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形」關係的逆轉，使基督教在羅馬的勝利，成為必然之事。例如新畢達哥拉斯學派，形成於西元前五十年間，本是一個古典的「哲學學派」，一個純粹的修道集會，可是已不免與猶太教的教義，密切相關，在宗教的「融合」運動之中，此類集會，參加到類似基督教士、及回教僧人的狂熱宗教理念中者，不在少數。終於，在約西元三〇〇年，普拉提尼斯的追隨者中，最偉大的一個——拉柏利察士（Lamblichus），開展了一套堅強有力的正教神學系統，把教會制度及嚴格教禮，帶入了異教教會之中，他的弟子羅馬皇帝朱利安（Julian），為使此一教會，能垂之久遠，而奉獻了一生的精力，並為此而犧牲了生命。朱利安甚至努力要創設專為沉思的人們，所用的寺院，並引入教會的修行儀禮。此一偉大工作，背後所支持的，乃是一種偉大的宗教熱情，熱情高處，即成殉道，並於皇帝死後，留存良久。他的墓上銘文，除以宗教教條來解釋外，絕難理解：「世上只有一位真神，而朱利安是其先知。」如果他晚死十年，也許這一教會已成為一個歷史的：永遠的事實。到了最後，不但是它的力量，而且連它的形式和內涵中，一切重要的細節，都被基督敘吸納而去。常有人說：羅馬教會調整自己，以適應於羅馬國家的結構，這恰恰相反，後者的結構，本身根本是一「教會」。有一段時間，兩種對立的教會，正面接觸了——因為君士坦丁大帝，既是尼西亞宗教會議（Council of Nicaea）的召集人，又是古羅馬最高僧院的院長。可是基督教終於獲勝，他的兒子們，是狂熱的基督教徒，逕以基督聖名及規定教儀，而埋葬他。馬日宗教精神，久已在「偽形」下暗滋潛長，故而後來聖奧古斯汀，敢於斷言：遠在基督教出現之前，真正的宗教，即已存在於古典的形式之中。

在岩層中，本已嵌入了某一礦物的結晶體。當裂縫與罅隙出現時，水流了進來，而結晶體逐漸洗去，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後，只剩下了晶體留下的空殼。然後發生了火山爆發，山層爆炸了，熔岩流了進來，然後以自己的方式僵化及結晶。但這些熔岩，並不能隨其自身的特殊形式，而自由地在此結晶，它們必須將就當地的地形，填入那些空間中。故而，出現了扭曲的形態，晶體的內在結構與外在形式互相牴觸，明明是某一種岩石，卻表現了另一種岩石的外觀。礦物學家稱此現象為「偽形」或「假蛻變」（Pseudomorphosis）。我提出「歷史的偽形」一詞，用以指謂一種情形，即：某一古老陌生的文化，在一片土地上壓荷奇大，以致一個年青的文化，在該地不能呼吸，不但無法達成其純粹而獨特的表達形式，而且甚至無法充分發展其自我的意識。從此一年青靈魂的深處，噴湧出來的一切，都要鑄入於該一古老的軀殼中，年青的感受硬填入衰老的現實，以致不能發展它自己的創造力，它只能恨著那遙遠文化的力量，而這份恨意，日漸奇特。

但此一擴大運動，只發生於美索不達米亞，而其精神，是「啟示錄」的，而非「泰默法典」的。耶路撒冷此時不斷增加法律的限制，以阻礙非信徒的加入，非但不去同化異教，反而橫加障礙。這與後來原始基督教時代，猶太反對宣揚福音於異教徒的狹隘作風，是一樣的。但在東方，根本沒有任何人，有此類阻礙異教的心理，因這與馬日文化的整個觀念，完全抵觸。正因此故，廣大的東方，相對於耶路撒冷而言，實具有精神上的超越性。

這就是阿拉伯文化的情形。它的史前時代，完全處在古巴比倫文明的境域中，而該地在兩千年以來，一直是連續不斷諸征服者的掠奪之地。阿拉伯文化的「梅羅文加王朝時代」（Merovingian period），是由一小族波斯氏族的獨裁，來表現的。這一小族與東哥德人一般原始，它兩百年的統治，未受挑戰，只是由於這一農人世界本身已極度疲乏。但自西元前三百年起，在西奈半島及札格洛斯（Zagros）山區之間，年青的阿拉姆系的民族之中，開始出現、並散播一種偉大的意識覺醒。正如在古典文化的特洛戰爭（Trojan War）時代，及西方文化的撒克遜諸帝時代一樣，一種新的人神關係、一種新的世界感受，貫穿了所有流行的宗教——無論這些宗教是以太陽神奧馬玆德（Ahuramazda）為名、以貝爾大神為名、抑或以耶和華為名——並在各處各地，掀發起一種，創造性的努力。但正在這時刻，馬其頓人到來了——來得恰逢其會，故而其中即有某種內在的關聯，也非絕不可能之事；因為波斯的力量，植基於精神的律則之上，而古典文化的精神法則，其時已告消失。對巴比倫而言，這些馬其頓人的出現，也不過如同其他的征服者一樣，是另一群亡命之徒而已。他們散下了一層薄薄的古典文明 遠伸至中亞及印度。狄阿多西（Diadochi）的王國，在不知不覺間，本確實可以成為先期阿拉伯精神的國邦；而塞留息德帝國（Seleucid Empire），本就在地理上與阿拉姆語區域相重疊，在西元前二百年左右，也的確已成了如此一個先期阿拉伯的國家。但從羅馬人打敗馬其頓的庇迪奈之戰（battle of Pydna）開始，這一帝國的西部，越來越被古典文明的羅馬帝國所籠蓋，終至屈服於羅馬精神的龐大成就之下，而羅馬精神的重心，卻是在遙遠的他方。這就構成了「偽形」。

從第二世紀以還，阿波羅靈魂逐漸凋萎，而馬日靈魂逐漸盛開，這種關係遂告逆轉。「偽形」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但如今是西方原來的「崇拜」，轉而成為一種新的東方的「教會」——即是：從各個不同崇拜的總和中，展開了一個信仰其神祇及儀禮的信徒社會。於是，就像早期波斯及早期猶太的情形一樣，興起了一種馬日型的希臘國度。就從犧牲祭祀、及神秘儀式，原來那種嚴格規定的形式之中，發展出一種，有關此等行動的內在意義的「教義」。各種崇拜，如今可以互相替代，而人們不再如往日一樣，在形式上執行或從事此等崇拜，而是變成了這些神祇的「皈依者」（adherents）。而地方上的小神，也在不知不覺之中，變成了真正代表該地的大神。

與此尖銳對比的，是馬日宗教那種可見的形式——教會的組織，信徒的情誼，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不受地理境界的限制，深信耶穌的話：「只要兩三人以我的名集合，我就在他們之中。」不言可喻，像這樣的信徒，必然相信只有一個神，一個真神，其他的神祇都是邪惡而虛偽的。所以每一馬日的宗教，其重心都不在於祭禮崇拜，而在於「信條」，在於「教義」（creed）。

而也就在這幾百年內，出現了輝煌璀燦的馬日型的「經院哲學」與「神秘主義」，蘊蓄於一些著名的阿拉姆域內的學院之中——例如：台西芬（Ctesiphon）、雷賽那（Resaina）、崗迪沙坡拉（Gundispora）等地的波斯學院，及蘇拉（Sura）、尼哈底亞（Nehardea）、肯尼斯靈（Kinnesrin）等地的猶太學院，這些就是天文學、哲學、化學、藥學的濫觴之地。但向西去，這些偉大瑰奇的學術表現，也被「偽形」所扭曲了。性徵上，這些本屬於馬日文化的知識要素；但在亞歷山大城中，卻披上了希臘哲學的外衣，而在巴魯特（Beyrout），也蒙襲了羅馬法學的形式；它們被人們用古典語言寫錄下來，被壓入於陌生疏離、久已僵化的文學形式之中，被完全是另一個文明的後期灰白的邏輯所扭曲。阿拉伯科學的開始，並不是在伊斯蘭時代，而正是在這個時候。真正說來，事實上此時一切事情，都正發生在，上面提過的語言學家的邊界「另一邊」，這些事物，雖然在西方人眼中，是所謂「後期古典」精神的遺裔，其實卻正是早期阿拉伯思想之反映。下面，我們進而思考：「偽形」對阿拉伯的宗教，有何等的影響。

