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慘劇至今已有一年，自此我們的觀黇也要改變，其重點：

也有人說，經濟改革前途必有風險，萬一不慎，或是通貨膨脹不可抑止，或是大批人口失業，必致社會動亂可是我說雖然計畫改革時不能明知故犯自招貽戚；可是冒必要之險，仍是無可規避。所有現代經濟本身即帶著一種冒險性格，在今日也是眾望之所歸。如果躊躇不前，則是冒更大之險。

也有人說，今日地球已經海陸空一片污染，森林砍光、臭氧層開天窗、地溫升高，中國經濟繼續發展，勢必增加以上破壞的程度。可是我說雖如此也不能讓中國停滯在一個不上不下的局面裏。而且縱如此仍不能將全球的問題全由經濟落後的國家如中國擔當。這些大問題之獲得解決，先必有極大之壓力，然後由先進國家作領導分工合作尋覓途徑才能在經濟上有效，有如能源用盡，勢必尋覓新能源。於今原油價格低廉，則雖有心人無法做蝕本生意的去收集太陽光內的功能。而且世界上貧富懸殊，各國所受經濟壓力相差過遠，亦非富有國家之福。

假使世界上的事情能全球化，我們是不容悲觀的。我們現在所喜道的科技知識，尚可能不及宇宙間奧妙千萬分之一。宇宙間事物之大，大而不知其極，其小處也小而不知其極。這當中必有很多尚待發現的神秘足供人煩在技術上引用足以解決實切的問題。

這樣一來，我們也可以想見中國要改造時的荊棘重重，我在美國教書時首即提醒學生衣如果中國肯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們頭上，則上自髮髻，下至鞋帶，當中的服飾、腦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語言，人與人的關係有關宗教婚姻教育與契約無不需要改變。我自己就是一個D.P.（亦即displaced person）。早三年前我在一個國際漢學會議提起：時因內戰而使大陸兩百萬以上的人口遷移台灣也為中國歷史亙古之所未有，因之隨便批評，以先進國家平日的標準，檢討一個待開發的國家尚在掙扎的狀態，必會冒上一個以靜衡動的嫌疑。如果說得更過火則是以小權大，坐井觀天。

預計到聯邦國內稅務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會提出同一的問題，所以我就把自己曾在英文刊物發表的一篇文章解釋兩者中的關係帶去作見證。寫中國歷史，不一定要覆履中國，寫歐洲歷史也不一定要自己遊歷歐洲。不過在可能情形之下，還是親身切眼看過自己筆下的題材較為穩妥。世界上常有出人意外的情事。我們都知道英國的國都在倫敦。可是實際上今人所遊歷的倫敦，包括海德公園（Hyde Park）、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英國議會等等地方都在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在歷史上的倫敦。今日之旅遊者可以遍遊不列顛島經過英格蘭、蘇格蘭而未曾涉足於倫敦。可是英國歷史上的銀行街卻又在倫敦城內。這些事情不一定會包括在書本知識之中，通常情況下我們也用不著咬文嚼字的必須追究得一個水落石出，可是寫入歷史論文裏面去，其中的細目卻可能在某種關係wwｗ.hｅtｕｂｏｏk•ｃｏｍ.coｍ之下發生很大的差異，偶一不慎，可能鑄成天大的笑話。

在同樣大前提之下，我判於中共及毛澤東行土地革命翻轉鄉村中的低層機構，也是同樣尊重其在歷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即對我在軍校中因內戰而殞命的同學之遺孤，惶恐不能應命，也只好說今昔歷史眼光不同，只要他們父兄保國衛民的宗旨為對方中共承認，已是英靈不朽。

中國不僅以農立國，而且兩千多年來上自專制皇權下至宗法社會暨當中的「五服」、「十惡」和科舉取士的制度無不融合著以小自耕園為國家主體的大前提，此中大小新舊不論，總之就是和威尼斯之精神全部相反，三四百年前要說中國終要受威尼斯傳統之影響，可能誰也不能相信。這也是我要瞻望威尼斯的一個原因。來此並非崇聖。可是看到所謂巴士即為大船 心租汽車即為小船；紅綠的交通燈掛在便河之上，也是書本知識之所未有。

今日看來世界各國已有「天下混同區宇一家」的趨勢。馬克思主義者慣以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解釋。這種說法以西歐作基點也必牽扯上一段階級鬥爭。如果因此從意識型態堅持下去，很難避免原核戰禍。我提倡的世界史觀則注重從以園業習慣作社會⻣幹代之而以高業精神為主宰之一大轉變。威尼斯實為這個世紀牽涉全球一個大運動的出發點。因為聖馬克和麗都諸島無土可耕，無木材足以架屋、無纖維可供織紡、甚至無淡水可飲，於是全體人士才銳意經商。起先在波河沿岸兼魚鹽之利，後來增進造船技術加強言業組織及商業法律，具有資本主義之初貌。

