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這樣的集會，有輕歌曼舞，原該是愉快的。但臣子們恐怕為了應對皇上的恩賜，免不了戰戰兢兢。大家在歌舞、器樂聲中，「羽觴無算」，恐怕也是奉命行事的。「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堂」的建築情形，古人向來不會詳細記載的，所以永為一個謎了。但在昭明文選中，可以找到一點文字的描寫，供我們猜測。文選中有些三月三日曲水宴的詩或序，為當時的大臣於侍宴時，受皇帝之命，為文賦詩，記念曲水流觴宴的盛況。其中最具有參考價值的，是兩篇〈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為宋顏延年寫的，另一為齊王融寫的。都是陪皇帝禊祭飲讌，皇帝高興起來，令大臣們吟詩誌慶，然後囑他們寫序。

他的第一個說法，是周公在洛邑建城，然後在流水上讓酒盃漂流。這意思大約是為了建築落成，舉行典禮以祭河流。其用意不明，大概是求神保佑的意思。或者因為古代河水常常氾濫成災，祭河神以保平安。他的第二個說法更玄了。秦昭王在河曲處擺酒三天，看到一個金人捧著「水心之劍」，對他預言，只要佔據西夏，就會稱霸於諸侯。秦昭王大約很高興，就「立為曲水」。照我們推想，昭王必然因苦於不知野心能否實現，乃置酒河中，求神指示迷津。

第一幅是宋代劉松年的「曲水流觴圖」，顯然是畫蘭亭集會的情形。這幅畫不很長，畫著王羲之與幾個好友在亭子內欣賞詩文，其餘的客人都落坐在曲水之兩邊，或獨飲，或聊天。這些士人衣冠整齊，席地而坐，酒盃在河上漂流，好像可以彎腰取得的樣子，可以想像水流是很狹窄的。在畫中，沒有取盃的動作。但在上游是酒侍們準備酒具，酒童置酒盃於水中，在下游，則有酒童們把空盃撿回來。畫上佈置的環境，是以修行為主，予人一種清爽的感覺。

自兩漢以後，禊祭既然成為官民上下共同感興趣的郊外活動，很自然就流於俗氣了。既然要出外喝酒，欣賞春天清麗嫩綠的景色，則以中國人的習慣，帶點酒肴、點心之類下酒，也是理所當然的。故自漢代開始，修禊成為開春飲宴的一種機會，到了南朝，禊宴也成為一種風尚。

自宋朝東京夢華錄中的記載，可知三月三日的禊祭風俗已經沒有了。清明節成為春天京都仕女活躍的節日。在大眾活動的意義上看，可能是後者取代了前者。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並具體的描繪了當時熱鬧的景象。在該書記載春明池的景物時，曾提到一座流盃渠，卻沒有敘述其使用情形，可以推想在當時並不是群眾參與的活動，在宮廷中，也算不上是重要的儀式了。

今天我粗略的追索這段故事，雖不過是中國人的閒情逸致，無關國家民族大業，卻給我帶來不少的喜悅，無盡的嘆息，在很小的一件流盃渠上，我好像看到古人重新活躍在我眼前，為了飲酒取樂，他們不憚其煩創造了一種獨特的藝術品，廿世紀八十年代的我們，敢為自己的生活創造另一類高貴的證物，留待百世之後人去發掘嗎？

這種人工曲水在宮苑中是很普遍的。晉書禮志中說「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多禊堂」。這是說在環境適當的地方，就設有多次可以讌飲的地方。這裏提到「堂」字，說明帝王尚無法接受民間士人集會中的純雅興，和*圖*書他們需要「絲竹管弦之盛」，在野外是不太方便的。所以他們築了堂，以便享受宮中飲宴的豪華情趣，同時也可附庸風雅。

至於曲水的位置可能在堂前，也可能在堂內，顏文中說「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文中說「授几肆筵，因流波以成次」，都表示依流水列坐，但前者好像曲水在階前，後者好像在室內，因此每人都有几可憑，而不論在堂前、堂內，氣氛是很嚴肅而鋪張的。在王文中，似乎菜肴都用水流送。照說這一點不容易做到，可能是文人的誇張之辭。

