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這個主張，就是「寬容」。他嘲笑雀、斑鳩、蟬，則因為牠們太不寬容。看來，事情也許真是「越大越寬容，越小越計較」，所以莊子覺得可笑。眾所周知，寬容，是一種非常現代的觀念和意識。這樣一種現代價值，當然不可能在兩千多年前，被莊子清晰而明確地表述出來。但是，哪怕只有一點萌芽，一絲意思，我們都要說一聲「了不起」。何況莊子不但主張寬容，還主張真實和自由，這就太偉大了！

實際上，韓非也非常重視執法的公正與公平，反對罰不當罪，也反對賞不當功。《韓非子．難一》說，公元前五八九年齊晉靡笄之戰時，中軍司馬（軍法官）韓厥執行軍法，要殺人。中軍統帥郤克（郤音戲）聽說，便駕著車子去救人。等他趕到，人已經殺了。郤克便說，為甚麼不將他的屍體巡行示眾（胡不以徇）？這話連郤克的僕人聽了都覺得奇怪。僕人說，大人剛才不是還要救那個人的嗎？郤克說，韓厥做了得罪人的事，我怎麼能不幫他分擔一點罵名呢（吾敢不分謗乎）？對此，韓非評論說，郤克完全是胡來！我們先要問：韓厥殺的這個人，該不該殺？如果該殺，那就不能救。救罪人，是亂國法。國法亂了，國家也亂了（法敗則國亂）。如果這個人罪不當死，那就不能將他的屍體巡行示眾。將他的屍體巡行示眾，是加重了無辜者的冤枉和委屈（重不辜）。加重無辜者的冤枉和委屈，會導致民怨沸騰。民怨沸騰，國家就危險（民怨則國危）。要知道，人民群眾對執法公平的期望是很高、很強烈的（民之望於上也甚矣）。然而郤克的做法，卻只能讓人民絕望（民絕望於上矣）。這不是甚麼分擔罵名（分謗），而是增加罵名（益謗）。顯然，在韓非看來，只有「以法治國」，才有可能實現公平與正義；也只有實現公平與正義，才有可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所謂「以法治國」，就是「由法來治」，也是「依法來治」。由法，就不由人。這就避免了人治的缺點。依法，就不依禮。這就避免了禮治的缺點。人治的問題是甚麼？靠不住。比如人亡政息，比如惡人當政，比如隨心所欲。禮治的問題是甚麼？不公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最後還是誰的地位高？誰是真理？誰是大爺？《韓非子．說難》說，衛靈公有一個男寵，叫彌子瑕。衛靈公寵愛他的時候，怎麼看怎麼好。有一次，兩人一起遊園。彌子瑕摘了一個桃子，吃了一口，覺得好吃，便將剩下的一半給靈公。靈公高興地說，彌子瑕多愛我呀！好東西自己捨不得吃，讓給我。但是，彌子瑕年老色衰後，衛靈公的說法就變了，說彌子瑕簡直混蛋，居然把吃剩下的東西給寡人。同一個彌子瑕，同一個衛靈公，同樣一件事情，前後的說法完全相反。人，怎麼靠得住？禮，又怎麼能夠行？

但有個問題，也得說清楚，這就是以法治國並不萬能。

還是先講一個故事。這故事記載在《莊子》的第一篇，篇名叫《逍遙遊》。甚麼叫「逍遙遊」？就是真實而自由地活著。這是莊子和-圖-書的人生主張，因此這一篇極其重要。這篇文章開頭就說，北海有一種魚，名字叫鯤。鯤，大得不得了，不知有幾千里長。它化作鳥，就叫鵬。鵬，也大得不得了，也不知有幾千里長。牠從海上飛起來，翅膀就像「垂天之雲」，旋風直上九萬里，海上水波相激，浪花飛濺，高達三千里。就這樣，鯤鵬將用六個月的時間，從北海飛往南海。於是，雀，還有斑鳩、蟬，就笑起來了。牠們說，幹嘛呀您？花那麼多的時間，走那麼遠的路。你看我們，只要飛到一根樹枝上，就停下來。實在飛不上去，就落到地面，不也很好嗎（此亦飛之至也）？於是莊子說：「此小大之辯也！」

