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民間的收藏遭蹂躪，國家保存的古蹟也受池魚之災，杭州的岳墳，廣州的四大寺院（佛像和五百個羅漢被打個稀爛），北京香山的石佛，頤和園長廊的彩繪，都被破壞；西安武則天陵墓外的石人，人頭全被斫去，一望全成了無頭鬼！這是隨便舉幾個例子而已。頤和園裡看得見的彩繪和壁飾，後來乾脆用白粉水塗沒，碧雲寺的字雕也都用泥灰蓋住；免得紅衛兵完全破壞了。到了尼克森訪華時，為了招待外賓，又花費鉅大人力重新修葺描繪，但已經砸破了的碑石雕刻可是「千古遺恨」。
但紅衛兵最受非議的是隨意抄家，有如明火執杖的劫掠。我在美國時，由時報周刊讀到宋慶齡被抄家，尚將信將疑。在上海和北京，幹部答覆抄家問題，全眾口鑠金地說紅衛兵立下汗馬功勞，抄出多少「反革命謀反」用的武器和地主資本家「反攻倒算」的「變天賬」，肅清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隱患，把多少年來破不了的案都破了。北京有一次舉行「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幹部特意安排我們去「學習」。元寶和地契給我開了眼界，感到不虛此行；武器卻令我大失所望。幾把土裡或井中撈出的日本軍刀和匕首多半生銹了，切菜都有困難，別說砍人。原來作為紀念品和古董收藏的人家卻為此備受凌|辱和折磨，實在冤枉。
十一月下旬是毛澤東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檢閱紅衛兵，據說人數有三百萬。晚飯後，我們夫婦步行到天安門廣場。長安街兩旁最觸目的是臨時廁所。那是真正的茅房，用齊人高的竹桿和蘆蓆圍成回字形，人在其中真正是頂天立地，雖然簡陋，卻很解決問題。廣場附近和長安街兩旁早有挖好的坑洞，水泥砌成，平時蓋上鋼板，必要時布篷和蘆蓆一搭就是廁所；水龍頭也是相當距離就有一個，堪稱深謀遠慮。對外人而言，北京最拿手的是組織遊行和集會，動輒百萬人頭，而且幾小時之內就可以上街。在宣傳鼓動和組織控制方面，確是無出其右。三百萬人走過的長安街，留下了很多菓皮和紙屑，工人正在打掃，也有老人和小孩來撿廢紙賣錢。市委開來了一部卡車，專門撿拾紅衛兵丟掉的鞋子、水壺和背包等。亮了燈的廣場聚集了很多人，看大字報和小字報（紅衛兵和造反單位自印的小報紙），交換各地的消息，或者交換紀念品——毛澤東像章和語錄本。另一部卡車在廣場周圍來往逡巡，專門收容走失或無處可歸的紅衛兵，絕大多數是小孩子。
那一陣子，凡是名字和招牌不「革命化」的都自動或強迫改換，無視歷史與人情。協和醫院雖是美國人創辦的，但它幾十年來為北京人民服務是有口皆碑的。一知半解的紅衛兵卻翻出舊案，以極少數失敗的病例，誇大協和「血淚斑斑」的歷史，把它改為「反帝醫院」，復又改為「首都醫院」。改來改去，在北京人民心中的還是「老協和」。南京的古樓醫院也改成「反帝醫院」——每個大城市都有一座「反帝醫院」。當然，並非「反帝」這個名稱不好，但處處「反帝」，醫院有了名稱的共性，就失去其原來的個性。全聚德烤鴨店的招牌被紅衛兵砸得粉碎，換成「北京烤鴨店」。我平生有數的口福之一便是叨了中僑委一桌一鴨三吃的烤鴨席，記得進出大門時，都聽到主人殷殷提醒：「這是全聚德老店！」
我第一次發現中國人對洋人好奇到把人家當稀奇動物來觀賞和尾隨（有一回，幾個東歐的國家外交官家屬來北京百貨大樓購物，眼見人群如潮水般湧過去），十分驚異和氣憤。後來我見到紅衛兵目不轉睛，呆若木雞地望著洋人，再回想到他們火燒英國代辦處，以及許許多多破壞外交準則的「革命行動」，心裡有一腔難以抑壓的衝動，真想跑過去賞他們幾記耳光。但平心靜氣地想想，崇外也罷，仇外也罷，全是在毛皇帝的鼻子底下上演的，責任並不能全由他們來負。