統治薩散匿帝國的封建領主們，名為狄可汗（Dikhans），這些東方早期的「荷亨斯多芬」蠻族，其宮殿之燦爛輝煌，在各方面，皆足以為後來戴克里先治下的拜占庭之楷模。甚至更久以後，回教領袖阿貝息德們（Abbassids）的巴格達新都，都要大規模地在宮廷生活方面，亦步亦趨模仿薩散匿的構想。另外，在北阿拉伯，迦散匿（Ghassnids）及萊克密（Lakhmids）的官廷中，還迸躍出了真正的吟遊詩人及成熟的情詩類型，還有一些騎士詩人，在那個時代裏，以「詩句，槍矛，寶劍」來互相決鬥，馳名一時。

新起的馬日靈魂，最初的先驅者，是諸大「先知宗教」（Prophetic religions）。這些先知宗教，以驚人的精神深度，開始於西元前七百年崛起，並對當地民族及其統治者們的原始行為，提出挑戰。先知宗教，也是本質上專屬於阿拉伯文化的一個現象。我越是一方面深思「舊約」中阿摩司（Amos）、以賽亞（Isaiah）、及耶利米（Jeremiah）等先知；一方面細考波斯的查拉圖士特拉（即瑣羅亞斯德），我越是感到這兩方面的密切相關。他們之間的分野，不是在於新的信仰，而是他們攻擊的目標。前者是對野蠻的古老以色列宗教作戰，而這古老宗教，其實是整個宗教要素的始源。後者則是向同樣粗陋的，古吠陀英雄信仰抗爭。我個人並且相信，在這一偉大的時代裏，還有第三種先知宗教——加爾底亞宗教（Chaldean）。

在此之後，一切隨此而來的事物，在真正的俄羅斯人看來，都是謊言和毒藥。一種真正啟示錄式的恨意，指向於歐洲，「歐洲」即意味非俄羅斯原有的一切，包括雅典與羅馬；正如對「偽形」時代的馬日世界而言，連古代埃及與巴比倫，也都是古老的、異教的。俄國與西方之間、猶太——基督教義，與後期古典虛無主義之間的對比，是很極端的——一方面是憎恨那陌生疏離的外來文化，在泥土的胚胎之中，即要毒殺自己尚未誕生的文化；另一方面，卻是過份嫌惡自己獨具的文化之過度成長。宗教感念之深刻、天才火花之閃現、對偉大覺醒的戰慄與恐懼、對形上思考的畏懼與渴望，是屬於歷史的開端；而精神明淨清晰的痛苦，卻屬於歷史的終結。在「偽和*圖*書形」之中，兩者交織，混於一起。托斯妥也夫斯基曾說：「街上和市場的每一個人，如今都沉思著信仰的本質。」此言也必可移用於馬日文化中的埃得薩城、或耶路撒冷。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那些年青俄羅斯人——骯髒、蒼白、驕傲：抑鬱於角隅間，沉迷於形上學，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一切事物，即使當前的題目是選舉權問題、是化學、或是婦女教育，也仍舊如此——這正是希臘各城市中，猶太人及早期基督徒的情形，當時的羅馬人，對這些人的看法，混合著確實可笑和秘密恐懼兩種情緒。沙皇時代的俄國，沒有中產階級，一般而言，也沒有真正的階級系統，只有地主和農奴，如同西方法蘭克王國時那般的情形。俄國沒有屬於自己風格的城鎮。莫斯科有一座加意建造的宮邱「克里姆林宮」，但環繞於它的，只是一片巨大的市集。就像任何一座俄羅斯母土上的城市一樣，這座模仿而成的城市，其成長、其蘊蓄，乃是為了宮廷及統治的便利。城中的人們，在上層的，是知識份子階層，以文學為生命，深浸於知識的問題中；在下層的，是流離失所的農人，個個如他們自己的代表托斯妥也夫斯基一樣，帶著滿副形上的悒鬱、渴盼、與憐憫：永遠對那片大地懷有鄉愁，並酸澀地恨著那個冷酷蒼灰的世界，那個反基督者曾經誘惑他們的世界。莫斯科沒有自己獨具的靈魂。高層階級的精神，是西方的，而下層階級所擁有的，是鄉野的靈魂，這兩個世界之間，沒有相互的瞭解，沒有溝通，也沒有同情。要了解這一「偽形」的代表人與犧牲者，只舉兩人即已足夠：托斯妥也夫斯基象徵著農人社會，而托爾斯泰代表了西方社會。前者永不能在靈魂中，脫離那塊大地；而後者無論如何地掙扎努力，也永不能接近這塊大地。

事實上，在耶穌行道之前，已有一種奇異的激動，就好像日耳曼世界後來在西元一千年時所經歷的那般，在當時的歲月裏，奔流於整個的阿拉伯土地上。那種文化誕生的要素，在先知宗教中表現為「宗教預感」（presentiment），在亞歷山大時代表現為「形上概念」（metaphysical outlines）的，如今已到了完美成熟的狀態。此一成熟，以無可描繪的強度，喚醒了「恐懼」的原始感受。在此一馬日的世界感受誕生時，人們躊躇不安，憂懼驚惶、世界的末日似已接近。除了一些淺陋的人們外，所有的靈魂，都在啟示、奇蹟、以及對事物始源的最終透視之前，轂觫戰慄。人們只在「天啟」（Apocalyptic）的意象中生活與思考。實際事物只成了表面現象。奇異而恐怖的視景，一方面在互相之間，神秘地傳述著；一方面從奇幻掩抑的古籍中，尋讀出來，而立即以一種頃刻內在的確定，被人緊握著。這一些的情景，就有如後來法國羅曼斯克時代，教堂門廊上的恐怖圖像，不是一種「藝術」，而是以石頭表現的恐懼一樣。每一個人都認識了那些天使與魔鬼、昇天堂與降地獄、「第二亞當」（Second Adam）、「上帝使者」（Envoy of God）、末日的「救世主」（Redeemer）、「人子」（the Son of Man）、永恆之城、與末日審判等等觀念。就在這一極度緊張、日益緊張的日子裏，也就是在耶穌誕生的前後幾年間，於無數的教團和教派之外，崛起了另一個救贖宗教（redemption-religion）——曼丹教。對於這一教團的創始者或起源情形，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能曉得：雖然曼丹教憎恨耶路撒冷的猶太舊教，並無疑地接受了波斯的「救贖」概念，可是這教團仍似乎與敘利亞猶太人的流行信仰，相當接近。曼丹教驚人的文件，如今正一一尋出，這些文卷，不斷向我們顯示出一個「祂」，一個「人子」、一個「教世主」的降臨人間，祂本人必被救贖，且是人們期盼的目標。在「約翰書」（Book of John）中曾記載，天父高臨於「完美之官」，沐浴在光明中，對他的生身之子說：「我兒，做我的使者，走到那沒有光明的黑暗世界中去。」，聖子要求他：「我父，我何處有罪，致你要派我進入黑暗？」而最後聖子回天：「我無罪而昇天，我一無罪惡和瑕疵。」

透過保羅，城市中人及人的「理智」，開始出現。保羅是第一個把「復活」的體驗，視為一個「問題」的人；在他的腦中，年青的鄉野人民狂烈的宗教敬畏，開始轉變為心智的衝突。那些舊時的同志們，根本不可能有絲毫的瞭解他——當然對他們演說的時候，他們看著他的眼光，必然是悲哀而且疑惑的。他們心目中，耶穌那活生生的意象（保羅從未看到的），在此等「概念」（concept）與「命題」（propositions），輝煌而冷硬的光線之下，變得蒼白了。於是，神聖的回憶，萎縮為教條的體系。而且，保羅對他的觀念的真正「老家」，有著完全正確的感受，他的行道旅程，完全指向於西方，而忽略了東方。他從未離開過古典文明城市的境域。他為何要到羅馬，去到柯林斯（Corinth），而不去向埃得薩，或台西芬？他為何只在城市中傳道，而從不逐鄉逐村地傳道？

