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顏回的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甚麼叫「越不能見容於世，越證明君子是君子」（不容然後見君子）？按照這個邏輯，則所有的君子，就只能是孤家寡人了。這恐怕講不通。沒錯，真理是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但並不等於只能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更不等於只要是少數，就一定掌握真理。用走投無路來證明自己掌握真理，說白了是一種「自欺」。把一切都歸咎於外部條件和環境，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頭上，就更是「阿Ｑ精神」。阿Ｑ怎麼說？孫子才畫得圓呢！顏回怎麼說？小人才處處受歡迎。顏回，豈非阿Ｑ的祖師爺？

所以，顏回得到了孔子的表揚，卻也留下了問題，這就是：當我們自己遇到挫折的時候，是應該像子路那樣「反省」，還是應該像顏回這樣「自欺」？我的看法是：反省，肯定正確；自欺，要看情況。因為自欺也不一定就不好，比如身患重病的人，就不妨「有意識地自我欺騙」。這裏的關鍵是；第一，必須「有意識」，知道這是「自欺」。第二，只能「自欺」，不能「欺人」，除非需要集體的自欺。比如孔子他們困於陳、蔡之間時，是需要一點「集體自欺」的。這時，就不能講邏輯了。當然，孔子組織的討論，也回答不了我們前面提出的問題：孔子生前四處碰壁，走投無路，究竟是甚麼原因。

然而孔子的問題也不少。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孔子生前並不得志。他東奔西走，四處碰壁；棲棲皇皇，一無所獲；哀哀如失群之雁，累累若喪家之狗。這就讓人起疑：孔子和他的思想，真有那麼偉大嗎？如果真有那麼偉大，為甚麼落得如此下場？

前面這兩個學生不得要領，能指望的就只有顏回了。事實上顏回也不負厚望。顏回悟性好呀！我相信他一定琢磨了一個問題：老師為甚麼要問「吾道非邪」和「吾何為於此」？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很快就想清楚了：老師絕不會就事論事，局限於這兩個問題。為甚麼不會？因為老師平時教學的時候，就是主張由此及彼、舉一反三、融會貫通的。因此可以肯定：第一，老師並非當真要討論主義和主張的對錯問題。這個問題，根本就不是問題。不是問題為甚麼還要問？需要通過問和答，對自己再做一次肯定。同樣，第二個問題也不是問題。為甚麼不是問題？因為老師的選擇，原本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怎麼會為「吾何為於此」而困惑？沒有困惑卻又提問，那就不是問自己，而是問別人了。問誰？問學生。為甚麼要問學生？希望學生能夠自己想明白。老師其實是在上課呀！老師其實是在做思想工作呀！想明白了這些問題，我們也就不難得出結論：孔子既不需要反思自己（這是子路的失誤），也不需要整改措施（這是子貢的失誤）。他需要的，只是一個說法，一個既說得過去又能穩定軍心，最好還能夠鼓舞士氣的說法。顏回給出了這個說法，所以顏回受表揚。

這就很清楚。晏嬰和子西反對孔子，不是因為個人恩怨，而是利害衝突，政見不同。https://ｍ•hｅtｕｂｏｏｋ•coｍ.coｍ尤其是孔子主張的禮樂制度和禮樂文化，更使他們不能贊成。子西說得很明白：恢復了周禮周制，楚國「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晏嬰也說得很明白：那些玩意早就過時（禮樂缺有間），哪裏還能移風易俗，治國安邦？孔子的不受歡迎不得志，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孔子要恢復周禮周制，而那些執政者沒有一個人贊成；孔子要維護禮樂制度，而那些執政者沒有一個人感興趣。孔子不到處碰壁，才是怪事！

為甚麼會這樣？因為子貢的聰明是小聰明，顏回的聰明才是大聰明。前面說了，子路像戰士，所以直言不諱；子貢像商人，所以曲線救國。那麼，顏回像甚麼？像官員，而且是那種特別會和領導打交道的官員。事實上，只有顏回，才真正領會了領導的意圖。我們不妨想一想，孔子為甚麼要提出「吾道非邪」和「吾何為於此」這兩個問題。是他當真認為自己的主張和主義有問題嗎？當然不是。這一點，打死他也不會承認。問題是，這麼好的主張和主義，卻居然沒有一個人採納和奉行；自己和自己的學生，反倒被困在陳、蔡之間這麼個鬼地方。這可不是一句「君子固窮」，就可以解釋，可以交代，可以打發的。這個時候，孔子必須拿出一個說法來，才能帶領大家繼續前進，不至於作鳥獸散。而且，這個說法還最好是由學生們自己提出來。學生自己說服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鼓勵自己，豈不比先生來說教好得多？這就是孔子要找三個學生幹部談話的原因。