在北方，三月是春光明媚的好季節。這時候，大家成群結隊，到河邊去禊祭，為了象徵性的洗除長冬的積垢，為了祭鬼神，免不了自己也要喝點，所以開始「禊飲」了。這有點像後代的清明節，大家出外掃墓，同時也為「踏青」，在嚴冬蟄伏數月之後，出來散散心，熱鬧一翻。所以束暫在向晉武帝報告的時候說，兩漢相沿為盛集。到了江南的東晉與宋，「祭」的觀念越少，「飲」的味道越多了。

水流（法式中仍稱為「河」）的圖案，是一筆畫的雙層口字，因為進出水口各一，又很像「曲」字，只有看圖才能了然。道理與慶州的流盃渠相似，但水卻多繞了一個內圈，越顯得人工味濃厚。由於為方形而雕了龍鳳的中心，很難判斷怎樣使用。只能推斷曲水槽的外緣可以安排座位。但主人坐在那裏？如坐在中心，似乎合理，但為客人圈住，也很難安心落坐吧！

〔圖片：宋．劉松年的「曲水流觴」圖〕

這就是王羲之寫蘭亭集序那個時代。在這篇大家熟知的文章中，大概可以看出士大夫們雅集的盛況，以及他們暢敘幽情的心境。在天朗氣清的日子，到優美的自然環境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這時候朋友們沿彎曲的水邊落坐，流觴其中，飲酒賦詩，有快樂自足之感。王老先生到此仍免不了有時不我與之嘆而感慨係之。

其他的兩幅都是明人的作品，兩位畫家，一位是趙原初，一位是李宗言，都不是了不起的人物。他們的畫題都直截了當的點出了「蘭亭」，而畫幅都很長，描寫河岸的人物動作。當然都免不了一座亭子，王羲之老先生坐在裏面。

中國的建築，到唐代是成熟期，生命力蓬勃，宋朝重整理與紀錄，把一切納入常規，流盃渠自然也不例外。北宋李誡所撰〈營造法式〉中，有流盃渠的圖樣，及製作時石工、雕工的工、料標準，一方面可再看出，曲水流觴的故事並沒有中斷，而且在官家苑園中十分流行，同時亦可看出，南北朝以來，曲水所代表的自然的神韻已經消失。

我國當前在年輕人之間，正有一股熱愛歷史傳統的激流，政府也在提倡文化的復興，像曲水流觴這樣文雅的集會方式，莊老先生的首倡，也許是值得大家予以「復興」的。

這完全是技術問題。在漢代以前的純祭典時期，酒盃放在河上，順流而去，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開始禊飲時，可以想像得到，把酒杯放在水中漂流，供人在下游摭拾暢飲，這河水不但要流得緩慢平穩，而且河面不能太寬，否則若不是容易傾覆，就是會漂到河心，無法收回。這樣的水流是不容易找到的。所以我猜想，早期的禊飲，可能具有高度的娛樂性，民眾很可能步入水中，與酒杯打和*圖*書成一片。由於官民雜會，人數眾多，恐怕不可能把自己的酒杯撿回來，也喝不到自己喜歡的酒。

他所主持的雅集似是在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三日舉行，地點在外雙溪私宅園中。因有參與的名家簽字，又有書、畫以誌興，說明主人知道那是一次歷史性的集會，值得詳加紀錄以待後人研究、品味。由於那次盛會，仍以「蘭亭」為範本，所以莊先生的流觴會與宋、明的畫家們的想像很類似，是自近乎自然形成的人工水流中流盃的，杯子是木製的。木杯比較容易浮起，但我孤陋寡聞，不知這是不是古代的傳統。

在格局上比起前代要整齊多了。李誡的流盃渠圖有兩種，一稱「國字流盃渠」，一稱「風字流盃渠」，但兩圖完全相同，只是前者中心的花紋為龍，後者為鳳而已。四周的裝飾亦有不同，並不顯著。我猜想目前我們看到的圖樣為後代一再翻刻的，必然因不了解李誡原圖的用意而走樣了。按兩字的外表看，「國字」的原意應該是方形，「風字」應該是梯形，乃表示兩種不同的格局。前者兩列座位是平行的，後者則呈喇叭口形。今天營造法式上所載，都應屬於國字形的。

流行起來，同樣的活動，帝王之家與平民不能相提並論。不用說，上層階級的禊宴逐漸成為一種表示風雅趣味的儀式。因此，流盃以寄情的環境，不可能與廣大民眾混雜在一起，不可能滿意於熱鬧的場面。故在漢朝官民同禊的情形，到六朝就不多了。劉宋時的荊楚歲時記中，只提到「四民並出水渚，為流觴曲水之飲。」四民大概是今天所說的士農工商，也可能指四方之民，但官人大概另有雅集，不來湊熱鬧了。

