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定不通知鍾有新和老易，讓他們再休整休整，後天，也讓他們吃一驚。讓那可以想見的宏偉氣勢，補一補他們的精神。
我聽到這個消息後，便趕去觀看。但是，還離軍區大門很遠，就已是人山人海來看熱鬧的人群，使後來者幾乎無法靠近絕食靜坐現場。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好不容易才擠到軍區大門的馬路對面，佔據了一個觀察位置。正在絕食的紅衛兵與造反派工人，都秩序井然地在靜靜坐著，幾千人居然都不說話不吭聲，能聽到的叫喊聲，則都是來自旁邊的圍觀者，或組織絕食活動的工作人員及醫護人員。我想，這是由於參入絕食活動的工人，都是「工聯」組織的產業工人，他們有著良好的守紀律聽指揮的傳統特點，所以，即便在這種場合下，也能做到步調一致，進退有序。如果全部是那些紅衛兵來搞，或由「湘江風雷」這類成員混雜的社會組織來搞這活動，那恐怕搞不了多久，現場就會出現自行其是的事而最終現場會亂成一鍋粥。
有個人喊著我的名字，熱情地走到我跟前，同我握手，我一看，原來是曾找我籌組「湘江風雷財貿戰團」的袁平泰。
但，我們還是照老袁的意見辦，在廠裡，不說「捲西風」的事。
管樂隊就在我們後面，樂曲便時刻能令我們最先振奮。
他說，不能光依賴其他造反組織為我們鳴冤，我們「湘江風雷」的人自己也應該上陣。
而有一位書記，已「亮」在了「高司」派一方。
「高司」現在還在咒罵「湘江風雷」是「湘江瘋狗！」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後便想起了昨天的「戰績」，決定去看看，看那些標語還有沒有。
沒有人反對。也許，大家同我一樣，相信時間的力量，能把鍾有新拉回到支隊長的位置上，我們都覺得，紅色支隊不能沒有他。
「從後天起，『湘江風雷』正式公開打出旗號，恢復活動！」老袁激動地宣佈。
「二．四批示」省軍區沒有能摧垮我們的「湘江風雷」，但，畢竟奪去了我們紅色支隊的支隊長。
鍾有新的一席話，使我第一次領略到了做人的艱難。想不到，一個人，除了要和無數迎面而來的客觀困難鬥爭外，還同時要避開那些看不到摸不著的東西。
我將這幾個月來的形勢，簡要地向他們作介紹。
「高司」早已將二位省委書記與一位候補書記定成了「三家村」，而這個「三家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滔天罪行」的材料，「高司」也將它整理得有板有眼，上送中央，下發廣大群眾，只等中央定性，便大功告成。
我點點頭，同樣的嘆息。
我們將「紅色支隊」擴充為「紅色戰團」。因為「湘江風雷」被中央下文件平反後，很多中間觀望的群眾，都參加了進來，公司下面各基層單位，統統改組為支隊一級。
五月中旬，鍾隊長和老易都被釋放了。
「不用。」老袁搖了搖頭，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說，「我們不要搞基層組織，你們廠裡的戰鬥隊還照舊，只是『捲西風』搞行動時配合一下，為『湘江風雷』翻案，有風險，莫讓太多的人給捲進來。」
有意思的是，這兩位「派性」不同的省委書記，為了表示自己積極支持造反，卻還聯名寫了一張揭發批判自己同僚的大字報，公之於眾。那大字報的題目，就叫《打倒湖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張平化、王延春》，那張、王二人，則分別是省委第一、第二書記。
老袁將擬好的一張標語口號稿唸給我們聽：
大會快結束時，我對楊金河說：「老楊，這『砲聲隆』旗幟就請你扛著……」
「工聯」的第一號頭頭叫胡勇，湖南省湘潭縣人，長沙汽車電器廠工人，中專文化，時年三十一歲。文革初，因為他曾遊行支持了湖南大學紅衛兵的「八．一九」事件，結果被廠黨委打成了「反革命」、進行隔離審查，後來，他便奮而造反，與幾個夥伴一起，組織了廠裡的「造反有理總隊」，並積極參入社會活動。在二月份「湘江風雷」被省軍區鎮壓後，他便串連長沙市一些大工廠的造反派頭頭，聯合而組成了這個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工聯」造反組織。
數十萬人一下子聚集到一個旗幟下，頓時，「工聯」成為了長沙市最有力量的造反組織，她與「東方紅總部」、「井岡山紅衛兵」、「中學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等造反組織一起，不時便組織動則數萬、十多萬人參加的大示威大遊行和集會，鬥爭的矛頭不僅對著「高司」派，更指向了省軍區，「揪出湖南省的趙永夫！」「砲轟省軍區！」的大標語，甚至刷到了軍區的大門。
同時，在長沙市為「湘江風雷」翻案的活動，也一步一步展開起來。
那是一張我與其他六位朋友托著「湘江風雷」大旗的照片，照片上，我正傻乎乎似地笑著。
「因此，我想來想去，只有不當『湘江風雷』的頭頭，免得既害了你們大家，也害了我自己，那個牢，可不是人坐的哩！我一輩子也不想再進去二回了！還有，也莫害我那九泉之下的父親。唉！」
「工聯」為代表的造反派，雖然還沒有時間認真去整哪位省委書記的「反黨材料」，但，她不想被「高司」攻擊為「保皇派」，便也將省委的第一、二書記涼在了一旁。
中央決定召見湖南省的省委和省軍區領導與兩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到北京去，當面進一步瞭解情況，以便中央作最後的決定。
「那你的運氣好！」他卻笑著為我慶幸說，「那天晚上我要不睡在辦公室就好了，不然，我也可免受這場牢獄之災。」
我很佩服老袁的分析水平。
