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共和黨已經控制了關外四省，收回濱海一省，內外蒙古，關內三省，實際控制了10個省級地區，此外還對新疆、陝西、山西、江蘇、安徽、湖北開始施加不同程度的影響，對於相鄰的遠東、北朝鮮兩地也掌握了一定的控制力。

吳川盯著對方的眼睛沉吟了片刻，方才組織著語言說道：「資本的基本邏輯只有一個，就是滿足資本自我增殖的慾望，所以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其終極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追逐利潤。

為了滿足資本自我增殖的慾望，資本控制下的工業體系就必須滿足，利用最小的成本，賺取最高的利潤。為了做到這一點，這一工業體系就會自動的壓低工業原料和勞動力的價格，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在市場上贏得正常價格下的超額利潤。

如果我們違背了這一規律，那麼世界其他便利地區的工業就會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擊敗我們的工業。我想你也清楚，沒有市場，光有工廠是無用的。

光是完成10個省級地區內的統一組織和改造，調理黨內外的人際關係，協調國內各政治力量的關係，共和黨在國際上的定位和同各國之間的關係協調，當這些事情都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沒有一個高效團結的權力核心是無法及時的、適當的處理的。

讓其他委員掌握一部分資源的使用，也讓他們承擔起自己應當負起的責任，這既有利於集體領導制度下的民主議事原則，有利益自然也就有了堅持主見的動力，也能讓其他委員們為自己分擔責任。

以我們現在的工業能力，還沒有能力完成工業的內循環，我們需要向外進口各種機器，才能滿足工廠的消耗，而進口機器是需要外匯和黃金的，如果不能出口工業品換取外匯和黃金，我們就得向外出口農產品和原材料。以當前世界的農產品出口來看，我們競爭不過美國和俄國的農業，這就意味著我們的農村需要付出更多。

李儀祉在心裏琢磨著吳川說的這些話，能夠把其他人遣開和自己說這些，他知道吳川至少說的是真心話，如果再加上之前對方否決了革命委員會其他委員們進京的要求，和-圖-書他就能夠聽明白，吳川還是在強調共和黨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重心還是會放在東北。

畢竟在辛亥革命之前，全國的小學生也就100多萬，中學生幾十萬，大學生只有數萬。雖然1914年德國綜合大學的學生也就6萬人，但是中國的大學生學的都是文學和法律，很少有學習理工類的。

「只是，東北的教育和工業化是不可複製的。假如沒有這場戰爭，東北根本還不起這筆債務。」吳川默默的在心中說了一句。

吳川看著遠處的松花江，點了點頭說道：「當然有，既然有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就會有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但是我們搞不起那個。」

對於這些革命志士的焦慮心情，吳川心裏其實能夠理解。雖然他和這個時代的故鄉沒有多少情感上的聯繫，但是在國外的時候，只要有一線可能，他也還是把歸國革命放在了第一位。因為他很清楚，國外即便再好，終究不是自己的地方。對於這個時代的中國人而言，即便身在國內，家鄉也還是和其他地區有區別的，畢竟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更講究根源。哪怕如北洋的那群武夫，在南方燒殺搶掠的同時，在故鄉卻也是願意修橋鋪路的。

李儀祉有些疑惑，在他看來只要吳川點了頭，那麼向陝西劃撥資源的時候就沒有人會出來阻擾，但他還是很快的略過了這一點，向吳川承諾會在截流完成後儘快移交手中的工作。

英美法日俄五國公使進行了緊急磋商，俄國公使庫達舍夫是對干涉最為積極的，會議一開始他就向其他四國公使指出：「布爾什維克的暴政，就是對於自由俄國人民的最大威脅。這一暴力政權不僅正危害著俄國人民的自由，現在也正對協約國對抗同盟國的戰爭造成了威脅。他們不僅為同盟國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物資，還在阻擾捷克軍隊返回歐洲參加對同盟國的作戰……我們必須要把捷克人從紅色惡魔中解救出來。」

從1912年到1917年，吳川通過借貸普及東北的小學教育，也不過才將東北8-11歲兒童的入學率提升到了88.7%，去年小和圖書學入學人數為88萬人，初中入學人數為30萬人，高中及中專入學為19萬人，大學入學人數為3.5萬人。

