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討厭「六日戰爭」期間在真正的戰場上背著磁性水雷悄無聲息地潛入水下。他當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擔任突擊隊員的。
「如果你搭計程車，最好是出於工作需要。我會問你為什麼要搭計程車。能坐地鐵就坐地鐵，能坐公共汽車就跟其他人一樣，坐公共汽車，走路也行。你花了不該花的錢，我就從你的工資中扣。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如果工作需要，那就花吧。你的工作特殊，而不是你特殊。在我這裡不管你做什麼，你不是英雄。你把希特勒綁到這裡來，我要說，發票在哪裡？長途電話是不是打給私人的，是不是打給你女朋友的？如果是，自己掏錢。
「我要你執行公務時花的每一分錢的發票。如果你要搭計程車，可以，你給我發票。如果你要租船，可以，你給我發票。如果沒有，就要從你工資中扣除。
跟處於壓力下的人們的行為一樣，恐怖分子的行為還可通過其他方式來斷定。他們旅行時，行李通常很少，要麼是一個粗呢包，要麼是一個小手提箱，而且喜歡緊緊抓在手上，或放在自己的膝蓋上，而不是放在空座上或候機大廳的地上。他們會抽很多菸，而且頻繁上洗手間。他們不能專心致志地看一本書或一本雜誌，通常會嘩嘩嘩地翻著。對他們來說，全神貫注似乎很難。如果準備劫機的話，他們會有三四個人在一起。候機的時候，他們從不坐在一起，但是會頻頻地交換眼神。（一名「摩薩德」特工曾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波爾機場，通過與照片對照認出了一名恐怖分子，並通過這名恐怖分子緊張的眼神輕而易舉地找到了另外兩名恐怖分子。）從行動的位置來看，靠走廊的位置應該更方便一些，但恐怖分子們似乎更喜歡靠窗的位置。
阿弗納總是在歐洲才有家的感覺——比在以色列更覺得像在家裡一樣。歐洲人購物、過馬路、訂餐、叫計程車的方式更適合他。人們的穿著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們回望男人的眼神，都與他心目中人們應有的舉止行為一致。雖然他幾乎沒有學過巴黎或羅馬的藝術、建築和歷史，但他確實知道哪裡旅館乾淨、便宜，什麼東西在哪裡賣以及哪條路去機場最便捷。他也知道哪裡有咖啡館和夜總會。他是火車時刻表、郵局作息時間表和小紀念品方面的專家。他喜歡的很多東西都在喧鬧、高度發達的歐洲城市裡。他喜歡這裡的氛圍。
「摩薩德」曾對可疑分子作過某種描述。他們確實存在某些共同特徵，但每個細節都符合的人很少。比如說，通過審問被捕的恐怖分子，「摩薩德」對一名年輕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員在恐怖襲擊前四十八小時的活動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縱情作樂。住在最好的酒店裡，身上的錢通常只夠買一張去以色列的機票。大多數人都不會想到要在他們聲稱要去的這個國家訂房，也說不出要去拜訪的朋友或親戚的名字。繞道去以色列也是他們通常的做法。因此，一個自稱學生的年輕人卻住在日內瓦最昂貴的酒店裡，身上揣著一張從巴黎、羅馬或者雅典到特拉維夫的單程票，卻沒有打算待在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人，被看作是可疑人員。
「在這天去這個地址報到。記住這個地址後把它還給我好嗎？不要別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車去。你在那裡要參加一個短期課程。上課期間會有一些測試，課程結束後會有一個考試。其餘的就由我們來定了。」
這個工作很誘人，而且對國家非常重要。這就意味著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筆養老金，也意味著有了保險和醫療福利，甚至還有一套牙齒護理計劃。也許還要去海外進行許多次激動人心的旅行。那個人說，他會發現這個組織就像一個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層，頂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遠，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從那時開始，阿弗納只要一去歐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時候他們見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時候他們只在電話裡說說話。談話的內容主要是回憶過去的時光，好像他們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歲的年輕人。阿弗納覺得安德雷斯在重續他們往日的情誼時顯得非常謹慎。阿弗納也不逼他，順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訴安德雷斯他要去蘇黎世，安德雷斯請他從瑞士寄一封信。
阿弗納也許問過：「你是什麼意思，他們？誰？」
「有什麼問題嗎？」
並不是所有的恐怖活動都是蓄意破壞或劫持飛機，有些恐怖分子帶著各種各樣的任務在以色列境內活動。還有一些則在以色列占領區招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從事間諜活動或破壞活動。
如果阿弗納的姑媽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隨便給他找個活幹的話，他絕不會按響二樓五號公寓的門鈴。五號公寓在波羅曉夫大街上的一棟無任何特徵的大樓裡。他會對莫舍．約哈南說：「算了吧，我回家了。無論是幹什麼，聽起來跟部隊太相像了。」
阿弗納不喜歡的是湊合著洗澡，這樣你永遠也洗不乾淨。不管怎麼湊合他都不喜歡。還有吃的東西——每個星期六承蒙猶太傳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歡吃。他不喜歡官僚作風。天底下的一切規章制度都與安全或作戰效能無關。假期沒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納看不出來。任務的分派並不是基於這個部隊最擅長什麼，而是基於利益、獎賞或懲罰。
阿弗納什麼也沒說。他沒有告訴肖莎娜他已經有工作了，也許還是個不錯的工作呢。儘管他不知道「超時空效應」這個詞的意思，他卻有一種曾經經歷過這個時刻的感覺，他被這種感覺牢牢地控制著。這種感覺很奇特，根本說不清。那天晚上睡覺之前，那個時刻又漂進他記憶裡來。當然，這個時刻就是他父親問他母親是否願意待在法蘭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瘋了」的時候。
六個月之後，訓練移師野外。對有些人來說，進入這個階段之前沒有什麼正兒八經的考試。但實際上，每天的訓練任務都是一次考試。通過這些考試，教官對這些未來特工們的表現進行評估。阿弗納不知道在他們這組人中哪些人「考過了」或「沒考過」。這方面的信息他們從來不告訴其他人。一個受訓人員再也見不著了，也許就意味著他有了別的任務或者分流到某個特殊領域去了。但也可能意味著中途輟學了。關於這些，受訓人員總是在私下議論，從來沒有問過，也沒得到過任何正式答覆。
阿弗納剛剛開始訓練時，他的父親就知道了他的新職業。他沒有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也許是他父親在「摩薩德」組織裡的老關係告訴他的，也許是他自己推理出來的。「自來水廠怎麼樣？」有一天他問阿弗納。還沒有等他來得及回答，他又接著說：「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阿弗納這時差不多把這事都忘了。如果他還惦記著什麼的話，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來信。哪怕做一個乘務員，或者事務長，或者任何空勤人員，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羅曉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誰知道是些什麼人？
阿弗納以極大的熱情和極為認真的態度來執行各項任務。坦白地講，他從工作中找到了樂趣。當他聽說——他總是不時地聽說——另一個受訓人員在進修通訊、攝影或語言方面的高級課程，明顯在為向高層滲透、獲得長期居留權或者收集更多複雜的情報做準備時，他甚至一點都不嫉妒。當一個人每週都能去一個不同的大城市時，誰會想去學習偽造證件或製造炸彈的高級課程呢？如果他們命令他去學習高級課程的話，他也會盡力去學的。但他最喜歡的還是一個人待著，坐在羅馬的一家咖啡館裡，或者在巴黎遞送包裹。阿弗納估算了一下，要是用他的工資的話，至少要積攢一年才夠他旅行一次的費用。而這樣的旅行他每週都有好幾次。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兒時的名字，這個名字阿弗納在部隊裡改了，他部隊裡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沒有把自己的職業告訴安德雷斯，甚至連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當空中警官都沒有告訴他。什麼也不說最簡單。讓安德雷斯說。誰說得清他有朝一日會通過他跟什麼人連繫？