子貢出去後，顏回進來了。孔子說，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曠野之上，匆匆趕路。是我們的主張和主義不對嗎？為甚麼會落到如此地步？顏回說，哪裏是先生的主張和主義不對！是先生的主張和主義太偉大了（夫子之道至大），所以天下不能容（故天下莫能容）。儘管如此，先生還是努力去推行（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能見容於世算甚麼（不容何病）？不能見容於世，才顯出君子是君子（不容然後見君子）。實際上，不能掌握真理，是我們這些士人的恥辱（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我們掌握了真理，他們不能用，是他們那些當權派的恥辱（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能見容於世算甚麼？越是不能見容於世，越是證明君子是君子！這下子孔子高興了。他興高采烈地說，你們顏家子弟這麼有出息嗎（有是哉顏氏之子）？你要是錢多，我給你做管家（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不過，要回答前面那「三個為甚麼」，還得先弄清一個問題：兩千多年前，為甚麼會出現諸子百家的競相爭鳴，爆發一場歷時三百年之久的跨世紀大辯論？

子路是戰士，子貢是商人。商人務實。他們做事情，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成交。為了成交，可以讓步，這就是講價。但為了講出好價錢，又要先抬價。子貢的做法就是這樣。他先是幫孔子出價，而且價碼極高（夫子之道至大也），然後又建議孔子和*圖*書壓價（夫子蓋少貶焉）。這是自己和自己討價還價，目的是成交，即見容於世，被人聘用。可惜子貢的思路和孔子的想法並不完全相同。沒錯，孔子是想從政，是想做官。所以，當子貢問他「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時，他便飛快地一口氣說了兩個「沽之哉」（《論語．子罕》）。不過孔子有原則，那就是「人可以受委屈，道不能講價錢」。比方說，做不了大官，做小官也對付，但必須行道。道，是不能打折扣的。子貢先是說「夫子之道至大也」，接著又說「夫子蓋少貶焉」，孔子就懷疑他動機不純，為成交而成交了。因此孔子教訓他，想問題，不能首先想成功不成功，而要想應該不應該。如果「不修爾道而求為容」，格調是不會高的。

這段話，不見於《史記》，我懷疑是墨子或者其後學借晏嬰之口罵孔子（當然也可以懷疑是司馬遷故意刪去）。這說明墨家對儒家維護的禮樂，已是恨之入骨。不過，墨家不要禮樂，還要仁義（當然內涵不同）。道家和法家，則是連仁義也不要，更不要禮樂。相反，儒家這邊，孔子、孟子、荀子，則都要禮樂。因此，以對待禮樂制度和禮樂文化的態度為標準，先秦諸子可以分為兩大陣營：儒家與非儒家。儒家維護禮樂，非儒家反對禮樂。只不過，他們反對的原因並不相同，提出的替代方案也不相同。但主張廢除禮樂制度，用別的東西來代替，則是一致的。難怪孔子會成為眾矢之的。

第一個談話的是子路。談話前，照例誦詩。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翻譯過來就是：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曠野之上，匆匆趕路。這意思也很清楚：我們既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怎麼跑到這曠野之上，被人圍困在這裏了？因此孔子接著說：是我們的主張和主義不對嗎（吾道非邪）？為甚麼會落到如此地步（吾何為於此）？

恐怕還得從孔子說起，因為孔子是「肇事者」。孔子開了一個先例，就是以民間思想家的身分，對天下大事發表意見。此例一開，不可收拾，大家都跟著說起來。墨子說，孟子說，楊朱、莊子、荀子、韓非，都說。老子雖然好像面對著空氣，也是說。這就是「爭鳴」，即「爭著說」，而且多半都會提到孔子。所以，秋後算帳，得先拿孔子說事。

那麼，這個問題，我們該去問誰？

問孔子的敵人，問孔子的反對派，問那些反對聘用孔子的人，比如晏嬰和子西。在本書第一章第四節，我們曾經講到，孔子在齊國被晏嬰拆台，在楚國被子西拆台。這些人的反對意見，都記錄在《史記．孔子世家》。看看這些意見，或許能弄清問題。

何況孔子也是最重要的。正如韋政通先生所言，孔子在先秦時期，便已「居於思想史的中心地位，並成為文化思想的代表」（《中國思想史》）。這是事實，跟我們喜歡不喜歡沒關係。實際上，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心目中，孔子都是中國首屈一指的思想家。比如普立茲獎和自由勳章獲得者、美國作家杜蘭特，在撰寫《歷史上最偉hetubook.com.com大的思想》一書時，儘管明知「可能會引來一些質疑或爭論」，還是毫不猶豫地把孔子列為「人類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其餘的九位偉大思想家，則依次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聖托馬斯．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頓、伏爾泰、康德、達爾文。