那麼，法家的可取之處在哪裏？

然而莊子又確實嘲笑了。為甚麼嘲笑？原來，「翱翔蓬蒿之間」並不可笑，可笑的是牠們嘲笑「之九萬里而南」。這又怎麼就可笑呢？因為「真實而自由地活著」，是每個生命體同等擁有的權利，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剝奪，也沒有資格去嘲笑。大的尚且不能嘲笑小的，小的又豈能去嘲笑大的？然而雀、斑鳩、蟬在說到鯤鵬時，態度都是「笑之」。這就太可笑了。也就是說，莊子不是嘲笑雀、斑鳩、蟬們的「小」，而是嘲笑牠們的「笑」。

莊子和韓非也有共同的淵源，這就是老子。過去我們總是說，孔子和孟子是一派，他們的思想就叫「孔孟之道」。老子和莊子是一派，他們的思想就叫「老莊哲學」。其實老子還有一個繼承者，這就是韓非。老子和韓非的思想，就該叫「老韓思想」。老莊哲學，老韓思想，源頭都在老子。因為老子的思想，是「以無為求有為」，既「無為」，又「有為」，歸根結柢是「有為」。這兩個方面發展到極致，就是莊子和韓非。老子的「無為」發展到莊子，就是「自由」。老子的「有為」發展到韓非，就是「專制」。這，並不難理解。甚至，老子的「無為」發展到莊子，變成「寬容」，也不難理解。不好理解的是，老子的「有為」發展到韓非，怎麼就不但是「專制」，而且是「苛刻」，甚至是「殘忍」呢？

我認為，法家最大的歷史貢獻，是為後來的中國設計了一種全新的國家制度，這就是「帝國制度」。他們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則是提出了一種可以抽象繼承的治國理念，這就是「以法治國」（《韓非子．有度》）。前者主要是商鞅設計的，後者則主要是韓非完成的。前一個問題請參看拙著《帝國的終結》，這裏只說「以法治國」。

這個故事和這句話，常常讓解說《莊子》的人困惑。莊子嘲笑雀、斑鳩、蟬嗎？嘲笑。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語氣中讀出。那麼，莊子為甚麼嘲笑雀、斑鳩、蟬？是因為牠們小，鯤鵬大嗎？不是。為甚麼不是？因為不符合莊子的思想。莊子的思想，是「齊物論」。這三個字有兩層涵義，一是「齊物」，二是「齊論」，合起來叫「齊物論」。齊，是動詞，意思是齊等、齊一。也就是說，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思想言論，也是平等的。誰也不比誰高貴，誰也不比誰高明。鯤鵬「和_圖_書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固然是逍遙遊，雀在蓬間嬉戲，難道就不是逍遙？當然是。既然如此，莊子怎麼會嘲笑牠們？

以德育人，就不是法家之所長了。在這方面，長袖善舞的是儒家。那麼，儒家又給我們留下了甚麼？

那麼，法家寬容嗎？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沒錯，國家是應該強盛。國家的強盛，是每個國民的共同願望。問題是，國家為甚麼要強盛呢？歸根結柢，還是為了國民的幸福。如果國家強盛了，人民卻變成了芻狗，這種強盛，我們要它幹甚麼？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更贊成莊子。也就是說，只有每個國民都能真實而自由地活著，人與人之間也很寬容，這樣的國家，才是好國家。這樣的國家，才值得強盛，應該強盛。而且，我還可以補充一句：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有可能真正強盛，永遠強盛。

