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搶的槍，一下子使我們總部幾十個人全部真正武裝起來了，有步槍、輕機槍和十幾箱新嶄嶄的子彈，每個人都領到了一枝槍，大家歡天喜地，像小孩子過年得了壓歲錢一樣高興。唯獨海司令和幾個已成為他的副手的頭頭，並不十他滿意。海司令在命令我們將那些墨綠色木箱全撬開後，發現全都是子彈，便失望地咕嚨道：「他媽的，沒有一枝手槍。」

在六月四日，「湘江風雷」舉行公開恢復活動示威遊行之後兩天，長沙市中心地區的原中蘇友好館大樓，便發生了一場流血武鬥。最初，「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高司」總部便設在哪兒，後因形勢發生了不利於他們的逆轉跡象，「高司」便將總部搬遷到湘江西岸的大學區去了，而將這兒改為了他們的一個大宣傳站。六月六日凌晨起，圍繞著這個宣傳站的激烈「文鬥」，演變成了血腥的武鬥，以「工聯」方面下屬組織「六號門」為主體的造反派及圍觀群眾，開始發動了對「高司」宣傳站的進攻，力圖奪取「高司」的這個據點。「六號門」全是由市搬運公司的青年工人組成，身強力壯，論打起架來沒有人不怕他們，因此，後來，他們也成了「工聯」及造反派中的一支頗有名聲的準專業武鬥力量。「六號門」發動的原本只想奪取「高司」宣傳站的進攻，但很快便失控而演變成了一種血腥的暴行，並導致了幾名「高司」大學生與一個造反派中學生被打死及打傷的慘案。後來，雖然「六號門」的頭頭多次爭辯說，他們並沒有想要打死人，也沒有打死人，他們只是想將「高司」宣傳站從中蘇友好館那兒趕走。然而，武鬥之火一點燃，後面的事便不是由始作俑者可以控制得了啦。

「部長」們都任命妥當，我們就召開「縱隊司令部」會議，實際也就是我們七個人，準備商量隊伍擴大後，我們將幹些什麼。

「我們也都去總部？」我卻覺得眼中一亮，連忙問。

出獄後，譚海清便以開飯店謀生。但因其太講江湖義氣，結果，各路朋友常來吃飯，卻不付現錢，欠著，最多打個白條，所以最終，只能虧本關門了事。之後，他又開辦過公司經商，才有了些成就。後因病，於一九九七年去世。

當時，「青年近衛軍」是被視為造反派的鐵拳頭，因為，她與「紅色怒火」一樣，也是一個被視為敢於武鬥的組織，只是「紅色怒火」屬於「高司」派，而「青年近衛軍」是站在「工聯」、「湘江風雷」造反派一邊。她的成員清一色是年輕人，組織名稱也很別致，全稱叫「誓死保衛毛主席青年近衛軍」。「誓死」二字，使人聯想到敢於拼命的「敢死隊」。「青年近衛軍」一稱，其實是從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一本著名小說中搬來的。那本小說講述了蘇聯衛國戰爭中一支全由青年人組成抗擊德國兵的敢死隊的故事。很多中國青年，都讀過那本會令人對書中主人公們讚嘆不已的小說。奇怪的是，在當時中蘇關係非常對立緊張的年月，蘇聯已被我們稱為「蘇修」之際，居然會有人移來這樣一個蘇式組織名稱，將它作為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造反派組織的名字，並且一下子獲得青年人的喜愛，而從沒有人想到過要「批判」這顯然不符合潮流的做法。只是到了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湖南省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們時，發現了這個青年造反組織的名稱，她才很氣憤地命令：「什麼青年近衛軍，讓她到蘇聯去吧！」

然而，申自來認識他們，他厲聲朝那夥人中一個矮胖子說：「水寶，幹什麼囉？是老子，你還不認得！」

果真，以後我們每次乘汽車外出「巡邏」，柳條帽鐵梭標「全副武裝」在大街上轉，以威懾「高司」派時，小李只戴柳條帽，從不拿那根可怕的鐵梭標。

「海司令來了，就在下面，你去同他當面講吧！」水寶搖頭晃腦，很有些得意的說，「今天不是看見你申自來，我們可就會要把這個什麼『一縱隊』砸過稀巴爛，外面有些人打著『近碼子』旗號，冒充我們『近碼子』瞎鬧亂搞，海哥很氣憤，下令要砸爛所有咯些王八蛋的牌子。」

他很有些喪氣地說：「海司令不同意我們搞這個『一縱隊』……」

「你們是細伢子，怎麼能玩槍！快把槍放下！」我命令他們。

「海司令」譚海清，不僅沒能進入省革委會，反還因一件涉嫌要他負責的、其組織成員在武鬥中一件虐殺「俘虜」致死命案，在省革委會成立前，即被拘押，先後關了近十年，後判了七年刑（關押十年，卻又只能判七年，對這多關押的三年時間，怎麼說？「海司令」確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過此問題，但別人只能對他笑笑，無言可說，也無交待處理。這也算是有關文革中的一件怪事）。

我們都笑了起來。

臨走之前，我將一張「重要啟事」貼在辦公室門邊牆上。那「啟事」是向我們招收的那些青年人說明，我們因「重要任務」，暫撤離這兒，因此，暫時不能接收他們為「青年近衛軍」了，但，今後有機會通知他們，向他們道歉致意。「啟事」後面落款處，蓋上了「第一縱隊司令部」大印。有了這蓋的印，那些青年人就不會猜測我們是冒充「青年近衛軍」的騙子了，免得我們無端挨人咒罵。

果然，當人們從這杆旗幟上，發現了神出鬼沒行蹤不定的「青年近衛軍」，居然有個「縱隊」公開駐紮在市中心的廣場，都異常驚訝。我把旗幟伸出窗口不到半個小時，窗下很快就聚集著一大群看熱鬧的人，他們望著這杆旗子，不停地指指點點，在議論著什麼，有幾個小夥子，甚至還朝我鼓起掌，並喊著什麼。

