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三支兩軍的也大為惱火。有的埋怨：「中央文革把軍隊老幹部調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這兩位一來就偏聽偏信，和北京派駐武漢的紅衛兵一鼻孔出氣。下機伊始，就公然表態，支持「工總司」，把「百萬雄師」恨得牙癢癢的。

原來「揪軍內一小撮」這個馬蜂窩捅得太大了，事後追查責任，連帶著收回雜誌。收回雜誌其實只是官樣文章，禍害已種下，收回幾本雜誌管甚麼用？

而北京來的也死了幾位，效法「哭秦庭」，開追悼會，向中央文革告狀。毛澤東乘機就罷黜了李井泉，藉口是政治局常委的決議。李自己就是常委，沒去開會，哪來決議？當然不服氣。工人和軍隊也都不服氣。「產」派不理睬中央要他們放下武器的命令，打得更起勁，連坦克大砲和援助越南的武器都拉出來用。反正有軍隊撐腰，他們佔優勢。

一聽說去不了南京，男女服務員都向我祝賀。他們說能在北京做月子真福氣，起碼有得吃的；外地武鬥厲害，缺吃少穿，不去最好。

這兩派彼此爭論武鬥不說，還把郊區的農民捲進去。農民被煽動而放下鋤頭不種地，改拿木棍進城來打架。他們的工分和口糧都有現金補貼，還美其名曰「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舉數得，又何樂而不為？

「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輕描淡寫地形容，「但收獲是最大最大最大！」

解鈴還須繫鈴人。發動「文攻武衛」並暗地支持「揪軍內」的江青，在九月五日接見安徽來京代表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她不但批駁了「揪」的不對，還迂迴地為自己「文攻武衛」作辯解。

而剛開始，軍隊有「三不」的傳統（如對人民群眾不許動手），眼巴巴看著武器遭搶，不敢動武保護。這滋長了造反派的氣燄，拿了武器亂殺亂打，動輒血流成河。到事態嚴重時，林彪才親自下令嚴懲搶劫兵器的為首分子，不許攻擊軍區，這已是「亡羊補牢」的措施。

就在武漢事件後，幹部局來通知我們，南京之行取消了。我們行李都捆紮妥當，乍聽到有些失望。但他們說，水科所有幾個研究室（包括分配世堯去的在內）正醞釀要取消，研究員和行政人員可能要下放，言下之意，就不必老遠趕去參加下放。

林彪認為這些動亂只「亂了反動派」，而且「暴露了敵人」，不但是正常現象，而且是好事。這是打腫臉充胖子，故意對人民耿耿於懷的武漢兵變表示不在乎。

那時，下放的口號還沒有公開提出來，我猜想這只是不要我們南下的藉口。真正原因可能是武鬥造成的交通不暢，行政癱瘓，甚至是水科所拒收留美學生都可能。

不在北京，那麼在哪裡呢？人們自然而然想到了武漢，於是群情激動，不亞於爆了一顆原子彈。婦孺老幼都出動遊行，扯破了喉嚨喊：

「有呀，幹麼？」

「誓死保衛毛主席！」

八月初，服務員有一天忽然問起：「你們有十二期的紅旗雜誌吧？」

這樣做，大大破壞了生產和交通運輸，在兩湖、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河南等省，情況尤其嚴重。中共中央不得不在七月十三日下令制止農民進城武鬥，同時倚賴軍隊維持秩序。

為了得到軍隊的支持，各派先已打得頭破血流了。等軍隊表態支持一方後，另一方不甘服輸，發憤「背水而戰」，武鬥反而強化。本來還用木棍拳頭打，軍隊介入後，武器現代化，結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更加打得不可開交。

當時極左思潮氾濫，有不少人把留美的看成洪水猛獸和-圖-書。

這一陣子，南京有個「五湖四海」的恐怖組織，到處搶劫殺人，被渲染得神乎其神。很多人因此白天睡覺，黑夜走避，機關學校一度十室九空。凡鑼鼓臉盆等可以敲擊的東西都搬出來備用，風吹草動時可以互相警告。只要聽到「五湖四海來啦！」人人落荒而逃，但誰真正見到「五湖四海」的人呢？誰也說不上來。

在北京，則展開了文革三年高潮中空前絕後的遊行陣容。兩天之內，不止一百萬人上街，而且是廿四小時，不停地搖旗吶喊。大廈所在的王府大街和豬市大街是遊行必經之地，那兩夜我根本無法入睡。

