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楊金河、侯川江幾乎每天夜晚都上街，參入那激動人心的宣傳戰。有一天夜晚，當我主動充當了「等著抓戰鬥隊」宣傳車一名保護者，和其他十來個造反派工人圍護著「等著抓」宣傳車時，讓我們廠裡的一個前「赤衛隊」的人看見了。第二天，廠裡宣傳欄中便出現了一張不點名的大字報，說「我們廠裡有個漏網的湘江風雷頭目，反動本性不思悔改，竟然又明目張膽地去參加什麼『等著抓』戰鬥隊，你就等著吧，會有抓你的一天！」
由於省委的三位書記均已被宣佈為「打倒對象」，這樣，「高司」只能讓剩下的幾位省委書記和一位候補書記來參加未來的「革命委員會」了。
但是，沒過多久，顯然他發現，事態的發展已超出他與省軍區黨委的預計，鎮壓了與軍區唱反調的「湘江風雷」後，地方上的造反派不僅沒有來主動改善與軍區的關係，相反，除「高司」派外，其他造反派對軍區的反感卻越來越大，而軍區欲希望通過「高司」，來強化軍隊與地方群眾組織的融洽友好氛圍的設想，也落了空。因為，「高司」畢竟只是大學生，看來他們還沒有左右局勢的能力，甚至，「高司」與北京的左派大學生紅衛兵「首都三司」、「北航紅旗」都發生了觀點對立，而不能站在一起。
顯然，「等著抓」戰鬥隊的無畏行動以及夜晚大街上的人心所向，鼓舞了各造反組織的頭頭。「首都三司」與「北航紅旗」駐長沙聯絡站也乘著一輛從工廠借來的宣傳車，在「坐牢算什麼……」的悲壯歌聲中駛向了大街。「東方紅總部」的宣傳車也開出來了。長沙市幾家大工廠的造反派，也組裝好宣傳車，參加了這不尋常的夜戰。最令人振奮的是，駐長沙的解放軍工程兵學院的「紅色硬骨頭」造反兵團的宣傳車，也上了街，這些由教員和學員組成的軍事院校造反派，清一色也都是現役軍人。當看到同樣也身著綠軍裝紅帽徽紅領章的「紅色硬骨頭」成員高呼「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真正的左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口號，而與「東方紅總部」宣傳車並肩戰鬥時，我們這些圍觀的造反派，頓時心裡高興得樂開了花，激動得不斷歡呼，慶賀「我們也有解放軍！」
這也許就是年輕人與中、老年人的區別吧，哪怕同樣都是扛著一面造反的紅旗。
另一個消息更鼓舞了造反派：二月份大鬥懷仁堂的幾位老帥均受到了批判，尤其是之中嚴厲地批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中央並給老帥們的那次行動定了一個「二月逆流」的性質，北京街頭，「堅決反擊二月逆流！」「打倒二月逆流的急先鋒譚震林！」等大標語已鋪天蓋地。……
對此，我很憤怒，本想馬上寫張大字報攻擊一下那個前「赤衛隊」成員，但，楊金河勸我不必同那個人計較，說「誰笑得最後，誰才笑得最好。」我想亦對，好，我們就等著看吧，看他有沒有能耐而將我抓了去。
當天上午，幾百名中學紅衛兵，舉著各自造反組織的旗號，暗中攜帶著準備好的數百張封條，提著漿糊桶，挾著大捆大捆的白紙，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的毛澤東語錄歌聲中，遊行到《湖南日報》報社大門前，突然停下。
向誰匯報？
自然，在那氣勢洶洶的車輪猛衝過來時，我也曾想到成為車下鬼的可能，剎那的恐怖感，頓然而生的緊張感，均迅速地籠罩過我。但，一切還來不及等我細細思量，事情卻又很快地結束了：停止的不是我的思考，而是逼過來的滾滾汽車輪子。
「一、自即日起，《湖南日報》（還包括有「高司」與「省紅聯」在報社印發的《追窮寇》報）不得出版；
宣傳車上的中學生亦被眼前這情景激動，他們將車停下，也站了出來舉起雙手，不停地鼓掌。
我們「砲聲隆」戰鬥隊不隸屬於社會上的哪個造反組織，因而沒有人通知我們去參加「封報」的行動。但，我一從大街上得知這個消息，便馬上與楊金河商量，決定立即加入支持「封報」的行列。
但到後來，面對大街上成千上萬與省軍區和「高司」唱反調的人潮，軍隊和警察顯然無可奈何了。畢竟，他們不能抓走所有反對他們的人。
這輛簡陋卻裝飾精巧漂亮的宣傳車，是由幾名中學生操持。三輪車上擁有一台小型汽油發電機和一套擴音設備，雖然宣傳車要靠中學生們推著前進，但安裝在車箱板頂上的那個大喇叭發出的聲音，卻震撼了寬闊的五一大街：
我想，還是那個老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乾。我們廠、我們公司的造反派能否取得勝利，一切的一切都在於湖南省長沙市的造反派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我們還得以先參加社會造反活動為主。
然而，我們都毫不猶豫的做了。
此刻，省軍區不能不細心地思考研究《人民日報》文章的目標所指，更不能忽視《人民日報》文章的份量。畢竟，現在是搞文化大革命，中央的「文化」內容，就是下面的行動指南針！
而省軍區與「高司」方面，其組織的「省紅聯」，由於沒有能包括湖南大部分造反組織，特別是沒有包括有代表性的大型的工人造反組織，因而，他們所擬定的「奪權」、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計劃，便始終未能獲得中央的批准。相反，中央文革派來的一些聯絡員，以新華社記者之類名義，卻不停地秘密活躍於各工人造反組織之中，調查瞭解情況，並不斷地向中央文革小組送去報告。與此同時，「首都三司」、「北航紅旗」駐長沙聯絡站的那些紅衛兵，雖然已按中央要求「北京紅衛兵不要再參入各省文革運動而全部撤消所有的駐外地『聯絡站』」的指示，不再設聯絡站了，但他們卻仍有很多紅衛兵在湖南，幫助工人造反派向中央反映情況，或將北京的有利消息迅速轉告湖南的工人造反組織，使工人造反派在與省軍區的較量中，不致犯盲目而孤立的錯誤。
