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接過各種案子。總之從離婚問題到金錢糾紛什麼都有。並沒有特別專門於哪一方面。」他笑瞇瞇地說。（所以並不是高唱理想努力奮鬥的大律師形象。而是一個到處可見的極普通的人。請不要誤會喲。）這是中村先生最初想傳達給我的訊息。

就像剛才也說過的那樣，我們一直在做著坂本救出對策總部的工作，但在過程中變成做起「奧姆真理教被害一一〇號」的call in工作。這本來是為了救援奧姆的信徒或他們的家屬的，結果有四十個左右的地下鐵沙林事件的被害者打電話來。這樣一來，專為了地下鐵沙林事件就不得不另外專設一個「一一〇號」吧，於是在七月設了。首先就從電話洽詢開始。東京和橫濱兩地召集了七十個左右的律師開始做。

我們現在是以律師辯護團的身分到法務省去，和法務省的官員談論信徒對策，他們也完全不理解。雖然他們說「奧姆嗎？噢，先生們也真辛苦啊。」但實際上卻完全不得要領。怎麼說呢，對於在徹底的合理主義之下規規矩矩工作的人，你不管多麼認真談奧姆的事，他們都不會理解。結果話題總是會轉到「一流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優秀醫師，為什麼會去幹那種傻事呢？」或「那麼醜的大鬍子，為什麼女人還會迷戀他呢？」之類的話題上去。卻完全不了解事情的迫切性和嚴重性。只當笑話看。

我和坂本律師在司法修習時同期。是三十九期，一共有十班，我是第八班，坂本是第九班，在東京有四班，在所謂東京四班二十七人的團隊中，我和坂本是一起的。那是第一次見面。坂本是在「想成為像拉爾夫內得（Nader Ralph，美國名律師，消費者運動家）那樣的人」的動機下當了律師的。我卻沒有這麼堂皇的動機。好像只有在類似「不想進入組織，但願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類的模糊想法下當了律師的。

我們以前也沒有這種程度的危機感。雖然想過他們也許會綁架人，卻沒想到他們會當場把人殺了帶走。也有一點「不願意這樣想」。

瀧本律師三月六日做了「治安體制完成了嗎？」的陳情，十三日寄出限時申訴「奧姆真的有撒沙林的可能性」。據說分別寄給警察廳長官和檢察總長，副本也寄到警視廳去了。但就在那短短的七天後，卻發生了地下鐵沙林事件。

聽到這件事，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事務所牽涉在這裡面該怎麼辦」。雖然很無情，不過首先想到這個。也有人說「要訴訟救出坂本一家，恐怕招牌都不保，還是算了吧」。我們所裡是沒有這說法，不過有這說法的地方覺得很害怕。在松本發生沙林事件時，是撒在外面的對嗎？那樣的話場所不特定，更無法預測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會被撒。

我跟他來往時，這部分倒不太表現出來。倒是世俗面比較表現出來。他常會邀大家到有小姐的小酒吧去唱歌之類的。說是「五點鐘去的話只要兩千圓就夠了」（笑）。

以可能性來說是很大。我覺得有hetubook.com.com點報復意味似的。很遺憾不能直接確認，不過大體上有些地方記者會悄悄吿訴我們。說縣警幹部舉起左手說「因為那邊是這種事務所啊」。這是指左翼。和奧姆有關係的事幾乎被沉默地抹殺了。

他所屬的橫濱法律事務所，從前是以處理勞工事件為主的革新系事務所，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他們也處理不少勞工事件以外的問題。不過，由於過去處理過太多這類勞工事件，或無罪冤罪事件，因此向來和警察相當強烈地對立。所以從警察看來或許他們是個「特殊的法律事務所」也不一定。這種印象也許已經根深柢固了。

此外，九四年三月，高知支部在松本智津夫的說法中，就曾出現沙林這字眼。也就是被稱為「沙林說法」的那件事。後來又有關於哈馬其頓Harmageton說法的重複出現。因此律師團裡也產生了「這可能在進行什麼」的嚴重認識。

