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制度就像充滿凶險的黑森林，雖然看似平靜，其實凶險和邪惡無所不在。在這樣的專制制度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直是錯綜複雜的，真實的情況總不如歷史書籍所撰定的那樣鮮明，更多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塊無法分得清楚。對於朝廷官員來說，沒有一生一世的對手，也沒有永遠的朋友。絕大多數時候，人與人之間表現為利益衝突，表現為政見不同，或者表現為爭風吃醋明爭暗鬥。每個成功的官員都是非常好的雜技高手。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同樣也體現了這種人際關係的複雜性。這兩個晚清時代的重臣之間既合作，也矛盾。與李鴻章一樣，翁同龢也算是晚清歷史上一個難能可貴的人才，飽讀詩書，文人氣極重；但與李鴻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種傳統士大夫的書卷氣和迂腐氣更重，也更為狹隘。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就個人來說，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恩怨，很多書籍上所說的李鴻章曾幫曾國藩起草彈劾翁同龢一事也並不成立，而且，從世交的角度來說，李翁之間還是有淵源的，論師門輩分，李鴻章是翁同龢父親翁心存的小門生。李鴻章的母親謝世，翁同龢還親書輓聯：「八十三年，極人世富貴尊榮，不改勤儉行素志；九重一德，為賢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濟時限。」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的矛盾，可以說，是性格上的差異，氣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還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權力和利益爭鬥。存在決定意識和想法，在競相爭寵的專制格局下，處於同一個平台上的大臣們所進行的明爭暗鬥，已是這種遊戲規則中司空見慣的事了。

李鴻章在這裡真實地暴露了他的無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誰說李鴻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過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這個「裱糊匠」只會「修葺」，卻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麼不從「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歸結於「裱糊匠」呢？

但李鴻章從未放棄對外部世界的警覺，這時候的李鴻章就像一個潛伏於山洞裡的病大蟲一樣，森林裡的一舉一動，無不在它的掌握之中。與此同時，森林裡面的其他動物也沒有忘卻這個暫時退出江湖的病大蟲，它們同樣也尋機如何出擊，以便乘人之危，給對手致命的一擊。

有一天，袁世凱來到李鴻章的賢良寺。袁世凱一直是李鴻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鴻章對袁世凱的提攜，才使得袁世凱從少年得志，青雲直上。稍作寒暄之後，袁世凱即吞吞吐吐地勸說李鴻章打報告告老還鄉。李鴻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凱的意思，他是在為翁同龢當說客，目的是讓李鴻章讓出清廷最高級別的文華殿大學士的位置。沒等袁世凱說完，李鴻章氣不打一處來，大聲呵斥道：

現在看起來，康有為關於改良順應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議都顯得生吞活剝，在當時，康有為的思想並不成體系。比如說康有為的改良的理論基礎，追溯到後來，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為主張立孔教為國教，明顯有著生拉硬拽的痕跡，一個入世的主張哪能成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為主張在國內迅速建立起國會，但對於國會的運轉模式，他並沒有深入的研究……從目前的資料看，我們很難找到康有為思想系統的脈絡，也許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從思想和行為方式上來說，康有為做一個破壞者還可以，但要做一個系統的建立者，無論是從認識上還是思想上，他都差很遠。

讀《莊子》，則讓李鴻章身心愉快。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有著雙面性的，入世，是和*圖*書儒家；出世，則是道家。李鴻章自然也逃脫不了這樣的模式。儘管李鴻章一直缺少莊子的詩意和灑脫，但在骨子裡，他其實對於莊子的逍遙方式，並不牴觸，相反，還非常羨慕。可以說，莊子與孔子，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立體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尋找著心理的平衡點。這，也許就是孔子所說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這，一直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對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出世和入世並不矛盾，而且，這樣的方式在絕大多數時候，他們還能處理得相當完美。他們一方面能很認真地度過自己的人生，積極進取，孜孜追求；同時，他們又擁有浪漫主義的情懷，有著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自我安慰。這種智慧的平衡術使得心靈健康豁達，很少有那種一意孤行的孤憤和痛楚。李鴻章同樣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時光裡，李鴻章一直忙於事務而顯得異常入世，而此時在賢良寺，讀著莊子，想著自己人生所走過的軌跡，李鴻章心裡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實在他內心深處，也一直是有著出世的願望的，一直嚮往著「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李鴻章蟄居在賢良寺的同時，在京城，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起先，李鴻章一直井井有條地安排著這段時間的生活。李鴻章早已不是年輕時那個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飲食，都非常有規律；從曾國藩那裡，李鴻章學到了嚴謹的工作和生活態度，案無留牘，門無留賓。每天，李鴻章就像一個國學大儒一樣，總是六七點鐘起床，在院落裡走上一走，盤算著一天的事情。賢良寺在早晨的時候顯得特別幽靜，除非遇到嚴寒冰雪，李鴻章從不|穿長衣。散步時從走廊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數十次。吃完早飯後，李鴻章開始按部就班地處理自己的一些事務了，寫一點信札，處理一些事務。閒暇之餘，他也看看書，有兩本書是李鴻章一直在讀的，一本是《資治通鑒》，另一本則是《莊子》。翻閱前者，李鴻章意在從歷史中對應更多的現實影子，中國的讀書人，總有著濃郁的歷史情結，李鴻章也不例外，李鴻章希望從這樣的歷史書中發現歷史的經驗。在讀《通鑒》的過程中，李鴻章時而也發出一點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馬和事務，想想與老師曾國藩的「文章學問」相比，李鴻章經常性地深感自慚形穢。李鴻章曾經說：

