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可見並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至於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於公於私,兩有裨益的事。
「那麼請示中堂,」錢鼎銘不再勸曾國藩卸責,問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動身,應該作何準備?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沒有?」
「那麼,」寶鋆問道,「請問貴翻譯官,敝國應該如何辦理,貴國始可滿意?」
幕友們都不肯輕易發言,因為都覺得這張佈告很難措詞,既不能獎其忠義,又不能責以不是,頗難有兩全之計,倒不如不出為妙。
崇厚語塞。停了停問道:「然則中堂此來,總已定下宗旨。可能見示?」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聽說,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著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誰知就在拜摺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聽人唸道:
若是打到京城,還是要和。英法聯軍入京,一把火燒掉了圓明園,先帝雖為此急怒攻心,病勢加重而「棄天下」,但圓明園畢竟是離宮別苑,英法聯軍不曾毀傷宗廟社稷,還可以和得下來。而這一次果然讓法國兵打到京裏,為了報復起見,在大內放起一把火,連太廟一起燒掉,那時再要說談和的話,無異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為清議所不容,而且對後世亦難交代。這樣和不下來,就只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亂,盜賊蜂起,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終於亡國為止。
「然則請教中堂,」錢鼎銘問道:「中堂心裏是怎麼個宗旨?」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確有可疑,但供詞反覆莫衷一是。曾國藩為了怕法國人疑心中國官府鍛煉成獄,決定先押起來再說,同時親自擬一張佈告,刻印了幾十份,以「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的銜頭,蓋上紫泥關防,實貼城廂內外,通衢鬧區。
但等曾國藩和崇厚會銜的奏摺一到京,這份安慰便變成極沉重的負擔了。奏摺中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列陳所以「致疑」的原因五點,奏請「佈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這已經是要從長計議的事,又要將天津道、府、縣三員撤任查辦,以及派兵彈壓,並俟「民氣稍定,即行緝兇」,那就決不能輕許了。
寶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覷,都在心裏把德威利亞的話想了又想,總覺得凶多吉少,看來不免要動武。
雖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實是極嚴重的事。曾國藩遇到疑難之際,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現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紀鴻就關心萬分,因而與黎庶昌和薛福成,口雖不言,卻都直著眼看他,是作何話說?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預事防範,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感。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於是人潮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只見地上躺著兩具屍首。
想想不錯,寶鋆不再那麼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裏,「上翔鳳胡同去。」
這江蘇、山東的兩丁,是巡撫中頂尖兒的人物,寶鋆和李鴻藻針鋒相對,各引以為重,於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說話了。
「高明之至!」崇厚趁機討個輕鬆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請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馬上去辦?」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後,一直鬧病,這時抬手在太陽穴上揉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后說:「你有甚麼話要問?」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眾,號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著又是一把火。
三個人聽他這一說,雖感失望,並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覷,不知還能有甚麼話說?
以私人的交誼,寶鋆不忍把這副重擔放在病骨支離的恭王肩上,但情勢所迫,無可奈何,只得遵旨傳諭。
「既如此更不宜輕言撤換,否則天津百姓的反感,豈不更深?」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剛才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兇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罵,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著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說:「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三個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站在一邊,自然佔了上風。同時李鴻藻也不是不瞭解局勢的人,他並不主戰,只是覺得有責任為「義民」說話而已,話說過了,責任就盡過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話中有刺,隱忍不言。
「那我就說了吧!」曾國藩終於慢條斯理地答道,「這一條叫做:我死則國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後生。這件案子,曲直是非,現在還不甚分明,但法國人死了好幾個,教堂燒了好幾座,他沒道理也變做有道理了。緝兇、賠銀、賠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還要開釁,就只好我來挺,法國人要開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對準的地方。我想法國人也是講道理的、難道真的開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國一和_圖_書定不直法國所為,得道多助,我們的交涉也就好辦了!」
「抵命的話,羅叔亞不是說說的,真有那麼個想法。中堂,我看,我們得先站穩腳步,好封他的嘴。」
「我又何嘗願意得罪親貴。實在是事出有因。」
問到這話,曾國藩不斷點頭,慢吞吞地答道:「一個字:挺!」
因此,當第二天崇厚又來談天津道、府、縣一概撤任,聽候查辦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決定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府、縣兩缺,由崇厚保舉一個姓馬、一個姓蕭的署理,據說這兩個人對天津地方,極其熟悉,辦理緝兇,非此兩人不可,曾國藩也同意了。
「臣等與恭親王商量,覺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適。」
國書上自然應該表示道歉。這話董恂卻不敢說,只拿眼望著寶鋆。「自然是敦睦邦交這些話。」寶鋆又說,「聖意可行,就請旨派人吧!」
