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大眾化」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結果變質為醜化和僵硬的代名詞。所謂大眾化，就意味著降低標準，實在是看不起工農兵群眾。北京的小吃，花樣多如牛毛，而且中外馳名，但文革裡一經大眾化，實在不敢恭維。豆腐腦上蓋一杓子粉團，不黑不灰的半透明膠狀體，南方人不免望之生畏。普通飯店裡的名菜全收起來，說是工農兵不要吃，但招待高幹和外賓的地方照樣應有盡有。我的朋友某回有幸陪同洋人到北海吃了一頓仿膳飯莊的菜，嚐了慈禧吃過的名菜如魚腸劍和栗子麵窩窩頭（小得一口吞下一個）等，才驚嘆北京還存在著吃的藝術。吃的藝術當然存在，只不過改為新當權派服務，讓「一小撮」特權階級享受罷了。

第二天下去吃早飯，服務員已經在大廳角落裡用屏風隔出一個小間，把我們和大伙隔離開。但那些炸醬麵和黑饅頭的印象深刻在我們腦海裡，因此，過兩天民政局送來布票時，我們立刻抗議吃甲等伙食，一定要改成最低一等。他們磨不過我們，就換成丙種餐券，每天每人一塊錢伙食。沒幾天，景（左霖右鳥）由巴黎回來，就住在隔壁。世堯看著她有些面熟，交談之下，原來是臺大先後校友。她剛回來時，也很有造反精神，馬上改成丙種伙食。以後再回來幾家便不像我們這麼多事，照吃甲種不誤。

原來六六年十月裡，紅衛兵的造反精神剛波及各大機關，整個科委的行政系統尚未觸動，上海幹部局依照舊有的規章制度辦事，處處對留學生表示優待。到北京不久，幹部局的造反派興起，接著奪權，搞清算鬥爭，以後又是幹部下放和精簡機構，最後整個取消這個單位——不準備要留學生回來了——併入科委，以後連科委也取消，只留了「國防科委」。這其間對我們這些人的態度，變化有如氣溫節節下降，先是熱情歡迎，忽而不聞不問，以後就冷嘲熱諷，最後甩包袱似地草草分配了事。

我大為不滿，當場嚷開了：「你有的是手帕和肥皂呀！明知不對，為甚麼要作呢？」

這大眾化習慣是有傳染性的。以後搬去南京定居時，我對吐痰也習慣了。但學校這種被譏為「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卻很少有隨地吐痰的現象。一下到農村勞動，則完全改觀，包括我在內，人人吐個痛快。好在毛澤東早已指出「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不致於被知識份子幾口吐沫淹沒掉。當著社員，他邊說邊吐，你也就情不自禁地作陪。這是人情之常，況且原來就是專誠到農村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世堯的認同哲學，到這時得到最高的發揮。

電影散場時，我們和觀眾一樣，心情激昂慷慨。正要快步跟隨大家出場時，陪同的幹部說「且慢」，要我們等一下。我猜想是等人潮散後，便於汽車離開，也就不在意。等了十來分鐘，幹部說「行了」，示意我們從正門走。

剛發現時，我還斟酌著地點，挑空白部位下腳。但這樣做，一則惹人注目，以為我遺失了甚麼東西，二則也太作踐自己的眼睛。我只好壯了膽瞎闖——這樣也好，給人一種抬頭挺胸的觀感。北京人卻步履悠閑，好像視若無睹，又像當慣了順民，天塌了有皇帝頂的自在心理。不過，他們悠哉游哉中極富警惕性，這一招我後來也學到手。

「多住兩天，多認識一下新中國不好嗎？」我說。

但是我真正領會吐痰的厲害，還是到達北京以後的事。北京氣候乾燥，很少下雨，痰落到地上，痕跡經久不滅。第一次出門逛王府井，走到八面槽時，低頭一看，不禁觸目驚心。果然是首都，保存國粹也遙遙領先於上海。上海還只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散狀分佈，此地卻是密密麻麻，大圈圈內套小圈圈，色澤深淺不等，無以名狀，但我見過一次便畢生難忘卻是事實。

到北京後，幹部局和北京市民政局協同把我們安置在華僑大廈，在第五層樓上開了一間客房。他們說，在工作分配前，生活上歸民政局負責，吃住免費。幹部局負責接洽工作，但正值運動期間，可能要耽擱一點時間，希望我們安心等候，他們一定加緊進行。民政局隨即發了一疊餐券給我們，說改天送來布票。交代完畢，兩方人馬才離開旅館。

自從解放以來，據說「夜上海」已成了歷史名詞：沒有霓虹燈和各種廣告；歌舞廳和賭場又早禁絕；電影院稀少（按人口比例算）而且只有一場晚場；九點散場後，街上的行人便寥若晨星，整個城市一片死寂。這是我從外籍海員和外交人員聽得的印象。但那天晚上走在南京路上，行人依舊熙熙攘攘地，紅衛兵和青年工人最多，並不像有事要辦，倒像和我們一樣，純粹出來閒逛。比起白天，人當然是少掉許多，但外灘公園（文革那幾年改成黃浦公園）和外白渡橋邊此時成了青年男女的天下。年輕人白天「抓革命」和「破四舊」，晚上卻回到詩經的時代。牆角或樹底下，多少人悄悄地握著手，有時肩膀緊緊靠在一起，不被人當面撞個正著，就捨不得分開來。

「那怎麼人這麼多呢？」

我平均一年縫兩件襯衫，式樣是固定的，只有長短袖區別，但領子卻有選擇。裁縫師傅總是說：「做甚麼領子呀？海燕領怎麼樣？上海時興這種領子。」其實圓領、尖領和海燕領（和海或燕都搭不上關係，只是領口不圓不尖，略呈方形而已）在我看來都差不多，但時下既然流行海燕領，我何必落後呢？我是最不重視穿著的，結果也成了「海派」的俘虜。

