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麥克馬洪回覆侯賽因。他故意留下了模糊空間，讓雙方以不同的角度各自解讀。麥克馬洪同意侯賽因的帝國構想，勞倫斯列出的敘利亞東部城市歸阿拉伯所有，但不包括西部的模糊地帶。他未提到巴勒斯坦，也未提到耶路撒冷。謝里夫不可能接受耶路撒冷遭到排除，但英國在當地擁有利益，因此不提及耶路撒冷可以暫且規避這個問題。此外，麥克馬洪堅持不能觸及法國的利益——而法國對耶路撒冷的權利主張由來已久。事實上，麥克馬洪計畫讓耶路撒冷名義上歸埃及阿爾巴尼亞王朝管轄，如此一來聖城將屬於穆斯林所有，但實際的控制者卻是英國。

法國人與美國人都同意了，於是十月底終於可以做出決定：艾倫比將軍攻下別是巴的當天，賽克斯走出去，看見魏茨曼在內閣辦公室的候見室緊張地等候著。「魏茨曼博士，」賽克斯叫道：「孩子生了。」

「個子矮小，體格結實，黃褐色的臉龐，典型的在沙漠曬黑的英國臉孔，湛藍的雙眼」，一名美國人日後這麼形容勞倫斯。勞倫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格特魯德．貝爾戲稱他小頑童。勞倫斯寫道：「我的腦袋就像野貓一樣敏捷而冷靜。」他對人性細微之處極為敏感，是優秀的作家與敏銳的觀察者，而且對於自己討厭的事物會突然變得粗魯。勞倫斯承認自己被「成名的渴望」所糾纏，「而且害怕自己想要成名的想法被人發現」。他一切的追求「完全是為了自己」。這位騎士精神與正義的信仰者，同時也是蛇蠍般的陰謀家與自我造神者，新聞記者洛威爾．湯瑪斯（Lowell Thomas）稱勞倫斯是「善於引人注目的天才」。說是虛榮也好，被虐待狂也好——「我喜歡事情在我的支配下，然後抓著我的快樂與冒險急轉直下。在墜落中，似乎還能得到一點確定感。」

勞倫斯仔細端詳國王的四個兒子，想找出理想的阿拉伯統治者，而他很快就發現真正具影響力的是第二與第三個兒子，也就是阿布杜拉與費薩爾。勞倫斯認為阿布杜拉「太賣弄聰明」，而阿布杜拉則覺得勞倫斯是「怪人」。當勞倫斯看到費薩爾時，他驚為天人：「高大、優雅、充滿活力、氣宇軒昂。三十一歲，有著求新求變的想法。皮膚像切爾克斯人一樣白皙，黑髮，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看起來像歐洲人，如同楓特夫洛（Fontevraud）的理查一世雕像一般。一個受歡迎的偶像。」勞倫斯裝腔作勢地說，「此人必能幹出一番大事！」但費薩爾也是一名「勇敢、脆弱、無知之人——我服侍此人是出於憐憫」。

傑馬爾第三次進攻埃及失敗後，英國越過西奈展開反攻。一九一七年春天，英軍在加薩兩度遭一萬六千名德軍與奧匈炮兵痛擊。傑馬爾認為他們可以再度發動攻擊。此時巴勒斯坦充滿了推翻鄂圖曼統治的陰謀。帕夏的秘密警察破獲一個親英的猶太間諜集團，裡面的成員遭到拷問——他們的指甲被拔掉，頭骨被鉗子夾著直到碎裂為止——最後處以絞刑。在耶路撒冷，傑馬爾的警察正在追捕另一名猶太間謀勒文（Alter Levine)，他是出生於俄國的詩人、商人與調停者，警方宣稱他開設好幾家妓院，用來掩護他的諜報行動。勒文出現在他的朋友薩卡基尼（Khalil Sakakini）的家裡，後者是耶路撒冷一名受尊敬的老師，他同意保護勒文。錫安主義間諜集團惹惱了屠夫傑馬爾，他在四月把駐耶路撒冷的外國領事找來奧古斯塔．維多利亞堡壘，然後一個人自說自話地發表威脅性的言詞：他威脅要流放所有的耶路撒冷人——衡諸亞美尼亞人的放逐經驗，此舉可能造成數千人死亡。

「我們將不得不為耶路撒冷戰鬥」，傑馬爾向恩維爾表示。他們邀請埃里希．馮．佛肯海因（Erich von Falkenhayn）元帥前來耶路撒冷，針對如何擊敗英國提供意見。佛肯海因是德國前參謀總長，曾指揮凡爾登作戰。然而恩維爾卻越過傑馬爾，直接將最高指揮權交給這名德國人。「佛肯海因的凡爾登戰役對德國來說是一場災難，」傑馬爾警告恩維爾：「他的巴勒斯坦攻勢作戰將為我們帶來災難。」