當日主持《抗戰日報》編輯廖沫沙後為中共高幹，也在文革期間受過一段折磨，我稱之為沫沙兄，僅僅知道他思想左傾。在他看來，我寫那篇文章卻是表現我的思想不成熟。也還是不加思索先用小資產階級的觀點隨意批評指摘的表現。今日想來，我當日對階級觀念之不夠認識，事誠有之，可是並不是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而是知識分子與未受教育的群眾之間的距離。在中國社會裏講，知識分子也是一種階級，即傳統士大夫階級的延長。

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難道以「時也，命也，運也」勸告讀者自識指歸，各安本分？說來也難能相信：如果我們純粹以個人主義解釋一努，則只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結論。天地既不因堯舜而存，也不因桀紂而亡可，那麼誰又在革命期間擔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個人的因果報應？在長沙遭敵機轟炸後搶樹枝的人們，早已採取這種看法。如果要知道各種情事在大時代的意義，則只將眼光放寬放大，相信歷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今日還有不少年輕的朋友羨慕日本。恰巧我在抗戰利之後曾隨軍赴東北。也發覺到當地好幾十萬的日本軍民，包括不少鐵道線上的和*圖*書員工，已被蘇聯當作戰俘一併擄去到西伯利亞做工。對他們的家屬說也是生死莫卜，音訊杳然。有些技術人員的家屬為生計所迫，以沿室作為澡堂備熱水供我們洗澡。我們看到他們太太們也如此下場，覺得過意不去，慷慨的多給幾文錢，已經引起她們伏地磕頭致謝。後來殘餘的日本人撖退回國時，也不管他們是掠奪致富或是其奮起家，每人除隨身行李之外只准帶約值二十元的現鈔。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東北各城帝中到處都可伸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著大車，上置被袱，飄揚著白旗悄然回國。後來又有在秦皇島和葫蘆島的同事告訴我，每次遺返日僑船未開行時，總有好幾個日本人跳水自殺。他們一生經營至此盡成流水，東望祖國又是B29轟炸後的廢墟。從渤海灣面對太平洋已和項羽的不願再見江東父老一樣的無地自容，只好與波臣為伍。

以上所說我自己兩段人身經歷已是五十年前事。當時我也不知道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國的populists。也仍不顧左翼右傾，只是憑著個人英雄主義盲人瞎馬的亂闖。一九四一年我在成都軍校畢業後，於國軍十四師當少尉排長，足穿草鞋，一個月後已是滿身虱蚤，也經常被行伍出身的同事逼著吃狗肉。至此才發覺我們士兵之中有極少數是抗戰以前募兵時代的「遺老」。他們希望靠行伍出身升官，和我軍官學校出身的利害衝突，也經常想方法和我作對。一般徵兵所得則半屬白癡，否則亦是痺癃殘疾，不堪教練。我可以想像他日我們衝鋒時一擁上前，只好不較分寸，死傷狼籍，退卻時即作鳥獸散，各自逃命。我和他們勾心鬥角後，再度忖量之餘，發覺他們入廁時以竹片瓦塊當手紙，又不免良久惻然，而深嘆人間何世。這時候後方城市如昆明重慶除了少數「發國難財」的外也算是一片赤貧。可是和我們部隊的生活一比，又已經是兩個世界。至此才領悟到中國是一個「未經整體化」（not integrated）的社會。。兵士被徵入伍，主要的是沒有社會地位。若為知識分子，則有各種免役避役代役的機緣。因之「壯丁」被征入伍，用繩子牽套著送來，逃亡時即不需訊問可以就地鎗決這些事實，成萬上千，也不容我們右傾保守即可以在歷史上掩飾。而且也因為我們組織上有此弱點 才引強鄰入侵殺進堂奧。

個人的躑躅與蹁躚，託之命運，前已言之。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種眾運動，帶有歷史性格，又當別論。我己在各處寫出，包哲大陸的書刋在內，中國的改造途中，國民黨及蔣介石所作貢獻，為創造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國想要動員全國，糾結著三百萬到五百萬的兵力，和強敵作八年苦戰，也是破天荒之壯舉。當時一切無不因陋就簡，所有軍令軍訓軍政軍需，要不是全無著落，即是倉皇支吾應命。其中貪污不法無能的事項必有無疑。最近陳誠將軍的遺稿問世，他就提及一九四三年在滇西滇南視察時，發現「若干部隊對於走私運煙聚賭盜賣軍械等破壞紀律行為，亦較其他駐地之部隊為多 」（《傳記文學》三二〇期，五一頁）為什麼以陳辭修將軍的高風亮節還只能開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最高統帥部不能解決下屬的供應問題就無從認m.ｈetｕｂｏoｋ.com.coｍ真計較了。退一步解釋，即是整個組織與時代脫節，罄全國之所有和立即需支付兌現的條件當中有幾百年的距離。要不是行苦肉計及空城計堅持到底，聽候同盟國解我倒懸，則只有任日本軍閥宰割。

