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面旗子一點毛病也沒有。』

康拉德曾對作者寫道：「我的名字直到如今將近六十五年，一直是在那條迷人的老船船員當中；她沒有舵手掌舵，在未知的空間穿行。你以一個詩人崇高敏銳的目光，如此精細地洞察到她的光榮和恥辱。」

不僅如此，他還得跟一種陌生的語言奮戰，工作進度相當慢。他害著風濕症，坐在寫字桌旁，身體常覺疼痛；但他決心要像他曾經是一個模範水手那樣，成為一名文學巨匠。他的全部書信讓我們偶爾看到他勤奮而窘迫的一生的某些情況：「在過去二十三個半月內我寫了十八萬七千字，其中十三萬字是小說。我每天有十二個小時是坐在桌旁，睡六小時覺，其餘的時間憂心忡忡，面對著親人而眼看年齡漸漸老去。有兩年之久我沒看過一幅畫，聽過一段音樂，在跟人交往時沒有一刻自在——真的沒有。」

「『沒錯。我查了書。長是寬的兩倍，象恰好在當中。我想岸上的人會知道怎麼製作當地的旗幟。這不消說。你錯了，朱克斯。……』

「『好啦，我就是覺得它樣子古怪。』朱克斯氣沖沖地大聲嚷道，然後匆匆離開駕駛台。

直到吉姆再度發現他處在自己一樣遵循傳統道德的人之間，他才認識到他已失去了社會地位。他今後的生活就是一心一意地重新得到它。

一天，他毫無道理地離開了他的船，彷彿看見一幅幻象，恰如一隻鳥兒，為了根本不明白的緣由飛離舊枝而遷徙到地球上某個遙遠的地區。這個水手成為陸地上的探險家，出發到剛果旅行。還是個九歲的小男孩時，他看著一幅非洲地圖，把手指放在一片空間上，那時這片土地還是空白的，一處未知的處女地，他說道，「我長大了要到那裡去。」這時他真去了，也把身體搞垮了。從非洲回來後他變成另一個人，患有痛風，肢體部分癱瘓。他覺得不能再過航海的生涯。疾病常常是最有權勢和無情的精靈，作家的使命由他來決定。恰好是這種病使科爾仁尼奧夫斯基喪命。

「說不清什麼緣故，朱克斯感覺到了信心，好像一股溫暖的氣息從外面吹進心裡，使他覺得可以應付一切。黑魆魆的遠方低沉而持續的聲音悄悄進入他耳中。出於突然產生的自信，他一動也不動地注意著這個聲音，好像一個安全穿著鎧甲的人注意著刀尖。」

「『是嗎？』朱克斯咕噥著說，一邊跪下來從甲板上的貯藏櫃內惡狠狠地抽出一根備用的測深繩。

在真正的危險中，人人都渴望而且尊敬真正的領袖。在朱克斯即將對暴風雨屈服時，他由於在黑暗中遇到沉著冷靜的麥克惠爾而得到莫大的安慰。「『你可別被任何事故難倒，』船長相當快地咕噥著繼續說，『要讓她挺住。人家喜歡怎麼說隨他去，但是海浪會隨風勢高到最厲害的程度。對著它幹——永遠對著它幹——這就是挺過去的辦法。你是個年輕的水手。對著它幹。對任何人這就算盡責了。頭腦保持冷靜。』

「麥克惠爾船長對這種態度覺得驚異。一會兒之後他悄悄地走進海圖室，打開他的《國際信號規則手冊》載有各國國旗的那一頁，版面上世界所有國家的鮮艷國旗都端端正正地排列在上面。他拿指頭數過去，數到了暹羅，專心思考著那上面紅底和白象的圖案。沒有比這更簡單的了；但為了把問題搞清楚，他把書拿出來帶到駕駛台，用圖畫跟船尾旗杆上的實物比較一下。待了一會兒朱克斯壓著火氣繼續來執勤，當他第二度在駕駛台露面時，他的上司評論道：

「接著，船長對機房說了幾秒鐘的話，並得到答覆。

任何小說家生活中的某一階段，一般都有可以單獨抽出來，如我們稱之為「記錄」的時期。在這段過程中，作家通過自己和別人的痛苦經驗，學習人類的情慾性質和社會結構。經典的例子是巴爾扎克。在吸收階段後接著是構思，在這一階段內獲得的經驗臻於成熟，最後創造成果的時期常常十分短促，但在這個時期，播下的種子萌芽，茁長，結出文學的果實。在某些小說家的一生中，存在一些寬廣的重疊期，使這些接續的階段難以劃分。不過就康拉德的情況來說，這兩個階段的分界線是清楚鮮明的。他最好的小說題材差不多都是取自他十七歲至三十七歲之間的回憶。這段時期他工作積極但未寫作。它們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他是那些故事的參與者或目擊者；第二，那些故事是他聽來的。我們將看到那些第二手的故事如何為康拉德的某些小說提供特殊而複雜的形式。《白水仙號上的黑鬼》是有關一艘船的全體船員，在一次航行途中遇到一場暴風雨的非常簡單的故事。沒有曲折的情節，但所有各種類型的人物是以一個群體的形式表現的——船長、大副、一批普通人、社會渣滓，和一個奇特的人物，即那個黑水手，他神秘地生病了，引起有始無終的同情，幾乎把整船人都給毀了。《颱風》（Typhoon）是一艘運載中國苦力的船的驚險故事，他們為了在一場可怕的颱風中散失的錢款開始互相鬥毆，要不是船長麥克惠爾的冷靜態度，暴風雨和船上的一場叛亂，可能會造成船毀舟沉。《青春》（Youth）是一艘在海上發生火災的船隻的故事：講述這場災難的年輕二副回顧他第一次擔任這個職位時的快樂，和直至瀕臨死亡時的忠於職守這兩種感覺。

康拉德不僅是一個歌頌海洋的詩人，他還宣揚由海洋所產生的美德。他提出的一條生活規律是積極的悲觀主義。跟契訶夫（Anton P. Chekhov）的看法近似，但或許更為浪漫，因為醫生總是比水手更為現實。我們將試圖闡明的正是這種哲學。可首先要介紹作者的生平，以引導我們去理解他的作品。