勞合．喬治是藍眼的威爾斯浸信會校長之子，他愛好女色，一頭蓬亂的白色長髮讓人以為他是藝術家而非政治家。勞合．喬治十分關注猶太人，在十年前，他曾以律師的身分代表錫安主義者發言。「我在學校裡學的猶太人歷史遠多於本國歷史」，這名口若懸河、善於表現的演說家說道，他原本以激進的改革者身分脫穎而出，同時也是反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者與壓迫貴族者。然而一旦大戰爆發，勞合．喬治搖身一變成為充滿活力的戰爭大臣與浪漫的帝國主義者，深受希臘古典作品與聖經的影響。

這份宣言其實應該以勞合．喬治來命名，而非貝爾福。實際決定英國必須占有巴勒斯坦的是勞合． 喬治——「喔，我們必須抓住它！」他說。——而這也是猶太人建國的先決條件。勞合．喬治不打算與法國或任何人分享巴勒斯坦，而耶路撒冷則是他最想得到的戰利品。當艾倫比攻入巴勒斯坦時，勞合．喬治誇張地表示，要取得耶路撒冷「做為英國的耶誕節禮物」。

這些大臣對於猶太人的態度，背後其實潛藏了一些東西：英國政治領袖確實對俄國猶太人的困境感到同情，而沙皇在戰時對猶太人的壓迫也更變本加厲。但歐洲上層階級對於猶太富豪（如羅特希爾德家族）耀眼的財富、驚人的權力與奢華的宅邸，感到瞠目結舌。這種兩極的現象令歐洲人感到困惑，他們不確定猶太人是高尚的種族，是被迫害的聖經英雄（大衛王與馬加比家族的後裔），還是包藏禍心、精於算計、長著鷹鉤鼻與擁有超自然力量的哈比人。處於種族優越論盛行的時代，貝爾福深信猶太人「是西元前五世紀希臘時代以後最優秀的人種」，邱吉爾則認為猶太人是「最令人畏懼與最聰明的種族」，然而他也稱猶太人「極其神秘，他們是最能展現神聖與邪惡的人種hetubook.com.com」。勞合．喬治私底下批評赫伯特． 薩謬爾有著「猶太民族最糟糕的一面」。儘管如此，這三個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傾猶太主義者。魏茨曼認為存在於種族陰謀論與基督教希伯來主義之間的界線十分微妙：「我們固然厭倦反猶太主義，但對於傾猶太主義也不敢領教。這兩種思維都帶有墮落的性質。」

謝里夫侯賽因已經六十幾歲，阿拉伯的勞倫斯形容他「驕傲自滿、貪婪而且愚蠢」，「遺憾的是，他不適合擔任一國之君」，但「這麼一位親愛的老人」，英國卻非常需要他的幫助。在精明的次子阿布杜拉建議下，侯賽因要求建立領土涵蓋阿拉伯半島、敘利亞、巴勒斯坦與伊拉克的哈希姆帝國，這項過分的要求令人無法接受，一旦成真，這個地區將出現阿拔斯王朝以來最大的帝國。但做為回報，候賽因將起兵反抗鄂圖曼人，而且不只在他的故鄉阿拉伯，他也會透過秘密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組織（如法塔特〔al-Fatat〕與阿德〔al-Ahd）在敘利亞起事。不過現實跟他說的有一段差距：候賽因只有數千名戰士，甚至未能統治整個漢志地區。阿拉伯半島大部分掌握在敵對的酋帥手中，例如紹德家族，而侯賽因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這些秘密組織規模很小，只擁有數百名積極成員，而且不久就被傑馬爾消滅。

勞合．喬治再度為貝爾福引見魏茨曼。「魏茨曼不需要介紹，」貝爾福潦草地寫道：「我還記得一九○六年跟他說過話。」他問候這名錫安主義者時說：「你沒什麼變，」然後若有所思，眼神略帶感傷地說：「你知道，當槍炮聲中止之時，你們可以得到你們的耶路撒冷。這是你一直在努力的目標。你必須常來。」之後，他們開始定期聚會。晚間，在白廳散步討論如何讓猶太故土，在命運的轉折下能符合歷史的正義與英國的權力。

