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現在，我們終於盼到了這部電影的大功告成。片名取作《盲流感》，是希望在國際巡迴上映時，能使人們更容易將電影與原著連結起來。我對於這個決定，沒有任何異議。今天在里斯本，我的《盲目》將以影像和聲音呈現於世。觀眾裡有為數眾多的媒體記者，我希望他們能給予這部電影好的評價。明天就是試映會了。在我們談論及這些最近發生的往事插曲時，一時之間，琵拉爾——這位在所有我認識的人們當中，最為務實和客觀的一位——有了一個想法。她說：「根據我的理解，這部作品預料到了今天我們所遭受的危機的諸多後果。那些在錢財耗盡以前，絕望的從華爾街一間間銀行逃離的人們，和小說與電影裡，一個個移動著、盲目而沒有方向感的人們，毫無不同。差別只在於，現實中的人們，並沒有醫生的妻子，來引導和保護他們。」請來思考這個想法，這位來自安達魯西亞的女人，或許是對的。

今天下午我聽到有人提起喬賽．路易．山佩卓的名字，這是位經濟學者與作家，同時還是個睿智的人，他的睿智，並不是由年齡之中得來（雖然年紀也不無些許幫助），而是從對生活方式的反思之中獲得的。他上電視時，曾被問及他曾親身經歷過的一九二九年金融危機，當時他尚在稚齡，而隨後他就走向研究經濟的學術之路。對於這個提問，他給了很有智慧的答案，任何人有興趣了解究竟，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答案（喬賽．路易，山佩卓，這人已經寫了很多書），或者上網去讀他的電子專欄。但他自己提出一個問題，而不是訪問節目的主持人的提問，至今仍然讓我印象深刻。這位大師問他自己，也問我們，要如何回答下列的事情：為什麼撥給銀行紓困的款項，給得這麼快、給得如此的無條件？而同樣款項的金額，是否能以同樣的速度，來響應援救非洲緊急情況的呼求、或者是對抗愛滋病……，上述問題的答案，不需要我們花太久的時間，就能得出。我們能夠挽救經濟，卻不去拯救人，而人是理應擺在最優先順位的，無論他或她是誰、身在何地。喬賽．路易．山佩卓是一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同時也是清醒頭腦的標竿。這個世界並不像人們有時候所說的，全然缺乏像他這樣的正義之士，所以我們應該向他致上關懷的問候，並且遵照他所告訴我們的去做：干預，干預，再干預。

幾天以前，我們幾位來自不同國家、抱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們，簽署了一份我刊載於下方的聲明。這份聲明是一次喚醒的行動，是一次抗議，是表達面對當前金融危機的警告，並且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我們不能成為共犯。

許多生命換來的教訓已經告訴我們：民主政治的用途是多麼渺小，就算其內部體制運作看來有多麼優良、穩定，假使它並非建構在有效率並且實在的經濟民主，和同樣不稍遜色的文化民主基礎之上，仍將是徒然無用。今天，像上述這樣，對過去的特定意識形態表達關切看來是迂腐陳舊的老生常談，不過，民主的三大要素是政治、經濟、文化，它們相輔相成而缺一不可，在其繁盛的高點，作為一種理念，代表未來、最能激發起熱情的公民旗幟，在近來的歷史中，一貫的能夠啟發良知、喚起意志並且感動人心；要是我們無法體認這點，就會對歷史的事實視而不見。時至今日，經濟民主的理念，已經因其本質的磨耗，不堪使用而慘遭放棄，被輕蔑的拋入公式的垃圾堆裡，讓道給了靠著下流手段獲勝的市場機制，甚至在其金融核心處於最嚴重的危機之時，也還是如此；與此同時，文化民主的理念也慘遭一種疏離而工業化的大眾市場文化所瓜代。我們不是在進步，我們正在走回頭路。而更荒謬的，是我們錯誤地認知民主便只限定在所謂政黨、國會和政府這些計量的數字與機制的運作，絲毫不去注意它們的實質內涵，並且放任它們扭曲、濫用選票所賦予它們的位置以及責任。

在「全世界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份清單裡，樞機主教洛可．瓦西拉（Ｒｏｕｃｏ　Ｖａｒｅｌａ）會閱讀區區在下部落格的可能性，會排在接近「最不可能」的頂端位置。即便如此，既然天主教會還是繼續主張說奇蹟的確存在，那麼我便對於這樣的堅持保持信心，希望哪一天，這位著名的人士，他博學多聞而被染成紫色（ｅｍｐｕｒｐｌｅｄ）的雙眼，或許能看到下面這一段文字。比起世俗主義，這個世界有許多更為迫切的問題，在這其中，有的問題是紅衣主教閣下考慮對納粹和共產主義的浩劫所負起的責任，也正是在這裡我所要說的其中一個問題。所以，讀吧，樞機主教先生，讀吧。讓閣下的靈魂稍作些運動吧。

上帝會怎麼看待拉辛格呢？上帝會怎麼看待由這位拉辛格宗座所主牧的羅馬天主教與使徒的教會呢？據我所知（我還寧願知道得少一些），目前還沒有人膽敢提出這樣離經叛道的問題，或許是因為老早就知道，提問人現在不會、將來也永遠不能得到答案。如同在整整十五年前，有次我在一段形而上的徒勞探索當中所寫到的：如果神是宇宙的亙古寂靜，那麼人就是賦予這個寂靜意義的那一聲哭啼。這句話是收在《藍札羅特筆記本》這本集子裡的，而已獲得鄰國的神學家們多次摘引，他們都十分仁慈寬容，才會去閱讀我的作品。當然，若要認定拉辛格或是教會，已經由教宗嘗試著從預料之中的死亡裡拯救出來——無論是從飢餓裡拯救出來，還是由拒絕聆聽救恩，以及失去信仰作為根基的罪惡當中拯救而出，那都將必須證明有所謂上帝的存在——除去聖安瑟倫（ｓａｉｎｔ　Ａｎｓｅｌｍ）曾經提供過若干假定的論據以外，這是一項最難達成的使命；即使連聖奧古斯汀（ｓａｉｎ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也曾告解道，想要嘗試去闡釋三位一體論，就有如「以水桶盡罄汪洋之水，傾注於砂粒之孔洞中」那樣的困難。如果上帝存在的話，該要感激拉辛格，理由是這位教宗最近屢屢表現出對天主教信仰脆弱情勢的關心，人們不上教堂望彌撒，他們不再相信教理，並且以父輩時便形成的偏見，作為精神生活基礎的行事準則；而他們的物質生活也同樣如此，這樣的變化，是和許多銀行家，在早先資本主義建立起來的那個年代所同時發生的，銀行家們都是嚴守教義的喀爾文教派信徒，每個人無不盡其所能的積蓄財富，作為他們在個人和職業上正直的證明，以抵擋各種次級房貸（ｓｕｂｐｒｉｍｅ）的魔鬼誘惑。但我為何筆鋒突轉，從一開始的哲學性超驗主題，轉變成介紹當代銀行家的不法行為（這是客氣的說法）以及批判？因為最近聖公會在羅馬舉行教職人員會議，這個議題多少有些辯證性質。

在歐盟執委會主席杜朗．巴羅索與小布希總統的會談中，他主張當前的經濟金融危機，應該要導引出一個「新全球經濟秩序」，只要這個新秩序是由民主的各個原則來領導——正義、自由、平等與團結在其中永遠不被拋棄，那麼這個新經濟秩序，就是可被接受的解決方案。