這與哲學完全無關。耶穌的話語，留存在眾多獻身傳道者的記憶中，甚至在古老的世代裏，已有如雛鳳清聲，嬰孩呢喃，迴揚於一個疏離、老大而有病的世界中。這些話語，不是甚麼社會的觀察、問題、辯論之類。而是有了耶穌，在當時羅馬皇帝提比留（Tiberius）統治的歲月中，加利利湖畔的漁夫和工匠們的生命，已有如恬靜的幸福之島，遠離了一切的世界歷史，也無涉於一切的實際作為，而環繞在他們的周圍，卻遍立著希臘文明的城鎮，展現出希臘文明的戲院和神廟、精美的西方式社會、喧囂的暴民騷動、羅馬的步兵團、希臘的哲學。而當受難者耶穌的友人和門徒們年已老耄，而他的兄弟成了耶路撒冷集會的領袖之後，他們聚集起來，從普遍流行於他們那小小教團中的傳說和講述中，拼合出一部內在意味非常引人注目的耶穌傳記，這傳記開展了一個屬於它自己風格的表現形式——福音，這不僅在古典文化中，沒有先例，即在阿拉伯文化中，也是戛戛獨絕的。在世界歷史中，基督教以耶穌一人的當世生命，來作為整個教義的象徵與中心，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例外的宗教。

先知教諭的核心精神，正是馬日文化的精神表現。因為這些教諭宣示：世上只有一位真神——無論稱之為耶和華、為奧馬茲德、抑為馬得克——這神是萬善之源，其他一切神祇，不是無能，即是邪惡。在這一教諭中，本身便緊繫著一種彌賽亞的希望，這在「以賽亞書」中，已很彰明昭著，而在以後幾百年間，更以一種內在必然的壓力，而耀現於世間。這就是馬日宗教的基本觀念，在其中，已隱含著「善」與「惡」之間，遍及世界歷史的鬥爭概念，「惡」的力量，將盛行於世界歷史的中期，而在最後，「善」終將於「最後審判」之日，獲得勝利。這一種將歷史道德化的思想，是波斯人、猶太人、及加爾底亞人所共有的。這一思想一旦出現，當地民族的原來觀念便告消失，而馬日國家那種不計塵世家園及國境的觀念，即將誕生。「上帝選民」（the Chosen People）的觀念，也出現了。但是，我你也很容易瞭解：那些血氣強盛的人們，尤其是大的家族，會覺得這些太過偏重精神的觀念，與他們的天性格格不入，寧肯回頭去聽信他們自己古老的部落信仰。

對於西曆紀元初期數世紀內，這樣一個年青世界的存在，我們西方的考古家及神學家，全不曾注意。雖然他們忙於研究後期的羅馬共和、及羅馬帝國的狀態，可是當時的中東，在他們眼中，卻是原始不堪，全無任何重要可言。但是，事實上，為波斯瑣羅亞斯德手創的拜火教，所鼓舞的安息軍團（Parthian bands），曾一再與羅馬軍團對抗，在這一軍隊之中，頗有一種十字軍的精神。不惟如此，嚴格說來，在西元一一五年，羅馬皇帝圖拉真進入東方時，表現得有光有熱的，還不是安息之戰，而是那枝真正的猶太十字軍。為了報復耶路撒冷之被毀，他們屠殺了塞普路斯所有的異教徒，人口約共二十四萬。而由猶太人防守的尼西比斯（Nisibis），也對羅馬人作了艱苦卓絕的抵抗。上底格里斯平原（upper Tigris plain）的嗜戰之邦阿底班（Adiabene），也是一個猶太城邦。在這一切的安息及波斯對羅馬之戰中，美索不達米亞區域的猶太士紳及農民，都曾至最前線去作戰。

然後，又從保羅當時的周圍，產生了第二樣創作。由此一創作，而實質上界定了這一新的宗教的形式。耶穌的人格與故事，在嗚咽哭泣中，被推入了詩篇形式之中，這全是由於馬可（Mark）的緣故。「馬可福音」的出現，造成了四福音書的開端。當然，無論如何，在耶穌死後，嚴格的文籍總會有一日問世的，但這些文籍自然的形式，應是那些曾與耶穌一起生活過的精神（也即是東方的精神）的產物；也應是耶穌言論的正式的集合，而由教會加以潤飾增強、最後確定，並賦予註釋，且以耶穌的第二次降臨，為其樞軸。但在這一方向的任何臆測，均為馬可福音完全打破。馬可福音約寫定於西元六五年，與最後幾篇保羅的「書簡」（Epistles）同時，而兩者皆是以希臘文寫下的。這福音是保羅影響下，那個文人圈子的願望的成果，而這個圈子中人，從未聽到過任何耶穌的同件，對耶穌的討論。故而，這只是一幅從遠處遙望的天啟式生命圖像；活生生的經歷，被文字講述所取代，而這文字講述，如此平泛與直截，使得天啟的傾向，簡直難以覺察。當然，天啟仍是「馬可福音」的先決條件，但已不是由耶穌的言詞，而是以保羅的形式出發的耶穌的教義，構成了「馬可福音」的實質。如是，第一本基督教的書籍，以保羅影響下的創作出現。但是，很快之後，保羅的教義本身，若沒有這本福音及其後繼者，又已變成不可思議了。

再說神學研究，其領域是按照西歐各不同教派，而劃分畛域的，故而西方與東方的「語言學上的界限」，仍然一仍舊貫，基督教神學亦是如此。波斯的世界，歸伊朗語言學的學生去研究，而「阿凡士塔」經典，雖非以印歐阿利安文編著，卻是以阿利安語散播的，故而經典中豐碩的課題，只被當作是「印度學」中的小小旁枝，而根本不見於基督神學的視野之內。最後，「泰默」猶太教（Talmudic Judaism）的歷史，又因希伯來語言學，被限定為舊約研究中的一門專科，不但得不到個別的處理，而且被我所知道的所有主要的宗教史，所完全遺忘。而這些宗教吏，卻有篇幅記載每一個印度教派（因民俗學，也列為一門專科），與每一個原始的黑人宗教。

古典的「崇拜」，曾經容忍耶穌崇拜為本身之一種。但是此類「教會」，卻注定要攻擊耶穌的教會。一切對基督徒的大迫害（正對應於後來對異教徒的迫害），其實不是來自羅馬帝國，而是出於此類「教會」。此類「教會」最重要的「聖禮」（sacrament），乃是為皇帝而獻身——正相應於基督徒的「洗禮」——故而，我們應很容易理解到，在那些迫害基督徒的日子裏，下令迫害與反對迫害之間，所代表的象徵意義。這實在是「宗教融合」過程中，一種調整期的痛苦，而「聖禮」本身，便是馬日宗教的產物。所有的宗教，皆各有其聖禮，例如聖餐方面，即有波斯人的「生命樹之飲」（Haoma-drinking）、猶太人的「踰越節」（the Passover）、基督徒的「聖體聖餐」（the Lord's Supper），以及阿提斯神和密斯拉神信徒的類似儀禮，還有曼丹教徒（Mandaeans）、和-圖-書基督徒、和愛色斯神與栖貝拉神的崇拜者之間，盛行的「洗禮」。

羅馬皇帝維斯佩斯（Vesppsian）進軍猶太之戰，是對猶太民族的一大解放。第一，這結束了猶太本土卑瑣小地中的人民，自命為真正猶太國家的宣稱；並結束了對這地方人民赤|裸無隱的精神，與整個猶太民族的靈魂生命，混為一談的要求。東方的學院中，學術研究、經院哲學、與神秘主義，開始獲得了他們應有的權力。第二，這也將基督教，從其時所陷入的「偽形」之中，拯救了出來。

保羅與馬可，在另一項無比重要的事情上，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於保羅傳道使命的結果，與一切原來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希臘文變成了教會通用的話文，再經由第一福音書的導向，希臘文且成為聖經文學的語言。與阿拉姆母土的鄉野精神，失卻了接觸。故而自此以還，前述兩類教會，具有了同一的語言文學，同一的概念傳統，同一的書本文學，同一的學院園地。而遠較此為樸實清新的，東方阿拉姆的文學——真正馬日文化的，以耶穌及他的同志的語言，寫錄與思考的文學——被排出於教會的生命之外，消失於無蹤，而代之以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結果這兩者，遂被兩類教會中的學人，交相混織，交相夾纏，而共同誤解了。