這種困難的藝術技巧會找到模仿的人嗎？目前英國優秀的年輕小說家似乎明智地把這些苛求的做法放在一邊。沒有什麼比大衛．加爾奈特與阿爾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故事更簡單和更直來直往的了。再說，文學技巧不是康拉德最重要的一面，根本的問題是，他深深意識到人的某種形式的崇高和偉大。

為榮譽做出犧牲，只要你活在自己的同類中，在具有同類情操的人中間，那是比較容易的。康拉德選擇諾瓦利斯的反思作為《吉姆爺》的題詞：「我的信念肯定將永遠取得進展，只要有另一個人相信它。」如果吉姆在危險的壓力下精神崩潰，那是因為他身旁人們的卑劣性已經缺乏榮譽感。

那個馬來亞墾殖者的故事，是一天在新加坡的一間辦公室裡，一個殖民地新聞工作者告訴他的。吉姆爺的故事是他聽別人連續講的，他本來可以如史蒂文生（Stevenson）那樣，將它進行加工和改寫。他也可以採用自傳的形式，如笛福（Defoe）的手法，把故事的中心放在主人公的身上。但那將意味製造刺|激，這恰恰是他嚴禁自己那麼做的。如果暴風雨的情況是他聽別人說的，他也按聽來的那麼寫。因此我們有一個在兩種層次上的故事情節——康拉德寫講故事的人，講故事的人對各種角色的描寫。

阿爾梅耶娶了當地一個權勢人物的女兒，那是一個被富有的墾殖者俘虜並收為義女的姑娘。他跟她生了一個女孩，他非常疼愛女兒，願意使她歐化。但憎恨他的土著妻子重獲對女兒的控制權，結果又吸引她回到野蠻狀態。阿爾梅耶孤零零地被妻女拋棄，面對未開化的自然結果變成半瘋。黑暗的勢力獲勝了。

「『是，船長，』朱克斯說，心裡有點緊張。

「『人天生是個懦夫。這是個難題——自然是這樣。否則事情就太容易解決了。但是習慣——習慣——必然性——你明白了嗎？——別人的看法——問題就在這兒。你對這還可以忍耐。但別人的榜樣呢，這種人跟你半斤八兩，卻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

此後他過的是職業作家的生活，但也是一個在特殊困難條件下寫作的作家。他結了婚，生活貧困，很需要錢。在整個開始以寫作為職業的漫長歲月裡，他都是在養家糊口的需要驅策下動筆的。1909年他在給高爾斯華綏的信中寫道：「原諒這種不和諧的筆調吧；不過事實是我剛接到我所有出版商的賬目，我看到我全部不朽的作品（總共十三篇），去年帶給我不到五鎊的稿費。這種事撲滅了應該在作者的心胸像火焰一樣燃燒的『生之歡樂』，並且以爆發性的發動機的方式，推動他的筆以每小時三十頁的速度前進。」www.hetubook.com.com

然而，《如鏡的大海》雖然有許多優美的片段，實際上卻是康拉德較不令人滿意的作品之一。因為純粹的自然景象絕不應該成為作家描寫的基本對象。批評家們圖服康拉德在《颱風》或《白水仙號上的黑鬼》中對來勢兇猛的暴風驟雨的描寫，它們是壯觀的。但這些描寫冗長，像海戰的畫面，讓畫家徒勞地力圖保存它的動態感，而當它們一旦固定下來後，就不再是鮮活的。就作這方面而言，他利用了時間的因素。他的猛烈的風暴漸漸達到頂點，但什麼也比不上一種繼續不斷的高潮那樣單調和難以保持。即使貝多芬也做不到；作為一種擺脫困境的辦法，他有使之達到完美協調的巨大力量，但文學的最高強度不同於音樂，它沒有合適的把不協和音變成協和音的和弦。「我變糊塗了……我忘記倒數第二道浪跟我看到正在壓來的那道浪相比，其洶湧程度如何。我小小的想像空間早已滿了，但浪濤還在不斷地沖打著湧進去。」

這個少年唯一剩下的親人就是他的舅父，塔杜斯．波布羅夫斯基。他是個生活經驗相當豐富的人，脾氣古怪，但內心仁慈，他勸康拉德離開受壓迫的祖國，因為在波蘭當一名愛國者的兒子是沒有前途的。他甚至鼓勵康拉德加入法國國籍，以便拋棄他父親的迫害者的國籍。奇怪的是，這個遠離海岸線在歐洲大陸中心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倒是熱心想當個水手。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做水手，又怎麼去做呢？最簡便的辦法似乎是到法國去謀生；年輕的科爾仁尼奧夫斯基能說法語，而且法波之間存在著長期且傳統的友誼。

戴斯蒙德．麥卡錫大約是在這段期間內看見過他，描述他的樣子為：漆黑的眉毛，鉤鉤的鼻子，聳起的肩膀，極端平和的聲音和手勢，頗為周到的禮貌。他給觀察他的英國人一種「老外」的印象，他表現出使人難忘的尊嚴，顯然期待別人不僅尊重那種尊嚴，並且希望他們也要有一點那樣的尊嚴。他過著比別的任何作家更深居簡出或者更驕傲的生活。「可能他早年在商船上的服務訓練教導他存在於，比方說，大副對航海的價值觀和有頭腦的乘客對航海的價值觀之間的區別。他難得出於任何原因拋棄他的鮮明特徵，他真誠地尊重他的職業，不認為有必要公開對倫敦的交通、飲食，或外匯交易表示強烈的不滿。……文壇人士由於他的去世而失去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活生生的榜樣。」