改變集體與個人之間經濟關係的時刻已經到來了。正義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對於本文標題「上帝作為一個問題」這樣一種論述，會達成一個驚人奇觀的說法，我並不懷疑。至少在這一次，伊斯蘭教徒和基督教徒這對互為世仇的兄弟，會破天荒的達成共識，特別是上帝這個層面，這個包容萬物宇宙的頂峰，先是啟發了前者的創立，又讓後者至今仍錯誤地信奉著，以為自己能夠唯我獨尊。見到這個論述，就算是最善意的反應，也會哭喊著說，這是個難以迴護的挑釁、是對這兩個宗教的信徒無可寬宥的冒犯；而最糟的回應（如果還有比上述這個回應更糟的話），我將會被控以大不敬、誣衊聖教、褻瀆、不尊敬神等等罪名，以及任何其他能夠找得出來的指控，因而說不定，會遭受懲罰，成為我餘生當中不名譽的烙痕印記。如果我自己將名字歸在基督宗教的教徒名冊下，梵蒂岡的天主教廷勢必得中斷他們目前所耽溺的那種賽西爾．戴米爾（Ｃｅｃｉｌ　Ｂ．ｄｅ　Ｍｉｌｌｅ）式的大場面，來處理將我開除出教的麻煩事；可是，一旦他們去履行紀律上的義務，他們便會發現，自己害怕這麼做。他們對於從事大膽行為，已經欲振乏力，現在，由犧牲者所流下的眼淚，已經浸溼宗教裁判所首次火刑的柴薪——我們希望，柴薪永遠被浸溼。至於伊斯蘭教，對於他們教內那些近代基本教義派、以及衍生而出的暴力組織（約略等同天主教基本教義派的帝國主義版本，其暴力程度相似）來說，他們日日瘋狂般地宣稱、最為特出的一句口號，就是要殺死不信真主的異教徒。或者，照這個意思，如果你不信奉真主阿拉，你就是隻骯髒的蟑螂；而雖然說，蟑螂也是真主旨意許可下所降生的活物，任何研發出迅捷有效撲殺辦法的穆斯林，都具有神聖的權利和義務，將其立斃於拖鞋底下，如此，穆斯林將能進入穆罕默德的天堂，投向天堂美女（ｈｏｕｒｉｓ）那令人血脈賁張的乳|房的懷抱。因此請容我這麼說：上帝，過去一向是個問題，而現在則本身就是問題。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說，我所讀過的第一部是《氛圍》（Ａｕｒａ）。儘管後來我沒有再回去重讀它，但是這部小說所給予我的強烈印象，直到四十年後的今日，都還讓我印象深刻、難以忘懷；那種讓我進入到一個前所未知世界的穿透感，伴隨著由寫實主義客觀風格與神祕魔法所混搭樹立起的一種氛圍，還有與它們對立的事物（讀到最後，並未如開始時看來那樣的對立），共同以極為特殊的方式，攫獲讀者的魂魄。他的作品僅僅與我偶然遭逢幾次，就能令我留下如此強烈而雋永的回憶。

下面，我想要提一本讀之令人愉悅的小書，當做例子，書名叫做《土耳其人的美洲探索》，即使是最冷漠、最無動於衷的讀者，這本書也能夠立刻吸引他們的注意。這部小說一開始時，說的是兩位土耳其人的故事，但是荷黑．亞馬多說，他們原先並不是土耳其人，而是阿拉伯人，名字分別叫做拉端．穆拉德和雅米爾．畢查拉，他們決心移民美洲，追求金錢和女人。不過，要不了多久，這個故事就分岔出其餘的故事，出現了十多個其他的角色（雖然故事在一開始時，似乎承諾最後會統整起來），凶暴的男人、嫖客與醉漢，還有同時追求家庭和諧與性|愛歡愉的女性們，他們全部生活在巴伊亞省（Ｂａｈｉａ）的伊塔布那這塊地方，剛好也就是荷黑．亞馬多的出生地。（這是巧合嗎？）這塊流浪漢和無賴棲息的土地，和伊比利亞半島相比，並不更為暴戾。我們身處在這塊擁槍自重的土地上，在這裡，可可豆大農園從前曾經一度像金礦般價值連城；人們靠著印地安人的大砍刀來解決爭議；無法無天的上校們施展著沒人曉得是怎樣攫取而來的權力；娼妓在窯子裡像貞節烈婦一樣，被嫖客追逐爭奪著。在這裡，人們心中所想的，不外乎是私通和積累錢財，不外乎是情人和買醉的機會。他們就是最後審判時，被打入地獄永受煎熬的芸芸眾生。此外還有……還有，在這整群聲名狼藉角色們的激烈故事中（對讀者來說頗為混亂），有種純真的氣息出入於其間，就和風吹水流一樣自然的蘊藉，同時又像雨後春筍那樣的蓬勃生長。儘管失之於過分概略和簡單，《土耳其人的美洲探索》這本書，是敘事技巧上的奇觀，理應和《朱比亞巴》、《奇蹟的居所》、或者《暴戾之鄉》等量齊觀，這本書在文學偉大景觀中占有一席之地。人們說，你可以管窺天，藉由手指認出身前的龐然巨人。那麼，這本小說就是荷黑．亞馬多，這位巨人的手指。

在當時，美洲文學（我指的是南美文學）尚未在閱讀知識界裡獲得特殊的喜愛。在當時，我們被今日業已消褪的法國光芒所懾，為之目眩神迷，從而帶著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這種虛假的冷漠高傲，到頭來卻反噬了自身）來看待格蘭德河（Ｒｉｏ　Ｇｒａｎｄｅ）南岸正發生的事情；有一個趨勢使得上述的情形更加惡化，這種趨勢在西班牙境內相對自由的活動著，而在葡萄牙則近乎停歇。這就是，著作從來沒擺在書店架上陳列，而那些能夠幫助我們在少數可以取得的優秀文學作品中挑選出精品的稱職評論，又令人沮喪的極度匱乏，這當中，有些許空隙存在，這些縫隙，時常與上述諸如此類的怪事相搏鬥，並且持續不懈的努力下去。而事實上可能有另外一個說法：書本固然很少旅行，但我們自己則更吝於抬腿挪窩。hetubook.com.com

我一直想在部落格裡撰寫一篇發生在我們身上、關於金融危機的文章，但是我必須撰寫另一個通訊媒體的邀稿。所以我在這裡向各位提供下面這篇文章，本文已經刊載於西班牙的報紙《公眾報》以及葡萄牙的《快報》週刊。

他是個通曉文字、懂得寫詩的男人。他鬻文為生，用文字換得美酒與豐饌。他天生稟賦詩思，宛若開天闢地頭一遭，就是要當詩人。這起於他稱自己為費南多，一個和其他人一般無異的小人物。有天，他想起來了，要宣告一次迫在眉睫的、超級賈梅士式（ｓｕｐｅｒ─Ｃａｍóｅｓ）的登場。這個賈梅士可比之前那位本尊顯眼得多，不過既然他是個公認知所節制的人，慣穿一襲寬鬆的亮色長袍、蝴蝶領結、還戴著一頂無羽毛裝飾的帽子，於多拉杜斯街穿行而過，他可沒有說，這位超級賈梅士，實際上就是他本人。畢竟，超級賈梅士再怎麼樣，也無法凌駕前頭那位本尊，他只能等待著成為費南多．佩索亞，一個彷彿葡萄牙人之前從未知曉的奇才。他的一生自然也是由每一天積累而成，而我們知道，儘管每一天看起來都很相像，但是日子從未重複，這就是為什麼，當費南多經過一面鏡子時，匆匆一瞥，看見鏡中有另一個人，他卻絲毫不驚訝的原因。他以為那只是像平常一樣，是自己不留神、一時眼花的錯覺，或是因為剛才喝的那杯白蘭地，搞得自己頭暈腦脹，但是他謹慎的倒退一步以便確定——以為就像以往所認定的，鏡子會映照出某物而並未出錯。然而這一次，確實出了問題：鏡子裡頭有個男人正在打量著他，而這個男人可不是費南多．佩索亞。這個男人個頭稍矮，面龐有些黝黑，鬍鬚刮得乾乾淨淨。費南多下意識的摸了摸自己的上唇，然後像個孩子般吐了口長氣：他的鬍鬚都還在臉上。透過鏡子裡映照出的影像，人們能想像出許多事情，但是決不會想像鏡中影像會說話。而因為費南多和顯然不是他本人的這位鏡中人，不會永遠這樣一直望著對方下去，費南多．佩索亞開口了：「我叫李嘉多．雷伊斯。」鏡中人微笑頷首，並且消失不見，接下來一小段時間，鏡子裡空空蕩蕩，然後又有影像顯現：一位瘦削、蒼白的男人，彷彿是初來乍到這個世界那樣，在鏡子裡望著他。對於費南多而言，這男子必定是方才率先出現的那位；然而，他卻不作任何評斷，只說：「我叫做艾貝托．凱艾洛（Ａｌｂｅｒｔｏ　Ｃａｅｉｒｏ）。」鏡中人並未微笑，只微微點頭表示同意，隨即就離去了。接下來，費南多．佩索亞屏息以待，因為他聽人說過，凡事有二就必有三。第三個鏡中影像在幾秒鐘後來到，而鏡中人是出現的這幾位男人裡頭，看來健康較佳的一位，有種清楚明確的神態，表明他是一位在英格蘭受過訓的工程師。費南多說：「我名叫阿瓦洛．狄坎伯斯（Áｌｖａｒｏ　ｄｅ　Ｃａｍｐｏｓ）。」不過，這一次他並沒有等到人像從鏡面消失，自己就先離去了，大概是厭倦了在這麼個空間、時間裡，扮演這麼多人吧。當晚，離天亮還有幾小時的時間，費南多．佩索亞醒來，好奇阿瓦洛．狄坎伯斯是否還留在鏡中。他起身攬鏡自照，發現只照出自己的臉龐。於是他說了：「我的名字叫做伯納多．索額利斯（Ｂｅｒｎａｒｄｏ　Ｓｏａｒｅｓ）。」然後又回到床上去。正是在想出上述這幾個名字以後，費南多認為屬於他、還有屬於荒誕的時代來臨了，所以他寫出了世界上最為荒誕的情書信札。他在翻譯和詩作上有了一日千里的成績，然後，他便死去了。他的朋友老早就對他說，還有似錦前程在等著他，可是他沒辦法相信他們——事實上，就是因為毫不相信朋友所言，以至於他不公平的決定，要在他人生的精華時段死去，也就是在四十七歲這年，如果你可以相信這檔事的話。在臨終前的某個時刻，他向人索討眼鏡：「把我的眼鏡拿來。」這就是他最後的、正式的遺言。直到今天為止，沒有人嘗試弄明白，到底是為了什麼他要索討眼鏡，這個臨終遺願，就這樣被忽略，或是遭到鄙夷；不過，在他生命結束前，想要討面鏡子，看一看裡面有誰，倒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時間匆促，他沒來得及完成心願。事實上，當時房間裡甚至沒有鏡子。費南多．佩索亞這一輩子從來沒弄明白他到底是誰，不過多虧了他的疑問，我們能夠設法對於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