不用去車間上班，我的活動時間就寬裕多了，不必等到夜晚，大白天，我也可以到各造反組織去串聯，瞭解情況，以便組織參加各種造反行動。
這一切，使「高司」與其他工人造反組織更加對立，也使「東方紅總部」為代表的造反派異常憤怒。文革運動在那個階段，武鬥還不是主要鬥爭形式，因而對立和憤怒主要體現在「文攻」上，即大字報標語戰和宣傳車大戰上。
由十幾個造反組織署名的「關於封閉《湖南日報》社的嚴重聲明」貼了出來，那「聲明」也是事先準備好的，在落款處已蓋有圓的、方的十幾個鮮紅的大印。
可是現在，省軍區不能這樣了。
「堅決擁護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處理決定！」
「井岡山紅衛兵」將《湖南日報》封閉後不到一小時，一批批「《湖南日報》封得好！」「堅決支持井岡山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的大標語便刷上了長沙市街頭。一隊隊舉著各自組織名稱旗幟的造反派紛紛朝《湖南日報》社開去。在報社內外一片口號聲、鼓掌聲、甚至還有鞭砲聲音的齊鳴中，成千成萬的人流湧進了報社，衝上報社四層大樓的最高露天平臺，將自己組織的旗幟插上，加入到已插上了的井岡山紅衛兵等幾十個造反組織的紅旗之林中，以示參入對報社和圖書的佔領。
果然，一會兒，兩卡車全副武裝同樣佩著袖章的警察趕來了，顯然，他們是為抓捕「等著抓」這幾個公然宣佈「湘江風雷決不是反動組織」的「反革命」而來的。看到這些警察，我們組成人牆的造反派，非常氣憤，一下子圍住他們，使他們無法下車，面對這洶湧如潮的人群，警察們無可奈何。互相僵持了很久，只到我們估計再抓不到「等著抓」那些紅衛兵了，才慢慢散開去。
後來，在造反派戰勝了省軍區與「高司」派時，長沙的省市「公、檢、法」系統的幹警，遭到了很大的打擊，很多「公、檢、法」人員被打傷，有數名公安警察甚至被人打死。這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中央領導人發出了「徹底砸爛舊公檢法」指示的大局所致；另一方面，則的確是因他們以群眾組織面貌來介入兩派鬥爭，卻又穿著警察的制服、佩著武器來威脅造反派，而導致了造反派群眾對他們的極度反感所致。
不過，這時「高司」派的派別屬性變得複雜了。
但，我不是什麼「反動頭目」，我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的造反派，我要注意什麼！？
因為，前幾天，即四月二日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文章中說：「當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革命小將玩弄陰謀詭計，在革命小將之間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圖分裂革命小將的隊伍，將革命小將引向邪路……全盤否定革命小將的大方向，甚至操縱已垮臺的保守派組織進行翻案活動，把一些革命小將重新打成『反革命』。他們這樣做，就是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就是否定前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對於這股逆流，我們必須堅決回擊，徹底粉碎！」
「高司」及「紅色公安」均無法抓到這受成千上萬工人造反派保護的「等著抓」戰鬥隊。省軍區出動的宣傳車，雖然也不斷發出警告，指責「有人企圖為湘江風雷翻案」，但軍隊這次終究沒有動手來抓人，大概省軍區的龍司令員覺得動用軍隊來對付這幾個還是中學生的紅衛兵，會太損軍隊的形象。
我們還找了黨支部蘇書記要錢，要辦公室。對形勢極為關心的蘇書記，二話沒說，馬上批條子給錢買旗幟、紙墨等，並仍將原「湘江風雷」分隊所用的辦公室撥給我們。看到蘇書記對我們的要求都能給予滿足，楊金河很滿意，笑著對蘇書記說：「老蘇，將來廠裡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們推選你為『三結合』之一的領導幹部，只要你真正支持我們。」蘇書記也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
「東方紅總部」分隊的老工人，打心裡是支持封報的，口裡也為此事大唱讚歌，但始終，沒有將自己組織的旗幟插到報社大樓上去，也沒有正式組織了自己的隊伍去表示聲援。
而有意思的是，省委第一書記卻在此時寫了一張大字報，題為《我對「湘江風雷」的揭發與對我所犯錯誤的檢討》，由「高司」紅衛兵貼了出來。在這張大字報中，省委第一書記居然對「湘江風雷」這樣一個群眾組織的問題，能有「揭發」，還有控訴，控訴「湘江風雷」迫害了他。
