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個大屠宰場，從來不愁沒有肉吃！又靠近上海，甚麼工業品都有辦法買。三年困難時期，好像沒聽到南京餓死過人嘛……當然，名勝古蹟也不少，有個玄武湖。」

記得去年剛到北京，無事逛百貨店時，箱子部門貨品充裕。品種和設計當然不能和外國或臺北的比，但記得有皮貨，帆布料和塑料品可以選擇。這次去了一看，輕便的塑料箱子全不見了，架子上只有笨重昂貴的豬皮箱子，聊勝於無地維持著場面。櫃臺內的地板上有兩隻草綠帆布箱子，尚未標價錢。

因為體諒運動時期工作難找，世堯雖然早被傳染了「教書危險論」的思想，還是做出了讓步。

人人都把工作地點看得比工作性質重要；物質比精神重要——這倒合乎馬克斯主義。

這倒是真話。能去南京確是比我們預料的好很多。我們曾經準備，除了西藏高原太冷我們身體吃不消外，連新疆我們都願意去——據說新疆很缺專業人材，而內地的人都怕去。

但世堯投奔祖國，當然希望學以致用。他在臺大唸土木系，搞水利亦無不可。然而氣象和海洋在中國是急待發展的科學，要他放棄研究院六年所學，於公如何不敢說，於私則是前功盡棄。

帆布箱每隻十六塊錢，外頭一層是帆布，裡頭紙糊的——漿糊尚未乾，我手摸上去，還是潮濕溫熱的。它雖然簡陋，估計運一趟衣服到南京還負擔得起，我們就買了一隻。

那天，見世堯對工作性質頓為固執，幹部局的人知難而退。他們要我們多多考慮，過兩天再來聽取回音。

「南京好地方呀！」每個人都豎起拇指。

直到我們離開北京，石同志一直就是這副嘴臉。

但世堯一聽到水利，不禁皺起眉頭。

六月初，香樁樹ｈetubooｋ•ｃoｍ•ｃｏm冒芽的時候，幹部局來了電話，說工作接洽有眉目了，很快便見分曉。月底，石同志和三四位不願意報出姓氏的幹部一同光臨，通知我們工作安排順利完成。

「而且，」他強調說，「把你們分去南京，是國家對你們的照顧。」

世堯勉強同意，就打了電話通知幹部局。他們很高興，叫我們先準備行裝，等一切就緒，他們會送火車票來。為了照顧我臨盆在即，準備給我們坐高幹和華僑才有資格享受的軟席臥鋪，這使我們十分感動。

「我還是想做有關流體力學的研究，」世堯誠懇地表示。

「怎麼回事？」

春天裡，新漢和小燕回來了。是他們替我們敲定，不管生男或育女，鐵定叫段煉。

後面這一句問得直截了當，一本正經。我和世堯面面相覷，一時啞口無言。誰能說水不是流體？

幹部局的人臨走前，坦率地勸告我們：「還是去南京好。水科所對你們來說，是最理想的單位——我們再也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

這句話把我說動了。那時候，我們對調動工作的困難還少有聽聞，想像中似乎是可行的事。我便勸世堯，不如先去了再說。

母親和我感情最是深厚。長年的貧困日子我們一起熬過來，互相了解依賴，因此親情之外又加上友誼。不管是父母爭吵，還是父親和我的磨擦，我們向來站在一條防線上，也是親密的戰友。她是文盲，意識到自己不久人世，一再托人帶口信要我回去一趟。可惜我出於政治恐懼感，動也不敢動，只托朋友去探望她。至親彌留之際不能親待在旁，這是我今生最大憾事。

「怕甚麼？南京那麼大，是全國五大文化中心之一，光學校就有二、三十所，去了以後hｔtｐs://m•ｈｅtuｂｏｏｋ.ｃom•ｃoｍ再請求調動也不遲！」

她和我一見如故，除了經歷相似外，談到曾希望下一代要「土生土長」這一點，尤其認為知己。

就在喜悅的企盼中，傳來了我母親病亡的消息。早料到她將不久於人世，但接到報喪的信仍是驚訝和悲傷交錯，對著信紙淚如雨下。

算算母親去世的日子，正是我們夫婦抵達上海的一天。朋友怕我傷心，故意壓了一段日子才向我報喪。世堯曾把那一天改為自己的生日，我想著也有理，它是我母親生命換來的「新生」。

自懷了孩子，特別想念母親。常想把腹中這塊肉取名「念慈」或「念台」，但怕被人笑是封建，甚至引起政治誤會，只好嘆息作罷。

我說：「好是好，就是專業不對口啊！」

我大學和研究院全唸的英美文學，早知無用，隨時準備改行。去水科所工作，絕對和文學掛不上鈎，因此我很放心。

我們閒著沒事時，常拿本新華字典翻查，琢磨未來孩子的名字。國內很流行單名，所以，我們擬了一串段紅、段華、段煉……的名字，不知用哪個好。

打春天以來，我便發覺石同志緊跟革命形勢，言論越來越左。有一回我們談到醫療要革命，城裡的醫生要走出實驗室，面向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迫切需要。

兩天後，他們找來了一位水科所出差到北京的幹部，由後者向我們介紹了所裡的情況。我們很感激，但世堯仍以為改行幹水利不合適。

五月中，因為奪權而引起的武鬥，已波及全國。新政權建立和鞏固前，人事安排自然免談。回國的幾家都寧可在北京等待，怕被草草分配掉。他們全都要求分配在北京，長期等下去當然無所謂；我們反正去那裡都行，巴不得早走，好和*圖*書安排生產的事宜。

