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所謂「儒法之爭」。孔子主張德治，韓非主張法治。孔子認為，只有「以德治國」，才能保證每個人都成為好人。韓非認為，只有「以法治國」，才能保證每個人不做壞事。那麼，儒法兩家，誰優誰劣，誰是誰非？

在韓非。韓非比荀子多走了一步。孔子不談人性，孟子只談「性善」，荀子兼談「性惡」，但有所保留，即惡的只是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還是善的。韓非卻把這一點保留也去掉了。在他那裏，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都是惡。所以，荀子只是「人性有惡」論，韓非才是「人性本惡」論。至於韓非如何講「人性本惡」，前面說過很多，這裏不再重複。現在要說的是，「人性有惡」與「人性本惡」，又有甚麼不同呢？

先說儒家。儒家為甚麼主張「德治」？孔子的說法，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道，就是引導。齊，就是規範。格，錢穆先生說是「達到標準」（《論語新解》），李零先生說是「遵守規定」（《喪家狗》），楊伯峻先生說是「人心歸服」（《論語譯注》），李澤厚先生說是「認同歸依」（《論語今讀》），我認為是「自覺遵守道德律令」。因此，孔子的這段話，就可以這樣翻譯：用政令來引導，刑罰來規範，人民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心（這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相反，用道德來引導，禮儀來規範，人民不但知羞恥，還能自律（這就能使每個人都成為好人）。

要說韓非與荀子的聯繫，還得先說荀子與孟子的異同。

沒有那麼簡單。

相反，按照孔子的主張，用聖賢的標準來設計制度，則會出問題。甚麼問題？做不到。做不到又怎麼樣呢？也只有一個選擇：做假。事實上，歷代王朝以德治國的結果，並沒能保證他們的長治久安，只不過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偽君子。這些偽君子是從哪裏來的？聖賢標準逼出來的。標準要求皇帝和官員都是聖賢，又做不到，除了做假，還有甚麼出路？

那麼，法家與儒家的分水嶺在哪裏？

天壤之別。所謂「人性有惡」，就意味著同時還有善。這就還有希望，即可以通過禮樂教化來化性起偽。所以，荀子還站在儒家門內，仍然主張「以德治國」，只不過同時主張「兼用法術」而已。在荀子那裏，君權、禮義、法度、刑罰，是「一個都不能少」的。韓非的「人性本惡」就不同了，那可是一點指望都沒有，只能靠強權來鎮壓。因此，他老師的四大法寶，韓非只要三個：君權、法度、刑罰，禮義就不要。為甚麼不要？人性太惡，人心太壞，禮義廉恥之類，根本就沒有用！有用的是甚麼？橫行霸道，兩面三刀，也就是前面說過的賞罰二柄，再加勢、術、法。只不過它們在法家那裏，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法治」。

那麼，儒家為甚麼主張德治，法家為甚麼主張他們的所謂「法治」？

荀子與孟子的相https://www.hetubook.com.com同有三條。一，他們都同意人性是道德的基礎；二，他們都認為人的社會性是善；三，他們都承認人有為善和作惡的兩種可能。不同的是，孟子更看重善的傾向，強調「人性向善」；荀子更注意惡的可能，強調「人性有惡」。孟子把這善的一面看作水，主張引導；荀子把那惡的可能看作火，主張防範。結果是甚麼呢？是荀子和孟子看起來「水火不容」，實際上「殊途同歸」。

不過這樣一來，可就又有了問題。德治也好，法治也好，既然是適用於所有人的，那就雙管齊下、並行不悖好了，何必要爭個你死我活，吵個不亦樂乎呢？

我的看法，是各有優劣，各有是非。從理想層面講，孔子有道理；從操作層面講，韓非更可行。我們知道，政治學是一種實踐性很強的學問。政治制度的設計，更不能只考慮好不好，還要考慮行不行。相比較而言，孔子和韓非的主張，哪個更可行呢？韓非的主張。為甚麼？因為孔子的制度，是按照聖賢的標準來設計的。韓非的制度，則是按照常人的標準來設計的。請問，這個世界上，是聖賢多呢，還是常人多？當然是常人多。既然是常人多，那麼，是聖賢的制度可行，還是常人的制度可行呢？不言而喻吧！