十月中旬到京，紅衛兵上街「破四舊」的高潮已經過去。他們談起「紅色的八月」，洋洋得意，認為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為無產階級揚眉吐氣，概括成一句新成語，叫「興無滅資」。負責我們生活和工作的單位是科委和中僑委。他們提到紅衛兵，總是滿口讚揚，除了說是「新生事物」外，還一定順便檢討自己「喪失鬥志」，趕不上青年人的造反精神，但絕口不提紅衛兵的許多過火舉動。紅衛兵封閉、破壞北京各教堂，毆打「聖心書院」八名外籍修女，最後驅逐出境，他們也含糊其詞，以「特務活動」之名搪塞過去。只有和北京的居民閒和-圖-書聊時，才聽到幾聲抱怨。在六六年冬，還沒有人敢公開說他們是胡攪。
年輕人敢作敢為，何況還有「江阿姨」的愛護和指點，再加上國務院命令各級學校停課半年「鬧革命」，於是不但在校內造反，八月中又上街「破舊立新」，不久就像潮水般氾濫了整個中國。
我認識的一對夫婦，都在大學裡教書，勤勤懇懇，而且安份守己。他們生活中的唯一陰影是女方有親戚在國民黨政府做官。雖然二十年來彼此不通音訊，而且早已書面「劃清界線」，但仍逃不了抄家的噩運。翻箱倒櫃後，一無所獲，紅衛兵把幾件舊旗袍和所有非制服的舊衣裳全撕成破片，這才揚長而去。這對夫婦自認為十分僥倖了，沒有像一些教授那樣罰站下跪（有個中學，由於紅衛兵不懂「歷史反革命」的定義，所有教歷史的老師都被當「反革命」揪鬥！），為此家中的老人竟午夜起來對天跪拜，感謝上蒼的保佑。
紅衛兵破四舊的功勞被捧上天，可惜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首先，他們破壞舊的事物，充其量是一種形式主義。他們一窩「瘋」地把北京的許多街道改了名字，市委不敢違逆，趕緊重做路牌，結果造成了不便，因為「革命化」的名字究竟不多。（譬如剛開始「反修路」就有好幾條，後來，正式定蘇聯大使館所在的街為「反修路」）把東交民巷改成「反帝路」，民眾還能接受，但王府井大街先而「革命路」，再而「人民路」，就沒有甚麼道理。我住的旅館「華僑大廈」就在這條路上。起先，人家問我住哪裡，我不願意說旅館（怕對方一聽就退避三舍），總說在人民路。對方卻是一臉茫然，趕到我點出「王府井大街」，才恍然大悟。北京人說起舊街名，舌間總帶著一份親切和嫻熟，彷彿天長地久，海枯石爛，這些街名也會屹然不動似的。
「紅衛兵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這句話由北京傳佈到各地，於是人人都有竭誠接待「紅色接班人」的責任。只要打張介紹信，車船免費，吃住都有人管。連市內公共汽車都白坐，以致壅塞不堪。我和朋友去頤和園玩，來回都要擠車，規定四十五人的車廂，擠了九十個人都不止，我們是車上僅有買票的兩位。賣票員被擠得臉貼在玻璃上，動彈不得，聽見喊買票，直翻白眼，嫌我們多此一舉。
紅衛兵這樣奔走效勞，甚至出生入死，卻沒有好下場。兩年後，毛澤東來個「飛鳥盡，良弓藏」，先用「清隊」整肅了一批頭頭，繼而用「上山下鄉」運動，把大家趕到農村去。當年的風雲人物，如蒯大富等，被地方上借重（因為他們曾走南闖北，各部門的人事關係瞭若指掌；易於打通關節），榮任採購，一時便傳為佳話，算是最好的出路。由於他們曾犯了極左的錯誤，又受權力的腐化而武鬥不休，人們不禁幸災樂禍。多少人私下喊「活該！」並不寄予同情。但只要我們冷靜思索一下，便發現責任不在紅衛兵，而在那「最高統帥」毛澤東身上。
六六年秋到六七年夏天，這樣的例子很多。許多小孩子兩手空空地離開家門，音信全無，三個月或半年後回來，家人才發現他已遊遍了半個中國。許多平常百姓去不了的地區，像新疆和雲南，都有他們的足跡。他們自稱是千載難逢的機遇，確是實話。當然，不幸事件也很多，像有去無回做外地武鬥的冤死鬼；或在外抽烟喝酒，回來變成準流氓的也有；更有不少女紅衛兵挺著肚子回家，或是偷偷在外地醫院做刮宮手術。