很不寬容。法家的不寬容，甚至到了不近人情、不顧人命的地步。比如前面說過的韓昭侯「兼罪典衣殺典冠」（請參看本章第一節），就是不近人情；《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所說秦昭襄王之事，則是不顧人命。這故事說，有一年，秦國遇到災荒，老百姓都沒有飯吃。秦國的大臣主張賑災，昭襄王卻不同意。昭襄王說，我們秦國的法治，是無功不受賞。災民有功嗎？沒有。如果有功無功都給糧食，豈不是大家都會去搶？這就亂了。與其讓他們活著卻混亂，不如讓他們死去卻安定（生而亂，不如死而治）。請大家想想，這都是甚麼話！

我們知道，周興和來俊臣，都是武則天手下的酷吏，說起來算是同夥。然而來俊臣整起周興來，卻一點都不手軟。這種毫不留情、翻臉不認人的作風，從哪裏來的？從商鞅那裏繼承的。眾所周知，商鞅原本是衛國人，叫「衛鞅」。後來又在魏國的國相手下做事，算是魏國之臣。因為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不用他，才跑到了秦國，為秦孝公做事。這倒也沒甚麼。當時的士人，都是朝秦暮楚，不算「叛國」。商鞅成為秦國之臣後，就慫恿秦孝公攻打魏國。這也沒甚麼。既為秦國之臣，當然要替秦國著想，所以也不算「賣國」。問題是商鞅這一仗打得不地道。據《史記．商君列傳》，當時魏軍的統帥是公子卬（音昂）。商鞅就寫信給公子卬說，想當年，咱倆在魏國可是好朋友。現如今，卻「俱為兩國將」。這就太可悲了。鞅實在不忍心動手（不忍相攻），倒是想請公子吃頓飯，我們兩家講和算了。公子卬覺得有道理，就毫無戒備地前來赴宴。結果怎麼樣呢？商鞅在酒宴上把公子卬綁架了，然後下令進攻，大敗魏軍。這是甚麼？這是欺詐！司馬遷就秉筆直書云「欺魏將卬」。司馬遷還說，這事和商鞅的許多作為，都證明此人是很苛刻、很殘忍的（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法家為甚麼就真把人民當成芻狗呢？因為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也都是「現實主義者」。他們的觀念，是國家至上，現實唯一。所以，他們沒有歷史使命，只有現實使命，那就是「富國強兵」。為了富國強兵，可以不擇手段https://www.hetubook.com.com。由是之故，法家眼裏就只有國家，沒有人民，更沒有個人。人民和個人，是可以看作芻狗，看作工具，不當回事的。這就是他們「苛刻」甚至「殘忍」的第三個原因：使命使然。

然而法家卻不這麼認為。他們的想法是：先強盛了再說，管他那麼多！所以，法家雖然最後成功了，留下的後患也很不少。比如秦的二世而亡，法家就該承擔部份責任。後代的許多苛政，法家也該承擔部份責任。因此，法家這個學派，在歷史上頗受非議，難得好評。許多學者在講到法家時，都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唯恐一不小心，便犯了眾怒。

更何況，在莊子看來，大又怎麼樣？小又怎麼樣？高又怎麼樣？低又怎麼樣？美又怎麼樣？醜又怎麼樣？棟樑與小草，西施與醜八怪，只要是真實的，自由的，就是平等的，也是一樣的，這就叫「道通為一」（《莊子．齊物論》）。也就是說，鯤鵬、雀、棟樑、小草、西施、醜八怪，都有生存的權利，而且都有按照自己的天性和選擇，來真實生存、自由生存的權利。他們都可以有自己的活法，也都會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因此，你可以讚美鯤鵬，但不必嘲笑雀。反過來，以小笑大，也不對。任何人都不能以己之長笑人之短，不能以一種自由嘲笑另一種自由，以一種真實嘲笑另一種真實。這就是莊子講這故事的真正用心。