康拉德不相信民主能使我們擺脫戰爭。完全相反：「為老共和黨所痛斥的，因強烈的野心所帶來的血腥罪行的戰爭時代，絕非已經過去。它們將會為了生存而以另外的方式，不那麼頻繁，卻以更加厲害的仇恨和野蠻的兇狠頑強打到底。但它們會由於統治者的謹慎，甚至由於羞恥，以及害怕個人的責任和關心某些形式的傳統體面，而使人類的荒謬得到緩和，讓我們為君主野心的時代而感到遺憾。倘若歐洲的君主們直到如今仍因為在親筆信函上彼此稱『兄』道『弟』而受到嘲笑，那種關係至少跟任何兄弟情誼，同樣有效的形式而可能在敵對國家間建立起來。我們在一切方面都得到保證，這是民主的世襲遺產。在君主們表面禮節性的兄弟關係中，不論它是多麼一錢不值，卻對貪婪和虛榮的肆無忌憚常有一種制約的作用。此外，老是有被激怒的人民起來造反的共同危險，和對彼此的神聖權利的某種尊重。可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領袖，除了群眾的突然叫囂，卻別無像君主們所擁有的那樣的祖先，甚至連考慮一個直接的繼承人的權力也沒有。他們將沒有興趣稱另一個民主國家的領袖為兄弟；後者是一個像他自己一樣既無父王又無太子的首腦。」

《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的題材或多或少相同，或者可以說簡直一模一樣。在康拉德的大部分小說中，以觀察者身份出現的人物——馬羅——大約就是作者的化身。他去剛果做了一次旅行，在當地聽到某個名叫庫爾茨的歐洲人的故事。庫爾茨與土著們一起生活在叢林中，據說做了許多好事，近乎一名聖徒。馬羅對此產生了好奇，於是出發去尋訪他。最後他到達庫爾茨一直生活的村子，發現他像神一般受到土人的崇拜，可是在長期與文明隔絕的情況下，他已病得幾乎要精神錯亂，最後在兇惡野蠻的喧鬧聲中死去。在這個故事裡，代表黑暗力量的是森林而不是海洋，它最終戰勝了理性和善意。

他在1894年37歲時離開海洋，把《阿爾梅耶的傻念頭》寄給倫敦的一位出版商費歇爾．翁文，三個月之後他獲悉他的書稿被接受了，而他的好運多虧審稿人是愛德華．嘉爾奈特（Edward Garnette），英國最優秀的文學行家之一，他心胸慷慨地幫助這一代的年輕作家。《阿爾梅耶的傻念頭》原稿給嘉爾奈特留下極深的印象，促使他建議跟作者見面談談。他對康拉德既給予鼓勵又提出忠告，康拉德於是寫出另一部小說《海島上的無家可歸者》（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s），接著又是第三部《白水仙號上的黑鬼》。

康拉德是一個海洋小說家，也可以說更是一個某些道德主題的小說家，他明白這一點。他曾對高爾斯華綏說，不論你做什麼，人們總是越過你的藝術去尋找你的思想，要引導當代的評斷則必須強調這些思想。因此倘我們要理解康拉德的精髓，就必須重點地分析這些道德性主題。

康拉德的父親，基本上確實是一個保守派，他是個學問淵博的人，曾把雨果（Victor Hugo）的作品譯成波蘭文，本人也是一位作家。他的妻子由於受不了流放和氣候變化的痛苦，最終死於肺病。妻子亡故後他親自擔負起教育兒子的責任。「我重新拾起生活，完全以我的小康拉德為中心，我教他我知道的東西，但不幸的是我所知不多。我保護他不受此地周圍環境的影響，他彷彿是在修道院的小室內成長起來的。……我們凍得打哆嗦，餓得不行。……我們的生活便是如此。」讀書是這些失去法律保護的受害者唯一可能逃避流放生活的方式；小小年紀的康拉德讀過他父親翻譯的雨果的小說，還有瓦爾特．斯洛特（Walter Scott）、費尼摩爾．庫珀（Fenimore Cooper），尤其是狄更斯（Dickens），這是他始終喜愛的作家。在寒冷刺骨的天氣下，小康拉德的健康受到極大的損害，以致不得不把他送往克拉科夫（Cracow）的舅父家，由舅父照顧。他的父親寫到：「康拉德住在鄉下舅父的家裡，我們倆都很難過。這個孩子為我的寂寞孤獨而傷心，變得呆頭呆腦，唯一能分散他注意力的事物是我悲戚的容貌和我教的功課。他對這種生活感到失望。」在這些話中悲喜交集的感情，使我們想像得出這個孩子的童年是個什麼樣子。在被他當作敵人的俄羅斯人的包圍下，除了生病的父親之外，沒有別的朋友，因此形塑他對生活的悲觀看法；但是他也從父親表現的高貴品德上得到一種崇高的概念。在科爾仁尼奥夫斯基先生去世時，克拉科夫的市民把他當作民族英雄而舉行了一次莊嚴的葬禮。至於他的兒子，儘管年紀還小，克拉科夫給了他到處通行的自由。ｈeｔｕｂooｋ.ｃｏm•coｍ

「我的作品的讀者都知道我的信息，那就是世界，我指的是非永恆的世界，而是建立在幾種單純的觀念上的；而其必是自古以來便如此。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忠誠。」物質的世界、風雨與群眾的世界，絕對沒有穩定性；人的世界要穩定只有通過忠誠，也就是說通過自願的誓約，不背叛自己細心考慮後參加的組織。一個有榮譽感的人是一旦做出許諾，就可以信賴他一直到死。吉姆不該跳進那只救生艇；《諾斯特羅莫》裡面的一個人物宣稱：他向唐．卡洛斯保證不讓銀礦落到盜匪的手裡。麥克惠爾船長根本想都沒想一個水手會在暴風雨中考慮自身的安全。這種情操自古便有，在每個古代民族的歷史上都可發現；若缺少了它，人類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假如跟他並肩作戰的戰友可以出賣他，他又將如何活下去，如何戰鬥？

是的，有人會受到推崇，有人會跳進那個無底洞，如吉姆，是喪失了榮譽感的人所為，從那裡他們再也爬不出來。但是康拉德認為，在命運的這一安排上是不存在公正的。那是運氣的問題，是由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成千上萬的機遇所形成的。他考慮過他筆下的人物麥克惠爾船長的情況，納悶是什麼促使這個貝爾法斯特雜貨商的兒子在只有十五歲時離家逃到海上去的。這個例子提醒人們，冥冥中有一個廣大有力且看不見的手隨時準備落在我們地球的蟻垤上，抓住我們任何一個人的肩膀，把我們的腦袋砰的一聲互相撞在一起，然後朝許多難逆料的方向拋去，於是我們通通不可思議地向四面八方飛逃。