變法草率魯莽的開頭，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場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場亂哄哄的鬧劇。情形正如李鴻章們擔心的，數千年的規矩，豈可以說變就變。對於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這種大張旗鼓的維新和變革就顯得更加困難。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這個國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們一直不屑且不善於進行改變。中國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學精神，她更習慣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著往昔時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從過去的歲月中找到一個坐標。更何況，改革和推進一直是冒著很大風險的，而中國制度本身的弱點往往容易使一種政策在推進過程中變形扭曲；中m.hetubook.com.com國文化思維方式中缺乏理性的習慣，缺乏科學的保障，無疑又使改革的風險增大。在實施過程中，往往由於一廂情願而使得改革扭曲變形，脫離初衷。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每一次激進的改革都顯得步履艱難，阻力繁多，而在實施過程中又容易變形扭曲，背離初衷。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的改革有時候反而使得矛盾叢生，進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現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就這樣，李鴻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頓而遲緩的方式，無奈而苟且地消磨著時光。他就像一個溺水瀕臨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陸離地從自己眼前滑過。閒暇之餘，李鴻章有時不免會對自己的人生發出一些感慨，這樣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歎了，數千年以來，像李鴻章這樣身居高位的權臣都曾感歎過，只不過，由於李鴻章所處的特殊時期，這樣的感慨更是舊恨新仇一起湧上心頭。李鴻章最喜歡的是與曾紀澤的女婿吳永聊天，實際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鴻章一個人在說，吳永則是充當著聽眾。在這樣的聊天裡，李鴻章自嘲自己是一個沒落時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袁世凱諾諾告辭後，李鴻章仍不解氣，仍對親信幕僚們說了一番氣話：

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面。緊接著，李鴻章一下子成為了全國公敵，他的照片一下子擠滿了大大小小的報紙。其時，適逢著名的昆劇丑角劉趕三去世，有人突來靈感，擬就了一副對聯，把李鴻章捎帶進去加以痛斥：

從總體上看，李鴻章並不贊同康梁的思想，並且認為康有為他們的舉動太天真，群情激憤之下，難免心浮氣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鴻章從內心裡對康有為他們的主張一直持敬重態度，尤其是在學習西方先進科技這方面，李鴻章與康有為有著相同感受。李鴻章也認為已經到了不變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麼變，變成什麼樣。在骨子裡面，李鴻章是怎麼也不願意跟在洋人後面亦步亦趨的，李鴻章一直是一個極其自尊的人，不僅僅是個人的自尊，也有著中國文化與傳統的自尊。在賢良寺的那段時間裡，雖然康有為和強國會因為甲午戰爭和《中日馬關條約》的事曾經把李鴻章罵個狗血噴頭，但李鴻章還是主動跟康有為聯繫，並且派人給強國會送去了自己私人的二千兩紋銀。但李鴻章因為《中日馬關條約》的事在當時的名聲畢竟太差了，這樣一個「喪權辱國」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為嚴詞拒絕了李鴻章的好意，說「決不要投降派的錢」。李鴻章自尊心大受傷害，他甚至有點氣急敗壞地說：「等我復位了，看他們還能當得成官嗎？」

但不管怎麼說，李鴻章還是決意將「裱糊匠」進行到底了。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生存，為了習慣，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寫字，年輕時一撇一捺都寫得工工整整；然後，成年了，便是行書，會走了，也會跑了，可以灑脫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無力工整，也無力灑脫，於是就變得潦草了。