那麼，道德和禮儀就一點用都沒有嗎？也還是有的。據《左傳．文公元年》，商臣帶兵來逼宮時，成王提出想吃了熊掌以後再死。商臣不同意，說是太費時間。成王沒有辦法，只好自己去吊死。但上吊以後，卻不肯閉眼睛，要求兒子給他一個體面的諡號。這個商臣同意了，成王才把眼睛閉上。吃熊掌不行，要面子可以。看來「禮」這個東西，也不是一點都不管用。只要不牽涉到利害關係，還是可以商量通融的。但如果利害巨大，就不好說了。韓非說，富家子而不仁孝，就因為「人之急利甚也」。齊桓公為甚麼殺了哥哥公子糾？國君之位「其利大」嘛！如果誘惑大到可以控制萬乘之主、掌握一國之利，則滿朝文武，還有誰不是魯國那個犯上作亂的陽貨（《韓非子．難四》）？

說來也與傳統有關。正如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簡史》所說，西周社會其實是依靠兩種機制來運轉的。這兩種機制，一個是「禮」，一個是「刑」，它們的適用範圍並不一樣。禮的適用範圍是上層社會，對象是貴族、君子。刑的適用範圍是下層社會，對象是庶民、小人。適用於前者的，原則上不能用於後者；適用於後者的，也原則上不能用於前者。這個原則，就是眾所周知的「禮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當然，對這兩句話的理解，學術界也有爭議，有人甚至不予承認，因為事實上小人也有禮，大夫也受刑。其實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說治理國家、管理社會，要有兩種方式，一種叫「禮治」，一種叫「刑治」。禮治主要用於貴族、君子，刑治m.hetubook.com.com主要用於庶民、小人。也就是說，上層社會主要靠禮來維持，下層社會主要靠刑來統治。這種分野，應該說基本屬實。在西周時期，也切實可行。因為西周社會的上層，天子、諸侯、大夫，甚至士，都有血緣或親戚關係。相互之間，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姑舅親家，自然可以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禮尚往來。至於下層社會，地位卑下，且不乏戰俘、農奴和奴隸，當然要用刑罰來威脅和懲治了。

在《內儲說下》，韓非還講了一個楚成王的故事。這故事說，楚成王先是立商臣（也就是後來的楚穆王）為太子，後來又打算改立他人。商臣就去找自己的老師潘崇，問應該怎麼辦。潘崇問，你能接受事實嗎？商臣說，不能。潘崇又問，你能出國避難嗎？商臣又說，不能。潘崇再問，你能發動政變嗎？商臣說，能。結果商臣帶兵逼宮，把他老爸送上了黃泉路。這是利益起作用的例子。

這就要弄清楚儒法兩家各自的思路和道理。

那麼，春秋戰國時期為甚麼會出現諸子百家的競相爭鳴呢？

這個說法，很可能會遭到批評。批評者會說，實在就一定好嗎？沒錯，我們這個世界上，確實是常人多。但建設一個社會，卻不能以常人為標準。為甚麼不能？因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你以常人為標準，豈非每況愈下？這個批評有道理。事實上，如果完全按照韓非那一套去做，同樣會有問題。有甚麼問題？表面上遵紀守法，實際上心懷鬼胎；執法嚴峻之時規矩老實，法治不到之處偷雞摸狗。說白了，還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荀子卻不認為事情有這麼簡單。在他那裏，人性中惡的一面是先天的、與生俱來的。這就不能靠引導，只能靠改造，靠鎮壓。改造甚麼？性。鎮壓甚麼？惡。改造了性，鎮壓了惡，人就變善了。這個工作，這個過程，就叫「化性而起偽」。化，就是改造。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就是興起。起偽，就是興起善心。這個工作，一般人做不了，只有聖人才能做。聖人知道人的天性（明然屬性）是惡的，這才設立了君權來進行統治（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確了禮義來進行教化（明禮義以化之），制定了法度來進行治理（起法正以治之），加重了刑罰來禁止犯罪（重刑罰以禁之），以求普天之下都「出於治，合於善」。試想，如果不要君權、禮義、法度、刑罰，能行嗎（《荀子．性惡》）？

這樣一說就很清楚。刑治和法治的結果，是人們「不敢作惡」。禮治和德治的結果，則是「不想作惡」。一個「治標不治本」，一個「標本兼治」，哪個更好，傻子都能明白。韓非不是傻子，為甚麼不求最好，但求其次？

