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組的精神、彼此容忍等等，相對來說只是近年來發展的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中，流行的則是這樣一種愛的概念：彼此間的性滿足是滿意的愛情關係之基礎，特別是幸福婚姻的基礎。人們認為，婚姻不幸福的原因常常是婚姻的配偶們沒有進行正確的「性調整」；而後一種錯誤的原因則是對「正確的」性行為缺乏知識，從而配偶雙方或一方採用了錯誤的性技術。為了「治癒」這種錯誤，並且幫助不能互愛的不幸夫婦，許多書籍對正確的性行為做出了指導和忠告，或隱或現地允諾，幸福和愛隨之而來。這裏，潛在的思想是，愛是性愉快的產兒，而且，如果雙方學會怎樣互相做到性滿足，他們就會彼此相愛。這種觀點很符合當時一般人的幻想，即大家普遍認為，正確地使用技術，不僅可以解決工業生產上的技術問題，而且也可以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人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真實的情況和這種假設正好相反。

此外，這種返回自我世界的態度還導致了強烈焦慮的發展，一種在世上沒有堅實基礎的感覺，它常常引起以受虐作為體驗強烈興奮的僅有途徑的癖好。通常，這樣的女子寧可丈夫發脾氣和大聲喊叫，也不願他保持一種更正常的明智的態度，因為，這至少會使她們去掉緊張和畏懼的重負；她們經常無意識地挑起這類行為，以便結束感情上精神病態的痛苦不安。

母親的破壞性、吞沒性方面，是母親形象的消極方面。母親能給予生命，也能奪走生命。她是一個拯救者，也是一個破壞者；她能創造愛的奇蹟，然而沒有任何人比她更能傷害人。在宗教偶像（如印度教女神凱利）和夢境象徵中，經常能看到母親的這兩個對立方面。

以母親為中心的人，很少有不發生嚴重紊亂而起正常作用的。事實上，如果他的母親以過份保護的方式「愛」他（也許是盛氣凌人的，但毫無危害），如果他找到一個與母親相同類型的妻子，如果他的特殊天資和才能允許他施展魅力和令人羨慕時（如同某些成功的政治家那樣），那麼，他在社會中就是「調整得很好的」了，但決不是達到了更高的成熟水平。然而，在不是這麼有利的條件下（自然，這種情況是更常見的），即使不是他的社會生活，至少也是他的愛情生活將使他感到非常失望；當這種人孑然一身時，衝突、常常是非常強烈的焦慮和意志消沉便接踵而來了。

這種愛和婚姻的概念，主要強調在另一個人身上找到庇護所，以躲避不可忍受的孤獨感。在「愛」裏，一個人終於找到了一個躲避孤獨的場所。建立起一個二人同盟以反對世界，並且，這種二人為我主義被誤認為是愛的親密。

那種常見的，並且經常被當作「偉大的愛」來體驗的（電影和小說常常描繪這種愛）愛的虛假形式就是「偶像崇拜型愛。」如果一個人沒有達到和自我同一的感覺水平——這種水平根源於他自己的生產能力的發展——他就趨向於把所愛者當作偶像加以崇拜。他和自己的能力相異化，並把它們外射到所愛者身上，把她作為至善和全部愛的承擔者、全部陽光、全部的至福而加以崇拜。在這個過程中，他剝奪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感，在所愛者身上失去而不是找到自我。由於從長遠來看，通常沒有人能實現她（或他）的偶像崇拜式的期望，因此，失望便必然出現了。作為一種補救，他尋求一個新的崇拜偶像，有時，這種尋求構成無止境地循環。這類偶像崇拜型愛的特徵是，在其初期，愛的體驗強烈而突然。這種偶像崇拜型的愛常常被形容為真正的、偉大的愛；儘管顯露出愛之強烈、愛之深切，但是，它只體現了偶像崇拜者的飢餓和絕望。勿用多說，兩個人常常在彼此的崇拜中發現對方，有時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表現了一種感應性神經病的情境。