就李鴻章而言，他算是一個政治鬥爭的老手了，現在賦閒於賢良寺，對於他，當然不甘心放棄自己手中的權力。多年的鬥爭經驗以及歷史教訓告訴李鴻章，對於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權力，那便是別人砧板上的魚肉。權力，只有權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於其他，都是無足輕重的。這麼多年浸淫於權力的便利，領受權力的恩惠，對於李鴻章而言，他已經有著十足的毒癮了。雖然有時候李鴻章也會感歎權力的麻煩，感歎權力的危險，但就他本身來說，這麼多年來，權力在他的身邊無所不在，已經與他合而為一了，而和_圖_書他已經習慣了那樣的生活，已經離不開那樣的生活方式了。

這一點，只要將戊戌變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稍作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曾派有一個使團周遊列國，學習達一年之久，而在中國呢？在這樣的變法與改革中，根本就沒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盤考慮。不僅光緒皇帝一廂情願，而他所「依靠」的幾個幹將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為對於西方思想的實質其實也缺乏瞭解，難當大任，按照梁啟超後來的說法，康有為並沒有讀過什麼西方哲人的書籍，只是「暗合」，他的論據之本，還在於《論語》。這樣的情景就相當搞笑了。與此同時，譚嗣同又過於激進，明明是依靠皇帝進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卻要「誓殺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遲早一天，連皇帝的腦袋也是要砍的。這樣幼稚的做法，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變革矛盾的激化，決定了這一場變革必定會流出殷紅的血。

《中日馬關條約》激起了中國民間的公憤，由廣東舉人康有為領銜簽字、聯名達一千二百多參加最高級別考試的儒生，上呈給皇帝一個「萬言書」。雖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為並沒有領導過一次大規模的「公車上書」，所謂的「公車上書」只是康有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辭。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本人給光緒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強烈建議清政府進行改良。康有為還為光緒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議，這些建議內容包括：要求廢止和議；首都由北京遷至內地，以便繼續抗戰；實行各項改革以延攬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現代學術，建設國家經濟等等。

因為在京城並沒有房產，李鴻章從此住進了京城的賢良寺。這個位居東安門外冰盞胡同的京城眾多寺院中的一個，它建築宏壯，層甍雲構，閒院飛花。李鴻章在這裡一住就是五年，從甲午戰爭後一直到李鴻章離開京都去擔任兩廣總督，而後來李鴻章離開兩廣作為全權大臣赴京處理庚子事變，李鴻章也住在這個地方。可以說，賢良寺見證了李鴻章的最後人生。初次入住在這樣幽靜的環境裡，李鴻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決意隱居一段時間了。每天，他都是居於寺內，很少出門走親訪友，來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擋駕不見。一下子從繁瑣無比的事務當中解脫出來，李鴻章雖然感到有點冷落，但也落得個清閒，過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八日，當面頰纏著厚厚繃帶的李鴻章帶著《中日馬關條約》回到清國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幾乎所有人都用一種怪異的眼光看著他，眾人唯恐避之不及。老於世故的李鴻章一下子意識到自己被拋棄了，他變成了一隻該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鴻章到了天津以後，稱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進京，給總署呈送了《中日馬關條約》的正本。在此後，李鴻章一直留在天津與俄、法、德三國交涉，讓他們對日本施壓，要求將遼東半島歸還清國。八月廿八日，當李鴻章銷完病假後進京上朝向光緒匯報所有情況後，光緒陰沉著臉例行公事先慰問一番李鴻章的傷勢情況後，話鋒一轉，聲音立即變得嚴厲起來：「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光緒說得義正詞嚴，李鴻章一下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滿臉尷尬。

李鴻章又認真地拾起他的書法了。李鴻章的書法寫得很好，他師從曾國藩學習過書法，尤其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妍美暢達的風格，李鴻章的筆力蒼勁沉穩，文字結構縝密，字體雋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國藩曾評價李鴻章的書法和*圖*書：「觀閣下精悍之色露於眉宇，作字則筋勝於肉，似非長處玉堂鳴佩優遊者。」在賢良寺的日子裡，李鴻章更是把每天練書法的時間增加了很多，他幾乎每天上午要臨摹顏真卿的《爭座帖》和王羲之的《蘭亭序》、《聖教序》。一邊寫，一邊細看默思，努力品味內在的風骨，就這樣，一寫，就是好幾個時辰。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李鴻章的傷勢明顯好起來，精力也變得旺盛了。他的飯量也變得很大，正餐完畢，李鴻章還要喝一碗稠粥，飲一杯清雞汁，過一會再飲一盅以人參、黃芩等藥物配製的補品。飯後，他的僕人便會悄無聲息地走上前，給他褪下鞋子，用手輕輕地給他按摩雙足。等到李鴻章睜開眼睛，僕人知趣地退下。李鴻章便進屋睡上一兩個時辰。午覺過後，李鴻章又會在院落裡走上一走，回到客廳裡接待一些來訪的人士，有時候，他會坐在客廳的椅子上閉著眼思索著什麼。至於晚餐，則是簡單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點東西，便讓幕僚們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會書，寫寫信，便早早地就寢了。