「我告訴你這些，是因為你們有些人覺得這一趟應該要花很多錢，這些錢是由以色列國家派發給你們為個人謀福利的。現在我在這裡提醒你，不是。我只提醒你一次，每個人我都只提醒一次，我不會再告訴你這些。我要發票。
比如，阿弗納永遠不會忘記教官談到證件時說的一番話——雖然只是隨便說說而已，但他卻一直記得。
阿弗納看著安德雷斯停下來，猶豫了一下，然後開始朝咖啡館露臺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讓他看了幾秒鐘，好讓自己收回思緒。
真正的問題是深層次的。
那個時期，阿弗納的很多任務就是直接或間接地防止恐怖活動的發生。一九六九年夏天，阿弗納加入「摩薩德」組織。在這之前不久，國際恐怖主義，尤其是針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國家。
如果你扣動了扳機，那就扣兩次。戴夫對這點堅信不疑，它跟跳繩用的繩子一樣重要。它是用任何槍，特別是點二二口徑的槍進行格鬥射擊的基礎。這位前海軍解釋道，如果開了一槍就停下來，你的手不可能保持在同一個位置上。不管你練習過多少次，也不管你是誰，都會不由自主地甚至是下意識地移動一點點。你第一次對準了目標，但如果停了一下，那麼再次射擊的時候，你就會打偏。
開門的那個女孩即使沒穿制服，看起來也像部隊的。她乾淨俐落、本分踏實、不苟言笑的作風太像了。她遞給阿弗納一疊紙，讓他在一張木桌上填好。房間裡除了一兩把木椅之外，沒有其他的家具。
在羅馬、倫敦和雅典，他在指定的阿拉伯和俄羅斯大使館外要麼待一個上午，要麼待一個下午，不能太顯眼。至於怎樣做到不顯眼，這是他自己的事。在旅遊城市就是坐在咖啡館裡也有意義——阿弗納的第六感總在提醒他，要避免刻意的偽裝——在倫敦，在大使館對面的公園裡遛狗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在羅馬，他租了一輛卡車，在上面放一個「繞行」的標誌，在利比亞大使館外輔道的下水道裡忙了開來。
父親的態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飾自己的痛苦，雖然他沒明確提及痛苦的原因，「結束的時候就結束了，」他說。「他們需要你的時候，什麼都好。你是一個重要人物。當一切結束的時候，他們就唾棄你。」
比如，他的第六感告訴他，「摩薩德」根本不喜歡約翰．韋恩這個角色，甚至那個荷蘭男孩的角色。說得更準確一點，他們只希望約翰．韋恩獨自跟全城的牛仔較量，而不希望他首先動手。他們痛恨英雄。如果「痛恨」這個詞太重的話，至少是他們不喜歡或不相信英雄。阿弗納覺得他們不希望特工在工作中獲得的享受超過一定的程度，他們甚至不希望他們對敵人懷有非常強烈的感情。比如，一個受訓人員，他是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對阿拉伯人相當痛恨——這不奇怪，因為他們在一九四九年殺死了他們全家和-圖-書。阿弗納從教官的眼神中看得出來，這位亞歷山大人在組織裡的前景並不光明。
「說說可以，你不能當真。」她說。「我這個夏天就當老師了。我父母……這是……我們的家。」她看著阿弗納，補充道：「別擔心。你遲早會找到工作的。」
他想到了一個主意。他掉轉車頭，把車開到這條街與一條大道的交叉口，然後把車停進一個空蕩蕩的停車場等著。此時車不多，但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有幾輛車出現了，隨後又消失了。阿弗納看著他們，讓他們過去了。他正在等他的第六感給他發信號，發出某個讓他可以進行推理的信號。
「記住這一點，」戴夫說。「睡覺的時候也要記住，總是噗─噗。絕對不要他媽的噗一次就完了，這樣不好，而是噗─噗，即使在你睡覺的時候也這樣。」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廣場路邊的咖啡館裡，他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回憶往事。除了追憶往事之外，別的什麼也不提。安德雷斯幾乎沒有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他說他從大學裡輟學之後一直想當作家——阿弗納對自己的工作同樣說得含糊不清。他說他在為以色列一家皮革公司工作，經常跑歐洲。他們的談話沒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給了他一個電話號碼，阿弗納可以隨時打這個電話跟他連繫，或者留言。
「我沒問題。」阿弗納回答道。
相反，那個人說話時，他仔細地聽著。那個人說如果阿弗納被接納的話，這個工作還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這個階段，他甚至不能說他們歡迎阿弗納參加錄用考試。如果通過的話，還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大約一半的人會被淘汰，他也許是其中一員。但如果他順利過關的話，這個工作還是極具誘惑力的。
「掃描」確實成了大多數特工一輩子的習慣。但阿弗納很快注意到了另外一點：「掃描器」的身分也會暴露。比如，特工們很少笑。事實上，大多數特工面無表情，一方面要不停地用眼睛掃描，另一方面又要讓面部的表情豐富多變是很難的。這是另一種知識，阿弗納把它儲存在下意識裡，以備將來之需。
在一線特工執行的每項任務中都有某些心理活動的成分。如果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設置監控點，一對年輕夫婦引起的注意要比，比如說，一個穿著雨衣、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咖啡館的露臺上看報的人少。但是在西西里島或者科西嘉島，把任務交給一個孤身一人的男人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考慮。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安全屋最理想的主人是年紀稍大的夫婦。而在索爾邦大學，一對男女學生最不顯眼。阿弗納第一次跟蹤開車的教官時，他以為教官會玩各種飛車技巧，完全沒想到他跟蹤的這個人在特拉維夫慢得像一個老太太，每次轉彎的時候都要打信號燈。最後在黃燈的時候，教官甚至停了下來，就在信號燈變成紅色的一瞬間，他倏地穿過了繁忙的路口。阿弗納跟不上他了，要是跟下去的話，就要出交通事故了。這次經歷雖然簡單，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心裡充滿了好奇。他很熟悉這個地方，但他記不清哪棟是「摩薩德」培訓中心。他沿著那條路開了一兩個來回，什麼也沒看見，只有一些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臺階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裡。街道的盡頭是一片開闊地，周圍是由鐵鏈連接起來的柵欄。在這片開闊地的中央，從地下升起來一個蘑菇形的圓屋頂，看起來就像一個發電廠，也許是一個防空棚。阿弗納想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個測試。很顯然，他不能這時候才想起來問問題，他也幾乎無法回到坐在木桌後面的那個人面前，告訴他自己找不到那個地方。事實上，也許根本就沒人會回去。因為無論是波羅曉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還是另一套公寓，看起來都像是臨時租用的。
這一次，電報上讓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羅曉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雖然這個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樣破舊。不同的是那個讓他在外面等著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領著他穿過的那扇門也不同，但也沒有任何標記。裡面也不同，雖然木桌看起來是一樣的，但坐在木桌後面的人卻不同。
這時安德雷斯的視線停在他身上。他離他越來越近。
作為一名偵察員，不僅僅是事情會立刻影響你，還有信息也會影響你，這是特工培訓中主要的一點。在阿弗納待在蘑菇形的圓屋頂下的六個月中，這一點比其他什麼都重要，一再強調。他們經常出去偵察。搭汽車去海法，在酒店的大堂裡坐到下午四點，然後回來一點不漏地告訴教官他們看到了什麼。不要剪輯，不要判斷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把你記得的東西全部說出來——每件事都要記得。