他搖了搖頭，說：「咯件事請你們大家諒解諒解我。我想，無論什麼時候，你，老易他們都不會來整我的『駝子』（長沙方言：整人的意思），我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但，其他人呢？那就難講了，只要我在『湘江風雷』一天，就難保公司『工聯』的那批人中不會有人想找我的渣子。前段鎮壓『湘江風雷』時，他們中有些人對抓我，還是蠻幸災樂禍的哩！因此，我想，現在退出文化大革命，又辦不到，總得還要尋找一個躲雨的地方。咯樣，我覺得不如到『工聯』裡面去，當一個『兵拐子』，這總會清靜下來，冒（沒有）得為搞我而去挖我祖墳的價值了吧！」
無疑，他們不敢抓我，連在他們的意念中，也不敢來抓我。因為，此時此刻，周圍的人都在興奮的呼口號，這兩個緘口不語的人，似乎感到威脅。
「我們應該也帶一面寫了『湘江風雷』的旗幟來。」侯川江很有些懊悔。
其實，文革中，沒有誰敢與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中央文革較勁，我們社會底層的造反派更沒這個能耐。中央的「二．四批示」之所以後來能被否決，應該說是因當時湖南造反派的影響，已強大到使中央高層不能不認真關注其實際情況、並做出最有利於實質維持文革路線的舉措了。
是精力不行、身體也不太好，幹不了了？
正在獄中的「湘江風雷」一號領導人葉衛東，也是應中央召見之列。出獄的第二天，他就乘上了赴京的火車。隨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團一道，接受中央首長的召見。這位本是中學教師的造反派頭頭，坐了四個月牢，原以為此生完了，不料形勢來了個大逆轉，他由階下囚，一下子變為黨中央邀請的貴客，從地獄上了天堂。
「同意！」商業廳的老羅首先表了態。
大砲竹、小砲竹、電光砲……一齊響起來，頓時震耳欲聾，硝煙彌漫。
老袁是一個有見識的人。人若昏昏糊糊過，比人大十歲二十歲，或比人小十歲二十歲，彷彿都無所謂，感覺差不多。但真正要幹點事，有時，大你幾歲，那幾歲可就是一個大大的差距，這在文革中，尤可體現。分析事情看問題，水平就要高你一大截。如那個「井岡山紅衛兵」的謝司令，就僅比我大二歲，還是個女學生，可是，聽她那雄辯的演說和-圖-書，看那有板有眼的指揮員神氣，我就覺得，自己恐怕一輩子也追不上她。
老袁微笑著坐在旗幟下面。
大概，軍區、「高司」一派，也都明白了此時的形勢，深知此時的棋子，不能隨便走的。
我高興極了，連忙去看他們，並通知了原紅色支隊的小李、小羅，約了鍾有新和老易到烈士公園的湖邊茶廳內聚會、暢談。
造反派連中央文革的批示都推倒了，那是怎麼回事？
「你也出來了？」他高興地問我。
如果「高司」一派來衝擊？
「井岡山紅衛兵」，那個聲名赫赫、英姿颯爽的女司令致詞，她代表長沙市各大造反組織，向重登文革舞臺的「湘江風雷」祝賀。
「……」
我們決定組織一個名叫「捲西風」兵團的組織，展開活動。
回到廠裡，我同楊金河說了這事。楊很激昂地說：「不怕！只要是為『湘江風雷』翻案，我們都去。」
我決定，把鍾有新任支隊長一事擱一擱。建議支隊長人選暫缺，由我這個副支隊長暫時主持支隊工作。
接著，也是由中學生紅衛兵領頭，六月中旬，在堂堂省軍區的大門前，舉行了絕食抗議，抗議湘潭地區軍分區鎮壓湘潭「紅造聯」造反派，聲援已開始絕食活動的湘潭造反派，要求省軍區罷免湘潭軍分區司令的職務。幾百名紅衛兵，與隨後跟進參加以示支持紅衛兵的幾千名造反派工人，都靜靜地坐在省軍區大門前，將軍區大門口與在門前的那條馬路，都塞得滿滿的，使那兒變成了一個大會場。時值夏初，天氣已熱，靜坐絕食的人，故不斷有人暈倒，現場的絕食活動指揮部便安排醫護人員將其撤出，換上新的絕食者。其實，這絕食是假，示威才是真。
「還有一件事，」老袁從座位上站起來，對散坐在椅子上、床上、桌子上的我們十幾個人環視了一眼，動了感情地說：「我們『捲西風』兵團，搞了一個多月，為的是使『湘江風雷』重見天日，現在，『湘江風雷』的大旗馬上就可以公開飄揚。因此，我們的任務也已完成，『捲西風』兵團沒有必要再存在下去，所以，我想，我們的『捲西風』兵團可以解散了，從後天起，我們大家都歸隊去，回去組織本單位的『湘江風雷』去！」
終於，中央領導人在經過與湖南省各方面領導人一連串的會見與當面調查之後，作出了撤消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為「湘江風雷」平反，承認「湘江風雷」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決定。
「後天的大會後，就到全市主要街道遊行示威，沿途各造反組織都已準備好了標語、廣播和鞭砲。」老袁說，「我們關鍵的任務是要組織儘量多的『湘江風雷』人員去，那樣才顯得出威風。」
為什麼？
大家都覺得我這個方案不錯，既無誤工作，又照顧了鍾有新的身體。
六月四日上午，我們「砲聲隆」戰鬥隊十來個人一早便趕到了體育廣場。那裡已集聚著不少人，到宣佈大會開始時，已有五、六千人。雖然寬闊的廣場，幾千人隊伍站在裡面，顯得有些空蕩，但那一面面在搖晃的寫了「湘江風雷」字樣的旗幟，卻已使我們激奮得要跳起來。
看到標語能引起這麼多人的觀看，我非常高興，也擠在人群中，假作看標語。實際上，我在欣賞看標語的人們，享受一種只有自己才能體會的樂趣。
我去同侯川江咕嚨了一下。
更出人意外的事發生了。
然而，鍾有新卻苦澀地笑著說：「謝謝大家的厚愛，我確實現在什麼職務都不想擔任，只想好好地休養休養，請各位弟兄，放我一馬。讓我做個『湘江風雷』普通成員算了」。說罷，他站了起來，真還雙手抱拳向我們作揖。
老袁佈置我們來參加這個會時，已傳達了各大造反組織制定的統一應變方案：真的來了軍隊，大會照舊開，如果抓走大會主持人，我們也不要激動，暗中準備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批大會主持人，堅持將這會開下去，也不同解放軍對抗，任他抓人。但大會開完，馬上將這情況派專人上北京匯報。「首都三司」的紅衛兵告訴說，中央文革已在重新研究「批示」問題和湖南省軍區的「支左」工作中的錯誤問題，如省軍區現在還敢抓人，那就將是軍區司令「搬起石頭砸他自己的腳」，只會加速中央文革下定解決湖南省軍區問題的決心。
