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兩面」，還要有「三刀」。「三刀」就是勢、術、法。前面說了，勢，就是權力威勢，即「權勢」。這個東西很重要。《韓非子．難勢》引用慎到的話說，飛龍和騰蛇為甚麼高高在上？就因為牠們騰雲駕霧。一旦雲開霧散，掉到地上，跟蚯蚓、螞蟻也沒甚麼兩樣。同樣，人君為甚麼一呼百應、令行禁止？就因為他們有權有勢，與德呀才的，毫不相干。這就叫「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
君臣如此，其他人也一樣。韓非說，長工給地主種地，地主又是送飯又是給錢，是因為愛長工嗎？不是，是希望長工能夠多賣力氣，精耕細作。長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揮汗如雨，是因為愛地主嗎？也不是，是為了多吃好飯，多拿工錢（《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白了，還是利害和算計。所以，開馬車舖的都希望人富貴，開棺材舖的都希望人早死。難道是因為前者仁慈後者殘忍嗎？不是的。沒人富貴，馬車就賣不出去；沒人死亡，棺材就賣不出去。馬車舖老闆也好，棺材舖老闆也好，都不過是為自己打算，沒甚麼道德不道德，仁義不仁義的問題（《韓非子．備內》）。
法家的「刀」，是「兩面三刀」。甚麼叫「兩面」？甚麼叫三「刀」？要說清楚這些，我們還得先弄清楚甚麼是法家，弄清楚法家的來龍去脈。
法家之所謂「法」，與我們今天說的「法」，差別很大。我們今天說的「法」，指「法律」。法家之「法」，則既包括「法」，也包括「令」，因此也叫「法令」或「憲令」。比如規章、制度、條例、刑律、政令、文件，總之，一切由明文來規定的東西，都叫「法」。這個「法」，是從哪裏來的，又是幹甚麼的呢？《韓非子．定法》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著，就是制定；必，就是標竿；慎法，就是謹守法令；奸令，就是觸犯禁令。這樣一解釋，我們就明白了。原來法家之所謂「法」，就是由官方制定的標竿。這個標竿，是用來決定賞罰的。獎賞誰？謹守法令的人。懲罰誰？觸犯禁令的人。誰該守法？誰會犯法？人民。因此，這根標竿，雖然由官方制定，卻必須牢牢立在百姓心中。立在那裏幹甚麼呢？讓他們知道好歹，知道厲害。所以，「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韓非子．五蠹》），也就是立法必須周密，執法也要嚴峻。這就叫「刑罰必於民心」。
仁也不行，義也不行，甚麼行？陰謀詭計行，嚴刑峻法行。為甚麼這兩個行？因為君臣關係絕不是儒家說的「仁義」和「禮讓」，而是「利害」和「算計」。比如前面說的那個例子，表面上看，那子罕好像很仗義，很謙讓，把得罪人的事攬在自己身上。其實他早就算清楚了，威脅比利誘管用得多。所以韓非說，有利於國家卻危害自己的事，臣子不會做；有利於臣子卻危害國家的事，君主也不會做。君臣交往，是要算計，要考慮利害的。這就叫「君臣之交，計也」（《韓非子．飾邪》）。hetubook.com.com
那麼，韓非為甚麼要主張「兩面三刀」？因為在他看來，儒家的「仁義道德」並不管用，甚至有害。《韓非子．內儲說上》說，有一次，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問一個名叫卜皮的人：據先生所知，寡人的名聲怎麼樣呀？卜皮說：臣聽說大王是一個慈惠的人。梁惠王聽了十分高興，洋洋得意地問：那寡人慈惠到了甚麼地步呢？卜皮說：到快亡國的地步了。梁惠王大吃一驚，說慈惠不是行善嗎？怎麼會亡國？卜皮說，慈則不忍，惠則好施。結果是甚麼呢？必然是該殺的不殺，不該賞的亂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這樣的國家，豈有不亡的？顯然，在韓非看來，梁惠王的問題，就在於沒有用好獎懲賞罰那「二柄」。為甚麼用不好呢？仁嘛！韓非說，誰都知道，「嚴家無悍虜（奴）」而「慈母有敗子」（《韓非子．顯學》）。由此可見，齊家也好，治國也好，都只能靠嚴刑峻法，靠仁慈疼愛是搞不掂的。
何況法家從來就沒說過，有了權勢就一定天下大治，但管用，則是肯定的。桀、紂以其權勢而亂天下，不正好證明它管用嗎？管用，就丟不得。當然，管用不等於就好。管用不管用是一回事，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實際上，要想天下大治，光有「勢」不行，還得有「法」。所以韓非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勢與法，缺一不可。不過這是後話。