即使在謝里夫自己的封地漢志，阿拉伯叛亂也無法成功，勞倫斯發現「一個連的土耳其士兵」就能擊退費薩爾的數千駱駝兵。然而，如果他們襲擊哨站並破壞鐵路，他們就能困住土耳其大軍。當勞倫斯被分派到費薩爾麾下時，他把這個構想付諸實踐，而且創造出現代暴亂的原型。但費薩爾卻讓勞倫斯穿上傳奇的、「華麗的白色絲綢與金色刺繡的婚禮服飾」。如勞倫斯在引領阿拉伯人叛亂時說的——二十一世紀的伊拉克與阿富汗美軍軍官恐怕需要閱讀這一段——「如果你要穿阿拉伯服裝，就穿最上等的。把自己打扮成謝里夫。」勞倫斯沒受過軍事訓練，他也沒有苦行詩人的精神，但他了解「操縱阿拉伯的秘訣就在於不間斷地研究他們。藉由聆聽與間接地探詢來了解他們的家族、氏族與部落、朋友與敵人。」他學會騎駱駝與像貝都因人一樣生活，但他從未忘記分送大筆英國黃金是維繫軍隊士氣的方式——「這是各部族從未有過的美好時光」——而且即使過了五十年，阿拉伯人仍記得這位「分送黃金的男人」。

「但是，魏茨曼先生，我們擁有倫敦。」貝爾福說。

起初謝里夫侯賽因沒有任何回音。但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侯賽因突然提議在阿拉伯發動叛亂，並以此向英國索取一定的回報。此時的英國在遠征加利波里（Gallipoli）失敗後，仍主張先擊敗鄂圖曼人以打破西線僵持的局面。然而英軍卻在伊拉克的庫特（Kut）遭遇災難性的圍困，若要防止傑馬爾．帕夏直撲埃及而來，必須讓阿拉伯人在鄂圖曼的側背發動叛亂才行。倫敦因此命令駐埃及高級專員亨利．麥克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只要能讓阿拉伯支持協約國，任何必要的條件都可接受，但前提是承諾的內容不可損害英法的利益。

聖經，這部耶路撒冷的書籍，在成書兩千年後再度影響了耶路撒冷。「英國是一個聖經國家，」魏茨曼寫道，「這些老派的英國政治家帶有宗教情操。他們把猶太人回歸的想法視為現實，認為這符合他們的傳統與信仰。」勞合．喬治的一名隨員表示，與美國一樣，「閱讀與思索聖經的英國，是唯一認為猶太人回歸故土完全合乎情理而不該加以拒絕的國家」。

「貝爾福先生，假如我給你巴黎，而不是倫敦，你能接受嗎？」

謝里夫與英國人較有進展。倫敦的東方專家以開羅為基地，上個世紀考古獲取的諜報，使他們對巴勒斯坦地形瞭若指掌，基臣納本人曾在耶路撒冷拍攝照片與繪製鄉野地圖，有時甚至還喬裝成阿拉伯人。此外也有許多人流連於開羅俱樂部，對大馬士革的露天市場興趣缺缺：他們與阿拉伯人相善，對猶太人存有偏見，認為後者與敵人勾串在一起。當倫敦採取與謝里夫協商的政策時，英國的印度總督卻推行另一項政策，支持謝里夫的敵人紹德家族。英國這些業餘專家發現自己置身於布臣（John Buchan）小說《綠披風》（Greenmantle）的真實版本中，他們漂浮在廣大的鄂圖曼海洋上，面對著洶湧不可測的阿拉伯政治暗流。

蒙塔古與蒙提費歐里拖延了宣言的發布，但魏茨曼發動反擊，他征服了猶太上流人士與英國貴族的客廳與鄉村別墅，並且在白廳內閣會議室占有一席之地。他贏得二十歲的朵利．德．羅特希爾德 (Dolly de Rothschild）的支持，介紹他與阿斯特家族（Astors）和塞西爾家族見面。在晚宴上，有人聽到克魯侯爵夫人對塞西爾勳爵說：「在這間屋子裡的人全都支持魏茨曼。」羅特希爾德勳爵沃特，英國珠寶界的無冕王，他的支持，協助魏茨曼擊敗他的猶太對手。在內閣裡，勞ｗww•hetubｏｏｋ.ｃｏｍ.ｃｏm合．喬治與貝爾福則順利進行著。「我要羅特希爾德勳爵與魏茨曼教授提出文件」，貝爾福在紀錄中寫道，他讓賽克斯負責協商。

在大戰開始之前，麥加的一名小王公阿布杜拉．伊本．侯賽因（Abdullah ibn Hussein）從伊斯坦堡返鄉，他拜訪了陸軍元帥基臣納勳爵（當時坐鎮開羅的英軍代表），要求英國派兵協助他的父親。

