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足以上條件，由「小組選出代表建立區籌備會，至建立區行業工會」。基層工會成立后，立即開展登記會員工作。在登記會員中，逐步的確立一些原則——諸如「廠主不能加入，有股份的職員暫不能加入」、「過去參加過反動組織的不得加入」、「工人或工頭立場不穩，同時與廠主勾結的，暫時不得加入，看他以後的表現再決定其可否加入」等等。
京津一帶的票號投機商人們，當然也不會放過這麼好的牟利機會。他們立刻介入其中，囤積居奇，大量炒作投機銀元、銅元等貴金屬，不僅使得市面上的硬幣流通更為緊張，也令銀元等硬幣價格持續上漲，嚴重影響到了新政府的金融權威和信用。
不過這對社會黨新政府在財力上的積蓄和具體財政政策干預手段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本來光緒年間清廷曾組建過戶部銀行，戶部銀行後來改組為大清銀行，進入民國以後又改稱中國銀行。中國銀行才是法理上的央行，擁有代國家發行鈔票和代理國庫的特權。
北京總工會建立時間很早，早在解放戰爭爆發以前就在北京城區內擁有了一定群眾基礎。解放戰爭期間，北洋政府雖然對工會組織百般鎮壓，但由於北京總工會有所準備，早早轉入地下活動，所以組織人員損失不大。
紅軍進京以後，北京總工會即迅速準備大規模地組織基層www.hetubook.com.com工會活動。但是當時由於各方面的條件還比較差，組織較普遍的基層工會還有幾項困難。
「京師警察廳現在正在準備材料和警力，這事兒不在保密條例之列，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們，等山東的公安部隊一到北京，我們就要在北京各行各業都發起專項反霸活動，這個也是反奸清算運動的一部分。」
交通系從晚清時開始辦理鐵路事務，因為經常接觸借款問題，所以交通系官僚一般都和東交民巷的外交團有比較深的交往。
首都革命時，北京總工會又迅速從地下活動轉為公開活動，組織了一批武工隊保護市民和各大工廠、商鋪，為總工會在北京市面中贏得了極高的聲望。
「除了騾馬霸以外，北京還有菜霸、糞霸……各行各業幾乎都有惡霸勢力把持。」汪愛民又介紹說，「北京總工會跟我們合作，這回就是要狠狠殺一殺這群惡霸的威風。這一仗如果打好，浩海，我想北京市面的治安一定會大為好轉。」
汪愛民冷哼道：「德勝門外關廂的那些馬店，我知道，代客賣牲口嘛，他們是兩頭騙，經常欺騙買賣雙方，從中牟利或者強買強賣。」
鄧瀚和張皮綆都對這些複雜的金融戰缺乏了解，兩人只是面面相覷，對汪愛民那副凝重的樣子心有戚戚。至於他們被樓包偷盜錢財的問題，
和-圖-書汪愛民則告訴了他們一條非常重要的好消息。
按照外界的估計，交通系手上僅是掌握的現金就有一兩千萬元之多，至於其籌措款項的能力，恐怕還要數倍於此數。
此後交行職權範圍不斷擴大，交通系進而染指國家財政，在交通系控制下的交通銀行儼然成為了第二中央銀行和第二財政部。
例如說北京的工商業，尤其是工業並不發達，很難和上海、徐州、天津、廣州這些地方相比，也缺乏大工廠，工人大都分散在私營小廠、小作坊和手工行業、商業等小企業里，很不集中。
「交通銀行許多機構都躲在天津租界裡頭，而且我聽說外交團那邊也在百般庇護梁士詒。唉！」汪愛民嘆道，「咱們紅軍剛剛進京，各方面的政治條件還不允許黨和軍隊直接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梁士詒，而且外交方面，你也清楚，現在新政府很重要一個任務就是和外交團進行修約談判，我想組織上也是出於各方面的考慮，所以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直接使用行政或者暴力手段來對付交通系。」
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只依靠經濟手段來解決銀元風潮。
