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信念根植於生產性理智和情感的主動性。據說信念在理性思維中沒有一席之地，但在實際上，理性信念是理性思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例如，科學家是怎樣得出新發現的呢？他是從一開始就實驗接著實驗，資料接著資料，而對期望發現的東西沒有一個預想嗎？在任何領域，很少有真正的重要發現是靠這種方法得出的。當然，如果科學家只追蹤一個幻想，那麼他也不會得出重要的結果。在人類努力的任何領域，創造性思維的過程常常是從可以稱之為「理性的想像」開始的，這種想像本身就是在此之前的大量研究、反思和觀察的結果。當科學家收集到足夠的資料，或者演算出一個數學公式，使得他原有的想像似乎確實可信時，可以說他已得出一個暫定的假設。仔細地分析這個假設，以辨別其含義，並且大量收集證實資料，就可引出一個更充分的假設；最後，或許會得出其結論，產生出一個廣泛適用的理論。

產生這一事實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本性。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裏，物質交換是由直接的武力、由傳統、由愛或友誼的契約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決定一切的因素是市場交換。商品市場也好，勞動力市場也好，甚至服務市場也是一樣，每一個人都在市場條件下，為買而賣，毫不使用武力或欺騙。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對他人的敏感情況，我們就會發現，最明顯的例子是母親對其嬰兒的敏感和反應。在孩子身體上的變化、要求和焦慮還沒表現出來以前，母親就已經察覺到了這一切。孩子的哭聲會使她驚醒，然而其它的即便是響得多的聲音也不會吵醒她。所有這些，意味著她對孩子生命的表現是敏感的；她並不焦慮或擔憂，但她處在一種警覺的平衡狀態中，接收著來自孩子的任何有意義的信息。同樣，人能對自己敏感。例如，人意識到一種疲勞或壓抑的感覺，而人並不屈從這種感覺，或者用總在眼前的壓抑思想助長這種感覺，相反，人們問自己：「出了什麼事？我為什麼這麼壓抑？」當人煩躁、生氣、趨於幻想或其它躲避活動時，也會這樣做。上述每一個例子的重要之處在於它告訴我們，只要意識到它們就行了，不要千篇一律合理地說明他們，而我們所能採用的也正是這種方法；而且，敞開胸懷，面對發自我們內心的聲音，因為它會告訴我們——常常是相當迅速地——我們為什麼焦慮、壓抑和煩躁。

不這麼極端（或許只是不這麼明顯吧）的扭曲是在人際關係間的扭曲，這種扭曲是很常見的。天下有多少父母是在體悟著甚或切身地關注著孩子的自我感覺和獨自感受呢？他們不都常常是根據孩子對他們的順從、給他們的快樂、給他們帶來的榮耀等等來體會孩子的反應嗎？天下又有多少丈夫不就因為從小對母親的依戀致使他們把一切命令都看成是對他們自由的限制，從而總感到自己的妻子也有點盛氣凌人嗎？天下又有多少妻子因為她們的丈夫沒有滿足她們或許從孩提時代就已勾畫出來的一個光輝騎士的幻象，從而總把他們的丈夫看成是窩囊廢和傻瓜蛋呢？

對其他民族缺乏客觀性的作法已是臭名昭著的了。每天，另一國家都被描寫為墮落的、青面獠牙的怪物，而自己的國家則代表著真、善和高尚。所有的敵對行為都是由一個標準來判斷的，即他人的每個行為都是由另一個人判斷的。即便是敵對方面做了些好事，也被看成是邪惡的跡象，看成是用來欺騙我們，欺騙大家的；而我們做的壞事，由於它們服務於我們的崇高目的，也成了必要的、正義的事。確實，如果考察一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麼，我們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客觀性是個例外，或高或低的自戀扭曲纔是標準。

與他人交往中的集中，首先意味著能聽。大多數人並不是真正在聽其他人講話，甚或給人出主意。他們既不嚴肅地對待他人的講話，也不認真地對待他們自己的回答。結果，這種談話使他們疲勞。他們為這樣一種錯覺所支配，即如果他們集中精力聽人談話，他們就會更加疲勞。但是，事實恰恰相反。如果集中精力地行事，任何活動都使人更清醒（儘管自然的且是有益的疲勞會隨之而來），而任何精力不集中的活動都使人昏昏欲睡，到夜晚卻難以入眠。