這場對話無疾而終，但魏茨曼見到了第一位帝國政治家。貝爾福敗選，而且有數年的時間遠離權力。這段期間，魏茨曼到處奔走，在耶路撒冷設立希伯來大學，這是在他見過貝爾福後不久，首度造訪耶路撒冷之後的事。巴勒斯坦充滿活力的錫安主義農場令魏茨曼感到振奮，但耶路撒冷的景象卻讓他啞口無言：「一座靠施捨為生的城市，可悲的貧民窟。」「猶太人一棟像樣的房子也沒有——世界各國都在耶路撒冷設有據點，只有猶太人沒有。這讓我感到沮喪，於是在日落之前，我離開了耶路撒冷。」回到曼徹斯特，魏茨曼成為一位知名的化學家，而且與編輯史考特（C.P . Scott）成為朋友。史考特是 《曼徹斯特衛報》的經營者，支持錫安主義，他本人像極了聖經裡的先知。「魏茨曼先生，」史考特於一九一四年說道：「告訴我，你希望我怎麼幫你。」

阿布杜拉的父親是侯賽因，他是謝里夫中的謝里夫（Sherif）以及麥加的統治者，他也是阿拉伯半島最強大的顯貴，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後裔哈希姆家族的一員。哈希姆家族傳統上一直是麥加的統治者，但鄂圖曼蘇丹阿布杜爾-哈米德卻刻意把侯賽因留在伊斯坦堡，讓他過著錦衣玉食、但毫無權力的生活，反而任命哈希姆家族其他成員統治麥加。之後，到了一九○八年，青年土耳其人在缺乏其他人選下，只好讓他返回麥加（他的電話號碼是Mecca 1）。面對恩維爾．帕夏具威脅性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與紹德家族及其他阿拉伯酋帥的競爭，侯賽因只有兩個選擇，要不是準備在阿拉伯半島發動戰爭，就是公然反抗伊斯坦堡。

阿布杜拉自豪地向基臣納展示他與南方阿拉伯謝克作戰時受的傷，而基臣納也展示了他在蘇丹得到的傷疤。「勳爵閣下，」這名矮胖的阿拉伯人對高大的基臣納說，「您是個不可能射偏的目標，但像我這麼矮小的人，貝都因人居然能打中我。」儘管阿布杜拉妙語如珠，基臣納還是拒絕支援謝里夫的部隊。

六月二十八日，艾倫比爵士（SirEdmund Allenby）抵達開羅擔任英軍新司令官。一個星期後，勞倫斯與謝里夫家族攻占阿卡巴。勞倫斯只花四天的時間，騎駱駝、搭火車與乘船抵達開羅向艾倫比報告勝利的消息，艾倫比雖然是傳統的騎兵，卻立刻對眼前這名身穿貝都因人服裝的枯槁英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於是將勞倫斯與他的謝里夫駱駝兵團部署在軍隊右翼，做為特殊部隊來使用。

在耶路撒冷，英國飛機轟炸橄欖山。佛肯海因的副官帕本上校安排防務，而且計畫反攻。德國人低估了艾倫比，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艾倫比發動突襲，攻占了耶路撒冷。

正當艾倫比集結他的七萬五千名步兵、一萬七千名騎兵與一些新式坦克時，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則是與俄國出生的科學家魏茨曼協商新的政策。這是一則引人注目的故事：一名俄羅斯移民頻繁地造訪白廳與世界上最有權力的政治家的辦公室，他透過古以色列與聖經的浪漫對話，設法讓大英帝國支持他的政策，而這項政策將如同君士坦丁或薩拉丁的決定一樣激進，它將徹底改變耶路撒冷與界定到今日為止整個的中東局勢。

貝爾福與魏茨曼初次見面是在十年前，但之後他們的關係卻沒什麼發展。貝爾福因為臉頰紅潤與四肢瘦弱而被取了Niminy Piminy（過分細心）與Pretty Fanny（指外表柔弱的意思）的綽號，但他也因為就任愛爾蘭長官期間的嚴酷而被稱為血腥的貝爾福。他是蘇格蘭富商與英格蘭貴族的子孫，母親是維多利亞時期的首相索爾斯伯里侯爵塞西爾（Robert Cecil）的妹妹。一八七八年，貝爾福跟隨他的舅舅與迪斯雷利參加柏林會議，當他於一九○二年接續索爾斯伯里侯爵、擔任首相時，有人見了他就語帶諷刺地說：「鮑伯（指索爾斯伯里侯爵）是你舅舅！」貝爾福是哲學家與打油詩人，而且熱中於打網球，他是個矯揉造作的浪漫主義者，終身未婚，而且即席演說時經常表現出輕佻的態度，他常說：「天底下真正重要的事並不存在，要緊的事也很少。」勞合．喬治尖刻地說，「就像手帕的氣味一樣」，歷史只會對貝爾福輕描淡寫，然而事實上，歷史對貝爾福大書特書的部分，就在於他與魏茨曼的關係，以及以他為名發表的宣言。