鍾有新他是敢於帶頭造反，原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雖然他父親是一個小商人，早幾年去世的，但他一直認為自己雖不是硬梆梆的「紅五類」子弟，但卻也不屬反動家庭之列，故基本上能無所畏懼。不料，這次，他因「湘江風雷」問題關進大牢後，審訊他的警察卻對他說，他的父親「也是一個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說是解放前他父親曾參加過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的外圍，「有特嫌問題」，公安人員恐嚇鍾有新說，「你造什麼反？！你想翻天嗎？！」「你父親有特嫌，你現在又來造共產黨的反，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會有什麼後果，不用我們講，你自己也不會不明白！」
「大家同意不同意？」老袁誠摯地望著我們問。
我告訴他，我們支隊的鍾隊長和老易卻還給關在公安局看守所。
他們沒那個能耐！
「沒有證據，光憑一封信檢舉算不了，不怕！」我覺得問題並不嚴重。
我帶了侯川江，擠到主席臺邊，找了老袁。
但老袁笑著說：「莫性急，湘江風雷的旗幟我們遲早要打出去，但現在打，還早了點。一來會搞亂長沙市造反組織的統一行動步子，二來，莫讓省軍區抓辮子，畢竟，二．四批示是中央文革點了頭的。等到中央文革的領導們都清楚知道『湘江風雷』是受壓的造反派時，再公開就可以了。」
老袁繼續唸：
雖然絕食靜坐活動沒能迫使省軍區做出什麼退讓與承諾，但是那三天的絕食示威，已搞得軍區無法正常辦公，因為，大門口堵著幾千造反派，不僅車子、人員無法從此進出，而只能從其他側門出入。而且，面對著造反派這樣公開的挑戰，作為一個省軍區，卻無可奈何，不能反擊，更不能又抓人，而只能忍著。因此，這件事的本身，就已證明在形勢上，軍區已大大的失分了。
我也拼命地跟著喊，跟著叫，只到發覺自己已喊不出聲音，我才罷休。轉過來聽別人喊。聽成千萬的人喊，盡情地享受這「節日」般氣氛的快樂。
做了整整四個月「反動組織」的成員，一百多天的怨氣，終於，遇到了這個發洩的好時機。能不歡呼嗎？
「井岡山紅衛兵」的李「眼鏡」，是個中學生，我的熟人，有天，他把我帶到省人委的一個招待所，說介紹我去「參加一個機密活動。」
我們的「湘江風雷」紅色支隊也在慶賀平反的砲竹聲中宣佈恢復，鍾有新和老易，戴著紅花端端正正地坐在主席臺上，笑眯眯地看著眼前這一切。有時，他們的目光卻又會變得呆滯似的，大概，他們覺得自己是在夢境之中，因為，坐監牢的黑暗日子，離此時並沒有多遠。
當我將「『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組織！」口號中最後一張標語糊在大街邊的建築物高牆上時，圍觀的人驚訝得叫起來：「乖乖，膽子好大！」
我也覺得，只有對將我們「砲聲隆」戰鬥隊全帶去參加，才能有十足的把握，而再叫其他的人去，則說不定。
同是造反派，為何不搞「湘江風雷」，卻投入「工聯」旗下？
遊行隊伍沿著長沙市主要大街行進。沿途有準備的和沒有準備而觀看的人，如林如山。馬路的兩旁都擠滿了熱情、衝動的人群，有的乾脆爬到人行道上的梧桐樹上，坐在樹幹上不停鼓掌、歡呼。
「……」我啞口無言。
大家七嘴八舌，說人員不是問題，可以動員本單位「湘江風雷」的人都去。
對於像老鼠一樣，半夜時分出來刷標語這搞法，我開初心裡總覺得有點「那個」，為何不在大白天堂而皇之來幹呢？和*圖*書
「對！對！」鄒老頭眼睛一亮，高興得連連點頭。
省軍區至今仍口口聲聲在批判「湘江風雷」的「反動頭目」！
最後，他只好悄聲向我吐露了客觀的與內心的真情，否則，他知道，無法擺脫我。
我很高興，大劫之後，老友相逢。
老袁微笑著向我解釋：「我們這些標語火藥味特濃，影響極大，你想，省軍區、『高司』會容忍你存在嗎？說不定，你前面刷，他們跟著就會覆蓋，使我們白費精神，而現在刷上，至少，明天早上，甚至一上午，能保留住，他們來不及覆蓋，那樣，長沙市就會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了。」
當時，只要是造反，什麼公開、秘密的事，我都願幹。
面對我怒氣沖沖的質問，鍾有新好半天不做聲，只是寬容地望著我，而他的臉上，藏不住苦澀的尷尬。
他的態度大大鼓舞了我。
去北京前夕，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華國鋒，終於選擇了支持「工聯」造反派的政治立場，發表了一個觀點鮮明的《堅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的大字報，宣佈支持「工聯」造反派，並指責「高司」派，批評省軍區，然後，以「工聯」派方面的省委領導幹部身份，應|召赴京。
華國鋒與胡勇，畢竟是來自不同階層的人，骨子裡很多觀念是不一樣的，雖說，文革讓他們碰到了一起。
老袁至少比我大十歲，但他和我都似乎不覺得有這個差距。
我覺得，現在開始過「節」了！
長沙各大廠礦的工人造反組織，如長沙汽車電器廠「造反有理總隊」、曙光電子管廠「聯總」、長沙機床廠「３．３１紅色造反團」、紅旗內燃機配件廠「紅總」、建湘瓷廠「紅色造反團」、長沙船舶廠「文革籌委會」、市搬運公司的「六號門」、湖南橡膠廠「造反總隊」、市總工會「東方紅觀察哨」等，都是「工聯」的重要成員。
那陣，他們敢堂堂正正或偷偷摸摸用照像機對著我嗎？！
我們兩人都默默無語了，但，我感到了一種悲壯的氣氛。
過路的人，紛紛駐足，四處一一觀望，顯得非常興奮，像在欣賞一個書法展覽似的。停下來的人群，使廣場顯得陡然縮小了許多。
專案組裡一個人神秘兮兮閃爍其詞地說，是他們那陣當場拍的。
但，未來的「新生紅色政權」省革命委員，是不可缺少「革命領導幹部」代表的，「高司」再不敢打倒剩下的省委書記了，相反，她必須得到至少一名省委書記的支持，否則，即使是人民解放軍省軍區作她的堅強後盾，也只有「二結合」，三缺一。由她組閣的省革委員會就將永遠得不到中央的批准。
