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霸道」，就得「橫行」。怎樣「橫行」？首先要在思想上和理論上把此前所有的觀點和學說都顛覆掉。因此，作為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韓非對儒、墨、道三家的思想都進行了批判。批判也不是一概反對，也有繼承。但所有的繼承，都做了改造，骨子裏還是顛覆。這種顛覆，也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非先聖，反傳統，批孔墨，變老莊。其中，「非先聖」和「反傳統」是貫穿始終的，「批孔墨」和「變老莊」則是其具體表現。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韓非如何批判孔子和墨子，又如何把老莊的思想變成自己的主張。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問：清靜無為，垂拱而治，這不是道家的主張嗎？韓非難道是贊成道家的？他為甚麼會贊成道家呢？

這還是客氣的。按照《五蠹》篇後面的說法，愛，不但不管用，而且還害人。害誰？國家、君主。韓非說，楚國有個人，父親偷了羊，他去官府舉報，結果被官員殺死，罪名是「不孝」。魯國有個人，每次打仗都敗下陣來，從來就不拚死作戰。孔子向他為甚麼，他說家裏還有老父親，沒人贍養，所以不敢死。結果孔子推薦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國那個人，是忠於國家的，卻背叛了父親。魯國那個人，是孝順父親的，卻背叛了國家。由此可見，國君的忠臣，一定是父親的逆子（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親的孝子，一定是國君的叛徒（父之孝子，君之背臣）。那麼，國與家，誰更重要？國。君與父，誰更重要？君。仁義孝悌既然是只利於家，不利於國，只利於父，不利於君的，能要嗎？不能！

其實，在韓非看來，君主不但要「無為」，而且最好「無能」。也就是說，君主不需要管理和操作具體事務的能力。如果有，反倒是壞事。如果不但有，還要炫耀，還要表現出來，那就更糟糕了。因為「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君主有一技之長，臣下就會各以其所長來進行比較。那麼多人來比，豈不就把君主比下去了？

這就需要一種全新意義上的「霸道」。它不再簡單地只是「齊桓晉文之事」，或者「富國強兵之法」，而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制度，把國家聯盟的「天下」，變成統一國家的「天下」，就像秦始皇後來做的那樣。這種「霸道」，在商鞅那裏可能還很朦朧，在韓非時代就應該已經自覺。畢竟，從韓非去世，到秦兼天下，只有短短十二年。所以，韓非的思想，實際上是在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做理論上的準備。這可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業，當然需要極大的勇氣，也需要很高的智慧，一種「先知」和「烈士」才有的勇氣和智慧。商鞅就是這樣一個烈士，韓非就是這樣一個先知。他們的「橫行霸道」，不是沒有道理和原因的。

也有許多原因。首先，在韓非看來，君主只有「無為」，才尊貴。還是在《揚權》篇（下引不註者均同），韓非闡明了一個觀點：最高級、最尊貴、最重要的和-圖-書東西，一定是與眾不同，也一定是不摻和的。道，因為不同於萬物，所以能生萬物。德，因為不同於陰陽，所以能成陰陽。衡（秤），因為不同於輕重，所以能知輕重。繩（尺），因為不同於長短，所以能正長短。和，因為不同於乾濕，所以能均勻乾濕。同樣，君主因為不同於群臣，所以能駕馭群臣。由此可見，獨尊者無為，無為者獨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獨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樣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像秤和尺那樣當裁判員，那就不能再當運動員。

因此，不要鼓吹「兼愛天下」，不要主張「以德治國」，也不要指望「賢人政治」。這些玩意，都靠不住。韓非說，請大家掰開手指頭數一數，一國之內，真正道德高尚、聰明賢慧的人，可能湊夠十個？湊不夠吧！治理國家的官員需要多少呢？好幾百吧！如果所有的官員都必須是「貞信之士」，請問這個國可怎麼治（《韓非子．五蠹》）？再說了，賢人就靠得住嗎？也靠不住。不信請大家想想，為人子而篡奪其父之家，為人臣而篡奪其君之國的，有多少？不少吧！姜姓的齊國，不就被田氏篡奪了嗎？子姓的宋國，不就被戴氏篡奪了嗎？這些篡國奪權的人，田氏啦，戴氏啦（其實還應該包括瓜分晉國的人），難道都是笨蛋傻瓜，是「愚且不肖」的嗎？所以說，「上（尚）賢則亂」而「任智則危」（《韓非子．忠孝》）。