一次大戰爆發時，魏茨曼被大臣叫到海軍部，「氣宇軒昂，看起來活力充沛」的邱吉爾說：「魏茨曼先生，我們需要三萬噸丙酮。」魏茨曼發現製造丙酮的新配方，而丙酮是用來製造線狀無煙火藥的溶劑。「你能製造得出來嗎？」邱吉爾問道。魏茨曼確實做到了。

戰爭的屠殺與勇氣令他既驚恐又興奮。「我希望這聽起來與實際一樣有趣，」勞倫斯在一場成功的攻擊後，熱情地寫道：「這是最業餘的與最水牛比爾式的表現，唯一能做好這件事的就是貝都因人。」當他的一名手下殺死另一名手下時，他必須親手處死這名凶手，以避免相尋的血仇報復。在屠殺土耳其人之後，勞倫斯希望「當我醒來之後，這場惡夢已經結束，而我將重新展開新的一天。不斷殺戮土耳其人實在太可怕了。」

並非所有內閣閣員都同意這種看法，雙方因此引發論戰。「這個國家的民眾將會如何？」前印度總督寇松勳爵（Lord Curzon）問道。勞合．喬治表示：「猶太人比阿和_圖_書拉伯人更能協助我們。」印度事務大臣艾德溫．蒙塔古（Edwin Montagu），這名深感苦惱的猶太人出身銀行世家，是赫伯特．薩謬爾的親戚，他強烈主張錫安主義只會引起更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英國許多猶太大亨同意他的說法：克洛德．蒙提費歐里（Claude Goldsmith Montefiore ）是摩西爵士的姪孫，他在羅特希爾德家族一些成員支持下，公開反對錫安主義。魏茨曼指責他「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另一方面又認為猶太民族主義只是猶太教的附屬物」。

如果再不快點針對俄國與美國進行宣傳，恐怕德國人將會宣布他們擬定的錫安主義宣言：畢竟錫安主義最早源自於德奧，而且直到一九一四年為止，錫安主義總部一直設在柏林。當耶路撒冷暴君傑馬爾．帕夏於一九一七年八月訪問柏林時，曾與德國的錫安主義者會面，而鄂圖曼的大宰相塔拉特，帕夏勉為其難地答應成立「猶太民族的家園」。在此同時，在巴勒斯坦邊境上，艾倫比將軍正秘密發動攻勢。

「像你這麼想的猶太人多嗎？」

此時，科學與錫安主義也交疊得更緊密，因為貝爾福已經當上了海軍大臣，而勞合．喬治則成了軍需大臣，這兩位大臣最關切的是魏茨曼在炸藥上的進展。魏茨曼發現自己與世界最廣大的帝國的官員「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使他想起自己的卑微出身：「我，哈伊姆．魏茨曼，是家無恆產的猶太人，在名不見經傳的大學教書，而且還未完全升上教授！」對於這些大臣來說，魏茨曼則符合他們想像的猶太人形象：「他就像是舊約裡的先知。」邱吉爾日後這麼說，雖然他穿著大禮服、戴著高帽。勞合．喬治雖然在回憶裡瑣碎地表示他因為感謝魏茨曼在戰時的貢獻而支持猶太人，但事實上早在之前整個內閣就有這種傾向。

這些（而不是光靠魏茨曼的魅力）才是英國支持錫安主義的真正原因，而此時將是決定成敗的關鍵。「我是錫安主義者」，貝爾福公開表示，錫安主義很可能是他這一生中唯一真正投入的事業。勞合．喬治與擔任軍需大臣的邱吉爾也成了錫安主義者，而如牛虻般奔忙的賽克斯爵士此時也已進入內閣，他突然發現英國需要「全世界猶太人的支持」，因為「與所有的猶太人為敵，不可能搞定眼前這檔事」——也就是打贏這場戰爭。

幾個月後，大戰改變了一切。基臣納返回倫敦擔任戰爭大臣，而且製作了目光炯炯有神的徵兵海報，上面寫著「你的國家需要你」——但他仍是英國數一數二的東方專家。當鄂圖曼蘇丹哈里發向協約國發動聖戰時，基臣納想起了侯賽因，他於是提議任命侯賽因擔任英國扶植的哈里發，並且在阿拉伯半島發動叛亂。他命令開羅方面與謝里夫接觸。

一九一七年六月，氣餒的傑馬爾與佛肯海因在耶路撒冷車站見面，他們在圓頂清真寺的階梯上擺出奇怪的姿勢。佛肯海因在德皇的奧古斯塔．維多利亞設立大本營。耶路撒冷的咖啡館到處都是德國亞洲兵團的士兵，而他們的軍官則包下整棟法斯特飯店。「我們來到聖地，」耶路撒冷一名典型的年輕德國士兵荷斯（Rudolf Hoess）寫道：「宗教史與聖人故事中古老而熟悉的名字圍繞在我們身邊。這跟我的年輕夢想差別實在太大！」奧國的軍隊在耶路撒冷行進；猶太裔奧國士兵在西牆祈禱。傑馬爾．帕夏離開耶路撒冷，到大馬士革統治自己的省份。德皇終於控制了耶路撒冷，但為時已晚。

