣絕望地迷失的我，卻一直受到這樣一個事實的支持：一種深藏於內心的情感，認為在今天這樣時代裡寫作，是一種榮耀——因為寫作是一種誓約——不僅僅祇是為了寫作的誓的。尤其在審視著我自己的力量和存在的情境時，寫作，是一種和我共同活過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人們，一起忍受我們相同的悲慘和希望的誓約。這些人們，在第一次大戰時期降生，希特勒上臺和第一個革命的徴兆正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正值二十歲上下的年紀；在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的世界和充滿了酷刑拷打和囚禁的歐洲中，他們完成了他們的教育。正好是這些人，在今天，他們必須在一個為核子武器所毀滅的威脅下的世界裡，生養子女，從事創作。對於這些人，我想，沒有一個人能要求他成為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甚至認為m•hetubooｋ•ｃｏm•cｏm，我們應該去理解那些在極端絕望中，主張墮落和競相趨向於這時代的虛無主義的人們。但是，事實上，我們當中大部分的人，不論在我的國家、或者在整個歐洲，都拒絕了這種虛無主義，並且涉身從事人類正道的追求。他們必須為自己鍛嫁出一種生活在災難的時代所需的藝術，以便藉以重生，並且公開地和那在我們的歷史中起了作用的死亡的本能，做不懈的鬪爭。

一九三五年的蕭伯納；

一、既然英、日兩種版本仍存有不少的不足和缺憾，那麼將這兩種版本列為參考，站在中國人的民族立場，運用現階段中國人的智慧和財力來新編纂，並吸收英日文版本的特長，盡可能的或改進它們的闕失，使得出版的意義不僅是著眼於所謂的「橫的移植」，更是向世界開窗，汲取歐風美雨來滋養我們的文化根士。

委員會並且明白地指出托爾斯泰有關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著作是「不成熟的」、「迷惑人心的」。事隔多年，委員會的申辯辭，徒然暴露了自己在文學上、思想上的鑑賞力和思考的深度，是如何受到典型十九世紀市民階層的庸俗、驕傲性格的限制。今天，表現在托翁文學作品和其他著作中深刻的人文主義精神，和托翁宗教理念中偉大的福音主義精神，已經受到普世越來越廣泛而真摯的敬仰。

一九三四年的皮藍德婁；

日文版的全名是「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是日本東京主婦之友社在諾貝爾基金會的贊助下，於一九七二年對外所發行的。一共有二十六冊（另有一別冊，總共二十七冊），蒐羅自一九〇一年普魯東至一九七四年瑞典作家詹生與馬丁遜等七十二位得主的作品。同時仿照英文版，附有刻、作家簽名筆跡（新增入）、評審經過、頒獎辭、致答辭、作品（有插圖）、短評（或照英文版，或新補入）、年表（新增入，有的得主有，有些則無），主要的，其別册還附有諾貝爾遺像、遺囑，得獎評語、簡介和生活照片，諾貝爾小傳，諾貝爾財團及所屬機構，諾貝爾文學獎的創立及物理、化學、生理、醫學、和平獎簡介，款項，歷屆各項得主的名單，並附有索引，以上這些資料的收集，都有助於對諾貝爾獎的歷史背景做更進一層的了解，可見編者在編輯上下了一番工夫。雖然日文版所選的作品與英文版不盡相同，但是前面所說的英文版的缺憾，在日文版仍然可見，仍然沒有改正過來，像羅曼・羅蘭的得獎作應是「約翰克利斯朵夫」，而書選的是「高拉・布洛寧」、「彼得和露絲」、「愛和死的搏鬪」、「貝多芬傳」；巴斯特納克的得獎作應是「齊瓦哥醫師」，而該書選的是「巴斯特納克自傳」及其詩集；蕭洛霍夫的得獎作應是「靜靜的頓河」，而該書選的是「頓河的故事」；福克納得獎前的代表作，應是「聲音與憤怒」、「熊」，而該書選的是「軍餉」及一些短篇；羅素得獎前的代表作，應是「西洋哲學史」，而該書選的是「懷疑論集」、「懶散頌」；貝克特的代表劇作，應是「等待果陀」，而該書選的是「終局」；索忍尼辛得獎前的代表作，應ｈｔtps://wwｗ.ｈeｔｕｂｏｏk•coｍ•ｃoｍ是「第一層地獄」，而該書選的是「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短篇小說「瑪特略娜之家」、「克列切托夫卡車站事件」、「為公益」……此都是美中不足的瑕疪，令人深感遺憾。