矮胖子一見申自來，便哈哈一笑：「是你呀，申自來！原來咯個『第一縱隊』是你搞的呀！」

海司令立即召開總部全體人員緊急會議，並派人去通知已整頓建立好的幾個基層組織負責人來。

然而，到哪裡去找「青年近衛軍」這個也像謎一樣的組織呢？

有位哲人說過：真正的權力，往往會落到那些敢於負責勇於挑擔的人手中。

這些與我差不多年齡大小的青年人歡天喜地，聽完我的佈置後，高高興興地走了。大概，他們也同我早幾天一樣，能找到並參加這長沙市赫赫有名、卻又神秘異常的準軍事青年組織，心中那湧起的高興勁，一定是很濃很濃的。

我一看這陣勢，來者不善，便趕緊站立，靠在一張椅子邊，如有不測，這椅子可做武器。

「才把杆子『屯』（長沙方言：樹立）起來。」申自來平緩了口氣。

我頓覺鬆了一口氣，承認我們是「青年近衛軍」的人，還讓去總部，這倒是好事了！不讓搞「一縱隊」就不搞吧，到總部還好些。

我點點頭。心想，既然申自來本人不是假「青年近衛軍」成員，那我們也應該不算是假的、冒充的「青年近衛軍」吧。

申自來挺高興，連忙說：「那不敢當，不過，到總部，我們還是可以抱成一團的。」

文革後，在一九八九的那場風波開初，與一九九九年抗議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的遊行示威者中，也都發生過有一些青年人無端砸毀商店、放火焚燒汽車之類激烈卻違法的舉動。幸好當時產生並「允許」這類事情發生的思維背景時間很短，才沒有導致出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暴行的產生。

我將準備去參加「青年近衛軍」的意圖，告訴了正在忙於恢復「湘江風雷」組織事務的老易和楊金河等人。

「劉伢子，這一下你那『糾察部長』真的完蛋了。」我笑著調侃小www.hetubook.com.com劉。

我搖搖頭：「難說。」

小劉問我：「這『一縱隊』會不會讓搞？」

「海司令」是「青年近衛軍」的一號首領，我在此前雖未見過他，但，久聞其赫赫大名。

不去「青年近衛軍」總部，而只是在申自來手下加入，我很有些失望，看著申自來，好半天沒有吭聲。

會上，海司令宣佈了一個搶槍計劃。

我沒有丟下它，心想，嚇一嚇對方，這傢伙還可以，真用它去對付人，那只怕我也沒有那膽量。

那場被雙方都稱之為「六．六慘案」的武鬥事件，是長沙市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最慘烈的一次。長沙市的武鬥，真打死了人，也是從這兒開始。

「近碼子」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口頭語，專指「青年近衛軍」。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一批領導人接見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團，指責批判持激進觀點的造反組織湖南「省無聯」時，那位說話歷來隨意性很大的「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領導人說話時，插|進一句沒頭沒尾的話：「還有什麼青年近衛軍，讓它到蘇聯去吧！」

然而，申自來卻說：「我是總部海司令派來，專門負責籌建『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的。海司令要我這個『第一縱隊』公開組織和打出旗幟，以擴大我們『青年近衛軍』的威望。因此，你們就不必去總部了，而直接同我一起組織這個『第一縱隊』吧」。

「要我們清理好東西，一起撤回總部去。」申自來繼續無精打采地說：「好不容易，拉起了這支人馬，卻又要收歸總部，他媽的，海哥不知聽了哪個王八蛋的餿主意！」

能弄一支槍來玩玩，不論什麼想法，反正大家都很興奮。

我說，公司裡「湘江風雷」的事，就拜託你們各位了，但，你們需要我時，我會隨時回來。

第二天早晨，我們「青年近衛軍」幾百名青年人，便分乘汽車，一批又一批湧進了解放軍政幹校。在政幹校內穿軍裝的造反派悄悄指引下，砸開那座武器倉庫鐵門上的鎖，衝了進去，然後將那長的方的墨綠色木箱，都一一抬了出來，迅速裝上汽車，一車一車地運出幹校，駛往自己組織的駐地。

侯川江、小李他們卻沒有要步槍，他們都弄了枝五六式衝鋒槍，認為衝鋒槍一扣板機，便可像機槍一樣連發射擊，過癮些。然而，我嫌當時的衝鋒槍上還不能裝刺刀（後來的五六式衝鋒槍才有刺刀），缺少一種寒光閃閃的凜凜威風。二月四日夜晚，軍隊抓「湘江風雷」的人時，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士兵手中步槍上打開的雪白刺刀。想不到，自那以後只幾個月時光，我手裡也端上了這樣一枝閃亮的帶刺刀的鋼槍。

「我並不希圖『青近』能發展多少多少人，只要求『青近』組織人員比較純潔些，總部能掌握統一行動，而不能允許下面的人自行其是亂搞。『青近』人少一些，還好些，免得那幫王八蛋敗壞我們好不容易掙來的榮譽。」海司令很有些激憤的對我們說。

對此，我們早有考慮，不然，我不會放棄單位造反派頭頭的身份來加入「青年近衛軍」。「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這一條毛澤東主席的語錄，不僅被當時的人們背得滾瓜爛熟，而且，很多青年人真的確也將它溶化在自己頭腦中。那時，打心底裡都確確實實認為，我們造反，我們參加武鬥，都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國家不變顏色，不變修正主義，是為了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保衛人民的利益。現在，有的青年朋友對我們那時玩命的舉動評價說：「你們那時真有蠻蠢，連自己的命都願意去送！」確實，那時，我們是有股蠢勁，但那蠢勁真的不是為了個人，而真是為了一種理想，一種已被扭曲了的「烏托邦」。

