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七月二十九日通過考試，心想總算可以立刻前往北京學中文了吧。不過我可沒想到我的上級，那隻操縱許多官兵前途的黑手，那個具有無上權力的神祇，被繁文褥節所包圍，穩穩地、冷漠地坐在高位，手持官用藍筆，決定每個人的命運。

一八九七年《先鋒報》（The Pioneer）報導：「印度政府已經同意總司令的提議，將內政部規定出任緬甸的軍官須考中文一項，擴大為所有的軍官均須考中文。」

在此順道一提，「支那鬼」（Chinaman）這個字眼在我心裏，就跟「小日本」（Jap）一樣，帶著恥辱和愚笨的意味。因此本書避免用「支那鬼」這三個字，因為這等於是對世上文明古國人民的輕蔑。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將會愈發受到重視。事實上，「支那鬼」已經不合時代了，它是從前當中國和中國人還被嘲笑為無知時所流傳下來的字眼（日本也是同樣的情形，但程度較輕微）。很快會有那麼一天——日本人就已經做到了——我們會像尊敬德國同胞一樣尊敬中國人。「中國人」是磁器做成的十足珍貴的人，而不只是「民國」的一位居民而已。

緬甸不是那塊未知的土地，不是那塊夢想的土地，但她卻是那塊未知地的跳板。於是在一八九七年七月初一，我告別了墨累賈特騎兵隊（Murray's Jat Lancers）和捷布坡，經由加爾各答向仰光出發。

「看起來中文不怎麼難學！」各位看倌可能會這麼說，心裏暗笑我資質駑鈍。的確，西姆拉一位官員就認為要學中文根本就不必到中國。然而就我而言，這一趟真是不虛此行，因為我得以繼續對未知地展開探索；不過我後來在北京的時候，也發現自己白下了工夫，因為我必須忘記我學到的大部分東西——這個工作更加艱難——原因是雲南話和北平話相去甚遠，芝加哥和倫敦兩地的語言差異和它們相比，還真是小巫見大巫呢。

說完他匆匆走了，留下我和那個中國人大眼瞪小眼。

要是我可以立刻動身，我就能及時抵達北京，拜見英國駐北京公使竇納樂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隊裏的同袍阿姆斯壯上尉（Captain Armstrong）正好是竇納樂夫人的弟弟，他幫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他姐姐。爵士得知我的心意後，就一口答應接見我。

改變歸改變，不過在一八九七年，孟加拉人走路時仍讓白人統治者優先，白人仍是他們口中的「大人」，被視為較優越、讓人無法理解的人種。當我於一九一〇年重返這座宮殿城市時，發現一切完全不同了！孟加拉人看到白人時不再把傘拿低，不再靠邊，哪像以前光看到「大人」的衣著就得卑躬屈膝；事實上，如今白人只要不被推入陰溝就很幸運了，若敢反抗包准吃上官司，而法庭上連白人法官往往都太重視本地人的權利。

席勒利寫下的句子是：

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消息卻可能是一個人事業的轉捩點。或許當這個念頭在長官的腦海中成形，甚至報導被人無意中看到的時候，它的確微不足道。無疑地，總司令指示下屬擬稿時，並沒有仔細思考這個辦法對軍官的前途是利是弊。然而，消息一經披露之後，就立刻產生了影響，而《先鋒報》的那段文字，也清楚地浮現在記憶中，彷彿一座路標，標示出人生難免要遇上的岔路。

在一八九七年六月時，印度中部的捷布坡（Jubbulpore）還只是個大型要塞，兵工廠尚未設立。某天午後，一位外國評論家口中「世上最優秀的非正規騎兵隊」隊長，經過了清晨五點就開始在射擊場操練的漫長早晨之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一邊努力嘗試入睡，一邊隨便翻著《先鋒報》解悶。他懷疑自己是不是就這麼幹一輩子軍官直到老死。天剛破曉，坐在太陽底下，看著皮膚黝黑的士兵，把黑球當做敵軍，不斷地瞄準射擊；在操場上，教同樣的一群人握槍、操槍，他們直挺挺地坐在馬背上，神色和圖書戒備，不得有絲毫放縱；在辦公室裏，對著厚厚一疊同樣冗長的文件一遍又一遍簽上自己的名字。這就是當時帶兵的例行公事。