這就是韓非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思想。這個思想，即便在今天也不過時。事實上，韓非主張的公開、公平、公正，和墨子的平等、互利、博愛，和莊子的真實、自由、寬容，同樣可貴，同樣是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的稀缺資源，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

不過我認為，如果我們真的贊成莊子，贊成他的真實、自由與寬容，那我們就得同意他的觀點：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思想言論，也是平等的。誰也不比誰高貴，誰也不比誰高明。對待法家，也如此，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更何況法家也確有可歌可泣、可圈可點之處，豈能全盤否定，徹底打倒？

仍然與老子有關。老子的性格特徵是甚麼？寡情。寡情的老子怎麼說？他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第五章》）。當然，老子只是說，並沒有真這麼做。而且，他的意思也只是說，統治者對老百姓，就應該像天地對待萬物那樣，不聞不問，順其自然，這就是「無為」，也就是「無情」（請參看本書第三章第五節）。然而法家對待人民，卻真是「以百姓為芻狗」，毫不留情也毫不在意地踐踏、蹂躪，甚至迫害。商鞅也好，韓非也好，都認為一個國家的民眾，只應該有兩種人，一種是農民，一種是戰士。農民給統治者種田，戰士替統治者殺人。最好是，農民也是戰士，戰士也是農民，平時做牛馬，戰時當炮灰。這豈不真是把人民當成了芻狗？

顯然，所謂「此小大之辯也」，不能理解為「這就是小和大的區別」，只能翻譯為「這就是小和大的辯論」。事實上，《莊子》的原文，也是「辯hetubook.com.com」（辯論），不是「辨」（辨別）。按照「齊物論」的思想，莊子根本就不可能主張區分辨別。莊子說，有個養猴的老人給猴子發橡子，說「朝三而暮四」（早上三升晚上四升），猴子們都很憤怒，齜牙咧嘴說「不幹」。老人便改口說，那就「朝四而暮三」（早上四升晚上三升），猴子們都很高興，興高采烈喊「萬歲」。其實朝三暮四也好，朝四暮三也好，加起來還不是一天七升？所以，很多事，本質是一樣的，沒區別。區別，不過是表面現象。

三個原因：時代使然，淵源使然，使命使然。我們知道，法家思想的成熟，主要在戰國。戰國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呢？殘忍的時代。我們平時總是說，春秋戰國，春秋戰國，實際上春秋和戰國大不一樣。春秋時期當然也有戰爭，但規模不大，常常是一天就結束。交戰雙方，也都很講究軍事禮儀，注重君子風度。比如有一句成語，叫「五十步笑一百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實，這事在春秋並不可笑。因為春秋時期的戰爭有個規矩，就是敵人敗退，勝利的一方只能追五十步，不能多追，叫「不逐北」。也就是說，敗退，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幹甚麼？所以，跑一百步是可笑的。五十步笑百步，則不可笑。當然，孟子的意思，是不管跑多少步，也都是逃跑。因此五十步笑百步，是可笑的。這就另當別論。總之，春秋時期的戰爭，是不太過分的。

這就有了問題：法家，為甚麼苛刻，甚至殘忍呢？

法治卻不會有這些問題。韓非說，「法莫如顯」（《韓非子．難三》），「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韓非子．五蠹》）。也就是說，法，有三個特點：一、固、顯。一，就是統一，也是唯一。固，就是固定。顯，就是公開。這就十分清楚：法，是統一的標準，唯一的標準，固定的標準，公開的標準。標準統一，就不能因人而異。標準唯一，就不能政出多門。標準固定，就不能朝令夕改。標準公開，就不能暗箱操作。這樣一來，任何人想做手腳，也都做不成了。更重要的是，法不是人，也不認識人。它就像木匠的墨線一樣，永遠是直的，不會繞彎，也不管你是張三李四、君子小人。這就叫「法不阿貴，繩不撓曲」（《韓非子．有度》）。顯然，只有「以法治國」，才有可能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可惜，這樣一種「君子風度」到戰國就不復存在。戰國時期的戰爭，常常是幾十萬大軍征伐對峙，野戰攻守持續數月，活埋戰俘成千上萬。比如公元前三一七年，也就是孟子大約五十四歲，莊子大約五十二歲那年，齊、燕、趙、魏、韓與匈奴聯合攻秦，秦國大敗韓趙軍，斬首八萬二千。公元前三〇七年，秦國攻韓，斬首六萬。公元前二九三年，秦將白起大破韓魏軍，斬首二十四萬。最慘烈的是在公元前二六〇年，也就是荀子大約五十三歲，韓非大約二十歲那年，還是那個秦國大將白起，竟一次坑殺趙國降卒四十多萬人。這可真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https://m.hetubook.com.com．離婁上》），不折不扣的慘絕人寰。