中國人出門都帶不少行李，上飛機也不例外。定量寄存外，旅客還大包小包地隨身攜帶，艙口擱著一件略作包紮的機器，還有一隻大籮筐不知裝了甚麼，遮得嚴嚴的。

進入上海前，因時間匆促，來不及打霍亂預防針。當晚，邊防檢疫站派來一位醫療人員，給我們補上一針。我乘機向他提起隨地吐痰的發現。

到上海的第二天，特意起個大早。天剛剛亮，但城市特有的聲音已隱約傳來，由遠至近，由小而大，就在耳畔響起。漱洗完畢，先推開玻璃窗，探出頭去。灰濛濛的天幕幽靜而空闊，朝日尚未露臉，或者是被黃浦江邊的高樓擋住，只見東方發白發亮，西邊掛著幾抹白雲，像浮在海面上的島嶼，狀至悠閒。在工業污染頗厲害的上海，這便是秋高氣爽的兆頭了。沿江的中山路和旅館所在的南京路上，高樓林立，它們或背曙光，或迎曙光，光線和深淺不同的陰影把它們聯成一副炭筆畫。這一聯串的高建築是主心骨，與遠處或高或低的平屋、廠房、街道和點綴其中的樹木組成一組靜物，嵌在灰絨布上。忽然，遠方傳來幾聲汽笛，分不清是火車還是輪船的。雖寥寥數聲，卻劃破長空，使得畫面活動起來。這汽笛真是畫龍點睛，提醒了早縈繞在耳際有如海底暗流的市聲，使人驚覺，上海早已甦醒，正像座復活的火山，底下岩漿汩汩，即將爆發呢。

見到朝陽，才後悔不曾早去外灘看江邊日出的盛景。於是匆匆吃了早點，乘參觀訪問的行程尚未開始，我先跑上街，一路蹓躂到江邊。人一置身街頭，馬上感受到車馬喧囂的都市氣氛。這個城市的聲音特別多，隨便駐足凝聽一下，你就能捕捉到遠處轟隆而過的火車，江輪和渡輪的汽笛，電車那種落地沉重的呻|吟，小轎車的高音喇叭宣告「我來啦！讓開！」而單車更不甘示弱，等而下之地按手鈴向步行的揚威。除了這些，還有電鑽和馬達聲響，以及永無止境像舞臺配樂的人聲和笑語。上海話是很特別的方言，聽了常令人忘不掉，而上海人也絕不願為統一口語而忘和*圖*書掉自己的方言。哪怕把他們「充軍」到黑龍江或新疆，他們也抱成一團，似乎只為了講上海話。三個上海人在一起就是一個市場，這個說法並不誇大。

「還是趕快上北京吧，」他說：「現在分了工作，還來得及參加文化革命，在工作崗位上去實地認識新中國更好！」

他說著就翻開裡子給我看。灰色長絨，我手摸摸，果真柔軟而溫暖。

上海方面原留我們多住幾天，說還有許多可以參觀訪問的地方。我很心動，可惜世堯急著要北上，似乎腳不踩到北京的泥土就不算「回歸」到家似的。

當天住進愛國大廈（從前叫金門飯店，如今又改名叫華僑飯店）時，已近黃昏。吃了晚飯，房間都不回，立刻出來逛街。大屋座落在全市的精華南京路上，對面是人民公園和人民廣場（從前的跑馬廳）。正值華燈初上的時刻，飲食行業生意興旺，好幾家出現排長龍，其他店鋪則全已打烊。

「每天都是這樣。」他說話的口氣稀鬆平常：「碰到星期日或節日，那才多啦！」

穿著一身新裝回旅館，走出五樓的電梯，迎面撞上服務員老宋。他是河北人，四十歲剛出頭，爽直熱情，很肯幫人忙，跟「及時雨」宋江可以拉本家。他和老管是造反派（另一派保衛旗館原當權派，姑稱保皇派吧），帶些叛逆精神，私下和我們交了朋友。

我腳快，早頭一個跨出門外。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門口搞了個「夾道歡送」的場面。不知用甚麼藉口組織了上百個觀眾（我猜是剛散場的觀眾，如果不是，罪惡更大！）十幾個小孩子站在前排，手拍得最起勁。昏黃的燈光下，一眼瞥去，似乎個個笑臉相迎，表情是馴良、好奇、逢場作戲的隨和和冷漠都兼而有之。因為太出乎意料之外，羞得我滿臉發燒，勾下了頭，逃也似地急步走離這堵人為的夾牆。

他瞪了我一眼，嫌我不知好歹似的。忽然，他盯了我身上嶄新的大衣一眼，竟不聲不響地走掉。須臾，他捧來一個盒子，裡面是雙短統皮靴，黑色豬皮面。

這吐痰的發現，並非我的專利。所有回國的留學生都有同感，而且上街時都曾挨過飛沫。大家都深惡痛絕，但想出對付辦法的只有曾柱霞。她勸我們走路時，遇到高建築，務必貼緊牆邊走（所謂死角）就能躲開飛痰的拋物線範圍。我們覺得頗有道理，便跟著辦。但貼牆走慣了，碰到平房竟忘了改變方針，不料「近水樓臺先得月」，反而被屋裡飛出的擊中要害，真是防不勝防。

六七年夏天，我們同旅館內的一個鄰居老晏往來甚密。他是貴州來的少數民族幹部，身材修長挺拔，五官很清秀，講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話，生活習慣和漢人無異。老晏因患了一種疑難怪症，在貴州治療無效，被送來北京就醫。北京的中西醫斷為惡性腫瘤，醫了一陣就表示無可下藥了。老晏不灰心，自己找偏方治。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托人在城裡城外搜購癩蛤蟆，養在旅館房間裡的澡缸中，每天剝皮療傷，取「以毒攻毒」之道。

美國婦女喜歡瀏覽商店櫥窗（Ｗｉｎｄｏｗ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中國人亦有同好，而且「更上一層樓」，除了逛街看野眼外，還要接觸到商品才過癮。前幾天，有個朋友剛陪美國同事去上海參觀回來，講起上海人口之多，也跟著搖頭，嘆為觀止。他從前也住過上海，事隔三十年，怎麼也想像不到人口增加這麼多。他們到達那天是星期日，街上行人爆滿，乍疑是出了甚麼事故，全市的人都湧上街頭來。據說第一百貨公司（從前的新新公司）和第十百貨公司（永安公司）已經擠得水洩不通，挪步都困難。除了民生需要，看來逛店鋪已經成了一項重要的娛樂。