雖然近些年來，廢史學家曾仔細檢視「宗教融合」的情形，可是先前東方「教會」轉形為西方「崇拜」，而後過程逆轉，西方「崇拜」轉形為東方「教會」，這一發展的線索。仍不曾被人發現。事實上，在基督教已處在「偽形」的影響之下，而開始面對西方，從事精神上的發展時，它最艱苦的戰鬥，並不是對真正的古典神祇之戰。基督教與這些神祇，從未正面相對，因為這些流行的都市「崇拜」，早已內在死亡，對人的靈魂，不發生作用。真正可怕的敵人，是從那強而有力的新的西方「教會」中，產生的異教精神（Paganism），或希臘精神（Hellenism），而這本是生來即與基督教本身相同的精神。終至，在羅馬帝國的東面，不止存在一類教會，而是有了兩類。一類即是只包含基督的追隨者的教會，而另一類則是由名目繁多的各個社會共同組成，只是，後者根本也有意於崇拜同一的宗教原理。

在「偽形」之外，在鄉野地區，古典文明的影響愈微弱，則表現的程度愈強烈的，躍起了一個真正的阿拉伯封建時代，表現了封建時代的一切形式。在薩散匿帝國、在皓屋蘭（Hauran）、在南阿拉伯，出現了一段純粹的封建時期。希巴王國的一位國王，歇美爾．尤哈利奇（Shamir Juharish）的勳業，足與西方傳話中的羅蘭或亞瑟王等並垂不朽，阿拉伯的傳奇中，曾記述他遠越波斯，直至中國。統治希巴的，是漢達尼德人（Hamdanids），這些人後來成為基督教徒。在他們之後，基督教王國阿克薩巍然屹立，它與羅馬成立同盟，約於西元三百年左右，從白尼羅河（White Nile）伸展勢力至索馬利海岸（Somali）及波斯灣，並於五二五年，推翻了猶太的希瑪耶特人（Jewish-Himaryites）。在西元五四二年，希巴首都馬利伯（Marib）有一王室會議，羅馬及薩散匿兩大帝國，均派使者參加。直到今天，這個區域，還是充滿了不可勝數的強大堡壘的遺骸，這些堡壘，在伊斯蘭時代，頗有助於一干不凡的開國英雄之事業。例如戈丹（Gomdan）大堡，便是一座二十層樓的建築。

事態如此發展，端在保羅一人。在他那指向實際的能力之前，所有其他的感受，已無足輕重。於是，年青的教會竟決定性地採取了城市的、西方的走向，積重難返，以致到了後來，還把剩下來未城市化的教徒，指為異教徒，鄉下人。這便產生了一種絕大的危機，只有年輕而青春的力量，可以使成長中的教會，拒斥這一危機，而那個古典城市中的勞工世界，卻雙手緊握著這一危機，其緊握的情形，迄今斑斑可考。但是，——這已與耶穌的精義，相去何等遙遠？耶穌的整個生命，都執著於鄉野地區、及鄉下人民的身上——對於那個他生於其中的「偽形」，他根本不曾予以注意；他的靈魂，絲毫未受這一「偽形」的影響——而如今，僅在他以後的一世代，可能在他母親尚活著的時候，由他的死，所產生出來的宗教，卻已經成為該一「偽形」的定形中心。

宗教是形而上的，不是其他任何事物，是「絕對的信仰」（Credo quia absurdum），而且，這形上學不是知識、論證、證明的形上學，而是生命與體驗的形上學。即是：不可想像的確信、超乎自然的事實，不是在現實世界中存在的生命，而是在真理世界中存在的生命。耶穌從沒有在任何其他世界中，生活過一剎那，只除了真理世界。耶穌不是道德說教者。而認為宗教的最終目標，是道德說教的人，對宗教可謂根本無知。道德說教是十九世紀啟蒙運動的事，是人文的腓力斯汀主義的事。要說耶穌有何社會意圖，更是對耶穌的褻瀆。耶穌的傳道，只是宣揚，只是宣揚他一逕充滿的，那些「最終事物」的意象：「新的世代」的到來，天上使者的降臨，最終的審判，新的天堂與新的塵世。沒有任何其他的宗教概念，出現於耶穌身上，或出現於歷史上任何真正感受深刻的時代。宗教，自始至終，是形而上的，是另一個世界的，是對另一個世界的感知（awareness）。而肉體感覺的證據，在那一個世界裏，只是映出了前景而已。宗教是在超感覺（supersensible）中的生命，是與超感覺一致的生命。在此一感知的能力消失時，或只是對它的存在的信仰消失時，真正宗教，便走向了終結。

相反的，托斯妥也夫斯基不屬於任何宗派，只屬於原始基督教的使徒精神。像他這樣的靈魂，可以忽視一切我們所謂的社會性的事象。因為這一塵世對它而言，毫不重要，不值得去改進。靈魂上極大的痛苦痙攣，與社會主義何曾相干？一個宗教，若是著手於社會性的問題，也就不成其為宗教了。但托斯妥也夫斯基所生活於其中的「真實」，甚至在他此生的生命中，即已是一種直接展示於他的宗教性創造。他筆下的艾利沙，已否定了一切的文學批評，甚至俄羅斯的文學批評，也不例外。他的基督式的宗教生命，如果寫了下來——如他一直想寫的——將是如同原始基督教的「福音書」一般的真正福音，而「福音書」，完全已脫離了古典文學及猶太文學的形式之外。另一方面，托爾斯泰，則是西方文學小說的巨擘——他的「安娜．卡列尼娜」遠超儕輩——而即使在他穿著農人裝束時，他仍是一位文明社會中的人物。

這一確定的感受，完全轉變了那個小小基督教團的世界展望。於是，耶穌的「佈道」，本是從他那溫柔而高貴的天性中，流瀉出來的——他對人神關係的內在感受，他對時代意義的內在感受，完全可包含在「愛」之一字中，完全可由「愛」字來界定的——如今，已退入到背景之中，而由所謂耶穌的「教言」，予以取代。由於他的昇天，他在門徒眼中，成為嶄新的形像，在「啟示錄」之中，並且代表「啟示錄」的形像，也是最重要而最終極的形像。自此以後，門徒們便以回憶的意象，來賦形予未來的意象。

「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這是耶穌終極的話語，絕對不容曲解。在有導向性的「時間」與無時間性的「永恆」之間，在真實歷史的「過程」，與神性世界秩序的「存在」之間——沒有橋樑可以溝通。因為後者結構中的「天佑」（providence）或「寬赦」（dispensation）字樣，乃是指謂因果的形式，而不是塵世的事實。這就是耶穌與彼拉多面面相對的那一刻的終極意義。在這一個世界中，代表歷史的羅馬人，把加利利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耶穌的命運。在另一世界，羅馬被註定靈魂的沉淪，而十字架成為救贖的保證——這是「上帝的意志」。

這是因為，很短時期之內，興起了一項發展，這是保羅這位天生的學者，從不曾想像到的，但也是他的工作，所必然無可避免要導致的傾向，即是——基督教國度的禮拜堂（cult-church）中，聖母崇拜的傾向。耶穌的誕生情形，門徒們一無所知，但是，環繞著耶穌的誕生，如今衍展出了一套他的童年故事。在「馬可福音」中，這套故事尚不存在，然而，早在古老的波斯教天啟觀念中，末日的救主「所善揚」，已傳說是童貞女所生。當然，此時所發生的新的西方神話，所蘊含的，是另外的意義，並有著無可數計的後果。因為，在「偽形」領域之內，耶穌之旁，很快崛起了一個形像，耶穌只是「聖子」，而這一形像，已超越了耶穌的形像——這即是「聖母」。她，與她的「聖子」一樣，代表著無比引人注目、且深具吸引力量的單純人類命運，她超越了宗教「融合」中，所有其他的「童貞」與「母神」——愛色斯、泰妮特、栖貝拉、底米特等女神——，也超越了一切生命與痛苦的神秘，並且在最後，將所有這一切，都吸入到她自己身上。在早期基督教偉大作家依瑞奈斯（Irenaeus）筆下，她是新人類的夏娃。另一基督作家歐雷金（Origen），力言她代表永恆的童貞。由於她生了救世主，故而實際上，是她救贖了這個世界。古典文明境內，此一觀念風起雲湧。於是，瑪利亞成了古典文明境外，基督徒信仰的一大絆腳石，也由於此一觀念，在教義上的發展，使得一性論者（Monophysitcs）與景教教徒（Nestorians），脫離教會，而去重建純粹的基督教。但是後來的浮士德文化，在永恆童稚中覺醒過來，需要有一個象徵，來及時表達它對「無限」的原始感受，並展示它對世代綿延的感覺時，它在哥德式時代的日耳曼天主教中，也是以「憂愁的聖母」（Mater Dolorasa）為其樞軸，而不是以「受難的救主」作為主體。在浮士德文化，整個璀璨豐富的創作世代中，這一女性形像，即正是浮士德世界感受，與一切藝術及詩歌、虔信的目標之綜合表現。