除了這種訓練以外，還必須學會集中精力做每一件事——聆聽音樂、閱讀書籍、與人談話、觀賞風景。這一刻正在從事的活動必須是唯一要緊的事，必須對此全神貫注。只要人的精力是集中的，正在做的是什麼無關宏旨；重要的事情和不重要的事情都取得了一個新的實在範圍，因為它們吸引了人的全部注意力。學習集中要求儘可能地避免瑣碎無聊的談話，即並非真正的談話。如果兩個人在一起談論他們都知道的某棵樹的生長，談論他們剛剛一起吃下去的麵包的味道，或者談論他們工作中的某個共同經驗，這樣的談話可能是恰當的，只要他們體驗正在談論的東西，而不是用一種抽象化的方式談話；另一方面，談話可以涉及到政治、宗教問題，然而這卻是瑣碎無聊的；如果兩個人說的都是些陳詞濫調，如果他們的心並不在他們的談話上，這種情況就發生了。這裏我要補充一句，正如必須避免瑣碎無聊的談話一樣，我們也必須避免不良的交往。所謂不良的交往，不僅指那些墮落的、毀人的人交往；人們應當避免與他們交往，因為他們的生活規常是有害的、令人沮喪的。不良的交往還指與那些行屍走肉的交往、與那些雖生猶死者的交往、以及與那些無論其思想還是其談吐皆瑣碎無聊淺薄之至的人交往，這些人不是談話，而是喋喋不休；不是思想，而是套用陳腐的觀點。然而，不可能總能避免與這樣的人交往，這甚至也是不必要的。一個人如果不搭理這種陳腐且瑣碎的談話方式，也不用同樣陳腐且瑣碎的方式答話，而是直截了當、極盡人情地答話，那麼他常常會發現這些人改變了他們的行為——這種改變常常是由意想不到的衝擊造成驚人的效果所導致的。

相信他人的另一含義是指我們相信其他人的潛在可能性。這種信念的最起碼形式是母親對她的新生嬰兒的信念：這個嬰兒將活著、長大、走路和說話。然而，孩子在這方面的發展這樣有規律，以致這種期望似乎並不需要信念。這和那些可能不發展的潛在可能性是有區別的，譬如：孩子的愛的潛在可能性、幸福的潛在可能性、運用其理智的潛在可能性，以及類似藝術才能這樣的更為特殊的潛在可能性。它們是種子，如果給予適當的發展條件，就會生長，就會顯現出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它們就會被窒息而和*圖*書死去。

信念和勇氣的實踐，要從日常生活中的微笑細節開始。首先要注意到何時何地自己失去了信念，然而再深入想想自己當時是怎樣找出理由來掩飾這種喪失了信念的行為的；同樣，要先認識到何時何處自己膽怯如鼠地行事過，然後再反省自己是怎樣為這種行徑找到理由，使其合理化的。要認識到，每一次對信念的背叛都會使人變得更加軟弱，而加重的軟弱又會導致新的背叛，如此反覆，構成惡性循環。然後，你就會認識到，當你意識到害怕自己沒有被愛時，實際上，真正的擔憂——儘管常常是無意識的——卻是對於去愛的恐懼，是害怕自己去愛。愛意味著在沒有任何擔保的情況下把自己承諾出去，把自己完全地給予出去，期望著我們的愛將在所愛的人身上產生出愛。愛是一種信念的行為，任何少有信念的人，也很少會有愛。還能多說說信念的實踐嗎？其他人也許能；如果我是個詩人或傳道士，我也許會試試。不過，既然我不是詩人，也不是傳道士，因此我甚至連試也不能試了，但是我確信，任何一個真正關心信念的人，一定能夠學會有信念，就像一個孩子能學會走路一樣。

愛的藝術的討論，不能侷限在個人怎樣獲得和發展本章所描述的那些特徵和屬性上。它還和社會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如果愛意味著對每個人都持有一種愛的態度，如果愛是一種性格特徵，那麼，愛就不僅必然存在於一個人與其家庭以及朋友的關係中，而且必然存在於他與所有在工作、事業或職業中有所接觸的人的關係中。在對自己的愛和對陌生人的愛之間，不存在這樣一種「勞動分工」。相反，對陌生人的愛的存在正是對自己的愛的存在之條件。如果一個人採取了這樣一種見解，那麼，這確實意味著在他所習慣的社會關係中，發生了一個相當劇烈的變化。愛鄰居這種宗教思想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只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實際上（而且還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是由公平的原則決定的。公平，意味著在商品交換、服務交換中，在情感的交換中，不使用欺騙和詭計。「你給我多少，我就給你多少」，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盛行的道德公理，不管給的是物質商品還是愛。甚至可以說，公平倫理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社會對倫理的特殊貢獻。

事實增加了問題的困難。今天，大多數人，因而也就是本書的許多讀者，都希望得到一個「你自己怎樣去做」的處方，就這本書來說，這意味著我們應該教授怎樣去愛。任何帶著這種想法閱讀最後一章的人，恐怕是要大失所望的。愛只能是一種屬於每個人自己的體驗；事實上，幾乎人人都至少以一種起碼的方式——在兒童期、青春期、或者成年期——獲得過這種體驗。對愛的實踐所能討論的就是愛的藝術的前提、愛的藝術的入門方法、以及這些前提和方法的實踐。要想達到目的，只有邁開自身實踐的步子，而討論將在邁出關鍵性一步之前結束。然而我認為，討論方法有助於精通藝術，至少對那些不期望得到「處方」的人來說是這樣。