可以想像，紀念章耗費掉大量的鋁錠和其他寶貴的工業原料。大概在六九年吧，當局看苗頭不對，才由毛澤東批了「還我飛機」四個字，下令禁止無計劃的製造。毛澤東到了那時，乾脆承認自己就是國家，要人民還他鋁材。
他們趕走了「工作組」，認為工作組執行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資反路線），要加以批判，並且要為當時被打擊者平反。從秋天開始，這個「戰鬥任務」前後進行了一年。滿街的批評當權者大字報，大會小會地揪鬥走資派（劉鄧一系的幹部）。連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不經任何法定程序，就被這些紅衛兵「拉下馬來」。
名義上文革的目標是「反修」和「防修」，要「永不變色」。他們大概沒想到，十年後的今天，華國鋒和鄧小平所推行的正是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而且變本加厲，快馬加鞭，似乎要補償這十年浪費的時光。而華國鋒正是毛澤東御筆欽命「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九九歸一，繞了一和_圖_書個大圈子，花費了十年寶貴時光，損耗了無數人力物力，只攪得全國生靈塗炭，到頭來是一切如舊。官僚，特權加專政，哪一樣都沒少；多的是建設遲緩，科技落後，文化藝術一貧如洗，教育上一段空白，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其中，人民心靈上的創傷，再一個十年也平復不了。紅衛兵如今在田間勞動之餘，翹首雲天，不知作何感想？
這以後，他又批評了全國各處豎立的塑像，哀嘆造反派怎麼「忍心讓他孤零零地」站在大門口，「日曬雨淋」地做著門神。這是十足的馬後砲。明明要全國人民對他搞「個人崇拜」，把全國的紙張都調來印他的選集；又把建築材料用來建比樓房還高的塑像。如今是既成事實，搬不動，又沒人敢冒天下之至諱去拆除它，他反而假惺惺，甚至還倒打一耙，責怪起群眾來，好像人民強加在他頭上，害苦了他。大家學習到這段假情假意的「最高指示」時，真是一肚子的憤怒。
我們幾個歸國留學生曾經請求在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能分到幾張觀禮票，得以一睹領袖的「丰采」，但被告以「無法安排」而碰了一鼻子灰。我們雖然也是千里迢迢而來，但是地位不如紅衛兵，幹部局的語氣明顯地表達了這個意思。
五四年制訂的憲法明文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然而毛澤東為了奪權，利用紅衛兵來打亂原有的體制和秩序，竟縱容他們抄查平民住宅，肆意掠奪私人財物。抄來的物品充公的也有，但飽入私囊的不計其數。許多紅衛兵成了暴發戶，鈔票多到用不了，拿嶄新的十元鈔票（人民幣最高額）當草紙用。紅衛兵和造反派假公濟私，巧取豪奪是公開的秘密。我後來工作的單位，一個女紅衛兵告訴我：某某同學出身貧農，剛來南京念大學時，全部行李是一捆舖蓋捲；六九年畢業分發前回鄉探親，帶走三大件行李，隻隻裝得圓鼓鼓的像香腸。裡面據說全是「戰利品」——甚麼戰利品她不肯透露，但肯定不是報紙上講的世間最珍貴的寶貝毛澤東著作。
比起一些知名人士所受的迫害，他們確是幸運。老舍受到紅衛兵圍攻，夏衍被批鬥，打斷了兩條腿。老舍受圍攻，被京劇道具打得頭破血流，被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百般受辱，憤而自殺於北海太平湖。屍體被發現時，手中還抓住一本手抄「毛主席詩詞」，形成絕大諷刺。傅聰的父母也備受凌|辱，求死無門，最後爬出烟囪，用繩子雙雙捆在一塊，由屋頂上跳下摔死。馬思聰也備受迫害，幸好女兒是能幹的紅衛兵，及早籌劃，一家才能逃出虎口（這是六七年從紅衛兵小報上得到的印象，據說還追查了一陣）。馬家吉人天相，是我僅知的最運氣的一家。
