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個大屠宰場,從來不愁沒有肉吃!又靠近上海,甚麼工業品都有辦法買。三年困難時期,好像沒聽到南京餓死過人嘛……當然,名勝古蹟也不少,有個玄武湖。」
記得去年剛到北京,無事逛百貨店時,箱子部門貨品充裕。品種和設計當然不能和外國或臺北的比,但記得有皮貨,帆布料和塑料品可以選擇。這次去了一看,輕便的塑料箱子全不見了,架子上只有笨重昂貴的豬皮箱子,聊勝於無地維持著場面。櫃臺內的地板上有兩隻草綠帆布箱子,尚未標價錢。
因為體諒運動時期工作難找,世堯雖然早被傳染了「教書危險論」的思想,還是做出了讓步。
人人都把工作地點看得比工作性質重要;物質比精神重要——這倒合乎馬克斯主義。
這倒是真話。能去南京確是比我們預料的好很多。我們曾經準備,除了西藏高原太冷我們身體吃不消外,連新疆我們都願意去——據說新疆很缺專業人材,而內地的人都怕去。
但世堯投奔祖國,當然希望學以致用。他在臺大唸土木系,搞水利亦無不可。然而氣象和海洋在中國是急待發展的科學,要他放棄研究院六年所學,於公如何不敢說,於私則是前功盡棄。
帆布箱每隻十六塊錢,外頭一層是帆布,裡頭紙糊的——漿糊尚未乾,我手摸上去,還是潮濕溫熱的。它雖然簡陋,估計運一趟衣服到南京還負擔得起,我們就買了一隻。
那天,見世堯對工作性質頓為固執,幹部局的人知難而退。他們要我們多多考慮,過兩天再來聽取回音。
「南京好地方呀!」每個人都豎起拇指。
直到我們離開北京,石同志一直就是這副嘴臉。
但世堯一聽到水利,不禁皺起眉頭。
六月初,香樁樹m.hetubook.com.com冒芽的時候,幹部局來了電話,說工作接洽有眉目了,很快便見分曉。月底,石同志和三四位不願意報出姓氏的幹部一同光臨,通知我們工作安排順利完成。
「而且,」他強調說,「把你們分去南京,是國家對你們的照顧。」
世堯勉強同意,就打了電話通知幹部局。他們很高興,叫我們先準備行裝,等一切就緒,他們會送火車票來。為了照顧我臨盆在即,準備給我們坐高幹和華僑才有資格享受的軟席臥鋪,這使我們十分感動。
「我還是想做有關流體力學的研究,」世堯誠懇地表示。
「怎麼回事?」
春天裡,新漢和小燕回來了。是他們替我們敲定,不管生男或育女,鐵定叫段煉。
後面這一句問得直截了當,一本正經。我和世堯面面相覷,一時啞口無言。誰能說水不是流體?
幹部局的人臨走前,坦率地勸告我們:「還是去南京好。水科所對你們來說,是最理想的單位——我們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
這句話把我說動了。那時候,我們對調動工作的困難還少有聽聞,想像中似乎是可行的事。我便勸世堯,不如先去了再說。
母親和我感情最是深厚。長年的貧困日子我們一起熬過來,互相了解依賴,因此親情之外又加上友誼。不管是父母爭吵,還是父親和我的磨擦,我們向來站在一條防線上,也是親密的戰友。她是文盲,意識到自己不久人世,一再托人帶口信要我回去一趟。可惜我出於政治恐懼感,動也不敢動,只托朋友去探望她。至親彌留之際不能親待在旁,這是我今生最大憾事。
「怕甚麼?南京那麼大,是全國五大文化中心之一,光學校就有二、三十所,去了以後再請m.hetubook.com.com
求調動也不遲!」
她和我一見如故,除了經歷相似外,談到曾希望下一代要「土生土長」這一點,尤其認為知己。
就在喜悅的企盼中,傳來了我母親病亡的消息。早料到她將不久於人世,但接到報喪的信仍是驚訝和悲傷交錯,對著信紙淚如雨下。
算算母親去世的日子,正是我們夫婦抵達上海的一天。朋友怕我傷心,故意壓了一段日子才向我報喪。世堯曾把那一天改為自己的生日,我想著也有理,它是我母親生命換來的「新生」。
自懷了孩子,特別想念母親。常想把腹中這塊肉取名「念慈」或「念台」,但怕被人笑是封建,甚至引起政治誤會,只好嘆息作罷。
我說:「好是好,就是專業不對口啊!」
我大學和研究院全唸的英美文學,早知無用,隨時準備改行。去水科所工作,絕對和文學掛不上鈎,因此我很放心。
我們閒著沒事時,常拿本新華字典翻查,琢磨未來孩子的名字。國內很流行單名,所以,我們擬了一串段紅、段華、段煉……的名字,不知用哪個好。
打春天以來,我便發覺石同志緊跟革命形勢,言論越來越左。有一回我們談到醫療要革命,城裡的醫生要走出實驗室,面向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迫切需要。
兩天後,他們找來了一位水科所出差到北京的幹部,由後者向我們介紹了所裡的情況。我們很感激,但世堯仍以為改行幹水利不合適。
五月中,因為奪權而引起的武鬥,已波及全國。新政權建立和鞏固前,人事安排自然免談。回國的幾家都寧可在北京等待,怕被草草分配掉。他們全都要求分配在北京,長期等下去當然無所謂;我們反正去那裡都行,巴不得早走,好安排生產
hetubook.com•com的事宜。
這時恰好有個全國性的工業生產會議在北京召開。我們大廈住滿了中原和西南地區來的幹部。這個時候能上北京來開會,多是有權有勢的造反派,公務之外,都忙著私下搞串連、亮派別。我們這一樓就住有四川來的,保李井泉和反李井泉的勢均力敵,沒事也爭得面紅耳赤。湖北來的有幾位是「百萬雄師」的隊員,據說得到武漢軍區的支持,毛澤東要軍隊「支左」,那他們自然是響噹噹的左派,因此神氣得很。
「你們去南京的華東水利科學研究所,段先生研究水利,陳先生的工作到時由水科所再作安排。」
我常以為我們這一代殘缺不全,有的不生在統一的中國,有的雖生於大陸,卻要輾轉繞地球一周才得回歸祖國,倍嚐流浪和追尋的滋味。好在這種顛沛流離的日子都可以在下一代得到補償了。他們將在和平和建設中土生土長,成為新中國的新一代,有比這個更幸福的嗎?