在這裏，必須指出另一個常見的錯誤，即愛必然意味著無衝突的幻想。正如人們習慣地認為，痛苦和悲傷在任何環境下，都是應該避免的，他們相信，愛意味著沒有任何衝突。而且，他們滿有理由地以這樣一個事實作為根據：他們周圍的爭鬥似乎只是對牽涉進去的任何人都毫無益處的破壞性的輪流更迭。但是，真正的原因則在於大多數人的「衝突」，實際上是企圖躲避真正的衝突。這些「衝突」只是關於一些細小的或表面問題的不一致情況，而這些問題就其本質而言，是不易澄清或解決的。兩個人之間的真正衝突不是破壞性的，真正的衝突不用掩蓋或外射，而是在內心世界的深層上得以體驗。它們使人頭腦清醒，它們產生淨化，通過這種淨化，兩個人都變得更有知識，更有力量。這使得我們有必要重申上面已說過的一些要點。

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原則上，另一方面建立在以市場作為全部經濟，進而作為社會關係立規者的原則上。商品市場決定了商品交換的條件，勞動力市場控制著勞動力的買賣。可用之物和可用之人的能力和技術都在毫不運用武力和欺騙的商品市場上，轉化成可供交換的商品。如果市場上不需要鞋子的話（儘管它有用，而且也許是需要的），那麼鞋子就是沒有經濟價值（交換價值）的；如果在現存的市場條件下，對勞動力沒有需求的話，那麼勞動者的能力和技術也就毫無交換價值。資本所有者可以買到勞動力，並且命令他為有利可圖的資本投資而工作。勞動力所有者必須按照市場條件將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否則他就會捱餓。這種經濟結構在價值的等級制中得到反映。資本命令著勞動力；積累的財富儘管是死的，但是，它們比勞動力、比人的能力、比生命更和-圖-書值錢。

另一種愛的虛假形式也許可稱作「感傷型愛」。它的本質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愛只在幻想中得到體驗，而不是在此時此地與另一個活生生的人的關係中得到體驗。這類愛的最廣泛形式是消費者在其手中的連環畫、雜誌的愛情故事及愛情歌曲裏體驗愛的替代性滿足。所有未能得到滿足的愛、融合和親近的欲求，都在這些產品的消費中得到了滿足。一對不能逾越分離之牆的夫妻，當他們雙雙沉浸在銀幕上幸福或痛苦的愛情故事中時，都會感動得掉下眼淚。對於許多這樣的夫妻來說，在銀幕上看到這些故事，是他們體驗愛的僅有機會，當然這種體驗不是他們彼此間的，而是共同作為他人的「愛」的旁觀者而體驗的。只要愛還是一種白日夢，他們就能體驗到；只要愛一落入兩個現實人之間的真實關係中，他們的感情就僵死了。

愛作為彼此間的性滿足，愛作為「互相配合」和逃避孤獨的方法，是當代西方社會中愛的解體的兩種「正常」形式，是由社會規定其模式的病態的愛。病態的愛還有許多具體形式，它導致有意識的痛苦，並被心理分析學家以及日益增多的普通人當作神經病態。在下面的例子中，我們將簡略地敘述一些較為常見的形式。

如果愛是成熟的生產性性格的能力，那麼，生活在任何既定文化中的個人所具有的愛的能力，就取決於該文化施加在一般人性格上的影響。如果我們討論的是當代西方文化中的愛，那麼，我們就要發問：西方文明的社會結構和從這種社會結構中產生的精神，是否有助於愛的發展。實際上，提出這個問題便是要作出否定的回答。任何客觀地觀察西方生活的人都不會懷疑，愛——無論胞愛，母愛，還是性|愛——在西方生活中，相對來說只是罕有的現象了。代之以愛的是各種形式的虛假之愛，事實上，這些虛假之愛正是愛在衰變時的種種形態。

弗洛伊德進一步指出，愛就其自身，是一種非理性的現象。在他看來，根本不存在什麼非理性的愛與作為成熟人格的表現的愛之間的區別。在一篇論「轉移的愛」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指出，轉移的愛與愛的「正常」現象，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墮入情網常常接近於變態，總是伴隨有盲目地對待現實的衝動性，並且是一種兒童時期愛的對象的轉移。對弗洛伊德來說，作為理性現象的愛，作為成熟的最高實現的愛，這並不是研究的課題，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