當初我們要求觀看檢閱紅衛兵，只求遠遠看一眼城樓上的毛澤東時，幹部局認為我們不夠格。如今我們要向紅衛兵看齊，出外做短程的串連，忽然又變得很尊貴了。為了不讓我們離開北京，不惜貶低國家聲譽，這種「何患無詞」和「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做法，正是中共幹部的特色。令我們佩服的是他們說話時一本正經，即使前後矛盾，他們也言之鑿鑿，一副心服口服的樣子，叫人無從反駁。
六六年底的「紅海洋」是紅色狂熱的頂峰。這是由上海和北京帶頭，其他城市立刻效尤。把街道兩旁的鋪面和牆壁全漆成紅色。有時是整片紅牆用白漆寫上一條毛語錄；有時牆上畫成紅旗招展的宣傳畫；朝街的門面乾脆清一色紅的。我對紅色原有偏愛，那一陣子卻只覺得恐怖。每當旭日初昇或夕陽西下，驀然回首，常有一片血淋淋的錯覺。大量的需求紅漆造成全國調配困難，甚至動用寶貴的外匯由香港進口。這個時候，才由江青出面賊喊捉賊地宣佈：「紅海洋」是一少撮人別有用心的發明，故意破壞生產，擾亂經濟，真正的造反派必須堅決抵制云云。
我從他們印賣的小字報上看，他們批判資反路線和對待反對派的手段便是道地的法西斯，比原來資反路線所用的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抬出了「革命導師」魯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張，認為把狗打落水還不夠，必須打死為快。「人民日報」的社論帶頭鼓吹「打落水狗」的精神，可見煽動紅衛兵無法無天的不是別人，就是毛林本身。實行了三個月資反路線據說逼死了幾個人，但批資反路線倒逼死和打死了更多的人；但即使兩者加起來和六七年武鬥中死亡的人數相比，又差多了。我一向佩服魯迅，遺憾他死得太早，去了大陸後，不禁為和-圖-書他慶幸。以他嫉惡如仇的性格，不必等到文化大革命，早就是一條狗（中共把「反動」的都叫做狗），而且會成為不折不扣的落水狗，被打個不停。
當時人人都說紅衛兵做了好事，打擊「歪風邪氣」就是一件。自從利剪上街，剪破了女人的花裙和旗袍，又造成幾起「陰陽頭」（一邊剃光，留下另一邊，粵劇名伶紅線女便遭此侮辱）的例子，北京的街上果然看不到衣著有甚麼色彩和款式。一眼望去，滿街是制服，深藍為主，灰黑其次，單調灰黯有如古老頹廢的四合院。但愛好色彩和變化是人的本性，也許這是圍觀和爭睹外國人的原因。
紅衛兵完全認同於紅色，臂上的袖章是紅的，毛澤東是他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原來象徵革命和進步的顏色，卻成為寧左勿右，越左越好的宣傳色和政治保護色。因此，舉世通行的交通訊號要改：紅燈才是「通行無阻」，綠燈變成「危險！停止前進！」結果司機大為反感，聯合抵制。工人老大哥才有抗議的資格，別人誰敢吭一聲？最後是周恩來出面勸阻了事，把紅燈停止進行解釋成「遵守革命的交通秩序」。
在金水橋邊，我們遇見一個滿身污垢的男孩踡縮在那裡，伸手向我們要糧票和錢票。交談之下，知道他才十歲，家在黑龍江，念小學三年級。聽到人人上北京，他就不聲不響跟著擠上火車，到了北京站也不知道去登記接待，如今流落在廣場上。我們沒有糧票，只好給他錢。圍觀的一個市民招來了收容車，把他送去臨時接待站，俟機安排送他回黑龍江。
毛澤東很早就籌備發動「文化革命」，但一直受到黨內抵制。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其實是康生授意下的產品，攻擊北大校黨委執行文化革命不力——於六六年六月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劉少奇和鄧小平才派出「工作組」到各大學去領導運動，打擊了一小撮帶頭鬧事的幹部和群眾（以後成為響噹噹的造反派），控制了運動步調。