新的經濟秩序，投資在可循環能源、糧食的製造（土耕和水耕的作物）、水資源的儲存與分配，乃至於在健康醫療、教育、住屋方面的投資，或許最後能夠達成民主，並且讓每個人受惠。錯誤的全球化，以及市場經濟所犯下的錯誤，必須停止！公民社會將不容許有默從的旁觀者存在，而如果必需的話，更將以在指頭尖端所擁有的現代溝通管道，集中運用所有公民的權力。

在我開始撰寫小說《所有的名字》一段時間以後，我開始覺得，沒有人比艾都瓦多更適合擔任發表會上、正式介紹這部小說的人選，一直到今天，我還是這麼認為。我把這個盤算告訴他，而他真是個好人，當即便爽快的答應了。新書發表會當天，奧提斯酒店最大的會議廳擠得水洩不通，而艾都瓦多．洛倫佐卻毫無音訊。你可以開始感覺氣氛緊張——一定是發生什麼事情了。說到可能有事情發生，我們這位偉大的評論家可是出名的運氣不好，他可能是跑錯飯店了。這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幸，當艾都瓦多終於趕到會場，用世界上最冷靜的語調向大家宣布：他把講稿弄丟了。當場，眾人便發出「噢……」的驚恐聲，不過呢，當中可沒有我。當時，我對他有個一直讓自己靈魂不好受的可怕猜疑，覺得艾都瓦多．洛倫佐是想藉著這次機會，為照片那檔子事報一箭之仇。我錯了。不管身上有沒有講稿，這位老兄的表現還是一樣那麼棒。他先以若干想法做為開場，然後用一種誤導人的神態，評估這些構想，彷彿是一個人在思考著不相干的事情：先讓某幾個想法擱在一邊，以便再次審思；在一個無形的托盤上布置其餘的構想，讓它們自身發展出必要的內部連結，並且和其他被證明比第一次被提到時，更有價值的構想，互為連繫。最後的結果，如果能夠允許我用譬喻來形容的話，簡直就像是大巧不工，渾然天成。

與我們的世界平行的宇宙存在嗎？面對那些致力於科幻小說創作的作家所提出來接受公眾輿論檢視的諸多「證明」，不難相信他們的確（或不得不然地）承認這項大膽的假設，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項質疑所帶來的好處。現在，先假定平行宇宙真的存在，我想，按照邏輯無可避免的，是吾人應當承認有平行文學、平行作家、平行作品的存在。生性尖刻的靈魂必定不會錯過這個機會，好來提醒我們：若要尋找平行作家，不必遠求；而儘管這些「作家」更適合被稱為剽竊者，實際上他們卻從未成為完全的抄襲者，因為他們感覺有義務在署上自己姓名的作品上，付出若干的勞力。全然的抄襲剽竊，要算是皮耶．梅納德這位仁兄幹的好事，根據波赫士（Ｂｏｒｇｅｓ）指出，他全文照搬《唐吉訶德》，一字不漏。而甚至，波赫士本人向我們警告說，在二十世紀，「正義」這個字眼，和在十七世紀之初時，意義早已大不相同了……。另外一種「代筆寫手」，是為他人撰寫文字的寫手，所以他們能夠享受在書背封套上看到自己名字的時候，那種實際上或是想像中的榮耀。正是寫出《布達佩斯》這部小說的齊戈．博瓦基．德賀蘭達的作者類型，而如果我說這很明顯的只是因為，我們跟隨這位寫手的醜怪冒險（具有娛樂效果，同時也充滿憐憫），只是一連串無意識的重複過程，如果實際上這不是對另一個宇宙或者文學的重複，就確實是令其他作者，以及其他作品感到窘迫的一種複製。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一種持續向讀者襲來的眩暈感，讀者們在敘事時間上，一下子知道此刻身處何處，一下子又雲山霧緲，不知身在何地。這部小說會如此，看來並非有意為之，但是每一頁都表達了一個「哲學性」的問題，以及一項「本體論」的挑釁：到底什麼才是真實呢？在這個他們教導我說，這是「現實」的體制裡，我到底是什麼？我到底是誰？一本作品存在於世，湮滅不存，又再次面世。一個人寫了這部作品，另一個人在作品上署名，要是這部作品湮滅不存了，那麼上面這兩個人也將會消失嗎？而假如他們都消失了，是一併消失，還是只有部分不見？如果有一人存活下來，他將在這個宇宙存活，還是在另外一個？如果這個存活下來的我，不再是從前那個我，那麼接下來的我，又會是誰？在這部作品裡面，齊戈．博瓦基顯露了他卓越的膽識；他的書寫，是在峽谷的高空之中架起鋼索，並且從此處走到彼端。他所到達的這一端，我們感覺到他的作品有傑出的成就，展現高超的語言功力、敘事結構，以及一種即時感。當我說，在巴西有些新的事物，與這本書一同登場的時候，我不認為我會看錯。

如果能夠實現不同文明之間的結盟，就代表降低全球衝突的這個目標已經邁出重要的一步；這一步，向來是遙遙無期．但是這樣想並不恰當，因為這並非全然不可行，這必須囊括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對於促成文明間結盟的任何可能性，上述各項，缺一不可……。就如同我們無須懼怕，比方說，有朝一日中國人，日本人，或者印度人，完成了他們的計畫而接管這個世界，然後以和平或者暴力的手段，將不同的信仰散布到世界各地。現在讀者應該非常明白了：每當我談到不同文明之間的結盟時，我特別想到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結盟，這對橫亙歷史、互為仇敵的兄弟，總是永恆又悲劇性地互相扮演處刑者和受害人的角色——這次是彼加害於我，下次是我加害於彼。

我的欠債日漸增加，擴展得比臭氧層的破洞還要大。歲月流逝，直到——永遠有一個「直到」告訴我們，船到橋頭自然直，彷彿時間在歷經久候之後，已經失去耐性。這件事情，在我最近讀到艾都瓦多．洛倫佐的一篇論文〈無法追憶或者時間之舞〉以後，很能說明這一點；這篇論文刊載於《葡萄牙文學與文化研究期刊》第七期，由美國麻薩諸塞州立大學普茲茅斯分校出版。對這篇傑出非凡的作品進行內容摘要，是對它的一種無禮冒犯。我會節制自己，並且向各位讀者擔保：我終於開始處理這批聞名天下的照片，艾都瓦多在幾天後就會收到沖洗後的複本，並且附上我們最崇高的友誼，和我最深刻的敬慕。

新資本主義？不！

這樣的社會景觀並不美麗。很奇怪的，我們那些多少還算是稱職的統治者們，似乎不怎麼像他們理應憂心這些問題那樣的和*圖*書來擔憂這些問題，或許這是因為他們認為，既然這都是些放諸四海皆然的問題，那麼無論何時能找到解決之道，也必然對所有人一體適用。

為何會如此呢？這個遠古的故事，怎麼能解釋今天的劫難呢？好吧，為什麼不行？我們就是那位補鞋匠，在我們當中，那些損失慘重、頹然坐在通往偉大經濟與金融道路上的人們，瘋狂地要攫取更多的金錢、更多的權力，無論是用上任何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也不管手段是否合於常軌或是犯罪。那麼，誰是阿培列斯呢？阿培列斯正是那些銀行家、那些政客、那些保險業者、那些大投機客，他們在過去三十年間，和媒體共犯同謀，對於我們那膽怯的抗議，回報以傲慢的態度，並且認為他們自己擁有最高的智慧。這意思是說，即使是我們自己的膝蓋疼痛，我們也沒有談論、譴責、將這個傷害在公眾面前攤開、讓大眾指責的資格。那過去的三十年間，無疑是經濟市場帝國的時代，這個帝國理應是個自我平衡，而且自動修正錯誤的實體，在所有時候，都應該由永恆的命運掌管、安排並且保衛我們個人與集體的福祉，可是在現實當中，這個帝國卻一直向我們否定了這一點。