「行呀，行呀，」他說，「不過這狐狸腦袋好看，可並不暖，將來如果上東北，還得另買去。這老羊皮襖可是上了年紀的人穿的。段同志年紀輕輕就穿上，穿慣了就怕脫不下來。」

就這樣，我們匆匆北上。

等了許久才挨近玻璃櫃臺，招了幾次手才請來售貨員。他聽說我們沒有布票卻想買棉鞋，就拿出兩雙塑料底棉鞋。世堯試了一下，很合腳，價錢是六塊多，他決定買一雙。

我逐漸也了解到這個習慣戒之不易的道理。首先是健康的因素，這是我推己及人的結論。不知是自己體質差，還是不適應北方乾燥的氣候，自到北京便經常感冒，而且咳個不停。去醫院看病，也是感冒和氣管炎的患者居多。別說是電影院，就是嚴肅的鬥爭大會上，咳聲和痰聲也是此伏彼起。北方很流行氣管炎，竟是四季不斷。中國又窮，紙張寶貴，棉布更緊張。一條手帕要五毛錢左右，普通人哪捨得多買？伺況，肥皂也不便宜，又是定量配給，一天到晚洗手帕肯定不夠用。香皂不要票證，但價錢很貴，最多洗臉，用來洗手帕未免浪費。凡此種種，都不利於「掃痰運動」——如果真發動過這種運動的話。

華僑大廈座落在王府井大街和豬市大街角，面對美術館和民航大樓。民航旁邊有個東四人民商場，這時皮貨櫃臺的生意正興隆，許多人在瀏覽玻璃櫥內擺的和櫃臺內掛成一排的皮筒子。我們不識貨，看也沒用，也相信售貨員是行家，拿固定工資，為國家賣貨，一定誠實待客。因此，走上前就說明來意，把命運交到他手裡。

但他的話也不無道理。文革期間，工農兵的地位空前提高，處處當作英雄人物歌頌，文藝上再加以形象化，結果造成一種概念，即工農兵想的、說的和做的都是好的，錯不了；非工農兵所為則一無是處。突出廣大人民本來是好事，但一經教條化，效果不免僵硬幼稚。這種簡單粗暴的手法最常反映在小說人物的刻畫上。好人必是工農兵，形象高大——浩然筆下的小說人物，連名字都要突出，像高大泉，蕭長春——舉動豪邁到不拘小節，包括隨地吐痰，一付英雄本色。若有人物出場，長的皮膚白皙；說話文縐縐，衣著整潔，口袋裡擺一方手帕擤鼻涕用……好了，不用作者點破，讀者早猜到這人八成是知識份子，將來不是立場不穩就是作惡多端。一句話，人物像京戲的臉譜，黑白分明。

離滬前夕，幹部局的同志（北京幹部局的分支，屬於「國家科委」，專門接待歸國留學生並安排工作）陪同我們去看第一次和第二次核試爆的紀錄電影。這部彩色|電|影，和七十年代初馬王堆出土女屍及文物的紀錄電影一樣，都是教育片，全國組織起來看，每人至少看一遍。中國有原子彈，宣傳效果比實際威力大得多，觀眾看到一朵蘑菇雲上升膨脹時，歡呼鼓掌，揚眉吐氣之餘，所有犧牲和代價都在所不惜。

我第一次逛上海的馬路時，意外地發現人們隨地吐痰。中國人愛吐痰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在臺灣長大，早習以為常。在上海大驚小怪，主要是回國前聽到的宣傳太好，一時難以適應現狀。畫報和左派人士的報導都說國內年年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五十年代又是如何「除四害」，認真澈底到整個北京城的麻雀都死光為止，而大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已經消滅了蚊蠅云云。腦子裡有這些先入為主的印象，一上街卻見滿地斑斑剝剝的痰印，不免噁心。而正在瀏覽櫥窗或品鑑迎面而來的行人時，忽聞有人喉頭咔嚓作響，轉眼一口痰m.ｈｅｔuboｏk.coｍ•ｃｏｍ已飛到自己腳邊，險險沒打個正著！

我原以為是文化革命的緣故，紅衛兵崛起，到處串連，人口自然膨脹起來。四年後，我到上海出差，發現照樣擁擠。七年後，我再經上海——那時已是文革後期，經過精簡機構、幹部下放和知青上山下鄉等運動——人更多了。百貨商店裡那種人山人海的盛況，只有香港中環甚麼大百貨商店突然宣告破產，存貨對折出售，所引起的搶購現象才差可比擬。每個櫃臺都是擠得滿滿的，並非個個都買東西，多的是玩票性質，津津有味地看著別人翻閱貨色，跟著開眼界長見識。

「老朱，給提提意見吧！」

我對老晏最佩服的不是這蛤蟆功，而是他的痰功。剛來時，他年輕力壯，加上病勢尚未惡化，說話和舉動都乾淨俐落，清起喉嚨來嗓門特別響。有一回，他和我聊起貴州的文化革命近況，說他這一邊的造反派如何揭竿而起。正說得興高采烈當兒，他忽然頭一歪「噗」的一聲，一口痰飛出兩丈遠的窗外。他若無其事的接下去侃侃而談，我在一旁卻驚得張嘴結舌。後來他這一派怎麼殺出重圍，我全沒聽進去，只對這種談笑間痰飛兩丈的高招佩服得五體投地。以後，每次隔著房間聽到老晏清嗓門，我的心先發緊，不知五層樓下，橫禍要飛向何人？

我們剛到上海那天是十月十八日。在機場填表時，世堯就把這一天改為自己的生日，取新生活開始的意思。他向接待的幹部請示，他們都說：「好，意義重大！」

法航的班機只到上海，在巴黎買票時，我們原計劃京滬這一段乘火車，可以沿途欣賞風景。我們委託大使館代辦，拿票時才發現他們自作主張，京滬這一程已代買下飛機票。當時連呼可惜，以後越住久，越領悟到「塞翁失馬」的道理。中國的民航機不是人民可以隨便坐的，要上級單位打介紹信，有正大的理由才能買票。這一趟飛機是我們在大陸上僅有的乘機經驗。

不久，民政局又送來一筆零用錢。按規定，留學生在分發工作前，吃住歸國家負責外，每人每天發一塊錢零用。我們覺得有吃有住的，很快也就有工作了，口袋裡又有剩餘的旅費，完全可以給國家節省這項開支，就拒絕接受。民政局先覺得我們怪（以後混熟了，其中一位悄悄告訴我，五十年代留學生曾向周恩來上書請願，要求改善伙食，這零用錢也是當時爭來的），這下以為我們很富有，樂得收回零用錢。