正面深入批判奧姆真理教的小林善範先生，差一點被暗殺。江川紹子女士也一樣。大家都面臨只差一層紙的危險狀態。九五年一月二月的時點，如果有人大聲呼籲「奧姆的沙林毒氣很危險！」的話，恐怕實際上還會有人被做掉。那樣警察也沒有為我們防禦。我們即使要求保護，警察也不理會。「什麼？你會被殺嗎？」這樣的感覺。完全不把事情當真。江川女士因為碰巧住在神奈川縣，所以家裡有二十四小時的警衛跟著，在東京的永岡先生和小林先生，則完全沒有任何警衛跟隨。

話雖這麼說，但在取得律師資格之前，路並不那麼容易走。非常嚴格。好幾年沒考上，繼續用功……。我跟坂本年齡也完全一樣。所以在通過司法考試之前，兩個人所吃的苦也差不多（笑）。

我想警察當局大概沒有看穿奧姆所呈現的滑稽性背後的殘酷性。他們所做的事表面上未免太荒唐無稽、漫畫式、小丑化了，而在這面具後面那無底的恐怖，卻讓警察無法看穿。在這一點上，警察以組織來說是有非常大的盲點。我覺得奧姆真理教對警察來說，是過去所沒有的完全新類型的對象。

這只是我個人的想像，松本智津夫自己大概有一點自卑感，因此喜歡自己身邊有醫師或律師伺候著吧，我對他有這種印象。他本來好像想上東京大學的醫學院以便當醫師，或上法學院當律師。這兩者之一。所以把醫師和律師放在身邊重用著。然而醫師比較好騙，律師的想法卻扭扭曲曲的（笑），很和_圖_書少人是信仰心很深的。因此要集合很多人似乎頗辛苦。不過話雖這麼說，從青山開始也有三、四個人的樣子。

由於他在司法實習時和坂本堤律師同期的關係，而成為「全國教援坂本律師和家人律師會（救援會）」的成員之一，而熱心地參與該運動。地下鐵沙林事件之後，該組織幾乎原樣轉為「地下鐵沙林事件被害者對策」的辯護團，現在正在處理損害賠償等問題。

終於想到是沙林，是從同樣九四年的十二月之後。而在元旦做了那樣驚人的報導。在那個階段，我們簡直處於慌亂狀態。「這個什麼時候會做呢？」變成時間問題了。

結果警察和公安都沒有認清奧姆真理教道宗教團體的本質，而且還有「那種玩意兒」似的輕視傾向。不，連地下鐵沙林事件發生之後，到現在仍然還有那種傾向。警察中奧姆專從班的人非常努力。但這種努力有時候卻會被不是專從班的人當傻瓜。與其說他們是不想理解，或因為不能理解所以把他們當傻瓜，不如說是以「那種玩意兒只不過是小鬼的集團罷了。為什麼沒辦法逮捕菊地直子呢？你們在幹什麼嘛！」之類的冷淡眼光在看著專從班。

例如連合赤軍時，警察是全體團結為一體在追擊對方，那種同心協力性，在這次的奧姆事件時卻見不到。以我所看到的情形就明顯有這種感覺。專從班曾經有過這樣的抱怨「同事不了解我們，上司也不了解我們」。連地下鐵沙林事件之後，都有那樣不和諧的調調噢，我覺得這種地方才是奧姆事件真正的困難處。

因此在司法修習的一年六個月之間，我和坂本是吃同一鍋飯的關係。後來當上律師之後，也一起開過讀書會。十個人左右，發表自己現在正在處理事件的報吿或研究。坂本很忙，不太能來，不過因為他正好接了靈感商法（宗教商法）的工作，於是大家到橫濱去，一面吃中國菜，一面聽他的所謂「壺話」。坂本從當時開始就一直和那方面的人有來往。

該做的事還堆積如山，障礙又多，來日方長。「這是我一輩子的工作」中村律師說。

其實後來一問之下，據說本來一月預定要做強制搜查的。由長野縣警、山梨縣警、靜岡縣警、宮崎縣警共同執行。但警視廳並沒有加進來。

對呀。我們有非常強的危機感。實際發生了襲擊瀧本律師的事件，而且九五年一月四日「家族會」的永岡先生又得了有機磷系的中毒，徘徊掙扎於生死線上。

不過磯子署在某種程度上是知道的。我們的伙伴把大量有關奧姆的資料，交給了磯子署。例如瀧本太郎律師寄出大約一千人左右的信徒名單，包括照片給磯子署的搜查本部和法務省刑事局。所提供的情報，到九四年三月為止光郵寄的就達到九十七件之多。所以磯子署是了解情況的。他們對我們也非常幫和_圖_書忙。而且很認真地處理這事件。並對我們所給的情報做正確的評價。

