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士們為甚麼可以這樣牛呢？

當然，光有責任感和使命感，還不夠，還得有條件、有能力。春秋戰國時期的士，有這個條件和能力嗎？有。因為至少從孔子開始，士人就已經是一個跨國界、超宗族的精英階層。首先是國籍並不重要。他們沒有義務一定要待在某個特定的國家，為這個國家的國君和大夫服務。各國的君主和執政者，也沒有權力阻止他們的流動，除非謀殺。所以，衛國人吳起和商鞅，先後在楚國和秦國變法；宋國人惠施和鄭國人申不害，則分別在魏國和韓國為相。其次是出身不再重要。比如韓非是王族，墨子是賤人，莊子做過小吏，孔子做過家臣。但沒有人在意這些。人們更在意的，是道德和學問、思想和方法，而不是血統和職務。這就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因為只有超越國界和族群，才能考慮天下大事；也只有不看出身和地位，才能真正造就精英階層。

第四，作為貴族，士一般都能接受比較良好的教育。當然，士的教育條件不一定最好，學習的積極性卻可能最高。為甚麼呢？就因為他們是最低一級的貴族，有身分無地位，有義務無職務，有事業無產業。這就要有本事，而且非有本事不可。所以士人無不重視教育，他們就是「特別受教育的人」（張蔭麟《中國史綱》）。實際上，讀詩書，學禮儀，練本事，加強道德修養和文化教養，是士人的基本任務。這個任務，就叫「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來工作。為甚麼要出來工作？因為他們沒有領地，只有食田。所謂「食田」，用范文瀾先生的話說，就是「吃官飯」（《中國通史》）。有工作，就有田可食；工作沒了，就得交還食田，不能世襲，沒有產權。其實就算有世襲的產權，那田也不會太大。如果家大口闊，就不夠吃，家裏也就得有人出去打工。所以士是一定要工作的。工作也有多種。幫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齊家」；協助諸侯治理邦國，叫「治國」；輔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修、齊、治、平，都是士的任務，也是士的使命。這就是第四點：士，是有文化、有教養、有本事，而且必須出來工作的貴族。

所以，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是士的歷史使命。實際上，士人當中那些優秀分子，往往都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比如孔子就是。公元前四九六年，孔子周遊列國時遇到麻煩，被匡人拘禁。孔子說，周文王雖然不在了，他老人家創立的文化，不都在我這裏嗎（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老天爺如果存心要這文化滅亡（天之將喪斯文也），我就不會掌握這文化（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老天爺既然不打算讓它滅亡，匡人又能把我怎麼樣（《論語．子罕》）？其實，不僅孔子，諸子也都如此。比如墨子，活得像苦行僧，做得像獨行俠，為甚麼呢？又比如韓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又為甚麼呢？就連老子和莊子，也都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否則，他們說ｈetｕｂｏｏｋ.ｃｏm.ｃｏm那麼多話幹甚麼？

現在我們知道，為甚麼先秦諸子都是士人的代表，或者說，為甚麼只有士才可能成為思想家了。很簡單，社會出了麻煩，有了問題，平民解決不了，天子、諸侯、大夫又自顧不暇，只有士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中國向何處去，士人不來回答，誰回答？或者說，士人當中的優秀分子不回答，誰回答？

孟子這話，真是說得大氣磅薄！而且，他還說了兩次，一次在《萬章上》，一次在《萬章下》。可見孟子至少是把自己看作精英的。在他看來，只有他這樣的人才能拯救社會。難怪他要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了。是啊！士，身分特殊，可以心繫天下；使命感強，必定心繫天下；成為精英，則能夠心繫天下。可以、必定、能夠，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們不來回答，誰來回答，又有誰能回答？

這就回答了前面三個問題當中的兩個：我們民族為甚麼會湧現出那麼多偉大的思想家，這些偉大的思想家又為甚麼集中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剩下的問題只有一個：他們的思想為甚麼會有長久旺盛的生命力和永恆的魅力？

當然，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四君子所養之士，都在三千以上，豈能全像馮驩這樣既有本事又講情義？但能有那麼三五個，也就足矣。比如平原君門下那個自薦的毛遂，春申君門下的朱英，信陵君門下的侯嬴、朱亥，便都是這樣的人。就連孟嘗君手下那些雞鳴狗盜之徒，也是有用的。這些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就不多說了。