「如果不能做研究,那麼我去大學教流體力學這方面的學科也行。」
到三月底,大地回春。北京城裡還有些羞怯瑟縮,郊區卻已綠意盎然。冬天裡被紅衛兵當路走的麥田,此時一片綠油油,像透了小時候我家裡種的韭菜園。許多知識份子為了錯把麥苗當成韭菜,被批得體無完膚,說甚麼「五穀不分」,只知「騎在人民頭上」云云。動輒得咎,只有封上嘴巴,難怪大陸的知識份子暮氣沉沉。
她忽然說:「我們不能再搞資產階級繁瑣哲學這一套。有些反動學術權威浪費了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專搞疑難怪症的研究。為了救一個人,投進大批人力,還不如再生個人划算!」
「我不是學水利的,」他向幹部局解釋,「我學流體力學,專搞氣象和www.hetubook•com•com海洋方面的研究,沒有搞過水利。」
一般大學畢業生逢到分配工作時,都展開了「爭北京、戰上海」的幕後活動;其次是如天津、南京、杭州等永久對外開放的五大城市。我們不吭一聲就被分去南京,真是感激之至。
六七年初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醫生給我一張驗明有孕的診斷書。出了醫院,我一路踏雪回旅館,腳底輕飄飄的,心裡卻熱烘烘,喜得把滿天的飛雪都看成天女散花的好兆頭。直等著回國生孩子,這下可如願以償了。
一到春天,我的肚子便一天天鼓起來;而且患水腫,四肢欠靈活。據服務員說,十八年來,還沒聽說有把孩子生在旅館內的。我當然不想破例,經常催問幹部局,要他們快找工作。
售貨員知道我們要買便宜的箱子,就指著帆布箱說:「你們運氣好。剛到的貨,一眨眼只剩兩隻了,再不買去,回頭再來就沒啦!」
「南京板鴨呱呱叫哇!」言下不勝羨慕。
我有個學藝術的女友,四十年代留美,一心等學成要返鄉報效祖國。在美結婚時,先與丈夫約法三章,不但要回歸,而且孩子也要生在中國。身懷六甲時,她果真摒擋一切,草草收拾了就和丈夫飛去中國,及時把孩子生在北京。十幾年後,她再度飄到美國,卻已家破人散,一切恍若隔世。
「我們認為水科所最適合你做研究的志願,」石同志說。「水不就是流體嗎?」
北京一進入七月,天氣燥熱不堪。我大腹便便,行動已夠艱苦;再加上水腫厲害,手指經常腫脹到無法併攏的地步,吃脫水藥也收效不大。離預產期只有個把月了,要走不如趁早,否則拖下去,萬一把孩子生在火車上,豈不更糟?
住了半年多旅館,別的倒沒買多少,但添了不少衣服,來時的兩隻小
https://www.hetubook•com•com箱子早不夠用。決定要走了,第一件事便是上街買箱子。
我當時以為自己聽漏了,敷衍地點著頭,不敢置辯。她走後,我和世堯對證了一下,不禁有脊背生風的感覺。
原來我們住旅館,三餐吃現成的,不大了解外頭日常用品的供應情況。由於武鬥加劇,影響了工業生產,日用品短缺已逐漸成為全國的普遍現象。外地人來京,凡不需票證的見到就買,使得北京的供應也開始緊張起來。箱子是不用票的,因此,貨到一批賣一批,生意興隆到供不應求。
為首的一位立刻展開說服的工作,說水利是當前國家的需要,也最適合我們的專業。
「武漢出事了,陳再道兵變!」
我們瞅了個空,抓住老宋問。
我們和這些人早晚見面,很快就混熟,樓梯或走道上碰頭時常要聊幾句。我是心裡有事便擱不住的人,馬上把分配到南京的事告訴他們,順便打聽南京的情況。
姓名革命化在文革中已成了一項新潮玩意兒。成千累萬的人改名字,永紅、衛東、咏東、向東……不一而足。有些人連姓也不要了,像錢浩亮,乾脆只報浩亮,因為要錢就不夠無產階級。他因為演江青的樣板戲「紅燈記」而紅遍中國,好多人竟以為他姓浩名亮呢!
這話頗堪玩味,如果註定非去水科所不可,我們再拖延下去,豈不白浪費自己的時間?
七月二十日,我們已全部收拾妥當,兩床棉被也打成鋪包,只等幹部局送車票來就走。那天晚上街上忽然人潮洶湧,喊聲震天。五樓的服務員慌慌張張的,無心招呼客人,全忙著要去示威遊行。
六五年畢業時,原計劃冬天回歸。母親忽然發現了胃癌,需要住院動手術。為了籌醫藥費,我去大學圖書館工作。手術後,醫生預言她只有六個月的壽命,家人都要我回去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