龍司令是一個老革命，湖南省茶陵縣人，一九二九年就參加農民赤衛隊，後編入中國工農紅軍，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還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大捷一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幾十年南征北戰，他都沒怯過場，始終敢打敢衝也善防善守。然而，文革一來，他沒轍了，相信他的確不知這場仗該如何打了，因為，在文革運動中，他弄不清敵人在哪兒。
那些敢於公開與這輛宣傳車廣播對抗的幾個人，很快被激憤的造反派轟走，人群中即便還有不同觀點的保守派，也只能被迫保持沉默。
十多名紅衛兵，突然舉起了一支支銅號，「達達達第……」的雄壯進軍號頓時響徹雲霄。
不失時機的「東方紅總部」、「井岡山紅衛兵」等造反派組織立即在長沙市全市發動了一場標語戰，一連串嶄新的標語口號很快刷滿了全城的大街小巷：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自然，這也是文革運動的首要問題。黨中央要軍隊支持左派，命令下得似乎很明確，可誰是左派呀？後來，龍司令稍稍明白了一點，左派應該在造反派之中，因為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是，問題又來了，「湘江風雷」與「高司」可都是造反派呀？然而，他們兩家卻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省軍區應該支持誰？大概，龍司令想來想去，研究的結果是似乎應該支持「高司」紅衛兵，因為他從軍區偵察部門報來的情報資料中分析，「湘江風雷」人員複雜，其組織中什麼人都有，而且那幾個頭頭的來歷與家庭出身也有可疑之處，而「高司」就不同了，全是年輕人大學生，全是紅衛兵，組織人員非常單純，他的頭頭有幾個還是共產黨員；更重要的是，「湘江風雷」那一派，是經常與軍區發生衝突的，甚至在一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他們還來衝擊省軍區，還差一點衝到了軍區作戰室，這可是犯法的大事。「湘江風雷」一派的人說，他們是懷疑省軍區藏有省委的「黑材料」，所以他們要進來搜。他娘的！他們忘記了這是軍隊！軍區豈能由你老百姓來逛來搜？！中央軍委不是也已下達了命令，不能允許群眾組織衝擊軍隊嗎？！可見，這個什麼「湘江風雷」值得懷疑。而「高司」紅衛兵可就好多了，他們造反的幹勁也很大，但是卻只對準省委——本來嘛，走資派只是在地方黨委之中，與我們軍隊沒有什麼關係——從不與軍區發生衝突，而且還主動與軍區保持聯繫。這樣看來，「高司」的確是左派！中央文革在北京支持的左派，不也是蒯大富、韓愛晶那些造反的大學生紅衛兵嘛！而對「湘江風雷」不僅不能支持，相反，還要整整他們的材料，向廣州軍區與中央報告他們的問題。這不，很快中央就下了批示，而且是中央文革小組下的，支持省軍區的觀點，還要軍區對「湘江風雷」與「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採取專政措施，摧垮這兩個反動組織。
「高司」的大學生紅衛兵頭頭們，沒有利用「湘江風雷」垮臺這一於她極有利的時機，來團結統一其他和她曾並肩戰鬥、而此時出現了對抗意識的工人造反組織，相反，她試圖借助這個形勢和省軍區的支持，徹底摧垮「東方紅總部」等造反組織。她擬定了一個得到省軍區首肯的口號：「徹底肅清湘江風雷的流毒！」在這個口號的指導下，她將不情願來、但又不敢違背中央文革指示精神、而勉強來參加批判「湘江風雷」的數萬人大會的「東方紅總部」等十來個工人造反組織，趕出了大會會場，並在大會上暗示，「東方紅總部」等造反組織，就是「湘江風雷的流毒」。她組織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批鬥會，在軍隊士兵的參加下，將「湘江風雷」頭頭們掛牌銬手，並像批鬥「走資派」那樣的遊鬥全城。接著她又組織人員整理「東方紅總部」等幾個造反組織的材料，向省軍區和中央文革反映，希望「東方紅總部」等造反組織，也像「湘江和*圖*書風雷」一樣遭到被摧垮的命運。
造反派如同經過了冬眠一般，都動起來了。
我也是一個幾乎每天夜晚必在大街上的活動分子。我不甘心自己組織的失敗，儘管我不瞭解「湘江風雷」總部頭頭那些人的情況，但，將我們這近百萬人的造反組織說成是「反動組織」，我死也不相信。白天，我有自己的鉗工活要幹，但夜晚，卻是我的希望和快樂：互不相識但卻有著同樣觀點的朋友們，在大街上，碰到一塊，傾吐心中的不滿，發洩積鬱的憤怒，憧憬同樣也可能會突然出現的前途，這一切都令我全身舒暢，並感到自己彷彿一下子充滿了力量。
封報那天我沒有在現場，只是事後聽人描述了頗有些浪漫的那一幕：
這批中學紅衛兵大部分屬於「井岡山紅衛兵」組織。他們的「司令」是一位十九歲的女中學生，姓謝，中共預備黨員，文革之初，卻被她所在中學的黨組織無端打成了「反革命」，於是，她跑到了北京，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時，她有幸被邀請上了天安門城樓，直面毛澤東，告了一次「御狀」，並且，還請毛澤東在她的一個筆記本上簽下了「毛澤東」三個字。這一來，謝「司令」更加成為了一個堅定的造反派紅衛兵，她回長沙後立即組織了這個以中學生為主體的「井岡山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以造反派左翼的形象，活躍於湖南文革的舞臺。後來，不到二十歲的她，還被中央任命為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成員，並做過第一屆省革命委員會的委員。