儘管阿弗納不再是空中警官，但他仍然不時地承擔一些安全任務。有一次他參加了一個行動，就是把一個叛逃者——從來沒人告訴他這人是誰——從西柏林偷偷弄回來。這個任務很複雜。後來阿弗納開著一輛以色列航空公司運送食品的卡車穿過機場周圍柵欄上的一個缺口，徑直向停在那裡的一架波音七〇七開去。他以前從來沒見過那個人。另外一次是作為戈爾達．梅爾的貼身保鏢去巴黎。這次旅行平安無事。
在戴夫看來，學習格鬥射擊，就意味著要學習一些對手使用的武器的知識。「你以為他像他媽的目標，會在原地等著你嗎？」他這樣問阿弗納。「他也許射得比你還好。如果你學會了射擊，而且走運，你會活得很長。但如果你學會了迅速縮頭躲避，你就會活得更長。」
安德雷斯給他打電話時大約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驚：他們談起話來好像沒有分開過幾天。他們約好第二天在歌德廣場的戶外咖啡館見面。阿弗納提前十分鐘到了。提前赴約已成為他的一個習慣，他得以防萬一，即使跟一個兒時的朋友見面也是這樣。早點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見了一件讓他非常意外的事。
「讓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個人漫不經心地問道，把桌上一個薄薄的文件夾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移到哪裡？」她問道。
「我們一直在跟你談的那個工作，」那個人說，「你還有興趣嗎？」
肖莎娜不解地看著他。
「好了，沒有了。」阿弗納站起來。「謝謝。」
證件課程就更有趣了。這是阿弗納最擅長的課程，也許是因為它與第六感有關。不是偽造假證件——因為這是專家的事，別指望一線特工會了解那麼多——而是使用和偵查。這是一門微妙的科學，需要一個人具有推理能力。教官是一個名叫奧特加的阿根廷猶太人。正如他所說，與其說它是一門別的學問，還不如說它是心理學。你必須對身分證件有一些了解、對人有深入的了解才行。
而「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在以色列的首輪襲擊卻沒有那麼成功。一九七二年五月，他們劫持了一架飛往特拉維夫的比利時噴射式客機，想以此交換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三百一十七名巴勒斯坦游擊隊員。可是，以色列傘兵突然衝進飛機，逮捕了兩名「黑色九月」劫機者，從而使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巴勒斯坦人上升到三百一十九人。
這對於另一個領域的培訓是至關重要的。在這個領域中，阿弗納是最好的。這就是策劃。設計一個模擬的軍事行動，選人，把需要的輔助工具列出來。在一組學員中選誰擔任什麼任務——根據他們各自的強項、特長和個性——可能是成功的關鍵。
在移師野外訓練之前，阿弗納接到指令，讓他參加幾個特別情況介紹會，是關於工作程序和匯報程序的，還包含一些有趣的技術信息，但無甚令人驚異的東西。有一個通報會比較特別。阿弗納不知道是應該把它看作一件沒有價值的東西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很滑稽——還是應該把它看作一個不祥的徵兆。他的第六感告訴他，它像父親提及的那類陰暗的問題。阿弗納雖然感到有些不安，但還是決定一笑了之。
但如果你扣動扳機兩次，無論發生什麼，只要你的目標是對的，都會有兩顆子彈同時命中目標。如果沒有打中也沒關係，兩顆子彈沒打中跟一顆子彈沒打中是一回事。如果你沒打中又還來得及，你可以再瞄一次，把兩顆子彈打出去。但兩顆就夠了，只打兩顆。你每次扣動扳機時，扣兩次。
他討厭搭過路車回家，他想在十二個小時裡跑一個來回。浪費寶貴的時間站在高速公路邊等別人捎上你，也許這就是士兵的命運，甚至是英雄的命運，世界上哪兒都一樣。阿弗納不想爭論，只想不要成為其中一員，至少不要永遠是其中一員。他可以隨時為國捐軀，但搭便車，絕不。
「我不知道。德國，哪裡都行。也許美國。」
「祝你好運。」那個人向他伸出手，但並沒起身。那個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經把門打開。沒過多久，這位「摩薩德」新特工已經站在了大街上。
「你不願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議，」他回答道。「所以再給你也沒有用。但我要給你第二個好的建議。一旦進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序辦事。做個人人喜歡的人。但別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來，袖中總要有一張牌。」
阿弗納和肖莎娜再也沒有理由不結婚了。他們終於在一九七一年結婚了。當時阿弗納在野外訓練。肖莎娜大學畢業還沒有結婚，很可能會被拉去服兵役。但這不是他們決定結婚的主要理由，雖然確實有這方面的因素。跟其他男人一樣，阿弗納覺得兩個人沒有正式綁在一塊兒很舒服。
那個加里西亞人停下來抬起頭，望著阿弗納的臉。「請明確告訴我，」他說，「我有沒有沒說清楚的地方。」
「你幫我一個大忙，」戴夫嚴肅地說，「你也幫你自己一個大忙。把你以前見過槍這回事忘掉吧。你第一次看見槍是在這裡。」
阿弗納斷定，他不僅僅是一個加里西亞人，而是所有加里西亞人的祖宗。
為了替自己辯駁，阿弗納對女人產生了某種酸葡萄心理，只要機組裡其他小夥子迷上了某個令人傾倒的金髮女郎，阿弗納——雖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來了——卻只聳聳肩。「哦，」他說。「在外面時，也可以將就將就。」
其他幾門考試都是通過耳朵來完成的。阿弗納必須了解他們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答案，然後設法給他們什麼答案。不管這些答案是不是他的真實想法。在他看來，重要的是，「摩薩德」似乎對特工的某些品質並不滿意。但沒有這些品質他就不可能、也不會被招來做特工。聽起來就讓人發瘋。
通常，答案很簡單。一個受訓人員在觀察時感到無聊了，或者餓了，就會去找咖啡或者三明治。特工也是人——菸抽完了，要洗澡了——這個因素常常在另一個特工的分析中被省略掉，有些受訓人員想像力非常豐富，喜歡誇大甚至虛構。這些訓練不僅僅是訓練或測試他們的觀察力，而且還可以搞清楚他們的某些品性。他們會不會捏造，或者會不會添油加醋？他們能不能把觀察和想像分開？碰上自相矛盾之處，他們是據實承認還是頑抗到底？
「什麼意思？」阿弗納記得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但他的父親只是搖頭。
「他是不是不www.hetubook.com.com著急？」
「不僅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納對她說，「我還有一個工作。」
戴夫是個美國人，以前當過海軍，從來沒有學過希伯來語。阿弗納和另外幾位都很樂意跟他說英語，但是戴夫卻堅持說希伯來語。「你們學他媽的槍法，我學他媽的語言。」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他說話的腔調就像美國卡通片中的人物大力水手，緩慢悠長。不知什麼原因，他的聲音裡有一種奇妙的威嚴。「我們彼此都好好學，好嗎？」
有時候他只需要匯報進出大使館的車輛，把來這裡或停在附近的車子的車牌號記下來。然而更多的時候，他要把照片上的一個人的面部特徵記下來，然後報告他是否看到過這個人進出大使館。阿弗納不用跟蹤他，只需盡量靠近他，並予以確認。
阿弗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對於他母親來說，她之所以認了這樁破裂的婚姻，而且無怨無悔，是因為這也是一種愛國。當其他人都在為以色列犧牲生命的時候，她為什麼不能犧牲自己的婚姻？她永遠不會說哪怕是一句父親的壞話，甚至威爾瑪的壞話，儘管她總是避免談及她。偶爾談及時，威爾瑪乾脆變成了一個「你可憐的父親不得不忍受」的東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樣。對於這種態度，阿弗納表示理解。但在他心裡，卻控制不住地對她有些輕蔑。在某種程度上，他寧願她大喊大叫一通。
「很好。」阿弗納有點吃驚地回答道。
「你是阿弗納嗎？」他輕輕地問道。
阿弗納有些猶豫不決。
他不是一個天生的射手，但是憑著「野客」良好、謹慎的作風，他一遍一遍地練習，直到最終達到要求。他不是這個組裡最好的——成為最好的還需要判斷力和節奏感。而阿弗納不具備這些——但他下決心憑藉自己的毅力盡可能地學好。他做到了。在格鬥實踐中，他嘗試拔槍的時候不要離目標太遠——「你以為你在發射洲際飛彈嗎？也許。」戴夫會這樣說——但他也努力克服自己覺得距離太遠會打偏的擔心。「當然，你用槍管頂著他就不會打偏，但是那樣的話，敵人就會狠狠地揍你，這樣你就失敗了。」這就是戴夫關於那個錯誤要對阿弗納說的話，除非他沒有機會說。至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然而——關鍵就在這裡——在「摩薩德」特工組織裡，沒有專業才能的人也有施展本領的機會。有許多無線電信號天才或化學奇才只能待在實驗室裡生產隱形墨水。他們也需要掌握全局的人。像阿弗納這樣的人，也許沒有任何專長，卻善於推理。