他參加英國商船業務的考試，憑藉精力充沛，在用英語的口試過關後，獲得擔任大副的合格證書。此後二十年他的生活是在海上度過的，並且加入了英國國籍。他是個職業海員，知道如何跟海洋和平相處。「一名水手，」他說，「在從事他的職業中發現一種深沉的安全感。海上的嚴格生活自有比陸地生活強的優越性，它的要求就是簡樸，這不能避免。」根據他的正式檔案，康拉德是一名出色的高級船員。他總是為此感到深深地，而且正當地驕傲——遠比為他的文學聲譽驕傲得多——因為連航海界人士也評價他為一名優秀的水手。

「『那個年輕人，你會觀察到的——一點動機也沒有——至少在當時，』我提出我的看法。

在康拉德看來，眾人便好像海洋或叢林——是主人公的敵人。在《諾斯特羅莫》（Nostrono）中他描寫南美一個國家，一處被發現的銀礦觸發罪惡的物慾，如同在《白水仙號上的黑鬼》或吉卜林的小說中，人給劃分為分明的兩個等級。一邊是領導，主人和工頭，他們生來指揮別人，因為他們有榮譽感（他們也許是普通的水手或工匠，這是一個靈魂的問題，而不是階級的問題）。另一個陣營是下屬，是芸芸眾生，那些因為沒有榮譽約束而變成卑鄙的禽獸。《羅曼親王》（Prince Roman）是一個拋掉幻想的典型人物。他不靠幻想，但相信他在無情的政治鬥爭中長期累積的經驗，這些暴行似乎注定要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生。照他看，公共制度都是由落在公民頭上的一系列災難所構成的，它們每一項都由另一項合法地產生，而仇恨、報復、愚蠢、貪婪，則在建立這些制度的過程中得不到制約，好像它們是由一個神聖的意志所安排。親王的悲觀主義也就是康拉德的悲觀主義。他相信在群眾中人性本惡。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沒有蠱惑人心的欺人之談，誰也不能指控他用這樣的方式來吸引讀者。「在一個假如不在某方面表現出革命性就難以吸引人注目的時代，我從未在我的作品中表現出革命性來。革命的精神很容易表現在作者毫無顧忌的思想上，它那包含狂熱情緒的威脅和缺乏寬容的生硬且絕對的樂觀論調，是我的心靈所無法接受的。」

把這些作品說成是海洋小說是否正確呢？康拉德不這麼認為。「我不願拿一些基本問題的討論使你厭煩，」他寫道，「但我的這些有海洋參與的故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在《白水仙號上的黑鬼》中，我描寫的是一群人的心理，表現自然的某些方面。但他們面對的不是海洋的問題，它僅僅是在一艘船上發生的問題，與陸地糾葛完全隔離的狀態，使它帶有特殊的力量和鮮明突出的色彩。在我的其他小說中主要是研究一個特殊的人，或一個特殊的事件。我唯一的海洋作品，對我曾經度過的生活給予特殊方式的唯一奉獻，是《如鏡的大海》。」

宇宙悲劇的幻影！但如果將康拉德簡單的描繪成悲觀論者和宿命論者，那將是一種誤導。實際情況比這種想法更加複雜。就他作品情節的結果來看，康拉德是個悲觀論者；縱然他認為即使最優秀的人也不能保證他能得到成功和拯救，但從情節本身所產生的人的品質來看，他卻是個樂觀主義者。人常常進行一場絕望的鬥爭；船長不得不讓他最好的船沉沒；叢林吞沒最優秀的人；亂民迫害最傑出的領袖，在任何情況下取得勝利後，人們發現勝利本身總是有缺憾的，不值得因為它而造成全部的災難。《諾斯特羅莫》中的銀礦，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而得到拯救，其結果卻只帶來罪惡；從礦藏攫取財富的打算都化成泡影。但這些徒勞的鬥爭是形成種種情操的原因，而這些情操本身是了不起的——對一個領袖或組織的獻身精神、忠實、榮譽感等等——都是高尚的。康拉德的結論似乎是人才是唯一的寶藏。

如果康拉德這麼喜歡英國，主要是因為他在英國找到一種有利於培養這類忠實的道德文化背景。「我知道他的表現；他從一個合適的地方來的；他是我們的人。他代表他那一類出身的人，代表絕非聰明有趣的男女，而是按誠實的信念和勇敢的本能而生存的人。我不是指打仗的勇敢，或那種特殊的勇氣。我指的是那敢於面對種種誘惑的與生俱來的本領……抵抗的能力，可以說，並不彬彬有禮，但是無價——在外在與內在的恐懼面前，在人的有誘惑作用的腐敗和天性的黑暗面前，那種無動於衷和聖潔的僵硬。它受到一種在事實的力量面前，在有感染性的榜樣，在種種教唆的思想面前，無懈可擊的信心。把種種想法掛起來吧！它們是流浪漢，遊民，敲打你精神的後門，每一種想法都拿走一點你的東西，帶走一點由簡單觀念構成的你的信念。這是假如你想體面地活著，輕鬆地死去就必須堅持的東西。」

要到二十一歲，康拉德才踏上英格蘭的土地。他在英國一個人也不認識，也不會說英語。開頭他是向北海的漁夫學的，他說那是一所狂風暴雨、曠野荒涼的學校。但是他立即喜歡上英國，由於他所描寫過的某種豪爽正直的特點。有人認為他應該可以成為另一種語言的作家，對這種觀點他總是提出異議。「事實是我在英語方面的寫作才能，跟我在其他方面的能力是同樣自然的。我有一種奇怪的，難以抑制的感覺，那是我自己先天的部分能力。我覺得英語既不是我的一種選擇，也不是後天收養過來的兒子。然而，是我受到英語的天才作家的收養，我馬上走出結結巴巴的階段，它使我完全成為它的親子，我真和-圖-書誠相信它的習慣用語對我的氣質產生直接的作用，造成我依舊具有可塑性的成就。」

