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孔子的「仁」是很有道理的。它既有親親之愛做基礎，又有忠恕之道做方法。孝悌一縱一橫，忠恕一正一反，豈非理想的方案？可惜，它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愛有差別等級。按照孔子的說法，一個人，最愛的應該是父母，其次為兄弟，然後才是親屬、親戚、親友、沾親帶故者，最後是「泛愛眾」（《論語．學而》）。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愛是層層遞減的。減到最後，正所謂「強弩之末」，恐怕所剩無幾。這是理論上的問題，也是墨子要反對孔子的原因。更何況到了戰國時期，不要說「泛愛眾」，便是「親親」，也不可能。父子兄弟，骨肉相殘，你死我活，哪有甚麼親親之愛可言？這是事實上的問題。這就唱不成高調了，只能守住底線。這個底線，用孟子的話說，就是「惻隱之心」。

先說仁愛。仁愛作為儒家的範疇，包含三個內容：親親之愛，忠恕之道，惻隱之心。其中，親親之愛是基礎，忠恕之道是方法，惻隱之心是底線。甚麼叫「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在這裏，第一個「親」字，是動詞，親愛的意思。第二個「親」字，是名詞，親人的意思。親人當中，首先是父母，叫「雙親」；其次則是兄弟。親愛父母，叫「孝」。親愛兄弟，叫「悌」。孔子認為，這兩種愛，但凡是人就會有，不需要教育，也不需要證明，可謂仁愛的天然基礎，所以孟子說「親親，仁也」（《孟子．盡心上》）。

那麼，正義與自強又如何？

這個故事說明了甚麼呢？說明了三點。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見別人無緣無故地受到傷害（無罪而就死地）。這種「不忍之心」不但會加之於人，還會加之於動物，比如牛、羊。第二，這個「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礎和底線。實際上人們為了生存，難免會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說得對，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好事，不做壞事。既然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壞事，那我們憑甚麼判斷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沒有「不忍之心」。只要有這份「心」，那他就有希望成為「仁者」。所以，孟子並沒有要齊宣王把那隻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以王矣」。第三，有了這個基礎和底線，我們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體系，甚至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因為一個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證明他有一種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這個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對某件事、某個人的「不忍」，推廣為對全世界、全人類的「不忍」，進而推廣為對全世界、全人類的「愛」，這不正是孔子的主張嗎？

這就是「仁愛」。它是親親之愛、忠恕之道、惻隱之心，是孔子和儒家代表我們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發出的愛的呼喚。我們應該響應這個呼喚，我們應該實踐這個呼喚。

那麼，儒家為中華文化提供的核心價值觀是甚麼呢？

不過，孝悌或者親親，只是仁愛的基礎，不等於就是仁愛。準確地說，仁愛是孝悌或親親的推廣和泛化。怎麼推https://www.hetubook.com.com廣，怎麼泛化？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或者用孟子的話說，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有這份愛心，並把它發揚光大，就可以由親人（父母兄弟）而親屬（血緣關係）、由親屬而親戚（婚姻關係）、由親戚而親友（朋友關係），以及一切沾親帶故甚至毫不相干者。結果是甚麼呢？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這就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孔子的主張。

這就是孔子的觀點，也是孔子超級偉大的地方。要知道，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來風風雨雨，飽受戰亂、分裂和侵略蹂躪之苦，卻一直屹立不倒，一直凝聚不散，就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文化。我們的海外華僑、華人，篳路藍縷，艱難創業，終於贏得全世界的尊重，也因為有共同的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東西。比如猶太人，雖然曾經一度失去自己的國土，但文化存，則民族存。所以，孔子把文化看得高於一切，實在是高人一籌。