他的僚友們則更有深一層的想法,勳業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願挨打不還手,不惜一身相殉,務求達成和議,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奮發自強,替國家爭口氣,那就太對不起曾國藩的苦心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掛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著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嚇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於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說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寶鋆心裏在想,慈安太后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兇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說「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甚麼好說的,只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他已經反覆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像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事出有因是不錯的,大家都聽說當豐大業斃命時,路過天津的陳國瑞,不無煽動的情事。民間又紛紛謠言,說法國人迷拐小孩挖下來的眼睛有一罈之多,已經讓陳國瑞帶進京去了。照羅叔亞的調查,這就是陳國瑞自己傳播的謠言,以誣陷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民氣如此,著實可慮。」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說,「我看要出張佈告。」
曾國藩和他的幕友們,無不詫異,及至崇厚轉述了羅叔亞的話,更覺詫異。羅叔亞認為這一次的教案,是出於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和路過天津的記名提督陳國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這三個人抵命。「這成甚麼話?」一向喜怒不現於形色的曾國藩,使勁擺頭,「萬萬不可!」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說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於中,卻是一件難事。此來不但對內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聽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齣戲總要做得下來才好!」
只要不抬槓,兩宮太后都樂意他們多說話,於是慈禧太后便又問起朝中和民間對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說話的甚少。這對兩宮太后來說,多少是一種安慰。
曾國藩不斷搖頭:「我雖不惜得罪清議,這樣的事也還不敢做。」
他和崇厚會銜的奏摺尚未到京,總理衙門已經接到法國公使提出強硬照會,以及羅叔亞在天津與他們的水師提督頻頻會商的消息,看樣子戰端隨時可起。寶鋆急得食不下嚥,只怨自己運氣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當兒,出現了這麼棘手的局勢,而且軍機上三個人還不能協力同心。李鴻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說,他後面有醇王和清議的支持,發言頗有力量。看來撫局難成,戰火要起,這副千斤重擔,怎麼挑得下來?
這番話看來平淡無奇,其實是放了李鴻藻一枝冷箭。李鴻藻也跟倭仁一樣,雖受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卻從未視過事,「局中人見聞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與言洋務。總理衙門的大臣都跟李鴻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陰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樣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鴻藻的暗鬥,不為人所注意。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曾紀鴻趕緊將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說有事明天再商量。
於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復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寫好加封,交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當然,當然!」曾國藩屈著手指,說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說,一定要求個水落石出,才能破和圖書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於各省辦理教案,亦有關係;第二,誤傷俄國人,誤毀英、美教堂,要設法分開來辦。在法國人,自然要聯絡俄、英、美諸國,壯其聲勢,我們對症發藥,就是要孤他的勢。」
「地翁!」曾國藩打斷他的話說,「這件事難商量。」
於是「董太師」盡斂威風,低聲下氣地向各國公使去遊說,經過兩天的奔走,總算有了結果。寶鋆在每日養心殿照例晉見時,面奏請召見董恂,聽取交涉經過。
「法國人要開釁呢?」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諭,崇厚自請治罪,並建議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而朝命先將崇厚和天津道、府、縣周家勳、張光藻、劉傑等人,「先行交部,分別議處。」等曾國藩到了天津,「確切查明,嚴參具奏。」
「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摺,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回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摺著抄給閱看。欽此!」
「你們看呢?」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當然,這只是他心裏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只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著手。」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過問。
曾國藩閉目靜聽,一言不發,他平日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闖了這麼一場大禍,眼看咸豐十年,洋兵內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色已變,右眼下不斷抽風,額上筋脈躍動,靜臥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毛病,又已發作。可是,他硬撐著,只喊著他的第二個兒子說:「紀鴻,把燈移開些!」
「這一條麼?」曾國藩的聲音顯得很蒼涼,「是頂頂管用的一條。我此刻不說,將來你們就知道了。」
「我這裏辦。」曾國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說。我想,明天總還有上諭,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動手,也還不遲。」
「我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君父!」曾國藩的語聲平靜,意志卻顯得極堅決,「如今是山雨欲來的局勢!洋人只講利益,不講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兩條兵船,凡事還好說話,如果他從別處再調來幾條,有恃無恐,則已有的成議,一定藉故推翻,別生枝節。所以交涉愈早了結愈妙,要想早了結,就不能不自己先壓一壓,才能息事寧人。我這番苦心,亦不求人諒,但求能為國家免禍。只是,唉!」他搖一搖頭,不肯再說下去了。
佈告中宣佈朝廷懷柔外國,息事安民的本意,對天津「義民」,不但沒有一句嘉獎的話,而且看來官腔打得十足:「嚴戒滋事!」