營造法上所載流盃渠，有兩種做法，一是石塊剜鑿雕出石溝，加以安砌的，另一種是砌成石溝的。很顯然，到了宋朝，想出了偷工減料的辦法：後一類自然要便宜得多了。兩類在溝邊都要「壓地隱起」花紋，比起早幾百年的慶州石渠要複雜些。花紋是唐、宋流行的寶相花與牡丹花。若是正式的、皇家的石渠，則有龍鳳紋，工、料都要考究得多了。

束暫的說法雖討了皇帝的歡心，但都很遙遠，甚難採信。漢朝的韓詩上說，鄭國的風俗，在三月上巳之日溱淆二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祓除不祥。這說法自民俗上看，是很可取信的，只是沒有提到把酒盃放在河水裏。想來這些傳說，經過後人的編織流傳，就混成一體，置酒水中，祭奠亡魂，再合理也沒有了。

這段故事的開始，已經隱藏在時間的濃霧中了。在晉書中記載晉武帝對於「三日曲水」已不了解，曾就教於他的大臣。當時知道此典故的人不多，有位名束暫的，知多見廣，提出了答案。但他同時提出了兩種說法，足證已是道聽塗說，未足完全採信。

至於李宗言的「蘭亭修禊圖」在整個佈局上，幾乎與趙原初的蘭亭圖完全相同，甚至可看做一個抄本。李為甚麼要抄趙的圖，我們沒法了解，但可知道，抄本不如原本那麼清秀、輕快。李圖上的亭子，構圖如趙本，人物的安排亦如趙本，但描寫的手法很呆板，建築亦沒有細節。在收尾的地方，兩張同樣有一座小橋，酒童的安排亦同，只是李宗言大約覺得那麼寬的河水，流盃怎麼收回？怎麼放入，故酒童都手執長桿。客人怎麼喝到酒就大和*圖*書成問題了，李宗言的畫中也是以柳樹為主。似乎沒有認真讀〈蘭亭集序〉的樣子。

所以在前文中，我認為禊堂中的曲水，可能在室內，也可能在堂前的亭內。這時候的曲水，事實上是後代流盃渠的雛形，就是鑿石以放流的了。石渠可以根據需要的大小而設計。何處流入，何處流出；盃子在何處置於水中，飲酒後，空盃子在何處收回。主人坐在那裏，客人坐在那裏，都可以按照需要而安排，根據一般的禮節而設計。

若干年前我到韓國開會，乘機去古新羅之首都慶州走了一趟。慶州之古老建築及石雕藝術，有很多是唐代直接影響的產物，所以給我的感受十分濃郁難忘。回國後曾寫〈慶州行〉一文，後收在《化外的靈手》集子裏。在慶州的古蹟中，有「鮑石亭」，為新羅王離宮的苑囿的一部分。這一帶園亭自然早已蕩然，所剩下的就是一棵樹下的一堆石刻，連看起來，形成一個彎曲有致，雕鑿精美的石槽（圖１５）。這就是我國古人宮廷雅集中的流盃渠，可能是世上僅存的一座了。我在當時，隱約間對此物似有所聞，卻不清楚其來龍去脈，乃在該文中記其流盃的功能加以描寫。

這樣，在意義上，「曲水流觴」，完全成為一種玩具，沒有了早期宗教的氣氛，而在製作上，卻成為高度精密的藝術。何以言之？用人工砌一個石槽，不漏水，而且有緩慢的水流，可以使在座者輕易的拾杯飲酒不至於手忙腳亂而失禮，其本身就是很精密的手藝。以韓國鮑石亭為例，可知在我國一定有更精緻的雕刻紋樣裝飾這樣的流盃渠，使得此一作品兼有精美的藝術品的氣質。

在河南登封，原有宋代行宮處，至今尚存流盃渠的遺址。只剩土溝，想來當年是有石砌溝槽的，如今石材已完全遺失了，其形制與營造法式所載是很接近的。

〔圖片：風字流盃渠〕

〔圖片：耳杯一對〕

石渠的入水口與出水口在一邊，高度相差甚微，以保持水流的平穩與緩慢，這就是酒童斟酒置於水渠的地方，也是收回空杯的地方。據說引入的水為清冽的三月的泉水。所以「設計」是很成熟的了。