那麼，如何保證君主的權力呢？兩面三刀。首先是「兩面」，韓非稱為「二柄」。韓非說，英明的君王靠甚麼來引導和控制臣下？無非兩種手段（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這兩種手段，一個叫「刑」，一個叫「德」（二柄者，刑、德也）。甚麼叫「刑」？甚麼叫「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韓非子．二柄》），也就是獎與懲，賞與罰，都是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與道德無關。這兩種手段，用今天的話說，一個是「大棒」，一個是「胡蘿蔔」，說白了就是威脅利誘，但甜頭、苦頭都有，所以我稱為「兩面」。
現在我們知道了，所謂「法家」，就是主張以勢、術、法來治國的學派。勢，就是由權力和地位形成的統治力量，即「權勢」。術，就是統治人民和控制下屬的政治手段，即「權術」。法，就是規章制度，其實是國家機器的統治職能，即「權能」。權勢、權術、權能，核心是權，關鍵也是權。所以，正如主張「以德治國」的儒家其實應該叫「德家」，主張「以權治國」的法家也其實應該叫「權家」。當然，重新「正名」，沒有必要。但請大家注意：法家真正看重的，其實不是法，而是權。法家的「法」，是為君主的「權」服務的。說到底，就是要保證君主擁有至高無上、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
仁不可靠，義也可疑。比如宋國的大夫子罕，就曾經用這玩意忽悠國君。子罕對宋桓侯說，咱們治國的手段，不就是威脅利誘嗎？問題是大家都喜歡獎賞賜予，憎惡殺戮懲罰，這可怎麼辦呢https://m.hetubook.com.com？要不這麼著，那討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我去做。這在我們看來，就是「義」了。宋桓侯也覺得子罕這人夠意思，就欣然同意。結果怎麼樣呢？「大臣畏之，細民歸之」，害怕懲罰的人都歸順了子罕，子罕只用一年工夫就把宋桓侯幹掉了（《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宋侯為甚麼會被顛覆？就因為他與臣下共掌權威，分享二柄。為甚麼分享？為甚麼共掌？義嘛！所以，誰要當真相信甚麼「哥們義氣」，宋桓侯就是榜樣。
法家的這個觀點，相當深刻。他們看問題，也比儒墨兩家透澈。透澈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現實。他們很清楚，儒墨兩家鼓吹的「賢人政治」，根本就靠不住。世襲的君主，能保住中等水平就不錯了。實際的情況，只怕是一代不如一代。當然，儒墨兩家主張領導人德才兼備，願望不能說不好。問題是這樣一種理想，不要說君主的時代做不到，就連民主的時代也未必就能做到。不信請看那些民選的「總統」之類，也有缺德少才的吧？因此，國家的治理，不能指望領導人的個人品質，更不能吊死在這棵樹上。制度的設計，也不能按照這個理想來。試想，如果我們認準了領導人必須是聖賢，上台的又偏巧是個混蛋或者庸才，請問該怎麼辦？其結果，多半是那傢伙自我感覺良好，馬屁精們則一口一個「主上聖明」。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法家按照普通人的標準來設計制度，是多麼的科學、合理。
那麼，是甚麼「法」？
這就是管仲的「治國方略」。顯然，它與其說是「法治」，不如說是「霸術」；與其說是「依法治國」，不如說是「君主集權」。其目的，就是要把全國都置於國君的絕對控制之下，是其是，非其非，步調一致，令行禁止。最後的結果，是全國都變成了一座軍營，一個以農民和戰士為主體的「耕戰組織」。商鞅的改革，就是這樣。韓非的主張，也大體如此。
算計的結果，必然是防範，是不信任。在《內儲說下》，韓非說，衛國有一對夫妻做禱告。老婆說，但願我們平安無事，有一百束布（當是布幣）。老公說，怎麼才要這麼一點？老婆說，夠了！要多了，你就會去包|二|奶（子將以買妾）。韓非還說，尋常人家，生了男孩就慶賀，生了女孩就弄死，因為男孩是勞動力，女孩是賠錢貨。可見父母對於子女，尚且「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何況那些沒有骨肉之恩的呢（《韓非子．六反》）？
那麼，韓非的這些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他為甚麼把人心和人性，看得如此之壞呢？