這時恰好有個全國性的工業生產會議在北京召開。我們大廈住滿了中原和西南地區來的幹部。這個時候能上北京來開會，多是有權有勢的造反派，公務之外，都忙著私下搞串連、亮派別。我們這一樓就住有四川來的，保李井泉和反李井泉的勢均力敵，沒事也爭得面紅耳赤。湖北來的有幾位是「百萬雄師」的隊員，據說得到武漢軍區的支持，毛澤東要軍隊「支左」，那他們自然是響噹噹的左派，因此神氣得很。

「你們去南京的華東水利科學研究所，段先生研究水利，陳先生的工作到時由水科所再作安排。」

我常以為我們這一代殘缺不全，有的不生在統一的中國，有的雖生於大陸，卻要輾轉繞地球一周才得回歸祖國，倍嚐流浪和追尋的滋味。好在這種顛沛流離的日子都可以在下一代得到補償了。他們將在和平和建設中土生土長，成為新中國的新一代，有比這個更幸福的嗎？

「如果不能做研究，那麼我去大學教流體力學這方面的學科也行。」

到三月底，大地回春。北京城裡還有些羞怯瑟縮，郊區卻已綠意盎然。冬天裡被紅衛兵當路走的麥田，此時一片綠油油，像透了小時候我家裡種的韭菜園。許多知識份子為了錯把麥苗當成韭菜，被批得體無完膚，說甚麼「五穀不分」，只知「騎在人民頭上」云云。動輒得咎，只有封上嘴巴，難怪大陸的知識份子暮氣沉沉。

她忽然說：「我們不能再搞資產階級繁瑣哲學這一套。有些反動學術權威浪費了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專搞疑難怪症的研究。為了救一個人，投進大批人力，還不如再生個人划算！」

「我不是學水利的，」他向幹部局解釋，「我學流體力學，專搞氣象和海和_圖_書洋方面的研究，沒有搞過水利。」

一般大學畢業生逢到分配工作時，都展開了「爭北京、戰上海」的幕後活動；其次是如天津、南京、杭州等永久對外開放的五大城市。我們不吭一聲就被分去南京，真是感激之至。

六七年初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醫生給我一張驗明有孕的診斷書。出了醫院，我一路踏雪回旅館，腳底輕飄飄的，心裡卻熱烘烘，喜得把滿天的飛雪都看成天女散花的好兆頭。直等著回國生孩子，這下可如願以償了。

一到春天，我的肚子便一天天鼓起來；而且患水腫，四肢欠靈活。據服務員說，十八年來，還沒聽說有把孩子生在旅館內的。我當然不想破例，經常催問幹部局，要他們快找工作。

售貨員知道我們要買便宜的箱子，就指著帆布箱說：「你們運氣好。剛到的貨，一眨眼只剩兩隻了，再不買去，回頭再來就沒啦！」

「南京板鴨呱呱叫哇！」言下不勝羨慕。

我有個學藝術的女友，四十年代留美，一心等學成要返鄉報效祖國。在美結婚時，先與丈夫約法三章，不但要回歸，而且孩子也要生在中國。身懷六甲時，她果真摒擋一切，草草收拾了就和丈夫飛去中國，及時把孩子生在北京。十幾年後，她再度飄到美國，卻已家破人散，一切恍若隔世。

「我們認為水科所最適合你做研究的志願，」石同志說。「水不就是流體嗎？」

北京一進入七月，天氣燥熱不堪。我大腹便便，行動已夠艱苦；再加上水腫厲害，手指經常腫脹到無法併攏的地步，吃脫水藥也收效不大。離預產期只有個把月了，要走不如趁早，否則拖下去，萬一把孩子生在火車上，豈不更糟？

住了半年多旅館，別的倒沒買多少，但添了不少衣服，來時的兩隻小箱子早不m.hetubook.com.com夠用。決定要走了，第一件事便是上街買箱子。

我當時以為自己聽漏了，敷衍地點著頭，不敢置辯。她走後，我和世堯對證了一下，不禁有脊背生風的感覺。

原來我們住旅館，三餐吃現成的，不大了解外頭日常用品的供應情況。由於武鬥加劇，影響了工業生產，日用品短缺已逐漸成為全國的普遍現象。外地人來京，凡不需票證的見到就買，使得北京的供應也開始緊張起來。箱子是不用票的，因此，貨到一批賣一批，生意興隆到供不應求。

為首的一位立刻展開說服的工作，說水利是當前國家的需要，也最適合我們的專業。

「武漢出事了，陳再道兵變！」

我們瞅了個空，抓住老宋問。

我們和這些人早晚見面，很快就混熟，樓梯或走道上碰頭時常要聊幾句。我是心裡有事便擱不住的人，馬上把分配到南京的事告訴他們，順便打聽南京的情況。

姓名革命化在文革中已成了一項新潮玩意兒。成千累萬的人改名字，永紅、衛東、咏東、向東……不一而足。有些人連姓也不要了，像錢浩亮，乾脆只報浩亮，因為要錢就不夠無產階級。他因為演江青的樣板戲「紅燈記」而紅遍中國，好多人竟以為他姓浩名亮呢！

這話頗堪玩味，如果註定非去水科所不可，我們再拖延下去，豈不白浪費自己的時間？

七月二十日，我們已全部收拾妥當，兩床棉被也打成鋪包，只等幹部局送車票來就走。那天晚上街上忽然人潮洶湧，喊聲震天。五樓的服務員慌慌張張的，無心招呼客人，全忙著要去示威遊行。

六五年畢業時，原計劃冬天回歸。母親忽然發現了胃癌，需要住院動手術。為了籌醫藥費，我去大學圖書館工作。手術後，醫生預言她只有六個月的壽命，家人都要我回去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