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告訴他，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甚至認為會像三十年代的賽珍珠一樣暢銷一把。而且，他還這麼年輕，也是個賣點。

那一幅鐵幕不會永遠橫亘在大洋上。

船到碼頭，有一位鮑德溫先生來接他，是父親從前合伙人的兒子，已經混得如當地人一樣。鮑德溫為他聯繫了一個華僑團體，他將會跟著他們一起返回中國大陸。

那一年，他大學入學考試得了高分，尤其是寫作部分，他給伯克利寄去申請，很快就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只等次年中學畢業，便可進入文理學院學習。

在天津，美軍汽車肇事佔全市此類案件的七成之多。駐津美軍當局甚至規定，軋死一個中國人賠償法幣十萬元，而軋死一頭驢則需賠償法幣一百萬元。

聽到這個消息，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羡慕，覺得父母教養有方，孩子前途無量。而他大概也是百無聊賴，得意忘形，把那一疊書稿寄給了紐約的一家雜誌社。於他意料之外，他的中國故事真的發表了，分了五期刊載在那本雜誌上。

「我這就要走了。」他開口。

吳沁點點頭，對他一笑，又伏案寫字。

他看到她在哭，忽然就明白了。許多年以前，另一個哥哥也對她說過，你等我回來，但最後卻沒有回來。

早兩年，他們總是這樣。無論遇到什麼事，他安慰吳沁，吳沁也安慰他。比如考壞了一門考試，弄丟了什麼要緊的東西，或者在外面玩得忘記時間回家，等到想起來，天都已經黑了。每到那種時候，他總是會對吳沁說，沒有事的。而吳沁總是點頭，哥哥說的對，一定沒有事的。

到了第二年，風向又變，事情不了了之。他只需要忘了這件事，就可以繼續過從前那樣的日子，念書，運動，社交，拿到畢業證書，去伯克利上大學。

唐延一直記得那一夜。

只是這一次，事情沒有那麼容易解決，他被停學了。

「我知道，」他點頭，「我已經成年，可以一個人走。」

但校長卻答非所問，說唐延只是個孩子，只要他停止雜誌上的連載，並且申明文章所寫有誤，對讀者致歉，這件事就算過去了，不涉及任何懲罰，也不會對他的學業產生影響和圖書。

最終，當他說出自己的打算，父母並不算太意外，他們一直都很懂他。

比如他們搬了新家，位置比從前偏僻一點，但是房子後面對著海和松林，每天夜裡都能聽著海浪的聲音入眠，再聽著海鳥的鳴叫聲醒來。他很喜歡這個地方。

冬雨下了一夜又一天，外面又濕又冷，她卻還在那裡玩。

他知道父親不是惡人，母親知道，吳先生也知道。但有些事，眾口鑠金，恐怕永遠都不能像那張門生帖一樣，只需劃一根火柴，便可灰飛煙滅。

那時的他，個子就像按不住似地躥得比母親還要高，卻又長著一張小孩子的面孔，看起來有些滑稽。

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後，事情開始變了。

有句俗話，全世界都下雨，只漏了加州。分明就是三面環海的一個半島，但舊金山卻總是很乾燥。但記憶里的上海卻與此地截然相反，梅雨季會下綿綿一個月的雨，街道積起水來，底樓浴室的牆角只要幾天不刷洗，就會長出霉跡，漸漸蔓延成瑰奇的圖案。

「那人寫的什麼？」他問。

但一個月，兩個月，半年過去，他還是沒有收到上海來的回信。

隨後的那幾年，他就像其他孩子那樣長大，念書，運動，社交。城市變成更大，更繁榮，每天都有新的東西出現。

新的建築，新的街道，城市變得越來越大，在那個半島上洋洋洒洒地鋪張開來。

臨上船之前，他沒能去學校。一整夜都睡得不安穩，天一亮就去敲十七號的門，但娘姨告訴他，吳沁已經上學去了。到了午後，汽車已經等在弄堂口，吳沁卻遲遲沒有回來。

那天晚上，母親與他長談。有些事，他似懂非懂，只記住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有一幅鐵幕正在海面上方緩緩地落下，所有人都只能做出選擇，這一邊或者那一邊。