把符合本世紀初資本主義精神的弗洛伊德的概念和當代最傑出的心理學家之一，已故的Ｈ．Ｓ．沙利文的理論概念作一番比較，是饒有趣味的。我們發現，與弗洛伊德的體系相對立，在沙利文的心理分析體系中，性和愛之間是有嚴格的區分的。

神經性病態愛的基本條件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戀愛者」一方或雙方仍然依戀雙親的形象，並把曾對父親或母親所具有的感情、期望和畏懼在成年後轉移給所愛的人；這樣的人從未擺脫那種嬰兒期依附性模式，並且在成年後的實際需求中尋找這種模式。在這類例子中，這些人在情感上仍然只是一個兩歲、五歲、或十二歲的孩子，而在智力和社會上則處於實際年齡的水平。在較為嚴重的情況下，這種情感上的不成熟引起其社會作用的紊亂；如果情況不這麼嚴重的話，衝突則限制在密切的私人關係的範圍內。

外射的另一種形式是把自己的問題外射到孩子身上。首先，這種外射常常發生在對孩子的希望中。在這種情況下，對孩子的希望主要地是由把自己存在的問題外射到孩子身上這樣一種方式決定的。當一個人感到自己不成器的時候，他就試圖使孩子成大氣候。但是，這個人必然在自己身上和孩子身上都遭到失敗。前者是因為存在的問題只能由每一個人自己而不是由代理人加以解決，後者是因為他缺少引導孩子自己去尋求答案所必需的品質。當一個不幸的婚姻面臨解體時，孩子也會充當外射的目標。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父母之間陳腐的論據是，他們不能分離，以免剝奪一個融和的家庭給孩子所帶來的幸福。然而，任何深入的研究都表明，對孩子來說，這樣一個「融合家庭」的緊張和不愉快的氣氛，比公開的決裂更有害，因為後者至少教育孩子，人能夠靠勇敢的決斷結束一種不可容忍的生活狀況。

只有當兩個人都在其存在的中心互相交流，雙方中的每一個人都從其存在的中心體驗自己時，愛纔是可能的。只有在這個「中心的體驗」中纔有人的實在，纔有生命，纔有愛的基礎。這樣體驗的愛是一種不斷的挑戰；它不是一塊歇息的地方，而是一種運動、成長、工作的共同體；不管是和諧還是衝突、是享樂還是悲傷，對於這樣一種基本事實——兩個人從他們存在的本質中體驗他們自己，他們與自我溶為一體，並由此互相同一，而不是逃離自我——也是第二位的。愛的存在只有一種證明：這種關係的深度，雙方各自的生命力和力量，我們藉此纔可以辨別出是否愛著。

另一個產生於資本集中並且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特徵的決定性因素是組織勞動的特殊方式。高度集中、高度分工的企業，產生了一種相應的組織勞動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下，個人失去了其個性，他成為機器的一個可磨損的齒輪。現代資本主義中人的問題可以這樣表述：

把感情固戀在母親身上的一種更嚴重的變態形式是更深、更缺少理智的。形象地說，這種程度上的人，和圖書既不是要回到母親的保護懷抱裏，也不是要回到她滋養人的乳|房前，而是要回到那接受一切，也毀滅一切的子宮內。如果心智健全的本質是人離開母體來到世界的話，那麼，嚴重的精神疾病的本性就是為母體所吸引，丟棄現實而回到母體中。這種固戀常常出現在母體對自己孩子處於吞沒─毀滅的關係之時。她們有時以愛的名義，有時以義務的名義，希望把孩子，包括青少年甚至成年男子都留在自己身邊。孩子不通過母親就不能呼吸；除了表面的性|愛——對所有其他女子的侮辱之外，他不能愛；除了是一個永久的罪人或殘疾人之外，他不能自由和獨立。