然後我準備就緒，在雲南籍的查本新（音譯）先生陪伴下，開始學習這個不可能的語言——世上最難的三種語言之一。

在雨季時，從捷布坡到加爾各答，並不是趟令人難過的旅程，加上我有一本舊書《黑龍江上的狩獵》（Sport on the Amoor River，當時軍中圖書館裏唯一一本關於遠東的書）為伴，因此二十九個鐘頭的時間很快就過了。之後我投宿在加爾各答一家名為「豪華飯店」的旅館。

接近荷格里（Hooghly）河口時，我們經過了一艘擱淺在「聖母和雅各」沙洲的輪船殘骸，哈伯戴中校只用了五分鐘，就以他精湛的筆法和色彩，在紙上生動地繪出這樣的景象。之後船出了大海，我們開始感受到西南季風的威力，大部分的人都躲進船艙，一直到星期四早晨進入伊洛瓦底江（Irrawaddy）江口時，我們才有辦法再站穩。

於是老席拿出一本筆記本和一枝筆，潦草地寫了幾行字，然後把那一頁撕下來給我，說：「好，你看這裏。只要像我一樣重複這兩句話就沒問題了。再會了，祝你中文學習順利！」

再回到仰光上岸的那一幕吧。席勒利跟我打過招呼以後，再來的對話是這樣的：

很快地，住在西姆拉的友人便給我回音，但卻把我的興致澆熄了一大半。他告訴我按規定凡是想到中國的軍官，必須先通過在緬甸舉行的初試，以證明確確實實想學中文。真不知是哪個自作聰明的人編出這麼冠冕堂皇的理由！

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活著」的時候，他的人生就會開始有趣起來。喚醒心中這種意識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種。這樣的覺醒有些人來得早，有些人則不幸地來得晚，我就屬hｅｔｕboｏk.cｏm•cｏm於後者。愛與恨、身體上或心理上的刺|激、甚至是枯燥乏味的時候，都有可能讓人發揮潛能，激起雄心壯志。

一八九七年七月五日，星期一，我搭乘汽船離開加爾各答的碼頭，向緬甸仰光前進。在印度測量局任職的哈伯戴中校（Lieut～Colonel Hobday）也在船上。說起他的水彩畫和維妙維肖的表演，可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船上還有一個洋化的緬甸青年，是錫袍（Thibaw）族長的兒子。這位青年腦子裏裝滿了英國公立學校傳授的那一套，正準備返鄉治理那些行事不合理的族人，他們一方面耕種稻作，虔誠拜佛，另一方面卻又將輕易賺得的東西賭得精光。

我通過初試的消息公布在緬甸政府公報，並傳給西姆拉的軍備總部，然而申請的過程卻不順利。當時有關規定尚未定出，雖然我並沒有破壞規定，因為根本毫無規定可循，但是如此背離傳統，讓一位年輕軍官出去增廣見聞的做法簡直是天方夜譚。

於是我的熱情再度被一封信澆了一盆冷水。信在幾天後寄達，通知我重回部隊，對於學習中文的事等待進一步的指示。大概是要等到政府官員騰出時間來定出法規，使印度政府的國庫不受到損失的時候吧。

接著我從床上一躍而起，立刻提筆寫了一封信給我在西姆拉（Simla）的朋友詢問詳情。我那四個月的假應該拿去中國學中文。年輕總是充滿了希望。

話說那時我躺在床上好一會兒，眼睛盯著《先鋒報》，一顆心跳個不停。它蘊含了多少的冒險機會？大部分的事情我都試過了，像是賽跑、玩牌、馬球、獵野豬等等。我在喜瑪拉雅山獵過熊和山羊，在平原打過野牛、老虎和水牛，而且我申請的四個月長假也已經獲准了，在這一刻之前，我一直打算要把假期用來好好狩獵一番的。

這個念頭盤據在我腦海，使我無法休息，於是我再衝到軍中的圖書館，無視炙熱的馬路散發出白茫茫的熱氣，希望從那些無人理睬的書堆中找到一本介紹中國和中國人的書。中國，這個多事的國度，人們一無所知的國家，她在哪裏？當時在印度，聽過中國的人，簡直是鳳毛麟角。因此問題就來了：中國怎麼去？從哪裏www.hetubook.com.com啟程？他們有哪些風俗習慣？是不是擅長酷刑？那裏的男人是不是真的紮辮子，女人是不是裹小腳？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然而在一八九七年的時候，雖然周遭所見所聞盡是血淋淋的戰事，但這位非正規騎兵隊隊長（當時我們仍屬於「非正規軍」）一心想到不為人知的地區探險，很少有別的事能提起他的興致。回教徒暴動發生在那一年，動亂過後，看到白人群中掀起的恐慌，令我畢生難忘。