向這一方向走的最後一步，是由馬辛（Marcion）完成的。此人有與保羅相等的組織傳說的才能，並比保羅長於心智的創見，但在對「可能」與「事實」的感受上，弱於保羅，故而不曾完成，如保羅那般的偉大感知體系。馬辛把保羅的創構及其後果，和_圖_書僅視為創建新的救贖宗教的基礎。作為先知的保羅，宣稱「舊約」已經完成，並告結束——可是作為創建者的馬辛，卻聲言「舊約」已被擊敗，並且取消。他努力要斬斷任何猶太教的色彩，鉅細靡遺，一網打盡。自始至終，他只對猶太教作戰。像任何創建者一樣，在這宗教創造的時代裏，他把古老的舊神，轉形為失敗的力量。於是，作為「創世主」、「造物主」的耶和華，變成了「戰神」（Just），故而乃是「惡」的代表；而作為「救世主」的化身的耶穌，由於與這「惡」的創作相隔離，乃成為「善之原理」（the Good Principle）。

啟示錄的觀念，本是那些沒有城鎮、並恐懼城鎮的人類，所具的一種表達形式，在猶太教的正式「會堂」（Synagogue）出現後，啟示錄思想，對此一鉅禍的刺|激，作了最後動人的反抗後，便很快趨於終止了。後來，在耶穌的傳道，很明顯地不是導向於猶太教的改革，而是導向於新的宗教時；以及在西元後一百年左右，反對基督教徒的詛咒日趨活躍時，啟示錄觀念的殘餘，又曾一度短暫存在於基督教年青的教堂之中。

無疑這一新教的始源，已告失落，不可復見。但是有一個曼丹教的歷史形像，以驚人的清晰，矗立在世人之前，這就是施洗者約翰（John the Baptist）的悲劇——他的目標，以及他如耶穌本人一樣的殞沒的悲劇。施洗者約翰，幾乎已脫離了猶太教義，並對耶路撒冷的祭司精神，充滿了強烈的恨意，正如原始的俄羅斯，憎恨彼得堡一樣。他講述世界的末日，以及天使「伯那夏」（Barnasha），「人子」，即將來臨，而這天使不再是猶太人盼望的復興國家的彌賽亞，而將是世界末日大火的攜帶者。耶穌與他的門徒，曾聽他行道。在耶穌三十歲時，覺醒的情操來到了，自此以後，天啟的、尤其是曼丹的思想世界，充滿了他整個的生命。那另一個在他周圍的，歷史事實的世界，對他已是一個虛偽、疏離、全無重要意義的世界。耶穌已堂堂地確定，「祂」將立即到來，並結束這一虛假不實的現實。於是，像他的老師約翰一樣，耶穌向前傳道，作為傳佈這一消息的使者。耶穌在他國內四處傳道，毫無保留地宣揚他的使命。但這國度是巴勒斯坦。他生在古典文明的羅馬帝國之內，並處在耶路撒冷的猶太舊教監視之下，故而當他的靈魂，從這可敬的使命的啟示中，脫穎而出，縱目四顧時，他立即面對了羅馬帝國與法利賽教派的現實。他對法利賽教派，那種頑固與自私的觀念之厭惡，是他自始至終所有談話的標誌，這一感受，無疑是從曼丹教團、及東方荒野上猶太農人處得來的。耶穌對法利賽那種冷血野蠻的教條，竟被當作是唯一的救贖之道，而深感憤怒。終極而言，他的信念，所堅持的，是另一種虔信，用以對抗猶太祭司的教條。故而這也即是「律法」與「先知」的對抗。

我膽敢猜想：這加爾底亞宗教，以及其驚人的天文成就、與迷人的精神面貌，就是在這個時候，從古代巴比倫宗教的遺骸中，由以賽亞式的創造性人格，而展現出來的。約在西元前一千年，加爾底亞人，是一群如同以色列人一樣的阿拉姆的部落，居住於西奈之南——耶穌的母語，有時仍稱為「加爾底亞語」。在塞留息德王朝時代，加爾底亞這一名稱，被應用於一散布廣泛的宗教社會之中，尤其是指那些僧侶而言。加爾底亞宗教，是一種拜星的宗教，在漢摩拉比以前的巴比倫文化中，並不存在。它是一切對馬日宇宙、對「世界洞穴」、對「命運感受」（Kismet）的闡釋之中，最最深刻的一種，故而在非常後期時代，仍是以色列及猶太思想的基礎。西元前七世紀以後的天文學，不是由巴比倫文化形成的，而正是由加爾底亞宗教塑造的，這種堪稱精確科學的天文學，本是僧侶仰視天象，所用的奇異敏銳的技巧。終於，在宗教感受的浸潤下，「擇一神教」（henotheism）的思想宣告誕生，加爾底亞的名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認定太陽神馬得克（Marduk）為唯一真神，為憐憫之神；而另一古神奈波（Nebo），是太陽神的兒子，及遣來人間的使者。尼布甲尼撒信奉馬得克的入教祈禱，與舊約的「耶利米書」同時，迄今尚存於世。在深度和純度上，這篇禱文絕不會弱於以色列先知，最精妙的傳世名文。

然而，以上這一發展，是發生於古典文明的土壤上。在這年青的馬日文化的西部邊際上，異教的教會（Pagan Cult-Church），與被保羅移來的耶穌的教會，以及由希臘宗教家腓羅（Philo）衍發出來的，希臘語的猶太教會，它們的語言和文學，緊密互鎖，以致早在西元第一世紀，即已以「基督教」為其最終的名稱；而且基督教義，也與希臘文明，結合起來，而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早期哲學。但另一方面，在從俄倫提斯（Orontes）到底格里斯的阿拉姆語世界中，則是猶太教與波斯教，不斷而緊密地交互作用，各自在這一時期內，於「泰默」經典及「阿凡士塔」經典中，創作了各自嚴格的神學與經院哲學。而從第四世紀起，這兩種神學，都對抵抗「偽形」壓力的，阿拉姆語基督教國度，發生了最大的潛在影響。且在最後，脫穎而出，完成了景教教會的形式。

新的聖經，正是屬於此一新的教義。迄此為止，在整個基督教國度內代表正統的「律法與先知」，已只成為「猶太教神的聖經」（the Bible of the Jewish God），故而，他認為基督徒手中的聖經，乃是一本邪書。於是，馬辛現在以「救贖主神的聖經」（the Bible of the Redeemer-God）來與之對抗。這新的聖經，也即是對那時流行於基督教團中，作為簡單啟迪用、而非正式規定的諸作品，所作的集合與整理。他以「福音」——，唯一而真正的「福音」——來取代摩西五經，而這「福音」，便是他從紛繁不一，並且在他看來，陳腐而又虛假的諸福音書中，統一整次出來的。他又以耶穌的唯一先知——即保羅——的「書簡」，來取代了以色列的諸先知書。