「我會回來的。」他向她保證。

在那些信里，都是些絮絮叨叨的家常。

但當他撳響電鈴，那道黑色的鐵門打開，門後面已經長成少女的吳沁分明還是他心裏的樣子。

吳沁不說話，看都不看他一眼。

最初的兩期印出來，一片好評。

但是，那些信寄出去很久，始終沒有收到迴音。

但這一夜ｗww•hｅｔｕbooｋ•ｃoｍ.cｏm卻不一樣。

船上的歸僑越來越多，絕大多數都是像他這樣的年輕學生。夜裡船艙悶熱，只要天氣晴朗，大家都喜歡睡在甲板上。遠遠近近，有人打鄉談聊天，或者唱著他聽不懂的歌謠，他望著星空倒是又想起那座面朝海灘與松林的房子來，以及房子里他的雙親。

文章並不太長，不過薄薄一疊稿紙。但等到他全部謄寫完畢，已經是 1954 年。

那時的他，已經知道父親的過去。家裡的事，母親從來不瞞他，拿他當一個大人那樣對待，問他的想法，也願意接受他的意見。

唐延的回答始終只有一個：「我只有十六歲，你們沒有權利在監護人不到場的情況下訊問我。」

「早就放學了，你為什麼躲在這裏？」他埋怨。

他在一所私立中學讀書，功課很多，又是第一次寫這樣的文章，寫得很慢。但他不急，反正他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以及在等待的同時，為回憶添上了越來越多的細節。

那段時間，他一直給吳沁寫信，跟著母親的郵包一起寄出去。

那是 1950 年的年底，他十二歲，吳沁九歲。

「沒有事的。」他對吳沁道。

兩名便衣探員到學校來找他，把他帶到一間辦公室里，打開錄音設備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父母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們給中國寄去的郵包里都有些什麼東西？你認不認識寶莉華萊士？」

聽說這件事之後，他的父母當即到學校要求見校長，說的也是同樣的一句話——怎麼可以在監護人不到場的情況下讓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接受傳訊？

而後，又是 49 年解放軍進入上海時軍紀的整肅，城市裡的新氣象。

比如一個十九歲的女大學生被兩個美軍士兵強|奸，事後卻還要經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訊問，問題諸如——

比如他到上海的第一天，那個認錯了他，叫他「哥哥」的女孩。還有那個雪天，女孩脫下棉鞋，送給乞討孩子的那一幕。

連載到此處，唐延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

那一年的八月末，他在新加坡登上了一艘名叫芝蓮嘉的荷蘭郵輪，船上幾乎都是歸國的馬來西亞華僑。起航之後，船繼httｐs://ｗwｗ.ｈｅｔｕboｏk•cｏm•cｏｍ續往南，穿越赤道，先朝西走，經停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加里曼丹，再北上到菲律賓的棉蘭和呂宋島。

「我們得走了。」母親對他說。

一陣沉默之後，母親才開口：「從前有人對我說過，戰爭是過眼煙雲，只有他寫的東西才是永恆。」

「我寫的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其中沒有虛構的成分。」還未等父母說什麼，唐延已經開口，平靜而又堅決。

唐延無語了，卻也知道不是任性的時候，轉身跑回去上了車。

在南洋各大港口之間穿行了半個月之後，船在馬尼拉停了最後一站，他在那裡給舊金山寄去一封信報平安，而後直航廣州。

汽車發動，沿著那條林蔭小路開出去。他坐在後排位子上回頭望，看到吳沁走出街心花園，站在上街沿，也正朝他這裏看過來。

後來年紀漸長，他開始不大好意思帶著吳沁玩兒，兩人都有了各自的同學圈子，這個習慣卻沒變。一來一去，一問一答，兩個人都不怕了。

他不甘心，跑出弄堂，一路往學校那個方向找過去，總算在街心花園找到她。

他理解父母的決定，此刻最穩妥的選擇，就是離開。他們買了船票，先去香港，再去舊金山。走得匆忙，就像當初來的時候一樣。

她一震，還是像從前那樣點頭，對他一笑，又似乎不抱任何希望。

小時候的玩伴變得認不得了。他們認為他很奇怪，他也很難理解他們的想法，覺得他們真的就好像生活在一個島上，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哪怕這個島很大很大。

然後，父親又道：「如果那一邊也只想聽到故事里的一部分，你怎麼辦？」

那時，他和吳沁正在餐桌上做功課。兩人同時抬頭，眼看著書房的門關起來。隔著門，聽不到一點聲音。他回過頭，見吳沁正看著他，眼神中滿是探尋。

「為什麼？」他詫異地看著母親。別的孩子可能常被敷衍欺哄，但自他記事以來，從沒有被這樣對待過。

比如一名美軍士兵雇車，車夫不懂英語，動作稍慢，士兵竟拔出軍刀割掉車夫五根手指。還有車夫因為索取車資，被打美軍士兵毆打致殘。

汽車喇叭響了兩聲，是在催他。

她www.hetubook.com.com也看著他，點頭笑了，叫了聲：「哥哥。」

比如一個中學生只因穿著一條美軍卡其褲，遭到美國憲兵的槍擊。

就像十年前，剛剛上小學的他對包班女教師說：「No，thanks.」我不適合做這份作業。

母親只是說：「你知道你父親沒辦法回去。」

吳沁點點頭，還是沒說話。

聽母親解釋，他才知道是鎮反開始了。父親的一箇舊相識被捕，恐怕要被判刑。而根據這人一貫的做派，一定會咬出其他人來，管它事情是真是假。而且，就算不是這個人，還有別的人。