最後，對於學問和品格都名重一時的翻譯家，由於他們熱誠、認真的協力，我們不唯感到光榮，也要在這裡表示最深切的感謝。沒有他們的協力，沒有他們共同支持把中國文學推向嶄新高峰的理想，這部全集，就不能以這樣一個可以賴的品質出現在中國的出版史上。編輯部同仁們日夜不可言的辛勞，也應該受到人們的紀念。

三、在製作態度上，絕不高估諾貝爾文學獎一樣，正如同不低估諾貝爾文學獎，我們將它們擺置在適當的地位，予以合理公允的評價，不盲從，不迷信，試圖撥開國際強權操縱下政治勢利和人情冷暖的迷霧，去顯現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始真貌。

一九二九年的湯瑪斯・曼；

「但願那激發諾貝爾創設獎金的崇高精神；那相信自己也信賴他人的胸懷；那慷慨、正義、愛和四海同胞的信念，能在那些掌握人類命運者的心中，發生有力的影響……。」

在比較了兩種版本的特點和缺憾之後，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在充分估量臺灣現有的人力和物力之得，決定在編輯體例上，做出這樣的決定：

一九七一年的聶魯達……。

一九六二年的史坦貝克；

一九一四年的羅曼・羅蘭；

當然，任何人都可能依他自己的喜好，去重新排列和挑選這些名字。但無論如何，諾貝爾文學獎，在漫長的八十年中，在幕後複雜萬端的條件下，挑選了這些公認——或者爭議較少——的世界性的作家。無可懷疑地，這些作家或者在思想的啓發上，或者在對人類和世界所懷抱的理想上，或者在文學表達的技巧上，或者在文學表現的遼闊可能性之探索上，都做出了偉大而令人感謝和敬仰的貢獻。在嚴酷的納粹支配下的法國，一邊戰鬪，一邊寫作，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如此說道——

一九二一年的法期士；

一九六五年的蕭洛霍夫；

最後，還要著重指出的是：舉凡出版這部全集的一切優異成就和光榮，都應歸給傑出的譯者和出版者。而一切的誤失，則應由主編負起全部的責任。然而，我們都有這樣的信念：盡力逐版改訂可能發現的錯誤，一代傳遞一代，以便將這套全集所點燃的亮光，廣泛地照亮更多中國的青年們。

事實上，任何熟悉世界文學史的人，還能舉出更多為諾貝爾文學獎所「遺漏」的巨匠的名字：易卜生、康拉德、哈代、斯特林堡、高爾基、喬埃斯、普魯斯特、馬洛……等等。對於中國人，也可以舉出一兩個理應列籍受獎的偉大的中國作家。所幸，在文學的國度中，古今中外，自有法則。這些為諾貝爾文學獎所「遺漏」的大師，也自有他們輝煌萬丈的榮光，無需任何外加的褒獎來增加他們的榮耀，當然也絲毫不因不曾列入受獎者中而遜色。然而，這些巨匠的「遺漏」，正和-圖-書好說明任何文學獎——即使諾貝爾文學獎也包括在內——只能增添原來自有的光榮，卻無法製造原來所沒有的價值。當諾貝爾文學獎迅速地成為各強國為了堆添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光榮的重要工具時，由謹慎、保守而力維中立的瑞典主持下，阿弗列德・諾貝爾原初的理想和願望，遭到愈來愈嚴重的困難。當我們回顧，授獎的檔案顯示了某種國際間的「配給」傾向。在世界大戰中，在國際強權政治下，任何挑剔的人都可以找到審慎而力求自保其「中立」的瑞典學院，是如何讓意融型態的好惡，以及國際政治的無可如何的壓力，滲透到文學桂冠的選擇。

顯克維支的「你往何處去」、吉卜齡的「基姆」、海才的「葡萄園守衞」、霍普特曼的「織工」、「沉鐘」、哈姆生的「土地的成長」、法朗士的「天神們口渴了」、葉慈的「葉慈詩選」、雷蒙特的「農夫們」、德雷達的「母親」、溫茜特的「克麗絲汀的一生」、湯瑪斯・曼的「布登勃魯克家族」、劉易士的「白璧德」、高爾斯華綏的「富賽特世家」、布寧的「鄉村」、「舊金山一紳士」、杜嘉德的「尚・巴華的一生」、西蘭帕的「聖者的悲哀」、拉克斯內斯的「獨立之子」、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之橋」、「邪惡的庭院」、懷特的「人之樹」、索爾・貝婁的「阿奇正傳」、以撒・辛格的「莊園」、米洛舒的「米洛舒詩選」、卡內提的「被拯救的舌頭」、馬奎斯的「一百年的孤寂」……等等，這些都是每位得主的嘔心瀝血之作，也可說是二十世紀世界文學的精華，而且從未在國內翻譯過，我們有責任將它們介紹進來，此外還補齊了一些作家的年表，期以呈現諾貝爾文學獎的全貌。