事實上，如果說莊子表現出難得的寬容，那麼，法家便表現出罕見的苛刻，甚至殘忍。從商鞅到後來的酷吏，差不多都是心狠手辣，冷酷無情。他們甚至是相互之間都不同情，都不憐憫的。比如李斯之陷害韓非，比如來俊臣之整治周興，都如此。據《新唐書》和《資治通鑒》，有一天，來俊臣請周興吃飯。酒過三巡，來俊臣問周興：犯人不肯招，有甚麼辦法嗎？周興說，好辦得很！取大甕一隻，周圍架上火，燒熱了讓他進去，沒有不招的。來俊臣便當場如法炮製，然後對周興說：有人告你謀反，請君入甕吧！

怎樣不萬能呢？首先，法治只是比人治和禮治，更有可能實現社會的正義與公平，並不等於就一定能夠實現。事實上，目前全世界都還沒有一種辦法，可以完全地、絕對地做到這一點。相比較而言，法治要算是最可能、最可靠的了。其次，法治意義上的公平與正義，包括兩個方面，即「程序公正」和「實質正義」。所謂「程序公正」，就是審判的過程公平。所謂「實質正義」，就是審判的結果公平。過程公平，不等於結果就一定公平。在這種情況下，實質正義（結果公平）要讓位於程序公正（過程公平）。也就是說，只要過程公平，在現有條件下，就算實現了社會的正義與公平。第三，程序公正也有一個前提，就是程序本身必須公正。說得白一點，就是我們要守規矩，但規矩本身要規矩。法家的最大問題，就在於他們的「法」不合法。怎樣不合法？不是人民民主的產物，而是統治階級的一言堂，是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之間的「不平等條約」，我稱之為「非法之法」（請參看拙著《帝國的終結》）。非法之法不是法，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正義與公平。最後一點也很重要，就是即便實現了社會的正義與公平，法治也只能遏制犯罪，無法倡導行善。因此，法治之外，還必須有德育，即以法治國，以德育人。這就是我對第四章第六節留下問題的回答。

講完莊子，再來講法家，尤其是講韓非，很有些意思。因為這兩個人，完全相反。莊子追求的，是絕對的自由；韓非主張的，則是絕對的專制。莊子希望的，是社會的寬容；韓非強調的，則是國家的管制。莊子追求自由，希望寬容，是因為他認為人性天真；韓非主張專制，強調管制，是因為他認為人性本惡（請參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如此南轅北轍，也就值得深思。因此，在講韓非之前，我們還要再講講莊子。

戰國時期諸子目睹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狀況。所以戰國諸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的心情、心境和心氣，都大不同於孔子，甚至不同於墨子。不過，正如鮑鵬山先生所言，戰國也有寬容的一面，是一個既殘忍又寬容的時代。對誰殘忍？人民。對誰寬容？士人。戰國沒有清代那樣的文字獄，也沒有哪個思想家因為言論而被殺（《先秦諸子十二講》）。可見戰國是寬容與殘忍並存。莊子，就弘揚了寬容的一面；法家，則發展了殘忍的一面。他們同時出現在戰國，並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