那些造反派頭頭當著門口那些廠裡人的面，便仍裝出堅持不同意我們「借」槍的樣子，無力的爭辯。

一九六七年夏天，武鬥開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場戲，武鬥的形式也逐步升級，拳打腳踢的武鬥演變成了梭標棍棒的衝突，再升級為真刀真槍的戰鬥。到了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的夫人、中央文革領導人江青，號召造反派「不要天真爛漫」，而要「文攻武衛」後，長沙市的武鬥幾乎已成為坦克大砲齊上陣的現代化戰爭了。

那張已揉得儘是皺折了的白紙上，確實寫著：

申自來對我說：「不要緊，海司令來了，我下去見他一下，把我們的情況向他匯報，他會同意我們搞『一縱隊』的。」

「海司令怎麼會不曉得囉？」申自來急辯。

實際上，這個「青年近衛軍」，是當時湖南造反派組織中以「武衛」即武鬥見長的青年突擊隊、敢死隊，是一個強大的造反派準專業武鬥組織。因而，外人對她的活動，常常不能知曉。

他得知我準備去參加「青年近衛軍」，便很熱情親切地與我握手，高興地連連說：「歡迎！歡迎！」

這情景，使我很開心，很自豪。

申自來和我自然都很高興，我連忙給他們每人發一張我事先油印好的表格，讓他們填寫自己個人的情況，然後，告訴他們，要他們回去準備準備，有單位的，先向單位領導打個招呼，三天之後，全部上這「縱隊司令部」來集合，領取我們發的「脫產調令」，去交給單位，以後，就正式算我們「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的戰士了。

「哼，那算什麼，今後，老子在外面可以拍胸脯說了：兄弟是『青年近衛軍總司令部』派來的囉。」小劉卻樂哈哈地說。

申自來很得意地對我說：「這『司令部』的章子就由我掌握吧，你拿『政治部』的，你是政治部主任，就是政委囉！其他的章子，先鎖在抽屜裡，到時任命幾個人後再說。」

難道我們也屬「冒充」之列？

小劉說：「我從讀書起，到參加工作三、四年了，從冇當過官，連路隊長、小組長都冇試過，好不容易在這個青年近衛軍『一縱隊』，當上了官，還是個糾察部長，可這一下，連官味還沒來得及『韻』（長沙方言：品味），眼看又吹了。」

海司令真像胸有成竹。果然，幾天之後，我們手裡那些日本三八、漢陽七九和蘇式七六二步槍，那些比我們年齡還大得多的破槍，一下子全部被換成了當時最新式的五六式衝鋒槍、步槍、機槍。

「你們是哪裡的？」我端著打開了刺刀的槍厲聲問，但槍口不敢朝他們，儘管已關上了保險，但我總不放心，唯恐槍走火。

我覺得海司令講的道理很對，一個組織應該有它的紀律，而隊伍的發展也要能受到有效的控制，否則，統一行動和紀律就是空話了。

我們總部的人員，則在倉庫的地坪裡，當場撬開那些木箱，取出裡面還封著黃油的槍支，迅速地擦拭乾淨，在兩個幹校的造反派軍人指點幫助下，一一組裝好，便被派往倉庫四周和幹校大門，擔任警戒，以防槍支落入不明身份的人手中。

「我們紅小兵也是造反派，怎麼不能玩槍？」「我們那個同學可以拿，為什麼我們拿不得？」

海司令又同我們談了不贊成搞「第一縱隊」的事。

確實不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組織中，這樣的事比比皆是。

我們幾個人則呆呆地坐在辦公室，靜靜地等候回音，像聽候宣判一樣。

聽說大名鼎鼎的「青年近衛軍」海司令來了，我們幾個為之一振，因為我們很希望目睹一下這位長沙市造反派都崇敬的「英雄」。但，水寶所說的那些，又使我們頭上像澆了一桶涼水。

他只有二十四、五歲，是長沙市建築公和圖書司的一個青年泥水匠，文化大革命前，憑他一手好手藝，曾獲過「優秀建築工人」稱號。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當了造反派，最開初的「青年近衛軍」並不是由他當司令，但經過二．四批示鎮壓「湘江風雷」的那股風暴後，「青年近衛軍」土崩瓦解，幾乎不再存在，那些個原來的司令、副司令們也銷聲匿跡，而他卻堅持將這杆旗幟扛了下來，因而理所當然地被重新推舉為「司令」。

「我們自己來的，我的一個同學拿了一枝槍回去，我們看見了，也就來了。」一個小學生怯生生地答。

然而，大部分的人，不會有這種直接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感受。因而，「六．六慘案」的血腥結果，不是武鬥的終結，相反，在「血債要用血來還！」、「復仇！」等充滿火藥味和瘋狂勁的口號中，「工聯」、「湘江風雷」等造反派與「高司」及保守派雙方，都迅速地加強完備自己武鬥的隊伍和力量。大捆大捆的尖尖的雪亮的鐵梭標，被很快地製造出來；成千成萬頂的本是建築工人用的柳條安全帽，被戴到了武鬥者的頭上；原本整潔漂亮的辦公大樓，被改造得不倫不類：樓梯口堆起了沙包，窗子加上了粗粗的鐵欄杆，門口修建了碉堡似的掩體……

大約是七月十幾號的一天，海司令召集總部全體人員在大樓會議室內，緊閉房門，並派人守在門口不讓外人進入，開了一個秘密會議。

「平白無故戳什麼人，自衛吧！」我自寬自解。

我相信，我的道理說服了老易他們。

我們到「青年近衛軍」總部後，便各領到了一頂柳條安全帽，一根新的鐵梭標。

申自來隨水寶他們下樓，去見海司令申辯。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外號叫劉「迷糊」的人，是「青年近衛軍」的組織部長，或者說，總部一次會上，分了工讓他管組織，並且，總部各類印章，全由他保管。