夜十二點出發，我們十幾個人推著自行車，帶著紙、墨、漿糊、木梯子這些文化革命的「常規武器」，來到了五一大街廣場處。老袁說，就這兒擺戰場，長沙市的中心，明天看的人多。
也許是坐牢坐垮了身體，我想。
但，今天這個大會的「致敬電」，倒真的是送到了電報局，到沒到老人家案頭上，這就不知道了。
而這種組織方式的改進，以後卻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單位、本系統為主體，實現革命大聯合」的戰略意圖。因而，後來中央在對待「工聯」與「湘江風雷」這兩個造反派組織時，便明顯偏重於重視「工聯」。在中央的「八．十」決定中，「工聯」被稱為「革命左派組織」，而對「湘江風雷」，則是稱之為「革命群眾組織」。
「老袁，這後一條是不是會被軍區抓辮子？」市房地局鄒老頭有些把握不定地問。
我冷笑，我不信。
我四處搜索，尋找可以表達今天的感情和氣氛的東西。
果然，老袁告訴我們，後天，「湘江風雷」的人，都到市體育廣場去開大會，由原「湘江風雷」總部一個姓柳的頭頭主持，柳也是剛出獄不久。
不久，軍區大院的地下造反派傳來了一個信息：腦筋傷透的省軍區龍司令員，這位據說是在長征中最先搶渡瀘定鐵索橋而幸存下來的紅軍勇士，此時產生了一個與工人造反派實行「和平共處」的想法：繼續支持「高司」，但不再排斥佔工人群眾多數的造反組織。
一九六八年國慶節那天，胡勇作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禮，並且被周恩來親自安排，坐於觀禮台第一排座位中間左向，距離正中毛澤東的座位，僅橫隔六個位置。是當時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農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鳳英、王洪文、陳永貴）中，最靠近毛澤東者。因毛澤東聽說胡勇也是他的家鄉（湖南省湘潭縣）人，故在城樓上的休息廳內特別召見了胡，並與胡聊了數分鐘，詢問湖南的文革問題，也問了胡勇個人的情況。後因同在天安門城樓觀禮的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進來了，要見毛澤東，這次談話才可惜被中斷了。但是，全國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榮者，除了後來的王洪文外，恐再無第二人。
大家都楞住了。
「捲西風」兵團第一次活動，就是半夜刷標語。
廣場的四周建築物牆上，都刷上了我們的標語，現在依然牢牢地黏在牆上，顯出一副挑戰的姿態。尤其是那副架著木梯子貼在高牆上的「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組織！」標語，寬闊的白紙、巨大的墨字，格外醒目。
除非他們裝備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蘇聯「克格勃」專用的間諜微型照相機。
有七、八個在大街上溜達的人，看到我們在刷標語，也圍過來看。
在歡天喜地慶祝的同時，「湘江風雷」組織也成建制地恢復起來了，原來被抓被關的「湘江風雷」各級頭頭、頭目，均被胸戴大紅花，坐上專門為他們召開的平反大會主席臺位置，喜滋滋地聽一個又一個的大會發言人，為他們抱不平和歌功頌德。
其他幾位省委書記處書記，一個是湖南地下黨出身的一位老人，還有一位是管政法的，但都患病在身，他們基本不管什麼事，影響也小，故兩派對他們都不太在意。
後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老袁當了一名省革命委員會委員，我也為他高興。
握別時，鍾有新充滿感情地對我說：「老弟，你不用怕，誰也撬不翻你，好好幹，你會幹出個名堂的！做老兄的我，盡可能會幫你，會為你燒香的。」
熱淚湧出來了，我不時地揮舞著我們「砲聲隆」的旗號。
按當時的湖南造反派一號頭頭資格，被中央指定為中共「九大」代表的胡勇，一九六九年四月，本可像王洪文一樣，在中共「九大」上被任命做中共中央委員，而且當時胡勇也確已列在中央擬定的中央委員候選初始名單中。但，大概由於他一則黨齡太短；二則，毛澤東在「九大」中一次會上也發了話：「我那個老鄉（指胡勇），是不是就不要做中央委員了吧？我看，不照顧老鄉為好。」
又是震耳欲聾的鞭砲聲，為我們送行。在管樂隊「我們走在大路上……」這支著名的雄壯樂曲聲中，我們托著大旗，出發了。
四人幫垮臺後，胡勇自然受到清查。先被撤消一切職務，並拘押審查，後於一九八六年由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十五年徒刑（從一九七六年被拘押審查時算起）。刑滿後，已五十五歲，他仍下海辦了一家工廠，也搞過一陣公司，賺了一些錢。後生意不好做了，他就乾脆停業，徹底退出江湖，在家頤養天年，每日或到公園打打太極，或與幾個好友搓搓麻將玩玩撲克，或釣釣魚等，補享天倫之樂。
侯川江一臉都是笑，像雞啄米一樣順從地點頭。
由於長沙市幾十個造反組織的一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吸納了長沙市大部分工人群眾的造反派組織「工聯」的強大支持，加上數萬「湘江風雷」成員，事實上已進行了公開的有組織活動，這樣，是否撤消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使「湘江風雷」恢復名譽，恢復全部組織的問題，便突出地擺在中央首長們的面前。
絕食靜坐搞了三天，就自動停止了。因為，中
和_圖_書央文革來了電話指示，要造反派頭頭做好絕食者的工作，不要絕食了，要「吃好飯、睡好覺，養足精神鬧革命。」為此，「工聯」組織便一聲令下，絕食隊伍就立馬從省軍區大門前一個不留地撤走了。