宋朝以後「曲水流觴」的消失，或可以進一步說明我國貴族的生活方式之衰微，都市工商勢力的伸張，及國民生活俗化的趨勢。從此以後，喝酒就是喝酒，就是取樂，不再有一種儀典的意義了。自甚麼時候開始，我們的宴會使用圓桌，連幾千年分食的習慣都改了。酒不再是悲壯情操的觸媒，而是釋放粗俚語言、動作的藥劑。今天的中國人要到日本、韓國去尋找一點遙遠的中國古文化的意味。

甚麼時候開始的呢？目前只能推測。大約在晉代，以石溝引水為曲水的時候就開始了。晉書禮志中的記載很簡單，並未提到鑿石為溝，可見當時尚是自然的石溝，石溝石岸的好處很明顯：在石溝中，水不會滲漏，即使狹窄的水溝，亦不覺粗陋、雜亂。而石岸是很乾淨的，席地而坐，不會為雜草爛泥而煩惱。對於華服錦衣的宮庭集會，這是很要緊的條件。

宋代以後，曲水流觴的遊戲是否尚在流行，我們很難推測了。由於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在文人間得到的尊崇日增，那種融於自然環境的想望一直存在於文人與畫家中。因此有少數畫家會把他們的想像畫出來，留傳到現在。故宮博物院裏存有的古畫中，我見到有三幅是與此主題有和圖書關的，略述於下。

我國在唐代以後，文人就很少有曲水宴的記載，只偶爾而見到三月三日郊遊的描寫。沈佺期有「三月上巳禊堂開」的話，說明唐朝仍流傳此一風俗。我推測，文人不寫曲水，一因曲水宴升級為皇家的儀式，再因唐代文人很少為皇帝站班，聽候命令撰文的。但以宋朝的文獻與遺物看來，流盃渠在唐朝時定然尚流行。

自戶外大自然間的群眾活動，演變為少數讀書人的林間雅集，再演變為皇家與貴族的半室內活動，在本質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在皇家的苑林中，這玩意兒變成很高貴的儀式性的集會，逐漸在每年的群眾節日中消失了。一種群眾性的活動，經上流社會精煉成文雅的、少數人的活動，標準提高，內容變質，使群眾因而失去興趣。國外也有類似的例子，如馬球或高爾夫球等。

在這三張畫中，流盃都放在一個樹葉形的盤子上，盤子想來應該是木質的吧！這樣做法因無記載，不知是否宋代的實況。

據說皇帝飲讌臣子，在亭下圍石渠而坐。令使者斟酒放置渠槽中，任其緩緩漂流，由臣子們隨意取盃而飲。後經友人指出可能與古人文中「流觴曲水」有關，才恍然大悟，對其來源有了進一步的概念。但對這段發展的經過有了相當的了解之後，不禁覺得我們後期的歷史沒有傳承這樣包含了工藝與優雅情趣的建築，實在太可惜了。是否後代的石雕衰微才被世人放棄的呢？

到了漢朝，這種風俗已經十分流行，並且帶著娛樂性的趣味，是毫無疑問的了。因為後漢書的禮儀志上說：「三月三日，於東流水上白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又說，三月上巳，官民一起在東流水上禊飲。這裏首先確定了日期。韓詩上所說三月上巳，這「上巳」表示上半個月按十二地支輪轉到巳的一天，是不定的。後來竟定在三月三日，成為固定的節日了。為什麼要「上巳」沒有解釋，我粗淺的推想，巳為蛇，也許祓除不祥之外，因三月蛇出，行酒以驅蛇，定為三日，顯然祭典的意味就降低了。晉書有一說認為這日子是魏以後才改的。

南齊書中，敘述蕭道成曲宴群臣數人，曾要他們即席表演技藝：大臣們或彈琵琶，或彈琴，或唱歌，或跳舞，不會技藝的人只好念一段書，好像是君臣同樂的局面。但相當於首輔的王儉要跪在面前誦相如封禪書，可見在基本上，還是臣子歌功頌德，或表演以娛君的情形。

