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上所舉的杜牧、李商隱、柳宗元、皮日休、元結、王維、白居易的例子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個印象，在他們那些年代，科舉考試的文章有很大一部分不做在考場內。考試只是一個契機，圍繞著它，進行一場選拔人才的大動員。人才們自己也踴躍起來，走出苦讀的書房，離別偏僻的鄉邑，踏入京城的社交圈，試著用文化為軸心進行多方面的生命呈示和精神溝通。做法上確實很不規範，但時代的魅力也就在這種不規範之中。有許多事情，規範一旦精密和完滿就不再有讓人喜悅的生命力，科舉制度顯然也是如此；但是能不能因此而永遠拒絕規範呢？又不能，因為原始性的可喜很容易因無序而轉化為可惡，不設置足夠的規範必然會把事情徹底搞糟。這便是人類經常要遇到的兩難；總要告別生氣勃勃的無序狀態，總要迎來防微杜漸的嚴整格局，結果，又總是因整體性失落而走向新的無序。

為此，我想帶著讀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頭腦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和諸多考官的立場上，看看他們在執掌科舉制度時究竟會遇到那些逃不開的麻煩，然後再設身處地地為他們想想有沒有排解的辦法。當頭遇到的一個麻煩，是科舉考試要不要與推薦結合起來。粗粗一想，我們也許會斷然反對推薦，以保證考試的純淨性，但實際上考試的純淨性遠不是選拔的準確性。如果選拔不準確，考試的純淨性又有什麼意義？考試很像西方戲劇中的「三一律」，必須把一個漫長的活體生命擠壓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程序之中，而這種擠壓又是書面化的。考試前的社會經驗和生命狀態究竟如何？應考者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是什麼？這實在是比書面答卷更為重要的事，需要靠別人推薦和自我推薦來解決。因此在唐代，推薦在科舉考試中佔據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事實上，那種拒絕試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憑試卷決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來應考的人成百上千，試卷堆積如山，閱卷人能夠仔細品鑑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閱卷人都上了年歲，時間趕得又那麼緊，看不了多久就會陷於疲憊和麻木，不會從他們眼裡漏掉一個人才的說法，只是騙騙局外人罷了。在這種情況下，連考官和閱卷人也極想知道一些推薦信息，使他們在試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點審讀對象。對此，在這方面有深刻體驗的柳宗元說得最好，他認為朝廷取士，不妨讓考官們在閱卷前對出色的應試者有所聞（即所謂「先聲」）：

縱觀歷ｈtｔｐs://ｗwｗ•heｔuｂｏｏｋ.coｍ•com史，對科舉制度弊病的發現和整治，大致可分為兩大截：唐宋為良性整治階段，明清為惡性整治階段。在良性整治階段也有惡性衝撞，但就整體而言當時的科舉制度還瑕不掩瑜，種種整治或多或少都帶有試驗性和創建性；在惡性整治階段也有明智的舉措，但機制性的痼疾已多方面發作，任何一種整治都會帶來一系列更嚴重的毛病，於是整治越來越嚴，毛病卻越來越深，再也解脫不了。

白居易的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考試在即，究竟自己是不是一塊材料，該不該繼續努力，請名人裁斷一下，即使落第也落個明白，這番理由，說得很得體。但是，詩文就此送上去了，而白居易對自己詩文的自信並不像他信中說的那樣薄弱。請陳京發一句話，我想更多的是希望陳京在讀了詩文之後把話發給主考官。到底發了沒有我們並不清楚，所知道的只是白居易當年果真進士及第。

說起來作弊在唐代也有很多，但那時既然允許推薦和自薦，整體氣寬鬆，不太把這種小手小腳當一回事。詩人溫庭筠就是一個作弊的高手，老是在考試中替別的考生寫文，當「槍手」，遠近聞名。公元八五八年會試，考官們為了防止他再一次作弊，故意把他的座位另行擺出，直瞪瞪地注視著他，看到他寫完一千多字的文章早早交卷退場了，也就鬆了一口氣。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就在這一次，他竟然在考官注視下的不長時間內，為八位考生完成了試卷！這件事聽起來太有傳奇性了，我們怎麼也想不出他是如何完成這項極其艱難的操作的，但這種作弊在當時並沒有懲處得要死要活，在今天聽起來還十分有勁。事情到了清代就不同了，如果有人做「槍手」替別人考試，查出後在考場門外戴枷示眾三個月，然後再萬里流放。我想，能夠有膽量替別人考試，別人也可以信託他代試的那些人，學問和寫作能力一定高於大多數考生吧，他們應該是有把握中舉而又未能中舉的一群。為什麼有把握中舉而又未能中舉呢？我們完全不得而知，只知道現在這群懷才不遇的讀書人戴著木枷站在考場門外了。天很冷，考場設在北方，時間又是殘冬早春，這些讀書人凍得瑟瑟發抖，他們眼前，一大片穿著白花花單層羊皮的考生在蠕動。