現在的問題是：法家獻的是甚麼「刀」？

那麼，君主無所作為，能治國嗎？能。為甚麼能？因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最高統治權和決策權在君主手裏。只要把握權柄，稍加操弄，自然「四方來效」。如果說需要做點甚麼的話，那也只是「使雞司夜，令狸執鼠」，讓官員們「皆用其能」而已（《韓非子．揚權》）。剩下的事情，都可以交出去。交給誰？交給「法」，也就是「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韓非子．大體》）。最高統治者，只要緊緊抓住手中的「刀子」就行了。我們知道，這「刀子」是法家獻給他們的，比儒家和墨家的「藥」管用得多。

但是，到了春秋時代，周王國就逐漸衰落了。許多國家的綜合國力，都超過了周王國。這樣，周天子就只剩下了一個「天下共主」的名義，實際上管不了那些越來越牛的諸侯。這時，就必須另外有人來擺平天下。誰來擺平呢？霸主。當然，霸主在擺平天下的時候，還是要打出周天子的旗號，這就叫「尊王」。尊王的背後，則是「稱霸」。也就是說，春秋時代的天下，其實有兩個中心。一個是周天子，他是名義上的「共主」。另一個就是齊桓、晉文這些人，他們是實際上的「霸主」。共主地位最高，是為「至尊」。霸主實力最大，是為「至強」。一個「共主」，一個「霸主」；一個「至尊」，一個「至強」；一個天下，兩個中心，能不亂嗎？亂，就必須治。誰來治？共主治不了，只能靠霸主。和*圖*書於是，如何成為霸主，就成了一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叫「霸道」。

好傢伙！這可是抄了儒家的老窩。儒家的主張，尤其是孔子的主張，就是以孝為仁，以仁立德，以德治國，以家治天下。現在韓非卻說，孝也好，仁也好，都是禍害國家的，這話可怎麼說？儒法兩家，又到底誰是誰非？

看來，韓非的主張「無為而治」是肯定的了，問題是為甚麼？

韓非對孔子和墨子的批判，是帶根本性的。孔子和墨子的根本是甚麼呢？就是為當時的社會開了藥方。他們開出的藥方，都叫做「愛」，只不過孔子的叫「仁愛」，墨子的叫「兼愛」。為此，儒墨兩家還吵得不亦樂乎。然而在韓非看來，這種爭論毫無意義。因為仁愛也好，兼愛也好，只要是「愛」，就是「毒藥」，至少也是不頂用的東西。在《五蠹》篇，韓非說，儒家和墨家都說甚麼「先王兼愛天下」。他們看待人民，就像父母看待子女（視民如父母）。或者按照王先慎改過的話說，人民看待他們，就像子女看待父母（民視如父母）。但是怎麼樣呢？人民照樣犯罪，君王也照樣殺人。君王為甚麼殺人？因為那些人犯罪。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也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愛嗎？為甚麼還要犯罪呢？可見愛不管用。你就是再疼愛他，疼得就像親生子女一樣，他該犯罪，還犯罪。既然如此，那你愛他幹甚麼？沒錯，你們儒墨兩家推崇的所謂「先王」看起來是很仁慈。人民犯了罪，他難過；與了死刑，他流淚。好嘛！你們的先王既然如此心軟，如此愛人，那他別殺呀！為甚麼還要一邊痛哭流涕，一邊格殺勿論呢？還不是因為他自己心裏也很清楚，甚麼仁愛，甚麼兼愛，都沒有用，有用的還是刀子。其實不要說甚麼子民，就連親生子女，做父母的也未必管得住。不信你看那些不成器的孩子，父母批評他不改正，鄉親譴責他不動心，老師教育他不變好，官員和衙役拿著繩子枷鎖一來，他就老實了。請問：真正管用的，究竟是「愛」呢，還是「法」呢？

那麼，韓非為甚麼認為矛盾呢？因為情況變了。孔子的時代，已是禮壞樂崩；韓非的時代，更是天崩地裂。家國不再一體，公私也很分明。國與家，君與臣，父與子，人與人，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算盤。誰的力氣大，拳頭硬，誰就是贏家，沒甚麼仁義道德、溫良恭儉讓可言。先前那個天下人的「父親」——周天子，不是連孫子都不如了嗎？而先前某些當孫子的，現在不是變成大爺了嗎？這就是時代的變化。這個變化，用韓非的話說，就叫「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在這樣一種「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的情況下，如果還想「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靠甚麼仁愛、兼愛來平定天下，那就等於是既無韁繩又無鞭子，卻去駕馭烈馬，哪裏能夠成功（《韓非子．五蠹》）？