所以，最可靠的辦法，是不求「最好」，只求「最不壞」。至少，在設計制度的時候，只能如此。實際上，迄今為止，世界上都沒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不壞」的制度；而那些「最不壞」的制度，又往往比自以hｔｔps://m.ｈｅｔubｏｏk•cｏm•coｍ為「最好」的制度好。為甚麼？實在。

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情況就起了變化。為甚麼呢？禮壞樂崩了。社會動盪，滄海桑田，大家都重新洗牌，貴族可能變成庶民，君子可能變成小人，反過來也一樣。這時再講「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未免可笑。這就需要對禮治和刑治這兩個傳統重新進行思考。思考的結果，是儒家把禮治改造為德治，法家把刑治改造為他們所謂的「法治」（以下說到法家的「法治」，都是這個意思，不再說明，也不再加引號）。德治與禮治，法治與刑治，有甚麼不同？禮治和刑治適用於不同的人，德治和法治適用於所有人。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儒家的德治也適用於庶民和小人，法家的法治也適用於貴族和大夫。

很簡單：孔子的方案好是好，可惜做不到。為甚麼做不到呢？這就要弄清楚作惡的原因。我們要問，人們為甚麼會作惡呢？是他們有此嗜好，喜歡作惡嗎？不是。那是甚麼？利害使然。韓非說：「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韓非子．奸劫弒臣》）也就是說，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則避之唯恐不及。這是人之常情。如果利害關係不大，或許還能講點道德，守點規矩。一旦誘惑無法抵禦，或者危害難以承受，恐怕就顧不上甚麼道德不道德，甚至法令不法令了。

表面上看，荀子和孟子，好像是在孔子之後做了一個分工。孔子是仁義禮樂都講。孟子和荀子，則一個側重講仁義，一個側重講禮樂。仁義，就是引導向善的東西。禮樂，就是防範作惡的東西。孟子講仁義，荀子講禮樂，很符合他們各自的「人性論」。但是，仁義和禮樂，性質並不相同；引導和防範，方式也不相同。引導是柔性的，靠自覺。防範是剛性的，靠強制。所以孔子的說法，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孟子的說法也差不多，是「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甚麼意思呢？一個人向善並不難，只要把丟失的良心（放心）找回來就行。

有了這「三原則」，韓非認為，國家就可以長治久安，君主也可以高枕無憂了。為甚麼呢？因為君主的手上，掌握著賞罰二柄。這兩種手段，是根據「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能設計出來的，屢試不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有此二柄，臣民怎麼會不服管教，不守規矩，不聽招呼？何況君主的賞與罰，又是依法辦事，始終如一的。久而久之，服管教、守規矩、聽招呼，就會成為一種習慣。習慣成自然，天下豈不太平？

由此可見，孔子的德治與韓非的法治，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利弊。那麼，把它們結合起來，如何？不妨告訴大家，漢代以後，歷朝歷代的統治階級，大體上就是這麼做的，即「兼取儒法，雜用王霸」。可惜這也有問題。有甚麼問題m•hetｕbook•ｃｏｍ•cｏｍ呢？德治也好，法治也好，在歷代統治者那裏，都不是「治道」，而是「治術」，即維護統治的手段。既然是手段，那就只求管用。甚麼管用呢？德治當中，禮教管用。有了綱常倫理，人民就不會造反。法治當中，刑法管用。有了嚴刑峻法，人民就不敢造反。所以，歷代王朝的德治，並不是當真「以德治國」，而是「倫理治國」，即「禮治」。歷代王朝的法治，也並不是當真「以法治國」，而是「刑律治國」，即「刑治」。說了半天，還是回到了從前。至於他們的「兼儒法，雜王霸」，則仍然是大棒加胡蘿蔔，連哄帶嚇，軟硬兼施，只不過不像韓非主張的那樣硬邦邦、冷冰冰、赤|裸裸，而是有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