三、四年前，我接受了一家南美洲報紙的專訪，大概是阿根廷的吧！我說出了一個自以為隨後會激起不快、議論，甚至是會引發醜聞的宣示，結果，是我太天真了；我以為這個宣示激起的反應，會從地方左翼團體開始，然後持續發展，誰知道不可能呢？像是漣漪一樣，層層往外擴散直達國際媒體——至少那些身為所謂左派附庸的政治、貿易聯盟，或者文化機構會有所反應。那家報紙一字不漏的刊登我的宣示，包括所有的粗話，連髒話罵娘的字眼，都毫無迴避修飾：「左派對於他們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一點操他媽的理念想法都沒有。」

葡萄牙憲法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效實施，這一天是革命的兩年之後，代表一段政黨惡鬥與社會騷動的混亂年代的結束。從那時起，憲法一共歷經了七次修正，最近的一次是在二〇〇五年。在增列多項修正條款以後，憲法看來不過是一次政治宣示罷了。憲法學者們不該在聽到我這樣說時，就氣得把他們的衣袍都給撕裂，我並未嘗試要貶低這些文件的重要性，我尚且將一九四八年起生效（或者，我們該說是潛伏）的《世界人權宣言》，一併列入考慮。如我們大家所知，修憲是一種更正運作的形式，是對於社會現狀的調整，它們所代表的，不只是國會多數的政治意願，能夠促成或者施加他們所欲；而另外一方面，或許是因為迷信或者惰性，在各國憲法，至少在它們當中的若干部分，某些早已不切實際、業已失去其原來意義的條款，仍然完整或部分的被保留下來，這種情形並不少見。沒有其他的解釋可以說明為何在葡萄牙憲法的序言裡，還保留著那句「開啟通往社會主義之路」，好似這句話不可碰觸，甚至猶如一塊修辭上的租借地。在這個由最殘酷的經濟與金融自由主義所宰制的世界，上面這句話是千人呼喊熱望的最後回聲，只能博君一笑，而這還是個含淚的微笑。憲法存在，而按照憲法的規定，我相信吾人應該據此來評斷我們政府的治理。如果政府，所有各國的政府，在各自的國家當中，閣揆們為了良善公民而遵循憲法，猶如日以繼夜，隨身攜帶著法規指南，那麼統治過去三十年的叢林法則，就不會製造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諸般後果。或許這個世界正在經歷的極度震驚，會引領我們看待吾人的憲法，不只是某項宣言而已。讓我們希望事情確是如此。

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我們生活在一個看來已經拿暴力作為溝通互動方式的社會。這種來自我們人類血液裡遺傳的侵略行為，有時候我們以為已經設法由教育加以約束了，卻在過去二十年間，從我們體內深處野蠻地迸發出來，還宣稱自身正確，遍及整個社會；這是由一種怠惰的模式所誘發出來的，這種模式放棄原先以享樂主義作為消費者的先決心態，而改採暴力：首先是電視，每分每秒、日日夜夜，都可看到堪稱完美的假血漿，從電視裡迸流出來，接著是電玩遊戲，像是在教導人們徹底偏狹不寬容與完美殘酷的操作手冊；然後，因為上述這些彼此全都互連相通，一下子大量湧出的情|色服務廣告，廣受所有報紙的歡迎，這還包括了那些立場正常穩健得多的報刊，它們同時在社論欄（如果還有社論的話）裡塞滿了關於社會該如何行事的偽善指示，我是否誇大其詞？那請解釋給我聽，下面的情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今天有許多父母對他們的孩子感到害怕——那些可人的青少年、我們未來的希望——在父母們對他們發出愈來愈令人厭煩的不理性要求時，打從說「不」這個字眼起，受辱的暴怒，脫序的行為，侵犯的舉措，頃刻間便都宣洩而出。無須懷疑，上文我所說的「侵犯」，指的是身體上的冒犯。許多父母在自己的家宅裡，豢養著最可怕的敵人：就是他們的孩子。魯本．達理歐頗為純真的寫道：「青年是上天所賜與的財寶。」換作在今日，他就不會這麼寫了。

時間不停流逝，世界局勢也日漸複雜，而左派無論其掌權或者在野，持續無所畏懼的停止扮演他們原先所被賦予應有的各種角色。我在同時有了另一個發現：馬克思從來沒像今天這樣正確過；當一年以前，那如同癌細胞般擴散的不動產抵押騙局在美國爆發的時候，試想，無論這些左派在哪裡，要是還有一口氣在，必定會張開金口說出他們對此事的想法。對此，我已經得出一個解釋：左派根本不思考。他們不思考、不行動、不肯冒任何採取實際步驟的風險。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一如從前和現在所正在進行的，直到今天；而左派還是繼續他們那懦夫般的態度，不思考，不行動，不冒風險往前踏出步伐。這就是為什麼，本文無禮的標題「左派何在？」不該引起任何驚訝的原因。對於本文標題，我並不建議任何答案；我為了自己從前諸多錯覺，已經付出了至高的代價。

許多年以來，荷黑．亞馬多（Ｊｏｒｇｅ　Ａｍａｄｏ）想要成為（而且也深諳如何成為）巴西的喉舌、巴西的意義，以及巴西的歡樂。並不是經常有作家能夠像他這樣，成為整個民族的一幅肖像和一面明鏡。在這個國家之外，有非常大一部分的閱讀世界，在他們開始閱讀荷黑．亞馬多時，才展開對巴西的認識與了解。而許多人在荷黑．亞馬多的書裡，驚訝的找到對於巴西社會複雜、異質性格最清楚確切的證據，這種性格不只存在於種族的構成，也存在於文化的層面上。從前那種廣義而刻板的觀點，認為巴西可以機械式的化約成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和印地安人四大族群（雖然還不是很徹底，但是已經被更為進步的觀點所更正了，這是由於這個國家的社會各層面熱烈互動、交流的緣故），在荷黑．亞馬多的作品中，受到最嚴肅、同時也是最令人愉悅的駁斥。原先我們並不曉得早期葡萄牙移民的情形，對於德國與義大利的移民情況（來自不同的時期，各有不同的規模）也無所知，正是荷黑．亞馬多，將這個我們所知不多的主題，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如果你是透過歌洲人那雙受限於狹隘、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眼睛，來看待吹撫過族群豐富多元的巴西文化的這一陣清風，你將永遠不能置信。事實上，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一直到當下，一群又一群的土耳其人、敘利亞人、黎巴嫩人以及每一位移民們，離開他們原來的國家，將他們的身體與魂魄，搬遷來到這個誘人同時又險惡的黃金國度——巴西。而荷黑．亞馬多在他的書裡敞開大門，歡迎他們。

知道靈魂是否存在並不是那麼重要。事實上對靈魂這件事最了解的人莫過於阿根廷天主教教士克里斯欽．馮．維爾尼赫，他於幾個月前，甫因屠殺罪名獲判終身監禁。他參與謀害了六條人命，對三十四個人施刑拷打，並且犯下四十二起綁架案件。如果我能夠以一個悲劇性的諷刺來作結，他甚至很可能在某個時間點，為他所殘害的受害人，親自施行臨終祝禮……。

市場法則導致了一個混亂的狀態，讓紓困的數十億元，落到了罪犯而非受害者的手裡。換句話說，「紓困」就意謂著「利益私有化，損失國家化」。這是一個機會，以有利於社會正義的觀點來重新規範定義全球經濟體系。先前，這些罪犯們不肯資助對抗愛滋病的戰鬥，也不肯慷慨解囊支持餵養飢民的糧食……最後，在真正的金融風暴當中，卻有足夠的資金來拯救廢墟裡面的這同一批人，而這些人過於偏向網路交易公司和泡沫產業，業已將「全球化」這棟世界經濟的堂皇建築全然摧毀。

從每一個角度來說，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都是種違反人道的犯罪，而就此來說，這樣的犯罪應該在任何一個公眾場域被檢視，在每個人的良心裡面被譴責。我並沒有誇大其詞。種族滅絕、民族文化滅絕、死亡集中營、酷刑、蓄謀刺殺、蓄意引發的飢荒、大規模的汙染、以及透過羞辱來壓迫受害者的認同，違反人道的犯罪並不僅限於此。違反人道的犯罪，也是現下那些金融和經濟霸權，加上美國和它們那些實際上默許犯罪的政府一同共謀，業已冷血地加害於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在這些受害人當中，有許多在失去了他們唯一（通常不夠生活所需）的收入來源——工作飯碗以後，還受到威脅，要奪去他們所剩下的一切金錢。

加爾松法官沒有黨派之見。任何與人們相關的事情，他都不會置之不理，因而努力挖掘他認為是犯罪事體的真相是他職責所在，也必須如此。他同時也好奇，施刑拷打者是否擁有靈魂，這充分顯示出，他調查分析的取徑，是來自於施刑與受害者兩造雙方。幾個月以前，他要求我為他和記者維森特．羅密洛所完成的一部集子，寫一篇序言。這本集子，容我再說一次，是對於施刑拷打者行為的調查研究。我極為熱誠的推薦由ＲＢＡ出版的這本《施刑拷打者的靈魂》——如果你已經買了書拿在手，便請來閱讀下面這篇我為巴爾塔薩．加爾松與維森特．羅密洛所撰寫的序言。