「『這就對了。』麥克惠爾船長一邊安慰他，一邊沉重地往他鍾愛的帆布小折疊椅上一坐，『你該做的就是別讓水手升旗時把象給掛反了，他們還不十分習慣。』」

康拉德的哲學，如同實幹家的一切哲學，比方說，吉卜林的就是，後者跟他是類似的，是貴族性質的。他欽佩普通的海員，自然，只要這個水手是以行動和服從來服務的話，他會像欽佩船長一樣欽佩他；但是假如這個人把權利看得高於義務，他也會像吉卜林一樣憎惡他。他曾在《白水仙號上的黑鬼》中，用唐金這個人對這類型的人加以刻劃。「他們全知道他的為人！他不會掌舵，不會打結，在漆黑的夜晚逃避工作；在高處用手腳拼命抱住桅杆，成天咒罵風、雨雪和黑暗；在別人幹活時咒罵海；在全體集合點名時最後一個出來，最先一個進去；他大部分事情都不會做，其他的事則不肯做。他是好心腸的人和自顧不暇的剛參加工作的新手；這引起他們的同情，得到他們獎賞的傢伙，熟悉他所有的權利，卻不知勇敢、吃苦耐勞、內心的信仰，和把全體船員團結在一起的無言的忠誠為何物。貧民窟內不光彩的自由不羈的產物，對海上嚴酷的勞役充滿憎恨和蔑視。」

「『好啦，船長，』朱克斯激動地站起來，『我只能說——』他的手顫抖地摸索著盤繞的線頭。

在《吉姆爺》中有一個法國海軍軍官，是他拯救了那條沉船上的朝聖者，並試圖竭力公正地評價吉姆。「『那種害怕，那種害怕——注意——總是有的。』……他碰碰靠近銅釦旁的胸口，在這個地方吉姆曾對自己的胸脯重重地打了一下，以表示他的心臟沒有問題。我想我做出了某種不同意見的手勢，因為他堅持：『是的！是的！人家說啊說，這一切都很好；但是盤算的結果，你跟下一個人一樣傻——一樣膽小。勇敢？這總是要見到才算數。我見過世面，』他嚴肅冷靜地用俗話說，『我全世界都去過；我認識勇敢的人——著名的人！——喝吧！』他隨隨便便地喝著酒。『勇敢——你想在公務崗位上——你不得不這樣——那是職務要求。難道不是嗎？』他頗有道理地提醒我。『不錯！他們每個人——我說他們每個人，假如他是個老實人——會坦言有個問題——有個問題——我們最好往好處想——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這時你放棄一切希望。你必須承認事實。把種種情況綜合加以考慮，恐懼是必然的。可惡的害怕。對那些不相信這一事實的人照樣還是有害怕——害怕他們自己。絕對是這樣。相信我。是的。是的。……在我這個年紀你會明白自己在說些什麼——見鬼！』」

人跟宇宙的偉大相比是那麼渺小，因此人的命運正是由於有所作為才獲得它本身的尊嚴。「人間世事應該得到欽佩和憐憫，也值得敬佩；那用嘆息而不是嗚咽，用微笑而不是笑容可掬，對它們致以無形禮敬的人並非無動於衷。達觀，不是神秘莫測，不是孤高冷淡，而是有識別力的達觀，那是我們感情中唯一不可能虛假的東西。

「他暫停了一下。

康拉德曾經有一次寫道，作家首要的美德應該是絕對忠實於他的感情和感覺，即使是在他的創作情緒極度興奮時，也要堅持寫他看到的、感到的、聽到的東西；使這些感覺充滿感情和詩意；不要隨意誇大那種感情或勉強加進那種詩意——這就是他的文學理想。

康拉德的人生觀使我們得以揣摩他的創作方法。他敬重大師巨匠，鄙夷學究和廢話連篇的人，只說他所知道的事情。他嚴格訓練自己下筆完全準確。藝術家像科學家一樣，他以為必須追求真理；而且只追求真理。他似乎覺得作家的職責跟水手近似；他應盡可能把他的工作做好，準確地描繪他所看到的，使他的詞句如同洗擦過的甲板，找不到缺點，不期望回報，而只讓同事們對你保持內心的尊重。

科爾仁尼奧夫斯基夫人是位身體孱弱，嫵媚動人的婦女，不久就隨她丈夫流放，把她這個五歲的兒子帶在身邊。此前他是像我們所熟悉的托爾斯泰（Tolstoy）和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小說中富裕的鄉紳之家的孩子那樣成長和受到教養的。法國家庭女教師，老保姆兼管家，一位可敬的單純女士站在門前台階上跟他道別，臨行時她眼淚汪汪地喊道：「寶貝兒，別忘掉你的法語！」

有人也許認為康拉德會找一個能看到海景的家；但他對大海看得太多了，像水手小心不讓海上的空氣進入他的艙位一樣，康拉德總是在內陸生活得很好。大海不可能成為一個對它脾氣異常熟悉的人的朋友。他不願談起他過去的生活。他對航海的回憶只不過是他創作的題材。海洋像一個舊情人，被拋棄了，在他房子的客廳裡僅僅掛著一幅版畫，畫面上是一艘壯麗的帆船，它引起一陣顯示內心渴望的回憶。「別看那個，」他對安德烈．紀德說，「讓我們談談書吧。」

「他在桌子底下的腳移來移去的，打斷了我的話。他抬起沉重的眼皮。我說抬起——沒有別的詞語可以形容這個動作不慌不忙的緩慢——最後完全對我打開。我面對兩個灰色的狹小圓環，像兩只小小的鋼圈環繞著漆黑的眼球。從魁梧的身軀射來的銳利目光，像戰斧的利刃，給你一種極其鋒利的感覺。『請原諒，』他審慎地說，舉起右手，向前一揮。『允許我。……我認為人會慢慢認識清楚勇氣是不會自然產生的。對這回事用不著煩惱。弄明白一樁事實真相不該叫人活不下去。……可是榮譽——榮譽，先生！……榮譽……是實實在在的——來不得虛假！生命也許值得，如果……』他吃力而急躁地站了起來，好像匆匆從草地上抬起身軀的受驚的公牛。『假如丟了榮譽——嗨！比方說——我沒法提意見——因為——先生——我對此一無所知。』」