有很大關係。首先我們要問：社會出了問題，禮壞樂崩了，誰最著急？天子、諸侯、大夫。為甚麼著急？因為諸侯強大，天子的地位就下降。大夫強大，諸侯的地位就下降。家臣強大，大夫的地位就下降。他們當然著急。誰最不著急？士。為甚麼不著急？因為他們原本就是最低一級的貴族。除非社會動亂到不可收拾，連貴族與平民的地位都會顛倒，否則，士人是不會著急的，也是不必著急的。這是第一點：社會劇變，士不著急。

士或士人這個概念，大家應該已不陌生。因為前面一再講到，儒、墨、道、法諸家，都是不同士人的代表。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隱士，法家代表謀士。問題是，先秦諸子，為甚麼都是士的代表？或者說，為甚麼只有士，才可能成為思想家？

也有四條。第一，士在秦漢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貴族。秦漢以前的社會，有階級，也有等級。階級有三等：貴族、平民、奴隸。貴族則分四級：天子、諸侯、大夫、士。這個等級是怎麼形成的？封建所致，宗法使然。前面說過，封建是自上而下的。天子封建諸侯，諸侯封建大夫。大夫不能封建，他們的兄弟子姪就做士。還有，宗法只認嫡系，世襲爵位的也只能一個人（原則上是嫡長子），其他兒子怎麼辦？天子的其他兒子做諸侯，諸侯的其他兒子做大夫，大夫的其他兒子就做士。這就是和-圖-書第一點：士，是不能再封建的貴族。

現在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競相爭鳴的原因了。一是「心智的成熟」，這才創造了封建、宗法、禮樂三大制度，以及超越前人的新文化。二是「社會的劇變」，國家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都面臨重大轉型，有大量根本性的問題必須回答。三是「士人的崛起」，即已經出現一個能夠產生思想家的階層，他們是這個時期最自由也最活躍的力量。因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為活躍，所以要「爭鳴」。

那麼，他們能回答嗎？

其次，有著急的，就有興奮的。誰最興奮？那些在社會動盪中脫穎而出，起了打貓心思的新貴。為甚麼興奮？因為機會來了。不過，這些傢伙都是孤家寡人，還得有人幫忙才行。誰能幫忙？士。士人數量既多本事又大，都有一技之長，甚至身懷絕技。諸侯要爭霸，大夫要兼併，家臣要擅權，都離不開他們的一臂之力。這是第二點：社會劇變，士最有用。

心理自由，身分自由，前途自由，又「有本事，無負擔」，當然可以「任自由」。事實上，當時的士人，也是朝秦暮楚，今天跑到這裏，明天跑到那裏。想想看，孔子去了多少國家，墨子到了多少國家？沒錯，孔子和墨子運氣不好，基本上是到處碰釘子。這固然因為他們的主張不合時宜，也因為在春秋後期和戰國之初，士的重要性還不明顯。到戰國中後期，就不一樣了。士們，尤其是那些重量級的士，跑到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興旺發達；離開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內外交困，正所謂「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叛魏魏傷」（王充《論衡．效力》）。顯然，從春秋到戰國，士已作為一個特殊的階層而崛起，成為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士人之牛就牛在這裏。

士人既然很牛，脾氣當然也不小。比如孟嘗君門下的一個食客，就曾經大發脾氣。為甚麼發脾氣？原來孟嘗君和食客們一起吃飯，飯菜一定是相同的。這個食客因為被安排坐在暗處，以為是要讓他吃不一樣東西，就憤而起身罷食。那時實行分餐制，每個人面前一張几，一份飯菜，席地而坐食之。孟嘗君見那人發火，就端了自己的那一份給他看（自持其飯比之），當然一模一樣。於是該食客慚愧，拔劍自刎。可見當時的士人，不但有脾氣，也有骨氣、志氣。他們雖然很牛，卻牛得有理，牛得可愛。

能。不但能，而且想。為甚麼能？為甚麼想？原因也有三個：特殊身分，歷史使命，精英意識。首先是士的身分特別。我們知道，按照封建制度的規定，國也好，家也好，封建都是一次性的。封建之後，國就是諸侯的，家就是大夫的。諸侯的國事，天子不能管；大夫的家務，諸侯也不能管。反過來，沒有授權和召喚，大夫對諸侯的事，諸侯對天子的事，也不能隨便管，不能管得太多，否則就是僭越。這樣算下來，家事國事天下事，都能管他一管的，就只有士。所以，沒有領地的https://www.hetubook.com.com士，反倒比有領地的天子、諸侯、大夫更能「心繫天下」。何況他們原本就是貴族中的一員，天下也原本就是他們的；何況他們原本就有貴族的權利和義務，不能不負點責任；何況他們的任務，原本就是修、齊、治、平，也就必須「以天下為己任」。現在天下有了麻煩，他們當然要管。中國向何處去成了問題，他們當然要回答。

