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於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其一，伺機心理。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但機會究竟何時來到又無法預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終暗藏著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諺語，正是這種心理的通俗描述。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讚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成為一種被充分肯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王泠然滿口潑辣，衹因為前些天還是一個苦熬者，憋了那麼久，終於報仇雪恨般地突湧出強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淨，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詳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衹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https://m.hetubook.com.com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隱潛著自私和虛偽。偶爾，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衹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為懷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三，矯情傾向。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內核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於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衹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於與鶯鶯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別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https://www.hetubook.com.com景，動用了最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衹有鐵石心腸地癡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讚揚。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矯情。又把不要感情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有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別無他途。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並面對後代。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科舉制度本想對中國知識分子作一番選擇的，沒想到選擇過程變成了塑造過程，而這種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惡性的。

男人有家眷而拋捨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wｗw.hetｕboｏk•com•coｍ悲痛而死亡。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衹是，終於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份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並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嘲笑。

其二，騎牆態勢。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試卷上的詩賦固然衹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更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標誌，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談資。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衹有偶爾閃光，未能一呼百應。結果，圍繞和*圖*書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衹是用狂熱的假相妝點起來的標幟，兩面標幟又互為表裏：從政治角度看是文化，從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都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不知道當年升沈於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裏的記載了。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平康里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優越衹不過自己是個男人。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裏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遽退化。科舉m.ｈetｕbooｋ•ｃom•coｍ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蒙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們都將為這種考試度過漫長的年月。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這樣的投入勢必會產生堅硬的人格結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現代文化史家總習慣從先秦諸子的各種論說中來考索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哲學構成，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據我們的切身經驗，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塑造成的，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這當然會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讀到過的某一種學說更強悍地決定他們的人格構成了。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徹底洞悉。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隱疾，但是他們卻感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衹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衹在具體操作規程上著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餘年，終於沒有走通。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匯聚散逸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捲得又渾又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