七、八兩月是文革十年（廣義而言）中最混亂的一段日子。尤其是八月，到處只聽到「打！打！打！」因此有人稱為「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但多數人卻簡稱為「打內戰」。

大約在武漢事件的同時，浙江造反派曾向她請教怎麼對付保守勢力的進攻。她不加思索就發出了「文攻武衛」的號召。

為了怕打草驚蛇，中共一面集會遊行製造輿論聲勢，但對武漢事件實際上採取讓步和安撫的辦法。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封致武漢軍民的公開信中，雖然明定「工總司」等一派是革命組織，但不曾把「百」派打成反革命，只把責任推給軍區「個別負責人」而已。七月下旬，內部傳達了對「武漢幹部問題報告」的十五條批示，也是寬大為懷，凡態度誠懇的一律給出路；對武鬥中死亡的家屬付撫恤金，兩派都一樣。

武鬥又多了對象。從前是民間互相打，現在是民間向軍隊攻擊，而軍隊內也自己打起來，互控對方是走資派。

「百萬凶屍死無葬身之地！」

我的許多醫生朋友都證實了這種傳說，認為當前只有北京最安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本來就怕在旅館養孩子，現在似乎成了最理想的所在。事已至此，也只好認命了。

「百萬雄師」在司令員的默許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此外，還用逼宮的方式向兩位中央代表施加壓力。他們把謝王下榻的樓房（據說離陳再道的住所只有幾尺遠）團團圍住，還綁架了王力去鬥爭，打傷了他腳上一隻拇指，打腫了一隻眼。另外，「百」派的人也攻進了武漢鋼鐵廠，彼此展開殊死鬥，雙方死傷無數，工廠的破壞更不在話下，這就是震撼全國的「七、二〇事件」，又叫「武漢事件」。

江青沒有說明怎麼武衛，但此時拳頭棍棒已呈落後，造反派心目中有槍枝彈藥。得了江青的「準聖旨」，各地的造反派，不管是左是右，便公然攻擊武器倉庫，搶槍的事件盛行一時。民兵的武器本來是應付外敵入侵，這下全抖開，對著同胞衝殺起來。

一句話，她江青永遠沒有錯，是群眾誤解和執行的錯誤。

而廿二日，上午還在示威遊行，下午忽然偃旗息鼓，調集了造反派和紅衛兵的頭面的人物，總共數萬名，到機場列隊歡送謝王兩人回京。當天晚上，城裡就到處傳說「放了！」有些人還以為是釋放了毛澤東。

武漢事件對林彪的地位是個公開的挑釁。八月九日，他對各地來京的解放軍幹部講話，試圖為文革引起的武鬥和混亂找理論根據。

「上面傳下來，要大家上交。」

陳再道實際上立了一功，卻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他被解了職，九月中叫到北京來，專門給他開了個「學習班」，幾次被揪鬥，吃盡苦頭。直到七二年林彪事件後，他才得到解放。

武漢事件已證明左派勢力不是保守派的對手，「揪軍內」更加不得https://m.hetubook.com.com人心，等到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發生，左派簡直威信掃地。毛澤東是「識時務者為俊傑」，趕緊採取退卻路線。就這樣，王、關、戚等馬前卒，轉眼變成替罪羊。以「五一六」反革命組織的後台為罪名，第一批被掃出歷史舞台。

四川的武鬥已經聞名全國。保衛西南局第一書記和成都軍區政委李井泉的「產業軍」（多是兵工廠等國防工業工人）和倒李的紅衛兵從四月份就打起來。北京派去的紅衛兵出於官官相衛，支持當地的紅衛兵，把「產」派打成保皇派。工人怒火沖天，五月初武鬥時，機關槍和手榴彈全上場，紅衛兵死傷無數。

「揪軍內一小撮，」我對世堯說，「那不是要重演幾個陳再道事件嗎？」

「絞殺陳麻子！」

那兩天，許多人都以為毛澤東處境危險，彷彿陳再道即將兵臨城下，謠言滿天飛，弄得人心惶惶不安。我挺著重磅炸彈也似的肚子，整天站在窗口看遊行，心裡乾焦急。世堯跑進跑出跟著搖旗吶喊，兼打聽消息。那幾天，提到陳麻子，我們也是和大家一樣，恨得咬牙切齒。大廈裡的「百萬雄師」隊員嚇得足不出戶，把自己關在房內，三餐都不敢出來吃。會議室、餐廳和他們的房門上，都被貼上了「百萬凶屍罪該碎屍萬段！」等等的標語。我們旅館很文明，沒有出手打人。其他旅館就聽說有把「百」派的人圍攻毆打，甚至驅逐出門的事。