第三，在韓非看來，君主只有「無為」，才安全。為hｔｔｐs://ｍ.ｈetuboｏｋ.coｍ•com甚麼呢？因為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會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東西就越多。最後，君主的底牌，全被摸得一清二楚，一點神秘感都沒有了。沒有了神秘感，這君王還怎麼當？相反，如果你永遠都是一言不發，面無表情，高深莫測，不置可否，他們就只能老老實實地該幹嘛幹嘛，偷不了奸，也耍不了滑，更不敢覬覦你的政權。這就叫「權不欲見（現），素無為也」。

先說「批孔墨」。

道德靠不住，道德的楷模也靠不住。賢人靠不住，賢人的榜樣也靠不住。比如唐堯、虞舜、商湯、周武，歷來是被看作道德楷模、賢人榜樣的。儒家崇尚，墨家也崇尚。然而在韓非看來，堯是糊塗蟲，舜是偽君子，商湯和周武是亂臣。堯為甚麼是糊塗蟲呢？因為舜明明是臣，堯卻把他當作君（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甚麼是偽君子呢？因為堯明明是君，舜卻把他當作臣（為人臣而臣其君）。商湯和周武為甚麼是亂臣呢？因為商湯滅了夏桀，周武滅了殷紂，這是「為人臣而弒其主」啊！堯不能「蓄舜」，還「自以為明」，這不是糊塗蟲是甚麼？舜不能「戴堯」，還「自以為賢」，這不是偽君子是甚麼？商湯和周武「弒其君長」，還「自以為義」，這不是亂臣賊子是甚麼？所以，這四個人，就是後世之亂的總根源，是「弒君」和「曲父」的始作俑者。因此，他們留下的，不可能是甚麼「光榮傳統」，而只能是「天下之亂術」（《韓非子．忠孝》）。

這就與儒家的說法不同。儒家也是主張垂拱而治的，但儒家認為，執政者必須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和人格的魅力感召百姓，這樣才能像北極星一樣，「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論語．為政》）。韓非卻認為，就連這樣一種表率作用都不必要。因為君臨天下，靠的不是道德，而是權力。有了最高權力，自然是「天上的星星參北斗」。

同樣，韓非的主張也與老莊有本質的區別：老子的「無為」是弱者的智慧，韓非的「無為」是強者的權謀。莊子講「無為」，是為了個性的自由；韓非講「無為」，是為了君主的統治。韓非說得很清楚，「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悚）懼乎下」（《韓非子．主道》）。也就是說，君主「無為」，只是為了讓臣民不知底細，莫測高深，從而俯首帖耳，戰戰兢兢。這難道不是強者的權謀，難道不是「橫行霸道」嗎？

前面說了，儒家思想，是「文士的哲學」；墨家思想，是「武士的哲學」；道家思想，是「隱士的哲學」；法家思想，是「謀士的哲學」。從這個結論可以看出，儒、墨、道、法四家，可謂有異有同。不同的是立場，相同的是哲學。既然是哲學，那就不能只講「術」，還得講「道」。事實上，四家也都是講「道」的，只不過他們的「道」不同。道不同，這才不相與謀。那麼，四家之道又各是甚麼？大體上說，是道家講「天道」，墨家講「帝道」hetubook.com.com，儒家講「王道」，法家講「霸道」。講「天道」，就是要回到太古；講「帝道」，就是要回到堯舜；講「王道」，就是要回到商周。這些都是倒退，法家當然不能同意，所以法家講「霸道」。商鞅讓秦孝公聽得忘乎所以的，就是「霸道」。

不過，這只是春秋時期的「霸道」，不是戰國時期的「霸道」，也不是商鞅、韓非他們講的「霸道」。因為戰國時期的周，已淪為一個可憐兮兮、坐以待斃的小國；而孝公時期的秦，卻有了「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賈誼《過秦論》）。可見至少秦國的國君，已不再滿足於只做齊桓公了。春秋時期的「霸道」，怎麼夠用？

其次，在韓非看來，君主只有「無為」，才明智。道理很簡單：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個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個國家，要做的事情數也數不清，君主一個人做得完嗎？做不完。既然做不完，那就不如一件也不做。君主不做，臣下自然會做；君主閒下來，臣下就忙起來。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那麼，是君主一個人忙合算呢，還是大家去忙合算呢？不用說吧！