「是給一個女孩的。」他向阿弗納解釋道。「我告訴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納在木凳上填完問卷調查表，遞給那個女孩。過了幾分鐘，她帶著他穿過那扇沒有任何標誌的門，走進另一個房間。一個中年男人坐在一張簡易木桌後面。房間裡有一個裝檔案的鐵櫃子，一把為客人準備的椅子，上面墊著海狸皮。那個人看著阿弗納的眼睛，使勁握了握手之後，示意他坐下。
「首先，不要因為我的話而感到不愉快。這不是私事。我從來沒見過你。我現在跟你說的這些，我跟其他人也說過。
比如，奧特加給他們每人發一個護照，讓他們隨便在哪一頁做些改變，比如用刀片刮掉一個符號，寫上另一個符號。「你們每個人，在不同的頁碼上這樣做。」他對他們說。「你們把護照還給我的時候，不要告訴我是哪一頁。」
雖然父親沒補充任何細節，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再清楚不過了。這位老人——實際上並不老，才五十五歲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後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僅僅是對他的訊問和監禁。「從一個角度看，坐兩三年牢是一件壞事，」一次他對阿弗納這樣說。「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卻不值一提。我非常輕鬆地就過來了。」使他垮掉的也不僅僅是他多病的身體，雖然他總是在看醫生。也不是擔心沒錢，雖然他非常拮据。他沒有工作，只有一小筆養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後，他也試著做過一兩筆生意，但都虧了。
阿弗納打定了主意。他站起來，大笑起來，然後像以前一樣，用拳頭在他朋友的背上捶著。真是運氣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覺得他們的重逢不是因為運氣好。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當然就是了解你自己的武器了。那位曾經當過海軍的老人最終允許他們把一支真槍拿在手裡的那天，阿弗納驚奇地發現，戴夫給他們的槍是點二二口徑的半自動貝瑞塔。也許這些槍僅僅是用來訓練目標射擊的。
坦白地說，他第一次去法蘭克福時，還沒有想起安德雷斯。這不奇怪：在這之間的十一年間發生了那麼多事——集體農場、「六日戰爭」和「摩薩德」組織——但他記得外公。阿弗納一直想著法蘭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築物。但在飛回特拉維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在電話簿中找他的電話號碼。
「你們部隊，呃？」這個有些年紀的人問道，「你們部隊教過你射擊嗎？」
任何一本護照，即使沒有竄改過，都會在某一頁打開。這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持護照的人的目光沒有閃爍不定的話。閃爍不定的目光是你最希望看到的東西，特工是不可能當場崩潰甚至哭起來的。但閃爍的目光也可能沒有任何意義，或者跟你關心的事情沒有關係。也許那個傢伙在走私香菸呢。這時你的第六感就要介入了。如果你沒有第六感，你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特工，無論你是查假證還是用假證都是這樣。
在阿弗納看來，教官說得沒錯，一個人的簽名越不清楚，他對自己的計劃越是缺乏自信。在實戰中，阿弗納總是要看送給他的方案上的簽名。如果他能毫不費力地讀出這些名字，這個人很可能就能活著回來。
他們被送往野外訓練之前唯一正規的考試是心理考試。很顯然，上層人物們對他們為什麼選擇這個而不選擇那個感到好奇，儘管大家總是開玩笑——你這樣做一定是發瘋了，諸如此類——但很顯然大多數受訓人員都認為自己是非常正常的人。阿弗納當然也認為自己是正常人。其他人——嗯，也許有點古怪。但是心理考試的結果似乎不同。阿弗納總是有一種直覺，要證明自己是合適人選，有些測試必須做點調整。
阿弗納憑他的第六感回答道：「噢，也許我搞錯了。我住在假日酒店四百一十一號房間。我還要在法蘭克福待一天。」
就阿弗納來說，這是他作為一個特工的優勢所在。他才華橫溢，特工所需要的那些本領他都有。確實，在諸如數學和科學這些令人懼怕的課程上的能力，有時候也是需要的。有些設備特別是那些通訊設備，複雜得難以置信，有擾頻器，還有反擾頻器。發射機發射一次就能發出一個小時的信息。阿弗納覺得加密和解密的原理非常難學。一次性密碼本對他來說總像個謎一樣，還有電腦。他最缺乏的是記憶技巧，身體的協調能力也只是中等。他的駕駛技術也是技巧不足，勇氣有餘，就像他說英語和德語一樣，敢說，但說得不好。他雖然能很快抓住一個事件的全局，但在細節上卻沒有耐心。
他父親一輩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後來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後，從來未對阿弗納做過任何解釋。就像他跟阿弗納開玩笑時說的那樣，雖然又娶了一個妻子，但他並沒犯重婚罪，因為過去娶他母親的那個人跟在國外娶威爾瑪的那個人並非同一個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為給以色列當間諜坐過牢。至少，指控是這樣。事實真相？呃，你以為呢？
她在一扇無任何標記的門後消失了，阿弗納目不轉睛地盯著問卷上列印出來的長長的問題。第三十六個問題是：「你在蘇聯有活著的親戚嗎？」現在站起來離開當然還不晚。並不是這一長串問題，儘管有些問題太私密了，跟他喜歡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讓他感到不愉快——有些問題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而是因為麻煩。特別是將來可能存在的麻煩。什麼表格，什麼勤務簿，什麼命令和作息時間表，還有什麼指揮部，在未接到進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還有什麼六點之前回來報到。難道過去四年裡還沒受夠嗎？
其他人也許認為這是最底層。但對阿弗納來說，他的夢想終於成為現實。雖然不是飛機駕駛員，但總算能飛了。即使飛機起飛只在機場上空轉一圈，他都覺得很棒了。但飛機不只是在機場上空轉圈，它飛到了世界各地。僅僅幾個月之內，阿弗納就飛過了歐洲許多大城市，全都是公費。
但這還沒有抓到問題的要害。正如戴夫所說：「如果你想學習目標射擊，你就去參加奧運會俱樂部。我教你的是他媽的格鬥射擊。」
「接著門上響起了敲門聲，來收繳你的紅寶石了。他們說，對不起，什麼紅寶石？你說說看，你叫什麼名字？」
他接著說：「如果你夠幸運的話，你還可以待在附近，讓他們向你吐唾沫。」
「你不是他媽的警察。」戴夫說。「你是特工，祕密特工。你拿著槍，對任何人都沒好處，而且他媽的把你自己暴露了。永遠不要用槍來警告別人。請永遠不要，先生們。做個好孩子。不要。你拿槍，就開火。一開火，就命中。」
大多數教官都很年輕，也許只比他大四五歲。只有一個名叫戴夫的輕武器教官例外。他的臉看上去有六十歲了，而身材卻精瘦結實，就像一個二十五歲的運動員。阿弗納很少見到體形這麼好的人。
不過，也不能說阿弗納已成為反恐專家。這期間他承擔的都是一些較為低級的任務。這適合他。因為，首先，他不認為這些任務低級。其次，這些工作一般都在國外。在國外就意味著旅行。到一九七一年末他甚至連紐約都去了：這是最遠的一次旅行。夢想最終成為現實。
阿弗納從來沒忘記過。
「但是，我讓護照打開的時候，」奧特加說，「我不看護照，我看你。」
最後，他會在這份方案上簽上他的大名，筆跡粗大醒目。他為這份計劃感到自豪，也知道為自己的計劃感到自豪的重要性。有一次，教官來回看著那幾份計劃，舉起那些潦草難讀的字跡，諷刺地說：「瞧，這是一個大英雄的簽名。」
那個人遞給他一支菸，他謝絕了。他注意到那個人自己也沒抽。不抽菸的人通常是不給別人煙菸的。所以這個舉動一定是在看阿弗納是不是他想像中的那種人。一個抽菸的人也許會不假思索地把菸接過來。噢，真是精明！這種誘惑幾乎是無法抗拒的——這就是土匪阿弗納——他想假裝改變主意去要一支菸，看看那個人會如何反應。但是沒有。
肖莎娜大笑起來，心裡也許有點不安。
「當然是永遠。『移民』這個詞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們給我們發了一些槍。」阿弗納謹慎地答道。
戴夫也不同意點二二口徑的槍沒有射程的觀點。幾個受過部隊訓練的人似乎都有這種擔心。但是一線特工做的事與他們截然不同，在戴夫看來，對一個特工來說，受過部隊訓練比沒有受過任何訓練更糟。部隊訓練人成為一個神槍手，坐在一棵樹上就能把一里之外的敵人放倒。部隊訓練士兵每次扣動扳機時射m.hetubook.com.com出幾發子彈。「嘿，你這個倫敦的大特務，」戴夫不無諷刺地說。「也許你想要一支黑克勒─科赫衝鋒槍。真是好槍，一秒一顆子彈。別人只要跟你對視一眼，你就把地鐵裡的人殺光。」