所謂「茶役人員」，即茶樓酒館飯店旅社中的跑堂夥計、幫工、雇員。本來，這些人都算「無產階級」，是屬「紅五類」的，但這「訓練班」沾了一個軍統特務的邊問題就有點麻煩了。
「定了你去扛？」楊金河有些困惑。
從那以後，鍾有新便退出了造反漩渦，而做為一個旁觀者，較為平靜地渡過了餘下的文革歲月。
既然如此，休息一段時間也應該。
這一類「給毛主席的致敬電」，文化革命中常常要搞，動則就要「電」。一個什麼組織成立啦，一個什麼大會啦，一個什麼紀念活動啦，都少不了發這個「致敬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到電信局去用電報發出去？我也很懷疑，真的大家都「電」去，全國這麼大，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兒豈不會堆成「致敬電」山？因此，輪到我來搞這個「致敬電」時——一年多後我們公司成立革命委員會，按通例也寫了一張「致敬電」——我就沒有去電報局，而是到印刷廠，將「致敬電」印了幾千份，廣為散發，唯獨沒有送給「致敬電」的收電人毛澤東主席。我想，除了少數極重大的事件，恐怕所有的「致敬電」都是像我這樣處理的吧。
我點點頭。
我不到十八歲，老易卻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常委」們的年齡都比我大，但，我獲得了他們的尊重和信任。任何重大問題，他們都願意聽從我的意見，即使大家意見不同，也總是尊重我的決策。
我建議他先當一個名譽支隊長，具體事由我來做，待他覺得身體適應之時，再正式接掌支隊大權。
有了！
我同他們談了「捲西風」的事。
被囚禁了三個多月的鍾有新和老易，臉色白得泛青，不過，眼睛卻依然炯炯有神。
幾千人都歡呼起來。
能不歡呼嗎？
我想，我也太性急了。人家坐了三個月牢，是應該先好好休養才是，到時候，自然大家都會「上」了。
被人家攝了那麼多影，照了那麼多像，但沒有人送一張給我，我也不知找誰去要。曾經有過到一家造反派報紙去要照片的念頭，但很快又忘了，層出不窮的新鮮事，更吸引了我。直到一九七〇年，即二年半後，我被關進單位上專整造反派的「學習班」中時，專案組的人有次為了從精神上徹底打垮我，他們洋洋得意地給我看了一張照片，以證實他們無處不有的精明，並用神氣的口吻對我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幹了些什麼，你看看這照片！你的一舉一動，我們都有鐵證！」
「……」
當然，不可避免，老袁後來作為一個造反派頭頭，也是逃脫不了倒霉的挨整厄運的。
「可是，萬一，萬一又找到了哪個人寫一張證明呢？」鍾有新抬起了頭，問我。
我想，鍾有新的心裡，大概有什麼想法，此時不好問他，待以後慢慢來解開他心中的謎，再說服他繼續擔此「大任」。
老袁很有信心地說：「放心，不用多久，都得放！我們的狀早已告上去了，不怕軍區不放人！」
「有沒有旁證？」我問。
「不怕！」老袁信心十足地說，「中央文革的批示上也沒講『湘江風雷』是反動組織，就算有少數反動頭頭，並不能說這個組織就是反動的。你看，黨中央出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些壞人，還是大頭頭，誰能說誰敢說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不好！」
「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組織！」
也許，這份「電」是發出了。畢竟，一個已被中央文革「批示」摧垮了的組織，要重新活動，若不向中央陳情，不向老人家匯報，或者說，不向老人家打個招呼，那後果，想有多嚴重，它就會有多嚴重。
這句話，頓時使我與客房裡的十來個人處於親切氣氛中。據李眼鏡說，這些人原都是湘江風雷的骨幹，其中有二個人，還是剛從監牢裡出來的。
「我根本冇聽我父親講過有歷史問題的，也從冇聽我父親單位上的領導講過，但，現在公安局的人斬釘截鐵地這麼說，弄得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了。我父親的檔案，我又從來看不到，曉得裡面還裝了些什麼，寫了些什麼咯？」鍾有新顯得很喪氣地訴說。
老袁臉上紅光閃閃，嘴角、眼梢都是笑。我猜，一定有好消息。
省軍區說今天的大會是「非法」的，「高司」說，這是「反革命復辟」「對抗黨中央」。
「那怎麼行呢？」老易望著這位紅色支隊的創始人，慌了，目瞪口呆。鍾有新說，他不好意思來同我講，因此請老易轉告我一下。
然而，長沙市的造反派，此時卻在制定一個會讓龍書金司令尷尬萬分的大膽計劃：要為被摧垮的「湘江風雷」鳴冤叫屈，使其得以平反恢復。
不知是考慮胡勇的黨齡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員，還是毛澤東確不想別人因為討好他，而在他的家鄉問題上做文章。反正，胡勇從此便無緣進入中共中央委員的行列了。
我聽老易一說，頓時火了：「你暫不當支隊長，可以，就是硬不願當隊長了，也好商量，然而你怎麼可以退出呢？！怎麼可以退出這個由你創立並且是由你勸我們參加的組織呢？！」
對此，省軍區顯然無可奈何，像二月份那樣直接出動軍隊去鎮壓的做法，顯然已不再可能。近來，中央文革領導人的講話中、《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所發的輿論中，批評軍隊「壓制了造反派」的內容卻越來越多。而在對待造反派的問題上，駐長沙市的野戰部隊和軍事院校，如解放軍長沙政治幹部學校、解放軍三四一部隊（工程兵學院），與省軍區也已開始有了分歧。幾支由軍事院校組織的調查宣傳隊，進入長沙市幾家大工廠後，居然公開發表聲明，宣佈支持「工聯」造反組織，而拋棄並譴責了那些工廠內黨、團員佔優勢的保守組織。甚至，省軍區大院內，也出現了反對派，以「叢中笑戰鬥隊」的名義，暗暗上街張貼大字報，批評軍區司令員們支持「高司」大學生而排斥抨擊工人造反派的「一邊倒」做法。而且，軍區大院內傳來的消息還說，省軍區譚政委與一名林副政委，也不同意目前這種與工人造反派對立的方針。