不難看出，儒家學說發展到這一步，距離法家其實已只有一步之遙。專制集權的法家理論，已是呼之欲出。

或許有人會問：重賞和高壓，就那麼可靠嗎？韓非說，可靠。當然，不吃這一套的人也有。比如大隱士許由，就收買不了；大俠客盜蹠（蹠音直），也恐嚇不了。但這是少數人，個別人。治理國家，設計制度，卻應該考慮多數人，一般人。政治，是針對普通人的（治也者，治常者也）；規則，也是針對普通人的（道也者，道常者也）。如果因為有許由這樣的人就不設賞，有盜蹠這樣的人就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韓非子．忠孝》）。相反，如果針對普通人來設計政治制度，就萬無一失。怎麼個萬無一失呢？第一，不用擔心臣民不服從。第二，不用擔心官員幹壞事。第三，不用擔心君主沒能力。為甚麼不用擔心？就因為在這種制度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普通人。統治者是普通人，就不用擔心君主沒能力。被統治者是普通人，就不用擔心臣民不服從。唯一讓人放心不下的是官員。但韓非卻告訴大家毋庸過慮，因為他根本就沒指望官員是好人，更沒指望他們是聖人。韓非說，高明的君主治理國家，決不寄希望於人人自覺行善，而只著眼於他們不幹壞事。能夠自覺行善的，一國之內不足十人；只要不幹壞事，則普天之下都能太平。這就叫「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韓非子．顯學》）。問題是，怎樣才能保證不作惡？也只有一個辦法：用嚴刑峻法來恐嚇防範，讓人們不敢作惡，不能作惡，想做也做不了。

或許有人會問：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樣才行？抽象繼承，合理揚棄。怎樣做到這八個字？只能後面再說。為甚麼只能後面再說？因為眾所周知，人類的問題無非三個：是甚麼，為甚麼，怎麼辦。前面這四章介紹儒墨道法四家的基本觀點，這叫「是甚麼」。接下來，就該討論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前因後果，這就是「為甚麼」。知道了「是甚麼」，又知道了「為甚麼」，相信大家也就知道「怎麼辦」了。

其實，就算將儒法兩家的學說看作「治道」，也是不行的。為甚麼不行？因為孔子的德和*圖*書治，韓非的法治，本身都有問題。有甚麼問題？孔子的德，是禮教之德，即「王道」。韓非的法，是帝王之法，即「王法」。王法不保護人民，王道只尊崇君主。它們都只屬於統治階級，不屬於人民群眾。用這樣的德和法來治國，行嗎？不行！

所以，甚麼禮治，甚麼德治，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刑治和法治。問題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嗎？楚國的那個守關之吏，不就放跑了伍子胥嗎？韓非認為，這不是法治沒有用，而是刑罰不夠嚴，因此主張「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就是嚴刑峻法。當然，懲罰只是所謂「法治」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獎賞。但無論賞還是罰，文章都要做足，工作都要到位，這就叫「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就是豐厚；信，就是誠信；重，就是嚴酷，必，就是堅決。也就是說，賞，就要高官厚祿，說話算數，讓臣民有利可圖；罰，就要心狠手辣，從重從快，讓臣民魂飛魄散。不過更重要的，還是「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一，就是統一；固，就是固定；知，就是知道。也就是說，執法要統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開，不能政出多門，朝令夕改，暗箱操作。「賞莫如厚而信」、「罰莫如重而必」、「法莫如一而固」，就是韓非的「法治三原則」（《韓非子．五蠹》）。

這也是有史可鑑的。在《說林上》，韓非講了一個伍子胥的故事。這故事說，伍子胥逃出楚國，被守關的官吏捕獲。伍子胥說，大王之所以通緝我，是因為我有一顆寶貴的珍珠。不過這顆珍珠現在已經丟了。你要是把我送到大王那裏去，大王問起來，我就說珍珠被你私吞，你看著辦吧！結果怎麼樣？那守關之吏把伍子胥放了。這是危害起作用的例子。

那麼，荀子和孟子，就僅僅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嗎？

這就是儒法兩家的分水嶺。如果說，一個「兼」字，區別開儒家和墨家（儒家講仁愛，墨家講兼愛）；一個「無」字，區別開儒家和道家（儒家講有為，道家講無為）；那麼，一個「法」字，就區別開儒家和法家，即儒家講德治，法家講法治。但我們必須記住，法家的「法」，與我們今天的「法律」並不是一回事。法家講的「法治」，與我們今天講的「法治」，就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前面說過，法家其實應該叫「權家」。法家所謂「法治」，也其實應該叫做「權治」，即利用權勢、權術、權能來治國，只不過要求統治者在使用權力的時候，講點制度講點規矩而已。能做到這一點，在法家看來，就是「以法治國」了。

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韓非的方案可行，就否定孔子的理想。人，是不能沒有理想的。國家、社會、民族，也一樣。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總得要有理想、有志氣、有追求，才能保持蓬勃向上的精神，也才可能爭取到「最不壞」的結果。相反，如果一開始就沒打算「做得好」，只求「過得去」。最後的結果，恐怕是「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