「就拿我來說，」他興奮地說。「我開始時在底層，吃了很多苦頭之後才到今天這個地步。」
阿弗納的父親和母親之間的關係，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親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棟舊房子裡來，跟母親在廚房裡說好幾個小時的話。阿弗納有一次對他母親說：「你這些天看見他的時候比你們過去住在一起的時候都多。」她只是聳聳肩。
關於這個，阿弗納發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論。簡單地說，就是：要論祕密接頭的話，伯明翰跟倫敦一樣好，法國東北部城市南錫跟巴黎一樣棒。但是——間諜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個星期的話誰願意在南錫待著？阿弗納當然不反對這種做法。這是對工作的一種額外補貼。
阿弗納也擅長「掃描」藝術，即密切留意周圍不尋常的事情。「掃描」藝術不是一門獨立的課程，永遠保持警惕被看作是對每個特工的要求。「掃描」，簡單地說，就是用你的眼球頻繁地掃視你周圍的環境，就像雷達的信標一樣。絕不要讓全部注意力在一件物體上停留幾秒鐘以上。為了使「掃描」成為一個絕對的、二十四小時都具備的習慣，教官們常常在出乎受訓人員意料的時間和地點為他們設置一些意想不到的陷阱，他們下班後在特拉維夫的大街上散步的時候也不例外。教官們教他們如何把一切反射面——櫥窗、車門——當作鏡子，隨時了解周圍的一切，同時又讓別人對他們的行為沒有察覺。
教官很快注意到，阿弗納能根據這些同伴各自不同的特點和性格，讓他們扮演不同的角色。他能大大地超越這些表象。比如：假定一次虛構的任務是祕密進入設在羅馬的阿拉伯人的大使館，摧毀它的通訊室。阿弗納就會要住在當地的羅馬特工向他詳細匯報在整整一個星期內大使館每天二十四小時的日程安排。在行動前的三天時間裡，他會指派最不活潑但最可靠的特工畫一張周圍街道的交通圖。假定這個虛擬的大使館裡有一個套房，阿弗納就會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想租住這個套房的西德商人，從而弄到所有樓層的布局。他會用盡可能少的人完成每個階段的任務。他絕不親自向自己的特工通報情況，而是讓各個部門最聰明、最細心的人來做這件事。
然而這次面試之後，迷人的牙齒護理計劃卻沒有隨之而來。沒有電話，沒有信件。但阿弗納也永未下定決心。順其自然最適合他此時的心情。這是一九六九年夏天。
阿弗納站起來。
「好。」那個人拿過他面前的日曆，在一個日期上畫了一個圈，把它遞給阿弗納。然後從桌子對面滑過來一張紙。
「有興趣。」
壓力並不是來自考試，考試很簡單。在阿弗納看來，這些考試很有意義，而且搞清楚他二十四小時不吃不睡之後還能不能解決一個數學難題也非常有意思——雖然他的數學從來沒有好過。答案很迷人，也讓人滿足。他不僅能夠，而且願意回答得更快一點，更準確一點。
阿弗納在旅行時沒有做過對不起肖莎娜的事，並不是因為他沒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為這種事有違「摩薩德」的規定，而是因為他很多時候都太忙，手頭上事情太多。而且，還有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許與父親有關。我不要重蹈父親的覆轍，我要過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納能抵抗住誘惑的主要原因，也許是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讓女人感動的地方。她們需要被感動，是不是？如果他們知道阿弗納是靠什麼來謀生的話，她們會被感動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訴她們這些。有些男孩也許會用其他話題來感動女人，但阿弗納從來不會。如果他碰到一個美女，只會像個傻子一樣地站在那裡。這確實讓人失望——手裡捏著王牌，卻不能打出去。
關於這個工作，他跟她就說了這些。肖莎娜也沒問。她有一頭蜜黃色金髮，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樣深藍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納喜歡的就是這一點：不多問。但即便如此，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遠無法言表。
他們這樣做了，奧特加讓他們把護照打開，放在他攤開的手掌裡。他能立即說出他們竄改過的地方。護照在這些所謂的偽造者們絞盡腦汁地幹了一個小時的那一頁打開了。護照的裝訂之處總是會彎曲一點都不奇怪。
於是，阿弗納決定隻字不提安德雷斯。這樣會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見他們在一起——認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過是一個兒時的夥伴而已，阿弗納沒有把「摩薩德」給他的那張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聯繫起來，沒想到他是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的恐怖分子。疏忽了，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裡一張可以降低風險的王牌。
「你父親怎麼樣？」
阿弗納要做的事——除了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保護乘客和機組人員的人身安全之外——就是暗中監視公共場所。他自然要把觀察到的東西作詳細匯報。比如他就在巴黎奧利機場待了整整一天，對機場進行研究，記下出口和入口、能夠進入飛機跑道的各類交通工具，還有監控器的位置。無論這些監控器是真的還是假的，他都記下來了。他假裝給幾個空姐攝影，攝下了幾個海關和護照檢查處換崗的情形。
「他們讓你把紅寶石撿起來，」一天他對阿弗納說。「讓你拿在手裡玩一玩。他們說如果你幹這個幹那個，所有這些紅寶石都是你的。於是，你幹了這個又幹那個。」
「這是你最好的建議嗎？」阿弗納問道。他父親搖了搖頭。
「嗯——我被雇用了嗎？」阿弗納說。「我有工資嗎？」
這句話的意思當然不是說躲避子彈——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說在教室裡一個小時接一個小時地從彩色圖和幻燈片上學習識別武器。識別敵人可能使用的槍枝的類型。正如戴夫所解釋的那樣，每一種槍都有一定的特點，所以知道是什麼槍也許可以救你的命。「子彈不是他媽的牛虻，不會繞著你轉，子彈走的是直線。」如果你知道別人使用的武器的特性，你通常就能在瞬間決定子彈很可能飛行的方向，並快速地避開它。「你看見他使用的也許是左輪手槍，如果你聰明一點的話，知道所有的左輪手槍都會向右偏一點，即使他媽的世界冠軍也是這樣。於是你朝你的右邊躲。如果你不那麼聰明，向左躲，那你就被逮住了。正好打在這裡。中了。」
就阿弗納來說，他被冤枉了。不僅阿弗納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那些熱衷於偷竊的人——別說偷竊了，就是賺錢的人——也不會加入到這些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月薪只有六百五十以色列鎊的人的行列裡來。簡直是胡說八道。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種恬靜的美，也許不能讓人傾倒。她是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動。阿弗納什麼都不用說，她理解他。雖然她從沒向他提過問題，但毫無疑問她心裡大致清楚他頻繁旅行是為什麼。只要有人問她，她總是很滿足地回答：「噢，阿弗納在為政府工作。」在以色列，這樣就夠好的了。
阿弗納不喜歡軍隊絕不是因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說，他並不介意背著五十磅的裝備在夜裡行軍，橫跨幾乎整個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擊隊員徽章的候選人有一半暈倒了必須叫醫院派車來拖的話，那就更好了。因為阿弗納沒有暈倒過，即使他的個頭不是最大的，身體也不是最壯的。他能一直站著，而且潛水是第一，雖然他到了部隊才開始學游泳。他最終成了突擊隊員。一百人中選拔十五個，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軍隊中，他戴著第二枚最傑出人物徽章，僅次於戰鬥機飛行員。