愛的情形只能與現代人的社會特徵相符合，因為這是必然的。機械般動作的人是不能愛的；他們只能交換他們的「人格部件」，只能希望得到公平的交易。最意味深長的愛的表達方式之一，特別是帶有這種異化結構的婚姻形式，就是「組」的概念。在任何一篇關於幸福婚姻的文章裏——不管這類文章有多少，所描述的理想婚姻都是那種順利地發揮功能的一組人。這種情形和那種順利地發揮職能的受僱者的觀念相去不遠；他應該是「適度獨立的」、配合默契的、寬容大度的、同時又是雄心勃勃的、鋒芒畢露的。這樣，婚姻律師告訴我們，丈夫應該「理解」妻子，並幫助妻子；他應讚不絕口地評論妻子的新衣服和可口佳餚。反過來，當丈夫疲憊不堪、滿腹牢騷地回到家中，妻子也應該理解他；當他討論工作上的麻煩時，妻子應該聚精會神地傾聽；當他忘記了妻子的生日時，妻子不該生氣，而應理解。總之，這種關係充其量只是這樣兩個人之間表面上很融洽的關係，他們一生都是陌生人，從未達到一種「中心關係」，但是，兩人彬彬有禮地彼此相待，都努力使對方感到更好一些。

在這樣的環境下，上帝的概念能意味些什麼呢？它已從原始的宗教含義轉到了適應只講成功的異化文化的含義，在最近的宗教復新中，對上帝的信仰已轉變成一種心理方法，以使人更加適應競爭的奮鬥。

那麼，按照沙利文的概念，愛和親密的含義又是什麼呢？「親密是這樣一種涉及兩個人的情形：它允許個人價值的全部成分都生效。個人價值的生效需要一種我稱之為合作的關係；所謂合作，就是指在追求越來越多的同一性——也就是說越來越多地相互滿足的方式——過程中，一方明顯地按照另一方表述出來的需求調整自己的行為，同時保持相應增長的安全實施。」如果不用沙利文這種多少過於複雜的句式表述這一概念，我們就會看到，愛的本質在於一種合作的情境；處於這種情境中的兩個人感到：「我們按照規則做遊戲，以保證我們的聲望和優越感。」

對弗洛伊德的思想有過較大影響的最後一個因素是流行於十九世紀的唯物主義。人們認為，所有精神現象的基礎，都可在心理現象中找到；因此，弗洛伊德把愛、恨、野心、嫉妒等統統解釋成性本能的種種結果。他沒有看到，基本實在在於人類存在的整體性。首先，在於人的普遍情境；其次，在於為特殊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生活實踐（馬克思在其「歷史唯物主義」中邁出了超越這類唯物主義的關鍵性一步。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肉體或本能，諸如對食物及財產的需求等等，皆不能用以理解人，只有人的整個生活過程，他的「生活實踐」，纔是理解人的鑰匙）。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對本能慾望完全的無限制的滿足會創造出精神的健康和幸福。但是，臨牀事實明顯地表明，把一生都獻給了無節制的性滿足的男子和女子，並沒有得到幸福，卻常常遭受到神經衝突或病症的痛苦。所有本能需要的完全滿足，不僅不是幸福的基礎，而且甚至不能擔保人的神智正常。然而，弗洛伊德的思想只能流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年代，因為當代的資本主義精神已發生了改變：從過去強調節儉到現在強調揮霍，從過去把自我節慾作為經濟成功的手段，到現在把消費當作市場擴大的基礎，當作焦慮不安、自動化了的個人的主要滿足手段。「不要推延任何慾望的滿足」，不僅成為所有物質消費領域的主要傾向，而且也成為性領域的主要傾向。

的確，在宗教文化中，如同中世紀文化那樣，一般人都把上帝看作有求必應的父母。但同時，他也很嚴肅地看待上帝，認為他生命的最高目的是根據上帝的原則而生活，把「得救」作為最高的關注，其它一切活動都是次要的。今天，再沒有人做這樣的努力了。日常生活與任何宗教價值都嚴格地區分開。日常生活完全用來努力追求物質享受、追求在人格和-圖-書市場上的勝利。現世努力的原則是公正持平和自我主義的原則（後者常常被貼上「個人主義」或「個人主動性」的標籤）。具有真正宗教文化的人，也許可以和八歲的兒童相比較，他們需要父親作為幫助者，然而，在他們的生活中，卻開始採納父親的教誨和原則。當代人更像一個三歲的孩子，當他需要父親時，他大聲哭喊；而當他能玩耍時，他就很自信了。