並不只晴天是這樣。我出差去上海時，也遇到下雨的日子，天暗得發黑，但人們全不加理會。渡船照樣忙著吞吐，人們打著油布傘和紙傘，在大雨中健步如飛。騎車的披著塑料雨衣，低首弓腰地向前奔馳，有如古書上形容行軍時「含枚疾走」狀，很少按鈴吵人。有一回在公共汽車上，見窗外單車成群而過，像四線縱隊，黑壓壓一片，好不壯觀。我看過荷蘭的風景介紹，他們也是單車橫行的國度，但聲勢實在不如上海。有些城市的早晨是很詩意的，像北京；也有些很散漫的，像西安。但上海的早晨卻富有朝氣，整個上海，我也只喜歡它的早晨。

印象裡，六六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十月下旬到達北京時，還是萬里晴空，風和日麗的好風光。雖知北風一吹，立刻就是隆冬的氣溫。明明是豔陽天，但北風一陣催緊一陣，不但呼嘯有聲，還揚起塵沙和落葉，漫天飛舞，逼得陽光也人老珠黃似的，大減顏色。我這個南方佬，頭一遭碰到這種乾冷的氣候，不禁龜縮了。上街時，遇到風襲，瞇了眼低下頭還不足以抵擋，必須背過身去「逆來順受」。即使如此，寒氣仍是穿透兩層毛衣，陰森凌厲到穿腸入肚的地步。

坐飛機對大家都是難得的樂事，起飛不久，許多人就解了安全帶，擠到窗口看風景。那天秋高氣爽，飛機飛得低，望下去，山川歷歷在目。旅客彼此指點著，興奮中流露出一份「天涯若比鄰」的嫻熟和親切。我們雖然換上了藍布制服和黑布鞋，我的頭髮沒有燙，也剪得短短的，但究竟不像國內那種齊耳根型，乘客早看出我們是外來人，坐在我座後的旅客自動負起嚮導的任務，一路大聲報著重要城市和名山大川的名稱。報到五臺山，我一時沒找到，他甚至站起來比劃，直到我看見為止。可惜五臺山在望不久，飛機就抵達北京。

他的話幸好沒有應驗，我們沒去東北，而是去了南京。南方女子愛穿絲棉襖，怕冷的最多再加上一件呢外套，很少人穿長大衣。我騎車上下班，大衣也嫌累贅。後來就定製了一件絲棉襖，塞了一斤多絲棉（普通是半斤），穿上了人像個吹足氣的橄欖球，但比起皮大衣可是輕暖許多。七三年離開南京時，大衣面子送了人。皮筒子想留作紀念，但在香港時，氣候潮濕，怕它發霉，才寄回臺北給妹妹派用場。

文革是一場浩劫，連廚師都逃不掉，其他各行各業也就可以想像。

好自由啊！我當時十分感動。後來生了老大，就讓他隨父姓，老二則從母姓，表示男女平等，連姓氏也來個平分秋色。以後才逐漸發現，自由的內容貧瘠得很。而這一點對知識份子也彌足珍貴，不少人加以利用。有對同事夫婦分別姓秦和黃，子女六個，有叫黃河、黃海、黃山，有叫秦嶺、秦川、秦中，全是地理名稱。那時候，作夢也不曾想到有朝一日我們還會離開大陸，七年後，在香港為這生日和兄弟倆姓氏不同，惹了一場不小的麻煩，以後有機會再敘述。

世堯的皮襖重量真夠瞧。老管有一回拿來一把秤，皮襖竟秤出兩公斤來！難怪他上街回來，脫下皮襖後，先要在肩膀上做一番按摩。但暖和是沒話可說。六七年開始武鬥，生產破壞，翌年各地燃料奇缺。北京呼籲大家節約用煤，華僑大廈雖是十大建築之一，勉強維持在攝氏十五度，早晚清涼得很。這時，世堯風濕痛的毛病開始露頭，特別怕冷。碰到大雪天，他的皮襖就從屋裡穿到屋外，簡直不可一日無此君。

像王府井這種萬方雲集的場所，尤其是「人民日報」社和「百貨大樓」前面一帶，逢到假日，整條街一眼望去盡是人頭。狹窄的馬路上人車競行，兩邊的走道上，行人肩膀挨著肩膀，作寸步蠕動。這時若聽見清喉嚨的聲音，個個像火雞伸長了脖子，再忙也要眼觀四方，提防自己被光顧上。

「今天是甚麼節日嗎？」我問陪同的幹部。

我把全部布票攤出來。他數了一陣，又瞄我們全身一眼，說：「女的夠買一件長大衣，男的一件皮襖。」

「有沒有皮底的？」我問。「我很怕冷……。」

老晏的病醫了半年多，竟是每況愈下。健壯的一條漢子終於纏綿床榻，瘦得整個人只剩一付骨架子，臉無血色，連說話都艱難。服務員照顧他，特地把痰盂挪到他床頭。我們去看望他時，見他費盡力氣才能側身吐一口痰，心裡難受極了。那時，我但願他能恢復健康，再有力氣表演那手絕技，就是落到我身上來也不在乎。但老天無眼，最後還是看著他被抬上擔架，用飛機運回老家。

「沒有呀，」他說。

正看得出神，忽覺眼前一亮。猛抬頭，發現朝日已經躍上半空，光芒四射，照出了灰藍的天空，照亮了黯淡的市容。附近這一帶的高樓大廈沐浴在陽光裡，再古老陳舊也煥發著光彩，形象又高大許多。我想起紐約和東京，又想起站在蒙馬特下望巴黎的情景，覺得沒有一個地方像上海。上海不像別處那麼擠成一團，它似乎可以向地平線無限延伸出去。上海的大樓也沒有像紐約那樣多到礙眼或高不可攀，使人有窒息感。它們只是棋盤上的點綴，並不破壞整個和圖書佈局，這一點是獨具風格的。

服務員報過例行的航程資料後，喇叭就響起革命歌曲。旅途中頭一回聽見，感到很新鮮，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播放下去，不免奇怪，怎麼不讓顧客清靜一下呢？以後才發現，強制性的收聽廣播早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飛機、火車、輪船、機關、宿舍……都有這種高音喇叭，除非耳朵塞棉花，否則無處可遁。