談話的先後也有講究。司馬遷講得很清楚，「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可見談話的次序，是孔子自己安排的。為甚麼先和子路談？因為子路年紀最大，輩分最高，在同學們當中有威望，說話又衝。搞掂了子路，也就一了百了。萬一搞不掂，還可以再找子貢和顏回。事實證明，子路並不能真正領會領導意圖，他的回答讓孔子很不滿意。好在孔子原本就沒怎麼指望他，教訓兩句，也就算了。

子路指望不上，就只有靠子貢和顏回。為甚麼先找子貢呢？因為子貢聰明、乖巧，沒準有個好說法。可惜這回子貢是自作聰明，他的回答讓孔子更不滿意。希望變成失望，當然惱火。所以，孔子批評子貢的話，就比對子路說得多，也說得重。所謂「而〔爾〕志不遠矣」，既是「誅心之論」，也是「恨鐵不成鋼」。

這個問題，孔子自己也都想到了。他甚至和學生們進行過討論。甚麼時候討論的？困於陳、蔡之間時（此事我們前面已兩次提到，請參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第二章第一節）。據《史記．孔子世家》，當時孔子一行餓得七葷八素，整個隊伍人心浮動，連最可靠的學生都忍不住（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孔子自己，也知道學生們有意見、有看法、有怨言（孔子知弟子有慍心），就分別找他們談話。當然，孔子沒找所有的學生，他找的是「學生幹部」，也就是子路、子貢、顏回。談話的核心內容，就是自己的主張究竟對不對，為甚麼會走投無路。學生發表了看法，孔子也發表了意見。所以，這三次談話，很值得玩味。

子路出去後，子貢進來了。孔子說，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曠野之上，匆匆趕路。是我們的主張和主義不對嗎？為甚麼會落到如此地步？子貢說，哪裏是先生的主張和主義不對！是先生的主張和主義太偉大了（夫子之道至大也），所以天底下沒有地方能夠容得下先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接著，子貢用試探的口氣說：「夫子蓋少貶焉？」蓋，通盍，讀如何，「何不」的意思。所以子貢這話的意思是：先生為甚麼不降低點身分降點格，不要那麼偉大？言外之意也很清楚：那樣一來，豈不就有容身之地了？這話孔子也不能同意。孔子說，阿賜呀，一個好農民，能夠精耕細作，卻未必善於收穫（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一個好工匠，能夠巧奪天工，卻未必盡如人意（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一個君子，能夠掌握真理，卻未必見容於世（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現在，你不考慮如何掌握真理，只想著怎樣才能被別人瞭解，被別人聘用（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呀，你志向不遠大嘛（而〔爾〕志不遠矣）！

晏嬰和子西不喜歡的，也和圖書是墨家、道家、法家要批判的。比如《墨子》的《非儒》篇，就記錄了晏嬰反對齊景公重用孔子的意見，而且話說得更難聽，道是「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這話翻譯過來就是：孔丘花言巧語，鼓吹異端邪說，迷惑當世國君；吹拉彈唱，製造文化毒品，殘害天下人民。孔子在墨家的筆下，簡直成了江湖騙子。

這真是妙不可言！顏回和子貢，一個比一個會說話，一個比一個說得好聽，卻一個比一個不著調，一個比一個不靠譜。比較靠譜的是子路。他的思考是認真的，也是對路的。怎麼個對路？怎麼個靠譜？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這是戰士的思路。一個好的戰士，如果打不贏別人，絕不會怪別人太厲害，只會怪自己不爭氣。他要做的事情，也只有兩件，一是練好自己的武藝，二是磨快自己的刀子。子路的思路，就是這樣（意者吾未仁邪，意者吾未知邪）。所以，儘管子路並沒有找出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下面再說），想法卻對路，也值得我們借鑒、學習。可惜，子路的話，孔子聽不進去（幸好還沒罵他）。看來，從孔子開始，中國人就不善於也不願意反省自己。

在前面四章，我們簡要地介紹了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三大戰役」：儒墨之爭、儒道之爭、儒法之爭。這樣一種介紹，無疑蜻蜓點水，走馬觀花，難免顧此失彼，掛一漏萬，甚至以偏代全。但即使如此，也足以讓我們頓生敬意，平添仰慕，頗多追思，正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史記．孔子世家》）。同時，我相信大家也都想問：我們民族為甚麼會湧現出那麼多偉大的思想家？這些偉大的思想家為甚麼集中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他們的思想又為甚麼會有那麼長久旺盛的生命力和永恆的魅力？