正像弗洛伊德的愛的概念是對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父權制下男子的體驗所作的一種描述一樣，沙利文的描述指的是二十世紀市場人格的異化體驗。它描述了「二人為我主義」，描述了兩個人把共同的利益放在一起，肩並肩地對抗敵對的、異化的世界。實際上，沙利文的親密定義原則上對任何合作組的情感都是有效的，這個合作組裏的每個人都「在尋求共同的目標中，根據另一個人所表達的需要調整自己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沙利文談到表達的需要，那麼，人們至少可以說，愛是對兩個人之間所表達的需要的反應。）

然而，把「愛是性吸引的結果，或者乾脆說，愛就是性滿足，只不過愛是意識感覺中的反應」這樣一個概念完全歸咎於弗洛伊德的影響，是錯誤的。實際上，這種因果鏈來自其它方面。弗洛伊德的思想部分地受十九世紀精神的影響；並且部分地藉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盛行的時代精神而普及起來。在影響弗洛伊德的概念和大眾的諸因素中，首先是對維多利亞時代嚴格的道德規範的反動。決定弗洛伊德理論的第二個因素在於當時流行的人的概念，這種概念建立在資本主義的結構基礎上。為了證明資本主義符合人的本性需要，必須說明人在本性上是競爭的、彼此敵對的。經濟學家以對經濟利益的無可滿足的慾望「證明」之；達爾文主義者以適者生存的生物學規律「證明」之；而弗洛伊德則通過這一假定——男子為一種對全體女子性征服的無止境欲求所驅使，只是由於社會的壓力才阻止他如此行動——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所以，人必然是相互嫉妒的，只要所有產生這種情況的社會和經濟原因不消失，這種彼此間的嫉妒和競爭就會繼續下去。

宗教與自我暗示及精神療法結成了同盟，幫助人們從事商業活動。在二十年代，人們尚未呼喚上帝以「改進人的特性」。一九三八年的暢銷書——帶勃．卡納吉著《怎樣贏得朋友和影響他人》，仍然停留在嚴格的世俗水平上。卡納吉一書在當時的作用正如今天最大的暢銷書——Ｎ．Ｖ．皮爾牧師所著《肯定思維的力量》一書所起的作用一樣。在這本宗教著作中，甚至沒有問一問，對成功的絕對關注本質上是否和一神教的精神相一致。相反，這一最高的目的從來都是不可置疑的，而對上帝的信仰和祈禱則被推崇為提高人的能力以獲得成功的方法。正像當代的心理分析醫療家推崇僱員的幸福，以便更多地引起消費者的注意那樣，一些牧師推崇對上帝的愛，以使人獲得更大的成功。「讓上帝成為你的夥伴」，與其說意味著人在愛、正義及真理中和上帝成為一體，不如說意味著使上帝成為買賣上的夥伴。正像胞愛為不偏不倚的公平所取代那樣，上帝已經轉變成遙控指揮的宇宙公司董事長；你知道他在那裏，他管理著一切事情（雖然沒有他可能也行），你卻從來沒有見過他。但當你正在「做你的事」的時候，你要感激他的引導。

神經性病態愛的另一種形式是使用「外射手段」以躲避自身的問題，代之以關心「所愛」者的缺陷和軟弱之處。在這方面，個人的舉止和集團、民族或宗教的行為是非常相似的。他們一點都不放過其他人身上哪怕是非常細小的缺點或不足，然而對自己身上的缺點或不足卻視而不見，好像他們自己是那麼完善、無懈可擊。因此，他們總是忙於試圖指責或改造其他人。如果兩個人都這麼做——情況經常是這樣——那麼愛的關係就轉變成一種彼此間外射的關係。如果我自己盛氣凌人、優柔寡斷或貪得無厭，那麼，我就指責我的配偶是這樣，並且按照我的性格特點，要麼想治癒她，要麼想懲罰她。對方也同樣這麼做。於是，雙方都忽視了自己的問題，而未能採取任何有助於自己發展的步驟。

