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首詩，一首關於人的詩！或許正因為我是學文學的，我才更看重政治工作。它像文學一樣是美學，是人學，是科學，是一門藝術。我願意為這門綜合性的科學，為這門研究人的藝術貢獻一切。」
不能從一時一事的表現來看，那是表面的，靠不住的。思想解放沒了邊，就變成思想反動。鑽研業務入了迷，就可能走上歧途。積極不積極，主要看對黨的態度！靠攏組織，向黨交心，這才是積極分子的主要標誌。
「不！政治工作和文學工作是相通的。」楊昌明高高興興地說：「文學工作的對象是人，政抬工作的對象也是人。文學工作陶冶人的心靈，使人變得美好起來。政治工作也是淨化人的靈魂，使人變得美好起來。」
出乎意外的是，楊昌明非常愉快地踏上黨的政治工作崗位。他的女友林佩芬——後來成為他的妻子，當時也勸他再考慮考慮。她說：
這與他自己的經歷也許是分不開的。他幼年喪母，父親工作忙，他只得朝夕和繼母相處。雖說吃穿不愁，不打不罵，卻沒有什麼家庭溫暖可言。他有過少年的不慎，有過青年的荒唐。一次一次，都是團組織、黨組織有力的手扶住了他。他在黨的懷抱中成長，他也把對母親的愛獻給了黨。他在高中畢業時申請入了黨。
「嗆采、嗆采，嗆、嗆、采……，前邊又聽得鑼鼓聲聲，圍著一圈兒人，一幫小孩直往裡鑽，大概是耍武術的，要不就是變戲法兒的，再不就是賣跌打損傷的狗皮膏藥的。這鑼鼓聲倒叫楊昌明的頭腦清醒了一點。
在最初的年月裡，楊昌明從hetubook.com.com自己的工作中，品嚐到了別人難以理會的幸福。他不是普渡眾生的神明，但確給人帶來了關懷和溫暖，給人以新的力量。他也把每一個同自己談話的人都當作一面鏡子，從中照見自己、檢查自己、提高自己。他感覺到獲得群眾的信任是一種多麼巨大的快樂，就好像作家的作品得到了讀者的信任一樣。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張維應該是積極分子了。他從五十年代末就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因為有海外關係，哥哥在英國倫敦，一直沒有批准。「文化大革命」中還因此被關了牛棚。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又遞了申請書。開十一大、開五屆人大、開三中全會，每次重要會議過後，他都有書面的或口頭的思想匯報，談感想，談認識，找差距，表決心。每次開會，他都第一個發言，並且都能聯繫自己的思想。這樣一貫的積極分子，確實是很可貴的。可是……張維這人唯唯諾諾，甚免有些卑躬屈膝，在機關裡誰也瞧不上他。他和大家也幾乎沒有什麼往來。他，也像個積極分子嗎？
楊昌明第一次感到，從自己嘴裡說出來的那麼平凡的話竟有那麼不平凡的威力。它撫慰了一個受傷的靈魂，甚至是給予了一個陷在深淵的弱者以生的力量。而這一切僅僅因為他是一個黨的工作者。他感到，黨是聖潔的。它偉大而又平凡，崇高而又親切。黨是溫暖的。它有父親般的嚴厲，也有母親般的愛。黨是透明的。在它的周圍，容不得半點污穢醜行。
怎麼辦？他推著車穿過一段鬧市，又接著朝和_圖_書前走。前邊不遠就是東小街，許明輝的家就住在那邊，還是先去看看老許吧！作了二十年政治工作，他很清楚，現在需要找的人是誰！
誰是積極分子呢？
「誰是積極分子呢？」
這一帶，屬於老城區，路面狹窄，人口集中，加上近來政策放寬，允許擺攤設點，更是人流如潮，擁擠不堪。修鞋的、打掌的、賣花生的、賣瓜子的、賣麻花的、賣魚蝦的、烤白薯的、捏泥人的、耍猴的、舞刀弄棍的、掛著「出口轉內銷」的橫幅牌子推銷滯銷品的、國營零售店推著小車來擴大營業額的，把一條廟前街擠得水洩不通。
楊昌明推著車，走一步，停三停。形形色|色的面孔在他眼前晃動，各種各樣的聲音在他耳邊鼓響。這一派熱鬧景象，倒退三年，不折不扣是一幅「資本主義復辟圖」。現在確實是思想解放了，這些小商小販組成的集市變成了國營經濟有益的補充，變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啊，思想解放是應該的。誰是積極分子呢？
如果按照業務上的成就作標準來衡量，第一個就是許明輝了。他在最近一年多時間裡，發表的文學論著就有十七篇，大都是在北京、上海一些有影響的刊物上發表的。還兩次出席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多次被邀請到兄弟省、市的大專院校去作有關西方當代文學的報告。他家裡的生活條件很差，工資低，住房擠，每天晚上他關在廚房裡，坐一張小板凳，用一個方凳當桌子寫文章，從來沒有怨言，這還不夠積極的？可偏偏就是他，寫了這篇錯誤文章，被趙部長點了名。和*圖*書