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開始，各地動員。在我家鄉長沙的火車站，也常有一列列的兵車運部隊到前線。有一天我在車站看到這樣一段列車開動，那時候我還只十九歲。一時情緒激動，不自覺的脫帽，向上前線的官兵大揚其手，預料開赴前線準備和敵人拚命的將士發覺後方群眾如此熱烈歡送，勢必揮手回禮，豈知大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興奮的「群眾」，只有我一人。不僅踞著站著兵車上的官兵對我漠然視之，即前後左右：月台上的人也覺得我舉動失常，好像是神經病發作。那時候我羞憤交併，如此這般才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中國的社會和西方的現代社會當中有一段莫大的鴻溝。從背景上的不同影響到心理，也表現到語言和行動。

至於我和內子的喜歡旅行則已成癖性。最近十年之內我們常常弄得無餘糧，所有的積蓄不夠短期間的開銷，可是只要一有機會，我們又是向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打聽消息，找價廉物美的票位。在我說來這種「滾石頭不聚青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的作風不僅與我的寫作有關，而且已經積有半個世紀以上的經歷。

每年四月半是美國報所得稅截止的日期。去年我去看公眾會計師的時候，他看到我的帳內列有歐洲旅行的開支，他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研究中國歷史要涉及威尼斯？」

本來「知識」早就應當全民化，雖說當中也有粗細深淺之不同，卻不能為一群所謂「分子」者所獨佔。知識分子，英文為intelligentsia，據我所知道的今日還只能適用於蘇聯及中國。既有知識分子，也必有無知細民。這也是此世界上兩個泱泱大國至今落後而不能民主化的癥結之所在。這兩個國家企圖民主化，其方針不在加強知識分子的地位。因為民主即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不能如傳統社會之天下興亡，全由士大夫階級包辦。俄國的intelligentsia在十九世紀即有此種警覺。所謂「民粹運動」（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識分子發起。他們男女都有，放棄了養尊處優的生活，自動下放到鄉下當小學教員或是客棧雜貨店的經理。可是沒有結構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鄉民無知，不識好歹，反對這群熱心人懷疑，或者驅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務人員密報，此運動也夭折。

有了以上兩個條件，那麼今日之中國只能繼續經濟之開發。惟其如此才能在重訂私人財產權利時，固定上下之間法制性之聯繫。hｅｔuｂｏok.ｃｏｍ.ｃｏm也惟其如此，才能掃清文盲，普及教育，使知識不永久的被若干分子所獨占。如此之民主，才有真實的意義。下一代聰明睿智之士，或為農為工為商，或做律師及政治家，或作藝術家寫小說著歷史，也用不著把天下興亡的責任全由一己擔當。

威尼斯在海島之上，去大陸有兩個半哩。這海沼之中過去一般水淺可以徒涉，其中卻又有一些深水道曾在歷史上防禦戰時發生過作用。今日則水漲地低，全城有淹沒的危險，國際間營救古蹟的組織，正設法以泥漿注入建築物基地之中，使其抬高。過去我也曾聽說這城市的鹹水不便於製造，可是又有些書上說到十六世紀中期年產羊毛呢絨一萬六千匹，使人懷疑。到過該地之後才知道中世紀的手工業都在大陸之上海沼邊緣的村落中發展。這些地方也屬威尼斯，還有不少的猶太人聚居在這地方，威尼斯人卻不許他們過海到島上去。所說鹹水不便於製造乃是專指麗都（Rialto）及聖馬克（San Marco）諸島而言。

幾個月後，我在《抗戰日報》工作。有一天日本重轟炸機十八架來臨，在湖南大學附近投了很多炸彈，據說當日我方軍事最高領袖在湖大圖書館召開會議，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現場報導時眼見炸彈全未投中建築物，只在四周炸開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處遭殃的平民，頭顱身軀四肢莫辨，只是一團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搶天叫地的號啕痛哭，可是旁邊的人：毫無關心。還有若干男女正在搶炸下的樹枝，這方叫「我的」，那方拖著不放也叫「我的」。樹枝可作柴燒，多謝日本飛行員，對沒有受害的人講，這也算是一種份外禮物。此時距日軍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澤三湘還是素稱愛國心長，一向士氣激昂的地方。當夜我寫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誅筆伐的字眼責罵搶樹枝的人冷血，倒忘記了對我後方不設防城市濫行轟炸的日本空軍，那篇文字當然不能刊載。