六七年春天，我們去參觀十三陵水庫和定陵的地下宮殿（十三陵中，只有明神宗萬曆的定陵挖出，保持原狀，可以進入墓中參觀）。在郊區見到一群群紅衛兵走在公路上，每人身後背著鋪蓋捲，胸前掛著毛澤東像或者語錄牌子。他們走走停停，沿路見車就攔——汽車，馬車，騾車和板車都攔。司機看到他們就頭痛，超重也得讓他們上來，否則他們手拉起手，造成人牆把公路堵住。走大馬路都經不起考驗，還談甚麼效法爬雪山過草地的傳統？
然而見過三次還不算多，據說還有見過七次的紅衛兵，創下了記錄。原來他是專門在京津和保定一帶流竄，三個月內進出北京五次，昆明和北京的直達火車有運輸援越物資的任務，那一陣子幾乎全裝著慕滇池、石林和西雙版納大名的紅衛兵。這種免費旅行全國，使工人們很眼紅，造成第二年春天他們的曠工鬧事，爭著要到北京來「告狀」，是所謂「經濟主義妖風」的部份原因。
資反路線尚未批完，年底就響起「批修反修」的號角，這才是毛澤東林彪陰謀所在。黨中央和國務院裡，再大的幹部都拖出來批鬥遊街（朱德也差點被遊街，據說是毛澤東怕太難堪）。我印象最深的是彭德懷元帥，衛生部長錢信忠，和劉少奇與彭真賞識過的勞動模範——掏糞工人時傳祥。大人物遊街用的是卡車，對象被簇擁著站在車前或車後，作低頭認罪狀，照例掛牌子，紅衛兵或敲鑼或喊口號，威風凜凜。錢信忠低著頭，一副逆來順受樣（此君也真有涵養，被折騰屈辱了幾年，如今官復原職還做他的衛生部副部長）；彭大元帥怒目圓睜，紅衛兵按下他的頭，他卻極力要挺起來，不肯低頭認罪；時傳祥微歪了嘴，一副不知錯在哪裡但認定了要倔強到底的樣子。
這時，天氣轉冷，北京的棉被調購一空；感冒也分外猖獗；每日至少一百萬額外人口的食衣住行使市委窮於應付。「文革小組」第一次下令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同時一再通知今冬不再接見，要他們養精蓄銳以待明春的「徒步串連」——不許再白乘車船了。
毛澤東本來是要借文化革命之名，行奪權之實，苦於造不成氣候。正好清華附中的五、六個學生成立了「紅衛兵」的組織，宣佈效忠毛澤東，卻被校方壓制。他們寫了篇「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在報上發表。受到鼓勵，又寫篇「再論」革命造反的文章投「解放軍報」。毛澤東發現後，立刻寫信表示支持，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鼓勵他們https://m.hetubook.com.com，稱之為一股「新生力量」。這封信成了鼓動全國青少年起來造反的口號，各地紛紛組織起來，到七月中，已經全國到處有紅衛兵。
紅衛兵自稱破四舊是土改的繼續，誠然不錯，這回是「城市的土改」。五十年代，愛國的工商業者在統戰下被冠以「民族資本家」的稱號，由「公私合營」和平過渡到「國營」，放棄私有產業而改領「定息」，是政府定期廿年逐步贖買政策的表現。這本是政府訂的政策，但紅衛兵抗議說是向資本家屈膝投降，勒令全國的定息都取銷。
紅衛兵的革命形式主義已經到了自虐的地步。他們虐待走資派和當權派，要被批鬥的對象胸口掛個至少兩尺見方的牌子，書明罪名和姓名，如「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彭真」。他們連自己徒步串連也要掛個牌子——不是毛澤東像就是他的語錄——好像要依靠毛澤東做護身符。到了北京，我才發現祖國原來是處處牌子的國家。農民去下田，要排著隊，鋤頭的一端掛個語錄牌子，領隊的捧個毛澤東像，工作時都豎在田邊。無錫的農民號稱全國最富有，可以騎自行車下田，就這樣，車龍頭上也掛個語錄牌。六九年春，我和水院的師生到青龍山煤礦勞動，全校整隊步行了一天，每人胸口也都掛個牌子。那時我們剛分配去南京，來不及製作，還虧同事讓出多餘的兩付。其中一付是毛澤東像，掛得我一路戰戰兢兢，生怕弄出裂損會招來橫禍。以後我們也自做了兩付語錄牌，以備不時之需。