如果僅是考慮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其他托翁的傑作，把這項文學競賽中的榮冠授與俄國的這位文豪，就比較容易了。然而，當我們考慮到他，其餘一些引起很大的騷動，叫人無法忽視其他複雜因素的作品，我們的決定，就很艱難了。

卡繆在諾貝爾文學獎致答辭中說出來的還些語言，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仍然在我們的心中引起蒼茫、悲痛的廻響。不，只要卡繆所說的謊言和奴役一日不從這人世中根除；只要刀劍一日還不能改鍛為耕犂，卡繆蒼沉的智慧和熾熱的人道主義精神，便一日仍是人類反省和指引的明澄。

然而，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我們看不見任何和平的保障。我們看不見「大西洋憲章」對各民族所應許的自由，有什麼保障。戰爭已勝，而和平未致。強國在戰爭上圍結一致，但在處置和平時卻各行其是。人類也曾得到過能免於恐懼之自由的承諾。但是，事實上，終戰以來，人類的恐懼卻有增無減。有人也曾經許諾過人類可以有免於匱乏的自由。但是，當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地帶上，都而對著饑饉時，而另外一些別的地區卻富奢有餘。有一些民族和人民也曾得到過解放與正義的諾言。但是我們已經見證過，甚至到目前，仍然可以親自目睹到這悲慘的景象：所謂「解放」的軍隊，正在向著渴望著獨立和社會正義的人民開槍……

在一百多年前，阿弗列德・諾貝爾發現了截至當時全世界最具威力m.hetubook.com.com——和殺傷力——的爆炸劑，乍成巨富。沒過多久，這種當時最巨大的毀滅力量，被用來產製強力的殺人的武器。沉重的自疚和負罪之心，使他在遺言中捐出巨資，散立了諾貝爾獎金。其中重要的一項，便是「諾貝爾文學獎」。每年一次，委託瑞典學皖，頒給「不論其國籍，但求對全人類有偉大貢獻，且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傑出文學作家」。

一九六四年的沙特；

一九〇五年的顯克維支；

在臺灣，三十年來社會和經濟的巨大發展，在文學上也有了相當的收獲。一種反省的思考，正在成長。在臺灣的中國文學，是不是應該有更廣大、遼闊的視野，是不是應該有更縱深、豐富地思考這些問題，以日甚一日的問題性，提到全中國的作家面前來，要求他們嚴肅地正親這些問題。也就在這個時刻，有態度、有條件而且虛心地閱讀、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來，世界文學的心塞、智慧、和創造性所走過來的步跡，成為當前我們中國作家和讀者共同的迫切需要。遠景出版公司的編輯部，恰好是端正地理解到這個工作的嚴肅性的背景，在兩年前，開始了籌劃、翻譯和編輯的工作。因此，我們深刻地理解到應該對諾貝爾文學獎做出既不過高，也不過低的，正確的評價，並且以這個評價為基礎，調動目前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嚴肅、認真、有計劃地進行翻譯、校訂和編輯的工作。遠景編輯部的每一個同人，參與翻譯的每一位文學先進，都清楚地認識到：任何取巧、哄抬的手段，是對於諾貝爾精神和理想的背叛，更不用說是對讀者、對臺灣文化界的凟侮和欺罔了。