柳宗元是我們所信賴的，他的這種說法常然不是在為私通關節辯護。

一度，主考機構也要求應試者把自認為滿意的舊作上繳以供選拔時參考，自我推薦也就變得更加合法。士子們在選編自薦材料和_圖_書的時候不經意地為中國文學史編出了不少珍貴的文集，否則好多詩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藪》和元結的《文編》當初都是為自薦編成的，他們兩人分別都在編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進士及第，看來自薦的作用不小。

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故事在具體情節上的真實性雖然很可懷疑，但《集異記》在記述中所傳達出來的社會氛圍和上層交往關係卻是十分可信的。我對唐代士子自我推薦最感性的了解，來自白居易所寫的一封自薦信。這封信是貞元十六年（公元八〇〇年）應進士試前寫給當時任給事中的陳京的，所以名為《與陳給事書》，現收在《白居易集》卷四十四內。白居易這封信的大意是：

其實作弊是杜絕不了的。科舉考試決定著一個人的全部升沉榮辱，總會引得不少人拚著性命來做手腳，官方發現後立即採取相應的對策，而一切對策又很快激發出更高明的作弊手段，真是循環往復，日臻精微。我曾參觀過一個中國古代科舉考試的展覽，面對那些實物，強烈感受到自宋以後，作弊和反作弊成了一場士子和官方層層遞進的智力競賽，而競賽的結果是兩方面都走向卑微。士子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挾帶，把必然要考到的《四書》、《五經》、前科中舉範文和自己的猜題習作縮小抄寫後塞在鞋底、腰帶、褲子、帽子裡，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乾脆密密麻麻地寫在麻布襯衣裡。堂皇的經典踏在腳底，抖索的肉體纏滿墨跡，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爛紙污黑也就與可憐書生的絕望心情混作一團，一團由中國文字、中國文明、中國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大詩人王維因自薦而成為頭名狀元的故事載於《集異記》，明代傳奇《鬱輪袍》也講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有趣味。故事說，當初年輕的王維以驚人的文學天賦和音樂才華遊歷於長安上層社會，特別為岐王所看重。科舉考試將至，誰若能成為長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選上送，則極有希望奪魁狀元。王維知道對此事有決定權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選，請岐王幫忙。岐王深知王維的才學有競爭力，要他準備好舊詩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後再來。五天後王維如期而至，岐王拿出鮮麗華貴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義上是向公主奉獻酒樂，王維充作樂師。公主見王維風姿超群，奏曲精妙，大為讚賞，岐王便說，「他不只精通音樂，文詞更是無人可比。」王維當即把準備的詩卷獻給公主，公主一看更為驚異，說：「這些詩，都是我平常反覆ｍ.ｈｅｔｕboｏｋ.cｏm.ｃoｍ誦讀的，一直以為是古人佳作，沒想到竟然出之於你的手筆！」於是以上賓之禮，與王維暢談。王維言談間風流蘊藉，詼諧幽默，不能不讓在座的其他賓客深深欽佩。岐王便對公主說：「如果今年京兆府第一名由這位青年來承當，就會十分風光。」公主說：「那為什麼不讓他去應試呢？」岐王說：「這位老弟心氣頗高，不作為第一人選上送他是絕不會去應試的，但聽說貴公主已決定了別的人作為第一人選。」公主笑道：「那算什麼呀，也是別人託的。」等岐王和王維一離開，公主就召來了當年的考官。於是，王維不僅成了京兆府上報的第一人選，而且果真成了狀元。