普通人對自己肉體的變化過程（乃至極細微的疼痛）有一種敏感；他能察覺到這些變化。這種肉體敏感性相對來說是很容易體驗的，因為大多數人都有一個身體健康時感覺如何的印象。而體驗人的精神過程的敏感性就困難得多了，因為許多人從不知道什麼樣的人纔是最理想的人。他們把父母和親戚的心理機能，或者把他們降生於其中的那個社會群體的心理機能當作標準，只要他們與之沒有不同，他們便感覺正常，而且沒有什麼興趣去觀察事物。例如，有許多人就從未見到過具有愛、或完整性、或勇氣、或集中的人。很顯然，為了對自己敏感，必須具有一個完全的、健康的人的形象，如果在幼年或後來的生活中從未有過這種形象，那麼怎麼能得到這種體驗呢？當然，這個問題的回答並不簡單，但是這個問題暴露了我們教育制度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我們的文化中，實踐集中更加困難，每件事似乎都是反對集中的能力的。在學習集中時，最重要的步驟是學會不讀、不聽、不抽或不喝，做到個人獨處。的確，能夠集中意味著能夠一人獨處，很顯然，這種能力恰恰是具有愛的能力的一個條件。因為如果我不能自力更生而依附於另一個人，那麼，儘管他或她可能是一個救命恩人，這種關係也不是愛的關係。獨處的能力是愛的能力的條件，儘管表面看來恰恰相反。任何試圖獨處的人都會發現，獨處是如此地困難。獨處時他會感到煩躁、坐立不安，甚或感到非常焦慮。他會想，這麼做沒什麼價值，傻瓜纔會這麼做，還花費了那麼多時間，等等、等等，並以此作為不願繼續實踐下去的理由。他還會發現，各種各樣的想法湧進他的頭腦，並佔據了他的身心。他會發現自己考慮著白天的計劃，或者考慮他非做不可的工作中的某些困難，或者晚上要到哪兒去，以及充斥於他頭腦中的任何事情，而不讓其頭腦有一隙空閒。實踐一些十分簡單的練習是大有益處的，例如，放鬆自己，坐在那裏（既不是沒精打彩，也不是僵直挺硬），閉上眼睛，並且力圖使眼前一片空白，努力去掉所有妨礙自己的情景和思想，然後順從呼吸，既不要考慮它，也不要強迫它，而是順從它，在這樣做時感覺它；而且要努力有一個「我」的感覺；我=自我；我，作為我的能力的中心，作為我自己的世界的造化，我等於我自己。每天早晨至少要做二十分鐘（如果可能就更長一些）這樣的集中訓練，晚上睡覺前再做二十分鐘。

精力集中，意味著完全生活在現在，生活在此時此地，當我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時候，並不考慮下一件要做的事。勿用說，這種集中必須首先為互相愛戀著的人們所實踐。他們必須學會互相親近，而不應像大家習慣了的那樣，以各種方式相互疏遠。集中的實踐在開始時是困難的；彷彿人們永遠不會做到這一點。不需多說，這意味著必須耐心。如果不懂得做成每件事都需要一定的時間，而是想強迫它快些完成，就確實不會做到精力集中，也不會在愛的藝術上獲得成功。要想知道什麼叫實踐，只需看看孩子是怎樣學走路的。孩子跌倒了，爬起https://m.hetubook.com.com來；又跌倒了，再爬起來；還是跌倒了……然而，那孩子還是繼續努力，不斷提高，直到有一天他學會了走路，不再跌倒了。一個成年人如果有孩子的耐心和集中，去追求對他來說是重要的東西，那麼他能取得何等的成就啊！

任何藝術的實踐都有一定的基本要求，不管我們討論的是木工藝術、醫學藝術、還是愛的藝術。首先，一門藝術的實踐要求紀律。如果我不按照一定的紀律行事，就做不好任何事情；一件事，只是因為「我樂意」才去做，也許僅是一個良好的或有趣的嗜好，但我永遠不會成為那門藝術的行家。然而，問題不僅是具體藝術實踐中的紀律問題（譬如，每天有一定時間的實踐），而且也是人的整個一生中的紀律問題。人們也許認為，對於現代人來說，沒有什麼比學會守紀律更容易的了。他不是一天八小時都在非常守紀律地做著嚴格常規化了的工作嗎？然而事實上，現代人在工作的範圍以外，極少有自我紀律。當他不工作時，他就想懶散、沒精打采，有一個好一些的詞，想「鬆弛、鬆弛」。這種懶散的願望，多半是對生活常軌化的反動。正因為人們被迫一天八小時把他的精力耗費在不是他自己的目的和方式上，而是由工作的節奏為他規定的目的和方式上，因此，他便反抗，而且使用了一種嬰兒式的自我放縱的形式反抗。此外，在反對權威主義的鬥爭中，他已對所有的紀律、包括非理性權威強制的紀律、以及自己強加的理性紀律失去信任。然而，沒有這樣的紀律，生活就散了、就混亂、就缺少集中。