比如戰後的上海，僅美軍吉普車撞死撞傷中國人的事件就發生了一千兩百多起。

就是這麼不巧，他在此岸，吳沁在彼岸。他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但也有些時候，他與其他的孩子不同。他開始寫一段回憶錄，有關他們在上海的那五年時間，從一個孩子的視角出發，細細碎碎，什麼都有。比如飛漲的物價，加油站門口汽車的長龍，排隊買戶口米的人群。

他在路口停下腳步，旁邊恰好有一輛公共汽車經過，車門玻璃上映出他的影子。他簡直認不得自己了，頭髮在華僑農場里剪得極短，個子又高了些，皮膚晒黑了，面孔與身型都有了男人的輪廓。

下了船之後，他向僑辦申請原籍安置，又給吳先生寫去一封信。等一連串手續走下來，回到上海，已經是那一年的深秋。僑辦幹部送他到畢勛路，這時已經改了名字，叫汾陽路，但那兩座並立的小樓還在原處，院子里母親種下的紫玉蘭已經長到了二樓的窗口。

就好像，他從來沒有離開過那樣。

吳先生自法院回來，身後還跟著陳佐鳴先生。兩個人直接進了他家門，與他父母在書房裡談話。

他忽然想起吳沁，這時候的她應該有十五歲了。六年過去，不知變了多少。他覺得肯定認不得她了，也很懷疑她會不會還認得他。

比如他進了新學校，剛開始不太習慣，但他的成績還是很好，就連最難的拉丁文都能考到優秀，這多虧了吳先生一直教他。

而且，所有這些案件都只能根據 1943 年中美雙方簽署的《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中的規定，歸美htｔps://wｗｗ•ｈeｔｕｂoｏｋ.cｏｍ•ｃoｍ國軍事法庭裁判，中國司法機關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詢問進行之程度，以及在裁判之後抄錄其判決的原文。

1956年的夏天，他上了從舊金山開往夏威夷的郵輪，到了那裡之後，再搭船去新加坡。他旅費充足，卻還是找了個隨船的工作，一路打著工下了南洋。他給母親拍去電報，母親回電說，自己也曾在貨輪上幫過廚，那時也是跟他一樣的年紀。

他轉身回去坐好，裝作望著窗外，避開母親的目光，無聲地落淚。他已經大到不合適再哭了，他知道。

她就是不想聽見他說這句話。

直到有一天，母親給他一個紙盒，他打開來一看，才知道最近的幾封信根本就沒有寄出。

「為什麼不回家？」他有些動氣了，搞不懂她為什麼是這種態度。他馬上就要走了，去萬里之外，遠隔重洋。

「你掙了多少美元？」

他看著她說：「我回來了。」

但他卻發現自己沒辦法忘記。身邊的同學們照舊念書，運動，社交，而他無法歡樂著他們的歡樂，享受著他們的享受。無論發生了什麼，他只是冷眼旁觀，就如同一個局外者。儘管他生在此地，說一口無可挑剔的英文，儘管伯克利是出了名的左派大學，Free speech movement 在當時的校園裡已有萌芽。但他還是覺得身邊人的所說所為，跟他所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甚至不在一個時間軸上。當他的同學對世界時事侃侃而談的時候，他只想對他們說，你們連這個島都沒出過，你們根本不知道彼岸發生了什麼。

或許用「回」這個字並不合適。時隔五年，他已經覺得這裏很陌生了。

他頓了頓才答：「不管怎麼說，我想看看那邊的事。而且，我相信世界不會一直都是這樣的。」

起初，母親告訴他，信需要通過香港的朋友轉寄，所以路上的時間或許會比從前長一點。

「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來的？」

在海上漂了一個月之後，他們回到舊金山。

他記得外面很冷，天黑得很早，屋檐上傳來輕微的嗶剝聲，也許是開始落雪子了。

「你為什麼深更半夜還在外邊跑？」

母親一笑，沒有回答。

在書稿的後半部分，他寫了父母與吳先生辦的幾宗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