各級學校早不上課，教室裡住著外地來的紅衛兵；他們把窗戶釘死，把桌椅劈了燒柴取暖，校園裡常見到缺胳膊斷腿的桌椅。每個學校都有蘆蓆篷搭的大字報欄，花花綠綠的紙張，加上觀眾人頭攢動，景象十分熱鬧。有一回我去北大看大字報，順便到學生餐廳轉一圈。見紅衛兵有大米飯或饅頭稀飯，外加豬肉熬白菜佐餐。在北京，這是一般伙食標準，難怪紅衛兵樂此不疲，趕走了又來。十一月底，來自山西的紅衛兵很得意地告訴我，他三個月裡來了北京兩趟，見過毛澤東三次。我當時頗羨慕。
由於無知和偏激，紅衛兵抄出並毀壞了不少民間收藏的典籍和藝術品。三里屯是使館區，基於「內外有別」，那一帶管制比較緊。但即使這樣，紅衛兵在那裡乘黑燒書，染紅了半邊天，是外交人員親眼目睹的事。其他地方的無法無天就可以想像。長春汽車廠的一個工人告訴我，她認識的人家（愛新覺羅家族）收藏了幾隻越窰青瓷壺器。紅衛兵抄家時，這家人曾經苦苦央求「小將」們手下留情，不要砸爛它們，情願捐給國家；又批評自己思想落後，不曾早早獻出。但是「小將」們的答覆是當著他們的面把瓷器砸個稀巴爛！
我以前愛譏笑美國人一窩蜂，有流行熱，這時才發覺原來我們炎黃子孫的流行狂熱也並不遜人。進入六七年，紀念章成為餽贈品和收藏品。我們住在飯店裡，光是由旅客贈送給我們嬰孩的，就收集了幾十枚。交換紀念章成了紅衛兵的副業，前門，天橋，西單商場，美術館前，各處公園都成了交易場所。紅衛兵以物易物，便交換各種票證。這種時候，他們毫無勢不兩立的派性，討價還價也融洽和氣，十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景（左霖右鳥）和我曾躍躍欲試，準備到天津去「串連」。幹部局卻不允許，理由是：「現在出外旅行很不安全，扒手小偷很多——這是階級鬥爭的客觀事實。而且火車太擁擠，外面飲食也不衛生，容易生病的。」
這還不打緊，幾乎所有的「資本家」全被抄家；銀行存款查封（有些紅衛兵只給人家保留基本生活費用，其餘勒令獻出做他們的「活動經費」），房子住得好或房間多的逼迫讓出；至於人身侮辱更不在話下。紅衛兵這些犯法行為，中共當局全看在眼裡，不但不阻止反而大聲喝采，說是「革命行動好得很，就是好！」失信於民，莫此為甚！
這種批判大會和以後進一步的批鬥大會，總有受害人聲淚俱下的控訴和造反派「無限上綱」地誇大罪名（舉個例子：譬如某人不喜歡讀「毛選」，他一旦出事，不讀毛選就成了抵制毛澤東思想，也就是反對毛澤東，而毛是黨和國家的化身，於是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必要時可以「罪該萬死」！）大會臺上有紅衛兵押著的批鬥對象和陪鬥者，他們一律被背押著雙手，頭被壓得低低地，超過九十度地彎腰向著臺下（這叫做「坐噴氣機」）；胸前掛著大牌子（故意選重木料做成），有的頭上還戴上紙製的高帽子。紅和*圖*書衛兵後來各立門戶，派性很強，使用古往今來的各種污穢伎倆，彼此互揭、攻訐和武鬥。
「批修」的手法自然是批資反路線的再版。天津市委書記萬曉塘被紅衛兵七鬥八鬥而當眾鬥死；彭真在一次押解赴會的路上，企圖拿腦袋撞石頭自殺未遂。批修的矛盾頭是直接對準劉鄧，根據「先掃外圍，後打核心」的一貫伎倆，他們手下的大批親信便首當其衝。被鬥倒鬥死的不計其數，紅衛兵和造反派哪知高幹的底細，完全是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提示辦事，文革小組則透過江青和陳伯達等執行毛澤東的旨意，在文革高潮中凌駕黨國，成為最高司令部。於是，紅衛兵為了替毛林向劉鄧奪權，充當起馬前卒，按著司令部開列的名單，拋給的檔案資料，由中央到地方全面地衝鋒陷陣去擒拿對方的幹部。