「不管怎麼樣我們希望能擊垮奧姆。」他堅決地說。在這層意義上，真理教能宣告破產，自然令人感慨很深。「雖然壯志還未酬，但總之想先到坂本的墓前做報告。」不過在去那裡之前，卻不得不|穿越所謂地下鐵沙林事件這劃時代的悲慘大事件。因為，如果沒有發生這個大事件的話，或許也無法這樣徹底地擊垮奧姆吧。這種矛盾現在依然巨大地梗在胸中。這種心情，我大致可以理解。

然後我們也約好了「這樣一來，大概不要到人太多的地方去比較好」之類的。變得那樣神經質，怕自己成為問題。因此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早晨地下鐵沙林事件被報導出來，一聽說有多數死傷者時，我真的非常後悔喲。以霞關為中心被狙擊，幾乎所有的人那時候都感覺到，是奧姆幹的對嗎？偏偏只有警察卻沒有認清事態的嚴重性。這種扭曲的地方，這次卻造成極大的問題。

還有過去我也還不太清楚，原來日本實際上有兩種警察。就是公安警察和刑事警察。但我想那公安到九四年十二月為止，大概也沒有認真想去掌握奧姆吧。第二年元旦的《讀賣新聞》刊出獨家報導，之後才開始認真起來。但到出事的三個月之間，似乎連他們的組織圖都還沒作出來。甚至在地下鐵沙林事件之後，如果沒有發生三月三十日警察廳長官狙擊事件的話，也不知道公安實際上到底動到什麼程度。

但絕對不只是這樣。我明白地說，我們大家心裡都各有慚愧不平的地方。我們明明已經抓住那麼多情報資訊了，卻不能夠防範那大事件於未然。我們真的應該向社會更大聲地呼喚才對呀。但是卻沒有做到。包括我在內都沒有能夠全力以赴。老實說我們也很怕。

正如您也知道的，九五年元旦《讀賣新聞》上曾刊出，上九一色村檢查出有沙林殘留物的報導。從那稍前的，十二月左右開始，從奧姆真理教被害者對策律師團逐漸獲得一些「必須認清奧姆和沙林藥物或化學物質有牽連」的情報。或許他們也有使用迷幻劑或幻覺劑之類的東西。

我們九五年二月大家還集合起來開沙林的研究會。召集了二十個左右的律師，由擁有理學博士資格的我和同一事務所的梶山律師擔任講師，學習基礎性的化學知識。梶山因為和松本沙林事件的河野先生有關係，因此也到過松本的出事現場。

據警視廳說，那時候還沒做好搜索、收押的準備，但在那個時間點已經發生鹿島友子的長女被綁架的事了。並不是不能動。然而他們卻沒有動。終於開始動起來，是目黑公證所的假谷先生事件。於是才迫不及待拿到搜索令衝進去。

然而因為被害者的人數實在太多了，變成不組織律師團不行。律師團是以和坂本一起上過司法修習的律師為主所組成的。都是三十九期的同期律師。對，以年輕律師為主。坂本被綁票後，大家因為伙伴意識而集合，這後來就原和圖書樣轉到地下鐵沙林事件上去，從形式上來說是這麼一回事。

警視廳不出馬的話，自衛隊當然也按兵不動。雖然如此，既然到這個地步了就由四縣來幹吧，準備倒是都照樣進行了。然而這時候偏偏發生阪神大地震。我並不想這樣說，不過他們似乎有這種靠神得來的好運似的。

洋光台是由磯子警署所管轄的，現場的搜查官最初非常熱心地行動。鑑識也立刻來。但那報吿卻沒有確實報上縣警幹部那裡。縣警幹部和現場搜查官之間的聯絡實在稱不上暢通。

當時警察完全沒有認識到奧姆是危險團體這回事。這在他們自己的警察白書上也承認過。連組織圖都沒有。公安沒有組織圖，換句話說就是對犯人完全沒做記號，不設防（no mark）。所以在坂本事件中即使我們說過「奧姆可疑」，縣警也只說「是是」而已，卻幾乎完全沒有理會。