「幼年時，勞倫斯總想著闖出一番事業，他進取而反思，而且決心兼具這兩項特質。」他在鍛鍊身體耐受力的同時，也著手在牛津大學的論文，內容是十字軍的堡壘。之後，勞倫斯到敘利亞旅行，順便磨練他的阿拉伯語，並且在伊拉克的西臺遺址從事考古工作，這時他認識了年輕的阿拉伯助理達胡姆（Dahoum），此人是他的夥伴，或許也是他人生的熱情來源。勞倫斯這個人充滿謎團，他的性傾向也令人費解。勞倫斯曾嘲弄「滑稽的繁殖過程」，而他的朋友羅諾德．斯托爾斯（Ronald Storrs）則說：「他不是個厭惡女人的人，然而如果告訴他，他這輩子都不能再碰女人，他也能神態自若。」在伊拉克時，勞倫斯計畫撰寫一本到耶路撒冷與其他六座阿拉伯城市「冒險」的書籍，他決定取材《舊約．箴言》的句子做為書名，稱為《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他從未出版這本書，但他後來把這個書名用在另一本書上。

魏茨曼「既有波希米亞的個性，又有貴族的氣質，看起來像個大家長，卻像俄國知識分子一樣經常自嘲」。他是「天生的領袖，能與各國君主及貴族交遊」，而且贏得各種人物的敬重，例如邱吉爾、勞倫斯與杜魯門總統。妻子薇拉是沙皇軍隊中為數極少的猶太軍官的女兒，她以貴族自居，視絕大多數俄國猶太人為平民，因此她喜歡與英國貴族來往，而且要求她的「小哈伊姆」在穿著上能像個愛德華時代的紳士和_圖_書。魏茨曼是熱情的錫安主義者，他憎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瞧不起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他看起來像「吃好穿好的列寧」，而且確實有人把這兩個人搞混。他的「口才便給」，完美的英語帶著俄國口音，「陰柔的特質結合了貓科動物狡黠的攻擊、熾烈的熱情與先知般的願景」。

老伊頓校友與平斯克猶太人畢業生首次見面是在一九○六年。他們的談話簡短但令人無法忘懷。「我記得貝爾福以他一貫的姿勢坐著，雙腿伸展，看起來沉著冷靜。」貝爾福於一九○三年擔任首相，他曾向錫安主義者提出烏干達方案，不過此時他已失去權力。魏茨曼懷疑他那無精打采的樣子只是個「煙幕」，因此他解釋如果摩西聽到烏干達主義，「他一定會再度摔碎那兩塊石版」。（譯註：指摩西得到上帝賜的兩塊石製法版後，下山看見猶太人祭拜異教神明，氣得將法版摔碎的故事，見《出埃及記》3132。）貝爾福聽了一臉茫然。

幾個月後，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史考特找魏茨曼與勞合．喬治，以及赫伯特．薩謬爾（Herbert Samuel）共進早餐，勞合．喬治時任財政大臣。魏茨曼注意到大臣們用輕鬆的幽默感討論戰爭，藉此掩蓋內容的嚴肅，但「我非常羞怯，而且努力按捺內心的興奮」。他驚訝地發現這些政治人物同情錫安主義。勞合．喬治坦承，「當魏茨曼談到巴勒斯坦時，相較於西線戰場的要地，他對當地地名如數家珍，遠比我熟悉得多」，而他也表示要介紹魏茨曼給貝爾福認識，渾然不知他們已經見過面。魏茨曼原本對薩謬爾有所提防——他來自盎格魯猶太銀行世家，與羅特希爾德家族及蒙提費歐里家族有親戚關係，也是首位入閣的猶太教猶太人——直到薩謬爾表示他正準備一份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的備忘錄，魏茨曼才鬆了一口氣。

貝爾福與魏茨曼來自兩個迥然不同的世界。魏茨曼是平斯克附近一處猶太村落的木材商人之子，他從小就支持錫安主義，並且逃離俄羅斯，到德國與瑞士攻讀科學。三十歲時，他移居曼徹斯特，在大學教授化學。