「『旗子怎麼啦？』麥克惠爾問道。『照我看沒啥問題。』他走到駕駛台的另一頭仔細地看一看。

康拉德看待婦女猶如他看待人民一樣，是個悲觀論者。水手在某方面是跟遊俠騎士相同的，那就是他一生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度過的。距離使他把女性理想化，而想像出一幅浪漫的騎士愛情的幻影，因此比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家，如莫里哀或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對現實中的婦女更痛心失望。那些現實主義小說家對女人是實事求是的。康拉德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如同吉卜林作品中的一樣，常常對女人感到害怕。經典名著能冷靜地描寫女人根本沒有道德觀念，她們的道德是由她們所愛的人來決定的。浪漫的水手卻驚異地發現，她們缺乏的是男性的道德，但是他最終認識並理解到，榮譽是中世紀高尚的遺產，這從不屬於女人。在原則上，他認為女人總是得到她渴望的東西，而我們只能假定榮譽不是她渴望的。還有謹慎，男人以此為傲，但經過理性思考的謹慎，對她們來說是格格不入的。以任何代價得到感情和刺|激，則是她們秘密的座右銘；由於一切道德都不能使她們滿足，她們也就去追求種種罪行。為什麼？因為權力超乎一切，依然是她們重視、喜愛的強烈刺|激。

他及時升為大副，又升為船長；在長期來往於南太平洋的漫長航程中，他熟悉了水手、經紀人、商人、冒險家、土邦的王公貴族、荷蘭人、中國人、馬來人，以及令人駭異的世界，後來他就去描寫這個世界。《白水仙號上的黑鬼》（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他最好的小說之一，是康拉德在1884年航行時可信的故事；《阿爾梅耶的念頭》（Almayer's Folly）寫的也是一個他在同一條航程上萍水相逢的人的事情。阿爾梅耶是一個有一半荷蘭血統的混血者，從唐戈拉至新加坡，在水手口中到處流傳著他的事跡。只要提到阿爾梅耶的名字，船長們和土邦王公們都同樣發笑，康拉德曾經在他的商船甲板上頭一次見到此人奇特的模樣，背著棕櫚樹和竹子，穿著有黃色大花瓣花卉圖案的棉睡衣褲，身體胖大結實。別人告訴他這個人可悲的、具有浪漫色彩的潦倒命運，使他發生了興趣，甚至也許是頭一次使他產生亟想寫一篇小說的念頭。假如他不是那麼熟悉阿爾梅耶，康拉德說他大概不會讓人出版一行字。我們可以想像康拉德是如何在停靠於盧昂碼頭的一艘兩千噸的船上，振筆疾書他第一部小說的章節。他召來福樓拜（Flaubert）的影子在藝術之宮前俯身看他，同時他的同伴們，頗為迷惑而好奇地推開他的房門問道：「你在那兒老是塗塗抹抹些什麼呀？」ｈeｔubook•cｏｍ.ｃｏm

他在十七歲時抵達馬賽，經人介紹認識一個居民，得以讓他接觸水手、領航員和船具商這個奇異的社會圈。一個晚上，他駕駛一位新朋友的船隻航行，那是他生平頭一次掌舵，在黑暗中開往伊夫夏托。他想到《基度山恩仇記》，這是他好久以前隨著被流放的父親一起讀的。船長坐在降下的帆上，摸找著菸斗對他說：「讓船跟著月亮走吧。」也許作家康拉德就是在那個晚上誕生的。

面對事實，化不利為有利，這是執行任務時最簡單、最高尚的方式。「工作就是法律。如同鐵不用會成為一堆生鏽的廢鐵，水不流會成為一發臭的死水，所以沒有作為的靈魂會成為死東西，失去力量，不會促使我們在塵世留下痕跡。」

在我們試圖譯的一批「預言」中，康拉德所發出的信息顯然是英國實幹家的一種斯多噶哲學的最率直表達。這個異邦人證明自己甚至是英吉利民族魂中最好的闡釋者，甚至比吉卜林（Kipling）表達得更為準確。吉卜林的作品常充斥東方的神，邪惡的精靈，在叢林中，在印度城市的城門邊，在紳士老爺們營帳的周圍，橋樑建築者的車旁徘徊。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人是孤獨地面對宇宙的；他最優秀的小說描寫的是人跟海洋的搏鬥，也就是說，形成最鮮明的英國民族特色的那種長期以來的鬥爭。

康拉德對於在生活行為上發生作用的智識並沒有多大的信心。受到他偏愛的英雄是麥克惠爾船長，這個沉默寡言的人，對自己頗為自信，剛好有足夠的想像力支持自己一天接著一天奮鬥下去。麥克惠爾船長並不代表整個英國，但他驚人地卻像英國所尊敬的自我畫像。他的拒絕考慮未來跟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姿態一模一樣。氣壓在下降，……不錯，在下降……那是事實。如果別的事實也發生變化，便要採取措施。至於試圖預見未來，或是按理論行動，或偏離航線以躲開暴風雨，麥克惠爾船長認為那是再愚蠢不過的事。他像吉卜林筆下的小學生那樣，怕別人的妄自尊大。在他的大副朱克斯因不得不掛暹羅旗航行而發怒時，他無法理解後者的反感。

康拉德自己不願被人看成是一個描寫海上風雨的作家。他太過於誠實，不想佯裝對海洋有什麼自作多情的愛心。我們不妨說，假如他喜歡航海生活，那不是由於愛海洋，而是由於他愛跟海洋搏鬥。「不管岸上的人說了多少對它公開表示愛心的話，也不管多少散文和詩歌以它為對象，海洋卻從來不是對人友好的。在極壞的方面它夥同別的分子使人類不得安寧，起著世界野心的教唆者角色……彷彿由於它太偉大，太強而有力，普通的道德無法制約它。海洋沒有同情心，沒有信念，沒有法治，也沒有記性。它的反覆無常只有用一種無畏的決心，不眠的，以武力為後盾，小心在意的警惕對付，才對人的目的是有效的；但也許在這種情況下恨總是多於愛。」