這次學習就為這事兒引起的，他連積極分子的邊兒也挨不上呀！
楊昌明推著車，擠出人群。前邊是傢俱市場了。賣沙發的，賣落地燈的，賣大衣櫃的，站立兩廂。楊昌明推著車緩緩而行，只見兩邊大衣櫃的玻璃鏡子裡，都映出了他推車行走的身影。他索性站住了，探身朝鏡子裡端詳著自己。老了，憔悴了，才四十多歲的人，哪來這麼多皺紋？我怎麼變成這樣了？什麼時候變成這樣了？！瞧他，頭髮亂蓬蓬的，後腦殼頂上還翹起一大撮，臉色是黑裡透黃，分明有一層晦氣。當年那個精明強幹的楊昌明哪裡去了？
粉碎「四人幫」以後，重新肯定十七年，他看到了一線希望。然而，很快地，撥亂反正撥到了反右傾，反右派，撥到了他曾經以那樣的虔誠和熱情投入的一次又一次保衛黨的「聖戰」。顛倒再顛倒，否定再否定，他又一次感到政治工作這首詩是多麼深奧，多麼難懂。
然而，美好的時光過去了，過去得那樣急促匆忙。在一次接著一次的政治運動中，批判、鬥爭、政治攻勢、分化瓦解，他都被推到階級鬥爭的第一線，不容分說，不容思考。等到十年動亂開始，這一切都顛倒了。他成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急先鋒」、「黑爪牙」，甚至更難聽的：「幫兇」、「打手」！
如果按照思想解放的標準來衡量的話，當然要數秦童童了。別看她是個老知青，一不懂外文，二不懂文學，憑著她爸是高幹，走後門進了外國文學研究室，她還挺硬氣。小秦什麼話都敢說，什麼問題都敢挑，而且事後證明，她都是正hetubook.com.com確的。三中全會以前，她就敢說毛主席犯了嚴重錯誤。「英明領袖華主席」的標準像還掛在牆上的時候，她就敢撇著嘴說怪話：「哼！又是個人迷信那一套！」她自己進研究室就是「特殊化」之一例，可她反起特殊化來，從來不帶臉紅的。誰誰的女兒批條子上了大學，誰誰家的彩色電視是「試看」黑貨，誰誰的小秘書是誰誰的兒子，她都敢揭老底兒。可是，她除了那兩片嘴滔滔不絕，夠思想解放的標兵，其他可就說不上了。她拿著假條躲在家裡學英文，上班時溜到小放映家看參考電影。這能叫積極分子嗎？
他熱愛黨的工作，全心全意做好這個工作。就在他當選為支部書記的那一年，他第一次以黨支部書記的身份，同一位因為「生活問題」被取消了候補黨員資格的女同學「個別談話」。這種「生活問題」，如果擱在「文化革命」中，或者在今天，也許都不算什麼問題了。可是，那時候黨紀森嚴，一個候補黨員發生這樣的問題，還有什麼資格留在黨的行列裡呢！
「上海新產品，翻領尼龍衫，經久耐用，美觀大方，十六塊八角一件，要買的您快掏錢，晚了可就沒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站在一輛平板三輪車上，雙手高舉著一件紫紅色的樣品，抖摟著，高聲招徠顧客。平板車四周擁滿著看主和買主。看來，這是一個待業青年組織的小百貨店。小伙子笑吟吟地挺會做生意，業務上有一套。
這位女同學和他不同班，平常很少交往。但是，在支部書記面前，她敞開自己的思想，悔恨自己的失足，解剖自己的靈魂，談和_圖_書到了一些也許連她生母也不曾知道的心靈深處的隱秘。她懺悔，她傷心，她覺得「黨不要我了」。
林佩芬被他的熱情所打動，她表示贊同了。
楊昌明推車走出「大廟」門口，心裡還沒譜。
誰是積極分子呢？
當楊昌明以優秀的成績畢業而被留校的時候，他被分配到黨委學生部去工作。老師和同學都惋惜一個很有希望的專業人才不能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連黨委人事部門的負責人，也準備用種種理由，去說服楊昌明服從組織分配。
「不，黨還是對你寄以希望的。」楊昌明說：「希望你改正錯誤，重新回到黨的懷抱裡來。」那女同學先是一怔，隨後，兩行晶瑩的淚水默默地淌了下來。這無聲的眼淚傾訴了她對黨的感激，召回了她失去的希望。
五十年代初，楊昌明還在大學中文系唸書的時候，就是學生黨支部書記了。那時候，他朝氣勃勃，儀表堂堂，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充滿了信心，甚至是充滿了感情的。
楊昌明對政治工作的信念開始動搖了，十分痛苦地開始動搖了。
「你學的是文學，去搞政治，不後悔嗎？」
「瞧你，簡直把政治工作說成一首詩了！」
「算了，歸隊吧，還搞文學去吧！」他的妻子林佩芬勸說著。這一次，他聽從了妻子的勸告，申請調動工作，並如願以償地分配到外國文學研究室。他本來以為可以從此擺脫政治工作的苦惱。然瓦偏偏事與願違，他又一次被選為支部書記。現在偏偏又遇到老許的文章出了毛病，吉子寬又是一個非常認真、非常嚴格的老政工幹部。他再次被置身於政治思想鬥爭的漩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