然而在一月強制搜索的那個時間點，他們還沒有多麼強的危機感。如果不快一點行動的話，可能會有沙林攻擊的隱憂，他們既沒有這種遠見也沒有這種危機感。《讀賣新聞》的獨家報導似乎也沒有被認真地接納。

不過總之我們沒有能夠有效地放大聲音呼籲，一方面是因為害怕，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也有沒把事情當真的部分吧。我們大家心中都有這種自我反省，或自己沒做到的，事後要怎麼收拾的心情。「啊，對不起坂本」。沒有能夠讓他的犧牲帶給大家教訓，那是成為我們接下地下鐵沙林事件的原動力之一。

老實說，坂本並不屬於那種緊張積極革新性人權派的律師形象。也不屬於任何政黨。只是個極普通的人。跟我一樣，大家有的東西我們也想要——或者應該說「也想得到比平均加多一點點的東西」，我覺得我們是極普通的人。不過對自己的極限，他倒是知道分寸的，對於如何在其中行動才好，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才好，我覺得他比我更認真更實際地考慮到。

然而縣警那邊卻行不通。真的是所謂「主事的人迷糊也沒辦法」啊。不過在那之間，縣警本部長交接後，事態才逐漸有點開始動起來。由磯子署報上縣警的情報速度逐漸加快。這我們都可以感覺得到。

我擔任「東京律師會坂本救出對策總部」的事務局次長。從那時候開始就有關於沙林的資訊進來。

他的個性可以說以明朗快活來形容最貼切。不過他很會諷刺人，不太從正面透明地看事情。不管什麼他都有點話可說。說得好聽是經常對事情抱著批判的眼光，說得不好聽是善於揭發別人的失言，我覺得他有這樣的地方。

還沒有。在和客戶的諮詢中，我們才知道奧姆終於把藥物開始用來「導入」，從逃亡來的信徒的情報中，也知道了那詳細情形，並知道甚至曾經有凌遲殺人的事情發生，不過瀧本律師也沒想到沙林上來。雖然知道毒氣瓦斯的說法，但只想到「為了使信徒產生被害妄想的方便」而用的。或者有可能做到芥子氣（mustard gas）的地步——因為，九四年七月曾經有人出現芥子氣中毒症狀。不過他們和圖書除此之外也製造沙林。

不過話雖這麼說，即使把化學式寫出來還是不容易懂，因此只請人大概教我們那效果作用？是不是很容易製造？造好之後該如何保管等實用性的事情。大家都有心理準備，這「救援會」可能會被攻擊。松本沙林事件時法官宿舍就曾被狙擊，我們想他們對司法有關的人都懷有相當強的敵對意識。所以我們也加強警戒。

中村律師形容自己「用一句話說，是像地方醫師一般的律師」。中村先生所屬的律師事務所在小田急線的町田站附近。是一個非常明亮而清潔的辨公室，幾位律師各別在自己的房間裡工作，幾位女祕書正在忙著。辦公室的氣氛格局，完全沒有盛氣凌人的地方。中村先生也和那氣氛很諧調。年齡雖然四十歲了，但眼睛炯炯有神，因此看來比實際年齡輕。

最大的力量是簽名。我們收集了一百八十萬個簽名。每收集到十萬、二十萬個簽名時，就把那送到警察那裡去。不光是磯子署，也送到縣警那裡，還送到全國性的警察廳去，並請國會議員同行。我想這些壓力逐漸起了作用。而且警察那邊對我們的運動開始給與正面評價，認為對搜查有幫助。

尤其在町田市發生的共產黨幹部竊聽事件中，更是和神奈川縣警正面對立。因此鬧了一陣子，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時，又發生這次的坂本事件。雖然橫濱法律事務所只派了一位律師加入辯護團，行動反而是以其他事務所為核心，不過他們終究是個有力的法律事務所，所以警察也就很在意他們的動向吧。

不過就算他本人覺得自己是個「到處可見的普通人」，但連我這個外行人看了也知道，他現在正著手的工作，是需要超乎常人的勞力、精神、熱情、和耐力的。或許和所謂的「理想」有些差別，但不管怎樣，那卻是極正當，而具有實際效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