對此，孟子做過形象的解釋。據《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經對齊宣王說，臣下聽人講，有一天，有人牽著一頭牛從堂下走過。大王問他，這頭牛要牽到哪裏去？那人說，牽去宰了，用牠的血來釁鐘。大王說，放了牠吧！我實在不忍心看牠哆哆嗦嗦的樣子，毫無罪過卻要去死！但是釁鐘的儀式又不能廢除，結果大王便用一隻羊換了這頭牛，有這事嗎？齊宣王說，有。孟子說，老百姓都認為大王小氣吧？齊宣王說，是呀！不過齊國再小，寡人也不至於連一頭牛都捨不得。實在是不忍心看著牠哆哆嗦嗦地無罪而死，這才換成了羊。孟子說，老百姓這樣講，並不奇怪。要說「無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甚麼區別？齊宣王說，寡人也講不清是怎麼回事，看來只好讓老百姓說寡人小氣了。孟子說，沒關係。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大王只看見了牛，沒看見羊。看見羊，大王也會不忍心的。這種「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術也）！有這份愛心，就能夠實行王道、一統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至於打自己的兒子，為甚麼就是給對方面子，也可以追溯到儒家。儒家講甚麼？講德。儒家的德是怎樣的？二人之德。也就是說，儒家只要講到道德，這個道德就一定不會是單方面的。比如儒家講忠，講孝，同時也講仁，講慈，叫「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君仁與臣忠、父慈與子孝，雖然不平等，卻對等。所以，按照孟子的觀點，如果「君之視臣如土芥」，那麼，臣就可以「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總之，道德是雙方的事。你不仁，就休怪我不義。這就是孟子的主張，也是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主張。

事實上，不忍心其無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現代社會法治與人權基礎和人性基礎。比方說，國際社會一致公認不能虐待俘虜，不能虐待犯人，甚至不能虐待動物。即便保留死刑，也要慎之又慎，並儘量和-圖-書採取較少痛苦的方式。即便必須屠宰動物，也不能虐殺。某些國家甚至還立法，規定食用動物的某些權利（比如吸食母乳三天以上的權利，睡在乾淨稻草上，等等）。還有一些醫學院，會為實驗動物建立紀念碑。這不是虛偽，而是人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對生命儘可能的尊重。其中體現出來的，則正是孟子主張的「惻隱之心」和「不忍之心」。在這裏，我們高興地看到了傳統與現代的對接。

不過，《刮痧》裏的那個中國人，恐怕並沒有想那麼多。他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就這樣做、這樣說了。這說明甚麼呢？說明這一切，早就變成了我們的「文化無意識」，幾乎每個中國人不假思索就會這麼做。儒家的影響，豈能小看？

仁愛、正義、自強。

事實上，孔子對後世的影響超過諸子，儒家對後世的影響超過諸家，原因也正在這裏。我們要問：中國人（或華人）為甚麼是中國人（或華人）？中國人（或華人）為甚麼是現在這個樣子？與孔子和儒家有很大關係。關係在哪裏？就在中國人（或華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十有六七是孔子和儒家塑造的，另外三到四成則來自道家、法家、墨家，還有其他民族。有部電影諸位可能看過，叫《刮痧》，講中西文化差異的。這電影說，有個中國人在美國公司做事。一次宴會上，中國員工的兒子和美國老闆的兒子打了起來。這個中國人不由分說，就給了自己兒子一耳光。後來，法庭傳訊這個中國人，美國老闆出庭作證。對方律師問，有沒有這件事，美國人說有。退庭後，這個中國員工怒不可遏地對美國老闆說，你也太不夠意思了！你怎麼能在法庭上這樣說？要知道，我打我的兒子，是給你面子。美國老闆卻聽得一頭霧水：打你的兒子，是給我面子？甚麼亂七八糟的中國邏輯！

當然，這事最後也有一個完滿的結局。美國老闆親自去做了一次刮痧，然後在法庭上證明刮痧不是虐待，而是一種特殊的治療方式。結果，美國人理解了中國人，中國人也理解了美國人。但看到前面這個情節時，中國人都會笑，因為咱們的文化邏輯就是這樣的。孔子不是說過嗎，「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嘛（《論語．子路》）！按照這個邏輯，美國老闆當然應該「友為友隱」，否則就是不夠意思。請大家想想，這豈非孔子的無形影響？

問題是這可能嗎？孔子認為可能。為甚麼可能？因為孝悌具有「可延伸性」。不妨設想一下，一個人，是敬愛父母的。這就是「孝」。那麼，父母的父母，是不是也該敬愛？還有，子女敬愛父母，父母是不是也該疼愛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這樣一來，從上到下，便都有了愛。同樣，一個人，是友愛兄弟的。這就是「悌」。那麼，親兄弟以外的其他兄弟，比如當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可以看作兄弟的朋友、同事、老鄉，是不是也該友愛？你友愛他們，他們是不是也會友愛你？這樣一來，前後左右，也都有了愛。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處。孝，是縱向的，由下而上。悌，是橫https://www.hetubook.com.com向的，由此及彼。有了這一縱一橫的兩種愛，就可以「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讓世界充滿愛」了。

