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東本人最大的野心是從哲學的思考和刺|激去提鍊詩的題旨，寫這種詩最大的困難在於它的成功幾乎註定是片面與短暫的，這對執著於完美追求的作家而言，不啻是最惡劣、也最殘忍的條件，即使在那些最敏說的讀者之間，也很少能欣賞到他在這方面的冒險成果，因而，「命運」（一八七二年）、「正義」（一八七八年）和「幸福」（一八八七年）等傑出的哲理詩集，未能在多數讀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自是不足為奇，他的聲名反而建立在「碎瓶」這類玲瓏剔透的小詩以及其他少數的生活雜感詩作之中，難怪後人往往對他做為一個大詩人的份量感到懷疑。

這顆終生追求絕對知識的高貴靈魂實在值得我們敬佩，站在具體現實上的他，始終自認有充分的理由向絕對不可知的世界去探求，儘管他所要探求的東西永遠只是虛懸的，從而使他敏感的心靈只能在擺盪中飽受無邊的煎熬。

從主題的各種變化看來，我們不難窺見這段時期的作品完全是表現普魯東青年期的心理衝突與折磨，像他對表妹的失戀，以及旅居里昂時那份電光火石式的宗致狂熱，都使他焦思苦慮、百囀難解；總而言之，玄理上的困惑與質疑可以說是他詩作的重點。

普魯東第一本詩集「韻節與詩篇」於一八六五年推出，這本書現在重讀，也許覺得泛泛無奇，但在當時曾經引起相當的反響，且銷路不錯，從詩中那種明快圓融的靈思和熟練的技巧看來，簡直不像出自一位初習寫作的人和_圖_書，其中有名的作品如「我再也見不到她」、「所有的紫丁香都死在地上」以及「美女櫻凋萎的盆缽」等，已經被選入好幾種選集。

一八六三年二月的一個晚上，普魯東在他的日記上記下了一則他和老同學聊天的趣事，這一年他恰好二十四歲。兩個老同學在巴黎一條義大利街道上會面，這是他們畢業多年後的第一次聚首，雙方正寒暄中，免不了想知道對方從事什麼行業；「我在做雜貨生意。」他的朋友先說，「你呢？」說完反過來問普魯東。這位詩人以他慣有的戲謔語氣，不疾不徐地答道：

他也經歷過一次不尋常的信仰危機，快要參加工技學院入學考試前不久，他到里昂的親戚家裏去玩，那些親戚都是狂熱的天主教徒，鎮日生活在他們那種帶有神秘氣息的宗教氣氛中，耳濡目染之餘，這位天生好學深思的青年禁不住砰然心動，很快地也跟著狂熱起來，成為黑袍教的徒眾。不過一離開里昂，這份狂熱的火花便告熄滅了，然則，這次熄滅並非意謂著他對信仰的否定，相反的，他內心深處始終對宗教有一份堅強的渴望，因為宇宙中還有很多超自然現象他認為無法從哲學獲得滿意的解答。

接下來的四年是他平生最多產的歲月，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作品源源不絕，先是「奥金王的牛厩」（一八六六年），以散文化的筆法譯述古希臘的詩；「義大利筆記」（一八六六年——一八八八年）當然是比一般所謂的筆記還要很重的詩篇，有人喻之為最高雅年輕的蜜月夫妻所留下的像片黏貼簿。「審判」（一九〇八年，死後才出版的）是一卷商籟詩，包涵了很多他生平最美和最富啓示性的詩篇，尤其以宗教探求過程中的挫折與掙扎最為出名；一八六九年，「寂寥集」問世，那種低切的憂傷調子每每比浪漫主義者那種誇大而放縱的呻|吟更為動人，這和*圖*書點也許得歸功於它質樸的詩句裏所沾帶的一點散文化韻味。

「他楞楞地站著，」普魯東道樣記載，「雪茄在指間搖蕩不停，嘴巴也久久合不攏來，過了一會兒才笑著說：『你幸福，因爲你有很多閑暇。』『閑暇？這種工作忙得我團團轉呢！』『那你一定很有錢！』『我是很有錢，和那個三餐不繼的乞丐約伯一樣的有錢！』『我對你頗感驚訝，萬一發現了定義，你又能做什麼呢？』『我會用詩把它表現出來，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後的法寶。』他說，他必須暫時走開一下，才能在輕鬆愉快中恢復思考，說完就拔腿走開了，臨行時仍舊一臉茫然，我想，他對我的話必定有些難以言諭的感觸吧！」

和當時法國後期浪漫派比較相似的地方是，他個人纖巧的詩句乃是從自己切身的經驗中提鍊和過濾出來的；他終究是個思考性的詩人，很多事情喜歡往內裏探索，這樣當然也比較能在審慎中控制一些非理性的想像。

一八七〇年是普魯東生命中重要的年代，普法戰爭的爆發使這位熱愛和平的詩人受到打擊不小，他的愛國思想都在「戰爭印象」（一八七〇年）和「法蘭西」（一八七四年）兩本詩集中流露無遺。巴黎淪陷期間種種難以忍受的艱困和緊張，以及屈辱的城下之盟，使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的他，健康大大地受到損害，整個下半身變成麻痺，此後身體也一厥不振。

普魯東的成就可以說是全面性的，但一般讀者卻往往難以接受他做為哲學詩人的身分。每次聽到人家再三稱述「碎瓶」一類的抒情詩，卻把那些最有內容、最具雄心抱負的哲理詩略過不提或肆意非難時，他總是既傷心又生氣。