形勢在向左轉。
當然，也有一些是原來的勞教人員，趁亂而對他們施加了的報復。例如，有一個幾乎全部由原勞教人員與正在勞教期間時逃出來的勞教人員所糾集的組織，叫「長沙青年」，約有上百名成員，其「司令」是一個原被勞教過的年輕扒手。他們趁文革動亂之機，也造起了反，但其造反的重點，卻不在於什麼政治觀點，而只是捕捉報復曾管教過他們的公安警察，也確實打死打傷了一些警察，並趁機搞打砸搶、發橫財。一九六八年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這個「長沙青年」組織的「司令」，被當局予以逮捕，不久即予以槍決了。對於「長沙青年」這類流氓組織，造反派們對其也很惱火，因為其打著的也是造反旗號，卻又「不按政策辦事」，且專門在「造反有利」；因而，造反派們認為這是在敗壞「造反有理」的政治聲譽。所以，對於當局打擊與鎮壓這類組織與人員，也都是持肯定與支持態度。甚至，後來，造反派們自己還聯合成立了一個「治安指揮部」，而這個有半執法權力機構建立的起始初衷，便是為了清剿這類害群之馬。
「首都三司」聯絡站的宣傳車前面，安著一塊寫了「紅色堡壘」的紅色木牌，聯絡站的紅衛兵都是北京的大學生，一口能令人肅然起敬的標準普通話，廣播著一篇又一篇指責「高司」、抨擊省軍區的文章，像炸彈一樣，在人群中激起異常熱烈的反應。他們在與「高司」宣傳車和省軍區出動的宣傳車「對仗」中，顯示出很大的魅力。這一方面是他們北京紅衛兵的身份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圍觀的人們傾向鮮明造成。當「紅色堡壘」領著呼喊「鎮壓造反派，決無好下場！」口號時，應者如雷，而「高司」宣傳車高喊「肅清湘江風雷流毒！」口號時，卻被人群中起哄的聲音蓋住。
我作為一名圍觀者，頓時被這輛宣傳車感動了，甚至激動的淚水都湧出了眼眶。
封閉《湖南日報》社的第二天，即四月八日，省市公安、檢察、法院支持「高司」的保守派組織，卻搞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幾千人的武裝遊行，遊行者一方面戴著群眾組織的紅袖章，一方面又身著警服佩著手槍，舉著紅旗打著橫幅，開著宣傳車，高喊支持「高司」與「封《湖南日報》是反革命行為！」、「堅決鎮壓一切牛鬼蛇神！」等口號，遊行到《湖南日報》社大樓前。對此，造反派方面則也針鋒相對，借歡呼當天的《人民日報》社論《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迅速組織了一次全市大規模的反擊性遊行，依靠人多勢眾，在氣勢上，壓倒了「公檢法」方面的武裝示威。
也許，經過討論、研究，一生戎馬征戰的省軍區首長們只能排除武裝奪回報社的任何方案，而選擇他們並不擅長的戰鬥方式：文攻。即採取一切只靠嘴巴和筆墨紙張、廣播器材為武器的方式。也許，他們不得不佩服：這狗日的造反派，真會選擇時機！要是早一個月敢這麼搞，非把他們全關進監獄不可！
也是一個省軍區！
早已得到通知的報社中的造反派組織「紅色新聞兵」的成員，立即走出辦公室，走出印刷廠車間，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井岡山紅衛兵」的到來，報社的領導和保守組織的人員則一時不知所措。沒有反抗，沒有爭吵，眼睜睜看著紅衛兵用早已蓋好十幾個造反組織大印的封條，將一間間辦公室，一個個印刷廠的車間鎖上門後封死，偶爾有幾個保守組織的幹部，試圖阻止，也均被報社的造反派同事吼開。事情進行得很順利，鬥志高昂的紅衛兵們不用半個小時，便已將整個報社大樓封住，使報社一切工作停止運轉。
我沒有在近處見過省軍區的龍書金司令員。但，從湖南文革當時發展的形勢，可想而知，當時他顯然不能輕易地打這一仗。青海趙永夫的下場，北京老帥們的結局，像濃濃的陰影，沉沉地罩住了他。
《湖南日報》被封的消息，我們廠裡的人都知道了。那陣，不管你關心不關心，只要你稍稍認得幾個字，滿街的大字報大標語，就可以迅速地讓你知道長沙市發生的一切大事。
當時，我覺得自己很有點「英雄」的味兒，也感到了悲壯的衝動。
在公開場合下，蘇書記仍扮演著他不反對也不說支持的角色。而暗中，我們發覺，他關心的仍是「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並經常參加他們的會議。
「高司」派宣傳車無法靠攏「等著抓」宣傳車，手執武器的警察也沒法衝進手挽手的已無畏懼的人群，因此，「高司」派的宣傳便改變策略，他們一方面讓一輛宣傳車開走欲增調力量或者請軍隊來，一方面五、六輛宣傳車同時用更宏亮的聲音播送一首毛主席語錄歌：「凡是錯誤的思想，則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既是干擾也針鋒相對，使「等著抓」宣傳車的廣播被壓住。
我使勁地鼓掌，雙手拍紅了，拍酸了，也不想停下。
二月，時間的吻合！