兩人穿上了皮衣，頂著咆哮的北風，不用再弓背縮腰，只覺身上和暖如春。我們覺得又新鮮又興奮，直樂得不想回旅館。當下就踅向王府井，改去逛東風商場（從前的東安市場）。身上暖和，更加襯得腳上單薄。在上海買的塑料底夾布鞋已不夠禦寒，穿著走在水泥地上，就像赤足碰水泥，冷冰冰的。買鞋吧。心照不宣地，兩人都朝賣鞋的櫃臺擠過去。

總之，在今日的大陸，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也可以解釋何以文革到了六七年，進入奪權階段，便一切走了樣。各派分化，彼此打得頭破血流。無它，全是為了抓權。那一段日子，紅衛兵的街頭宣傳和舞臺演出，主題常突出奪權的重要性，刻畫「反動派」如何為它朝思夢想，而造反派不奪到手不罷休。當時尚有些迷迷糊糊，覺得革命無非要「為人民服務」，強調權力作啥？以後實地生活久了，才發現它妙用無窮。

七零年，世堯在蘇北挖淮河入江水道（連接淮河和長江的運河）。睡覺的草棚雖然舖了稻草，仍嫌潮濕，他的風濕性關節炎時常發作。有一回我給新漢寫信，無心中提到他的病痛。新漢認為世堯在蘇北比他更需要羊皮襖，花了一大筆郵費打包寄來南京。但世堯是怕濕甚於怕冷，而且整天挑河泥，肩膀痛得最厲害，根本無法承受皮襖的重量，結果是買了一件二手貨的舊棉襖穿。這皮襖一直掛在家裡壁櫥內，準備有一天去山西探望他們時，親自送上。沒料到我們終於決定離開大陸，最後還是打了個大麻袋包，連同一些什物寄給他們。一件皮襖，幾年中來回往返，無它，友誼為重而已。

「置上皮衣了？」他上下打量著我們。

與我們先後回國的有四家人，早被組織起來，每週規定搞政治學習。世堯這個「工農兵行動」自然提出來辯論。除了楊景（左霖右鳥）表示諒解，其他無人苟同。黃金地尤其大聲疾呼，說不能同流合污。他天生有潔癖，三天兩頭洗衣服，天天要洗澡——天天洗澡，光是這種念頭在北方就是一種瘋狂——出門回來要拍打一遍衣服，自然是不能容忍。景（左霖右鳥）和世堯其時是公認的左派，但景（左霖右鳥）幸好只止於理論，行動上絕不被同化。世堯以擇「善」而固執，還自鳴得意呢。

飛機是向英國購買的羅伊羅斯袖珍型，分頭等艙和二等艙。我們乘二等，約有兩打座位，配備了兩個女服務員。她們的穿著打扮和街上的女孩子無異，半新舊的人民裝，布鞋布襪，一個梳辮子，一個剪短髮，態度不亢不卑，絕無國外空中小姐那種笑容滿面或者「乘客永遠是對的」奉承姿態。三小時不到的航程中，遞過一次茶水，一隻鴨梨和糖果而已。這也乾脆，不像加拿大的班機，兩小時的飛行也要賣一趟酒，吃一頓飯，騷擾不說，「羊毛出在羊身上」，到頭來還是顧客掏腰包。

以後我也坐過火車、輪船和長途汽車，比起飛機，真是辛苦萬分。中國交通工具的發展遠遠落後於人口的增長，僧多粥少，車船自然擁擠不堪。我難得出門一趟，到達目的地時，總是疲倦不堪，但精神上卻有飽餐一頓的富足感，主要來自中國人特有的人情味。由於政治上的高壓氣氛，鄰居可能有「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但旅途相遇，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彼此反而易於交心。我也曾在歐美旅行過，舒適愉快，但事後回憶往往只記得一些風景片段。在大陸上旅行，記憶裡卻裝滿了人物和故事。

「沒辦法。」他苦笑著說：「宣傳一陣就好一陣，不宣傳就鬆一點。現在嘛，抓革命第一……」

「你們有多少布票？」中年的男售貨員先打聽清楚。

我不久就發現，在旅館內養孩子很費錢，每個月光牛奶就要去掉二十多塊。吃住不付錢，每個月還有六十元現金可花，在全國首富之區來說，也是很好的收入。但我可能手頭鬆，不會精打細算，總是不夠用。世堯向來不管錢，但有個省錢的本事，只要聽我喊一聲錢根緊張，他立刻禁止烟酒，連內衣破了都拒絕添買新的。我還不曾喊過窮，他已經自動把剛到時抽的中華牌香烟（六毛錢一包）改為大前門（三毛九分一包），上街只喝最便宜的啤酒。深知他的脾氣，我一向獨攬家中的財政大權。

「清隊」時，多少名廚只因曾為洋人或國民黨要人掌過廚，便被打成特務或反革命。關押之外，罰去掃地做苦工的比比皆是。等到新貴們食慾發作，又招去「洗手作羹湯」的屢有所聞。就因為那幾年對烹飪藝術摧殘太厲害，年輕人不敢學，老年人不敢教，幾有失傳的危險。最近上海人張旗鼓，召集七大飯館的名廚作會演，請出七老八十的高手表演殺蛇殺狗和切肉的刀功，以及一斤麵粉擀出一千張餛飩皮等手藝，算是為今後發揚中國吃的藝術開了綠燈。

當然，以後上了北京，隨著文革的推進，幹部局的臉越拉越長，我們慢慢也就摸清了來龍去脈。

腳下的南京路早活躍開了。提籃買菜去的婦女或老人，穿梭在人行道上。騎單車上早班的川流不息，而龐大的無軌電車在單車隊裡像隻大爬蟲，顯得笨重遲緩，不時要咳嗽幾聲，以示任勞任怨。騎單車的，越年輕，速度越快，趕超公共汽車時，鑽進鑽出，疾如水蛇。路上也有踩三輪車送貨的工人，車上裝滿了蔬菜或水果；也有用摩托三輪車；還有送牛奶的車子，車身漆成藍白相間，給人新鮮而乾淨的印象。掃馬路的清潔工，頭上戴頂白布帽子，手中的大竹帚在車輛和行人的夾縫裡游走，早練出一套功夫了。