學會任何一門藝術的最後一個條件是對精通這門藝術的最大關注。如果這門藝術不是某種最重要的東西，學徒是決不能學會它的。最多，他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愛好者，但只是如此而已，他決不會成為一個行家。因此，這個條件對於愛的藝術如同對於其它藝術一樣，是必不可少的。儘管愛的藝術與其它藝術相比，愛好者比行家更多一些。

非理性信念根植於對一種使人感到壓倒一切的、強大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權力的屈從，根植於對自己的權力和力量的放棄；而理性信念則建立在相反體驗的基礎上。我們對這個思想懷有信念，因為它是我們自己觀察和思考的結果。我們信任自己的、其他人的以及整個人類的潛在可能性，因為，而且只是因為我們具有自己的潛在可能性生長的體驗，我們具有自己的潛在可能性生長的現實，以及自己的理性和愛的力量的體驗。理性信念的基礎是生產性，我們懷有信念地生活，意味著生產性地生活。那麼，信仰權力（在統治的意義上）和使用權力就是信念的反面。相信現存的權力，就是不相信目前尚未實現的潛在可能性的生長。它是僅以明瞭的現實為基礎的對未來的預言；但是，未來會證明它是一個重大的估計錯誤，而非理性信念深深地忽略了人的潛在可能性和人的生長。對於權力，沒有理性信念可言，只有對權力的屈從；對那些持有權力的人，只有保持它的希望。儘管對許多人來說，權力似乎是世上最真實的東西，但人類的歷史卻已證明，在人類所有的成就中，它是最不穩定的。由於事實上的信念和權力是互相排斥的，因而所有原先建立在理性信念基礎上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如果它們依靠權力或與權力結盟的話，它們就會腐敗，最終會失去它們具有的力量。

科學的歷史充滿著理性信念和真理想像的例子。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斯賓諾莎為此被驅逐出教會。從一個理性意向的形成，到一種理論的形成，每一步都要以信念作支撐：唯有有信念，才能把意象看作理論上可行的目標來追求；唯有有信念，才能把假設看作是可能可信的設想；唯有有信念，才能最後得出理論，才能至少等到這種理論的有效性得到普遍認可之時。這種信念，根植於人自身的經驗，根植於人對自身思考、觀察和判斷能力的信任。對於非理性信念來說，把一些東西當作真理接受，只是因為某個權威或大多數人這麼說，而理性信念則根植於建立在自己的生產性觀察和思考基礎上的獨立和確信，而不管大多數人的意見如何。

信念需要勇氣，也就是需要冒風險的能力和承受痛苦及失望的意願。任何一個以保險和安全為生命之首要條件的人，都不可能有信念；任何一個把自己鎖在保險櫃裏，依靠遠離他人、獨自佔有以保證其安全的人，只會使自己成為一個囚徒。愛和被愛，都需要勇氣，需要有勇氣去選擇那些可以作為最高關注對象的價值，需要有勇氣做出決斷，把全部賭注押在這些價值上。

神經失常者或做夢者完全沒有對於外部世界的客觀觀點；但是我們所有人，都是或多或少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或多或少的熟睡者；我們所有人都有非客觀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被我們的自戀傾向所歪曲。我還需要舉例子嗎？任何人都能通過觀察自己和鄰居、閱讀報紙發現例證。只是他們在對現實的自戀歪曲程度上有所差異而已。例如，一個女子打電話給醫生說，當天下午她想去醫生的辦公室。醫生回答說，他當天下午沒有空，但是他能在第二天見她。她的回答是：不，醫生，我的住地距離你的辦公室僅有五分鐘路程。她不能明白醫生的解釋：對於她來說，距離這麼短並不能給醫生勻出實踐。她自戀地體驗著這一情景：因為她有時間，所以醫生也有了時間；對於她，唯一的現實是她自己。

我們已經討論了愛的藝術的理論方面，現在，我們面對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愛的藝術的實踐。除了去實踐，關於一門藝術的實踐還能有什麼可以學習的嗎？

至此，我已經討論了實踐任何一種藝術所需要做的事情。現在，我將討論對愛的能力有特殊意義的那些特性。根據我所說的關於愛的本質的那些話，實現愛的主要條件是克服人的自戀。自戀就是人當作真實去體驗的東西只存在於他自身中，而外在世界的現象本身並不具有現實性，只是從它們有用的觀點或對人構成危險的意義上才被體驗。與自戀相對立的是客觀性；這是一種按照其真實面目，客觀地看待人和事物的能力，是能夠把客觀的圖景和由慾望恐懼所構成的圖景區別開的能力。精神變態的所有形式都顯示出客觀能力的匱乏達到了極端的程度。對於精神失常的人來說，唯一存在的現實是他心中的現實，是他的恐懼和欲求的現實。他把外部世界看作他內心世界的象徵和他的創造物。當我們做夢時，情況也是如此。在夢裏，我們製造事件、表演戲劇，這些都是我們的願望和恐懼的表達（雖然有時也是我們的洞察力和和*圖*書判斷力的表達），而且，當我們熟睡時，我們相信我們夢中的產物就像我們醒來所看見的現實一樣真實。