又經過幾十年的教學歷史，我已發覺到近代國家的革命，統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創高層機構，下面死翻轉低層機構，從中還要新訂上下之間法制性的聯繫。這樣的改造少則三、五十年，多則近百年或超過一個世紀。即是改革輕易的國家，通常將其問題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引起兵燹浩劫的國際戰爭，最後玉石俱焚也並未佔到便宜。我初作此說時，還害怕自己過於偏激所說一有未當。經過最近十年來在各處著書講的經驗，則更只覺得雖有此說才貫穿中外的歷史，而且才能將書本上的知識和個人人身經驗穿插成為一氣。

因為五十年來的胡闖瞎闖，我獲得了一段將世事縱橫曲折前後左右上下觀察的機會。我既非忠貞謀國之士，也並非投機分子。只因介入兩者之間，才能保持著作史的主觀和客觀。一個國家與社會與時代完全節，並非任何人之過失。只是這種情形必招致革命。許倬雲教援曾大書：「革命不仁，以萬民為芻狗。」曾在法國以「老虎總理」著稱的克里曼梭（Clemenceau）也曾說過，「革命總是一個大整體，一個大方塊。」既然如此，則只有帶集體性，而無從在每一個人m.hetubook.com.com之間保持著人身經驗之合理合法，也談不上公平與不公平了。

法國的鮑德爾教授（Fernand Braudel）是我至為敬仰的一位歷史家。我所羨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說人敍事時一筆一句的真確。他曾把湖南寫成一個濱海的省份，中國的明朝則於一六四四至一六八〇年間（時為順治康熙年間）被蒙古人所征服，雖說這是著筆時查考書籍之一時疏忽，究竟也是閉戶造車，沒有實地經驗之故，只因為鮑教授在國際學術上之聲望，雖犯了這樣的錯誤還能依舊的立足，旁的人恐怕就難如此的僥倖了。

這樣一來已越說越遠了。讓我再問一次：為什麼威尼斯？提及威尼斯則是表現我從技術角度看歷史，不從道德觀念檢討歷史。我希望以後寫作，集中於前者，而逐漸離開後者，如是才輕鬆有趣。可是一牽扯上中國歷史，又不能將道德這一觀念完全放棄，也只好主張在將歷史的觀點放長放遠時，也將道德觀念放寬放大。又讓我再說一次：我對前途仍是樂觀的。一九八七年我和內子去法國里昂（Lyon）。此地在大革命時為反革命中心之一。山嶽黨人（Montagnards）削平叛亂之日主張將全城焚毀，使地圖上不復有里昂的名字。被拘捕的反對派則擺在預掘之壕溝間，二百人一批，予之以砲轟，再不死則槍殺刀刺，也真是人間地獄。可是今日之里昂則為法國工商業重鎮表現著一片昇平氣象，羅昂（Rhone）及薩恩（Saone）二河在此交流，水色深碧。大革命時因為天主教的僧侶不肯宣誓，則由革命政府索性廢除天主教，不承認耶穌基督。今日里昂最高點富微亞（Fourvière）山頂上的教堂仍供著聖像。我和內子推門入內時劈頭就看到信男信女供奉的明燭，金焰閃爍，也無慮數十百支。我們雖不屬任何宗派，看來總有一種心情溫暖的感覺，而更體會歷史上的長期之合理性，並非託於空言。

兩年之後，我在駐印軍當上尉參謀。這時候兵員已經通過一段選擇，裝備也由美國供給，可是這未經整體化的情形依舊存在。我也知道自己偶一出入於陣地最前方，已經獲得各方讚揚。可是有不少的戰士，已經兩次受傷三次受傷依然派往作尖兵斥候，成日整夜與死為鄰。我曾親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網球鞋，一足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濘云中蹣跚。在森林之中路黑夜裡我曾親耳的聽到他們談天，提及「恐怕要到密支那才有大休息哦？」至此已引起無限之同情，駐印軍無掩埋隊，有些在公路線外人跡罕至的地方戰死的士兵，只就地掩埋，情況緊急時紙鍬黃土也可以算數，也可以想見以緬北之傾盆大雨不幾小時就骸⻣暴露。也可想像他們也是人子人夫。他們在國內的屬還不知道彼此已是陰陽異途，思斷義絕，卻還仍是生死莫卜，將信將疑。偶一開追悼會時，我們聽到讀祭文中有「嗚呼，草長鶯飛，故國之春已暮，剪紙招魂，他鄉之鬼尤新」的辭句，深覺此情此景屢現眼前，而不能責伳軍中文職人員舞弄筆墨了。

這和我說的旅行有何相干？又與此文頭提出的威尼斯何涉？

現在讓我先說五十多年前的一段人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