誰曉得在這一段等待期間會發生什麼事？說不定官員會完成新法，把軍人限制得死死的。

但是這個機會很不一樣，甚至比到英國放一年的長假還特別，比統統提不起我興致的書特別，最重要的，是它和軍隊的例行公事不一樣。我為什麼不當第一個學中文的英國軍官？有何不可？中文是個不可能學會的語言，然而我渴望這種不可能渴望了多久！這會是一次歷練，而我正渴望獲得歷練。

從一八八二年一月，我還只是瓦立克郡團（Warwickshire Regiment）第二營一介少尉的時候起，加爾各答人和孟加拉人就變了很多。一八八二年正好是契爾德先生（Mr. Childer，陸軍大臣）引進短期兵役和後備部隊摧毀（我們當時的想法）英國軍制之後的第一個行軍季。誠然，看著兩百多位留著鬍鬚的瓦立克郡老兵從營地行軍至火車站前往英格蘭，覺得他們好像提不起勁似的，可是話又說回來，英國軍隊歷經多少次的消滅不死，總能微笑著再站起來應戰；同時在歷史上，威靈頓公爵不是也率領一批菜鳥兵在滑鐵盧打了漂亮的一役嗎？所以我們也無須對我們二十世紀的「保衛軍」過於絕望。

當我回首從前，看到那名年輕人，也就是在下，我實在無法將當時的我和現在的我聯想在一起。我帶著十足的興味看著他後來的一些思想行為，有點像父親帶著興味看著自己的兒子，然後跟別人講個不停。萬一各位覺得我把自己芝麻蒜皮的事當做大事來講，那容我提醒諸位看倌，要是這件事只關係到我一個人，那麼事情就不會有任何重要性，不會有任何趣味，當然也就不會有這本書了。因此，在各位了解本書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的作品以後，我就繼續用m.hetubook.com.com第一人稱來說故事吧。

萬一情況真的那麼糟糕，北京還是可能成行，只要我在十月三十一日前趕回部隊就可以，那麼最起碼，我得以一窺夢想中的城市。

然而我那燃起的雄心，卻已被搧成熊熊烈火，無數官員拿著無數像塵土一樣乾燥的檔案，也熄滅不了我心中燃燒的豪情壯志。我根據一八七五年休假規定，放了四個月的假，按規定我可以到東經四十度以東的任何地方，同時我的假可以休到十月三十一日。

在席勒利的安排下，我住進一個相當舒適，招待又周到的庇古俱樂部（Pegu Club）。我在裏面一天約花六到八小時的時間四處走動，我的中文老師則一直在我身邊。我們一面走，我就指著每樣看得到的東西，用第一句話問他。他回答後，我便立刻把音記下來，然後祭出第二句話，確定自己寫的對不對，也確定自己的耳朵是否抓準了這個奇怪的聲音。就這麼一路這是什麼地問下去（可憐的查本新先生，我從此就常覺得他很可憐），我差不多在三個星期後，就累積了足夠的詞句來應付不太嚴格的考官，也就是印度政府中國事務顧問華利先生（Mr. Wharry），於是他很滿意地向政府報告，說我初試合格。

離開捷布坡之前我寫了封信給我朋友席勒利上尉（Captain Sillery），他是駐緬甸的一個憲兵大隊指揮官。我在信中告訴他我要去緬甸，請他幫我找一位中文老師。因此，我一出仰光港口，看到了席勒利，身旁還站了一個中國人，我實在高興極了。

無疑地，英國許多想投身公職的年輕人，可能認為軍官十分好命，三星期可以在營裏打一次馬球，偶爾還可以打打獵。然而，這位年輕軍官沒遇到什麼麻煩，卻十分不滿足。他痛恨一成不變的日子。此刻，熱氣覆蓋著身體和腦門，使得他麻木的手上的那幾張報紙鬆垮垮的。他覺得自己可以做些比躺在床上有益的事，可以努力，尤其是心靈方面的努力。也就是說，他厭倦了印度炎熱氣候下那種窮極無聊的感覺。於是，當他的目光落到本章一開始引述的那一段報導時，他就覺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