我們脫下新裝，請他品評一番。

這個商場的門口其貌不揚，又矮又窄，但走進去才發現腹地不少，而且院中有院，很像大柵欄一帶的老建築。食衣住行的用品在這個窄門內樣樣俱全。除商場本身外，另有幾家名氣很大的餐館，譬如涮羊肉就是。一家西餐館因為「破四舊」，在文革中歇業很長一段時間——那時，賣西餐就意味著不革命——以後改賣中餐，直到七十年代才恢復西餐供應（全市的西餐館子都是同一命運，供外賓的當然例外）。有一家信託行，專門買賣舊貨，最是吸引顧客。洋顧客光顧得特別勤快，專買對中國人無用的首飾、珠寶、女式皮包和繡花袍子等等。文革裡胡亂抄家，弄得很多寶物變相流失到當時駐在北京的外籍人士手中，誠是憾事。

「二十三塊，甚麼票也不要！一輩子且穿哪，頂多換一兩回底就行。」

文革中，中共消滅了最大國粹麻將牌（廣州例外，那裡一向賭風興盛），獨對另一國粹無動於衷。其實，要杜絕這個不良習慣並不難，只須免除一次人人咒恨的政治運動，把它移作增進生產和愛國衛生的宣傳。那時候，生活改善，人民心情舒暢，「有所為」而忙，痰氣自消，而這古老的惡習也就根治掉。

不但生日可以改，他們說，連姓名也可以改，甚至將來生男育女後，子女隨父母任何一方姓均可——甚至用外姓都行。

「狗毛的，全北京再找不出比這更暖和的啦！」

當然，這是剛回國的一段日子，手頭上還有剩餘的旅費，花錢特別慷慨。那時有「童叟無欺」的安全心理，以為不會上當；何況折合美金（當時是兩塊四毛折一美元和-圖-書）算，兩件皮衣一百塊都不到，只覺得太便宜。我們那時還有一種左傾幼稚病，以為有錢就是罪惡（起碼不夠無產階級），樂得花完了事。寧可兩袖清風地走上崗位，一點一滴從頭來起，這樣才是新生活的開始，真是天真得可以！

那時，另一對回歸的朋友景新漢夫婦正住在山西的太原飯店裡等候分配工作。據他們說，太原冬天很冷，滴水成冰，逼得兩人足不出戶。世堯知道他們沒有能力購置皮衣，有一回，太原的幹部來我們旅館開會，就托他們把皮襖捎給新漢。

我並不懂狗毛的好處，但記得在臺灣時，每到冬天，有好些廣東人吃狗肉，據說是為了祛寒，可見狗是熱性的動物。世堯很信這一套中醫理論，極力在旁讚好。我身旁的顧客早伸過手來，協同品鑑這毛裡子，也說是好毛。我越發相信狗毛的名貴。於是試穿了一隻，竟然就合腳，立刻買下來。

詞一發表，舉國學習傳誦，一致稱道是「革命浪漫」主義風格。歷史上的皇帝還不曾有誰把「放屁」寫進詩詞，這一點，毛澤東實在是革命的。

不管聲音多麼嘈雜，旋律卻是飛快的。騎車和步行的全是步調緊湊，一改晚間那種慢悠悠的逛街神態。工人拎個飯盒，小學生背著書包，就是嘴裡嚼著油條，腳也是大踏步前進。街口巷尾的小吃店，早市不如晚市擁擠，但人進人出，加上招呼喊叫，也是忙成一片。昨晚我逛街時，常超越別人，今早卻是人人趕在我前頭。也就是這種時候，我才體會到這最大工業城市的脈搏是如何跳動著。上海的早晨，確是充滿了活力。

隨地吐痰已經發展到一視同仁的地步，連號稱世界最大的天安門廣場也照吐不誤。對著壯嚴的故宮城牆，白玉石雕就的金水橋檻，人們大大方方地吐下去，豪邁之氣，怕是前無古人——但願後無來者才好！

民政局給了十丈布票，我們每人買了一件花襖，又買條棉毛褲穿在單褲裡面。穿著新棉襖出門時，上身倒暖和，膝蓋卻是冷颼颼的。陽曆年未到，樹桿便光禿禿的，落葉也被北風颳淨，到處是天寒地凍景象，凍得雪都不下來似的。旅館有暖氣設備，這時維持在攝氏二十度左右。我們仍覺得冷，在房間裡也穿著棉襖，出門就沒衣裳加了。

一年四季都是顧客雲集的東風商場，這時商場裡更是擠滿了外地來的紅衛兵，甚麼櫃臺都是一條人龍。玩具部門也是水洩不通，連五尺高的紅衛兵也瞇細了眼瞧萬花筒，試玩具手槍，玩得津津有味。

上海是最大工業城市，工人數目在六十年代據說就超過三百萬，陣容最強，勢力最大，穿著打扮的風氣也是由工人伊始，知識份子腼腆地跟上。一進入七十年代，女工穿著顏色鮮豔的毛衣招搖過市，叫我們這些南京來出差的「大蘿蔔」（南京人的外號）看得傻愣了眼。別說是上海，就是在南京，上海人的打扮也惹人注目。我有一個上海來的女同事，每逢季節換裝，大家都要羨慕地盯上幾眼。她偏偏還故作謙虛地說：「我這是幾年前的老樣子了！上海現在又興新樣子嘍！」這種佔盡便宜的脾氣似乎是上海人的特點，中共的思想改造也不能損它分毫。

郭子加夫婦其時在英國，聽到我們失業又添丁，隔著千山萬水乾著急，匯了兩次錢來支援。這種精神上的安慰意義大過金錢。實際上，我們在中國生活七年多，從不曾為錢憂愁過；憂愁的也都不是金錢所能解決的。我們有中等的收入，生活上無甚奢望，沒有添置的念頭。那時，很多東西有錢也買不到，像電視機或電風扇，非得升到某種地位才有染指的資格——到這等地步，不花錢也有人自動奉送。

我們是不速之客，頭一回下去吃晚飯，竟讓廚房措手不及。服務員只好把我們帶到樓梯口，一個過道又兼房間的地方，清出一張小桌子，擺在上下樓梯之間的轉角上，讓我們坐在那裡吃。這裡全是工人，有站著吃的，也有坐的或蹲的，人手一大碗炸醬麵，或者兩個黑饅頭外加一碟菜，往往是素菜。我們居高臨下，看著兩碟炒菜和一大碗榨菜肉絲湯送上來，暗自慚愧，覺得無功受祿，又被養尊處優，飯菜都梗在喉頭，很不是滋味。