信念和勇氣可以實踐嗎？當然可以。信念時時都能實踐。養育孩子需要信念；入睡需要信念；開始工作也需要信念。而且，我們都已習慣於這樣一種信念。無論何人，沒有這種信念，就會對孩子過分地焦慮，就會失眠，就無法從事任何生產性工作；或者由於抑制自己與他人的接近而變得多疑，甚至染上疑心病，或者不能做出任何長遠打算。堅持自己對某人的判斷，即便輿論或某些意想不到的事實似乎與之相反；堅持自己所確信的觀念，儘管大家都不這樣認為；所有這一切，都需要信念和勇氣。承擔起生活中的困難、障礙和悲哀，把它們看作一種挑戰，戰勝它們將使我們更加強壯，而不要把它們看作不公平的懲罰，抱怨它們不該落在我們的頭上，要做到這一點，也需要信念和勇氣。

思想和判斷並非只存在於顯出理性信念的經驗領域。在人際關係方面，信念也是任何有意義的友誼或愛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特性。「相信」另一個人意味著確信他的基本態度、他的人格核心、他的愛的可靠性和不變性。這裏，我不是指一個人不可以改變他的觀點，而是指他的基本動力的始終如一；例如，他對生命和人的尊嚴的尊重構成他自身的一部分，這一點是不會變化的。

公平倫理很容易與《聖經》中的待人原則「黃金處世律」相混淆。「你要人家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一公理，可以解釋為「你和別人交換時要公平」。但實際上，這句話在最初只是《聖經》中「愛你的鄰居，就像愛你自己一樣」這句話的一個更為流行的說法。的確，猶太─基督教中關於胞愛的倫理規範與公平倫理是完全不同的。愛你的鄰居，意味著感到對他負有責任，你和他是一個人。而公平倫理意味的不是感到有責任，不是感到你和他是一個人，而是感到疏遠和分離；它意味著尊重你的鄰居的權力，但不是愛他。黃金處世律在今天成為最流行的宗教公理，並非偶然；由於它能以公平倫理的術語加以解釋，因此它成為唯一的一個人人都能理解、並且人人都願意實踐的宗教公理。但是，愛的實踐必須從認識公平和愛的區別開始。

關於學習藝術的一般條件，還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人們往往不是直接而是間接地開始學習一門藝術的。一個人在開始學習某種藝術之前，必須學會大量其它的，通常似乎與這門藝術無關的東西。一個木工學徒往往是通過學習怎樣種樹開始學習木工活的；一個人學鋼琴往往要從練習彈奏音階開始；一個人學習禪宗射箭術是通過練習呼吸開始的。在任何藝術上，一個人如果想成為一個行家，那麼，他的整個生命必須貢獻給這門藝術，或者，至少他的整個生命是與這門藝術聯繫在一起的。人自身變成藝術實踐的工具，並根據它必須實現的特殊功能，時時保持相適應的狀態。就愛的藝術而言，這意味著任何渴望在這門藝術中成為行家的人，必須通過在其生命的每一階段都實踐紀律、集中和耐心，從而開始學習這門藝術。

集中是精通一門藝術的必要條件，這幾乎無需證明，任何一個曾經試圖學會一門藝術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在我們的文化中，集中甚至比自我紀律更為少見。相反，我們的文化導致了一種無集中的、散亂的生活模式，幾乎沒有任何其它文化與之可以相比。你可以同時做許多事情：閱讀、聽廣播、談話、抽菸、吃、喝。你是張著嘴的消費者，渴望並準備吞下每一樣東西——電影、烈酒、知識。一個獨處的困難，清楚地表示出集中的缺乏。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靜靜地坐在那裏，不說、不抽、不讀、不喝，是不可能的。他們變得很緊張、坐立不安，必須用嘴或手去幹些什麼（抽菸是缺少集中的症候之一；抽菸佔去了手、嘴、眼睛和鼻子）。