「我說的是數百萬猶太人的心聲。」

英國的協商者賽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是國會議員與約克郡從男爵，他是一名有創意而難以指揮的業餘人士，過去曾經到東方旅行，因此成為傑出的專家——不過勞倫斯說他「充滿了偏見、直覺與半調子」。賽克斯其實只會故作姿態，裝出一副雄心萬丈的樣子，他的長官以為他真有兩把刷子，於是讓他參與各項東方決策。賽克斯與曾擔任駐貝魯特領事的法國協商者皮寇（Fran?ois Georges-Picot)同意由法國取得敘利亞與黎巴嫩，英國取得伊拉克與一部分巴勒斯坦。日後成立的阿拉伯邦聯將接受英法兩國指導，至於耶路撒冷則由法國、英國與俄國共同管理。這個安排對這三個帝國來說再自然也不過，畢竟他們為了爭取控制耶路撒冷已努力了七十年之久。此外，他們也允許成立某種形式的阿拉伯國家。然而這個決定不久就被拋諸腦後，因為英國想秘密獨占耶路撒冷與巴勒斯坦。

慶幸的是，麥克馬洪有一名熟知敘利亞的軍官。二十八歲的勞倫斯——同是阿拉伯專家格特魯德．貝爾（Gertrude Bell）說他「極為聰明」——是個古怪的局外人，他是英國制度模稜兩可的精神產物，而且始終在苦惱該效忠哪個主子，儘管這兩個主子（大英帝國與阿拉伯人）都有著難以磨滅的缺點。勞倫斯是個私生子：他的父親是湯姆斯．查普曼（Thomas Chapman)，這位男爵繼承人拋棄自己的妻子與情婦莎拉．勞倫斯共組家庭，而後他們生下的兒子便從了母姓。

勞倫斯知道賽克斯-皮寇瓜分中東的秘密協定，這令他感到羞恥：「我們要求他們為我們而戰，而這一切全基於謊言，我無法忍受這點。」他曾在絕望中冒著生命危險，「希望就這樣死在戰場上」。勞倫斯形容自己是「強烈支持英國也強烈支持阿拉伯」，但他輕視帝國主義征服，他傾向於讓獨立的阿拉伯成為英國保護下的自治領地。「我想我會存活下來，不僅能在戰場上擊敗土耳其人，也能在會議室裡擊敗自己的國家及其盟友。」

貝爾福宣言用意是讓俄羅斯猶太人不支持布爾什維克，但就在宣言出版的前一天，列寧卻在聖彼得堡取得政權。如果列寧早個幾天成功，貝爾福宣言就不會公布了。諷刺的是，錫安主義在俄國猶太人的活力——從白廳的魏茨曼，到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與基督徒對猶太人困境的同情推動下，此時已能脫離俄國猶太人的影響獨立發展，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崩潰為止。

一九一五年一月，薩謬爾把備忘錄呈交給首相阿斯奇斯（Herbert Asquith）。「散布各地的一千兩百萬猶太人引頸期盼，」薩謬爾寫道，「許多人都支持讓希伯來人返回故土。」阿斯奇斯對於猶太人「回歸」嗤之以鼻，而且不認為「猶太人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對於薩謬爾來說，他的備忘錄「讀起來就像新版的《譚克雷》（Tancred）。我對這項提案不感興趣，但它很有意思地表現了迪斯雷利那句名言，『種族是一切』，連平日一板一眼的薩謬爾都會寫出如此情感豐富的方案，可見得這句話說得挺有道理。ｈttps://www•ｈetuboｏk•com.cｏm」阿斯奇斯比較驚訝的一點是，「薩謬爾只找到勞合．喬治支持這項提案，耐人尋味的是，勞合．喬治對猶太人毫無興趣，他只是不願意讓聖地落入『不可知論與無神論』的法國人手裡。」勞合．喬治希望英國擁有耶路撒冷，阿斯奇斯對這點的判斷是對的，但他沒搞清楚勞合．喬治對猶太人的態度。

麥克馬洪不確定該對這些「悲喜劇的裝腔作勢」讓步多少，正當他感到苦惱之際，侯賽因也找上鄂圖曼三帕夏，讓他們有出價擊敗英國的機會。侯賽因要求世襲漢志地區，並且停止傑馬爾恐怖統治。他派第三子費薩爾（Faisal）與傑馬爾協商，但這名暴君卻逼他觀賞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處以絞刑。

一九一七年春，美國參戰，而俄國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顯然，國王陛下的政府最關心的是如何讓俄國繼續留在協約國陣營」，一名英國重要官員表示，而對美國來說，「如果讓猶太人回到故土能成為英國的政治目標，那麼應該能對美國輿論產生正面的影響」。貝爾福在訪美前向同事提到：「俄國與美國的猶太人似乎絕大多數傾向於錫安主義。」如果英國可以提出支持錫安主義的宣言，「這應該可以成為對俄國與美國極為成功的宣傳」。