見到赫赫大名的海司令，我們真有那麼一些激動，因為社會上，早已流傳著不少關於他的傳奇故事，例如，說他有次到北京，在中南海門口，憑一身好武藝，隻身就擊退了十幾個衝擊中南海反對中央文革的北京「聯動」分子；還有故事說，有一次，「紅色怒火」二百多人，襲擊海司令的住地，但海司令無所畏懼，操起二把砌刀，帶領十幾個弟兄，便將「紅色怒火」那些人「殺得」人仰馬翻，大敗而逃。

那些造反派頭頭很高興，一再說：「海司令，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這是你講的，到時候可莫食言囉！」

然而，海司令後來終究還是失控了，「青年近衛軍」還是迅猛的發展了，並大大超出了他意欲掌握的範圍。結果，他終於被他的部下害了：某個基層組織的幾個人，在一次殘酷地拷打兩個武鬥中被「俘」的保守組織成員中，致使之中一個「俘虜」不幸死亡，那幾個凶手為減輕自己將受到的懲罰，將海司令拖入了這個案子，因而，使他為此坐了幾年大牢。

申自來見我們都很高興，他便也有了些笑容。

我這個「縱隊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僅僅當了二天，就完了，有點點遺憾；但，能去「青年近衛軍」總部，卻更高興。

糖果食品廠的造反派頭頭，悄悄地又來到「青年近衛軍」總部，察看被我們搶到手的槍支，心裡無疑是癢癢的，自己單位的武器，自己卻不敢拿去用，只能送給我們，讓我們來耀武揚威。他們有個人熬不住了，便對海司令說：「海哥，這批槍，你們是不是還留一點莫動用，到時候還是讓給我們算了？」

這個組織的名稱，也許會讓讀者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的「青年近衛軍」。但是，文革中的群眾組織都是可以公開活動的，為什麼說這個「青年近衛軍」卻是一個神秘的組織？難道它是只進行地下活動的嗎？

申自來連忙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給我看，並說：「你看看總部給我的委任狀，你就曉得這一切都是真的了。」

這時，負責搶槍的那一路，來了一個人，對易麻哥打了個手勢，易麻哥和我們便都知道他們已全部得手，於是，易麻哥便朝我們一揮手：「撤！」

作為解放軍的一個軍官學校，那兒的造反派軍人為什麼敢於引領我們去搶那兒的軍用倉庫？敢於用真正的現代化軍事武器，將地方造反派武裝起來？當時表面的理由，是他們唯恐「高司」派來搶奪，是派性使然。但是，作為軍人，他再有派性，他也不會忘記軍隊紀律的森嚴，而引領地方的人來搶奪槍械，你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是犯死律的。然而，駐長沙的軍事院校造反派為何能有這天大的膽子呢？

有一個建築公司的朋友，給我介紹來一個「青年近衛軍」的小夥子，叫申自來，二十歲，中等個兒，理著小平頭，臉上卻顯透著英氣。他是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

「海司令不曉得！」水寶趾高氣揚地大聲說。

擴充隊伍，我很贊成，這「青年近衛軍」可不比一般「戰鬥隊」，不是寫幾張大字報、標語就算完事，不管你在標語後面落款為「兵團」也好，「總部」也好，都無所謂，但，真的要動武，那就得實對實了。我們六、七個人，號稱「縱隊」，萬一真的「高司」或「紅色怒火」來幾十百把人，攻打我們這個掛著「縱隊」招牌的組織，把我們當大老虎打，那就慘了。

從理智上，我覺得武鬥不可避免，儘管那些慘死的人，曾使我有些害怕。

我想，我們這個「第一縱隊」，至少要擁有百把人，才名符其實。

果然，這個「吸收新戰士公告」貼出不到半天，下午，就有二十多個青年小夥子找到我們的「縱隊司令部」辦公室來，要求參加青年近衛軍。他們中有學徒工、年輕的技工、中學生，還有二個小學六年級學生。熱情都異常高，態度也非常誠懇。

這使我徹底放了心。

我撬開一個長條形木箱，取出一枝五六式半自動步槍，一個穿四個兜軍裝的解放軍，熱情耐心地教我怎樣擦拭，怎樣拆裝，怎樣使用，並告訴我要記住自己槍支的號碼，以免與他人弄錯，說這是一個軍人對自己武器起碼的愛護和瞭解。我把槍上的黃油全部擦盡後，果然看見槍栓旁及木槍托上均有一個相同的號碼：０４１９４９。這號碼一下子被我記住了，終生不忘，因為這號碼是由兩個特徵組成：０４，是當時的電話詢台號碼，１９４９，則是新中國誕生或我出生的年份。

「青年近衛軍」其實並非在武鬥中產生，她早在「湘江風雷」於二月被摧垮之前，就已存在了，並且是屬於「湘江風雷」一方的盟友組織。鎮壓「湘江風雷」時，因她與「湘江風雷」關係密切，很多「青年近衛軍」戰士，同時擁有本單位「湘江風雷」組織的身份，所以，她在那場大鎮壓中，實際亦被同時摧垮。僅只剩下由二十幾個堅定強硬分子組成的隊伍，撐著這面旗幟。並且，也像「紅色怒火」兵團一樣，成為了一個人員、數目、總部駐地、領導人名稱都不對外公開的秘密組織。由於是清一色的青年人，火氣自然不會小，因此武鬥一開，「青年近衛軍」便顯示了她的特點，成為了一支與「紅色怒火」針鋒相對的近乎專業的武鬥隊伍，長沙市造反派的「鐵拳頭」。

就是這句話，決定了「青年近衛軍」的命運。

我與幾個「青年近衛軍」夥伴被分配到政幹校大門執勤，背著新弄來的步槍，負責不讓不明身份的人進來。但，一車車，一隊隊各工廠造反派湧來後，我們也沒有辦法了。他們都佩著造反派袖章，從道義上我們無法阻止他們，而任何人當時要弄一個袖章戴戴，根本不算回事。所以，我們也只好聽之任之，有造反派袖章的人，都任其進出。