怎麼實踐紀律呢？對這個問題，我們的祖先本該作出更好更完備的回答。他們的指訓是清晨早起，不要沉溺於不必要的享樂之中，努力工作。這類紀律顯然有其不足。它刻板而專斷，是以儉樸和節約的美德為中心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是敵視生活的。但作為對這類紀律的反動，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是懷疑任何紀律，這種趨勢使人在業餘生活中無紀律、懶散、放縱成為對八小時工作時間內強加於我們的常軌化生活方式的補充和平衡。在固定的鐘點起牀，白天，把相當量的時間用於諸如沉思、閱讀、聽音樂、散步等活動上；不要沉溺於躲避現實的活動，如讀神祕故事、看電影，至少不要超過一定的限度；不暴食、不暴飲；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起碼的準則。然而，重要的是，紀律不應像規定那樣，從外面強加於人而付諸實踐，它應該成為一個人自身意志的表現；它使人感到愉快，而且，人讓自己慢慢地習慣於某類行為，以致到後來，如果停止實踐這種行為，人就會想念它。西方社會的紀律概念（包括每個美德的概念）的一個不幸方面是，它的實踐被看作是某種痛苦的東西，而且正因為痛苦，它纔是「善的」。很久以前，東方人就認識到，對於人——對他的肉體和他的靈魂——是善的東西，也必須是令人愉快的東西，雖然在開始時，必須克服某些抵制。

客觀地思維的能力就是理性；理性背後的情感態度是謙卑。只有從幼稚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夢中醒來，只有達到一種謙卑的態度，客觀地思維和運用理性纔有可能。

信任他人的極點是信任人類。在西方世界，這一信念在宗教方面的表述就是猶太─基督教，在世俗領域，這一信念的最有力的表達是一百五十年來人道主義的政治和社會思想。像信任孩子一樣，它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的基礎上：給予了適當的條件，人類的潛在可能性將有能力建造一個由平等、正義和愛的原則所支配的社會秩序。人類尚未完成這樣一種秩序的建造，因此，要確信人類能夠做到這一點，就要求信念。但是，像所有的理性信念一樣，這不是一廂情願的思想，而是建立在人類過去的成就的基礎上，建立在每個人內心體驗的基礎上，建立在理性和愛的體驗的基礎上。

然而這裏，一個重要的問題產生了。如果我們的整個社會和經濟組織建立在每個人都尋求他自身利益的基礎上，如果它只是由摻和了公平的倫理原則的利己主義原則所支配，那麼，一個人如何能夠一邊做著買賣，在現存社會的體制中行事，而同時又實踐愛呢？難道實踐愛不正是意味著放棄自己的全部物質關注，過一種最貧困的生活嗎？這個問題已由基督教的教士以及像托爾斯泰、Ａ．施韋澤和西蒙娜．維爾這樣的人以一種激進的方式提出來並加以回答了。還有其他一些人也同意這樣的觀點，即在我們的社會裏，愛和正常的世俗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今天說到愛，只不過意味著參與到一個總的欺騙中；他們聲稱，在當今世界裏，只有一個殉教者或一個瘋子才能愛，因此，關於愛的所有討論，只不過是說教而已。這種可尊可敬的觀點，用來為犬儒主義或玩世不恭的態度尋找其合理化的根據倒是很現成。實際上，一般人感到「我很想做一個好基督教徒，不過，如果我真是這樣做了，那麼我就要餓肚皮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這種「激進主義」導致道德上的虛無主義。「激進的思想家」和「一般人都是不會愛的機械般的人」，兩者間的區別只是，當著前者知道它並認識到這個事實的「歷史必然性」時，後者還沒有意識到它。和*圖*書

在這些條件裏，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是，在孩子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人要信任這些潛在的可能性。這種信念的存在，使教育和控制之間產生了區別。教育就是幫助孩子實現他的潛在可能性。教育的對立面是控制，控制建立在對潛在可能性的發展缺乏信念的基礎上，建立在確信只有成年人才能給孩子灌輸好的東西、同時壓抑似乎是不好的東西，孩子才能順利成長的基礎上。對機器人不需要有信念，因為機器人本來就沒有生命。

什麼是信念？難道信念必定是相信上帝、或相信宗教教義的問題嗎？難道信念必然和理性、理性的思考相對立、相分離嗎？甚至在開始理解信念問題時，人們就必須區分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嗎？我理解的非理性信念就是建立在屈從於非理性權威基礎上的對某個人或某種思想的信仰。與此相反，理性信念則是根植於人對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體驗的一種確信。理性信念主要的不是信仰什麼，而是我們的確信具有的肯定性和必然性。信念與其說是一種特殊的信仰，不如說是一個充滿完整人性的性格品質。

愛的能力，依賴於人從自戀、從與母親和氏族的亂|倫性固戀中解脫出來的能力；依賴於生長的能力和發展一種我們與世界及我們與自己關係上的生產性傾向的能力。這種解脫、誕生、覺醒的過程，要求一種品質作為必要條件——信念。愛的藝術的實踐是要求信念的實踐。