在開羅，麥克馬洪求助於這名年輕軍官，他「來回奔走與謝里夫進行協商」。勞倫斯在報告中寫著，他發現自己時常「想起薩拉丁與阿布．烏拜達」，但他與許多英國的阿拉伯專家一樣，認為這群沙漠中的阿拉伯人是純粹而高尚的，與巴勒斯坦人完全不同。當勞倫斯認定大馬士革、阿勒坡、霍姆斯（Homs）與哈馬（Hama）是阿拉伯敘利亞的核心地帶時，他並不認為耶路撒冷真能算是阿拉伯的城市——這是一座「污穢的城鎮」，他寫道：「居民像旅館雜役一樣毫無特色，靠著來往的觀光客為生。對他們來說，阿拉伯人的問題與他們的國籍，如同複本位制與德州生活一樣毫無瓜葛。」耶路撒冷或貝魯特是「陳舊無人聞問之地」——說它是敘利亞的代表，就好像說倫敦蘇活區可以代表倫敦周邊各郡一樣荒謬。

勞倫斯向費薩爾透露賽克斯-皮寇的秘密協定，同時提出一套挽救的方案。如果阿拉伯人要避免出現法屬敘利亞的局面，那麼阿拉伯人必須靠自己的力量，以輝煌的軍事勝利解放敘利亞，如此才能讓阿拉伯人在敘利亞問題上獲得發言權——勞倫斯率領費薩爾的軍隊穿過危險的約旦沙漠，迂迴了三百英里，最後攻下了港口阿卡巴（Aqaba）。

一九一六年六月五日，謝里夫侯賽因在不知道賽克斯-皮寇的秘密協議下，察覺到鄂圖曼人準備要推翻他，於是在麥加舉起紅色旗幟，發動阿拉伯叛亂。他自稱「阿拉伯人的國王」，這個頭銜讓英國人大為緊張，他們說服他降格為「漢志國王」。這只是開始：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家族在這麼短的時間獲得這麼多王國的王位。國王侯賽因把自己人數寡少的軍隊分配給每個兒子，但軍事結果令人沮喪，而且他們也未能成功在敘利亞引發叛亂。英國搞不清楚謝里夫家族是否能構成有效的反對力量。於是在十月時，斯托爾斯（他後來成為耶路撒冷總督）與他的部屬勞倫斯抵達阿拉伯。

十一月九日，貝爾福向羅特希爾德勳爵發布宣言：「國王陛下的政府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但要清楚說明的是，此舉不得傷害既存的非猶太民族的公民與宗教權利。」阿拉伯人日後指控英國背叛他們——英國同時承諾將巴勒斯坦給予謝里夫、錫安主義者與法國人，背信棄義因此成為阿拉伯叛亂神話的一部分。這顯然是損人利己的行為，英國同時給予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承諾，是戰時基於急迫而權宜為之的政治手法，如果不是這場大戰，則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都不可能獲得巴勒斯坦。賽克斯還愉快地表示：「我們追求錫安主義、亞美尼亞人的解放與阿拉伯人的獨立。」然而這些目標彼此間充滿嚴重的矛盾：尤其敘利亞還同時承諾給予了阿拉伯人與法國人。如我們所見，在寫給謝里夫的信中，根本沒有提到巴勒斯坦與耶路撒冷，也沒有承諾要將耶路撒冷給予猶太人。賽克斯-皮寇明確提到讓耶路撒冷成為國際城市，而錫安主義者也同意了：「我們希望讓聖地交由國際共管」，魏茨曼寫道。

「當然，但我們也有耶路撒冷，」魏茨曼回答，「而且早在倫敦還是一片沼澤時我們就擁有耶路撒冷。」

「貝爾福先生，」魏茨曼回答，他知道絕大多數盎格魯猶太上流人士都輕視錫安主義，「你遇到的是有問題的猶太人。」

英國需要阿拉伯人造反，而且是越快越好，因此它盡可能做出必要但模糊的承諾。然而麥克馬洪的承諾不夠曖昧，所以在英法開始進行瓜分鄂圖曼帝國的實質協商前夕，阿拉伯人突然對日後的發展產生期待。

貝爾福感到驚奇，但他又說：「很有趣，我遇到的猶太人可不是如此。」

然而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時機。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阿斯奇斯政府倒臺，勞合．喬治當上首相，他任命貝爾福擔任外交大臣。勞合．喬治被稱為是「查塔姆（Catham）以來英國最偉大的戰時領袖」，他與貝爾福將盡一切力量贏得這場戰爭。在長期對抗德國的恐怖戰爭中，他們對猶太人的態度，以及一九一七年一連串新情勢的出現，使他們不得不認為錫安主義是協助英國取得勝利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