我在處於五一大街廣場的長沙市商業局樓上，不費和-圖-書吹灰之力就弄了一間在二樓而臨街的辦公室。那兒很多造反派的人都認識我，聽說我準備在這兒設一個「青年近衛軍」的縱隊司令部，他們都很高興，馬上熱心地給我騰了間辦公室。大概，他們認為，我們可以在這兒給他們的組織當「保安」了。

申自來自任「第一縱隊」司令，任命我當「縱隊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而我們這個「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全部人馬僅僅是申自來加上我，與我帶來的我們公司的六個青年人。

我望著他，不解。

不料，卻發生了事變。

當時，在其解散宣言中，有這麼幾句口號：「蘇聯不去！山頭不留！繼續緊跟毛主席鬧革命！」

我用墨筆寫了一張「吸收新戰士公告」，並將它貼在了商業局大樓的大門口，申自來說的「徵兵啟事」那名目，我沒用，我覺得我們無權去「徵」人家，而「吸收」一詞倒可能有吸引力。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某日，奉周恩來總理電令，赴武漢參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負責人與省軍區負責人的和好會議，會中，周總理曾對譚開玩笑說：「海司令，如果讓你去擔任湖南省軍區司令，你這個『司令』能不能勝任？」會前喝了不少酒的譚海清，竟醉熏熏地胸脯一拍：「沒有問題！」周總理對譚的回答先是一楞，後又大笑，並指著譚說：「照你現在這模樣，當軍區司令，三天就會倒臺。」

「我……我們是××小學的紅小兵。」小學生被我一吼，緊張得很。

開一紙脫產「調令」，是當時各群眾組織一份並無中央政策規定而自行擁有的特權，各單位領導，不管是「當權派」，還是已掌權了的造反派組織頭頭，只要是來了本派任何大組織開來的「調令」，讓某某人脫產搞運動去，工資照發，都得要買帳，否則，那個組織弄不好就會來一幫人找麻煩。當然，一些無名小組織的「調令」，則不一定有用了；因為，單位上的造反派對其一般是不予理睬的，也不怕那些小組織的人。

之中，有不滿，也有無奈。

我對申自來說：「老兄，到總部，我們還是在你手下當兵。」

「說到做到！」海司令斬釘截鐵地說。

按照事先安排，我們幾十個人乘汽車一衝進那家糖果食品廠，就兵分二路，一路衝到存放武器的倉庫，砸開門鎖，搬槍支彈藥；一路則衝到該廠造反派頭頭的辦公室，用鐵梭標指著早已等候在辦公室裝著在開會的那些造反派人員頭上，大聲喝令他們交出廠裡的槍支，說我們「青年近衛軍」要徵用，那些頭頭假意訴說了一些難處，不同意將武器交我們，我們便開始砸他們辦公室的東西，以示威脅，並故意扯高喉嚨大嗓門，責罵他們不支持「青年近衛軍」，以讓大樓裡所有的人都聽見。

那年武鬥期間，儘管我先後擁有和玩弄過幾枝槍，但這枝０４１９４９號五六式步槍卻始終伴隨著我，直到中央「九五」命令來後，才繳上去。

隊伍眼看就要擴大，我們的「縱隊」領導機構必須趕快健全起來。除「司令」和「政治部」外，組織部和宣傳部是必須馬上設立的，不然，這麼多人一來，就要專人組織管理，並且要開展輿論戰即寫大字報、標語什麼的，根據我的提議，決定小侯任組織部長，小李任宣傳部長，小劉任「糾察部長」。

那後不久的一天，大約是七月二十二號，或二十三號，來了幾個真正的軍人，到總部找海司令，他們是駐長沙市的解放軍政治幹部學校的。這個學校上上下下大部分軍官與教員，都是不同意省軍區的做法，而已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工聯」為代表的造反派。

然而，鐵梭標還沒來得及用，很快就被淘汰了。

譚海清（海司令）為人豪爽，頗講江湖義氣，當然，膽子也不小。由於他領導的「青年近衛軍」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衛」期間，享有盛名，竟然連中央領導都知曉了他的情況。

老易勸我：專心在公司搞「湘江風雷」，莫去參加社會上的「青年近衛軍」，因為，你在公司「湘江風雷」的地位很重要。

公司的「工聯」組織的頭頭們，得知我將去參加「青年近衛軍」，他們也都非常讚賞，有的還當面翹起大拇指，表示欽佩。

「哪個同意你搞咯個什麼『第一縱隊』的？難怪一向冒（沒有）看見你的人影子了」。被稱為「水寶」的矮胖子瞪著眼問。

「紅色怒火」兵團本是由「紅色政權保衛軍」中的堅定分子組成，但他們現在又是支持「高司」的鐵桿分子，在武鬥方面，非常有名氣。尤其是他們不按常規出擊，而是神出鬼沒專門抄砸造反派方面的總部，有幾個組織的總部便被他們光顧過。因此，當時，長沙市的造反派便都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了。然而，這「紅色怒火」兵團到底有多少人？誰是頭頭？總部在哪兒？對於造反派來講，都是謎一樣的問題。因而，免不了出現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情形。各造反組織都互相告誡：如出現了「紅色怒火」的人，請互相支援，以免遭「紅色怒火」的襲擊，造成大損失。

我馬上召集了本公司的侯川江等六個青年工人，準備隨申自來一道，去「青年近衛軍」總部報到。

第二，申自來不知找了哪家刻字店，一下子刻來了一堆木頭圓章，什麼「司令部」、「政治部」、「組織部」、「宣傳部」、「糾察部」等等，應有盡有。

這個「第一縱隊」正式成立後，辦了二件事：

沒有幾天，省軍區、軍分區及一些軍用物資倉庫，都給搶了，一大批武器流入了民間。兩派的鬥爭工具不再是筆墨紙張，而是真正的槍砲了。那一陣，長沙市到處是背著長槍、挎著手槍的老百姓，以湘江河流為界，河東市區是「工聯」、「湘江風雷」造反派的天下，河西學院區則是「高司」派武裝的控制區。此時，真正的軍人、解放軍幹部和戰士，卻反而成了徒手，不能帶槍，以防被搶。