到現在，發票的事簡直可以說讓他發瘋了。他會發瘋的——他畢竟是個「野客」，「野客」都非常細心——他在「摩薩德」老巢遭遇這位加里西亞人的祖宗，使他在花政府的每一分錢時都要再三確認。並不是因為那個老加里西亞人嚇唬了他，而是因為他不想讓那個老傢伙得逞，抓住他的把柄或者對他的花銷提出疑問。阿弗納寧願花自己的錢辦公事。有時候他也是這樣做的。有一次在巴黎，他在買一杯鳳梨汁時，意外地把現金收支票據搞掉了，只好回到阿拉伯大使館對面的咖啡館，在擁擠的遊客的腳下尋找，「像個十足的笨蛋，」他心想，「如果敵人知道加里西亞人怎樣管理『摩薩德』的話，他們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尋找五法郎發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那又怎麼樣？這套位於波羅曉夫大街上的破舊不堪的公寓很顯然是在最底層的。這個組織裡最讓人激動的也許還是在頂層。這位「約翰．韋恩」嚮往的頂層也許完全不同。
結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納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開心。他的臉龐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著白色長裙，看起來嚴肅端莊、神祕莫測。當時前來參加婚禮的有鄰居、朋友，甚至還有三四個阿弗納從前的戰友。長長的桌子上擺放著製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黃色甜酒。母親當然來了，父親也來了。周圍有人時，父親總是那樣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後來的妻子威爾瑪一起來的。每個人都很興奮。母親、父親和威爾瑪甚至一起照過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親也在上面——不過，母親和威爾瑪總是望著不同的方向。
一週以後，他收到了通過郵局寄來的第一張支付薪金的支票。是特拉維夫自來水廠寄到雷霍沃特他母親家裡的。一百二十以色列鎊。錢不多，一個人要是靠這點錢來成家的話，那就得三思而行。但是暫時，沒關係。阿弗納從來不擔心錢。即使在那些比現在還缺錢的日子裡，他都沒有擔心過。他所關心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能讓他興奮、四處旅行、幹自己想幹的事情，同時還能讓他超群出眾的生活方式。
奧特加認為，一線特工應該首先學會怎樣識別假證件，然後再學習怎樣弄到和使用假證件。在以色列，「摩薩德」這個組織的實際工作不是從事反間諜活動——另有一個名叫「辛貝特」的國內安全機構負責這個——但在以色列以外的國家，反間諜也是特工的工作內容。更為重要的是，了解別人在使用假證件時所犯的錯誤可以避免他們重蹈覆轍。
「沒有。」阿弗納搖搖頭。
戴夫甚至堅持減裝，即減少彈殼裡的裝藥，裝藥一減少，與普通點二二口徑的手槍比起來，子彈的初始速度就更慢，射程就更短。而且，槍聲很小，並且是間歇性的。開火的時候——只是噗的一聲。這種槍不需要消音器，在密封的機艙內|射擊時，穿透鋁製艙壁和產生爆炸減壓反應的危險性很小。這樣飛機就不會在空中爆炸。而在現代噴射機上使用其他槍枝絕對是非常危險的。
幾十年來人們忽視了政治恐怖這個武器。新的一代只不過重新發現了這個武器，許多值得尊敬的國家或運動都曾一度使用過這個武器。
儘管這次襲擊大獲成功，但恐怖分子和圖書很快就後悔了。數週之內，約旦國王胡笙把所有的恐怖組織驅逐出境，在驅逐的過程中還殺了很多人。這反過來又導致了「黑色九月」組織的形成。
一九七二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襲擊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國家的空中運輸及設施。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們炸毀了一架從蘇黎世起飛的噴射式客機，導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運送郵件的奧地利飛機在前往特拉維夫途中被炸毀。在這一系列恐怖襲擊發生的前幾天，另外一個恐怖組織在慕尼黑機場把手榴彈扔進一輛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車裡，造成一死十一傷，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術的以色列著名演員漢納．瑪隆。同年九月六日至九日，五架飛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飛機——一架飛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七〇七——僥倖逃脫——空中警官開槍打死一名劫機者，活捉其同夥、女恐怖分子雷拉．卡爾德。另一架飛機被劫持到開羅，並將其摧毀。另外三架飛機被劫持在約旦的道森軍用簡易機場，扣押了三百名人質。這三百名人質最終被釋放。條件是交換先前在瑞士、英國等地被抓的恐怖分子。
「摩薩德」心理學家把以上這些叫做「投影描述」，但並不一定很準。事實上，它不具備什麼科學性，有些是常識。但如果沒有那種特別的感覺，或者沒有特別的推理能力的話，僅僅依靠這些描述是很難的。阿弗納執行過幾十次這樣的任務，可警鐘只敲響過兩次。有一次，所有的特徵都具備——可在審問那對年輕夫婦時，除了發現了大量的麻醉品之外，其他什麼致命的東西都沒有發現。而另一次被他抓了個正著：他的懷疑得到了證實，那個人是在西岸招募恐怖分子的重要成員。他身上揣著一張雙程票，但他不抽菸，不上洗手間，在候機廳沒有跟任何人交流眼神。阿弗納搞不清楚是什麼促使他給特拉維夫打電話，並建議等那個人一到就扣下來審問的。他的確是個阿拉伯人——但其他許多乘客也是。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著急，這個問題等於白問。這個夏天，她就拿到教師資格證書了。他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大談特談婚姻。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愛著對方。阿弗納在部隊的四年中，肖莎娜沒有跟別人幽會過。如果他們結婚的話，她父母會資助他們的。畢竟，他們不可能老是用一輛借來的破車約會。
接下來的兩年，時光飛逝，平靜無事。阿弗納繼續享受著工作帶給他的樂趣。上司似乎對他的表現也很滿意。作為一名特工，他的級別仍然很低，沒有從事過真正的情報收集工作，但分配給他的任務在逐漸升級。偶爾還會讓他持公務護照飛往歐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倫敦——到那裡之後，當地「摩薩德」的頭頭會給他提供另外一個護照，讓他換一種身分，比如說，一位西德商人。他拿著這個護照飛往另一個城市，比如蘇黎世或者法蘭克福。到了那裡他就去見一個在阿拉伯國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個東方猶太人——向他通報或匯報情況。按慣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國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帶回以色列做例行匯報的。這樣做的目的是減少登機時被阿拉伯特工發現的風險。無論是在以色列還是在歐洲，都是這樣。大多數國家也都是這樣操作的，他們的四分之三的祕密情報都是在遊客眾多的首府城市交換的。
介紹情況的那個人，容貌並沒有什麼超凡的魅力，但頭髮邊緣有一些像本．古里安總理那樣的白髮。他那張侏儒一樣的臉上透露出惡毒與奸詐。他的身材也像個侏儒，也許不到五英尺。他坐在一把木頭椅子上，雙腳幾乎搆不著地面，面前的桌子上亂七八糟。
「你以為你的感覺是最重要的嗎？」她回答道。「我告訴你，不是。」
除此之外——跟大多數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不一樣的是——阿弗納在歐洲有私人關係。他在法蘭克福上學時最親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裡。
雖然他訓練時是情報特工，但起初分配給他的工作並不是收集情報。當然人們也不把這種祕密情報跟間諜連繫起來。在他看來，那個時候，真正從事情報工作的間諜相對來說比較少。毫無疑問，也有幾個特殊的特工混進政府擔任要職，也有幾個特工去拍攝軍事機密。像埃利．科亨這樣具有傳奇經歷的間諜很少。大多數特工幹的跟阿弗納訓練的內容一模一樣。
戴夫解釋說，在特工這一特殊的工作當中，與精確性、槍聲的大小和隱蔽性比較起來，手槍的射程和穿透力就不那麼重要了。很顯然，這個理念，尤其是引進點二二口徑的貝瑞塔，是戴夫對「摩薩德」特工組織的武器裝備的獨創性的貢獻。在這之前，以色列特工用的是部隊裡和警察用的手槍，口徑比它大得多，如點三二、點三八，甚至點四五口徑的手槍。「他們問我：這個點二二口徑的槍是什麼槍？你需要更大口徑的槍！」戴夫說：「我告訴他們：相信我，你不需要大口徑的。」