幸運的是，春秋戰國做到了這一點。因此，春秋戰國的士，就有著強烈的精英意識。這種意識，曾經被孟子表現得淋漓盡致。孟子曾兩次借伊尹的口說，老天爺為甚麼要誕育萬民（天之生此民也）？就是為了「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我們這些社會精英，就是芸芸眾生中的先知先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們的歷史使命，就是要用自己覺悟到的真理，去啟迪和教育人民（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這樣的事情，我們不做誰做，又有誰能做（非予覺之，而誰也）？

有本事，就有本錢；無負擔，就無顧慮。《史記．魏世家》說，戰國初年，魏文侯的兒子子擊（就是後來的魏武侯）在路上遇見文侯的老師田子方。子擊連忙讓車子迴避，自己則下車行禮，田子方卻昂然不答。子擊就不高興了，就說：請問誰可以不把別人放在眼裏？是榮華富貴的，還是一無所有的？田子方說，當然是一無所有的啦！諸侯看不起人就會失去封國（失其國），大夫看不起人就會失去采邑（失其家）。我們這些貧賤的士人，如果主張不被接受，言論不被採納，換個國家就是。拋棄那些不能重用我們的諸侯、大夫，就像扔掉一隻草鞋，有甚麼了不起？你怎麼能拿我們跟你比（奈何其同之哉）！

那麼，這與我們前面提出的問題又有甚麼關係呢？

田子方這話說得真是夠牛的，卻有道理。甚麼道理？士人自由。為甚麼自由？第一，沒有世襲領地和爵位的士人反正一無所有，也就不怕失去甚麼，這叫無產者無畏，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也就是無負擔則無顧慮。這是心理的自由。第二，士人雖然是毛，只能依附在皮上，但那時皮很多。這張皮不行，換一張就是，正所謂「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是身分的自由。第三，那時著急的不是士人，而是弄不好就身敗名裂的大夫和諸侯。這個時候，誰能夠多得到一些士，尤其是那些數一數二的無雙國士，誰就有可能存亡繼絕、做大做強。相反，則可能面臨滅頂之災。請問，該誰牛？當然該士人牛。這是前途的自由。

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士，也只能是士。

這就要弄清楚甚麼是士，士的特點又是甚麼。

三個原因：有本事，無負擔，任自由。比如前面說的這個馮驩，其實就很有本事，後來幫了孟嘗君的大忙。當時，孟嘗君因為有「功高蓋主、專政擅權」之嫌，被齊王罷免。他門下的那三千食客，也都如鳥獸散，跑得一乾二淨，只有馮驩挺身而出，幫孟嘗君東山再起。馮驩向孟嘗君要了一輛車子和一些錢，跑到了秦國wｗｗ•ｈｅｔuｂｏｏk•ｃｏm.ｃｏm，對秦王說：現在天底下最強大的，也就是秦國和齊國。秦國強，齊國就弱；齊國強，秦國就弱。這叫「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最後的結果，是強大為雄者得天下。秦王一聽，就坐直了身子問：怎樣才能不讓我們秦國為雌為弱？馮驩回答說，把孟嘗君請來就行。齊國之所以「重於天下」，就因為有孟嘗君。可是，現在他被罷免了，肯定心懷怨恨。他對齊國的情況，又瞭如指掌。如果大王把他請來，齊國不就是大王的了嗎？不過這事要快。齊王一旦醒悟過來，就不好說了。秦王聽馮驩說得在理，就派出十輛車子，帶著一大筆錢去請孟嘗君。馮驩見秦王行動，又搶先一步回到齊國，對齊王說：臣下聽說秦王已經派了人來，要重金禮聘孟嘗君了！咱們齊國和他們秦國，可是「雄雌之國」，勢不兩立。秦國強，齊國就弱；齊國強，秦國就弱。孟嘗君一旦入秦，齊國可就危在旦夕。大王何不趁秦國使節未到之時，趕快把孟嘗君穩住？齊王聽了，馬上派人到邊境。一見秦使入境，立即就恢復了孟嘗君的相位和封邑，還增加了一千戶。這就是馮驩的功勞。這事和前面說的故事都記載在《史記．孟嘗君列傳》，請參看。

社會劇變，士不著急。社會劇變，士最有用。社會劇變，士最受益。這三條加起來，結果是甚麼？社會劇變，士人最牛。為甚麼牛？因為諸侯也好大夫也罷，著急的也好興奮的也罷，都要請士幫忙。著急的要靠士來保住地位和地盤，興奮的則希望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所以，從春秋開始，諸侯和大夫養士，就已經形成風氣。到了戰國，則更是養士成風。各國的國王和卿相，卑躬屈節，禮賢下士，只怕士人不來依附。從高談闊論之子，到雞鳴狗盜之徒，都在網羅之列。士，成了最搶手的香餑餑，豈能不牛？