中午時分，游弋在省報大樓的紅衛兵、造反派，已沒有幾個人了。一則封報已封了幾天，省軍區與「高司」、「省紅聯」都沒有什麼動靜，於是乎，高昂警惕的鬥志已疲了下來。二則，午飯午休之時，本是人去樓空之際。不料，數百名「高司」大學生及支持他們的保守組織人員，卻神不知鬼不覺地衝進了大樓，一下子撕下報社內所有貼的封條，驅趕、毆打那些敢於阻擋他們的中學紅衛兵，並且氣沖沖地跑到大樓頂上，將那數百杆象徵各造反組織的旗幟，一古腦都拔了起來，扔下了大樓。隨著大學生們一陣陣歡呼聲、一杆杆紅旗都倒栽下來，橫躺到m•ｈetubook.ｃoｍ•ｃｏｍ了地上。
不過，「高司」派的這次突襲的勝利，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很快，聞迅而來的造反派又如潮水般湧來，封條又被重新貼上，一杆杆紅旗又被|插上原處。而且，各造反組織決定成立一個「前線指揮部」，組織一批強悍的工人和學生，長期駐守在報社，以抵禦隨時可能來撕封條的「高司」派。
成百上千的像我這樣的造反派工人、幹部、學生立即自動組成一堵厚厚的人牆，擋住了「高司」和「紅色公安」的宣傳車，擋住了那些氣勢洶洶的警察兼保守組織成員，以讓「等著抓戰鬥隊」宣傳車繼續廣播。
對省軍區的舉措，龍司令顯然有過一陣高興。
「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成員則一聲不吭。「歡迎」之舉自然不會有，但，再罵一句「湘江風雷的變種！」我想，此時諒他們也沒有這份膽量了。青海八．一八的事，北京譚震林的事，已通過貼滿大街小巷的大字報，告訴了每一個長沙市人。不論是誰，都能或多或少掂量出那二件表面互不關聯的事的份量。
然而，「高司」派的人員卻不敢久留，要知道，在人數勢力上講，「東方紅總部」、「長沙工人」等工人造反組織，加上原「湘江風雷」人員，是佔據絕對優勢，除了獲得省軍區的支持，否則在動「武」方面，他們不會是贏家。所以，他們在迅速刷出一批「封《湖南日報》是反革命行動！」「牛鬼蛇神翻天，堅決鎮壓！」之類的標語後，便得意洋洋呼著口號凱旋而去。
「打倒湖南省的趙永夫！」
面對如此大事，龍司令無疑會慎重地將問題擺到軍區黨委會上。
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即「湘江風雷」遭到鎮壓後約半個月時，一輛由人力腳踏三輪車裝飾成的宣傳車，突然出現在繁華的五一大街，一下子，成百上千的人流被它所吸引，湧向了它，圍住了它。
有了這個「砲聲隆」戰鬥隊，我們造反便又有了陣地。但這個「造反」，在廠裡已基本無反可造了，至少目前無反可造。對黨支部書記、廠長，在前段造反時，該批的也批了，該鬥的也鬥了，老工人要發洩積憤，也發了不少，「右派」黑材料也沒有了，而奪權，此時又不成熟，起碼「三結合」要軍隊代表，哪兒來？找軍區的人來？打死我們也不會幹。打派仗呢？廠裡這個什麼「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除了背後咒罵我們以外，當面他們已根本不敢說什麼，大字報他們更寫不出水平。然而，他們也並不解散他們的組織，也並不發聲明說同意我們的觀點。相反，他們天天有人上街去看大字報，去為「高司」的宣傳廣播鼓掌。
「向青海八．一八造反派戰友學習！」
我找到蘇書記，說：今天起，我作為「砲聲隆」戰鬥隊的脫產人員，不再上班，請你批准。
廠裡的「東方紅總部」分隊有幾位老工人，則勸我：「你們造反精神強，我們佩服，但，『湘江風雷』打成反動組織是中央文革批的，你們還是要注意點，要策略點咯。」
「聲明」在歷數了《湖南日報》的種種「罪狀」之後，單方面宣佈了幾條規定，其大意是：
不過，軍隊和軍警在那場宣傳戰之初，還是抓去了一些敢於在輿論上抨擊省軍區的造反派。長沙市一中的幾個紅衛兵組成了一個「奪軍權」戰鬥隊，寫傳單貼大字報，嚴厲地指責省軍區司令是「鎮壓造反派」，並號召「奪省軍區走資派的權」，結果，警察衝到學校裡，將這幾個紅衛兵都抓了去，關進了公安局的監獄。這之中，有一個紅衛兵，就是後來成為了國際有名、但於二零零四年辭世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當時，他還叫楊曦光，年僅十八歲。
「誰鎮壓革命造反派，決沒有好下場！」
「老蘇」仍然不失熱情地說：行！行！
「打倒軍內走資派、鎮壓革命造反派的劊子手趙永夫！」
當時，我們廠的權力，在「湘江風雷」被鎮壓後，主要是由廠裡「東方紅總部」組織為主體的「造反派聯合委員會」（「聯委會」）監管，蘇書記雖然在「一月風暴」高潮階段，受過造反派的幾次大會批判，但行政權力卻未完全被剝奪，只是大家不再喊他「書記」，而喚「老蘇」，同時也不再由他單獨掌握，而須由廠「聯委會」監管、副署。
就在「高司」為首的「省紅聯」決定指控省委第一書記、第二書記與省委另一位候補書記為「三家村」，並宣佈堅決予以打倒，然後依照上海奪權經驗，準備一舉奪取湖南省大權之際，不料，原在一月二十二日通過《人民日報》社論發號召，叫造反派奪「走資派」的權的黨中央，卻在二月中旬又修改了這個奪權方針，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一個好範例》、《堅決捍衛「三結合」的正確方針》等一系列《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提出並強調了要由「三結合」方式才能奪權的信息，並且在隨後三月底《紅旗》雜誌第五期社論中，傳來了毛澤東主席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成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這樣，單由群眾組織奪權掌權的夢想必須拋棄，而必須讓原有政權中的部分領導幹部和解放軍的代表參加奪權後的「革命委員會」，並且，群眾組織代表的地位已從為首，降到「三結合」中的第三位。