在這樣的時候，李鴻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韌勁了。李鴻章從曾國藩的身上學得了「挺」的重要。曾國藩對於堅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經寫作了《挺經》一書，總結了自己在劣境中戰勝困難的心得。李鴻章當然是深得曾國藩的「三昧」的。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須具備的，並且，這樣的「挺」不單單指的是意志，還有處事的方法、處事的原則等等。賢良寺這一段時光，李鴻章正是以自己的堅韌來挨過人生的低谷期。

這一段話見於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吳永是曾國藩的孫女婿，在很長時間裡，一直跟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吳永對於這段話的記錄，應該是真實的。

市井紛紛揚揚，都傳說李鴻章在談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銀子，紳士和知識階層也義憤填膺，彷彿不責罵李鴻章就不愛國似的，更有漫畫把李鴻章畫成一隻沒有脊樑的癩皮狗。要求懲辦李鴻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飛向光緒和慈禧的案頭。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暗殺李鴻章，以「雪奇恥大辱」。

這一段在賢良寺的日子對於李鴻章來說是難忘的。在晚年有著這樣清閒的時光，李鴻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經歷梳理一番，在很多時候，李鴻章就像一頭夕陽之下的老牛一樣，無奈地反芻昔日的時光。就李鴻章來說，對於這個世界，對於人情世故，幾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應具有的機緣，也知道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渺小，對於萬事萬物，已是有一種無奈的心境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犧牲自己去強求一種改變了。畢竟，他缺乏的，是那種思想的力量和原動力，也缺乏來自於無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李鴻章發脾氣時頗有點官痞的味道。也難怪，對於權謀與世俗，富有草根經驗的李合肥從不陌生。況且數十年的官場經歷，李鴻章早已練就了一身的金鐘罩與鐵布衫功夫。他對於這個制度的本質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這個體制裡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與險灘，也知道其中的溫濕暖流。

光緒皇帝的聖旨適時地下達了，李鴻章被留在北京，奉旨「和*圖*書留京入閣辦事」，所謂「入閣辦事」，實際上是留其「文華殿大學士」，給李鴻章一點面子，讓他賦閒在京。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一下子變得兩手空空。對於這種情況，李鴻章只好自認倒霉了。當時的倫敦《特報》曾這樣評論說：「和議既定，入閣辦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奪其柄，所謂飛鳥盡而良弓藏也。」

但當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的確把局勢弄得風生水起。中國當時的局勢，以及康有為們改良的激|情，使得整個社會各方面的勢力都變得蠢蠢欲動。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寫道：「中國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風氣不開，人才缺乏，不得不備受侵略和凌|辱……中國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們自己如不團結一致……則嗚呼！我們的神聖種族將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為的呼籲無疑是極富有蠱惑力的，那時的中國，的確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了。

當年戶部尚書翁同龢剋扣北洋水師的軍餉，除了討好慈禧之外，也是不願意看李鴻章的實力無限壯大。翁同龢在北洋水師最需要資金的時候向皇帝上書，在兩年內不再對北洋水師撥款，也出於同樣的心理。政治的本質就是對權力的控制，專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長的規則。等到甲午戰爭爆發，翁同龢與李鴻章由於出發點的不同表現出政見的不同——翁同龢呼籲決一死戰，他不能忍受李鴻章擁兵自重卻不出兵打仗；而李鴻章卻深知兩國實力懸殊，不想打這場必輸之戰，更不想輸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敗，李鴻章受命擔任朝廷全權大臣赴日談判，翁同龢當然知道此去對李鴻章意味著什麼。而李鴻章自然也知道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髒水，李鴻章便向朝廷建議與翁同龢一同赴日。翁同龢死活也不肯與李鴻章同行。等到李鴻章代表朝廷簽訂《中日馬關條約》灰溜溜地回到國內時，翁同龢義憤填膺，慷慨陳詞，當即寫了一首《失鶴零丁》的詩，在大街上廣為張貼。詩的中心意思是丟失了一隻漂亮的鶴，內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鶴來比喻遼東。

在賢良寺賦閒的那段時間，李鴻章就像中國歷史上無數曾經韜光養晦的要臣一樣，低調，堅挺，力求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然後以期「東山再起」。李鴻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事，一想到這個，他總是如芒在背。畢竟，這是他一身的轉折點和最令他傷心的事。甲午戰爭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燒燬了他一身的積蓄，也燒掉了他一生的名聲。李鴻章感慨地說道：「予少年科舉，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殆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