所以，現在怎麼樣了？是否金融界的天堂，與無數的帳戶，到頭來即將要打烊收場了？接下來是否將有無窮盡的、針對大量銀行存款來源的調查，針對公然金融犯罪陰謀的調查，以及針對那些內情隱晦投資（無非是大規模的洗髒錢、毒品交易的金額）的調查？而既然我們談到犯罪……平凡的公民們，在見到那些引發金融地震，奪走我們的房子、奪走我們家人生命、奪走我們工作的人們，受到審判，遭受譴責時，是否會感覺滿意？誰將能解決失業者（我還未計算過，不過我確信，失業數字已達數百萬之眾）因為淪為金融秩序崩盤下的犧牲品，所帶來的問題？誰又將持續數月或者數年失業，靠著可悲的國家救濟金掙扎求生？而在同一時間裡，那些執行長和經營者們，則處心積慮把他們的公司帶往防火牆內，享受著億兆鉅萬的金錢，並且有確定不移的契約保障，這些契約都是由納稅人付費，與金融當局簽訂，而當局卻還假裝恁事不知！而對於那些活躍的共犯政府，誰又能調查它們？小布希，這個大自然在某個最糟時刻所造出來的惡意產品，會說他的計畫已經（或將會？）拯救北美的經濟，但是有許多問題，他必須要講清楚、說明白：你，小布希，是否知道在那些奢華會議室裡正在進行的事情？這些事情，我們已經在電影當中看見，不僅如此，連犯法和_圖_書的決策過程我們都如同親見，它們受到世界上每一部刑法的保障，這你是否知情？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或者還有那數十個，在名不符實的美國民主體制下，業已繁殖增生的那些國家安全機構，致使來到這個國家的旅客，必須將他的電腦交給邊境警察官員檢查，並且讓官員拷貝硬碟資料，這些對你來說，到底有什麼好處？小布希先生是否知曉，他的敵人就在家園之內？或者是，他知道但卻不在乎？

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哥薩將他良心上所受的痛苦，化諸為詩作。當然，他並不是唯一行此道者，但是對我而言，他與別人最根本的不同，在於這些詩作，事實上幾乎沒有例外的是對這個世界良心的一次籲求，這一次他所傳達給讀者的，並沒有早年那些有系統的樂觀幻想。說到世界的良心，這很容易被拿來當成是又一個空洞的姿態，歸類到那些近來已遭腐化的意識形態論述，以及左派的那些所謂特定思考裡頭去。但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哥薩比大多數人都還要了解人類和這個世界；他不是習於變換理念的無常之徒——這些理念騎牆派，他們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觀察風向往哪裡吹，然後一貫的把他們的論述，設定在他們認為最便利的地方，無論哪裡都行。當我說，在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哥薩的詩作裡籲求世界良心的時候，我指的是他向人們掏心置腹，向他們當中所有、以及每一個人，向那些迷途的、困惑的、受誤導的、昏沉的、受到蓄意矛盾訊息圍困的人們、那些試著不要吸入像氧氣和氮氣那樣、充斥在空氣中的謊言的人們，他的詩作向他們娓娓道來。

這就是為什麼，當法國總統薩克吉（Ｓａｒｋｏｚｙ）談到許多的努力是要落實保護那些以「新資本主義」為目標的利益團體時，他實在是大錯特錯的原因！至於小布希總統，如同大家或許會期待的，也會同意「市場自由」應該被保障（卻沒有取消農地補助！）……。

現在我稍做一番懺悔。我這個人並不輕易受到驚嚇，可說是相當堅強，但是我第一次與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相遇，卻不是那麼順利；當然我們總是禮數周到，就如人所預期的，是兩個具有良好教養的人，而我之所以被嚇到，不是因為他有任何的過錯，問題出在我，我一直抗拒接受某些對卡洛斯．富恩特斯來說極其自然的事情，這個事情就是他的穿著品味。我們都知道，卡洛斯．富恩特斯注重穿著，打扮高雅且品味良好，他的襯衫從沒起皺；可是，出於某種神祕難解的理由，我卻覺得我們這位作家不該這麼穿，尤其他是來自這個世界的那個部分。這是我的錯。卡洛斯．富恩特斯一向都正面迎向最嚴酷的批評指責，以及最嚴苛的道德標準，上述這兩項，他都做到了，不過，請再配上一條經過挑選的稱頭領帶吧。相信我，這可不是件小事。

不是所有人都會同意如此激進的主張。但是我敢說，許多看過上述文字的讀者，當你們有所成長後，也會想要向麗塔看齊。那就這樣去做吧。如果各位做如是想，我們就能肯定，這個世界很快的就會改變得更好。這難道不是我們一直所說、所想要做的嗎？麗塔就是我們效法看齊的標竿。

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意志、需求、欲望（嚴格說來，這些同義辭無法分開），都難以在軀體的特定部位找到。這是非常確切的事情。舉例而言，沒人能夠聲稱，意志能夠在中指和食指之間被找到，而這隻手正和另一隻手合作，正在絞殺某人，然而，我們都能想像，要是意志有歸宿之所，那必然，也只能是在腦袋之內，這個高度複雜的小宇宙（大腦皮質層約有五公釐厚，總共包含了七百億個神經細胞，分布在六道相互連結的層面裡），仍然有很大的部分的功能，等待進一步的研究。在任何時刻裡，我們都由頭腦做主，這是唯一我們能夠對自身聲稱的重要事實。那麼，意志是什麼？我不能想像，也不認為任何人可以想像，有什麼樣的論點，你能夠用來為聲稱意志的物質性（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辯護，而提不出對此論點具備相同物質性的若干證明……。

在過去幾天裡，加爾松法官已經成了千夫所指的撻伐對象。即使是為他辯護的人也會爭論說，他的人格特質本來就十分具有爭議性，就有如我們不得不和隔壁鄰居採取同一立場那樣……。這件事情，是加爾松這個法官，和他那些相當具有個人風格的判決命令，已經令那些不管對於任何事情，都期待著會有公理正義的人們，感到最大程度的愉悅——或者更精確一點說，是來自於那些目前擔負起平反責任的人。在一些抱怨引起加爾松法官的注意以後，他隨即精神抖擻的投入了一項比他，加上全國的司法單位擺在一起，都還要巨大的任務：探究西班牙內戰，佛朗哥將軍體制（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的非法性質，以及那些捍衛共和國體制和整體生活方式的人們所該有的尊嚴。他曉得，或許他必須要從這個戰場上撤退，但是他將讓通往真相的門扉開啟，讓事實能夠被承認，讓死者身分能獲辨識，並且能夠體面的入土安息。西班牙過渡時期，這是一個經歷一切、所有希望都有可能實現的時代，但卻並不安全：由於軍事和社會上的佛朗哥主義開始抬頭，左派於是退縮讓步。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並沒有說：「我就在此劃上句點。」他們直言無諱，並且視死如歸，等待赴死那天的到來。加爾松已經行使他的職權來幫助這些人，對此，再沒有比歷經戰爭浩劫，而能活到今日的受害者們，來得更加喜悅的了。

改變集體與個人之間經濟關係的時刻已經到來了。正義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哥薩／法蘭西斯柯．阿特彌爾／喬賽．薩拉馬戈／羅伯托，薩維歐／馬力歐．蘇亞雷斯／喬賽．維鐸．庇內托

——連署人：

從一九九一年，我頑固地積欠一筆艾都瓦多．洛倫佐的債務，至今已經過了整整十七年了。這筆債有點特別，因為雖然對艾都瓦多這個債權人來說，不曾忘懷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對我這個債務人來說，竟然從來沒有否認過這筆債，也違反我的本性。然而，如果說我從來沒有假裝遺忘我的這筆欠債是事實，那麼也該說，艾都瓦多從來就沒有在這件事情上頭，用上他策略性的沉默，好讓我中計上當，因為他時不時就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說：「所以，那些照片到底怎麼樣啦？」我的回應總是一樣：「噢，拜託，我這一向實在是太忙了，但是最糟糕的事情是，我還沒有把它們的沖洗複本寄出去。」而他，每次也和我一樣老套的回應：「總共有六張照片，你留下三張，剩下的給我。」「不，這樣太荒唐了，你該全部拿去。」我回答得十分虛偽，總是裝得寬宏大量。好了，現在是該我來解釋這批照片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了。他和我，我們當時人在布魯塞爾，參加歐洲文化藝術雙年展，我們像其他好奇的人們一樣，徜徉在各展館間，並且對美不勝收的參展項目品頭論足。奧葛斯托．喀布里塔準備好相機，全程陪同我們，以便隨時捕捉不朽的一刻。至於他所期待的時刻，是不是當我和艾都瓦多．洛倫佐站在那片巴洛克風格的繡毯背後，所呈現出的那種歷史感或神祕感場景？我實在不大清楚。喀布里塔指揮道：「來這裡。」身邊散發著攝影師們在場所具有的強烈氣氛，我能夠想像，這是他們認定相當重要的場合。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到底心中有什麼樣的小惡魔，讓當時的我不把這麼隆重的場合當一回事。我開始拉直艾都瓦多的領帶，然後又異想天開的認為，他的眼鏡不該這麼戴，努力想找出更適合的位置擺上，結果眼鏡實際上一直都沒有挪窩。艾都瓦多和我開始像小男孩那樣哈哈大笑起來，同時間奧葛斯托．喀布里塔趕緊抓住這難得的機會，拍下一張又一張照片。上述這些，就是照片的由來。幾天以後，奧葛斯托，喀布里塔（他在兩年後去世）把照片送來給我，覺得這些照片在我這裡，一定可以獲得妥善的保存和照顧。它們的確是被保管得不錯，或者不算是全然的保存不良。