易麻哥見已驚動了大樓裡其他人，便知道這戲已演出了效果，也到了該收場的時候了。他握著一枝梭標，對辦公室內該廠那些造反派頭頭大聲說：「你們不同意，也沒有用，這批槍，我們『青年近衛軍』借定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由我們歸還就是」。

好似一大桶冰水從頭上澆下來，我們幾個人頓時呆若木雞，盯著申自來，不想吭聲。

只有兩個小學生被我攔住了。不知他們是怎樣進到了政幹校的，居然每個人背著一枝比他們個子還高一截的新槍，樂哈哈大搖大擺想通過大門出去。

眼前的海司令，卻是一個鼓鼓墩墩、唇上留有淡淡鬍子而挺和氣的青年人，一個平凡的老大哥模樣的人。

小學生終於被我嚇住了，戀戀不捨地將槍丟在我的腳下，怏怏不快的一步一回頭地走了。

我接過「政治部」圓章，聞一聞，那木頭好清香，章子上的字也刻得很漂亮工整，尤其是「青年近衛軍」那些字，格外顯目，我朝申自來點點頭，便將「政治部」印章鎖進了我的抽屜。

那個慘死的紅衛兵的照片，曾使我好幾個夜裡，久久不能入睡。但，大白天，那些激憤的大字報，鏗鏘的誓詞般的內容，造反派朋友摩拳擦掌時的憤慨，卻又激動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我已深知不是什麼只牽涉到「文化」了。毛澤東在一月風暴中就已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既然如此，「革命」當然就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了，當然也「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了！毛澤東主席的這wwｗ.heｔubｏok•ｃom.cｏm段距當時四十年前寫的語錄，此時卻反覆被抄上了大字報，刷成了大標語，被從宣傳車的廣播中一遍又一遍的播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長沙市終於發生了搶工廠裡民兵訓練用的槍支彈藥的事，這事到底是由哪一派開先河，誰也弄不清，反正都是指責對方先動手搶槍，以證明自己一方「搶得有理」。

海司令嘻笑著說：「你們這些破槍，有什麼稀奇，不是『三八』，就是『七九』的，都老掉牙了，連我用的都冒（沒有）一支，過幾天我們換了新的，全退給你們，一枝不少！」

「青年近衛軍」總部原只有二十幾個人，發給我一張新證件卡，上面編號是第二十八號，加上我們同來的幾位弟兄，總共也不過三十二、三個人。海司令是頭，還有幾個人也算是頭頭吧，因為，海司令經常與他們商量事情，基本算是海司令的親密助手。但，那種「商量」，只要我們願意去參加，也隨時可以參入，並沒有嚴格的等級。而在總部，大家只知道海司令是「頭」，至於，後來又冒出一批「副司令」，那全是由於那些人敢於並願意挑起組織的一些「擔子」所致。七月初，中央和中央文革通知湖南省長沙市造反派組織代表去北京，接受召見。長沙市各造反組織均是去了自己組織的一、二把手的頭頭。但，「青年近衛軍」的海司令並未去，他覺得當時自己不能離開這正在發展的組織。於是，召集了一個會議，我們都參加了。他在會上說，中央催我們「青年近衛軍」去一個代表，參加北京的談判，我不能去，你們誰去？大家一時不知如何作答，只有一個叫熊玉林的青工自告奮勇，最先表示願去當這「代表」，海司令便指定熊玉林為赴京代表，去北京接受召見。不料，中央讓湖南省造反派代表簽署幾個關於解決湖南省文革中武鬥問題的文件，熊玉林便以「青年近衛軍」第二號頭頭、「副司令」銜頭簽了字。熊玉林其實當時在「青年近衛軍」總部也只是海司令的一個助手，並非什麼「副司令」，但，人家組織都是來的「司令」，熊深感「代表」一銜地位太低，恐中央首長和其他人輕視，便靈機一動自封了這個僅次於海司令的第二號頭頭身份。當北京簽署的那些文件，以傳單形式傳到我們「青年近衛軍」總部時，大家看了熊玉林署了「副司令」銜時，均有些驚異，微詞也不少，但瞭解情況的海司令，卻寬宏大量，表示予以承認。後來熊玉林便真的作為「青年近衛軍」第二號頭頭身份，進入了長沙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機構。

我則說服他說，還是那個觀點，社會上造反派的氣勢若不能取勝佔優勢，那我們在單位的造反派勁頭再大，也不可能獲得勝利；我去參加「青年近衛軍」，就是為社會上的造反派氣勢，增添一份力量；再則，我的行動也可為你們大家起一個安全保護作用。公司的保守派，哪怕是真的悄悄參加了「紅色怒火」的人，曉得我帶人去了「青年近衛軍」，他們也就不敢對公司的造反派輕舉妄動了。

海司令對我們幾個倒挺客氣，說話的口氣也很溫和。

接著，申自來同我商量「招兵買馬」擴充隊伍的事，並要我寫一張「徵兵啟事」。他說，他文化不高，只唸過小學，文化方面的事，均由我這個具有重點中學初中畢業學歷的「政治部主任」來負責。

「自衛，我也不敢用它去戳！這一戳，人家肚皮都會戳穿，血一衝，會嚇死我的。」小李說著將梭標朝地下一丟，看也不看它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居然打電話給進入湖南支左的４７軍軍部，指名讓他們立即通知並護送「海司令」譚海清，乘機前往北京，參加湖南省各群眾組織停止武鬥的談判。