「這並非我認為達觀是最高的智慧。但是我認為，明智之舉是以上帝的意願為人的意願。……」

事實上科爾仁尼奧夫斯基船長正經歷一場他在《陰影線》（The Shadow Line）中所描寫的精神危機。「人走下去。時間也走下去——直到人看見前方有一條陰影線，警告人青春的地帶也必然是留在後面了。」

他於1924年逝世，非常突然的，死於心力衰竭。去世前一天他整日都在桌前寫作，不止一次曾寫到水手沉溺時跟死亡的搏鬥：「誰也說不上他們死亡時有什麼想法，有什麼遺憾，嘴邊有什麼話。但是在這些心靈突然從拚命的掙扎、極度的緊張、可怕的喧囂——從浩瀚無邊的海面不息的暴怒中，沉向自開天闢地以來海底寧靜和平的深處，在那裡無憂無慮地長眠時，這裡面是有什麼美好的意味吧。」

康拉德沒有回答，無論如何，他只利用業餘的時間寫作，所以在1887年開始寫的《阿爾梅耶的念頭》到1894年才完成。1891年作家高爾斯華（John Galsworthy）當時還是一個沒沒無名的青年，正好跟他同船旅行，但康拉德一點也沒有提到他的稿子。「在太陽曝曬下，他皮膚黧黑，蓄著褐色的尖鬍子，幾乎是黑色的頭髮，深褐色的眼睛，眼皮的褶皺挺深。」他在全體船員中人緣不錯，跟年輕的高級船員關係友好，對鬍子滿腮的老船長則滿懷尊敬。他談生活，而不談書籍。

「人不過是暴風雨中的一線微光，但它不會熄滅，它就是一切。」亨利．普恩加赫（H.G.H. Poincaré）的這些話可以看成是康拉德的哲學概括。雖然他所畫的世界跟威爾斯（Wells）的極不相同。威爾斯把人的智力看做璀璨的光明，如果我們再運用充分的意志，便可以永遠讓我們的星球在其中沐浴。人人都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實幹家的哲學是不可能跟實驗室裡的學生的人生觀相似的。像吉卜林一樣，康拉德一直生活在跟天上的暴風雨和人間的暴風雨戰鬥的人們之間，而他也是這些戰鬥者中的一員，這比吉卜林還猶有過之。他脫離了他生長的故土，並且因為大海長期使他又脫離他移民的土地，可以說是雙重地離鄉背井。大約是因為這種貧困的生活方式，讓康拉德從而獲得在純粹狀態下看人的某些美德的能力。他曾經寫道，閱讀他作品的人會認識到他深刻的信念，這個非永恆的世界是建立在幾個非常簡單的觀念上的，它們簡單到如此地步，必然自古以來皆如此，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忠誠。水手群體確切地象徵著人類社會的本質，他們在幾塊木板上孤零零地生活在驚濤駭浪中。

當許多批評家毫無保留地接受他作為一位英國小說家寫的第一部小說之後，才發現他是一個波蘭人。他們想用斯拉夫民族的氣質來解釋他的才華，但他生氣了。他抗議說，沒有什麼比批評家們所謂的「斯拉夫靈魂」對波蘭民族的氣質更格格不入的了。波蘭是一個在精神上純粹屬於西方的國家，是由義大利和法蘭西塑造出來的。她具有自由獨立政府的傳統，見義勇為的道德法則，對個人權利堪稱是過度的尊重。他更進一步抗議試圖根據他是一位革命者的兒子的知名事實，對他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解釋，這種對他個人出身的片面強調是難以理解的。波蘭的起義是一次全民族的，而不僅僅是少數革命者反抗一個外國暴政的愛國主義鬥爭。和_圖_書

在《青春》中，正當水手們被迫放棄著火的船時，溝這個故事的二副說：「她猛烈地燃燒著，像一堆在黑夜裡燃點著的進行火葬的火堆，被大海環繞，由星星守望。壯麗的死亡到來了，彷彿是送給那條辛苦一生的老沿臨終的恩惠、禮物和報酬。」再仔細地分析這種感覺，我們發現使康拉德感興趣的與其說是船，不如說是人對船的愛。

但即使是有榮譽感的人，即使是天生的領袖，有時也會在黑暗的勢力面前倒下。吉姆出身良好，康拉德說，「他是我們當中的一個」，但誰能為那一天負責呢？因為不知道宇宙把謬誤堆積到那麼多，以致最強的人也由於緊張而崩潰。「一頓豐盛的飯菜之後，在海拔兩百英呎的地方，手邊有一盒體面的雪茄，這時談論吉姆少爺是挺容易的。……當然，到處都有這種人，整個生活對他有如飯後抽一支雪茄那麼悠閒自在，無憂無慮，也許是因為還沒來得及告訴他事情的結果，從而把什麼鬥爭的故事忘掉了而精神煥發——還沒來得及告訴他結果——儘管碰巧有個結果。」

他的敘事模式有他獨具的特色，其小說的複雜性使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為之驚異。「寫一部作品一定要讓它經受千錘百煉。他的小說的複雜性使康拉德成為醉心採用這個方式的唯一一個人。」「唯一」這個詞是有趣的，因為亨利．詹姆士是這方式最成功或最經常的實踐家。但就康拉德的情況而言，與其說那是一位文學家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不如說是一位誠實君子的天然作風。