也許你會說，這就是文明的崩毀。或許是吧，但是對我來說卻不盡然如此。這個星球上超過六十億的居民，全數都生活在（我們或許能準確地稱之為）「全球石油文明」當中，即便是那些以珍貴的「黑金」剝削他人的人，也無法逃脫這個文明的支配和掌握。這種石油文明開創了並且滿足了多元的需求（但誠如我們所知，並不公平），帶給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基督徒或穆斯林，和希臘、特洛伊人的古典文明等價齊觀的名聲，更別提那些無論身在何處，有車可駕駛、有怪手可工作、有雪茄打火機可點菸的人，很清楚的，這並不表示在此文明底下，所有人是一體均霑的，我們應該難以辨別古代文化和文明的遺跡（在某些例子上，或者不僅只是遺跡），現在已經涉入了一個以強制前進來進行的西方化（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技術進程——這個西方化，只有在設法滲透到文化的個人與集體心態時，遭逢到巨大的困難。而基於某些理由，他們說，穿著袈裟不代表就是僧侶……。

這位聰明練達，並且在梵蒂岡內外都十分活躍的拉辛格，他曾擔任過教廷信理部長，能夠擔任此職，即是接任教宗聖座的預兆，而信理部從前為人所知的名稱，就是宗教裁判庭。某些事物降臨在拉辛格身上，這些事物或許並不需要由他這樣身分的人來負起責任，在這裡我們理當尊重他的信仰，但同時也對他那種中世思考不敢恭維。教宗憤慨於世風日下，對於教會放棄信仰感到挫折，於是他在彌撒中開了尊口，與同來望彌撒的教會聖職人員一起，發表了如下粗暴的言詞：「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吾人就要被迫承認，基督信徒這種輕信反覆、疏遠疏離的情狀並非特例。其結果是，天主雖然從未收回祂所允諾的救恩，卻必須頻繁的仰賴懲罰。」在我的村莊，人們總是習慣說，上帝用來懲罰人類的，既非棍棒也不是石塊，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擔心害怕另一次大洪水的降臨，把所有的無神論者、不信上帝存在者、世俗主義者一舉淹斃，稍帶一併收拾那些在精神層面上破壞秩序的搗亂者，不過既然神的旨意無邊無涯又難以測知，所以說不定，現任的美國總統也早已經名列在專為我們而行的懲罰之列。只要上帝願意，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當然，這要在祂真的存在的前提底下。如果祂並不存在（或至少祂從未對拉辛格垂訓），那麼上面說的，都只是些故事，不再能令人害怕。他們說天主是永恆的，而祂有的是時間處理萬事萬物。或許祂是永恆的，只要不牴觸教宗，我們十分能夠容許永恆的上帝，只不過，祂唯一永恆的，便是永恆的不存在。

對於我蓄意而為的挑釁，左派回應的是冰冷至極的沉默。比方說，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這個我早年曾經參加過的政黨，和圖書從他們的防禦柵欄裡跳出來駁斥我所說的話，甚至連只是爭論我的用語是否有欠得體、得不得當，也都沒有。就這一點來說，各國的那些執掌政權的社會黨更是如此——我特別要指出，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國家的社會黨——他們根本沒考慮過，是否有必要責令我這位膽敢向惡臭的冷漠沼澤丟石頭、對他們放肆痛詆的作家，發表澄清聲明。根本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安靜得不得了，宛若一座供蜘蛛與塵土棲息的意識形態墳墓，捨此別無他物；又或者像是古老的骸骨，不成一副完整遺骸的殘肢斷骨。一連好幾天，我感覺自己被排除於人類社會之外，彷彿我身上帶有瘟疫，又或者像是我罹患了心智硬化症，說話不再能條理分明。最後我甚至想，在那些一直保持如許沉默的人們，心中可能遍傳著這樣一句憐憫的話：「可憐的老東西，在他這個年紀，你還能期待什麼？」很清楚地，他們不認為我的意見有值得加以考慮的必要。

下面這個故事已經廣為人所知，而在昔日，當學校把自身看作是傳播理念的教育載具的時候，總是教導孩子們說，魔鬼會在我們所知不多（或根本無知）的事情裡試探我們，以這個故事作為範例，用來告訴我們，知之為知之，處事必須要謙虛和謹慎。阿培列斯（Ａｐｅｌｌｅｓ）會容許一名補鞋匠指出在他畫作人物中，鞋子部分的謬誤之處，但是這同一位鞋匠，卻不能對畫作人物裡的膝蓋的細節部分（比方說）有什麼意見。換句話講，術業有專攻，大家得各安其位。乍看之下，阿培列斯是對的：他是大師，他是畫家，他同時也是這方面的權威，而至於那位補鞋匠，當需要將鞋墊放在一雙靴子底部時，就是他登場的適當時機。而確實，包括最不學無術的人，到底有誰能夠在他所不知的事情上指東道西呢？如果某人還沒完成對某件事物必須的研究與了解，那他就該保持沉默，然後把作出最適當（對誰最適當？）決定的責任，留給那些有足夠了解的人來拉。

這些罪犯有名有姓，廣為人所知，然而他們搭乘豪華轎車出入於高爾夫球場，老神在在而甚至從不思及藏匿行蹤。他們將十分輕易就逮，但誰敢將這些歹徒繩之以法？任何對抗他們的行動，即使沒有成功，我們都將十分感激。因為這將會是一個徵兆，象徵誠實正直還未淪喪。

所以，為什麼我想要向麗塔看齊呢？這很簡單。在她接受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頒授的榮譽博士時所做的演講，這位在明年（二〇〇九）四月，就滿百歲高齡的女士，做了若干的宣示（我們很慚愧，沒能得到她完整的即席講詞），讓我一會兒感覺驚異，一會兒又是感激，也不管如何難以想像，這兩種極端的情緒，當時是怎麼樣能夠聯合在一起的。她說：「我從未替己身著想。生或死，它們是同樣一件事。因為很自然地，生命之道並不在這具小小的軀殼裡。真正要緊的，是我們人生的道路，以及我們留給後世的訊息。這是吾人生存於世的關鍵所在。這是永恆不朽的。」而她也說：「對年華老去斤斤計較是荒謬的。我的頭腦比起年輕之時，表現得還要來得更好。沒錯，我的眼力不再那麼銳利，聽力甚至更糟，但是我頭腦的運作，始終順暢良好。重要的是，要永遠保持靈活的思考，嘗試用之以幫助他人，並且保持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心。」接下來的這些話，則讓我感覺自己彷彿已經找到了志趣契合的靈魂：「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津貼補助，以及其改革。我從來不靠津貼補助金過活。在二〇〇一年，我沒有任何收入，財政上有很多問題，直到錢皮（Ｃｉａｍｐｉ）總統提名我當終身職參議員才有改善。」

讀者們不能將我上一段文字所談的，歸結成我反對政黨的存在：我本人是它們當中的一分子。讀者們不該認為我憎惡國會或者它們的成員：我希望它們在各種事情上，都能運作得更為順暢、更負起責任。而讀者也不該以為我是那種天授神奇藥方的創造者，能夠讓人民從此以後免於受壞政府統治之苦，或是在各種鮮少能解決問題的選舉上浪費時間；我只是拒絕接受現行的民主模式會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裡唯一可行的道路；這樣的想法，在我的心目中是扭曲而沒有條理的，也是那些特定政客們（不一定總有良善初衷）普遍想要採用的，他們以這種方式，加上對社會發展的謬誤承諾，只是用來遮掩真正驅使他們的自我本位和殘忍野心罷了。我們明明餵養著這些禍害，卻表現得像是發明了一種萬物通用的萬靈藥方，能夠治癒在這星球上六十億居民的身體與靈魂：服用我們這款民主靈藥，一次十滴，一天三次，你就能永遠歡樂下去。而真相是，真正而且唯一致命的罪孽，就是偽善。