所以，韓非告誡君主，千萬不要相信別人。而且必須記住，「人主之患在於信人」。為甚麼不能相信？因為一旦相信別人，就一定會受制於人，被別人算計（信人，則制於人）。因此，包括你的老婆孩子，都不可以相信。比方說，那些「萬乘之主，千乘之君」的后妃、夫人，如果兒子做了太子，沒準就會希望君主早點死掉。道理很簡單：男人到了五十歲，還很和圖書好色（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女人過了三十，就看不得了（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看不得了會怎麼樣？失寵唄！母以子貴，子以母貴。母親失寵，兒子的儲君地位就會動搖。只有君王駕崩，母為太后，子為新君，母子才能高枕無憂，他們怎麼不盼望君王早死？這個時候，毒酒之類的東西（鴆毒），暗中絞殺之類的手段（扼昧），就派得上用場了。后妃、夫人近在君側，要做點這種事情，可是很便當的。於是韓非感歎說：「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韓非子．備內》）
此案在韓非講的故事中，結局要算是好的。原因是那廚師善於自辯，文公也算明察。否則，沒準真弄出個「烤肉門」事件來。因此韓非認為，術，也是不可少的。但是，正如不能只有勢，沒有法；也不能沒有法，只有術。事實上，作為「帝王之具」，即統治人民的工具和手段，勢、術、法「不可一無」（《韓非子．定法》）。勢是條件，術是手段，法是標準。為甚麼是標準呢？因為「一民之軌，莫如法」（《韓非子．有度》）。
這話看起來十分有理，其實可以商量。沒錯，蚯蚓、螞蟻是不可能騰雲駕霧，但不等於無德無才的人做不了君主。要知道，當時的君主可是世襲的。世襲的君主當中，怎麼就不可能沒有蚯蚓、螞蟻呢？怎麼就一定德才兼備、至聖至明呢？這一點，韓非看得十分清楚。韓非說，堯、舜也好，桀、紂也好，都是百年不遇的，不能拿來做標準。我們法家的制度，卻是給「中者」設計的。絕大多數世襲的君主，都是這樣的人。他們沒有堯、舜那麼好，也沒有桀、紂那麼壞，也就平平常常一個普通人。這樣的人，要治國平天下，靠甚麼？靠德才嗎？他們沒那麼多，甚至根本就不夠。那又怎麼辦？很清楚，只能靠權勢。
慎到的這個觀點，可能曾經遭人非議。仍據《韓非子．難勢》（下引不註者均同），反對者說，權勢就那麼重要嗎？德才就那麼沒用嗎？飛龍和騰蛇為甚麼能夠騰雲駕霧？蚯蚓和螞蟻為甚麼就不能？還不是因為前者「材美」而後者「材薄」？想當年，桀、紂的權勢，與堯、舜沒甚麼不同。為甚麼桀、紂就弄得天下大亂，堯、舜就實現了天下大治呢？可見權勢這東西固然重要，也還要看誰來用。「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豈能一概而論？一口咬定權勢足以治天下，是非常膚淺的（其智之所至者淺矣）。
這就是法家的「兩面三刀」。兩面，就是「二柄」，即獎與懲、賞與罰。三刀，就是勢、術、法，即仗勢欺人、陰謀詭計、嚴刑峻法。韓非他們獻出去的，就是這些東西。
這就與「術」不同。術，是要「藏之於胸中」的。藏在心裏幹甚麼？「偶眾端」而「潛御群臣」。偶，就是整合。眾端，就是各種事務。潛御，就是暗中駕馭。也就是說，術的作用，就是整合千頭萬緒的事務，駕馭各懷鬼胎的群臣，當然必須藏得嚴嚴實實。所以韓非說，法，越公開越好，要讓人民群眾無和_圖_書論貴賤賢愚都知道；術，越秘密越靈，就連最親近最寵信的人也不能得知。這就叫「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現）」（《韓非子．難三》）。
這可真是「直面慘淡的人生」，而且是驚心動魄的「直面」！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這些儒家最為看重的人際關係，在韓非的眼裏和筆下，都變成了赤|裸裸、血淋淋的利害和算計，沒有半點美麗和溫馨。溫情脈脈的面紗被無情地撕開了，露出來的，是爾虞我詐，是巧取豪奪，是刀光劍影，是你死我活。在中國歷史上，似乎沒有哪個人像韓非這樣直白地說出了人性中惡的一面，而且還說得那麼不動聲色。這可真是讓人難以接受。受不了的，不僅是他的結論，更是他的態度，那種冷眼旁觀、毫不顧及他人感受的態度。這種態度，已不是冷靜，而是冷峻，甚至是冷酷。
由此可見，術與法，無非是統治的兩手。這兩個手段，一個軟，一個硬，一個暗，一個明。公開的硬控制是刑罰，暗地的軟控制是權謀。權謀主要用來對付臣下，刑罰主要用來制服人民。君主無術，就受制於人；民眾無法，就犯上作亂。這就叫「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韓非子．定法》）。不過，君主能夠用術用法，還因為他有權有勢。所以，勢的作用也不可小看。勢立威，術馭臣，法制民，它們都是人君手中的指揮刀。