這口號真痛快！
「『湘江風雷』是響噹噹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組織！」
對這個主意，我也贊成，那樣多痛快！
接著又響起急驟歡快的熱烈掌聲。
「裡面打不打人？」小李問。小李最害怕的是受刑。有次，他同我講，如果受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樣的刑罰，如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披麻戴孝」撕肉皮等等，他寧願去死，不然，肯定只好當叛徒了。
出獄不到一個月的柳姓頭頭，原「湘江風雷」總部的「常委」之一，今天的大會主席，一個精精瘦瘦的小個子，扯開喉嚨，宣佈：「湖南省『湘江風雷』恢復戰鬥誓師大會，現在開始！」
「你呢？」楊金河不知我要幹什麼。
一路上，鞭砲聲不斷，口號聲不斷，遊行的人和兩旁觀看的人，共同組成了示威的力量。
「那正好，讓我們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君子動口也動手』，他來衝，我們就反衝，他動武，我們也動武。只記住，莫打死了人！若打死了他們的人，那現在對我們會不利，『高司』那幫傢伙會趁機大造輿論，影響中央的態度。」老袁傳達說。
鍾有新做的，比他同老易說的還要遠，他不僅要退出「湘江風雷」，而且，他還要去參加「工聯」。我們公司的「東方紅總部」與「機關幹部造反司令部」的分部等組織，均成建制轉而參加了「工聯」，這樣，公司的造反派就只分為「湘江風雷」與「工聯」兩大支隊伍了。
他每做一件事，都考慮得很細緻，我頓時覺得，老袁，乍一看，也不過是個普通的公司幹部，然而，他和圖書身上真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學習的。
最後，柳姓頭頭宣讀「給毛主席的致敬電」，以示「向偉大領袖傾訴」，說「湘江風雷」戰士對他的無比熱愛，對他的革命路線堅決的擁護。
「我們就是要刺|激省軍區，只要不反中央，不搞打砸搶，他們奈何不了我們！再說，我們組織這個『捲西風』，為的就是先造強烈的輿論印象，好為『湘江風雷』翻案充當急先鋒，當然，口號要提尖銳些，有份量些咯。」老袁激昂地給我們解釋。
「堅決擁護中央文革！」
「難怪會放我們出來。」鍾有新開心地笑著說。
遊行至中山路時，我的確看到路旁看熱鬧的人群中，有兩張熟悉的面孔，是我廠裡原「赤衛隊」的保守派成員，他們沒有跟周圍的群眾喊口號，但臉上非常尷尬。他們一定看見了我，但他們也許認為，我並沒有看見淹沒在人群中的他們。
毛澤東發話後，周總理就讓原廣州軍區司令、時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與其夫人項輝芳到胡勇住處，給胡勇做安撫工作，告知他不再是中央委員候選人的事。
將《湖南日報》封閉後竟然安然無恙的造反派，敏銳地覺察到了形勢已開始變得對自己有利，於是，便威風凜凜乘勢進擊了。
我望著老袁，心裡充滿了對他的敬意。
在「湘江風雷」的問題上，毛澤東主席親自予以過問。他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你們要批什麼東西，應把人家找來瞭解情況，要調查研究」「從這裡得到教訓，未經調查清楚，何必那樣匆匆忙忙根據一面之詞發出二．四批示呢？」
包括我和侯川江，一共七個腰圓膀闊的小夥子。「由你們負責護衛這面大旗。」柳頭頭交待我們說。
「我們廠的『砲聲隆』戰鬥隊全部加入『捲西風』。」我對老袁表態。我想，楊金河他們會同意的。
大會主席臺上，一面有普通旗幟四倍那麼巨大的嶄新紅旗，懸掛在主席臺後牆上，「湘江風雷總司令部」幾個金黃大字熠熠閃光。
他們給我們講了被囚禁後的遭遇。開始，他們都很害怕，誰也沒想到，搞這文化大革命，卻攤上了坐牢的份，並且是「反革命犯」。關進監牢後，心反而定了，因為他們所在的公安局看守所，給關了幾百「湘江風雷」的人。照看守所規矩，同案犯是不能關在同一號子裡的。但，面對幾百個「反革命犯」，看守所遠遠沒有這麼多監房，只好一個監房關十來個「湘江風雷」的人。這樣，大家不會有孤獨感，也沒有了害怕。
有了這個底，我們坦然無畏地參加大會。
長沙市的造反派們獲知此喜訊，歡喜若狂，連連舉行大會慶賀，那幾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標語，響過不停的砲竹，歡樂的遊行隊伍都是表達著同一個心情。
後來，隨著形勢的發展，長沙市的主要產業工人與各系統的工人，包括很多原來屬於「湘江風雷」組織的工人造反組織，也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聯」，使「工聯」成為了統領數十萬工人的、湖南最強大的工人造反組織。
楊金河、侯川江聽說後天「湘江風雷」要公開亮旗，立刻熱血沸騰，恨不得要我馬上就帶他們去參加大會。
「……」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自己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一想起那段我們互相融洽和睦、彼此信任的歲月，我就要深深地感謝老易他們這些年長的父兄輩，是他們培育了我，懂得了應尊重朋友、愛朋友的做人情操。
一位候補書記，則堅定站到「工聯」造反派一邊。
「那好呀！老柳正準備找幾個小夥子來扛這面旗幟。」老袁高興地說。
「那你不當支隊長，是不是當一名『湘江風雷』普通成員呢？」面對他所說的一切，我只有退守了。
「湘江風雷總司令部」代表講話，一個我不熟悉的中年人。