說實話，這篇文章讓我很感動。我沒有想到，一個人的惻隱之心竟會及於一隻老鼠。在許多人（也包括我）看來，老鼠是骯髒的、醜陋的、作惡多端和死有餘辜的。不是說「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麼？既然必須消滅，又何必管牠怎麼死呢？但我們，就說我吧，卻從來沒有想過，生而為鼠，並不是牠的過錯；也沒有想過，即使牠「罪該萬死」，也不意味著就該折磨至死。然而劉瑜想到了，這讓我感到慚愧。是的，慚愧！因為只有徹底到連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惻隱之心」。不難想像，一個連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會怎樣對待其他動物，怎樣對待人！那一定是「菩薩心腸」啊！

事實上，恕不但比忠更可靠，也比忠更偉大。為甚麼呢？因為「恕道」之中隱含著一個前提，那就是對他人的尊重。所以，在今天，它已經不僅是孔子的主張，也是人類的共識。聯合國大廈裏，鐫刻的就是這句話。一九九三年世界宗教領袖大會提出的「黃金規則」，也有這句話。所謂「黃金規則」，就是人與人、國與國、民族與民族、宗教與宗教的「相處之道」。它包括兩條，第一條是「把人當人」，第二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請參看郭齊勇《孔子的公私觀》）。這兩條加起來，其實就是「仁」。因為前面說過，「仁」的本義，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當人」。正因為大家都是人，因此，我不願意承受的，也不強加於別人。這就是「恕道」啊！請大家想想，孔子，難道不是屬於全世界、全人類的嗎？孔子的這個思想，難道不該作為我們民族的寶貴遺產予以抽象繼承嗎？

要知道儒家留下了甚麼，先得知道他們關注甚麼。

但是，孔子的這個思想仍然有問題，而且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有問題。

於是我想起了二〇〇六年四月廿一日《南方人物週刊》的一篇文章，標題叫〈老鼠，作為證據〉，作者劉瑜。文章說，有一隻老鼠，在廚房裏被黏板黏住了，垂死掙扎。這讓她想起了另一隻也是被黏住的老鼠，叫了兩天才死去。她還想起自己小時候，有一隻老鼠被鄰居老爺爺用開水燙死了。這些事擱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鬆平常。滅鼠嘛，好像沒甚麼不對，作者也沒說不該滅老鼠。讓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為鼠，並不是牠的過錯。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話，為甚麼不能讓牠死得痛快一點，不那麼備受折磨呢？文章說：「便是『齷齪』如一隻老鼠，也會痛，也會絕望，也會掙扎。更糟的是，牠的痛，也會傳染給你。」

儒家關注甚麼？孔子關注甚麼？如果說，墨子關注社會，莊子關注個人，韓非關注國家，那麼，孔子最關注的，就是文化。據《論語．憲問》，有一次，子貢問孔子說，管仲這個人不怎麼樣吧？他原本是公子糾的老師。公子糾和齊桓公爭奪君位，被齊桓公殺了。按照「君辱臣死」的原則，管仲也應該去死。可是，他不和圖書但不死，反而去輔佐公子糾的敵人齊桓公。在子貢看來，這就太不像話！然而孔子怎麼說呢？孔子說，哎呀，沒有管仲，我們這些人都「被髮左衽」了！甚麼叫「被髮左衽」？就是頭髮不紮起來，衣襟朝左邊開。這是所謂「夷狄」的形象，華夏民族是不能披頭散髮，衣襟也要朝右邊開的。因此，所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就是說，沒有管仲，我們都變成野蠻人了。眾所周知，頭髮怎麼處理，衣襟朝哪邊開，是文化問題。君主被殺，臣子應該怎麼辦，是道德問題。孔子是講道德的，因此子貢認為管仲「不仁」（子路也有同樣的問題，亦見《論語．憲問》）。然而孔子卻對管仲讚賞有加。這說明甚麼呢？說明在孔子那裏，文化高於道德。