「佩翁!」沈桂芬倒還沉著,「急事幸可緩辦,羅使不是說要向他國內請示嗎?一來一往,最快也得個把月的工夫,盡有從容應付的餘地。」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抬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天津的情勢,他瞭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但不用放告,已有無數稟狀,遞到行轅,另外還有許多在籍官員,以縉紳的身分,送來條陳說帖。曾國藩不敢輕忽,請幕友們一件一件唸給他聽,有的建議憑借天津百姓的義憤,盡驅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認為應該聯絡俄、英、美三國,專攻法國;有的痛斥崇厚,請曾國藩上奏嚴劾,以伸民意;還有的大聲疾呼,速調兵勇入衛,以為應敵之師。總而言之一句話:都要跟洋人開仗。
「中堂!」錢鼎銘提醒他說,「醇王六月初一上了個摺子,陳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條,第一條一開頭就說:『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以鼓其奮發之志』,我連日也接到京裏的信,指肇事的人,『捍衛官長,堪稱義民』,清議如此,中堂不可不顧。」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沖沖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這也沒有甚麼不可以。」慈禧太后問道:「不過,國書上說些甚麼呢?」
於是多少年來的感觸,又梗塞在他心頭了,一切不如人,說甚麼都是空話,唯有忍辱負重,奮發圖強。接著便想起洪楊平定以來的諸般新政,沈葆楨所經理的福建船政,規模龐大的上海製造局,京師的同文館等等,總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這時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魯士七國駐華公使,已經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的照會,同時法國與英國的兵船,紛紛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東煙台兩地,形勢極為緊張。而總理衙門夾在洋人與清議之間,左右不敢得罪,唯有採取敷衍的辦法。羅叔亞看著不是路數,親自跑到天津來跟曾國藩直接交涉。京裏的空氣不利和談,到了天津更不利,羅叔亞觸目所及,都是仇視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裏去密控哭訴,這一下,羅叔亞和圖書的態度便更加不同了。
接下來說他歷年的奏摺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摺「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於「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這個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時候多。羅叔亞的脾氣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發生教案,總是其勢洶洶,有一番很嚴厲的指責,這一次反倒不大著急,每次都說,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國內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預。這顯得事有不測,寶鋆深為擔心。請羅叔亞請不動,把他的翻譯官德威利亞請到總署,奉為上賓,向他探詢法國方面的態度。德威利亞倒不擺架子,把羅叔亞的看法都告訴了寶鋆。
於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慈仁堂裏,固然看不出甚麼挖眼剖心的跡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只是胡說。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擾。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曾國藩不作聲。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只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現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著應付。」
「那就讓他去吧!」慈禧太后又問,「崇厚留下來的那個缺呢?」
其實這已經考慮過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無論如何不與法國人開釁。但事到如今,有難以控制之勢,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後果。
寶鋆的話一完,李鴻藻接口便說:「丁寶楨也給臣來信,其中有兩句話,臣請上達聖聽。」接著,他用極清朗的讀書的調子唸道:「倘或其曲在彼,釁非我開,則用兵亦意中之事。」
「中堂的挺經有十八條,」錢鼎銘帶些調侃的語氣說:「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條?」
不許怎麼樣?寶鋆和董恂不知說過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會開仗。是和是戰,兩宮太后無法作任何決定,慈禧太后還覺得這事也不能只聽少數人的意見,於是召見病起第一天進宮看摺的恭王和軍機大臣,面諭召集御前會議。
在錢鼎銘主持之下,派出候補州縣官當承審委員,事實真相,很快地明瞭了。挖眼剖心之說,純粹是因為不瞭解教堂內部的情形而起的誤會。譬如教堂裏面有堆放雜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規制,只拿《水滸》上描寫黑店的情形來比附,以為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地方。至於被「義民」所釋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傳訊他們的親屬,亦都供稱自願送堂收養,並非迷拐。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著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傑,曾國藩一口拒絕。「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說,「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就因為有這些成就,曾國藩越覺得非和不可,此時忍辱,將來才有報仇雪恥的機會,否則剛創下的一點基礎,浪擲在戰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爐灶?於此可知,自己立意不與法國開釁的宗旨,真正是萬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來,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病已經好了。」寶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國藩在那裏,等這個教案了結,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緊。」
曾國藩的看法也相同,但覺得朝廷的委任既專,自己的責任愈重。於是親自口授,寫呈第一通復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說的真假,為本案關鍵所在,決定由此著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說:「諭旨飭臣前往,仍詢臣病。臣之目疾,係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會,我們自己先辦。地方釀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為地方官不能化導於平時,防患於未然。拿道、府、縣先撤任,聽候查辦,亦是情真罪當的事。」
「甚好,偏勞了!」曾國藩拱拱手說,「明天我就『放告』。」
羅叔亞認為這一案非同小可,最嚴重的是撕毀法國的國旗,其次是殺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再次是殺了他的僑民多人,最後才是焚燬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請示,一面要看中國如何辦理?