建設兵團成員一再和紅衛兵起衝突，動輒打殺三、四百個紅衛兵（大字報可能誇大）。克拉瑪伊油田也傳來工人造反，要求補發工資和糧食，結果打得交通為之斷絕過。

世堯也搖頭嘆氣：「說不定是毛主席新的戰略部署吧？他也許要軍隊也亂一亂。如果那樣，全國可要亂得不可收拾了！」

「武鬥不揀地方哩，醫院也常遭殃。醫生動手術可提心吊膽哪！有個女的開盲腸，剛切了口子，好，對立派打進醫院了，醫生護士全跑光，病人捧著肚子大喊大叫，哪個理呀？還好有個醫生記起來，趕回來給她做完了手術，要不然就沒命了！我娘家的人來信說的，絕不會騙人。」

消息上報的當天，又在天安門前舉行了廿萬人示威遊行。這是再給陳再道一點顏色看，據說他態度還相當強硬。街上都是「打倒武老譚！」和「打倒陳麻子！」的標語。

春天以後，湖北的局勢日趨緊張。圍繞著成立革委會，「百萬雄師」和「武漢工總司」兩大派壁壘分明，武鬥不休，無法大聯合。「百派」黨團員多，公檢法幹部尤多，舊勢力大，保一批老幹部，對倒臺挨整的羅瑞卿忠心耿耿。「工總司」以武漢鋼鐵廠為根據地，工人和學生多，沒有既得利益，自然勇於造反。北京來的紅衛兵支持「工總司」，把「百」派打成保皇狗。然而「百」派卻得到八二零一部隊的支持，也就是有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鍾漢華撐腰，因此有恃無恐。

有的問：「中央文革還要不要解放軍呀？不要我們就打起被包回鄉去！」

內蒙的烏蘭夫被罷黜。但保他的大有人在。兩派為了爭革委會籌備小組的成員名額，鬥個不休甚至引起邊界事件，幾乎與外蒙古斷交。

北京的人正想喘口氣，誰知廿五日又召集各單位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擺出了百萬人集會的場面，聲討「百萬雄師」和「武漢軍區內一小撮走資派」。林彪親自出席了大會。類似的集會在各大城市都舉行了，很明顯是表演給各大軍區負責人看，特別是許世友、龍書金等，警告和*圖*書他們不要輕舉妄動。

這個「九五通令」在一定程度上收到撥亂反正的效果。它降低了造反派與軍隊正面衝突的機會，也減少了大規模流血武鬥的次數。但武鬥的因素複雜，而且積弊已深，難以消除。它像投石入水，波浪越傳越大；又像潮汐，時而高，時而低，蔓延數年之久。

六九年我們去華水前，學校在大會上宣布將要接納兩位留美回歸者，其中一位分配在外語教研組。某系一位黨員女教師當場花容失色，對外語組長說：「怎麼得了呀！你們組已經夠複雜了，現在再來個留美的，你怎麼辦呢？」

「這個『文攻武衛』不要去掉它的階級內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環境和條件，你們回去挑起武鬥，戴上柳條帽，拿起長矛就不好。」

幾乎沒有一省不鬧武鬥的，而且十之八九把軍隊捲進去。東北有毛遠新這個「皇親」坐鎮，造反派殺氣騰騰，瀋陽早傳來工人開了坦克直衝進百貨大樓的「壯舉」。新疆的告急電雪片似飛向北京。司令員王恩茂據說「支一派打一派」，對紅衛兵進行「白色恐怖」，當然罪該萬死；政委左權維持中立，又被罵成「見死不救」。

大家都以為解放軍是座長城，是文革的柱石，軍隊本身無懈可擊，萬不曾料到揪出彭陸羅楊之後，還埋有「一小撮」走資派。唯恐天下不亂的極左派以及得不到單隊支持的造反組織，這下如獲至寶，立刻在全國各地都揪起「一小撮」來。每個省幾乎都有個譚震林式的軍內走資派，於是許老譚（許世友）、武老譚（陳再道）、湖老譚（龍書金）……一片打倒聲。

以後看大小字報，知道周恩來座機到武漢時，機場被包圍，氣氛頗為敵對。但陳再道是黨性很強的軍人，只一時氣不過，並無反叛的意思。經過周恩來的勸說和親作保證，立刻同意了釋放謝王兩人並重新調整支左對象。周恩來得他千金一諾便功成身退，一個人又悄然回到北京。