《吉姆爺》（Lord Jim）是康拉德最傑出的小說之一，也是一個海洋的故事。一艘名叫「派特那」號載有印度往麥加朝聖者的船隻，撞上一艘漂浮的沉船殘骸，裂開了一個口子，不幸的高級船員們違反航海規則，置朝聖者於不顧，棄船登上救生艇逃命。但船沒有沉。她由一艘法國炮艇拖到港口，有罪的負責人員不得不面對法庭的審判。年輕的大副吉姆是他們當中唯一出身堂堂正正的英國人，他不理解他為何沒有盡職，在糟糕的上級命令下，任何人不也會同樣這麼做嗎？但是他無法原諒自己。職業上的汙點折磨著他，讓他力圖以自己的一生去洗刷，最後在為捍衛榮譽的關鍵時刻犧牲了。

「約瑟夫．康拉德，」熟悉他的保羅．梵樂希（PaulValéry）寫道，「說法語帶有純粹的普羅旺斯口音，但說英語的口音卻很糟糕，使我感到非常好笑。成為一位英語大作家卻把英語說得這麼難聽，這是少有的，也是十分新鮮的。」然而你仔細研究一下康拉德的經歷，樣樣事情都令人吃驚。他得到特別關心形式的敏感作家的欽佩，像法國的梵樂希和紀德（Andre Gide），英國的維吉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和戴斯蒙德．麥卡錫（Desmond MacCarthy），具有陽剛氣質的詩人如保羅．克勞岱爾（Paul Claudel）和一大群讀者，相比之下，對他的讚賞也毫不遜色。他說波蘭語像一個道地的波蘭人，說法語像一個從童年時代起就開始學這種語言，並且青年時代是在馬賽度過的人。他接觸英語要晚得多，但他著手用英語寫作。他不僅為他的移居地語言「增添異彩」，甚或比別的文人把某種盎格魯－薩克遜的理想表現得更好。

這還不是全部的問題。即使講故事的人被康拉德放到主題的軌跡上，他自己也不知道全面的情況。他常常中斷故事，引進別的人，後者又帶來次要的新見聞；有時作者開始尋找，使同一個故事顯示出新的目擊者。按這種方式讀者發現，小說情節呈現在小說家面前是什麼樣子，也就同樣以這個樣子呈現在他面前。讀者的印象是書中有個主題，藏在被高牆圍起來的舞台當中的什麼地方，作者就繞著這個舞台轉。讀者呢，只是偶爾迅速地看到種種細節一眼，而這些細節從來都不相同。

「這是一個我已經談到的那種時刻，看來便要到臨的生活時期。什麼時刻呢？噢，煩悶、厭倦、不滿。急躁不安的時刻。我的意思是，在這種時刻，依舊年輕的人每每做出魯莽的行動，例如匆忙結婚，否則毫無道理地拋棄某一種工作。」

康拉德似乎覺得在實幹家與盲目的力量之間的搏鬥，並不總是絕望的，然而卻總是不平等的。著火的船隻上的船員想盡辦法竭力滅火，拚命抽水，但到頭來還是大火勝利。確實，在生活中它們總是最後高唱凱歌。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毀滅性的力量常常是勝利者。人死，船沉，文明瓦解。海洋並不是唯一的黑暗勢力。

從他放棄海員工作開始，康拉德的生活經常是需要付出極大努力的文學苦役，通過無休止的肉體痛苦而進行下去。他的書信則常提及他的工作拖拖拉拉、頭腦遲鈍的話。

「新旗飄揚在南山號船尾的頭一天早晨，朱克斯站在駕駛台難受地望著它，他跟自己的感情鬥爭了片刻，然後發表意見說：『在這面古怪的旗下航行真彆扭，船長。』

「他寬容地抬一抬他的眉毛：『我不說了；我不說了；這個問題的年輕人也許有最好的性情——最好的性情，』他稍微有點氣喘，重複道。『我很高興你持寬厚的意見，』我說。『他在這件事情上的感覺……噢！是充滿希望的，而且……』

康拉德的朋友和傳記作者若望．奧布雷（Jean Aubry）曾記載，康拉德特別欣賞在一冊法國詩集中下面的幾行：

「一部長篇小說寫了十六個月將近完成，還有另一部作品的五萬七千字——即使拿一個心情舒暢，精神由於富足而昂揚，靈感由於希望而浮湧的人來說，這個成績也是不錯的。何況我根本都沒有！我不發牢騷，親愛的傑克，我只是作為論證加以陳述。倘若今後有人嚴厲地評判我，我希望你得以說：『我知道他的情況——他並不差。』天啦，全部道德良心的痛苦並不在牢獄生活裡。我向你擔保我覺得有時我好像能丢下一切。」

如果一個人無法愛海洋，他卻可以像愛花園一樣的愛船，因為船是人造的，它帶有人的辛勞和犧牲的印記。康拉德筆下的所有船長都為他們的船而感到自豪。「她體形小，但性能好。……沒有別的船隻能經受她這麼長期地風風雨雨。……她已經筋疲力盡了，就這樣。你可以相信我。她在我們的指揮下長年支持下去，但是她不能永遠如此。……我很高興終於過去了。在這樣一個日子永沉大海，沒有比她更好的了。」他讓一位老船長在他的船的葬禮上用這些話深情地表達他的悼念。

康拉德是在水手而不是在陸居者中發現他所珍愛的這些道德。對陸上的人他抱有某種程度的鄙視，公開宣稱他們不會辦事，因為他們在生活中有太多的安全而不是充分的責任感。他們知道不論他們做什麼，他們的小城都不會傾覆，或者有了裂口而帶著妻兒一道沉沒。只有在海上，領導才是領導，上帝之下的主人，跟所有的社會關係和感情聯繫分割開來，擺脫虛偽的領袖控制而得到自由；這些人在陸上是通過陰謀和夸夸其談才取得權力的，但在颱風中連五分鐘也堅持不了。

他的全名是約瑟夫．康拉德．科爾仁尼奧夫斯基（Joseph Conrad Korzeniowski），1857年生於俄國統治下的波蘭一位終生反對沙皇統治的愛國志士的家庭。1863年反對沙皇政府的起義流產後，康拉德的父親被判流放到俄羅斯北方。康拉德一張童年的照片至今還保存著，照片後面他寫道：「給親愛的奶奶，她幫助我把禮物送給在獄中的可憐爸爸，一個波蘭人，舊教徒，紳士，1863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