現在我們把首尾勾勒出來：托斯妥也夫斯基是一位聖人，而托爾斯泰只是一個革命家。托爾斯泰，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繼承人，只有從他這裏，才會產生布爾雪維克主義。這主義不是彼得主義的反面，而毋寧是彼得主義的最終課目，也是自形上問題轉入社會問題的最後降墜。因此之故，也就是「偽形」的一種新形式。如果彼得堡的建築，是反基督的第一行動，則構成這彼得堡的社會，本身之自我毀滅，將即是次一行動。而俄羅斯的靈魂，必會感受到這一點。俄國大革命的動力，其實不是知識份子的仇恨，而是來自民族的本身。民族本身，非關仇恨，只是急於要拋棄它的弊病痼疾，一舉摧毀古舊的西方主義，而帶來另一個新的文化，因為，這一沒有城鎮的民族，所渴盼的，是它自己的生命形式、是它自己的宗教，和它自己的歷史。托爾斯泰的基督教，只是一個誤解，他所謂的基督，其實卻是馬克斯。而未來的一千年，將是屬於托斯妥也夫斯基的基督教的時代。

阿拉伯的「偽形」，始於安東尼與屋大維的艾克西海戰（Actium）；此戰本應是安東尼勝利的。該次戰役，不是羅馬與希臘之鬥——羅馬與希臘之鬥，早在加奈與查瑪兩役，而在這兩戰中，漢尼拔的悲劇命運，乃是他並非為了自己的國土而戰，而其實是為了希臘文化而戰。在艾克西，是尚未誕生的阿拉伯文化，被已呈灰鐵的古典文明所壓制；是羅馬的元首，壓服了回教的先王。如果其時安東尼獲勝，馬日靈魂已被解放；可是他的失敗，招致了羅馬帝國的嚴酷鐵石般的統治。

但是，當耶穌被帶到羅馬巡撫彼拉多之前，現實世界（the world of facts）與真理世界（the world of truths），便立即仇深恨重地面面相對了。這是一幕象徵意義無比清晰而顯著的情景，這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爍古震今的一幕。深植於人類生命根柢中，與生俱來的傾軋；由於人之有身，由於人既有「存在」，又有「知覺」，而導致的傾軋，在此處，展現了吾人所能想像的人類悲劇的最高形式。在羅馬巡撫的著名問句：「真理是什麼？（What is truth?）」中，蘊含著整個的歷史意義、完全的事實真相、國家與戰爭的威嚴、成功的全能、家世的驕傲。而耶穌的沉默，卻是以另一個問題來回答它，一個在宗教的一切事物中，最具決定性的問題：「事實是什麼？（What is actuality?）」，對彼拉多而言，事實就是一切；可是對耶穌而言，事實不值一哂。真的，如果宗教看重任何塵世的事實，則純粹的宗教，必不能夠對抗歷史與歷史的力量，也不可能對現實生命提出裁判；而如果宗教看重任何塵世的事實，而它也不成其為宗教，而是屈服於歷史的精神之前了。

只要在古典精神仍然強盛之時，西方風格的「偽形」，不免一直籠罩在一切東方教會之上。這就是有關宗教「融合」（Syncretism），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因為「偽形」之故，波斯的宗教，進入了密斯拉（Mithras）崇拜的形態之中，這即是加爾底亞——敘利亞的星神及太陽神崇拜（包括周彼得、希巴澤、梭爾、阿特加提諸神的名字）；猶太的宗教，進入了耶和華崇拜的形態，因為托勒密時代的埃及社會，沒有其他的神祇名目，可供應用；而原始東方的基督徒，如保羅的「使徒行傳」及羅馬的「墓窖傳道」所明晰顯示的，是採取了耶穌崇拜的形式。ｈttｐs://ｍ•ｈetｕｂｏok•cｏｍ.ｃｏm

「想想那些野百合花」，意指：「不要注意財富及資產，因這兩者束縛靈魂，使靈魂只著意於這一塵世」。「人不能既信奉上帝，又侍奉曼奴（Mammon）」。此處財神曼奴，即是指全部的現實。若想含糊混過此一現實需求，所代表的重大意義，實是膚淺而且膽怯的。但在耶穌，則於：為增加個人的財富而工作，與為減輕個人的社會負擔而工作，這兩者之間，根本不感到有什麼區別，因為這只是塵世的事。當財富使他驚嚇時，當耶路撒冷的原始基督教團——一個嚴格的宗教「秩序」，而非社會團體——否定個人所有權時，所表現的，恰是原來驅動他們的那種「社會」情緒，最最直接的反抗。他們的信念是：可見事象的狀態，不但不代表一切，而且什麼都不能代表；他們的信念，不是基於圖求在這塵世上的舒適，而恰是基於，反過來輕視這一塵世的舒適。

而重要的問題——遠較猶太一地與馬日世界的爭執為重要——在於耶穌的福音，究應傳向東方、抑或西方？其時波斯的教會，與希臘世界的「融合」教會，均正在形成的過程中，耶穌的福音，究應與前者，抑或後者，發生密切的關係？〕

如是，馬辛變成了「新約」聖經的真正創造人。但正因此故，我們不可能忽略那位，與他有密切關係的神秘人物，那位很久以前，即已寫下了「約翰福音」的人物。這位人物的意向，既不是要增強、也不是要替代原有的諸福音書；他所作的——與馬可不同，他是有意的——是要創造某一全新的東西、基督教的第一本聖書、新宗教的「可蘭經」。那個世界終結正在迫近的觀念，是耶穌徹頭徹尾充滿心靈的觀念，甚至是保羅與馬可也多少浸淫過的，如今遠退到「約翰」和馬辛之後了。天啟觀念，走向了結束，而神秘主義，開始滋長。此時教義的內容，不是耶穌的教言，甚至也不是保羅所宣揚的耶穌的教義，而是宇宙之謎、是「世界洞穴」的思想。在此，所有現象的意義與方法，不是「福音」的問題，不是「救主」的形像，而是「邏各斯」（Logos）的原理。耶穌的童年故事，又被拋棄了，神不是「生下來」的，他本就存在，並以人的形式，漂遊在世界上。而且神是「三位一體」（Trinity）——即「神的本體」（God）、「神的精神」（the Spirit of God）、與「神的道」（the Word of God）。於是，第一次，這一早期基督教的聖經，含有了馬日文化中的「實體」（Substance）問題。它主導了以後的世紀，排除了一切其他事物，而終於導致宗教分裂為三個教會。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對「實體」問題，約翰最接近的答案，卻正是景教的東方，所代表的真正答案。即是透過了「邏各斯」觀念，（這字之為希臘字，在此只是偶然的）它成為四福音書中，最接近東方的一個，並且不強調耶穌是最終而全盤啟示的持有者，而強調耶穌是第二使者，將有第三使者，隨之而來（約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節，二十六節；十五章：二十六節，所謂的「賜福者」「聖靈」）。這是耶穌本人宣揚過的驚人教義，也是這本神秘書中決定性的觀念。這就非常突然地，顯出了馬日式的東方信仰。例如「約翰福音」十六章第七節，所謂「邏各斯」不去，則「聖靈」不會來；又十四章三十節說：在這兩者之間，尚有最後的世代，由黑暗之神阿力門（Ahriman）統治。但在「偽形」中，由保羅式心智所主導的西方教會，一直在與約翰福音作戰，只有在這一攻擊性的、黑暗深沉的教義，已被保羅教義的詮釋所覆蓋時，才予以承認。約在西元二四五年，摩尼（Mani），這位與東方基督徒的潮流，親密接觸的教士，拋去了保羅的、人形的耶穌，視之為惡魔；而認定約翰的邏各斯，才是真正的耶穌，但又宣稱他本人是第四福音的「聖靈」，這就是摩尼敏。在迦太基，奧古斯汀即是一位摩尼教徒。而具有高度暗示意義的事實是，保羅教義與摩尼教義，最後都溶入於馬辛的教義之中。