「都去！海哥講，你們幾個人都去總部，新招的人就不要去了。」申自來說，「明天上午，會來汽車接我們去總部。」

有這個東西，再望望申自來儘管有些尷尬了的臉上，並未找到一絲虛假或狡詐的痕跡，我決定，聽他的。

經過一番密談後，又悄悄地走了。

申自來一個人回來了，臉上沒有快樂。

他說，「青年近衛軍」是個特殊造反組織，全部是由青年人組成，而青年人一成團，就少不了出麻煩，耀武揚威，逞強好勝，甚至還會逞凶霸道，欺壓別人，為此，總部想重建這個組織的隊伍，原來垮了散了的一律不再承認，現在留存的，也準備好好整頓一下，再正式予以批准，要做到總部能控制他們，掌握他們。否則，基層組織就會各自為大，像佔山為王的土匪一樣，加上那些冒充「青年近衛軍」的人一起，會大大敗壞「青年近衛軍」的聲譽，「第一縱隊」的成立並未通過他，從劉迷糊那兒弄走的總部介紹信已不知多少份了，他已狠狠罵了劉迷糊一頓，責令他今後再不能開具這一類介紹信、證明或委任書。

我們這次所謂「搶」槍行動，實質是去平平安安的取槍，沒有任何風險。

他其實是姓譚，但弟兄們習慣稱他為「海哥」，而傳到社會上，也就自然成了「海司令」，人們倒都以為他姓「海」了。甚至，連國務院周總理在接見他時，也稱他為「海司令」。我們公司有人議論到他時，還很疑惑：「這姓裡面還有姓『海』的？真沒聽說過。」

我的任務是在衝進這間辦公室時，負責砸爛辦公室的熱水瓶和茶杯，因為這些東西砸在水泥地上，會發出很清脆又易刺|激人神經的響聲。果然，當我按事先導演了的步驟，在雙方爭執聲中，猛地用梭標砸那鐵殼熱水瓶，然後使勁將一個個白瓷杯狠狠地砸到地上時，辦公室門口，已圍滿了該廠看熱鬧的人。

聽說公司裡保守派已有人暗中參加了那個同樣是很為秘密的組織，我想，大概他們是想引導「紅色怒火」的人來襲擊我們？或者，以此作為一種威懾，從氣勢和精神上遏制我們造反派？

原因就是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前後，毛澤東依據下面報送的情況，對全國文革形勢有一個判斷，即他認為：全國大多數軍分區、武裝部都是支持了保守派，而鎮壓了造反派，因此，必須「武裝造反派工人」、「武裝學生」。對廣東省率先發生的造反派搶槍事件，他不僅不指責，相反，還認為沒有什麼不對。所以，在毛澤東作出這個論斷之後，江青便於七月二十二日接見河南的造反派代表時，公開提出了造反派應「文攻武衛」的口號。而這也就是湖南發生搶奪軍事單位槍械武器的大背景，既然偉大領袖與中央文革領導人在其指示講話中，都提出了要武裝造反派工人，那麼作為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當時對迅速武裝地方上的造反派工人，又還會有什麼顧及呢？

其實，當時去參加「青年近衛軍」，就等於是報名上前線一樣，是一種近乎悲壯的獻身精神之體現。因為，長沙市的任何人都知道，「青年近衛軍」是處於愈演愈烈的武鬥第一線的，而當時的武鬥，已不再僅僅是動動拳腳，而是有可能會出現被打傷打死的事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後不久，「青年近衛軍」便宣佈解散。

開始，我們搬槍還是有條不紊的進行，但，政幹校附近工廠的造反派一見我們都換上了最新式的槍支，眼一下子熱了，於是，全湧了進來，紛紛也為自己的組織搶起槍來。人一多，又互不認識，這樣，政幹校造反派原希望槍支被有組織的弄走的想法落空了，槍支的流向也無法控制了。

海司令在他的辦公室召見了我們幾個。

第二天上午，總部果然派來了一輛中型吉普ｈｅtuｂｏok.com•cｏｍ車，專門接我們去。

一家糖果食品工廠的武裝部內，平日就存放著幾十枝槍，因為該廠是一個重點工人民兵訓練單位，因而長沙軍分區批准了在該廠武裝部設置了一個武器庫。現在，搶奪單位上民兵槍支之風已露頭，已經實際掌握了該廠大權的造反派，惟恐這批武器被廠裡參加「紅色怒火」的保守派搶去，便決定先下手為強，邀我們「青年近衛軍」去搶。但是，為了不致被保守派方面抓到口實而日後遭攻擊，便與海司令商量了這場假搶真送的把戲。

我連連點頭。

我們這一行的負責人，是個姓易的矮個子，也是個建築工人，因臉上有些麻點，大家便都叫他易麻哥。

「不管你們說什麼，就是不准細伢子玩槍，快把槍放下，不然，我就叫那邊的叔叔把你們抓起來，關進牢裡去！」我指了指大門口我的執勤夥伴，威嚇他們。

小李捏著那根梭標，盯著它呆呆地看了很久，問我：「我們難道真的用它去戳人？」

兩個小學生很不情願，細聲細氣反駁我。

原來，由於長沙市兩派搶槍之風，越來越大，不僅搶工廠單位民兵槍支，而且，有二個軍分區屬下的區武裝部槍支也被搶了。解放軍政幹校的造反派，擔心「高司」派會來搶他們學校中一個武器庫的槍，想來想去，覺得還不如乾脆把槍交給我們「青年近衛軍」等造反組織。

文革中發生的兩派武鬥事件，據我瞭解與觀察，應該說，從實際中一般是不存在多少主觀蓄謀或故意挑動的，而往往是由於當時缺乏法制與法制觀念，兩派群眾的激烈相爭，最後總會要導致出動手動腳、甚至動槍動砲的武鬥。這之中，除了兩派群眾容易產生不能控制的激動情緒外，更是由於每次爭辯中，都會有一些因各種原因而喜歡鬧事的無組織暴民，捲入其中而推波助瀾，客觀上製造所謂「打響第一槍」、點燃武鬥之第一把火的事件。在那次發生在中蘇友好館大樓內外的慘案中，那些將「高司」大學生打死打傷的凶手，事後查明，他們大多數都不是「六號門」組織的人，而是社會上的「散兵遊勇」，原本是來看熱鬧，最後卻成了殺人凶手。