而我則確信：愛和所謂「正常」生活的絕對不相容性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的確和愛的原則是不相容的。但是，具體地看待現代社會，就會發現它是一種複雜的現象。例如，一種沒有用途的商品的推銷員，不說謊就不能取得經濟效益；而一個技術工人、一位化學家或者一個物理學家卻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樣，一個農夫、一個工人、一名教師以及各種各樣的實業家，都能在不停止獲取經濟效益的情況下實踐愛。即便是某人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原則與愛的原則格格不入，但是，他也必須承認，「資本主義」自身是一個複雜的不斷變化的結構，它依然允許大量的不順從和大量的個人自由的存在。

同樣，我們也相信我們自己。我們意識到在我們的人格中，存在著一個自我、一個核心，它是不可改變的，不管環境變遷、觀點和情感上有一定變化，它堅持通貫我們的生命。這個核心是「我」這個字背後的真實存在，我們對自己的實在的確信也正是建立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之上。除非我們信任我們的自我的持續性，否則，我們的實在感就會受到威脅，這樣，我們就得依賴其他人，把他們的認可看作是我們的實在感的基礎。只有信任自己的人纔會相信他人，因為只有他才能確信，他將一如既往，因此，他會在將來按照今天所期望的那樣去感知和行動。信任自己是我們的承諾能力的一個條件，既然如同尼采所說，人可以界定為具有承諾能力，那麼，信念就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之一。談到愛的問題，就是要信任自己的愛；相信自己的愛具有在他人身上產生愛的能力，並相信自己的愛的可靠性。

然而，我並不希望這種說法含有這樣的意思：我們可以一邊期望現存的社會制度無限地繼續下去，同時又希望胞愛的理想能夠實現。在現存的制度下，能夠愛人們的，必然是與眾不同的人；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愛必然是一個非常的現象。這並非完全是因為許多職業不容許愛的態度，而是因為對於一個以產量為中心、貪慾商品的社會精神來說，只有不順從這種精神的人才能潔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因而，那些真正認為愛是對人類存在問題的唯一合理答案的人必然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愛要成為一種社會的、而非高度個人化的、湊湊合合可有可無的現象，那麼，就必須對我們的社會結構作一番重要的劇烈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方向，在本書的範圍內，只能稍作提示。我們的社會是由管理官僚、職業政治家們所操控的；人們以所謂「批量建議」為動力，他們的目標是，生產多少，消費多少，並且只是這個目的。所有的主動活動，對經濟目標來說，都是次要的，手段變成了目的；人是一個機器般的人——吃得好，穿得好，但是毫不關心只有他纔有的，同時也是只有他才能關心的人的屬性和作用。如果要人能夠去愛，那麼，他就必須被擺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經濟機器必須服務於他，而不是他服務於機器。他必須能夠分享經驗、分享工作，而不是充其量只分享盈利。社會必須以這樣的方式加以組織：在這樣的社會裏，人的社會的愛之本性不是與他的社會存在相分離，而是與其社會存在結合成一體。如果，像我已經力圖說明的那樣，愛，真的是對人類存在問題的唯一合理、唯一令人滿意的回答，那麼，任和_圖_書何相對的排斥愛之發展的社會，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都必將腐爛、枯萎、最後毀滅於對人類本性的基本要求的否定。的確，談論愛不是「說教」，其理由很簡單，因為談論愛意味著談論每個人終極的真正的需要。這種需要晦暗不清，但並不意味著它不存在。分析愛的本質正是要發現愛在今天的普遍匱乏，正是要批判應對此負責的社會條件。相信愛可以成為一種社會的，而不只是例外的個別現象，正是建立在洞察人類本性基礎上的理性信念。

對於愛的藝術之實踐，還有一種必不可少的態度，前面，我們只是含蓄地提到過這種態度，現在，它應該得到明確的討論。前面我已說過，能動性，並不意味著「做點事」，而是指一種內心的活動，一種對自身能力的生產性的運用。愛是一種能動性或主動行為；如果我愛，那麼我就處於一種主動地關心所愛者的常態中，不過，不僅僅是關心他或她。如果我懶散，如果我不是處在一種意識、警覺、主動的常態中，那麼我就不能主動地把自己與所愛者聯繫在一起，睡覺是非能動性的唯一的本來狀態；懶惰在清醒的狀態中是沒有地盤的。今天，有很多很多人都處在自相矛盾、啼笑皆非的情況下：當他們醒著的時候，他們卻半醒著，而當他們睡著的時候，甚至在他們想睡的時候，他們卻又半醒著。只有完全的清醒才能不厭煩或不使人厭煩，而的確，不感到厭煩或不使人厭煩是愛的主要條件之一。從早到晚，始終保持思想和情感的主動活動，保持眼睛和耳朵的主動活動，避免內心的懶惰（不管這種懶惰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接受、藏在心裏不說不做、或者乾脆虛擲時光），做到這些，對於愛的藝術之實踐，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以為人能把生活分割開來：在愛的領域內是生產性的，在所有其它領域內則是非生產性的，這只是一種幻想而已。生產性不允許這樣的勞動分工。愛的能力要求一種敏感、清醒、增強生命活力的狀態，這種狀態只能是在生活的其它許多領域內同樣具有這種生產性和主動的傾向之結果。如果一個人在其它許多方面不是生產性的，那麼，他在愛的方面也不會是生產性的。