我從大字報和紅衛兵小報上看到揭發文章，對工作組打擊造反派所採用的法西斯手段十分駭異（這與文革後期的「清理階級隊伍」相比，不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是小巫見大巫）。有「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要人人檢查才能「下樓」；製造甚麼「槍打出頭鳥」；擅自把人關押叫做「隔離審查」；並對之進行「逼、供、信」。那時我很天真，先還以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淪為法西斯統治是劉少奇一伙的罪，十分氣憤。我第一次跑去參加「批判資反路線大會」，便是為了聲援紅衛兵和造反派，目的是抗議法西斯專政。
我初到北京的時候，很遺憾自己當不了紅衛兵，因為羨慕他們「造反有理」的特權（這特權不久就被毛澤東收回自用）。我也夢想當造反派，可惜那時回去的留學生三三兩兩，年紀相差懸殊，對政治的興趣和反應也不一，無法組織起來。當時，兩者的必要條件是階級成份和家庭出身都好，而我天真地以為自己父親以上三代木匠，外祖那邊兩代佃農，條件該是綽綽有餘。新漢夫婦剛到京時，我們還商量過要造中僑委官僚主義的反。但他們很快去了太原，剩下我孤掌難鳴，只好作罷，也幸好因此不曾闖禍。因為，一年不到的時間裡，我對紅衛兵便由尊敬轉為失望，繼而是憤怒，到離京時（六九年初）才開始同情他們的遭遇。發現他們實在是被利用被犧牲的一代，對造反派的認識過程也如出一轍。
不知那個先帶頭搞起「毛主席紀念章」，鋁製烤漆的紅底金色的毛澤東頭像。六六年秋天剛出現時，只有小指頭大小，和「小紅書」同時成為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必需品，一般人也趨之若鶩。紀念章流行得很快，各個單位都紛紛仿效製作。花樣不斷翻新，從正面頭像到側面頭像，接著半身像，以至全身像，或揮手指示方向，或用金色光圈圍繞有如神佛……不一而足。起先只有紅金兩色，以後加黃配綠，在色彩上競奇鬥豔。而尺寸也越來越大，由紐釦大小發展成碗口般大；材料上由鋁、塑料，而至燒瓷，重甸甸地掛在胸口，常把衣服扯破個洞。
想起一個小學校的老校工，已經七十高齡，因為出身好，是標準的「苦大仇深」，被工作組利用過。紅衛兵進行反撲時，對他吐沫，責罵，用皮帶抽打，綁架遊街，逼得他吊死在廁所裡。紅衛兵這時的「階級感情」不知哪裡去了。
我在六六年冬天仍然對紅衛兵存著希望。他們造成的破壞固然使我心痛，感到萬分遺憾，但我那時仍執迷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溫良恭儉讓」的說法，等著看他們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之後的「立」（他們喊出「不破不立」，「先破後立」），盼著他們立功贖罪，弄出一個新氣象來。但是他們在破四舊之後，便熱衷於上京晉見，「革命串連」，和到外地去「煽風點火」（其實是到全國各地去遊山玩水）。陶鑄繼陸定一之後，當了幾個月的宣傳部長，下臺的罪狀之一便是提出「串連」的口號，招致交通大亂，引起工人抗議怠工，造成生產停頓和經濟紊亂。據說陶鑄是由於自保，有意分散廣東地區紅衛兵對他的壓力，這和六二年大災荒時，他放了很多人逃到香港，有異曲同工之妙。
紅衛兵當然也打經濟算盤，把抄出的物品或者賣給國營的收購店，或者自行集中拍賣，所得充作「革命經費」。拍賣時，據說生意興隆。肉類罐頭一元，水果類五角，沙發十元廿元的……轉眼售罄！既然有沙發的人家是「資產階級」，罪該查抄，那麼誰還敢買沙發呢？不然，工人就搶著買。有一回，我到一個人家，他們住的四合院內的兩間屋，簡陋破舊，但進門一隻皮沙發赫然在望，原來是買來的抄家物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