工業化這個詞語固然是他們來到東北之後才接觸到的，但是對於歐美先進的工業，海外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腦子裡還是有著深刻印象的。當然，他們腦子裡的先進工業，只有一個個巨大的鋼鐵造物，還沒有形成一種工業體系的概念。

至於此時的美國，雖然其大學教育歐洲人並看不上，但是1914-1915年度的招生人數已經突破了40萬人。哪怕美國的大學教育和歐洲差距較大，光是這個基數已經足夠讓優秀的人才湧現出來了，畢竟這個時候的美國大學並不熱衷於商業和法律教育，而是熱衷於研究科學。

吳川收回目光，回頭看了他一眼，淡然的說道：「那首先得有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向我們毫無保留的提供技術和設備，還手把手的教會我們去使用它們。但是現在世界上並沒有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強國，我們只能和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打交道，然後一點點的積攢起自己的家底，謀求我們自己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

英國公使朱爾典瞧了一眼慷慨陳詞的俄國人，心裏其實是不以為然的。庫達舍夫現在到底是為捷克人的遭遇感到激動，還是在擔心自己，還真不好說。畢竟在今年1月18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正式致函中國駐俄公使劉鏡人，宣布舊俄駐華公使庫達舍夫不能代表現在的蘇俄政府，並向劉表示願意廢除沙俄時代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重新建立兩國的外交關係。

對於吳川來說，其實也是鬆了口氣，他的確可以不受阻擾的調動資源，這就是高度組織下黨政權力的統一帶來的附屬效應，但是他不可能盯住每份資源劃撥出去后的使用。權力和責任一旦出現分離，那麼權力將會不受限制，而責任也將無人負擔，或者說責任都將落在擁有無限權力的自己頭上，這並不是他想看到的結果。

李儀祉一時啞然，但還是搖著頭說道：「那麼我還是希望能夠回陝西去工作，至少等到革命委員會向陝西大舉ｈetｕｂｏｏk•com.com投入的時候，陝西應當先打好一個基礎，而且我以為自己在陝西也能夠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你剛剛說的很對，革命委員會對於東北的投入其實已經太過了，中國其他地區也需要工業，也需要發展，也需要改變落後的面貌，但是這不是資本的邏輯，資本只會投資在有利可圖的地區。東北越是發展，這裏的投資回報周期就越短，資本的回報率就越高。

這樣，你把這裏的工作交代完成，然後我安排你去和張紹增同志談談，中央已經決定，讓張紹增同志入陝負責隴海鐵路和陝西地方的工作。他需要一個熟悉陝西地方的助手，你的條件正適合。同樣，你想要獲得資源打好陝西的工業基礎，那麼有張紹增同志的支持，也會較為容易一些。」

不過既然吳川主動對他提到了這個問題，李儀祉也就順著對方的意思問道：「究竟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到底是什麼？為什麼違背它就要受到懲罰？難道我們就不能打破這個規律嗎？」

聽了李儀祉這番話，吳川也是沉默了許久，東北的快速發展可不僅僅在於外來資本和技術設備、外國專家、技術工人的輸入，國內各地的知識青年向東北的匯聚也是推動工業發展的巨大動力。

「您剛剛說了這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那麼，難道還有其他方式的工業化嗎？」李儀祉突然想起了什麼，又接著向吳川問道。

雖然在吳川看來，眼下東北的義務教育體系不過才建立了一個雛形，遠遠不能同歐美這些工業國家的教育體系相比，但是對於李儀祉這些從關內來的知識分子來說，東北這樣的發展速度實在是超出了他們的想象，也衝擊了他們原本對於工業化的固有印象。

吳川聽完思考了許久，方才點了點頭說道：「你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當前我們不能把注意力從東北移開，但是黨中央對於華北和西北的工業布局也在計劃著，但是如何啟動華北和西北的工業布局是需要時機的，在時機到來之前，你回陝西做些準備工作也不錯。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北的教育普及率剛剛達到一個工業社會的初步階段，已和圖書經可以為東北的工業輸送合格的受教育工人了。但是相比起美國、德國這樣的先進工業國，東北的教育程度卻又差的遠了。