她把她的意思說了出來,寶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責成曾國藩一個人辦理,反倒易於收功。人多口雜,意見分歧,最容易壞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中堂,」黎庶昌比較瞭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裏,像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係甚大,廷寄只說『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說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喔!」曾國藩說:「站穩腳步這話我要聽。我們的腳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自然上岸了。」周家勳答道:「態度當然也很壞,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鬧教案不想鬧成這個樣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鬱地說:「這一陣子,我們姊妹愁得都睡不著覺,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緊,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總得有人切切實實出個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甚麼個意思?」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僱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確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很自然地,曾國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聯軍,那時有僧王和勝保當前敵,恭王和桂良主持撫局,文和圖書祥辦理軍需供應以及京師城防,猶不免一敗塗地。如今只得丁壽昌三千人馬,擋一擋也不過為兩宮太后和皇帝騰出一兩天工夫,便於再一次「逃難」而已。
「丁日昌給奴才來信說,總宜保全和局為是。」
「我也知道,這副擔子你挑不下來。」慈禧太后聽得寶鋆的陳奏,斷然作了處置:「現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趕快銷假,一面讓恭王進宮來看摺子,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他不能不力疾從公。」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著崇厚的摺,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等羅叔亞辭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趕了來,一見曾國藩的面,便氣急敗壞地說:「壞了,壞了!洋人要大起波瀾了!」
「現在就是先要辨個是非曲直。曾國藩的頭一個摺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以臣愚見,局中人見聞較切,這一案既已責成曾國藩查辦,不能不多聽聽他的意見。」
唸了崇厚的原摺,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於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葯」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裏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衝突發生。
他去看曾國藩,提出四個要求:賠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查辦地方官、懲辦兇手。前兩個條件,曾國藩一口答應,懲辦兇手,亦可同意,至於查辦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職才談得到。
等商量停當,才把照會拿了上去,曾國藩有些沉不住氣了!對於黎、薛所建議的調丁壽昌所部,移駐天津附近的靜海,他亦認為有此必要。不過他不是為他自己著想,主要的是拱衛京師,免得洋人長驅直入。擋不擋得住是另一回事,擋總得要擋,不然對任何一方面都無法交代了。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裏說得完?只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於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奴才幾個公議,想請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銘軍大部駐紮在山東與直隸交界的張秋一帶,另有三千人由劉銘傳的部將,記名臬司丁壽昌統帶,駐紮保定,要調就只有調這三千人。
「那倒不必太急,謀定後動,庶乎無悔。我還要料理料理,總在月初才能動身。調甫,」曾國藩又說:「你看看候補道當中,可有腦筋清楚,言詞便給的人,挑這麼兩員,用我的名義發札子,委他們到天津,會同府道,先辦理緝兇事宜。」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兇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消息傳到京中,自不為清議所容,紛紛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論根本,比較平正通達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話,認為應該部署海防,免得萬一決裂無所措手。
「曾滌生說,抱定宗旨,不跟他開釁,我看難免開仗。」寶鋆說道,「經不經得起打,且不說,光是軍費就不得了。『西餉』還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債,現在就算有甚麼稅課作擔保,跟洋人開仗,就借不到洋債。馬上大婚還要多少銀子來花。真正是,唉!」他頓足長嘆,「把人急得想上吊!」
督署之幕僚們,對這道上諭都覺得很滿意,認為朝廷不允崇厚所請,將天津地方官革職,而必留待曾國藩查明了「嚴參」,是倚重授權的表示。照這樣看,曾國藩將來可以放手辦事,不必憂慮掣肘。
「各國使臣的意思,最好請特簡大員,親繼國書,到巴黎覲見法國皇帝,先盡中國友好的道理。」
曾國藩的神態和心情,都跟從容就義的志士一樣。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尋,說出這樣的話來,做兒子的第一個就忍不住,眼圈一紅,趕緊悄悄背過身去,拭去眼角的淚水。
「成林?」慈禧太后詫異,「不是說病得快死了嗎?」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噪,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崇厚也知道羅叔亞的要求,過分無禮,是再也辦不到的事,但他也決不能因為曾國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來的,只是本來想用個「晴天霹靂」把曾國藩嚇倒,然後迂迴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後的一句話,此刻看看嚇不倒曾國藩,就唯有開門見山,直抉本題了。
「我總立意不跟他開釁。」
到了大翔鳳胡同鑒園,恭王在病榻前接見。商量了好半天,還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過這個「制」不是制服,是節制,想勸出各國公使來約束法國,不叫他動武。當然,這有一套說法,主要的是發揮這麼一層意思:倘或決裂,必於各國通商,大有關礙。換句話說,要想跟中國做生意,就不能讓法國跟中國打仗。
放不下的是公事。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只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摺」保薦,大成疑問。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於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裏先有個數。