典型的例子是，一個男子，他的母親冷漠而高傲，而他的父親（部分地由於他的妻子很冷淡）則把全部柔情和興趣集中在兒子身上。他是一個「好父親」，但同時又是一個權威。當兒子的行為使他高興時，他就誇獎他，送他禮物，流露出柔情；但只要兒子使他不高興，他就離開他，或者責罵他。而在兒子這一方，由於父親的柔情是他唯一的感情寄託，因此，便像個奴隸似地依戀父親。他的主要生活目的是使父親高興，當他做到這一點時，他感到幸福、安全和滿足。但是，當他犯了錯誤、失敗或沒有使父親高興時，他就感到洩氣、沒有愛、被拋棄了。長大以後，這樣一個男子總是力圖找到一個父親人格，使自己以同樣的方式與他相聯繫。他整個一生變成一連串沉浮上下，取決於是否能贏得父親的誇獎。這樣的男子在他們的社會生涯中，常常是非常成功的。他們盡職、可靠、熱情——只要他們選擇的父親人格懂得怎樣對待他們。但是，在和女子的關係上，他們始終保持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態度。女子對於他們並不是中心；通常，他們對女子懷著一種蔑視的態度，常常以父親對小女孩的關心作掩飾。最和-圖-書初，他們也許會用其男性特徵給女子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當他們的妻子發現，自己註定要扮演一個二流角色——因為她們的丈夫時時刻刻都把自己的感情獻給佔主導地位的父親人格——時，這些男子便變得越來越令人失望；也就是說，除非妻子也碰巧依戀其父親，而樂於有一個喜怒無常的孩子般的丈夫外，這些男人只能越來越叫人傷心。

愛不是充分性滿足的結果，但是，性愉快、甚至所謂性技術的知識，反倒是愛的結果。如果撇開日常的觀察，這個命題仍需要證明，而這種證據能在眾多的心理分析資料中找到。最常見的性問題的研究——女子的性冷淡，以及男子或多或少的心理無知形式——表明，這些問題的原因不在於缺少正確技術的知識，而在於抑制使之不可能愛。恐懼或仇視異性是這些困難的基礎，這些困難則阻止一個人把自己完全給予另一個人，阻止負責人的行為，阻止在即刻而又直接的肉體接觸時信任性配偶。如果一個性抑制者能夠從恐懼或仇視中解脫出來從而達到愛的狀態，那麼，他或她的性問題就得到了解決。如果不是這樣，關於性技術的知識再多也無濟於事。

感傷型愛的另一個方面是愛在時間上的抽象化。一對夫妻也許由於回憶起他們過去的愛情而深深感動，雖然在當時並沒有體驗過愛——或者是由對未來的愛的憧憬而感動。多少對訂婚或新婚夫婦在夢想著未來的愛的天堂，而在他們生活的現在卻已開始互相厭倦！這種傾向與現代人所特有的一般態度相吻合——他生活在過去或未來，而不是生活在現在。他感傷地回憶起他的童年和母親，或者幸福地規化著未來。無論愛是通過分享其他人的虛構體驗而得以體驗，還是把它從現在移入到過去或將來，愛的這種抽象和異化形式都起著緩和現實痛苦、緩和個人孤獨感和分離感的麻醉劑的作用。

然而，儘管心裏分析療法的結果表明，那種知道正確的性|技|巧就會帶來幸福和愛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作為這種觀點之基礎的假定——愛是相互間性滿足的結果——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弗洛伊德理論的影響。對於弗洛伊德，愛基本上是一種性現象。「人通過經驗發現，性（生殖器）愛給予他最大的滿足，以至於性|愛實際上成為他全部幸福的標準，所以他不得不沿著性關係的道路尋求他的幸福，使得性（生殖器）愛成為他生命的中心點。」對於弗洛伊德，胞愛的體驗是性|欲的結果，且只是性本能轉變成一種有著「抑制目的」的衝動。「帶有抑制目的的愛，起初確實是感官的愛，現在，在人的無意識中也仍是這樣。」至於融合的感覺，合一的感覺（「海洋般的感覺」）——這種感覺是神祕主義體驗的本質，是最強烈的與他人融合感的根基——弗洛伊德把它解釋為「是一種病態的現象，是向早期『無限制自戀』的退化」。