這下子我們全清楚了。說了半天，還是獎懲賞罰那「二柄」啊！只不過，這獎懲賞罰不能由著性子來，得「依法」。所以，法，必須公開。用韓非的話說，就是「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韓非子．難三》）。編著之圖籍，就是要明文規定，不能隨口亂說。設之於官府，就是由官方制定，不能搞人民民主。布之於百姓，就是要讓人民群眾都知道，不能藏著掖著。這三條，就是法家之「法」的要求。
如果望文生義，以為法家就是主張「法治」，主張「依法治國」的學派，那就把問題想簡單了。法家這個學派，成熟很晚，起源很早。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管仲是甚麼人？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人。為甚麼能成就霸業？實行霸道，富國強兵。靠甚麼實行霸道？靠甚麼富國強兵？軍事管制。怎麼管制？一是查戶口，二是定編制。據《國語．齊語》，管仲給齊桓公講霸術，主要就是這兩條。首先是士農工商分開住。士民安排在清淨的地方（就閒燕），然後農民住鄉村（就田野），工民住作坊（就官府），商民住鬧市（就市井）。士農工商，不能雜居，也不能亂竄，更不能見異思遷，隨便更換職業。相反，還必須保證「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農工商當中，個別優秀的，也可以變成士。安居樂業以後，就「作內政而寄軍令」，即寓軍令於政令，按照部隊建制來管理。具體地說，就是在士人之鄉中，以五家為一軌，設軌長。十軌一里，設里長（裏有司）。四里一連，設連長。十連一鄉，設鄉長。每個家庭，都和*圖*書要出一個人當兵。五家一軌，軌長就有五個兵（士）。依此類推，各級官吏手下的士兵，里長五十，連長二百，鄉長兩千。一鄉兩千，五鄉一萬，這就是一個軍。全國十五個士人之鄉，正好三軍。國君統率中軍，大夫統率左軍、右軍。春練兵，秋習武，就可以橫行天下，稱王稱霸了。
現在再說「術」。前面說了，術，就是政治謀略，即「權術」。《韓非子》一書中，這方面的內容特別多，而且都是一個個生動具體的案例。不過我們要講清楚一點：不要一提起權謀，就認為是壞心眼。韓非講的謀略，就並不都是害人的，也有防身的。比如在《內儲說下》，韓非講了一個晉文公時候的故事。這故事說，有一次，膳食官端上來的烤肉，有頭髮纏繞在上面。晉文公勃然大怒，把廚師叫來責問說：你想噎死寡人嗎？廚師跪在地上，磕著頭說，小人該死，小人有死罪三條。第一，小人的刀磨得飛快，卻只切得開肉，切不斷頭髮。第二，小人用鐵籤穿肉，卻只看見了肉，沒看見頭髮。第三，小人把肉放在火上烤，卻只烤熟了肉，沒燒掉頭髮。小人真是罪該萬死！晉文公一聽，就知道有人陷害廚師。下令調查，結果真相大白。所以韓非說，一個案子發生以後，一定要考察一下與此案有關的人，看看他們的利害關係。如果是禍害國家的，就看對誰有利（國害則省其利者）。如果是禍害臣民的，就看與誰有仇（臣害則察其反者）。現在警察破案，大體上也是這個思路。
問題是韓非所說，又無一不是鐵的事實。於是，在這種沉甸甸的冷峻面前，孔子的厚道，墨子的執著，莊子的浪漫，一下子就失去了份量。他們的主張，也變得單薄、空洞、蒼白無力，甚至滑稽可笑。事實上，在讀過《韓非子》以後，你不覺得孔子的「克己復禮」有點迂腐嗎？你不覺得墨子的「兼愛天下」有點矯情嗎？你不覺得莊子的「自在逍遙」有點輕飄飄嗎？一個人，當他身處黑暗，四周都是狼的眼睛，是藏著暗箭的叢林，這個時候，他還能仁慈，還能兼愛，還能逍遙嗎？也許，只有還以牙眼，才能保證安全。
君主集權，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但如何做到這一點，法家內部也有不同看法。管仲之後，法家產生了三個派別，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一派以慎到（約公元前三八五——約公元前三一五）為代表，認為要靠權力威勢。統治者有權勢，老百姓就害怕。即便那君主是個笨蛋，也能管住聰明人。這個叫做「勢派」，即主張「勢治」。一派以申不害（約公元前三八五——公元前三三七）為代表，認為要靠政治謀略。君王有謀略，臣下就老實，不敢耍心眼、耍滑頭。這個叫做「術派」，即主張「術治」。一派以商鞅為代表，認為要靠規章制度。國家有制度，民眾就規矩；做事有規章，秩序就穩定。這個叫做「法派」，即主張「法治」。這就是戰國法家三大派，韓非則是「集大成者」。勢、術、法，哪個重要？韓非認為都重要。勢、術、法，怎麼統一？韓非認為應該統一於法。所以法家叫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