其實，還須我去努力。
幾十名佩著「湘江風雷糾察隊」紅袖章的壯漢，則分別在我們兩旁半米遠的地方，列成長長的兩行，像兩道城牆一樣，護衛著我們這支示威隊伍的「頭部」。我分別打量了一下那些壯漢，猜想，他們不是搬運工人，就是碼頭工人，動武，在他們看來，恐怕比寫大字報容易多了。
我決定去找他鍾有新。
另一位書記，則在思考，在分析，在猶豫不定。
毛澤東說的「老鄉」，並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鄉湘潭縣人。而胡勇就是湘潭縣人。
他坐了牢，可我，沒有。對此，我有些尷尬，連忙向他講述了二月五日的經過，惟恐他會發生誤解。
我不再提要他們像老袁一樣，來參加「捲西風」的活動。
「湖南的趙永夫鎮壓『湘江風雷』廣大革命群眾，決無好下場！」
我心裡更踏實了。
我擔任一把手，不叫司令，叫「戰團政治部主任」，老易當副手，並組成了一個戰團「常委會」，即戰團的領導機構。
掌聲中，我覺得全身熱血在沸騰。
這樣的照片，應該有幾十張、上百張，但我這是第一次看到。
列寧說，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
「沒有，就那一張信箋紙寫的檢舉。」
由港務局一班海員組成的管樂隊，則吹起了毛主席語錄歌曲：「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曲子威武、雄壯，給人很有一種莊嚴感。
我目睹，他倆轉身鑽出了人群，頃刻無影無蹤。
老袁召集這十幾個原「湘江風雷」的成員來，是想搞一個「湘江風雷」的地下組織，專門在長沙市為「湘江風雷」翻案的活動推波助瀾。
「莫過於樂觀，我看，我們每個人能動員十個人去，那就算可以了，當然，你有本事，拉上幾百人去，那更好。只是，目前恐怕還不現實。」老袁朝手舞足蹈的我們潑了一瓢涼水，微笑著說。
鍾有新的臉上卻有些漠然。
「人倒是不打」。老易苦澀地一笑，說，「只是那日子不是人過的。」
老易聽了，連連說好，還不時捋捋袖子，一副摩拳擦掌的樣子。
他告訴我，他是二月五日凌晨，從其單位「湘江風雷」組織辦公室內的床上，被解放軍士兵抓走的。結果，被關進了省公安廳的監獄，過了二個半月的牢獄生活。十天前，被警告一番，才被放了出來。
「『湘江風雷』決不是反動組織！」
我覺得他的話很對。
這一來，剩下的尚未被哪一派宣佈打倒的省委書記們便迅速選擇了自己支持也被其支持的組織，「亮相」表明自己的態度。
鍾有新很有些哀傷，仰天長嘆。
「那我們可以到你父親單位去查一查檔案。」我連忙說，只要查一查，就一切都水落石出。
「你想，只要我還當造反派的頭頭，那就保不定會有人找我的渣子，從我父親檔案袋裡那張檢舉信開刀，到時，說不定，捏都要捏一個人來證明。為了搞垮紅色支隊，就必然搞垮我。為了搞垮我，就必然要把我已去世的父親打成特務，起碼打成特嫌！你不信有這麼嚴重？原來我也不信這個邪，但，你看，這次軍區整『湘江風雷』，向中央匯報時，不就是搞了一些虛虛假假的材料，你說沒有一點根據，也未見得，都還是有一點影子、起因的。例如，說我們『湘江風雷』窩藏了槍支、彈藥，而實際上，是省展覽館的湘江風雷支隊保管的革命鬥爭史展覽品，那些根本打不響的破三八、七九槍，但，軍區就硬是把這批展覽用的破槍，栽到了『湘江風雷』頭上，說是你『湘江風雷』窩藏的，你說他辦到了嗎？不是就搞來了二．四批示嗎？！」
四月中旬，由幾個大工廠的造反組織頭頭串連商議後，長沙市各工廠、公司、商店內原來各自組成的工人造反派組織，以產業工人為主體，自下而上聯合，很快被統一組織起來，成為了一個新的、能有力量左右湖南文革形勢的社會組織：「長沙市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工聯」。「工聯」這種以各工廠造反派組織為成員單位組成的社會htｔps://ｍ•hｅｔｕｂoｏｋ•ｃom•coｍ團體，是吸取了前段組織機構完全社會化、因而人員構成複雜的「湘江風雷」，容易遭致省軍區攻擊為「組織不純」的情況，而自發構建的新型群眾組織形式。
我們不管這些，偏偏要開，還要開出氣勢來！
「我那個號子早一個多月，就放人了，上個星期，從鐵窗外還傳來了造反派的廣播，隱隱約約聽見什麼，『鎮壓造反派，決沒有好下場！』的口號。我就想，只怕外面形勢對我們有利了，不然，坐在牢裡能聽到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對著看守所哇哇叫？」老易興奮地說。
不知誰帶頭，掌聲也摻了進來，先是炒豆子一般，繼則迅速轉變為暴風雨般的雷鳴。
我們走在最前面，又護衛著這面特殊的旗幟，最覺風光，最令人注目。造反派小報的記者們，橫在我們前面不遠，或站在一旁，端著照像機，不停地「喀嚓」「喀嚓」，換了一批又一批，只到遊行結束，前面還有幾個人用鏡頭對準我們和我們托扯的大旗。這情景，好讓我開心得意。
「湘江風雷」問題是罩在長沙市造反派頭上的一塊沉重的陰影。造反派頭頭們都互相告誡：不解決這個問題，說不定「湘江風雷」的昨天，就是自己組織的明天！
我們七個清一色年輕人，分三方托扯著「湘江風雷總司令部」的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這旗幟太大了，沒法用杆子堅著扛，而且，這樣由七個人托扯著，旗幟可以平平全部展開，使老遠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旗幟中的字。
遊行開始了。示威開始了。
「佩服，佩服，兄弟佩服！」有個蓄小鬍子的高個兒青年，朝我翹起他的大姆指，拿腔捏調一半調侃一半誠摯地說。
而中央文革那裡，壓在我們頭上的那個「批示」，並未宣佈撤消。
我不知道，公司裡專案組的人是怎麼弄到這張照片的，結果使他們比我本人還先看到並擁有了這張應該屬於我的照片。
會後，我們「紅色支隊」召開隊委會，擬恢復領導機構。當然，支隊長還得鍾有新來幹，他本就是支隊長，何況又為此坐了幾個月的大牢，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屬。