阿弗納坐在那裡，安德雷斯從轉角一出現他就認出來了，也許只有三十碼的距離。不過，他已不像他兒時的朋友了。他認出他是照片上的一個人，要他牢牢記住的一個人。一個不太重要的德國恐怖分子。他以前是個學生，現在是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的一個成員。不是一個大人物，只是一個走卒而已。
「好，好。」那個人說。「呃……」他提到了阿弗納所在部隊的那個中校。精銳部隊中的軍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納，並不是公開的。阿弗納不知道那個人為什麼會提到他——也許是想跟他套交情，也許是想再次確認阿弗納的身分，也許是想證明自己的身分。不管是什麼，他決定實事求是地回答。
阿弗納填表時之所以猶豫不決還有一個原因。儘管他在花園裡對父親說過——「他們也許會對你這樣。但我告訴你，他們絕不會對我這樣。」——只不過是口頭上的東西而已，虛張聲勢的成分較多，心裡並不是真的這麼認為。阿弗納不知道「他們」會對他做什麼。實際上他也不知道他們對他父親做過什麼。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另一個集體農場。他這個「野客」又置身於加里西亞人之中了。但他並不煩惱。事實上，在「摩薩德」這個組織中，一個「野客」也許還是一筆財產呢。在集體農場，那些加里西亞人並不真正需要他：他們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辦得好上加好。但是在這裡，特別是在歐洲工作的一線特工中，有個古怪的「野客」並沒什麼害處。像加里西亞人這樣聰明、勇敢的人，他們是不會消失在幕後的。由於他們特有的舉止言行和生活態度，同化不是他們的強項。這樣，語言的問題就來了。從總體上來說，以色列是個使用多種語言的國家。父母或祖父母為東歐人的年輕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語說得好的人。也許是因為「野客」身上有比較多的德國人或法國人的血統，所以他們常常被誤認為這些國家的人。他們不喜歡身上穿著西服，腳下穿著跑鞋。
「是嗎？什麼工作？」
那天晚些時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鐵龍」汽車裡，在一陣莫名其妙的衝動之下，阿弗納問她願不願意考慮移民。這個問題問得太突然了，連他自己也吃了一驚。他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這個問題。
阿弗納沒有跟進去。兩週以後他來這裡報到培訓。除他之外，還有十二個人，都是男的，大多數人的年齡跟阿弗納相仿，只有兩三個人年紀相當大了，有一個人看上去已經四十多了。阿弗納一個都不認識，在年紀較小的那些人中，有兩三個人以前好像見過，也許是在以前部隊裡聯合演習的時候見過。從自己以前的部隊裡來的，除他之外，再沒其他人。
阿弗納替他寄了這封信，沒有問他信裡的內容或者調查這封信的地址。這是他幫他的一個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狀，他有朝一日會收回來的。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後他就打定主意——雖然他也猶豫過——不把他們接觸的情況告訴「摩薩德」。這不是一個忠誠不忠誠的問題，而是一個他父親說起過的問題。
「你擔心槍太小了？」戴夫問道。「你想用大一點的槍？你的敵人是大象還是坦克？如果你的敵人是坦克，就沒有那麼大的槍，要火箭筒才行。但如果你的敵人是人，像這麼小的槍就夠了。」
其他的課程也是一樣，攝影課、通信課、爆破課——阿弗納以前在部隊裡學過這些課程，不需要其他人那麼多訓練。突擊隊員必須了解一些爆破的基本知識，這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不過阿弗納不是裝炸彈或拆炸彈的專家——也許裝拆一個簡單的還可以。在戰場上，一個普通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置、打開炸彈的保險，啟動爆炸裝置。在這個層面上，事情就簡單了。一切都是事先預備好的——雷管、發射機，以及塑性炸藥。這樣的炸藥只需要一小撮就可以把一個保險箱的門炸開。但你不必那麼小心。你可以把它扔在地上，用錘子錘它，甚至用它來撚熄香菸。它的性能十分穩定，你要學習的就是把它做成什麼形狀——可以做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狀，甚至還可以給它上色——然後把它放在起爆管裡，把導線連上。紅色線與紅色線相連，藍色線與藍色線相接，很簡單。
「噢，政府的工作。如果得到的話會非常好。我正在等。」
部隊——在這點上警察也是一樣——教人把子彈壓進後膛，拉上保險銷，然後把槍拿在手裡向前挺進。戴夫說，忘了那個保險銷吧，絕對保險是根本不存在的。它無法防止你的槍走火——比如，不慎掉在地上——但它卻會妨礙你需要的那天扣動扳機。相反，不要在後膛裡裝子彈。槍也不要拿在手上，除非你想開火。要學會用兩隻手，學會在拔槍的同時把槍管頂部的滑套拉回去。無數次地練習這個動作，直至你睡覺的時候都能輕而易舉地、流暢地完成這個動作。一旦拿在手上，就要開火。不開火的時候就不要拿槍，這就是槍的作用。
「三月。」阿弗納回答道。他聲音中既沒有惱火的成分，也沒有對什麼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實上這二者他此時都有一點。使他惱火的是這個遊戲，而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這個人的仔細。在面試他之前他們一定再三查過他，然而他們仍然非常謹慎。
「你好嗎？」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事實。雖然他在部隊裡學過很多關於如何使用隨身武器的知識——他所在的部隊畢竟是突擊隊——但阿弗納從來沒見過像這個老大力水手那樣射擊。首先，他對身體狀況的要求很高。不是指體力，而是指協調性。「你覺得舉重運動員射得好嗎？」戴夫問道。「舉重運動員射得他媽的一點都不好。如果你想向敵人扔石頭，你就舉重吧。如果你想向敵人開槍，你就跳繩，像個小女孩那樣。」
「不，這就是你們的槍，你們用這種槍工作。一直用這種槍。」
另外，阿弗納也知道，不管他們喜不喜歡約翰．韋恩，他們絕不會後悔選擇了他。他將成為他媽的自他們招募特工以來最好的特工。他將拯救以色列一千次卻無人知曉。當他工作多年成為他人的榜樣以後，以色列總理寫來了感謝信時，他也許會把和-圖-書
這封信拿給他的母親。「你做了些什麼？」她這樣驚叫起來。他只是說：「喔，我不能告訴你。什麼也沒幹。」
阿弗納相信父親說的都是實情，但也許只對他來說是實情，對別人不一定是實情。如果對所有的人永遠都是實情的話，那留給這位荷蘭小男孩的會是什麼呢？一個還沒有買賣頭腦、不知化學和數學為何物的男孩？他必須永遠待在這個魔圈之外嗎？一輩子剪雞指甲嗎？永遠也看不到法蘭克福了？每週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車去阿什杜德海邊？等他姑媽給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個工作？在農場待過那麼多年，在部隊裡有著那麼好的記錄，難道還要繼續做一個「野客」？僅僅因為父親的問題沒有解決，就什麼也不幹了，不管是為自己還是為國家？也許不是「他們」的錯，或不全是他們的錯。也許，是父親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錯了。
「你說清楚了。」他回答道。他心裡想的是：你想怎麼樣？人總是按自己的標準來判斷一切。你這個加里西亞老賊也許是個順手牽羊的高手，自然會以為別人也是這樣。
雖然離上課的時間還有兩個星期，但阿弗納還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鐵龍」借來，開著出去了——當然是一個人——朝著特拉維夫區的海克亞方向。然後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的手指被菸草燻得黃黃的，那雙賊亮的眼睛從不安分的眉毛下面嘲弄地凝視著阿弗納。一邊的眉毛高高聳立於額頭之上，彷彿一個永恆的問號。原本白色的襯衣上汙漬斑斑。
「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很好。」
按照「摩薩德」的觀點，一個理想的特工應該精確、可靠、鎮定，猶如一臺精心製造的機器。在一個層面上，他對於工作的熱情應跟電腦晶片或磁極羅盤差不多。雖然他不應該愚蠢無知，或者麻木遲鈍，但他的表現也不應該依靠他對任務的「感覺」。還有，他也不能創新，也不能忠於職守。他應該是充滿激|情的愛國者——但不應有絲毫的盲目。他應該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應腦袋空空，沒有任何想法。他應該是一個蠻勇之夫和一個執業會計師的混合體。總之，他應該集那些很難在同一個人身上找到的品質於一身。