所以社會黨必須要儘快以紅軍軍票或興閩票等紙幣取代中交票的流通地位，但在社會黨人展開行動以前，京津市面上率先就流傳起了「紅軍將要限制銀元流通」、「紅軍要強行規定一切交易必須使用m.hetubook.com.com興閩票」的謠言，這才導致了北方國民對於興閩票的排斥，並進一步導致銀元貼水價的暴漲。
這就使得交行兌換劵——也就是北京市民所說的「中交票」或「中交鈔」——成為了興閩票最大的競爭對手。
但是交通系控制交通銀行以後，梁士詒很快就為交行同樣爭得了分理國庫、發行鈔票的權力。不僅如此，北洋政府還規定一切完糧納稅和發響的活動，交行兌換劵一律通用。
馬店在名義上雖是騾馬買賣中間人，但實際上包攬、操縱了全部交易過程，使買賣雙方不能直接見面進行正常交易。
而且同為交通系所把持的交通銀行，也有發行鈔票的特權。清末李經楚因為股份關係任交行總理時，不僅經營不善，而且公私不分，最終導致交行被牽連擱淺，不能復振。辛亥革命期間，交行處於癱換狀態，但民國肇造以後，袁世凱很快就任命梁士詒出任交通銀行總理。
這之後工會工作組再積極分子為核心成立工會小組，這些工會小組按行業以街為單位組織起來。在掌握一定積極分子之後，工會工作組幹部就會召開「積極工人座談會」，使積極分子明了「為什麼要組織籌委會」、「籌委會是幹什麼事的組織，和怎樣選出籌委會的委員」，在積極分子有了一定認識之後，在全體工人中傳達，使成立籌委會成為大部分工人的共識，最後通和-圖-書過選舉籌委會委員。
像此前袁世凱辦理善後大借款的時候，就是委任梁士詒和交通系來整理金融。
過去袁世凱通過交通系辦理善後大借款來打內戰，現在北洋軍一敗塗地，袁世凱的政府也徹底瓦解，這筆借款卻還遠遠沒到花完的地步，理應還剩下有數以千萬計的巨款。
通過工作組宣傳，工人對社會黨及相關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后，自然就開始出現積極分子向工作組靠攏。在此基礎上，工會工作組就會對積極分子進行個別的或公開的培養與教育，使他們在工人中樹立威信，在工人中切實起到帶頭作用，使之成為工會工作組的真正的助手。
在幹部和工人有了初步聯繫的基礎上，各區還通過舉辦工人學校對工人進行教育。學習的內容主要包括為什麼要確立「勞資兩利」的方針、「世界是什麼人創造的，為什麼在私營工廠中工人也是主人翁，如何當主人翁」、社會黨黨和工人階級的關係、為什麼要組織工會云云。
直接採用行政或武力手段解決交通系，當然來得爽快。但這對於新政府在北方國民中建立權威和信用。就很不利了。
但是紅軍進京接管中央政權以後，卻發現財政部中無一金之遺，北洋政府剩餘的借款幾乎都被交通系挪用到了租界或者外國，使新政府才一成立就面臨著重大的財政危機。
所謂「自下而上」的組織工會，是指在各個小單和_圖_書位，先搞小組，然後組織分會，再組織總會。工作組首先進行的工作，就是調查各區工廠生產情況，了解勞資雙方思想狀態，然後就是聯繫、教育工人群眾。
馬店代客買賣除取得傭金外，還用種種名目勒索客人，鄧瀚他們遇到的樓包即在此列。樓包經常用黑話矇騙客商和農民，從中恣意敲詐勒索，總之，他們利用一切手段坑蒙拐騙，榨取不義之財。
到這時候條件才算成熟，黨才會開始牽頭在各工廠企業里成立基層工會，登記會員。建立基層工會的條件首先必須有工會的核心人物即「有能夠團結工人，尤其勞動進步的工人積極分子，有了為該行大多數工人所擁護的進步的核心人物」，該行業「超過一半以上的工人參加工會小組」。
馬店在交易過程中吃價、瞞價，甚至低價強買、高價強賣，從中獲得非法暴利。此外，馬店在出賣牲口時，還用種種辦法假造口齒、掩飾病傷，把老、弱、殘、病的牲口冒充健壯出售。
但是由於北京總工會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很快採取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種組織策略并行的辦法，所以基層工會的組織活動非常順利，到現在才不過幾個月的時間，就有了很不錯的群眾基礎，足可以支援公安幹警發起的反霸運動了。
反霸運動不僅是公安幹警將要重拳出擊，而且還將是一項群眾運動，除了警察廳以外，北京總工會也將深度參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