二等艙沒坐滿，我是唯一的女客，其他都是幹部和軍人。軍人因為取消了代表官階的服飾，看不出職位高低，但夠資格乘飛機，想來不是普通士兵。林彪取締肩章徽號，一律草綠布衣，粗略看去，官兵難分，顯得平易近人，這一點比彭德懷高明些。但這只是初步印象，慢慢也就看出等級和區別來了。除了用口袋數目區分官兵外（四個口袋是官、兩個口袋是兵），還看衣服的料子和質量；同是軍官，高級的有車坐，甚麼級別甚麼車子，還看放不放車簾（官越大，越不能讓人看到廬山真面目）……講究很多。六九年春，我有幸同「解放軍」某部隊比鄰而居，又同他們一起勞動過。綠布制服群中，軍官嚴詞厲色，士兵俯首貼耳，平民化的外表之下，等級森嚴得很。

「棉鞋哪來皮底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離開美國時，曾留了一筆錢在朋友處，托他代寄回臺北。既然臺北的生活程度高過大陸的，我覺得這筆錢對我們今後的用途更大，便寫信問朋友寄走不曾。朋友出於謹慎，一年來沒敢寄出，這時忽然心血來潮，決定採取行動。我信到之日，他正好寄出給臺北的匯款通知，慌得他親自跑到郵局去交涉，輾轉經日，才由總局把信截回。他很快就把錢改匯給我們。前不久見面，談到這件事，雖事隔十年，仍覺得巧合得離奇。

但吃住究竟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們慢慢也就發現，穿用才是最花錢的。一斤最好的精瘦豬肉是九角錢，但是一雙短統彈力襪（尼龍料）就是三塊錢（等於我在南京每個月的房租）。一年不到，我們帶回去的錢就花得差不多了。六七年秋，頭一個孩子生下來，我不顧世堯反對，開始向民政局按月支領這零用錢。世堯以為難得做件好事，竟有始無終，猶自長吁短嘆。我稱他是革命幻想派，他認為我是現實主義功利派。這小家庭內的「派別」之爭，一直延續到南京去。

記得在臺北時，鄰居是上海人，男女穿著都很時髦，所謂「海派」，連髮型也走在風氣之先，印象裡總以為上海人重穿著打扮。等實地一看，男女都穿準制服，一律是衫褲，顏色單調——藍色為主，灰黑其次——式樣簡單，與全國其他地方無異。髮式亦然，全剪短髮，女的頂多是梳辮子。我當時的印象和所有的中外訪客如出一轍。但是住久了，才發現到差別，印象不得不加以修正。上海人的穿著，和他們的工業品一樣，仍是遙遙領先。同樣的布褲子，北京和東北一帶的，必定縫得肥大臃腫，上海人卻把褲腳縫小些，既省布又合身，真正經濟美觀。在文革那種大壟斷的時代，女子上衣的領子只有兩式，圓領和尖領，可以開頸或閉頸。但上海的裁縫師傅卻絞盡腦汁，在兩種夾縫裡創出第三種。

眼下的人民公園，幾時聚集了好些人，這裡一伙，那裡一堆，正在打太極拳。他們都是跟著一兩個年紀大而武藝也顯然高超的人比劃著。一邊打，一邊隨時有人加入，自動站好隊。男人多，女人少，最多的一組，我點算一下，將近二十人。另外也有獨打少林拳的，或耍太極劍的，或耍猴拳的（那雙手稍彎向前飛快掏挖攻擊的姿勢像透了猴子，故名之），看來武風頗盛。趕來呼吸新鮮空氣的老人，或者倒背了手，或者扶杖而行，神態最是自得。有些紅衛兵口咬著燒餅油條，三三兩兩閒逛著，像是專誠來遊園。更有一些坐在板凳上，攤開「語錄」在朗讀hetubook.com.com，目不斜視，模樣兒虔誠得像基督徒在唸聖經。

五樓上有五個男服務員，年紀多在二十到四十歲之間。只有一個上了五十，叫老管，他出主意叫我們買皮衣過冬；其他服務員跟著慫恿。這時，街上趕騾馬車的工人已經披上羊皮子，毛花花搭在身上，甚麼條紋花色都有。普通人穿的皮衣，皮毛縫做裡子，面子用棉毛料子，最多配個毛皮領子，我們外行人看去，難以辨別對方穿甚麼貨色。老管說他一過了年，早晚上下班非穿皮襖不可，要我們趁早買好大衣。我們一聽，立刻心動。

上海人口之多，頭一天已經把我嚇了一跳。別看飛機場裡冷冷清清，汽車一駛近市區，路上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摩肩接踵地，人行道也容納不下，便大搖大擺地走在馬路當中。汽車司機不時撳喇叭為自己開道，也有逞威風的意思。幸好汽車極少，在人海中有如鳳毛麟角，否則大大加重聲音的污染。行人甚麼行業都有，紅衛兵、工人、幹部、老人、婦女、小孩、軍人，個個神態悠閒，安步當車，那樣子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初臺北西門町電影散場的情景。

輕巧取勝的特色也表現在飲食上。上海的小吃，名堂沒有北京多，但是價廉物美。第一天到達，晚上出來逛街時，大街小巷的飲食店，噴出種種香味，引得我胃蟲蠢蠢欲動。我們剛在愛國大廈吃了一餐飽飯，誰知一聞到魚圓湯的味道，立刻想起臺北的圓環，兩人的腳竟不聽使喚，跟著行人跨進店去。這家小店只賣兩種湯，酒釀圓子和魚圓，前者要糧票，後者不要，因此我們每人買了一碗吃。許是太久不曾嚐到家鄉味，吃完又去排隊買第二碗。以後再到上海，就失去吃第二碗的興致，到底不如臺灣的，少了芹菜粒和香菜，味道略遜一籌。但酒釀圓子很不錯，是真正大眾化的美味。