另一種神經病態的形態，可在固戀父親的病例中見到。

下面的例子涉及到我們前面關於以母親或父親為中心的人格的討論，這種類型的精神病態的愛在今天是常見的，患有這種病的男人在他們的情感發展中，仍然堅持對母親的一種嬰兒式依附。這些人仍然感到自己像孩子；他們期望母親的保護、愛、溫暖、照顧和贊慕；他們期望母親的無條件的愛。這種愛的給予，除了他們需要它以外，沒有其它的理由，因為他們是母親的孩子，他們是無依無靠的。如果這些人試圖引誘女子愛他們，甚至他們的企圖得逞後，他們常常是充滿柔情和迷人的。但是，他們與女子的關係（事實上，也是與其他所有人的關係）仍然是表面的，不負責任的。他們的目的是被愛，而不是去愛。這類男子通常有很強的虛榮心，或多或少掩飾起來的自高自大的思想。如果他們找到合適的女子，那麼，他們便感到安全、飄飄然而不可一世，也能施展大量的柔情和魅力，這就是這些男子為什麼常常如此富有欺騙性的原因。但是不久，當這個女子不再滿足他們虛幻的期望時，衝突和不滿便開始發生了。如果這個女子並不總是常常欽佩他，如果她聲稱要過自己的生活，如果她希望自己被愛和受到保護，在極端情況下，如果她不願意寬恕他與其他女子的愛的關係（或者甚至不願有羨慕她們的興趣），這種男子便感到深受傷害和失望，通常，他們要推理一番，認為這個女子「不愛我了，她是自私的，或者是盛氣凌人的」。這些男子通常把他們的柔情行為、取悅他人的願望和真正的愛相混淆。這樣，他們得出一個結論，他們受到很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把自己想像成偉大的愛情者，並且悲痛地抱怨，他們的配偶忘恩負義。

由另一種雙親間關係造成的愛情的神經紊亂的情況更加複雜。父母雙方互不相愛，但又只限於吵吵架，表現出一些不滿足的跡象。與此同時，疏遠使他們與孩子的關係很不自然。一個小女孩往往體驗一種「適宜的」氣氛，但是從不允許她與父親或母親親和_圖_書密地接近，因此，留給這女孩的只是迷惑和畏懼。她從來不敢肯定父母親在想什麼；家中總有一種不為人知、神祕莫測的氣氛。結果，女孩縮回到她自己的世界，始終和他人保持疏遠的關係，在日後她的愛情關係上，也保持同樣的態度。

正像機械式的人不能彼此相愛一樣，他們也不能愛上帝，愛上帝的解體和愛人類的解體都達到了同樣的程度。這個事實與所謂我們正目睹宗教在這個時代中復興的觀點，顯然是矛盾的。沒有什麼能比這更加遠離真實情況了。我們目睹的（儘管有例外）是偶像崇拜式上帝概念的復歸，是把對上帝的愛轉變為一種適合異化性格結構的關係。偶像崇拜式上帝概念的復歸，是很容易看到的。人們焦慮不安，由於沒有原則或信念，他們發現自己除了向前走以外別無目標；因此，他們仍然是孩子，他們希望父親或母親在需要的時候來幫助他們。