四川自五月到八月打得最激烈。前宜賓地委劉結挺和張西挺是殺出來的有名左派夫婦，當時殺氣騰騰，氣燄不可一世。劉公開叫囂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武力解決」，說甚麼「現在是誰打得贏就是誰的天下」。

但鄰近大城市的公社情況便不同了。新舊的當權派常常透過省市地縣的武裝部門，挑動農民進城參加武鬥。不但發給槍枝彈藥，還現造武器；指揮農民在鐵路、公路、水路沿線設置關卡，攔阻車船，儼然在打游擊戰爭。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口號，「以農村包圍城市」來達到奪權目的。

八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以紀念建軍四十周年為主題，發表了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這是王力（紅旗第一副總編輯）針對武漢事件指示林杰主筆的文章，文末強調「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鬥倒鬥臭」。

這種讓步措施和陳再道的易於就範是文革的一個轉折點，消弭了地方對抗中央，全面打內戰的危險。如果陳再道強硬些，內戰一觸即發，今日的中國相信又是另一種局面。

文章一出來，便引起了一片思想混亂。我們訂了一份人民日報，早在七月底便看到，買了「紅旗」再看一遍，越想越不對頭。

軍隊士氣也大為低落。軍內高幹尤其滿腹牢騷。南征北戰幾十年，到頭來還落個走資派嫌疑！毛澤東和林彪的陰狠令他們心寒。

觀察江青六六到六八年的講話，不難發現她演說技巧的進步和圖書；她講話越來越長，逐漸有的放矢，而且會自圓其說。她極具煽動性，愛用答案分明的反問句如「對不對？」「好不好？」來引導聽眾。她還善於把自己的觀點與毛澤東的含混為一；又自稱是他的「學生」，以謙虛來抬高自己。到六七年秋天，她常一開口便扯上個把小時，把年輕人聽得如醉如癡。除了身分特殊外，舌頭久經鍛鍊也是一大因素。

而宜賓武鬥凶是全國出名，據大字報稱，產業軍一次便活埋四百名紅衛兵！這數目字大概誇大了，但當時可看得我汗毛倒豎。然而在劉張策劃的三次「武裝支瀘」大武鬥中，共打死兩千多人，打殘了八千多人，這是官方公佈的數字，想是錯不了。劉張這樣好鬥，果然被選為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

不知誰傳出消息說：「毛主席不在北京！」

而陳伯達是文革小組主要負責人之一，又是紅旗雜誌的主編，事後竟諉稱他不曾看到這篇社論。沒有他和江青（甚至林彪）點頭，王力、關鋒、戚本禹和林杰的任何文章都出不了籠。大魚吃小魚，在推卸責任上，大幹部佔盡便宜。

不管甚麼原因，南京是去不成了。石同志告訴我，王府大街上就有北京最大的兒童服裝用品店，可以買到塑料尿片和奶瓶，叫我安下心在北京生下孩子再說。

其中王力特別討人嫌。他以欽差大臣自居，儼然尚方寶劍在握，竟指責陳再道「不支左」，要他做「自我批評」。外號「陳麻子」的陳再道，是許世友的老戰友，幾十年南征北戰的老將，那吞得下王力這乳臭未乾小子的鳥氣？他麻臉一黑，王力便吃不了而兜著走啦！

「揪軍內一小撮」立刻降低了軍隊的威望。解放軍的威信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它的聲譽上。像派到幾萬人工廠的兩三名小兵，他們的話在廠內成了「聖旨」，憑藉的便是整個軍隊的威望。現在軍隊內有走資派，安和派出來軍管的便不是走資派？人們不再那麼俯首貼耳了。

由於武漢地位重要，中共急於有個解決，好給動亂的四川、河南等省做出榜樣。四月裡，周恩來曾去廣東調停，成績斐然。有例可援，中共乃派公安部長謝富治和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於七月中旬去武漢調解兩派糾紛。

文革中，這是地方軍區公然反抗中央的首例，如果不立刻鎮壓下去，則群起而效尤，國家眼看四分五裂。這種時候，當然又是周恩來親自出馬，飛去武漢調停。林彪則下令東海艦隊開赴武漢，造成封鎖包圍之勢。同時在各大城市展開示威遊行，聲援武漢的「革命造反派」。