中共當局把這項大眾化習慣提升為國粹，更是功不可沒。許多接見外賓的「新聞剪報」（紀錄影片）中，地點不論是人大會堂或中南海的客廳和書房，賓主之間總有痰盂作陪。毛澤東和尼克森會談時，中間一隻大痰盂做見證，這是中外人士共同瞻仰的鏡頭。據說尼克森一行人離開中國時，還買了兩隻精製燒瓷痰盂帶走。國人得意洋洋，視同文化輸出。

大陸雖窮，但錢並非大家最想爭取的目標。權力才是。四書五經全不要，但人人爭唸「權」經，因為有了權力，自可名利雙收，不但物質享受應有盡有，甚至生殺之權在握，那種威風凜凜，非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所能想像。譬如王洪文，文革前只是上海一個棉紡廠保衛科的低級幹部，住房狹窄不堪，夏天傍晚必抱著孩子到巷口乘涼，看人下象棋來打發悶熱的夜晚。造反後，攀上了張春橋和姚文元這部直升飛機，一下躍為高幹。他的房子越住越大，橫跨南北不說，還花八百萬人民幣在北京西郊蓋別墅。七六年唐山毀於地震，他嚇破了膽，又動用外匯進口防震玻璃鋼房。至於吃用，紅衛兵小報在文革期間就提到「按時送去生活用品」，一打聽才知是鵝鴨魚肉及各色高級工業產品。這一項只是高幹的起碼待遇。另出花招的不在內。隨便舉個例子，「三年困難」時期，大家飢腸轆轆，「南霸天」陶鑄為了滋補自己的身體，一年就吃了兩萬多塊的人參。那個時期，很多人飯都吃不飽，遑論人參。

我們在上海前後只住了四天，參觀過少年宮、工業成品展覽館（利用前哈同公園的一個角落建成，叫「中蘇友誼紀念館」，以後友誼不存，乃改成展覽館），萬順水壓機，閔行工人宿舍區等等。這些地方，導遊都作了詳細的解說，以今昔的成就為對比，強調自力更生政策的成功，類似人民內部進行的「憶苦思甜」報告。甫進國門的人，碰到這種場合自是十分感動，我那時的心情和所有回去參觀訪問的人一樣興奮，感受也同一些走馬看花後寫出的「報導文學」中所形容的相類似，這裡就不必再重複。但有一個場合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每次想起仍舊渾身不舒服，卻是要說一下。

不僅衣服這樣，鞋子也在輕巧上用功夫，連毛衣的針法也是眾目所矚。南京有一陣子打毛衣興「阿爾巴尼亞針」，說是上海傳來的。我是外行，但瞧那針路實在平淡得很，只是臺北人常用的一種。但上海人愛創新，又怕惹上資產階級好奢靡的罪名，就機靈地套上「阿爾巴尼亞」——文革期間中共唯一的「兄弟」國家。光這念頭就絕頂聰明。

丙種仍是兩菜一湯，量很豐富，只不過沒有鵝鴨出現而已。但有很多豬心，常是豬心炒白菜、豬心炒青菜、炒菠菜……。我在臺灣長大，很少吃到豬心，總當它是個美味。結果兩年四個月吃下來，吃怕了，自從搬出華僑大廈至今，我不曾買過定一回豬心。其他菜都不錯，就是素炒蔬菜一定要澆上稠稠的芡粉。據說是北京口味，實在不敢恭維。

於是他取來一件老羊皮短襖，深藍布面，一件大衣帶風雪帽（即套頭的斗篷），咖啡色布面，裡子是許多狐狸腦袋拼成的，金黃色毛，花紋挺漂亮的。我們當場脫了棉襖，試穿給售貨員看。他歪了頭，左右相兩眼，說：「行！」我們這才問了價錢，大衣是一百二十九元，皮襖是六十九元。付清了錢，我們拎了棉襖，就穿著皮衣走掉。我沒回頭看，但直覺地感到售貨員和顧客都盯著我們的背影瞧，大概很奇怪有這麼好打發的顧客。

民政局發給我們的是甲等餐票，每人每天一塊五角。夫婦合在一起，中晚餐都有兩菜一湯，白米飯或饅頭隨意挑選。名曰華僑大廈，這時一個華僑旅客都沒有，住滿了全國各地來開會的幹部。他們全是集體行動，合伙吃飯，把席開三十桌的大餐廳裝得滿滿的。

言下之意是合該如此！

外面回來的人對這個習慣口誅都來不及，偏偏世堯被同化。兩年不到，他由憎惡轉為同情，終於效尤起來。有一回去北農大玩，下了公共汽車，穿過麥地時，他公然吐起痰來。

「這是大眾化的習慣，工農兵都幹的事嘛，」他大言不慚地為自己辯護。「要回歸認同，就要認同到底。要做到愛工農兵之所愛，恨工農兵之所恨才行。」

工宣隊和軍宣隊進駐機關學校後，這樣作風特別流行。這兩種人開大會作報告時，拍桌子敲板凳，動用三字經是常有的事。真正是工人或阿兵哥的表演，倒也不失坦率可愛。最可厭的是冒牌貨——工宣隊裡的頭子都是黨員幹部或治保人員——故意穿打補綻的工作服，褲腳一長一短；甚至大腳翹到人家鼻子底下——誰也不敢哼一聲。老子這是工農兵本色哪！

回去的路上，我們默然無語。人家以為我們是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殊不知我們心裡滿是羞愧和難堪。電影院中，人們熱烈鼓掌的自豪形象，如今全被這馴服的拍手樣子破壞殆盡。我自己淪為被牽線導演的一部份，尤其覺得委屈。我們只是兩個小小百姓，純粹回來定居，也要這樣費手腳巴結，那麼對待一些參觀訪問後又要出去的客人，更不知要興師動眾到甚麼地步了。回想海關人員檢查行李的臉色，這樣忽冷忽熱的待遇，有些令人摸不著頭腦。

毛澤東在這方面可是現身說法。他最愛說些俏皮話，甚至謎語或囈語，甚麼「鳥要飛，娘要出嫁」（林彪事件的傳達），簡直不知所云。他點名要批宋江，但誰是七十年代的宋江呢？連他老婆都猜不準，挨他罵：「放屁！文不對題。」。這謎底隨著他進入墳墓，始終沒有拆穿。他也喜歡重複偏愛的字眼，死前發表的一首詞「念奴嬌，鳥兒問答」，也來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