我們機修廠「東方紅總部」分隊中有不少老工人，則偷偷地勸我，今後再莫去上街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嘛」，面對他們的好心，我報之一笑。
這一來，在湖南文革運動的態勢中，省軍區便不知不覺陷入了某種被動。原本軍隊因為是「支左」，故很受地方上造反派們的歡迎，而都想與軍區拉上關係，使軍隊能支持他們。可是現在，由於急於支持「高司」，而將「湘江風雷」打了下去，結果卻導致湖南大部分造反派，特別是工人造反組織與軍區產生了對立，而且，這種對立，越來越強烈，連「砲轟省軍區！」「油炸龍書金！」這樣明明白白針對軍區的大標語，都已不顧中央「堅決不能衝擊軍隊」的指令，而公開被貼上了街。現在，竟又組織大批人員來封閉《湖南日報》社，不讓出報，說報社自二月以來成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喉舌！」
也是把一個造反組織打成反動組織！
他不反對、不卡壓，但也絕不讚揚我們的要求。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由我多進行社會聯繫，而楊金河則在廠裡主持「砲聲隆」戰鬥隊組織。
雖然，北京懷仁堂發生的鬥爭，與湖南發生的鎮壓，這二件事之間並無直接的聯繫，性質也根本不同，甚至，對湖南造反派組織發出的「專政」指示還來自於中央文革小組，但是，在二月中備受摧壓的湖南造反派們卻馬上抓住了這個時機，在迅速刷出了一批照北京的口號依樣畫葫蘆的標語外，同時，暗中也行動起來，策劃著一場反攻戰。
顯然很為惱怒了的「高司」宣傳車，決定採用「以數量對質量」的戰術，有次調來七、八輛宣傳車，試圖團團圍住這輛「紅色堡壘」。但是，我們這些「紅色堡壘」的支持者卻不會袖手旁觀。當發現「高司hｔtps://ｍ.heｔubooｋ.com.com」宣傳車逼近時，總有一批年輕的工人造反派便會「刷」地一下橫躺在馬路上，組成一道誰也不敢逾越的路障。面對這種壯觀場面，「高司」宣傳車無可奈何只好後退。有一次，我也參入了這種路障的「築構」，看著「高司」宣傳車駛來時，不管三七二十一，橫下心隨著一批青年人往馬路中一躺，靜靜地等候汽車輪子的逼近。終於，「高司」的宣傳車不得不在離我一米遠的地方，停了下來。
但這不和諧的喊聲沒能持續多久，暴風雨般的唏噓聲就將它壓住，接著「打！打！打！打倒保皇派！」的有節奏的口號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破壞革命壞、壞、壞！……」的那首幾乎造反派們人人都會唱的、專門攻擊保守派的歌聲，取代壓住了那少數人微弱的口號聲，迅速成為大街上的主旋律。
就在「高司」派忙於籌備奪權後的「省革命委員會」班子人選的過程中，一連串的消息從北京傳來，卻極大地鼓舞了處於受壓制狀態的工人造反派和其他造反組織：
在那段宣傳戰中，白天是「高司」的天下，論寫標語造輿論，哪個組織也不是「高司」二萬多大學生紅衛兵「秀才」的對手，加之，還有軍區、公安做他們的後盾。而一到晚上，面對陸陸續續從工廠下班後湧上街頭又依靠夜幕掩護的造反派工人，宣傳戰的天平，則明顯偏向了「東方紅總部」等造反派。
人流中有一些人，突然高呼：「打倒湘江風雷的變種！」「堅決鎮壓反革命！」
以不畏死的決心保衛了我們造反派的聲音；
四月七日，經過一番精心策劃與組織，長沙市的造反派終於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攻，而選擇的反攻突破口，是將仍在運行、但卻已只聽命於省軍區的省委機關報《湖南日報》社予以封閉。
廣播的聲音宏亮激昂，抑揚頓挫，使包括我在內的圍觀的人們深覺過癮，或萬分驚異，因為，自「湘江風雷」被摧垮以來，還沒有人敢批評省軍區，敢指責省軍區是「鎮壓造反派」，更沒有人敢說「湘江風雷不是反動組織」。因而，當時這輛宣傳車的廣播，驟使造反的人們得到很大的精神滿足。
我想，誰也不能阻止我要去上街，去呼口號，去鼓掌，去躺在馬路上攔汽車，除非誰能解除罩著我的「湘江風雷反動頭目」的陰影，或者此刻黨中央毛主席又發號召，停止造反，停止文化大革命運動。
經過串連，只有七、八個青年人願意參加。楊金河見遠遠低於他原來的「湘江風雷」分隊人數，便有些急躁不安。我勸他說，不要緊，打頭陣的總是少數人，一旦局面打開，大多數人都會支持我們，跟我們走的。
我想，知道了就好！我就是要讓「保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那些人知道：我們人還在，心不死！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報社的社長、總編們，經歷了大半年文革，故對這類事，並不顯得很慌張。況且，他們也明白，這紅衛兵，這造反派並不是衝他們來的，他們用不著同紅衛兵頂牛，也知道那樣做實際沒有用，何況，當時他們本身還是群眾批判的對象。唯一可做的事，便是向上面匯報、請示。