自資本主義產生以來就是這種基本結構。儘管這種結構仍然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但是一些因素已發生了變化，使當代資本主義有了特殊的性質，並對現代人的性格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目睹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不斷增漲的資本集中過程。大企業的規模不斷擴大，較小的企業被排擠。投資於企業的資本所有權與對這些企業的管理職能越來越分離。成千上萬的股東「擁有」企業，但是並不佔有企業，只有得到很高報酬的管理官僚在管理著企業。這種官僚對企業的發展和他們自己的權力比對獲取最大利潤更有興趣。資本的不斷集中和一個握有權力的管理官僚的出現與勞工運動的發展是平行的。通過勞動者工會，工人個人不必在勞動力市場上為自己討價還價；他融合在一個大的勞動者組織裏，並為一個代表他與工業巨頭相對立的有權力的官僚組織所引導。好也罷，壞也罷，無論在資本領域還是在勞動力領域，主動權已由個人轉至官僚機構手中。越來越多的人失去獨立性，依附於大經濟帝國的管理者們。

下面，要敘述一下非理性|愛的其它常見形式，但是，我們將不再深入分析構成其病因的兒童生長期的特殊因素。

一方面，我們只是像嬰兒似地依賴一個人格化的上帝，而不是根據上帝的原則改變生活。這樣一來，與其說我們接近中世紀的宗教文化，不如說我們更接近一個崇拜偶像的原始部落。另一方面，我們的宗教狀況顯示出一些特徵，不僅新，而且也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我可以再提一提在本書前面部分已做過的陳述。現代人把自己變成一種商品；他把其生命精力當作一筆將給他帶來最大利潤的投資來體驗，按照人格市場考慮他的地位和身份。他與自己、與他的同胞及自然相異化。他的主要目標是與那些同樣專注於公平而有利可圖的交換的人有效地交換他的技術、知識，交換他自身和他的「人格部件」。除了人的生存，生命沒有目的；除了公平的交換，生命沒有原則；除了人的消費，生命沒有滿足。

結果是什麼？現代人與他自己、與他的同伴異化了。他被轉化為一種商品；在現存的市場條件下，他對自己生命力的體驗成為一種必須帶來最大可得利潤的投資。人的關係本質上是異化的機械人之間的關係，人人都把自己的安全基於與群體的密切聯繫上，沒有思想、情感或行動上的差異。雖然人人都儘量與其他人接近，但是他們仍然是完全孤獨的，他們充滿深深的不安全、焦慮及負罪的感覺，只要不能克服分離，其結果就總是如此。我們的文明提供了許多掩飾的方法，幫助人們有意識地不注意這種孤獨：首先，官僚化的嚴格程序，機械的工作能幫助人們忘記自己最基本的人的慾望，忘記自己對超脫和融合的渴求。由於單憑例行公事並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人們便依靠常規娛樂克服其無意識絕望，被動地消費由娛樂業提供的聲響和視像；進而，購買新東西，隨即再更新它們也成了人們的一種滿足方式。現代人實際上很接近赫胥黎在《華麗的新世界》一書中所形容的情景：美味的食品、漂亮地衣著、感覺的滿足，然而卻沒有自我，除了和他的同胞有浮於表面的聯繫外，沒有任何朋友，在那些赫胥黎曾經非常簡潔地表述過的口號左右下行動著，「一旦個人只是運用感覺，整個社會就會晃盪」；或者「今天能開心，就別等到明天」；或者，如同最出色的陳述所言「今天，人人都快活。」今天，人的幸福在於「開心」。開心則在於消費和「吃下」商品時的滿足：視像、食物、飲料、香菸、人、演講、圖書運動——這一切都被消費了，囫圇吞下了。世界是滿足我們食慾的巨大對象，是一隻大蘋果、一隻大瓶子、一隻大|乳|房；我們是吸吮者，永恆的期望者——也是永恆的失望者。我們的性格適合於交換和獲取，適合於物物交換和消費；每一樣東西——精神的以及物質的，都成為交換和消費的對象。

現代資本主義需要大量安穩合作的人，這些人期望越來越多地消費，而他們的口味則被標準化，並且很容易受影響，很容易被預測到。現代資本主義需要人感到自由和獨立，感到不附屬於任何權威、原則或良心——但是卻願意被命令，願意從事期望他們所做的工作，願意與社會機器毫無摩擦；這些人不用武力就能指揮，不用領導就能指導，不用目的就能激勵：他們只有一個目的：行善、奔忙、運轉、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