在耶穌後期的門徒中，有很多人，在感受上，純粹表現馬日文化的意味，完全脫離了法利賽精神，這些人，遠在保羅之前，便擔任著宣揚教義的使命。

訴諸眼睛之前的，是所有這些思想和感受的歷史，已在馬日建築的歷史上，重複出現。

為耶路撒冷之行，最後的悲慘結果所震驚的耶穌友人和門徒之中，在短短幾天之後，便有人散播出耶穌復活和再現的消息。這一消息對當時這些靈魂、及當時這個時代的震撼之鉅、甚至直到後期人類的感覺之中，尚可以感受到其部份的迴響。這意味著馬日文化的春天時節，所呈現的「天啟」觀念之實際完成——那個救贖世人的「救世主」、「第二亞當」、「所善揚」（Saoshyant）、「以諾許」（Enosh）或任何其他用以指謂「祂」的名字的人，已昇入於天父的光明之殿——這顯然標示了現前世代的結束。故而，那個已預告的未來，那個全新的世代，「天上的王國」，已立即可見。於是，人們感覺到他們自己，正處在「救贖的歷史」的轉捩點上。

「偽形」的整個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中心觀念，是「邏各斯」觀念，在應用及發展「偽形」的信仰意象上，關係重大。這裏的「邏各斯」，沒有受任何「希臘」方面的——也即是古典文化的——影響；其實，在這個時候的人們，早已沒有一人的精神位向上，尚能容得下原來希臘赫拉克利特斯、以及斯多亞的「邏各斯」概念中，任何微小的痕跡了。然而，僅管如此，在亞歷山大城櫛比鱗次的諸家神學，還是一樣不能如它們所希望的，發展出完全純粹的「邏各斯」觀念，這自然是「偽形」的侷限。倒是在波斯教及加爾底亞宗教的想像中——如「神的精神」及「神的道」；以及猶太教的教義中——如「精神」（Ruach）及「神諭」（Memra）；「邏各斯」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在西方，「邏各斯」教言所成就的，乃是經由腓羅及約翰福音，而發展出的一套古典的教義，這不但發展為基督教神秘主義的要素，而且終於發展而為一種「教條」。這是不可避免的事。這套「教條」，為西方兩類型的教會，在知識方面，共同持守；這正對應於，在信仰方面，這兩者共同表現的宗教「崇拜」：融合教會的神祇崇拜，以及基督教會的聖母與諸聖崇拜。而從第四世紀起，東方的感受，則起而反對了這一切事情，不論是「教條」，或是「崇拜」。

然而，我們也不可忘記，從巴比倫的觀點，來看猶太人自放逐的「禁制」中，返同故土的實況。大部份的猶太人，事實上已遠離了這些觀念，或祗將之視作幻景或夢想；那些團結的農夫、工匠，以及初期的地主貴族，無疑仍在他們的「放逐之王」迦路撒（Galutha）的統治下，王都即在那哈地（Nehardea）。回到「故土」的猶太人，只是少數，是頑固和狂熱份子。他們連妻子帶小孩，共只四萬人，不足全數的二十分之一，故而，任何人若把這些回家定居者、及他們的命運，與整個的猶太民族混為一談，則必然不能看出一切後來的事件的內在意義。這一猶太教的小世界，過著一種精神上與整體分離的生活，而整個的猶太民族，雖然尊敬這一生活，事實上卻不曾加入於此。在猶太的東方，啟示錄的文學，預言的後繼者，繁花盛開。這是猶太民族真正的自然詩篇，於此，我們仍擁有如「約伯記」這樣的傑作，「約伯記」——事實上是一篇表現伊斯蘭特性，而根本非猶太精神的作品。另外，此時大量的其他傳奇和史詩，如「朱蒂絲」（Judith）、「圖比特」（Tobit）、「阿奇卡」（Achikar）等，也播散出來，成為阿拉伯世界中一切文學的源頭。在猶太本土，只有摩西法諭盛行不替：「泰默」法典的精神，首先出現於「以西結書」，並以西元前四五〇年之後，在以斯拉（Ezra）撰下的銘文中，獲得充實。從西元前三百年至西元後二百年間，猶太祭司們闡述了摩西五經，並發展了密西那神諭（Mishnah）。耶穌的出現及神廟的被毀，皆不曾打斷了這一抽象的學術進展。耶路撒冷，在死硬的信徒眼中，成了後來回教麥加一般的聖地。「律法」（Law）與「先知」（Prophets）這兩個名詞，實際上劃出了猶太本土與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區別所在。在後期的波斯、以及一切其他馬日的神學之中，「律法」與「先知」這兩大傾向，皆能結合而為一體，只有在此一情形下，兩者在空間上被分割了。此時，耶路撒冷的決定，被四方的猶太人所共同承認，可是他們服從的程度，卻是一個問題。

另有一個課題，須加以考慮。猶太民族，在放逐之後，如波斯一樣，人數大為增加，遠超過了舊時小小的氏族水準。這是由於民族的同化和分化——一個沒有國土的國家，征服他人的唯一形式，故而，自然、也顯然是馬日宗教征服他人的唯一形式。

回到馬辛本人，是他，透過了「約翰」，帶入了這等概念，並創造了基督教的新聖經。與在他之前的保羅、及在他之後的雅瑟那賽斯（Athanasins）一樣，馬辛也是在基督教會瀕臨解體的時刻，基督教義的承傳者；他的概念之莊嚴偉大，也絕不因後來，基督教的統一，不是經由他，而卻是反對他，這一事實，而告減色。事實上，早期天主教會——即是「偽形」的教會——只是在西元一九〇年左右，盛極一時，然後，就處於對馬辛的教會自衛的狀態，並甚得馬辛教會中，某一個組織的助益。尤有甚者，天主教是以與馬辛的聖經，結構相同的東西——四「福音書」與「使徒行傳」，來取代馬辛的聖經，然後再進而結合「律法」與「先知」，使成一體。而最後，在這一結合新舊約兩聖經的行動中，本身已確定了天主教會對猶太舊教的態度，它雖進而反對馬辛的第三創造，馬辛的「救贖主」教義，可是它自己的神學，開端即是植基於馬辛對此問題的闡釋之上。

在此同時，在東方的「羅馬大軍」，於短短兩百年間，從一枝當世無敵的軍隊，轉而至於普通封建軍隊的層次。而羅馬軍團，也在西元二〇〇年左右，羅馬皇帝西弗拉斯重新整軍時，宣告煙消。正在西方軍隊退化為遊牧民族之時，在東方，於第四世紀崛起了一個真正的騎士時代。戴克里先設置的「禁軍」，不是用來代替為西弗拉斯所廢的軍事執政團，而是一枝數目雖小、而訓練精良的騎士軍隊，將領的徵募，也成立了一套制度。他們的戰術，是文化早期的戰術，帶有個人勇氣式的驕傲。他們的攻擊，採取日耳曼式的所謂「野豬頭襲擊」（boar's head）——精兵集中，一次突破。

托爾斯泰是先前的俄羅斯，托斯妥也夫斯基，卻是未來的俄羅斯。在內心深處，托爾斯泰離不開西方。故而即使是他正反對彼得大帝的政策主義時，他仍是該主義的偉大代言人。雖然他曾狂烈地反對西方，托爾斯泰其實永不可能擺脫西方，他恨西方，其實即是恨自己，所以他才是布爾雪維克之父。這種精神，及隨之而來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其明顯的虛軟無力，已在他死後出版的「黑暗之光」（A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中，表露無遺。而托斯妥也夫斯基，卻毫無恨念htｔps://ｍ•ｈeｔｕboｏk•ｃom•com，他熱情的生命力，同情的諒解心，足以擁抱一切事物，包括西方在內——「我有兩個祖國，俄國和歐洲。」他超越了彼得主義，也超越了俄國革命，他從他的將來遠景，迴看這兩者，就如自遠方曠觀一樣。他的靈魂是啟示錄式的，渴盼、絕望，但仍對將來遠景有所確信。在他的「卡拉馬助夫弟兄們」書中，伊凡．卡拉馬助夫對他的弟弟艾利沙說：「我要去歐洲，雖然我明知我只是去到一所墓地，但我也知道這墓地於我，非常的親切。可愛的死者，葬在那裏，覆蓋在他們身上的石頭，每一塊都在告訴世人：遺骨是無比熱情地生活過的生命；這曾是無比狂熱的一位信仰者——信仰於他自己的成就、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戰爭、自己的知識，故而我知道，我也確信，我會跪下來，親吻這些石塊，為死者而哭泣。」托爾斯泰，正與此相反，他本質上代表一種偉大的理解力，是已經「啟蒙運動」後的，是屬於「社會心態」的。他所看到的一切，是文化後期的、世界都會的、及西方形式的問題。托爾斯泰仇恨私有財產，這是一種經濟學家的仇恨，他仇恨社會體制，這是一種社會改革者的仇恨，而他仇恨國家觀念，也無非是一種政治理論家的仇恨，並不是出自於真正的宗教精神。故而他對西方產生重大影響，——而他在各方面，也本都屬於西方，屬於馬克思、易卜生及左拉這一流派。