事物當我們沒在瞧它們的時候，會是什麼模樣呢？對於每日思考這個問題的我來說，並不是那麼荒謬，這也是我孩提時經常問的問題，不過只是問我自己，而不去問父母和師長，因為我猜想，他們會對我的天真莞爾一笑（或者因為我更激烈一點的看法，嘲笑我的愚笨），然後給我那個不能說服我的標準答案：「當我們沒在看那些事物時，它們就是我們瞧著它時的那個模樣。」我總是覺得，事物在任何獨處的時刻，會是另一個模樣。稍後，在我到了自負又傲慢的青少年階段，並且以這種性格來評判童年時期發生的事物之時，對於這個在童稚時期折磨我多年的形而上疑問，我以為已經找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我認為，如果你能夠在一個無人的房間裡架設好一台攝影機，並且自動拍攝影片，靠著這個辦法，你就可以在事物察覺不到時，捕捉它們的真實樣態。當時的我，忘記事物比起它們看起來的模樣來得更加聰明，而且不會允許它們自己這麼輕易就中計上當：它們非常清楚，在每一具攝影鏡頭裡，都埋伏著一雙人類的眼睛……。除此以外，就算攝影設備可以狡猾地捕捉事物的真實面孔，它們仍然有視覺、機械、化學、或者數位系統拍下的影像紀錄所無法到達的另外一面。而這個被隱匿起來的另外一面，在最後一刻，很諷刺的會被找到，也就是在被攝影的事物轉變成它的祕密層面，它孿生的黑暗姊妹時。當我們進到一間完全沉浸於深深黑暗的房間，並扭亮燈光時，黑暗便消失無蹤。所以，我們應當自問：「黑暗到哪去啦？」這樣問並不奇怪。而這個問題只能有一個回答：「黑暗哪也沒去，它就是光亮的另一面，那神祕的另外一面。」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沒人早點告訴我這個回答，真是遺憾。在今天，光明與黑暗，黑暗和光明，相倚相生，我將全然知曉。

我第一次到墨西哥旅行，是去莫雷利亞（Ｍｏｒｅｌｉａ）參加一場文學年鑑的年會。當時我沒有時間能逛逛書店，但是已經開始勤奮的細讀起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說來。我從關鍵作品開始讀起，比如《天空清澈之處》以及《阿提密歐．克魯茲之死》。對我而言，這位作家無庸置疑的具有最高藝術水準，以及少有的明晰概念。稍後，他另外一本傑出的小說，《我們的大地》向我開啟了新的視野，而在此，我就不必再提更多其他的作品（《埋藏之鏡》則是個例外，這是任何對於瞭解南美洲的人而言，所不可或缺的作品，我一直偏愛這樣稱呼它），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把自己看作是《老葛林哥》作者的熱烈愛好者了。我知道這位作家，而與他本人，尚緣慳一面。

是的，乍看之下，阿培列斯是對的，不過也僅只是乍看之下而已。這位給馬其頓的菲利浦和亞歷山大大帝繪製肖像的畫家，在他有生之年固然被看成是一位天才，卻忘了這件事情裡很重要的一點：補鞋匠自己也有膝蓋，所以，他絕對有權利對膝關節發表意見，即使他只是想抱怨自己膝蓋關節的疼痛，也是一樣。到此，細心的讀者想必已經看出，上面所說的這些阿培列斯和補鞋匠的事情都無關本文宏旨。本文真正要說的，是正在搖撼世界、極其嚴重的經濟與金融危機；如果我們沒辦法看見未來的路，如果我們還無法感受到這個艱難的苦日子就要過去，或者這中間到底還需要多久的時間，我們就無法擺脫沮喪的感受，也不能展開災後重建，也不能開闢未來新的道路。

有些人會說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哥薩的詩作，已經為無窮盡的良善意圖提供了泉源。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所餵養的是極其詩意的來自另一個泉源，在這裡，儲藏了他的寶藏：永無止盡、非凡的仁慈。他的詩作，比起簡樸格式所能容納的還要精緻，是典範人格的現身說法。這個人從來沒跟芸芸眾生脫節，他屬於大眾，一同呼吸，一同感受；費德理科的這兩種特質，已經到達了更高的層次。對於這個人，這位詩人，這位公民，我們虧欠他的實在太多，遠超過我們所能夠想像。

「靈魂需要為我們所做的任何、所有事情負責」這樣的想法，必定引導我們認定肉體的全然無辜，把軀體降低為受意志操縱、受到思想和欲望操縱的被動工具，因為這些意念自身的任何部分，都無法與肉體分開討論。一隻靜止不動的手，它的骨骼、神經、肌腱俱全，可以隨時而動，瞬即達成交付給它的命令，而對於命令的下達，手並不負有責任，無論這個命令，是向某人獻花，還是把菸蒂掐熄在某人的肌膚上。另外一方面，將我們所作所為的責任，歸因於實務經驗之外的精神整體，也就是靈魂；靈魂既傳達我們的良知，同時也是所作所為的審判官，結果使得我們陷入一個辯證上的惡性循環，到頭來，沒有任何嫌疑犯能夠對他的行為作出回答。是的，我們確實接受靈魂應當為行為負責，但是靈魂的哪個部位，可以讓我們將它帶上手銬，並且交付審判？是的，我們可以展示，究竟是哪隻手揮舞著那柄打破受害者頭顱的鐵鎚，但是如果殺人的那隻手，隨即（或者，無意識的）又拈了一朵花，我們如何能把罪責歸咎給它？這朵花，能夠赦免這柄鐵槌的罪嗎？

「而我問那些政治經濟學者還有道德論者，他們是否已統計出飽受煎熬的人數：那些處境悲慘、過度勞累、道德墮落、被人當孩子、為了可鄙的傲慢、為了無法克服的不幸、為了徹底的窮困而飽受煎熬的人。為了製造一個富人究竟需要多少這樣飽受煎熬的人？」——艾爾美德（Ａｌｍｅｉｄ）

關於拙作《盲目》被改編成電影《盲流感》的幕後故事，自從費南多．梅瑞爾斯在大約一九九七年前後，向我的巴西編輯路易士．史華茲詢問，我是否有意出讓改編拍攝電影的權利開始，就充滿著各種高低起伏的情節。他的詢問收到了一個斷然否定的回答：不行，可是，位於德國法蘭克福郡巴特霍姆我的作品經紀人辦公室裡，有一股洪流襲來，形形色|色的製作人，從其他各國（特別是來自美國）寄送過來大量的信件、電子郵件、電話與簡訊，詢問的是同樣的問題。我讓他們也得到同樣的答案：不行。這是否是傲慢呢？不https://m.hetubook.com.com是的，這無關傲慢與否的問題；我之所以回絕，是因為我不確定，或甚至不敢奢望，拙作在改編過程中能夠獲得尊重。所以，幾年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然後有一天，電影製片尼夫．費契曼和編劇唐．麥凱勒這兩位加拿大人士，由我的經紀人陪同，出現在藍札羅特，他們直接由多倫多過來，希望能將拙著拍攝成電影。他們屬於電影圈中的新世代，毫無賽西爾．戴米爾的影子，在我們坦白、沒有任何陷阱與保留的交談之後，我同意讓他們從事翻拍電影的工作。我們這時還不知道，這部電影將由誰來出任導演。在我被徵詢對費南多．梅瑞爾斯出任導演的看法以前，正式開拍恐怕還要再等上幾年。我已經全然忘記在遙遠的一九九七年發生的事，我只記得答覆說我認為他是不錯的人選。我已經看過他執導的《無法無天》和《疑雲殺機》，並且頗為欣賞，但是我還是無法將這位導演的人和他的名字連繫起來……。

這位我有所成長後，想要看齊的麗塔，大名是麗塔．李威-蒙塔西尼（Ｒｉｔａ　Ｌｅｖｉ─Ｍｏｎｔａｌｃｉｎｉ），她因為對神經細胞的研究，於一九八六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既然我已經獲頒一座諾貝爾獎了，對於「停止扮演我自己，只為了想要成為麗塔這樣的人」這件事，以求增益或減損我的榮譽（是增益還是減損，則見仁見智），我是沒有抱著任何野心企圖的。更有甚者，既然我已經到了一個年紀，在這種年紀，不管任何多麼充滿希望的改變，總是會犧牲我們最終或多或少接受的常規。

法蘭克福書展開始了；世界各大傑出的出版業者在此聚頭，宣稱我們長期以來賴以為生、並且仍將繼續靠它生活的出版業，即將要面臨許多艱難時刻。許多出版社都到齊了，但有無數的中小出版業者無法前來、無法負擔展場攤位租費，而且還要和一個致命的預言搏鬥：十年之內，紙本書將會面臨終結，而由數位電子書接手市場。未來將會是何等模樣呢？我不曉得。雖然那將會使得古騰堡銀河（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ｇａｌａｘｙ）至為艱困的一日尚未到來，我在這裡還是願意向小出版業者致上一份頌辭。這些小規模的出版業者，例如西班牙的雙耳瓶出版社，他們即將出版由我的朋友費德里科．馬約爾．薩拉哥薩的書。薩拉哥一直希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能夠不只是一個英文字母的縮寫，或者是菁英的地盤，換句話說，希望該組織以文化和教育做為基礎，成為真正能解決問題的討論平台。我寫下這段文字，做為馬約爾．薩拉哥薩的著作《通往和平之路》一書的序言，這本著作的書名更像是一份誓詞，而我今天謹以謙遜之情，將它放在部落格上，做為獻禮，希望或許能使那些為了改善他人的生活而奮鬥不懈的人，數量能夠增加，因為那些籍籍無名的「他人」，是這個星球的主體。