第三，作為貴族，士擁有與天子、諸侯、大夫大體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包括參政權、參軍權和祭祀權。這些權利，就表現在「冠」。我們知道，士人成年時，同其他貴族一樣，也是要舉行「冠禮」的。所謂「冠禮」，其實就是成年禮。但是，只有貴族成年才能「冠」，平民成年就只能「幘」，也就是只能戴頭巾。所謂羽扇綸巾，風流儒雅，那是後世的儒將們「玩酷」，有如美國總統穿牛仔，不能算數的。相反，周代的貴族，一定不能沒有冠。比如我們前面說過，子路就因為不能「免冠」而壯烈犧牲。為甚麼不能「免冠」？因為那是義務與權利的象徵。周禮規定，貴族子弟的加冠，一共三次。第一次加的叫「緇冠」，戴上它就可以參政議政。第二次加的叫「皮弁」，戴上它就可以打獵參軍。第三次加的叫「爵弁」，戴上它就可以參加祭祀。一加緇冠，有參政權；二加皮弁，有參軍權；三加爵弁，有祭祀權。這三種冠，是所有貴族都要加的。不同的是，天子、諸侯、大夫還要加冕。冕與冠的不同，是多了頂上的「延」。延的前面有「旒」（繩子穿的玉），兩邊有「充耳」（繩子墜的和_圖_書玉）。旒的意義，是提醒戴冕的人不要東張西望，叫「視而不見」。充耳的意義，則提醒他們不要聽信讒言，叫「充耳不聞」。顯然，天子、諸侯、大夫加冕，是因為他們有治權，要統治人民。統治的權力越大，旒就越多，比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沒有治權，也就無冕無旒。不過，士雖不能「冠冕堂皇」，卻也「峨冠博帶」，還是十分體面。這就是第三點：士，是有參政權、參軍權、祭祀權，但沒有統治權的貴族。

第三，所謂「禮壞樂崩」，所謂「耗子打貓」，無非就是既定的等級秩序變了。原來高高在上的，現在一落千丈；原來俯首稱臣的，現在作威作福。如果計算一下成本和效益，結果是甚麼呢？誰原來的地位最高，誰的虧損就最大，也最著急；誰原來的地位最低，誰的紅利就最多，也最興奮。士的地位原來是最低的，他們怎麼會著急？不但不用著急，還可以趁機改變一下處境，提高一下地位，甚至升為大夫。就算不能如願以償，至少也不會損失甚麼。這是第三點：社會劇變，士最受益。

這也是於史有據的。比如戰國末年，養士最多的有四個人：齊國的孟嘗君田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正所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賈誼《過秦論》）。他們養的士，都在三千人以上。而且，這些貴族對士人都很客氣，士們也都很牛。比如孟嘗君門下，有一個食客叫馮驩（音歡）。馮驩聽說孟嘗君好養士，便穿著一雙走遠路的草鞋去見他。孟嘗君問：先生遠道而來，有甚麼要教導田文的嗎？馮驩說，也沒甚麼。只不過聽說您老人家好客，在下又窮，因此來投靠。孟嘗君就安排他住招待所（傳舍）。十天以後，孟嘗君問招待所所長，客人這幾天都幹甚麼了？所長回答說：唱歌。所長說，馮驩先生確實太窮了，窮得只有一柄劍，每天彈著那劍唱：「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就讓馮驩搬到賓館（幸舍），有魚吃。馮驩還是不滿意，又彈著那劍唱：「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又讓他住星級酒店（代舍），出入有車。誰知馮驩並不領情，又彈著那劍唱：「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這就未免有些過分了，所以孟嘗君心裏很不高興（不悅）。不過，不高興歸不高興，對馮驩還是款待如故。這就是士人的牛。

第二，同為貴族，士與天子、諸侯、大夫的區別，在於前三種貴族都是領主，也都有領地。天子名義上有天下，實際上有王國；諸侯有國（封國），大夫有家（采邑），士則只有田。士的田，與諸侯的國、大夫的家又有甚麼區別？區別就在於國和家既包括土地，又包括人民。諸侯和大夫對這些土地有產權，對這些人民有治權。士卻只有產權，沒有治權，甚至連產權也沒有（食田無產權，賞田有產權），只有經濟收入，即田租和田稅。這就叫「士食田」，也就是靠田賦和田稅過日子。這就是第二點：士，是沒有不動產的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