一九一一年的梅特靈克；

……在人生的各種境遇中——不論在隱晦或短暫的聲名中，或者在專制者的牢獄，或者能自由發表作品的時候，作家只能在鞠躬盡瘁地承受為真理服務和為自由服務這兩項使他的作品成為偉大的任務時，才能獲得億萬人民的心，並受到億萬人民的承認。因為作家的職責，是在於團結大多數的人民。他的藝術不應該和一切的謊言和奴役妥協。因為，不論謊言與奴役在什麼地方得勢，都會產生孤寂。不論我們個人的弱點是什麼，我們作品的高貴處，永遠是根植在兩項十分艱於遵守的誓約：對於我們明知之事絕不說謊，並且奮力去抵抗壓迫。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人類似乎祇有一小部分的人，為了描畫並且實踐一些美善之夢，為了仰望並追逐高懸天邊的熠熠星光，聲嘶力竭，赴湯蹈火。但同時，一次又一次集體的愚眛、貪焚和暴力，不斷地摧毀著那美善之夢，使熠熠的明星晦闇失色。但是，當歷史的巨流滾滾而來，又汹湧而去，那些專制的君王、好戰的將軍，都隨歷史的浪搖流失無蹤，而人類企求普世的和平、正義和愛的理想，卻像晶瑩的寶石，永遠留在歷史的海灘上，閃耀著動人心魄的光芒。也正因為這樣，二次戰後，世界的和平不但沒有取得保障，反而驅使人類面對著更具毀滅性的核子戰爭的陰影。這個現實，不但沒有使愛因斯坦——以及一切為著全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戰的人們——之美夢失色，反而益增人類爭取和平事業的決心。包括文學獎在內的諾貝爾獎的理想，雖乍見之下受到戰爭結構下現實和*圖*書世界一次又一次無情的打擊，卻也在上述的意義上，於增進國際間的相互理解、寬容和善意的事業上，有了一定的貢獻。

一九四六年的赫塞；

一九四七年的紀德；

一九四九年的福克納；

英文版的全名「The Nobel Prize Library」（諾貝爾獎文庫），一共有二十冊，蒐羅自一九〇一年普魯東至一九七〇年索忍尼辛等六十六位得主的作品，同時附有木刻、得獎評語、頒獎辭、致答辭、作品（有插圖）、短評、及得獎經過，但是，可能顧及商業性的考慮，或遷就每冊書既定的格式及厚度，或者是受到種種版權上的限制，在內容上所選的作品，有一部分不是該得主的得獎作，例如根據瑞典學院對外所公佈的資料，哈姆生的得獎作應是「土地的成長」，而該書選的是「飢餓」；赫塞的得獎作應是「玻璃珠遊戲」，而書選的是「戴米安」（即「徬徨少年時」）和「克林梭的夏日」；史坦貝克的得獎作應是「不滿的多天」，而書選的是「相持」……等等。且有部分作品並非全譯本，譬如蒙森的「羅馬史」、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朶夫」、雷蒙特的「農夫們」、溫茜特的「克麗絲汀的一生」、湯瑪斯・曼的「布登勃魯克家族」、高爾斯華綏的「富賽特世家」、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師」、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都是節錄本，以全集的標準而觀，顯然該書並不是個很理想的版本。

托爾斯泰對於那種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而且與一種更高文化的諸原則無緣的原始的生活樣式，大為讚美。他認為，不論什麼樣的政府，對於罪犯都沒有權利加以嚴重的懲處。尤有甚者，他甚至否定任何政府存在的權利，從而提倡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他對聖經的批評毫無所知，卻基於他的一半是合理主義、一半是神秘主義，任意改寫聖經。此外，他斷然拒絕承認不論是個人或者國家，可以具有正當防衛的權利。對於他那種罕見於一切形式的文明中的狹隘和敵意，我們覺得無法忍受……。

一九四八年的艾略特；

一九一三年的泰戈爾；

一九二七年的柏格森；

一九三一年的高爾斯華綏；

偉大的物理學家亞伯・愛因斯坦，在他的一篇題為「戰已勝而和平未致」的文章中，沉痛地檢視了處在充滿著戰爭結構中的科學家的處境。他以深受「沉重的責任心」和「負罪感」所困擾之心，寫下當年為了使全世界免於被瘋狂而凶殘的納粹所屠殺和奴役，他和別的一些科學家，將原子武器的秘密，連同全世界億萬人類的命運，託付給他們曾信以為是「和平自由的鬪士」的兩個國家。但戰爭結束，和平卻依然遙遠。愛因斯坦寫道：

諾貝爾文學獎，便是由許多如卡繆這樣智慧的創造天才，譜成了獨特的系諧。平均地說來，世界上再也沒有一項文學獎能像諾貝爾文學獎一樣，歷史悠久，在爭論和眾說紛紜中，堅定地樹立起獨有的權威。此無他，因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確將她的冠冕，授給了一些一世紀以來比較偉大的睿智、心靈和原創的才能。他們各自使他們的民族和國家得到榮耀，卻也在受獎的一刻，成為全世界一切民族和人民共同的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