「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銘軍飛調到津再說。」
於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眾,無濟於事,整個天津城像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和*圖*書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甚麼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至於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說得像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強地點了頭。接著又問起恭王和文祥的病況,文祥是身子虛弱,恭王是痧症為庸醫所誤,錯服了大涼劑,汗閉不出,幾乎一命嗚呼。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你們讓我靜下來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國藩一個人繞室徬徨,通前徹後考慮大計,口中不斷在自問:「拿甚麼來打?」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於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慈禧太后心裏明白,這是他們幫崇厚的忙,讓他跳出天津這個火坑,叫曾國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過崇厚辦了多年洋務,禮節嫻熟,認識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壯年,遠涉重洋,也還不在乎,確是個很適當的人選。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說,「我還得有幾句話問。」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紮在大沽口,可曾上岸?是何態度?」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著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兒: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我已經答應周家勳,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國藩答道,「至於總署的意見,可以想像得之,無非息事寧人而已。我當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請朝廷准許,或者告訴總署,那就表裏一致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我看這樣,」錢鼎銘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請中堂再派定幾位承審委員,盡三兩日之力,務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談其他。」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於私,自有裨益,於公,則未必盡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於激出這一場變故來了。」
曾國藩與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盡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後,他才肯說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只是手捋花白鬍鬚,閉目靜聽,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戰機一觸即發。」黎庶昌壓低了聲音對薛福成說,「我們先想個保護中堂的辦法出來,再把照會送上去。」
「中堂——。」
這個奏摺到京,寶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擔心他這位老同年,怕他病體難支,力不從心,不肯出任艱鉅。但是曾國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當地可以無事,法國的「兵頭」在他安撫之下,不致操切魯莽,另生枝節,而整個交涉,還得總署跟法國公使羅叔亞來辦。
「甚麼叫先盡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煩,「你們爽爽快快地說吧!」
這一下天津的紳士百姓,大失所望。他們本就不相信沒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並對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監候訊,認為是袒護法國人的表示,再看了這張佈告,越發憤懣驚詫,都說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沒有甚麼分別!
口風中水都潑不進去,崇厚不得要領而去。到了第二天,羅叔亞又來見曾國藩,嘰哩呱啦說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氣,於病體不宜,當場不敢照譯。但羅叔亞詞氣神色的凶悍,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後不久,接著就送來一件正式照會,另附中文譯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張光藻、劉傑和陳國瑞抵命,以及嚴拿兇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大家也都認為先問案情,後出佈告,措詞的輕重分寸之間,比較有把握,力勸曾國藩接納錢鼎銘的建議,他也就答應了。
轉念到此,曾國藩眩暈的毛病又發作了,只覺得天旋地轉,頭重腳輕,趕緊扶著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薛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崇大人!」在座的錢鼎銘,有意要讓他心煩,「你可別忘了,陳國瑞現在神機營當差,是醇王的愛將,無憑無據的事,得罪醇王犯不著!」
慈禧太后有些遲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關,是個肥缺,寶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幫不了曾國藩的忙,似乎不妥。
「不能答覆。」德威利亞很快地說,接著便起身要走,怎麼樣也留他不住。
「是!」錢鼎銘看著黎庶昌和薛福成問:「還有奏稿,由我這裏辦,還是署裏辦?」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佈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別人開釁,會在兵船上用「後膛螺絲開花」炮,朝岸上轟,這一身硬挺是怎麼個挺法?還說「頂頂管用」,實在有些莫測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兒子,你一言、我一語,旁敲側擊地一定要逼他說。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日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層出不窮。」
「各國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們也曉得如果法國開仗,對各國商情都有關礙。不過中國倘無妥善辦法,似乎要居間調停,也很難措詞。羅叔亞的性情很暴躁,法國的那個水師提督,脾氣更壞,萬一失和,各國亦難阻止。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中國先盡道理。」
「別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甚麼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