如此說來，則儒墨、儒道、儒法這三場爭論，又可以歸結為同一個問題，即要不要禮樂制度。這就是先秦諸子爭論的總焦點。有此焦點，自然因為先前有過禮樂制度；有此爭論，則因為禮樂制度正在面臨崩潰。也就是說，有「禮壞樂崩」，才有「百家爭鳴」。於是，我們就又有了三個問題：一，禮樂制度是一種甚麼樣的制度？二，這種制度為甚麼會產生並得到實行？三，一個已經實行數百年之久的制度，為甚麼會面臨崩潰？

子貢挨這一頓搶白，有點冤枉。因為子貢實在是好心好意，真誠地想幫助老師走出困境。子貢也很聰明，他比子路會說話多了。子路直通通，傻乎乎，上來就在自己這邊找問題，孔子怎麼會愛聽？沒挨罵已是萬幸。子貢就聰明得多。他先是給孔子吃了一顆定心丸：先生的主張和主義，絕對沒有問題。不但沒有問題，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哄得老師高興了，才端出自己的方案。在子貢看來，像他這樣先講大道理，後打小算盤；既務虛，又務實；既有充分肯定，又有整改措施，實在應該是萬全之策了。誰知道卻碰了一鼻子灰！這就遠不如顏回，甚麼狗屁辦法都沒有，全是空話，卻中了個頭彩。

第二件事就發生在孔和_圖_書子困於陳、蔡之間時。當時楚昭王不但發兵來解圍，還打算封給孔子七百里地。這時，子西出來說話了。子西是楚國的令尹（宰相），說話的份量當然重。子西先問昭王：大王手下的使臣，有比得上子貢的嗎？昭王說，沒有。又問：大王手下的宰輔，有比得上顏回的嗎？昭王又說，沒有。再問：大王手下的將領，有比得上子路的嗎？昭王又說，沒有。又再問：大王手下的官員，有比得上宰予的嗎？昭王又說，沒有。子西說：當年我們祖先受封於周，不過是個子爵，按規定只能縱橫五十里。現在孔丘到處鼓吹恢復周禮周制。照他那一套來做，我們楚國還能堂而皇之地縱橫幾千里嗎？子西還說：想當年，文王在豐，武王在鎬，不過百里之地。大王打算封給孔丘的，卻是七百里。孔丘得到這麼大個地盤，又有子貢、顏回、子路、宰予這樣的弟子輔佐，只怕不是楚國的福分。這話楚昭王聽懂了（可不能讓孔子做周文王，自己做殷紂王），於是不封孔子，孔子也只好又返回衛國。

第一件事發生在公元前五一七年，即孔子三十五歲那年。這一年，孔子到齊國找工作，見到了齊景公。齊景公向他問政，孔子回答了八個字，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聽了很高興，說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糧食，我也吃不到嘴裏。過了幾天，齊景公又向孔子問政，孔子回答說「政在節財」。齊景公又高興了，準備把尼谿（尼溪）之田封給他。這時，晏嬰出來說話了。晏嬰是齊國的重臣，說話很管用的。晏嬰說了兩點。第一，儒者不可重用。第二，禮樂不可復興。儒者為甚麼不能重用？也有四個原因。一，能言善辯，巧舌如簧，法制管不了他；二，恃才傲物，自視甚高，上級管不了他；三，崇喪厚葬，勞民傷財，不可以敦風化俗；四，游說諸侯，貪圖名利，不可以治國安邦。儒者有這四個問題，當然不能重用。禮樂為甚麼不可復興？因為有聖賢才有禮樂。現在，大聖賢不在了，周王室衰微了，禮樂的缺失也已經很久了。再講禮樂，就不合時宜。然而孔子卻裝腔作勢，不厭其煩。他那一套東西，即便曠日持久也不能窮盡（累世不能殫其學），即便年富力強也不能掌握（當年不能究其禮）。君上如果用它來移風易俗，只怕不是小民的福音（非所以先細民也）。這話齊景公聽進去了，於是孔子被打發回國。

這確實值得深思。

先生提出了這樣嚴重的問題，學生當然要回答。於是子路用猜測的口氣說：是不是我們還不夠仁（意者吾未仁邪），人家並不信任（人之不我信也）？是不是我們還不夠智（意者吾未知邪），人家不肯實行（人之不我行也）？孔子說：有這種說法嗎（有是乎）？阿由呀，如果一定要別人信任才算仁，那餓死的伯夷、叔齊算甚麼（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如果一定要別人實行才算智，那被害的王子比干算甚麼（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顯然，孔子並不同意子路的說法，也不認為問題出在自己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