「不是這麼卡，任他們亂搞，到時候老子坐了牢，還不曉得是為了什麼事！」他圓睜著眼望著我們補充說。

申自來戀戀不捨地看了幾遍我寫的這個「啟事」，還一再說我幾個「暫」字用得好。確實，他很捨不得這個眼看就會興旺起來的，由他創立的「第一縱隊」。

我連忙問他：「怎麼樣？」

我想，公司裡的保守派不是想借參加「紅色怒火」兵團，來威懾我們造反派嗎？不管此事是真是假，反正，有備無患，讓我們也來威懾威懾他們！

他顯得挺隨便地問了問我們幾個人的情況後，便微笑著說：「我很歡迎你們來參加『青近』」。

「誰叫你們來搞槍的？！」我又問。

我喝住了他倆。

武鬥陰雲，越積越濃，新的流血事件，隨時可能爆發。靠用強大的輿論，用筆桿子就可以戰勝對方的觀念，已被視為「書生氣十足」，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偉大教導，則越來越被兩派組織的頭頭和積極分子拿來作此時的座右銘了。

「劉『迷糊』同意的，他開的介紹信。」申自來的臉一下漲得通紅，辯解說。

幾位僅僅當了幾個小時「部長」的弟兄，一聽能去「青年近衛軍」總部，不由得也興高采烈手舞足蹈起來，至於什麼「部長」不「部長」，早丟到爪哇國去了。

海司令說，「高司」有軍區支持，專門組織了搞武鬥的「武工隊」組織，現在「紅色怒火」又開始搶民兵用的槍，以後，恐怕是槍對槍的武鬥了，我們也講不得客氣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也去搶它一批槍來，武裝武裝，不然，到時候人家有槍，老遠就可以幹掉我們，我們就只會有挨打的份了。

首先，我們弄來一面紅旗，用墨筆就直接在上面寫上「誓死保衛毛主席青年近衛軍第一縱隊司令部」，然後將這杆旗幟從窗口伸出去，使大街上的人老遠就可以看到它。

有人告訴我，公司裡有些保守組織的成員，與「高司」有密切的聯繫，甚至，有些人已可能參加了「高司」一派中據說擅長武鬥的組織「紅色怒火」兵團。

柳條帽戴在頭上，確實給了我一種安全感，那根梭標拿在手裡，也覺得自己有了幾分威風。但一想到，有可能要用梭標去戳人家的肚子，自己馬上就會一陣顫慄，恐怖頓生。

小劉滑稽地做了個怪樣，笑著說：「如不讓搞，那就慘了！」

在我們正勁頭十足討論這「第一縱隊」的事時，幾個穿海魂衫和藍色運動衫的青年小夥子，突然衝進我們的辦公室，氣勢洶洶，進門就直嚷：「他媽的，你們是哪路『近碼子』的？！」

「但是，我也要跟你們講明，當一個『青近』戰士是有危險的，現在武鬥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們難保不被捲進去，而一捲進去，被打傷甚至被打死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對這一點，你們可要先想清楚，考慮考慮二、三天，覺得自己不適合幹，就不要霸蠻來搞，回單位去，你還是當造反派就是。」他又很嚴肅地同我們打招呼。

「青年近衛軍」總部設在一個水電勘探設計院裡面。那設計院面積很大，有十幾幢樓房，包括辦公樓，職工宿舍什麼的。「青年近衛軍」總部在其中一幢三層樓的辦公樓裡面，那幢辦公樓已被他們設計院造反組織「孫大聖挺進軍」徵用。第三層樓，全歸「青年近衛軍」使用。這個設計院，大部分人員是知識分子，不知怎麼搞的，這些文質彬彬的文化人，卻挺歡迎「武化」的「青年近衛軍」駐紮在此。大概，那些知識分子造反派，覺得有「青年近衛軍」這個強悍的造反組織作後盾，他們對外也無所畏懼了。

經過一番考慮，我決定，帶幾個青年去參加「青年近衛軍」。

本來，這個組織的名稱，確是仿效蘇聯衛國戰爭時的青年英雄團體「青年近衛軍」而搬來的，但，這只是一種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與「蘇聯修正主義」是無關的。可是，江青的話語中，卻明顯地是厭惡任何來自蘇聯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還是惡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現在中國的青年造反組織。

「青年近衛軍」在湖南長沙造反派組織中，雖然名氣很大，但是，最後在成立湖南省、長沙市的革命委員會中，該組織卻只有其中一名負責人熊玉林（一家機械廠的青年工人），進入了市革委會，做一名委員。

那些被汽槍、棍棒、石塊砸死的犧牲者的照片，被雙方刊登在自己一派的小報上，並作了大量文字上的渲染，使人看了，不由不感到毛骨悚然，充滿恐怖意味。有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紅衛兵，死得尤其悲慘，不僅面部被砸得血肉模糊，甚至他的生殖器也被人搗爛。看了登在報紙上的他裸|露屍體的照片，我很長時間，夜裡睡覺都會有恐怖感襲來。這個紅衛兵的母親，恰恰是我們公司「勝利」攝影社的一名職員，當她得知自己疼愛的兒子的死訊時，急得當場暈倒在營業大廳裡，經過搶救，才清醒過來。同事們也嚇得要死，因而趕忙藏起了刊登有他兒子死容的報紙。無疑，那慘不忍睹的照片會更給這位母親以刺|激和打擊。這個紅衛兵是屬於一個中學紅衛兵造反組織的成員，他的母親也是「工聯」造反組織的成員。母子倆做夢也沒料到，這「造反」，這場冠之以「文化」的革命運動，會給她們家庭帶來這無可彌補的慘烈橫禍。

「青近」，也是社會上人們對「青年近衛軍」的縮稱。

不過，我並不怕人少。我想，只要手中有真理，自己又努力，隊伍很快會壯大起來的。

「真打起來，遠遠的扔幾塊石頭，我還可以，拿這刀呀梭標呀，我不敢。」小李連連搖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