後來，胡勇被中央指定成了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在文革高潮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由同為省革委會副主任的華國鋒與四十七軍李副政委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本來，當時中共地方黨組織在文革中早已停止活動，入黨的事是根本無從談起。但由於胡勇是一個當時能左右湖南局勢的特殊人物，中央便採取了這樣一個特別措施，讓胡勇這個特別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別黨員。
六月二日，老袁召集我們在「兵團司令部」開會。
按老袁的安排，我們十幾個不同單位的原「湘江風雷」成員，於夜晚十一點到省人委招待所那間房間，即我們的「兵團司令部」集合。「捲西風造反兵團司令部」大印倒是刻了一顆，但全部辦公地點也就這間房，是省人委招待所造反派借給的，老袁同這裡造反派很熟。
中央對湖南省文革問題的決定，形成了一個中央文件，於八月十日下達，並迅速被傳到長沙市，省軍區很快作出了檢討，承認他們打擊「湘江風雷」與反對「工聯」等造反派是「犯了錯誤」。這個檢討被印成傳單，廣為張貼、散發，從此省軍區退出了湖南省文化革命的漩渦。奉中央命令，野戰軍第四十七軍進入湖南省，負責保證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
中央來電，讓那些有可能被群眾組織接受的省委書記向中央首長匯報。
聽鍾有新這樣一說，我頓時楞住了。
我們都為老袁的話震動、感動、激動好半天，沒有一個人吭聲，房間內靜悄悄的。
其實，我清楚地看到了他們，而且，我臉上肯定露出了洋洋得意或耀武揚威的神色，因為，我的心在講話：哼，老子又上街了，又等著抓，而且是托著明擺的「反動組織」旗號，你們敢抓嗎？！
四人幫倒臺後，香港一些報刊說，胡勇是華國鋒的人，將會得到華的保護。
「堅決擁護中央文革小組的正確領導！」
成疊成疊的為「湘江風雷」鳴冤的材料，被送往北京，通過「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轉送給了中央文革。
於是，在省人委的招待所裡，十幾個人組成的「毛澤東主義捲西風造反兵團」便宣告成立，名曰「兵團」，實為小小戰鬥隊。老袁很實在，不讓大家叫他「司令」，「叫老袁就行」，他說，「我先負負責，等『湘江風雷』恢復了，我們的組織便完成任務，大家各自歸隊去。」
頭一條就是這個？老袁停下來解釋說：「鎮壓『湘江風雷』是中央文革的批示，但我們要避開這點，中央文革反不得，只能提軍區搞假匯報欺騙中央。所以，我們的言行千萬注意這點。因此，要寫擁護中央文革這條，不然，省軍區和『高司』又會抓辮子，說我們為『湘江風雷』翻案是反對中央文革。寫上這條，就堵了他們的口。」
有個像水手一樣穿海魂衫的青年人提議，不要搞什麼「捲西風」，乾脆就直接打出「湘江風雷」的旗幟，叫「湘江風雷地下游擊隊」，震一震省軍區和「高司」。
幾天之後，鍾有新找了老易，說他要退出「湘江風雷」。
「查了！我問了我父親單位一位政治辦公室的造反派幹部，同我很熟，他偷偷查了，並告訴我說，裡面有一張信，還是五五年『肅反』運動時寫的，說我父親好像參加過一個什麼茶役人員訓練班，辦班人是個軍統特務……」
實際上，這是局外人的觀察有誤。因為，自一九七〇年起，華國鋒就從未對胡勇施澤過什麼恩惠，更談不上在四人幫垮臺後指示要寬待胡。如果，當時已是中央主席的華國鋒真想保一保胡勇，那麼雖說職務不能不撤，黨籍也許難保，但坐牢判刑的事，則還是能讓胡勇免了的。然而，什麼都沒有做，什麼都沒能免除。
「我去扛那面大旗。」我指著主席臺上懸著的「湘江風雷總司令部」旗幟說。
主席臺一側，響起了鞭砲聲。
聽到這消息，我們不由得鼓起掌來，老袁也跟著拍手。
歷史，此時卻選擇了這位省委書記——華國鋒。
儘管天氣已開始熱起來了，夜晚十二點後，大街上走著的行人，畢竟不多了。因而，寬闊的廣場，顯得格外空蕩。
不料，鍾有新卻搖著頭謝辭。
中共湖南省委的第一、二把手，均被兩派列為了打倒或靠邊站的對象。
放著「湘江風雷」組織的頭頭不當，卻甘願去做「工聯」的小兵，這究竟是為什麼？！
老袁說，各個造反組織已開聯席會議商量決定了這件事，一致認為，在不斷向中央反映情況後，讓「湘江風雷」公開活動的時候到了。這樣，既可以向省軍區和「高司」派示威，也可以讓中央知道湖南文革運動中的這個既成事實。
老袁後來遇到我時，說過這件事。
「還是小心一點好。」他說。
「向湘江風雷的戰友學習！」
鍾有新發表了退出「湘江風雷」並加入「工聯」的聲明，引起了公司各類人物的種種猜測和驚訝。儘管，我已明白了個中一切原因，但對此，心裡仍有幾絲苦澀。
大會安然無恙，圓滿結束，解放軍士兵沒有來干涉，「高司」一派的人也沒有來衝擊。對這兩種情況的出現，我們都有思想準備。
在招待所二樓的一間客房裡，李眼鏡把我介紹給已在客房裡的人，指著我說：「他也是『湘江風雷』的鐵桿分子！」
「同意！」「贊成！」「要得！」一片歡叫。
而我，卻依然懵懵懂懂地在繼續朝前衝。
因而，最後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的湖南工人造反派頭頭，就換了「工聯」二號頭頭唐忠富（長沙曙光電子管廠工人，在文革前就已是中共黨員，一九六八年被任命為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而已高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勇從此便與中委資格無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