這種考慮具有預見性，阿弗納沒法知道自己的預見有多準。沒法知道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自己的一生會徹底改變。
「你還沒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個傢伙的消息嗎？」在一個週末，肖莎娜這樣問他。
「你們要出去看世界了。」這個加里西亞人開口說道。「很好。現在坐下聽我說，我有幾件事要告訴你。
就阿弗納來說，這是一個白日夢。他不具備這樣的品質。在他看來，他認識的其他受訓人員也不具備這樣的品質。他們——嗯，坦白地說，都各不相同，就像特拉維夫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樣。他們都愛國。但在以色列，特別是一九六九年，誰不愛國？如果那樣的人是「摩薩德」心理學家想要的，那他就是那樣的人。他感覺到正確答案應該是什麼樣的。任何心理測試都不會同時考慮到他，也考慮到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戰。
全組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個小時在地下健身房跳繩。十幾個未來的祕密特工就像一群十二歲的女孩那樣跳著。戴夫似乎相信跳繩和使用好手槍這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連繫。其相信程度簡直不可思議。他有一句言簡意賅的話：「你不會跳繩，你就不會射擊。」阿弗納從來不懷疑他說的話。戴夫可以用任何一隻手在二十五英尺開外將牆上的一枚釘子打進去。
當然，要做到這點需要記性和耐心——這不是阿弗納的強項——這項訓練讓他對人性有了深入的了解。通常，在第一個受訓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會有另外一個組的一個受訓人員坐在海法一家酒店的大堂裡。如果他們的匯報大相徑庭，教官就會對他們說：「聽著，夥計，為什麼不到隔壁給我把這個問題搞搞清楚。」
一九七一年，「法塔赫」首次進行恐怖襲擊，目標是鹿特丹的油庫，然後——為報復胡笙國王殺害自己的同胞——襲擊約旦的航空公司和位於開羅、巴黎和羅馬的政府機構。「法塔赫」首次襲擊的成功使他們的膽子更大了。那年年底，襲擊行動開始升級。十一月，幾名持槍歹徒在開羅喜來登酒店前的臺階上暗殺了約旦首相。兩個多星期以後，他們在倫敦向約旦大使扎伊德．雷法伊開槍，使其受傷。
阿弗納完成基礎訓練多年後的一天，他在特拉維夫市的加伯汀斯基大街碰到了戴夫。「是你啊？」那個美國老人高興地說。「你怎麼樣？還記得噗─噗嗎？注意別忘了！」
「你被接受參加訓練了，」那個人說：「當然，我們會給付你工資的。你將成為一家公用事業公司的臨時雇員，但我還不知道是哪一家。他們每週會寄給你一張支票。還有什麼問題嗎？」
他沒有找到安德雷斯的號碼，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們好像不知道——或者說不想告訴阿弗納——他在哪裡。他們讓他去找另外一個朋友，那個朋友是個年輕女人。她在電話裡非常冷淡，聲稱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這屬於心理學的範疇。在各個領域的訓練當中，那些阿弗納認為的信息背後的心理活動給他的印象最深。那些信息他也許不會記得太久，但他總是記得當時的心理活動。至於那些技術上的細節嘛，他可以問別人或者查閱資料。重要的是心理活動，它可以幫助他獲得新的信息。
噢，你今天到了什麼地步？阿弗納暗自思忖道，一個五十歲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試新人，房間裡悶熱難當。很讓人激動嘛！
「你的意思是永遠嗎？」
當然，阿弗納無法最終知曉他是不是愚弄了「摩薩德」心理學家。也許他們從他身上沒有看出來那個荷蘭小男孩。也許看出來了，但適合他們。不管是哪種情況，他們讓他飛起來了。確實是這樣。他的第一次野外培訓任務去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如果他姑媽的朋友及時給他找到一個工作的話，他也許早就在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他當了一名空中警官，負責保護飛機上乘客的安全。
有時候，他跟一個辦事員差不多，做的事跟訓練的內容不相干，跑差、給遞送情報的人酬勞，或者——正如他後來所說——與一個女孩在倫敦租安全屋。安全屋必須靠近至少兩條主要高速公路，還要儲存一些食品。他們扮成夫婦去租房。房子的周圍全部住著小康家庭。那個女孩是倫敦的永久居民，她住在另一個地方。按照事先設計好的步驟，安全屋的鑰匙就保存在那裡。
從證件的性質來說，有各種各樣的假證件。從特工也許會使用的永久居留證到一小時證件——比如，從機場廁所偷來的遊客的護照——在緊急情況下，特工也許可以用它來過境。但是奧特加說，與證件的性質比起來，你對證件的信心更為重要。證件永遠不會獨自發揮作用，只有跟你聯繫在一起時才發揮作用。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證件，或者不相信給你證件的人，你會把一個永久性的身分證件降級為一個一小時護照。反過來，即使你拿著偷來的駕照，只要你相信它，你也能走得很遠。
阿弗納的部分任務就是在歐洲的機場裡閒逛，在恐怖分子登上飛往以色列的飛機之前把他們識別出來。這項工作雖然靠推測，但也不全靠推測。有時候有人會向「摩薩德」報告，近期有一次恐怖襲擊。可是他們對諸如恐怖分子在哪裡登機，登上哪一架飛機，有多少人，他們的身分又是什麼等細節卻不甚清楚。恐怖分子通常是年輕的阿拉伯人，但從理論上講，恐怖分子可能是任何年齡的人，也可能是任何國家的人，或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也可能男女都有。有些同夥還可能不知情。
講到這裡，戴夫總是伸出扁扁的食指，戳在阿弗納的兩眼之間。
「很好，謝謝。」
但是父親不答，沉默了一會之後重複道：「他們對待你就像對待一個橘子，把你榨乾之後就扔掉。」
許多受訓人員希望學到固定的規則，確切的程序。固定的規則雖然有，但對特工來說，一成不變地照搬書本是最致命的錯誤。它不是一個按部就班的工作——這也是為什麼阿弗納覺得這個工作那麼適合他的原因。祕密就在於掌握規則但又不受規則的束縛，能夠即興發揮且總能應付突發事件的人將會脫穎而出。不像部隊，說到底，它屬於官僚機構。而這項工作，卻是為那些不馴服的人量身定做的。至少阿弗納是這麼認為的。
一個多月後，他母親收到了一封電報。
當阿弗納開著那輛破舊的「雪鐵龍」跟著政府的車，沿著蜿蜒曲折的偏僻小街而下時，他始終與他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以示禮貌。他們向那片開闊地盡頭的鐵鏈柵欄駛去。快到柵欄時，車頭猛地向右一轉，徑直沿一棟大樓的邊緣奔去。車沒有撞在水泥牆上，而是沿著大樓和柵欄之間的一條狹窄的車道繼續向前駛去。阿弗納這時才看清這條路。在這條車道的盡頭是一扇滑動的開關，它正慢慢打開，讓車進入。在門那邊，路面陡地沉了下去。政府的車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之所以說這些，是因為你們有些人覺得你們在為富有的銀行家巴隆．羅斯柴爾德工作。你們別指望會得到很多錢。我怎麼跟你說呢？你不是在為銀行家巴隆．羅斯柴爾德工作，你是在為以色列工作。談到錢的話，你是為我工作。」
這是重要的一課，他反覆強調。為了開火才拿槍，拿槍就殺人。如果一個強盜要你的錢包，給他錢包；要你的鞋子，給他鞋子；要你的襯衫，給他襯衫。你讓他揍你、侮辱你。但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你不能把他要的東西給他——那就殺了他。千萬不要把槍拿出來威脅他，不要打他的腿，你不是警察，你是特工。你要避免被查出來，最最重要的是，這是你的工作。
一個小時過去了，他等的車才來。這輛車和其他車沒什麼區別，車裡的兩個人可能是大學裡年輕的教授或教師。但是阿弗納知道他們不是。他說不清自己是怎麼知道的，正如他後來解釋的那樣，政府的車就是政府的車，即使在以色列也是這樣。
「你想知道我桌上的這些書是幹什麼用的嗎？是會計書。你知道我用這些會計書幹什麼嗎？我想知道你們花了多少錢，為什麼花這些錢，所以我坐在這裡看會計書。
阿弗納擅長根據事實推理。在他心裡好像時常有一個聲音在低聲對他說：不要在乎那個，注意這個就行了。不管是證件還是人，他總能幾乎是下意識地記住那些最小的標記。就拿他們練習時用的比利時護照來說，他雖然不能立即說出毛病出在哪裡：簽證好像是真的；揉搓的時候，顏色也沒有黏在手指上——對著光看紙張也不是那麼薄——但他頭腦中有一個警鐘，他必須在三十秒內作出決定，就像真的在機場一樣，要麼把乘客扣留下來，要麼向他揮手告別。他又看看護照，當然——是看護照上的照片，夾照片的金屬迴紋針完全生鏽了。鏽跡斑斑的迴紋針應該在證件上夾了兩年了，而且好像一直是裝在滿是汗漬的口袋裡的，但是反面卻與之不符，鏽跡很少。後來換上去的照片上沒有什麼鏽跡：鏽跡是無法放回到跟原來的照片一模一樣的位置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