首先我們要肯定，韓非的思想，與道家尤其是老子的思想，確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這一點，早就有人指出。比如司馬遷，就將韓非與老子合為一傳，並且說韓非的思想「歸本於黃老」（《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李澤厚先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也將孫（孫子兵法）、老（老子）、韓（韓非子）合為一篇，並且說「由韓非承接《老子》，似乎順理成章」（《孫老韓合說》）。實際上，老子對韓非的影響，不僅在思想方法，而且波及行文風格。比如前面引用過的「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韓非子．愛臣》），就很像《老子》的口吻。《主道》篇所謂「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就更是如出一轍，可謂神似了。老、韓之間的關係，應該不成問題。

各有各的道理。先看孔子。孔子為甚麼主張仁孝呢？因為這是人的天性。人，都是親愛自己親人的。親愛父母，就是孝。親愛兄弟，就是悌。有此愛心，就是仁。有了仁，就有了道德，有了道德，國家就安定，天下就太平。為甚麼呢？因為按照孔子的理想，天下應該是「家國一體」的。天子，是天下人的君主，也是天下人的父親。國君也一樣。他既是國民的君主，又是國民的父親。君即父，父即君，叫「君父」。臣即子，子即臣，叫「臣子」。至於其他人，則無非兄弟姐妹、親戚朋友。總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說到底都是一家子。所以，一個人，如果在家孝順父母，在朝就會忠於君王；在家友愛兄弟，在朝就會團結同僚。家與國，父與君，孝與忠，矛盾嗎？不矛盾。

這可真是ｈｅｔｕbooｋ.cｏｍ.cｏｍ不折不扣的「非先聖」和「反傳統」。唐堯、虞舜、商湯、周武，可從來就是被看作「偉大先驅」、「千古聖王」的，怎麼說打倒就打倒了呢？更有意思的是，堯舜搞禪讓，湯武鬧革命，並不是一回事，怎麼都一概否定了呢？禪讓不好，革命也不對，那要怎麼樣？不要怎麼樣。君永遠是君，臣永遠是臣，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最好。在韓非看來，所謂「太平盛世」，就是永遠維護君主的絕對統治，既不巧取（宮廷政變），也不豪奪（武裝奪權）。因此，既不能稱頌堯舜的禪讓，更不能宣揚湯武的革命。正確的做法是：臣下盡力守法，專心事主；君主清靜無為，垂拱而治。

甚麼是「霸道」？表面上看，霸道即「五霸之道」，也就是齊桓公、晉文公那一套。齊桓公、晉文公做了甚麼呢？做了「霸主」。甚麼叫「霸主」？就是諸侯各國中最強最牛的國家。我們知道，從西周到春秋，中華大地上實行的，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聯盟制度。這個國家聯盟叫「天下」（周天下），它的領袖叫「天子」（周天子）。天子既是其中一個國家（周王國）的國君，也是所有國君的共同領袖，叫「天下共主」。周王國以外的國家，名義上都是周天子建立的。周天子以外的國君，也名義上都是周天子指派的。這就叫「封建」。封，就是周天子為諸侯各國劃定疆域；建，就是周天子為諸侯各國指定國君。所以，在封建之初，周王國和周天子的地位是最高的，實力也是最強的（請參看本書第五章第四節）。

沒錯，表面上看，清靜無為，垂拱而治，確實是道家的主張。甚至就連儒家，雖不贊成「清靜無為」，卻也主張「垂拱而治」。這說明甚麼呢？說明韓非對儒、墨、道三家，並非只有批判，沒有繼承。他也是有繼承的，只不過在繼承的同時進行了改造。這就是我們前面說過的「變老莊」。因此，我們就要說清楚三個問題：一，韓非是不是主張「無為而治」？二，如果是，他為甚麼這樣主張？三，韓非的這一主張與道家有甚麼相同和不同？

其次，我們也要肯定，韓非確實是主張「無為而治」的。在《大體》篇，韓非說，君王統治，應該像「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一樣順其自然，不要為智謀和私欲所累（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在《揚權》篇，韓非更是用《老子》式「哲理詩」的語言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導）陰見（現）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這話甚麼意思呢？就是說，事情雖在臣民（事在四方），主權卻在君主（要在中央）。牢牢把握主權（聖人執要），臣民自然歸順（四方來效）。君主清淨無為（虛而待之），臣民就各盡其能（彼自以之）。君主越是消極，臣民就越是積極（四海既藏，道陰見陽）。這時，國家機器就會自行運轉（左右既立），君主只要坐享其成（開門而當）就行了，用得著自己操勞嗎？用不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