因此，無論你是否喜歡，上帝是我們的問題：上帝是橫擋在路中央的大石，上帝是仇恨的藉口，上帝是破壞團結的代理人。但是，在許多對這個問題所進行的分析裡，無論這些分析的本質，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心理的、或者是屬於戰略功利主義角度的，沒有人膽敢提及上帝，這個僅憑最初步的印象，就能察覺的問題。這猶如是一種政治正確，是對虔誠信仰的恐懼，或者是對既成局面的退讓順從，從而使得分析家們無法看見當前的頭緒何在，而這座迷宮裡，唯一的出口，難以迴避，又必須去面對的，就是上帝。如果我能告訴一位基督徒或穆斯林，這個宇宙是由超過四十兆個銀河星系所構成，而每一個星系都包含了超過四十兆個星球，而那位上帝，不論是阿拉還是其他的神，是造不出這個宇宙的，甚至沒有造出宇宙的理由，他們定會憤憤不平的回應，說在上帝（無論是阿拉還是其他的神）身上，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很明顯的，有一件事情是例外（儘管我不認為），那就是，透過調和遭遇最悲慘的動物物種——也就是人類——當中的穆斯林和基督徒，讓他們和平相處。據說，人類還是按照祂的意志、依照祂的形象而降生於世的。

意志主宰論（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或譯為唯意志論）廣為人所知的，認為意志是存在基礎的理論，意志是行動的根源，另外也是動物生命當中最重要的功能。早在古典時代，意志主宰論的趨勢．就能在亞里斯多德與斯多葛學派的哲學思想當中被找到。在當代哲學思潮中，叔本華（認為意志是世界的主體，但是超越了認知層面而存在）和尼采（主張意志的力量是通往成功人生的信條）兩人都是意志主宰論者。這是件嚴肅的事情，而所有這些證明都需要有人（並不是筆者）能夠將上述這些針對意志所進行的哲學思考和這本書的內容連繫在一起，別忘記，這本書的書名，就是《施刑拷打者的靈魂》。為了我的榮譽感起見，或許我該就此打住，讓我的雙眼別盯著瞧。我隨手翻閱的一本字典，上面查找出的定義如下：「意志：決定從事行動與否的能力，根植於自由的權力之中。」如讀者所見，我可以決定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而自由賦予我決定走上哪條路的權力，意志的定義，再沒有比這來得更清楚的了。既然語言詞彙已經讓我們習慣認定，自由意志是一組無庸置疑的正面概念，在此我們突然意識到一種出於本能的恐懼：那些我們給自由意志戴上的閃亮勳章，卻能夠顯現出它另一個完全徹底相反的面目。正是出於他的自由選擇（在這種情形底下用上「自由」這個詞彙，仍然令我們感覺震驚），魏地拉將軍出於自己的意志——我堅持重複一次，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成為世界歷史上，參與血腥而似乎永無止盡的刑求謀殺者的一分子。那些施刑拷打的阿根廷鷹犬，也同樣出於他們的自由意志，來執行他們令人生懼的工作。他們是自己想要這麼做，並且也這樣做了。所以他們不可能被饒恕。也同樣不可能獲得國家和個人的和解。

這些烙印痕跡，最終製造了當代經濟生活的災難性緊縮，而且被用來當作解聘與經濟不平等情勢擴大的合理化藉口，乃至於標誌著金融資本主義，同時還有我們所居住生活的全球經濟秩序，最為可靠的關節之處，全都遭受撼動。是以，急速劇烈的轉換當前的情形，乃是當務之急。

卡洛斯．富恩特斯，他是發明「曼查領域」（Ｌａ　Ｍａｎｃｈａ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這個詞彙的人，這個詞彙是一個可以表達出有關於連結伊比利亞半島和南美洲兩地，現存文化經驗中所蘊含複雜、多元性格的快樂說法。他最近甫接受在托萊多（Ｔｏｌｅｄｏ）所頒發的「唐吉訶德文學獎」。下面是我的賀詞，敬獻給我的朋友，這位作家，這位男子。

就像其他人一樣，我對於所居住的這個世界所處的悲慘情形不可能無動於衷，因此讀了若干篇他人所撰，由政治、經濟、社會、心理、戰略、以及甚至是道德等層面不同撰寫動機的文字，在這些文字當中，侵略性的伊斯蘭運動業已生根，並且已將所謂的西方世界（並不僅限於此處）拋入一個迷惘、恐懼、甚至是極端恐怖的境地。能源需求相對較低的炸彈（它們幾乎都以放置於帆布袋中的方式，被攜帶到攻擊的場所去），只要在這裡或者那裡施放少數幾次攻擊，便足以撼動、甚至開始摧毀我們的光輝文明，並且將耗費大量心力與代價設立並且維繫、最後卻危疑不定的集體安全體系，帶往大規模的崩潰臨界點。我們曾經以為如鋼鐵般堅硬強悍的堡壘，到頭來卻成了最致命的弱點。

在實體的宇宙間，愛與正義既不存在，刻毒殘忍也屬渺然。在四十兆銀河裡，以及每一個銀河當中的四十兆顆星球上，並不存在著一種統轄它們的力量。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月亮每晚在夜空露臉，甚或消失在天空中，都不是由誰所造出來的。而既然我們被擺在世上，不知道為何來此、來此何為，我們就必須靠自己發明一切事物的意義。我們也同樣的發明了上帝，但是祂並未超脫於我們的思維之上，相反的，祂存在於我們的心中，有時候就像是死亡對生命的意義那樣，是生命中的一個事實。我們能夠說「這是我們所發明的耕犁。」但我們卻不能說：「神創造了人，然後人又發明了耕犁。」我們沒辦法把上帝從心中抹去——即使是像我這樣的無神論者，也沒有辦法作到。但是，至少讓我們能討論這件事情。說奉上帝之名而肆行殺戮，然後讓上帝成為劊子手，這樣說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對於那些以神之名進行殺戮的人來說，上帝不只是會赦免他們罪過的審判者，更是有偌大威能的天父；在這些人心中，這位天父過去慣於提供宗教審判處刑的柴火，現在又要為種植於人心當中的炸彈提供準備。讓我們來討論上帝，這個人類的發明，讓我們來解決上帝這個問題，至少讓我們承認，這是個確實存在的問題——在我們全部都發瘋以前。而要是真能如此討論上帝，又能如何呢？或許，那將能夠使我們不再繼續互相殺戮。

不管天主教會試著用多少溫和的措辭來粉飾太平，甚至連他們自己都無法欺騙，當前的家庭正面臨著危機，這大概是沒有人膽敢否認的事情。我們同樣也無法否認的，是許多所謂社會與家庭共生的傳統價值，已經盪到了谷底，而連帶拖累的是原本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高度衝突的社會裡，抵禦持續而來的攻擊的那些價值觀；而今日的學校，就是那些世代綿延、為了彌補家庭教育失敗而默默竭盡心力（我找不出更好的措詞）的舊日學校繼承者則被癱瘓了，充斥於其中的，都是矛盾與錯誤，並且持續被實際上並非教育學方法的理論所誤導，那些理論不外乎是傳遞一些時代潮流，或者是註定要失敗的業餘實驗。它們註定要失敗，因為規劃它們的人，本身就十分缺乏智識上的成熟度，沒辦法提出或是回答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正在試著製造哪種公民？」

金融危機正再次摧毀我們的經濟，猛烈地襲擊我們的生活。金融秩序崩解的次數在過去十年間，愈來愈頻繁而且劇烈。東亞各國、阿根廷、土耳其、巴西、俄羅斯，對新興經濟體的屠殺，證明了這不只是發生在經濟生活表面的偶然事故，同時也在其體系內部的最核心之處，留下了烙印。

不！現在紓困的對象，應該是我們，是我們公民！而我們應該以速度和勇氣，來支持將一場經濟戰爭，轉變為全球發展的經濟，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這種每天有三十億元落入投資者之手的同時，每天卻有超過六萬人死於飢餓的悲慘情景，這應該要被打倒。這個全球發展的經濟，將會掃除此刻正在發生的，對自然資源的濫用剝削（石油、瓦斯、礦、煤），並且在重新組織的聯合國的監督之下——這包括了國際貨幣基金、「為了重建和發展」的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來運用規範。上述這些國際組織，不應該是各國高層的私人俱樂部，而應該是聯合國的機構，使用無論是個人、人為或技術的一切必要途徑，以有效行使司法和道德的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