這樣的集會大概在晉、宋時很流行，但遇上蘭亭之集的情形恐怕很難得。參與的人都要有閒雅之致。天時、地利的條件更是必要的。其中特別重要的條件是這一溪清流。

這類文字不用說都是歌功頌德，辭藻華麗而沒有甚麼內容。但自虛浮的描寫中，仍可看出當時皇家在舉行禊祭時的氣派，與民間到底不同。從顏延年的文章中看，好像這典禮是很隆重的，皇家為了此行，還要特別清除林道，整修關梁，因為典禮是在御苑內舉行，故不常去的離宮別館都要整頓起來，並嚴加戒備。

若是皇帝藉機會「禊宴」，或讀書人雅集，找風景秀麗而且水流適當之處並不容易。所以大約很早就有人工溪流來達到這個目的了，自經驗中他們很容易了解，這樣的水流最好多彎曲，曲水不但可避免水流太急，且可以使酒盃多繞幾圈，便於客人取酒，後漢書上說「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雖不是學歷史的，但是卻對中國古老文化感到興趣，最近看到莊嚴先生的書法展中，有一段流觴的紀錄，頗能發人思古之幽情，加上人間副刊開闢「歷史的畫舫」專欄，邀我寫稿，遂引發了我撰寫此文的動機；內中有若干細節，恐怕有待先進長者們給我指教，尤其莊先生，他可能對近世流盃的歷史有比較完整的了解。

慶州的流盃渠大約是我國比較早期的樣子，也許因經過一再流傳改了些樣。可以看出雖出於人工，卻仍有意模仿自然河流的意味，是一條不規則的，似飄帶式的石渠，圍成橢圓形的口袋。若照文選上描述的曲水宴的派頭，顯然這裏是不夠的。王融記載的曲文宴有四十五人之多，慶州的石渠恐坐不下二十人。由於是一條自然曲線，很不容易看出賓主、上下的關係，在中國的皇家宴會上能否接受這樣的「隨意」安排，就很難推測了。

魏晉南北朝上行下效的流行曲水宴，所以人造曲水的紀錄不少。長江流域，尤其是江南與江陵為南朝之二大中心區，王公貴族以此為尚。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推廣了此一春日雅集的活動，到處可見曲水池、曲水亭、流觴亭的名稱，顯然這種活動的流行與南北朝時士人清談風氣有關。因為唐代以後，這種紀錄就很少了。

今天我們知道在漢代到六朝之間，流盃不是後代畫中的形狀，也不是方形。近年來，大陸的考古工作者自發掘中得到不少的文物，知道當時的酒器是木質的漆器，其形橢圓，如舟，兩翼有耳，今俗稱耳杯。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羽觴」吧！由於這些考古發掘，「流觴曲水」的觴的問題就解決了。但唐代以後耳杯就不用了，流盃的盃是何種形狀因而失傳，後人無考古知識，對「羽觴」一無所知，難怪畫家們都只好別出心裁，去設計自己想像中的流盃了。

一般說來，此一作品在精美的雕工上，自然有力的線條上，精準的砌工上，有我國隋唐作品的精神。也許不夠皇家的規模，而是一種公侯之家，非正式宴樂之作法。

以我看來，這樣有趣的一種飲酒方式，居然於唐朝後不再為士人所樂道，基本上因為上流社會把「曲水」人工化以後，成為一種高貴的遊戲，不但一般民眾無法負擔，即使一般士人也只能跟皇族湊熱鬧，沒有能力自設亭臺。因為在六朝，「曲水」已經自天然河水，經挖掘水溝，演變為流盃渠了。這就是我在韓國慶州所看到的那種石雕。

趙原初的蘭亭圖，意味與劉松年的畫近似，只是亭子顯得氣派大些。這條河很寬，兩岸坐著的一些高雅的人物分得很散，不像能互相交談的情形。老實說，他們怎麼自河中取酒，實在是一個問題，整個說來，沒有集體出遊的意味，在整個環境的描寫上，似缺乏茂林修竹的景物，河邊有垂柳，用筆很輕快清淡，只說明一個概念而已。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曲水流觴」的故事的尾聲了。一種很有浪漫意味的士人雅集的方式，卻因實際條件的限制，不易流傳，到後來竟成為一種純粹的想像。這個故事說明了中國念書人自早期發現自然，並認真的從自然中發掘生活的樂趣，後來終於變質，自然者，成為上流社會的玩物。再後即淪為士大夫想像中的世界，這一發展過程，與我國園林的歷史如出一轍，在六朝正式成熟的園林思想，本充滿了自然的天趣，誰知幾百年後，竟會淪落為明清那種病態的假自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