我說，保守派那些人，都是他培養起來的，剛造反時，他們都死心保他，他怎麼不會對那些人有感情呢？什麼三結合，到時再說吧，現在「八」字還沒一撇哩。
「四人幫」垮臺、文革結束後，「高司」派某些頭頭撿起文革中造反派甩給他們的「保守派」帽子，作為顯示功勛的桂冠頂到了自己頭上，並當成自己在文革中並非反對黨委而「一貫正確」的標誌。然而，後來，清算造反行為的過程，追溯到了文革之初的紅衛兵點火煽風的造反起始階段。終於，這些憑在當年「八．一九事件」中大發造反宣言而登上風雲舞臺的前大學生紅衛兵，也遭到了必然的否定。雖然，「高司」派頭頭們的政治結局，比「湘江風雷」、「東方紅總部」等倒霉的工人造反派頭頭們，固然要好得多，幸運得多，但其政治前途，卻是遠不如那些文革中的逍遙派們紅火的。
「三、何時啟封恢復出報，需我們的同意；
我自行決定，又不去幹那鉗工活了，而專心專意去做「職業造反派」。每個月二十塊錢的學徒工資，不怕廠裡不發給我。
省委書記們今天不是被造反組織搞去批鬥，明天就是被「高司」屬下的組織弄去檢討、請罪，到哪兒去找？找到了，又有什麼用？
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署名，下達了關於對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二月二十三日指揮軍隊向青海「八．一八」造反組織開槍鎮壓，造成三百餘人傷亡的嚴重問題的處理決定。中央的決定中還宣佈恢復被青海省軍區打成「反動組織」的八．一八造反組織。
省委宣傳部？整個省委都癱瘓了，省委宣傳部還管什麼用？何況，省委機關大院內都分成了兩派。
對此，楊金河很惱火，說蘇書記這個人太狡猾，將來搞三結合，恐怕還是不能讓他進去。
宣傳處長希望司令員立即下令。大概，他會想，派出一個營的部隊就夠了，他相信，紅帽徽紅領章綠軍裝的解放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戰勝那些雖也身著褪色軍裝但只佩有紅袖章的紅衛兵，趕走他們，奪回報社。
逆流，性質的吻合！
省軍區司令部宣傳處長便接到了他們打來的電話。
「四、我們立即將此事，向黨中央匯報。」
這「我們」，自然就是參與封報社的這十幾個造反組織。
……
文章還沒廣播完，大街上突然駛來了「高司」派方面的宣傳車，其中有兩輛打著公安局的「紅色公安造反軍」旗號，幾個在橄綠色警服上亦佩戴著紅袖章的警察，居然揮舞著手槍，衝了過來。這些有著雙重身份的警察，最令造反派痛恨。一方面，他們是群眾組織，可以無法無天地任意攻擊其他造反組織；一方面，他們是國家的專政機關，可以莫名其妙地將人送進監獄，如果你反對他們的話。
用骨肉之軀阻住了對方隆隆車輪的進攻；
這時，我看清了宣傳車前那塊被大紅紙裝飾的木板上，是幾個這樣的濃墨大字：「湘江中學紅衛兵等著抓戰鬥隊宣傳車」，其中，「等著抓」三個字特別的大。再看那幾個紅衛兵所佩的紅袖章上，也是「等著抓」三個大字。那幾個中學生，年齡與我不相上下，他們那充滿青春氣息的臉上，卻透出一種莊嚴的神聖感。
終於，省軍區除了向廣州軍區等上級報告情況外，沒有採取其他反擊行動，只是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
怎麼辦？是堅決回擊，甚至再打他幾個「反動組織」，殺殺這些造反派的威風？或者，還是找工人造反派組織做工作，爭取他們？
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份，是文革中的長沙市街頭最為熱鬧的時期。在這期間，既貫穿了互相爭鬥的狂熱派戰，也常常洋溢了最誠摯的友好情感和難以忘懷的自我獻身精神。
見到這種情況，「等著抓戰鬥隊」的紅衛兵卻不急不躁，借助人牆堵住「高司」宣傳車的機會，推著自己的腳踏三輪車，向「高司」宣傳車相反的方向走了，而無法前進的「高司」宣傳車只能眼睜睜看著「等著抓」跑掉。
宣傳處長火速向省軍區司令員作了匯報。
三天之後，「高司」派實在不能容wｗｗ.heｔｕｂoｏｋ.com.com
忍了，讓肆無忌憚的中學生紅衛兵及支持她的造反組織，繼續佔據在省報大樓耀武揚威，實在是個大大的挑戰。
但社長和總編以及臨時掌管了報社大權的保守派組織的頭頭，仍有可以匯報的地方。
我又說：楊金河、侯川江有時需要去參加一些造反會議和活動，因而經常會要請半天、一天的假，請你也同車間打個招呼。
宣傳車的喇叭，開始廣播一篇抨擊省軍區的文章，十多個顯然是造反派的工人，自動在宣傳車四周組成了一道糾察線，以防這人力三輪車改裝的宣傳車被激動的人潮擠壞。
當中央文革的要人們在北京二月的「懷仁堂事件」中，因打擊老帥們而贏了分而洋洋得意之際，當上海的造反派頭頭王洪文、陳阿大們正為躍上了權力寶座而喜悅萬分之時，湖南省長沙市的造反派卻處在了較為艱難的時期，由於「湘江風雷」的被摧垮，使造反組織勢力大大削弱。而「高司」這個紅衛兵老造反派組織不僅站到工人造反派的對立方面，並且她還使原已垮臺的保守組織得以重新復燃並向造反派展開了新的進攻。更為重要的是，歷來受到人民群眾尊重熱愛崇拜的解放軍。卻由省軍區為代表，成為了批判造反派的強大壓力，做了保守派的堅固後盾。因而，在這期間，造反派除了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議活動和頻繁的地下串連活動外，基本沒有能進行公開的大規模有組織的造反行動，從而就更談不上聯合起來去奪省委、省政府的大權了。
「湘江風雷決不是反動組織！」