其實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儒家還為我們民族人心的凝聚，提供了最核心的東西，這就是文化價值觀。前面說過，把一個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只有文化。但顯然，並非所有的民族，都能數千年如一日地凝聚在一起。有的民族改變了，有的民族消失了，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化？當然不是。那問題又在哪裏？恐怕就因為他們的文化缺少核心，缺少全民族心領神會、普遍認同，而且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價值觀。相反，一個民族，如果能像新疆的胡楊一樣，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則一定有這個東西。比如猶太民族，就如此。我們民族，也一樣。大家不妨想一想，從西周封建，到秦滅六國，到辛亥革命，再到當代中國，我們的社會制度也好，物質文明也好，精神風貌也好，甚至生活習慣也好，已經發生過多少變化？真可謂今非昔比。然而萬變不離其宗，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中華民族還是中華民族。為甚麼呢？就因為我們的文化有核心價值和核心價值觀。當然，這也不是少數幾個人的貢獻。前到周公，後到諸子，包括全體中國人民，都是創造者和貢獻者。但相比較而言，儒家的貢獻是相當突出的。因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就重點講儒家的範疇。

其實，儒家思想當中可以與現代社會對接的東西還不少，比如孔子主張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就是。這種思想體現在現代法律，就是「免證特權」。我們知道，一個人如果涉嫌刑事犯罪，那麼，其他知情的公民，原則上應該向國家機關報案，並在法庭上作證。這是他們的「公民義務」。但是，現代法學的主流意見認為，應該有一個特例：近親屬除外。也就是說，應該明確規定，近親屬可以「知情不報」。而且，在法庭上，他們有權利提供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證據，沒有義務提供不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證據，甚至可以不出庭。這就是「免證特權」。說得再明白一點，就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合法。這是一個相當人性也相當人道的主張，已為許多現代國家的法律所採納。實際上，正如郭齊勇先生所說，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師生之間互相告發，其實是很野蠻的，更不用說把親屬們抓起來嚴刑拷打逼供了（《孔子的公私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真的應該多聽和-圖-書儒家的意見，少受法家的影響。

為甚麼這樣說？我們先看甚麼是「惻隱之心」。惻和隱，都有憂傷、悲痛的意思。如此說來，則所謂「惻隱之心」，就是「憂傷之心」，就是「悲痛之心」。這又有甚麼稀罕呢？誰沒有憂傷？誰不會悲痛？原來，這裏講的並不是自己悲痛，自己憂傷，而是能夠體驗到別人的悲痛，別人的憂傷，從而不忍心讓別人悲痛憂傷。顯然，所謂「惻隱之心」，其實就是同情心、憐憫心。它的基礎和核心，則是「不忍之心」。

孔子雖然沒有孟子這樣徹底，卻也主張「二人之德」。比如魯定公問孔子，君臣之間應該怎樣相處？孔子的回答，便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可見孔子也是主張對等的。對等，才能面對。面對，才需要有禮，否則要禮幹甚麼？要面對，就要有面子。面子，就是保證兩個人「面對面」的時候，能夠「不失禮」的東西。因此，一旦一方「失禮」，傷害了另一方，就要說「對不起」。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的面子太小，您老人家的面子太大，我雖然很想「對」，可是「對不起」。這樣一來，前面對於對方的傷害，就以傷害和貶損自己的方式找補回來了，因此是賠禮道歉的常規方式。由此可見，按照對等原則，貶損自己，就是抬高對方；打自己的兒子，也就是給對方面子。當然，如果「禮尚往來」，被抬高的一方應該謝絕，或者回贈對方面子，比如趕緊說「不敢當」，或者也給自己兒子一耳光。可惜，這回的對方是老外，完全不懂這個彎彎繞的道理。結果那中國孩子受了委屈，對方還不領情，難怪那個中國人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關於面子，請參看拙著《閒話中國人》）。

何況孔子還有實行仁愛的方法，這就是「忠恕之道」。甚麼是「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甚麼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論語．衛靈公》）。顯然，忠，是積極的；恕，則是消極的。但是，消極絕不意味著不好。相反，消極的仁（恕）比積極的仁（忠）更重要。孔子自己，更看重的也是「恕」。據《論語．衛靈公》，子貢曾經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受用、一貫到底的呢（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說，也就是恕（其恕乎），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吧！孔子為甚麼這樣說？就因為他主張「忠」、主張「仁」，歸根結柢還是為了每個人的幸福，包括自己以外的別人。正是為了也讓別人幸福，這才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這樣做，有兩個問題。第一，作為普通人，未必都有能力讓別人立，讓別人達。如果「心有餘而力不足」，又該怎樣仁愛呢？第二，作為普通人，也未必都希望立，希望達。如果別人無此願望，我們卻非得要他立，要他達，豈非「己之所欲，強加於人」？這就違背了讓別人幸福的初衷。恕，或者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卻沒有這兩個問題。第一，誰都做得到；第二，別人一定同意。恕，是不是更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