少年時代，愛情的不順逐也在他多愁善感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長大以來，他一直和一個表妹一起長大，那個表妹小他兩歲，從小便是他的好玩伴，那時和*圖*書候，雖然還少不更事，卻已暗中決定要在未來某個適當的時候娶她，並自信對方也了解他這份秘而不宣的心思，哪裏料到，那位漂亮的表妹有一天突然找上他，把自己和別人訂婚的消息高高興興地說出來，看她的樣子，不是對他們彼此過去的感情佯裝不知，便是完全不當一回事；普魯東遭此晴天霹靂，惱恨之餘，竟至終身未婚。

然而，一旦獲得官方充分的賞識時，他的納悶便一掃而空了；也許是時來運轉吧，一八八一年，他四十歲時，被選入法蘭西學院，沒有多久，更在濟濟的院士中脫穎而出，應邀主持各種重要的院會，過不多久，便成爲獲有榮譽勳位的要員，一九〇一年更贏得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領到獎金以後，他自己也創立了一個詩獎，打算鼓勵寫詩的後進，迄今爲止，這份獎金仍然年年以他的名義頒發，大部分是頒給那些能使法國詩面目一新的青年詩人。

普魯東的難題當然比芸芸衆生所碰到的「感情與理智的衝突」還要深沉複雜，一八九六年，他會出版一本喜叫做「我懂得什麼？」來反省自己的思想，在書中，他表示自己很清晰地看到思想的界限，但對人類思想的力量仍然有信心，「不管西方人的發現有多重要，火炬永遠只能照射到事務的表面，只能在光的局限內發生作用……我知道生命是莫測高深的、萬物的起源是不易用感官去探知的……。」他說。

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浪漫詩在法國文學界已經喪失了優勢，這種品味的轉變主要是源於普魯東的崛起，對現代讀者而會，此種和_圖_書鐵錚錚的史實也許匪夷所思、甚且不敢置信吧！他的靈思是由自發性的情感所組成的，一般而言，很不容易讀懂，詩篇裏往往充滿了創造性的象徵，時而略嫌雕琢，但大體上還算明朗，從字裏行間細細咀嚼，可以發覺那種精神生活的煎熬是十分眞切的，和部分浪漫主義者的揉造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我的工作是替人下定義。」

中年時代的普魯東，表明了他多年來接受羅馬時人陸克利西亞斯（Titus Lucretius Carus B.C.99-B.C.55著有詩集「物性篇」）決定論的事實，這位異國詩人對他那種強而有力的影響，早就在他前期的很多詩作中露出端倪，這次只不過作公開而正式的承認罷了。雖然他接受陸克利西亞斯的主張，說世界不是被想像中那種反覆多變的神祇所統治，而是受不可知的法則所支配，但這種信仰非但使他無法對自然認同，反而比以往更加疏離，面對此種疏離，他只有遁進自己的內心，並把內心當成正義的殿堂；感覺上，他確信道德將會隨著科學的發展而進步——在這裏，科學是物質的代表。做為一個詩人，他認為自己有義務透過作品去促進人類的各種進步。

一九〇〇年前後，他離開了自己那棟靠近艾麗絲宮的公寓住家——多年來，他每個月都把這棟住家的大門敞開，愉快地迎接青年作家。現在，他遷居到巴黎南方幾哩外的一棟小房子裏，地點在夏特尼。

話一出口，他的同學禁不住瞪目咋舌。

一八七一年所激發的病源，日漸腐蝕著他的體力，但他的心思依舊沉緬在過去的憂鬱中，得到失眠症以後，也許在夜空下經驗到內心澄淨時那種肅穆而入神的境界，所以獲得啓示，寫出下面澄澈透明的詩句：

他成熟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個人的無奈，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努力端在於克服這種心情；做爲一個讀者，我們不止一和_圖_書次地可以從他的詩中察覺這種感情與理性的衝突；曾經，他把巴斯卡一句簡潔有力的箴言嵌入詩中，說：「心靈是有充分的理由讓理智向它屈服的。」

一八七〇年元月間，和他同住在一棟公寓內的叔叔、嬸嬸和母親，在短短幾天內竟然紛紛去世，可以想見這位敏感的詩人受到多大的震撼；此時唯一的姐姐早已出閣，這段期間，心情的落寞常常以冷靜的形式在很多詩篇中出現。

他一八三九年誕生於巴黎，原名為雷尼・法蘭哥依・阿曼・普魯東，兩歲時父親便因腦膜炎去世，從小在母親和大姐的照顧中長大，先天的體質就纖弱不堪，名字蘇利是從父親那裏借用，長大以後才冠上去的。求學的時候，他在數理和人文學科方面都表現了相當優秀的稟賦，畢業時，尤其數理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於是打定主意，想考進艾科爾工技學院學工程；準備入學考試期間，由於常常開夜車，竟使眼睛發炎，乃至不能不忍痛中止準備，同時改棄做工程師的夢想，另謀出路。不久後，他進入一家公證行當職員，白天在繁文累牘的契約書和具結書之間忙進忙出，晚上下班以後，心情比較清淨和輕鬆，除了咀嚼自己生活的見聞與體驗之外，便集中精神寫詩。

位於鄉野的夏特尼，十分宜於隱居，由於健康情況每況愈下，使他只能會見少數較為密切的朋友。老病纏身的他，依舊和往常一樣地喜愛質疑與分析，只是對向所執著的哲理與道德持著相反的看法，在此種思潮與價值理念的動盪中，他最渴求的莫過於心靈的安歇與落實，那況味和早年在里昂碰到信仰危機時完全如出一轍。然則，面對宇宙的謎題，也許他思路的動盪將永無了時吧！晚年的時候，他曾經把自己的最後見解用散文記載在「從巴斯卡得到的真信仰」（一九〇五年）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