如果不是想要來東北看一看另一種革命的成果，原本他歸國后是準備追隨孫中山的。但是來東北之後，東北對於農業的規劃和工業支持，使得東北的糧食畝產和總產量都在逐年上升，他這才發覺想要發展農業，光修幾條水渠和水庫是不夠的。電力排灌、化肥農藥、機械農具、良種和農業人才，只有在這樣的工業支持下，才會有一個發達的農業。

而且，這場歐洲大戰結束之後，世界將會進入一段和平期。在和平時期，想要發展工業，必然是交通便利的地區最為適合工業投資。事實上，如果我們的國力再強大一些，能夠確保沿海地區的安全，那麼依託長江的長江三角洲和依託珠江的珠江三角洲，才是更加適合發展工業的地區。

「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李儀祉有些疑惑，雖然他來東北之後對於政治理論有所理解，但是他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不感冒，認為研究這些主義還不如多研究些實際的問題，畢竟他的家族也是關中名門，正處於被布爾什維克打擊的對象。

只不過袁世凱當時正病重，政府沒人做主，也沒人願意為了蘇俄得罪協約國，所以這件事就被拖延了下來。不過在共和黨的推動下，外交委員會正力主解除庫達舍夫的外交身份，承認蘇俄政府為俄國的合法政權，和蘇俄政府重新討論兩國的外交關係。

李儀祉有些急切的問道：「為什麼？難道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存在什麼問題嗎？」

不過他很快就調整了自己的思路，先是揮手讓周邊的人離開一些距離，這才對著李儀祉說道：「我能夠理解你和一部分同志的心情，但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有著其自身的邏輯，我們也可以把它描述為一種客觀運行的規律，違背了這種規律必然是要受到懲罰的。」

結束了李儀祉的問題之後，吳川繼續了自己的視察之行。不過就在他在豐|滿水電站悠然自得的視察著工程進度的時候，北京這邊的各國外交官們卻已經亂成了一鍋粥，捷克和-圖-書軍團和俄國蘇維埃之間爆發衝突的詳細情報終於傳到了這些外交官的耳中。

吳川自知不是如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這樣精力充沛的天才型領袖，他處理不過來這麼多複雜的公務，因此他需要的不是一個只會舉手的黨中央，而是能夠替自己分擔工作的工作夥伴。在度過了前期的思想不統一階段后，他就開始試圖在黨組織的約束下，把一部分權力分配出去。

當前中國的政治局勢明顯對代表自由俄國的庫達舍夫不利，雖然臨時政府已經為人民委員會給消滅了，但是留在中國的俄國人還享有著沙俄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在華特權，這些人既不願意回國被人民委員會清算，也不願意失去在中國的特權地位，因此鼓動協約國干涉俄國革命恢復臨時政府就是最好的選擇。

哪怕是李儀祉這種學有專長的理科生，歸國之後也是想著要修繕幾條河流，造福中國的農業。畢竟在他遊學歐洲的期間，他發現沒有一個先進的工業國沒有發達的水利設施，而有著發達的水利設施就有著發達的農業。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國，水利事業卻極為荒廢，因此決定投身於中國的水利事業。

不僅僅李儀祉有了這樣的認識，來自關內各省的革命志士也在東北的生活中真切的感受到了什麼叫工業化。他們過去之所以跑來東北，是因為關內的革命陷入了低潮，反動勢力的反撲導致他們不得不離開家鄉。但是隨著袁世凱的去世，革命委員會勢力的擴張，這些革命志士覺得此時再返回家鄉已經有了一定保障，他們就不願在東北繼續安逸的生活，而試圖返回家鄉去繼續促進革命的浪潮了。

以我國落後的農業技術和龐大的人口，這種付出就等於是人為的飢餓。所以，只要沒有迫在眉睫的戰爭威脅，只要我們需要來自資本主義強國的資本和技術設備，那麼我們最好還是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發展工業。從平衡的角度來說，工業不能集中於東北，但是從資本的邏輯來說，工業越是集中，其所帶來的投資成本下降是以倍數計算的。所以，我們不能把這點工業資本當成芝麻撒在大餅上，只能集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