以科舉考試中推薦的問題為例，既被允許，久而久之自然會有大量陰暗伎倆產生，而即便是王維、白居易、杜牧、李商隱他們那樣的上好詩文也是敵不過陰暗伎倆的，因此當初像他們那樣大大咧咧地自我推薦和被人推薦也就會完全失效，唯一的辦法是制訂嚴密規範來與陰暗伎倆作鬥爭，這是令人沮喪又不得不為之的事。創業之初的健康與大方，終於被警覺和瑣碎所代替。到了宋代，推薦理所當然地被阻止了，為了防止考官接受試卷外的信息，實行「鎖院」制度，即考官一旦被任命就須住入貢院，斷絕與外界的一切來往，直到放榜的那一天。長的時候，一鎖就是五十來天，也夠悶人的。唐代試卷不糊名，敞敞亮亮地讓考官知道這是那位考生的卷子，宋代就把名字糊起來了，再後來，怕考官認出筆跡，乾脆雇一幫子人把所有的考卷重抄一遍再交給考官，以杜絕作弊的可能。

作弊挾帶的也不見得全是投機取巧的無能之輩。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試，搜出挾帶者十八人，於是重考，十八人中還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懷疑，許多主持著考試的考官說不定當年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歷史，儘管他們在文化才能上還是合格的。作過弊的考官對作弊的防範只會更嚴，也許是為了掩飾自己，也許是因為深諳訣竅，他們會想出許多搜查挾帶的機智辦法；未曾作過弊的考官則會對作弊者保留著一種真誠的氣惱，一日一有權，氣惱也就化作了峻厲。無論是機智還是峻厲，最終還是要交給看守考場的士兵來操作，有時還公開懸賞，搜出一個挾帶者獎賞一兩銀子。士兵們受此刺|激，立時變成凶神惡煞，向全體考生撲來。據說連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士兵們對應考士子渾身上下細細摸查的做法也大不以為然，對大臣們說：這些都是讀過聖人詩文的人，怎麼能像對付盜賊一樣來對付他們？但是即便朱元璋也無法阻止一種整體機制的必然惡果，明代的搜查更加嚴格。考場門口出現的情景是：「上久冰凍，解衣露立，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趾，防懷挾也。」到清代，考生頭上的辮子也要解開來查過，甚至還要察看肛|門，實在有辱斯文。為了防止在羊皮襖裡挾帶，規定考生進考場穿的羊皮襖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單張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場內外一片白花花，宛若一大堆紛亂的羊群。這景象在我想來是怵目驚心的，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群讀書人，只能以動物的形態，來表白自己對文化的坦誠？只能以最醜陋的儀仗，來比賽自己的文明？

這兩件事，現在說起來實在有點要不得。考試尚未開始，一至五名全定了；主考官不僅接受推薦，而且主動打聽推薦線索。有趣的是，當時大家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可以朗聲推舉，可以坦然磋商，可以當眾宣布，可以詳細記述。當然這裡會夾雜著大量的不公平，但如果不是這樣，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寫過《阿房宮賦》，就不會對李商隱的名字產生特別的注意，這兩位大詩人也就有可能名落孫山。好在我們直到今天還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隱，知道沒有任何一種考試能把他們那樣美麗的才華考出來，因此誰都願意站出來推薦他們。這種推薦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說，與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隱去追求公平，寧肯要保留著杜牧和李商隱的不公平。

如前所述，科舉制度本身是一個嚴肅而深刻的構思，並不像後人所渲染的那樣荒誕不經；那麼，它所暴露出來的弊病也同樣是嚴肅而深刻的，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易於避免。我在閱讀有關史料時一再地想，如果我們現在要推行一種在全國範圍內定期選拔行政官員的社會考試制度，許多問題照樣會遇到，照樣難於解決。

如果允許推薦，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接受應試者的自薦。一般說來，他們比別人更知道自己的優勢所在，在考試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尋找社會名流中最能賞識自己的人，搭建與上層社會溝通的橋樑，使自己成為比較引人注意的科舉候選人，在唐代屬於正常之舉。唐代科舉考試中所風行的「行卷」，便是應試者們自我推薦的一種方式。程千帆先生說：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離長安赴洛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餞送，太學博士吳武陵在席間向崔郾推薦杜牧，而且當場朗讀了杜牧的《阿房宮賦》。崔郾聽了也大為讚賞，吳武陵就直截了當地說：「那就請您讓他做頭名狀元吧。」崔郾也不隱瞞，說：「頭名狀元已經有人了。」一問下來，不僅頭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興，他當即在席間宣布：「剛才太學博士吳武陵先生送來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鍇主持科舉考試，他平日在當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絢，於是在一次上朝時便問令狐絢：「您的朋友中誰最好？」令狐絢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李商隱。」這一年，李商隱及第。連李商隱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為令狐絢推薦，就把這一事實寫在《與陶進士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