我們「砲聲隆戰鬥隊」的旗幟，也插上了省報大樓，廠裡有人看見了，於是，廠裡的人也知道了。
「砲聲隆」戰鬥隊，我們推楊金河當隊長。楊推辭，說應由我來當。我說，在機修廠，造反派的頭頭應該是你。楊比較穩健，而我是個活躍分子，不會安份於廠內的事的，一旦有機會，恢復公司系統的「湘江風雷」組織，營救被捕的鍾有新、老易他們，必定少不了我。
無疑，這個青海事件大大震動了湖南省的各種政治力量，包括省軍區和駐湖南省的野戰軍部隊、軍事院校，沒有誰願意做另一個趙永夫。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民軍隊形象也出現了裂縫。這樣，省軍區原擬在奪權建立省革命委員會前，再宣佈幾個造反組織為非法組織的計劃，立即被放棄了，並且對日益威風起來了的造反組織活動，也只好予以容忍。
軍區不能給報社以明白的支持，還要做事的報社總編們就只好按造反派的命令辦事，《湖南日報》封了，就出《新華社電訊》吧，總不能讓報社來個集體放假。
「衝啊！」幾百紅衛兵舉著紅旗、挾著紙墨高呼著向報社大門跑步湧去。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
「老蘇」連忙說：可以，可以。
「高司」的紅衛兵頭頭們仍自稱自己是「造反派」，但他們統率的卻又大都是在骨子裡並不贊成造反的原「紅保軍」、「赤衛隊」舊部成員；他們的鬥爭矛頭依然沒有放過省委，但他們卻又與同情省委的省軍區站在了一條戰線，並號稱自己是「擁軍派」；他們在理論上無疑仍贊同「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方針，但在派別鬥爭中卻又視「東方紅總部」等工人造反組織為死敵。
我們在廠裡貼了一個「成立聲明」，宣佈我們又組織造反了。「東方紅總部」分隊馬上寫大字報，表示「歡迎」。
青海八．一八造反組織在當了一個月的「反動組織」後，又被恢復名譽，重新登上了文革舞臺，這個消息使我高興得很。當即，我找楊金河、侯川江商量，也要重新出山，再組造反隊伍。「湘江風雷」目前一時還不能恢復，我們先不能用這個旗號，根據毛澤東詩詞「黃洋界上砲聲隆，報導敵軍消遁」二句，我們決定組織一個「砲聲隆」戰鬥隊，楊金河說，我們「砲聲隆隆」之時，便是「走資派」、「保守派」們「消遁」之時。對這個名詞，我自然很喜歡。
第二天、第三天夜晚，「等著抓」宣傳車都出現在大街上，毫無畏懼地宣傳自己的觀點。整個長沙市都轟動了，人人都知道了這輛不怕去坐牢的宣傳車，知道了這幾個「等著抓」卻堅持抨擊省軍區的紅衛兵。工人裡的工人造反派互相傳誦，以此互相鼓舞，同時，更多的人在夜晚都湧上了街頭。
《湖南日報》社大樓頂上數百杆飄揚著的紅旗中，又有了一面我們機修廠「砲聲隆戰鬥隊」的旗幟。旗幟插在了那兒，不知會要多久，但我們不能期望它馬上能取回。那樣做，會造成誤會的，別人會以為我們撤回對封報的支持，因此，我們便又重新定做了一杆新旗。
圍觀的人們，起初也都被這輛宣傳車的口號震驚了。一時，人海竟出現了不可思議的寂靜。很快寂靜被打破，人群中發出了掌聲，開始是零零落落，隨即便化成了暴風雨般雷鳴般的掌聲，接踵而來又是驚天動地的歡呼聲。
「二、但每天出一張《新華社電訊》，只刊北京新華社發來的國內外重要消息、新聞；
不過，我還是感謝他們的好心。何況，他們畢竟是我們的長輩，只是不必全聽他們的，而只管走自己的路就是。
造反組織中的工人很多，每當夜幕降臨，大街上便湧淌著由工人組成的人流，流向那一輛輛宣傳車，圍觀或起哄。由於形勢的突然逆轉，失勢的造反組織在二月初那幾天，幾乎沒有自己的宣傳車出現在大街上了，大街上除了是不時荷槍實彈在巡邏的一隊隊軍隊士兵外，就只剩下哇啦哇啦叫個不停的「高司」一派的宣傳車。
因此，工人造反派便開始將「高司」紅衛兵也管叫「保守派」了，將他們與「紅保軍」、「赤衛隊」已等同看待了。雖然，這些大學生紅衛兵曾是長沙市湖南省造反運動的始作俑者與先鋒隊。
我頓時全身熱血沸騰，面對著這些可敬的同齡朋友們，我覺得我也應該做一個巨人。
這一「封」，就「封」了幾個月，《湖南日報》始終出不了。對此，造反派高興，反正每天發《新華社電訊》，國內外大事的新聞不會耽誤，而造反派找到了省報這個突破口，並以此為契機，向省軍區和「高司」派展開了聲勢愈來愈大的反攻。
有人說：那時的你們怎麼會熱衷打什麼「派仗」？從現在的眼光，看你們當時的舉動，的確很像是神經出了毛病。
我想，那麼多人都同時腦子進了水？不能這樣說吧。早些年有一首詩說：「我們應懺悔犯過的錯誤，我們也珍惜有過的追求。」人，總是會有一些精神追求的，不論在什麼時代。
「湘江風雷」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被鎮壓下去後，「高司」的頭頭們便計劃奪取湖南省大權，他們將在「高司」旗幟下聯合、接納的各種大小派別組織，組成為了一個「湖南省紅色造反者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紅聯」），以「高司」為首。其成員中除了極少數工人造反組織外，大部分是原「紅色政權保衛軍」、「赤衛隊」成員重建的組織。另外，在省軍區與各地縣軍隊武裝部的幫助下，他們成功地將原文革前的各級官方組織「貧下中農協會」，也都成建制地接納，組成了「貧下中農造反軍」，從而大大為「高司」派增添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