樓下小賣部的女服務員悄悄告訴我。

從一月份毛澤東下令「解放軍要支左」以來，軍隊的任務越來越多。到夏天，已概括為「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和軍訓。很明顯，軍隊成了文革的支柱。所謂支持左派奪權，等於變相把權。再加上支援工農業，對學生實行軍訓，把文教、工礦等機關和企業全納入軍管。這一來，軍隊的勢力膨脹得比吹汽球還快，而且舉足輕重，成為各派討好爭奪的對象。

江青這時成了毛澤東的代言人。武漢事件前後，毛澤東一直沒露過臉，她的一言一行更是億萬人民目之所矚。除了代言人的身分，她還是正牌的左派和左派的保護人。中央首長或文革小組接見各地來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代表時，必定有她在場，而且必有「即興講話」。她的開場白往往是「來得很倉促，事先沒有準備」，或「隨便講幾句，錯hetubook.com.com了請批評」云云。

武鬥的苗子一露頭，毛澤東便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下達，讓紅衛兵和造反派當聖旨唸。可惜到了奪權關頭，大家也學會了他「兩隻腳走路」的精神，一邊語錄不離口，一邊我行我素，棍棒底下見高低，打得昏天黑地。軍隊應該支左，但實際上往往支右，同情倒台的當權派，官官相護，這也是常情。得到軍隊支持的組織腰桿子特別硬，打起來左派都不是對手。武漢事件便是例子，「工總司」這一邊的傷亡遠比「百」派慘重。

所有這些思想混亂和不安都集中表現在七八月份的搶槍、武鬥和流血上。

九月底，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訪華，要求參觀武漢。周恩來作了一番部署後，欣然奉陪。十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的講話，承認生產受到損失，但強調只是暫時的，「革命勝利才是主要的」，與林彪異曲同工。

事件最嚴重的兩天，人民日報和其他報紙隻字不提武漢的事。到廿三日，才以「謝富治王力光榮地回到北京」為頭版標題，整版就是兩張以周恩來江青為首的高幹和群眾歡迎謝王的照片。王力跛著腳，被江青攙扶著，神氣活現，集英雄和功臣於一身。歡迎場面也拍成了電影，王力手握宣傳大權，乘機突出自己，手扶拐杖，腳纏紗布，讓紅衛兵左擁右扶。他出使鎩羽，不但毫無愧怍之意，還到處吹噓，註定了是個曇花一現的人物。周恩來救了他，竟恩將仇報，指使「五一六」份子明諷暗整周恩來，終於在八月中旬向外交部奪權中，一敗塗地。

這三個月武鬥，造成四川工農業破壞，傷亡慘重，彼此還結下了深仇大恨。以後武鬥一直不休，動亂長達十年之久，成為全國出名的「老大難」省。直到「四人幫」倒台，鄧小平第二度復出，四川人據說為了給同鄉爭面子，才消弭派性，大力整頓，去年忽然一躍而為「模範省」，開始對外開放。

這個講話製成了錄音帶，由中共中央發向全國，做為重點學習的材料，目的是肅清流毒。這以後，江青銷聲匿跡了個把多月，許多人估計她也該閉門思過才對。

「吃不好還是小事，孩子生不下來可就麻煩啦！」

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國務院、軍委和文革小組發表了「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它禁止任何一派以任何藉口搶奪武器、進駐軍隊的指揮機關、攔截車船等等，違者以國法論罪。它並允許解放軍有權自衛反擊。這無異給軍隊打了一劑補針，賦予它鎮壓造反派的權力。從此，左派軍人的權勢蒸蒸日上，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據說我們的組長義正辭嚴地發表了一番愛國和統戰的道理，對方還直搖頭嘆氣。可見在文革中，接受回歸的留學生純粹是當成一項政治任務來辦。六七年夏天，一切以造反派說了算，水科所若真的拒收留學生，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我們準備要去的南京，事後得知，七月裡武鬥正方興未艾。「革聯」和「革司」兩大派都有軍隊做後台，因此各不相讓。武鬥一度造成罷工、罷市和交通中斷的現象。此外，謠言四起，以致人心惶惶然不可終日。

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對象本不在農村，但又不能禁止農民不參加革命，因此三申五令，盡量縮小範圍。除了不許串連，又一再強調農村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更明令「春耕期間，不要奪權」。廣大農村消息本來就較閉塞，加上農民天性馴良保守，何況田地所出與自己的衣食息息相關，因此，文革中農業生產並沒有遭到特大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