就愛的藝術之實踐的討論而言，這意味著：愛依賴於相對的無自戀，它需要發展謙卑、客觀性和理性。人的整個生命都必須為此而努力。謙卑和客觀性是不可分割的，就像愛是不可分割的一樣。如果我不能客觀地對待陌生人，我就不能真正客觀地對待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如果我想學會愛的藝術，須力求在每種情況下都保持客觀，從而敏感地對待我沒有保持客觀性的情況。我必須努力懂得，我的關於另一個人及其行為的印象，由於受到自戀傾向的扭曲，因而和那個人不受我的興趣、需要和恐懼影響的現實存在是不同的。一旦獲得客觀性和理性的能力，就走完了精通愛的藝術之路的一半路程。但是，必須對每一個和我們發|生|關|系的人都保持客觀性和理性。如果某個人想把客觀性只留給所愛的人，認為在他和世界其他人的關係上能省卻客觀性的話，那麼，他不久就會發現，他在兩邊都失敗了。

這種勇氣和臭名遠揚的吹牛大王墨索里尼所說的勇氣是很不一樣的。墨索里尼叫喊過這樣的口號：「提著腦袋活著！」他的這種勇氣是虛無主義的勇氣。這種勇氣根植於一種對生命的破壞性態度：因為沒有能力愛生命，所以願意拋棄生命。這種絕望的勇氣是愛的勇氣的對立面，正像權力的信念是生命的信念的對立面一樣。

如果一個人對自己不敏感，他就不能學會集中。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意味著人應該用全部時間考慮自己、「分析」自己，還是別的什麼呢？如果我們談論的是對一臺機器敏感，那麼解釋這一點的含義並不怎麼困難。例如，任何一個駕駛著汽車的人總對這輛車敏感。他會注意到細小的反常聲音，因此而捕捉到馬達上的微小變化。同樣，駕駛員對道路表面的變化、前後車輛的移動也是敏感的。然而，他並不時時考慮所有的這些因素；他的思想處於一種放鬆的警覺狀態，他精力集中地面對所有相關的變化，安全地駕駛著他的汽車。

第三個因素是耐心。任何一個曾試圖精通一門藝術的人都知道，必須有耐心才能取得成就。如果一個人急於求成，那麼他永遠也學不會一門藝術。然而，對於現代人，實踐耐心就像實踐紀律和集中一樣地困難。我們的整個工業體系真正鼓勵的恰恰是其對立面：迅速。我們的全部機器都是為迅速而設計的：汽車和飛機把我們迅速地帶往目的地，而且是越快越好。一部機器若是能在原有的一半時間生產出同樣多的產品，那麼這部機器就比舊而慢的機器好兩倍。當然，這樣做有重要的經濟原因。但是，如同在許多其它方面一樣，人的價值已由經濟價值來決定了。對機器有好處，必然對人有好處，這就是邏輯。當現代人沒有迅速地做某些事情時，他們便認為，他們丟失了某些東西——時間，然而，他並不知道怎樣利用他贏得的時間——除了打發掉它以外。

當我們傳授知識時，我們遺漏了教授對人的發展最重要的知識：一個成熟的、愛著的人的身教，這種教育只能是由這樣一個人的在場才能實現。在我們自己的文化的最初年代，或者在中國和印度，最受人尊敬的人是那些具有突出的精神品質的人，以致教師不僅僅是信息的源泉，他的作用還在於傳播某些人生態度。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俄國共產主義也是如此——被提議作為欽佩和仿效對象的可以是任何人，唯獨不是具有精神品質意義的人。在公眾眼裏，給予一般人一種替代性滿足感受的人纔是本質上值得欽佩和仿效的人。電影明星、電臺節目主持人、專欄作者、重要的企業家和政府首腦，這些都是仿效的模特。他們能起到這種作用的主要資格，常常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地與新聞有聯繫。然而，這種情況似乎並非完全沒有指望。如果考慮到像Ａ．施韋澤這樣的人在美國也能成為著名人物這一事實；如果想到有可能使我們的年輕人熟悉活著的和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這些人以其自身表明了，人作為人而不是譁眾取寵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考慮到古往今來所有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那麼，似乎還有一個機會創造出完美的人的形象，以及對不良行為的敏感。如果我們不能始終保持一個成熟生命的形象，那麼，我們確實面臨著整個文化傳統毀於一旦的可能性。這個傳統的基礎主要地不是在傳遞一定的知識，而是在傳遞一定的人的品格。如果後代人不再看到這些品格，那麼，一個五千年的文化也將毀於一旦，即便它的知識傳遞下來並進一步得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