今日，展示在我們眼前的第二個「偽形」，是在俄國。俄羅斯的英雄傳奇，在基輔大公烏拉底米爾（Vladimir，西元一千年左右）周圍的史詩圈子，和他的「圓桌武士」時代；以及那聲名赫赫的英雄伊拉亞．穆若美茨（Ilya Muromyets）時代，達到巔峰。俄羅斯靈魂，與浮士德靈魂之間的巨大差異，已在這些傳奇人物，與「相應的」西方亞瑟王、厄瑪那瑞奇（Ermanarich）、及尼布龍的傳奇，彼此之間的對比中，顯露無遺。俄羅斯的「梅羅文加王朝」時代，始於一四八〇年，由伊凡三世推翻了韃靼人的統治，經過初期蠻族領袖路列克（Rurik）的後世王族，以及最初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直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一六八九——一七二五）。這恰可對應於西方從法蘭克名王克洛維（Clovis，四八一——五一一），至臺斯催之戰（Testry，六八七）間的那段時期，在此期間，加羅林王朝曾凌越四方，獨霸一時。俄羅斯這一段由貴族世家、和基督主教所代表的「莫斯科維」時代中，有一恒定的因素，即古老的俄國集團，對西方文化的友人之反抗。隨後，從一七〇三年彼得堡建造之時起，伐羅斯進入了「偽形」。「偽形」迫使原始的俄羅斯靈魂，進入陌生疏離的軀殼之中，這軀殼，首先是已呈完滿的巴洛克，然後是「啟蒙運動」，然後是十九世紀的西方。俄羅斯歷史中的致命人物是彼得大帝，因為，本來莫斯科的原始沙皇制度，甚至在今天，還是適合於俄羅斯世界的唯一形式，但是，在彼得堡，它被扭曲成了西歐那樣的動態形式。東正教南方的聖地——拜占庭及耶路撒冷——的吸引力，在每一正教靈魂中都很強大，如今已被面向西方的全球性外交政策所扭轉。俄羅斯人民火焚了莫斯科，這是原始人民強烈的象徵性行為，這是有如猶太狂熱的麥卡比族（Maccabaean），對外地人及異教徒的憎恨之表示。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俄皇亞歷山大一世訪問巴黎、神聖同盟、以及與西方強權的協議。於是這一國家，它的命運本應繼續行進，不需某幾代的歷史的，卻被強驅入於一段，虛假而浮泛的歷史之中，而古老俄羅斯的靈魂，根本不能了解這一段的歷史。俄羅斯的歷史，明明本應是處在先文化時期，宗教本應是其人們瞭解自己與世界的唯一語言，可是，卻引入了後期西方的藝術與科學、啟蒙運動、社會倫理、世界都會的唯物主義。在這漫無城鎮的大地上，在這原始樸質的農人中，型式陌生的城市，儼然矗立，有如罪惡的淵藪——虛偽，不自然，不動人。「彼得堡，」托斯妥也夫斯基說：「是這世上最抽象、最虛浮的都市。」雖然托氏誕生於斯，他總感覺到：這城市將有一天，隨晨霧而消失。散布在阿拉姆農人的土地上的希臘式石砌城市，也即是如此的形同鬼魅，如此的不可信賴。耶穌在加利利時，即已知道這一點，當聖彼得注目於羅馬帝國時，必也已感受到這一點。

然而，巴比倫放逐猶太人，固然的確使猶太人與波斯人之間，有了重要的區別，可是這區別所在，並不是那衷心虔信的終極真理，有何不同，而是他們實際遭遇的事實，以及兩者對這些事實，所持的內在態度，有了不同。耶和華的信徒，被迫離鄉背井，而奧馬玆德的信徒，卻能雄霸一時，後來猶太人獲准返回故土，便是由波斯居魯士所准許的。

在這一豐盛的文化春天時節，把嬰孩似的基督教，提昇至超乎一切宗教，舉世無與倫比的，是耶穌的形像。這些年代中，所有的偉大創作裏，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與耶穌的形像相提並論。一切密斯拉神、阿提斯神、歐西理斯神（Osiris）的神話傳奇與神聖歷險，在任何讀過、或聽過迄今流行的耶穌受難故事的人看來，都已顯得過於溫吞和空洞，耶穌受難的故事，歷久彌新——耶路撒冷最後的旅程、最後的憂慮的晚餐、客西馬尼花園絕望的時刻、以及十字架上的死亡。

古典文化的宗教，是一些數目繁多的不同祭禮或「崇拜」（cults）；其神祇永遠只侷限在一個固定的地點，這恰與古典靜態的歐幾里得世界感念相符合。與此相應，人對神的關係也採取一種地域崇拜的形態，其重點所在，乃是儀禮程序的形式，而不是它後面的教條信念。人們可以從事這些祭禮崇拜，而絕不屬於這些崇拜。也沒有什麼信徒的結社之類。

在另一邊，「偽形」是一貫而完整的，一方面表現於中古庇斯提派（Pistis）對馬日信仰的接受，一方面也表現於諾斯替派（Gnosis）在形上方面的內省。西方形態的馬日信仰，是由名宗教家依瑞奈斯，尤其是宗教家特爾吐林（Tertullian），為基督徒制定的，其著名的箴言，就是「絕對的信仰」，這箴言正是此一信仰的確定性之總結。在異教徒方面，與此對應的，是普拉提尼斯在他的「九神集」（Enneads）、以及其門徒鮑菲里（Porphyry）在論著「靈魂歸神」（On the Return of the Soul to God）中的言論。但在這些異教教會著名的學人筆下，也有所謂「天父」（即理性Nous），「聖子」、及神人中間的「媒介」的存在，正如在腓羅的教義中，「邏各斯」已經成為第一「聖子」及第二「上帝」了。普拉斯尼斯及宗教家歐雷金，是源出一師的弟子，他們顯示了「偽形」的經院哲學，實是由將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的典籍，作有系統的價值重估，以配合馬日概念與思想，發展而成的產品。

由地理方面及歷史方面看來，馬日文化正是各大高級文化群的正中央，無論在空間或時間上，它都是唯一與所有的文化，實際接觸的一個文化。故而，在我們的世界圖像中，它的整體歷史結構，完全要依我們能認清，那已被外在軀殼所扭曲了的內在形式而定。在此一情形中，「偽形」特殊化的後果，也許遠重於任何其他的例子。一般的歷史學家，抱殘守缺於古典文化的語言領域之內，以古典語言的邊界，為其東方的地平線盡頭；所以他們完全不能察知，那邊界兩方的深刻而統一的發展。在他們的精神中，這一切根本不存在。結果，便是用希臘和拉丁語文，整理及界定出來的所謂「古代」、「中古」、「近代」的歷史觀。對古代語言的專家、及他們的「經典」而言，阿克薩（Axum）、希巴（Saba）、甚至薩散匿王朝（Sassanids）的領域，都是不可接近的異域，於是在所謂「歷史」之中，根本沒有這一切的存在。文科的學生，也把語言的精神與工作的精神弄混了，如果偶然有阿拉姆地區的作品，被寫入於希臘文、或僅僅保存於希臘文中，他便將之列入他的「後期希臘文學」之中，並進而將之歸類為後期希臘文學中的一個特殊時期。

以故，波斯的宗教，看來如此的威風，而猶太的宗教，顯得如此的謙卑。讀者不妨一閱大流士著名的「卑黑銘文」（Behistun inscription），持與「耶利米書」相對照，便可見大流士對他那勝利的神，如此何等的專崇而驕傲，相形之下，以色列的先知們，為了竭力保持上帝的意象完美無缺，所作的論辯，又是何等的顯得絕望！在流浪中，每一個猶太人的眼睛，都為波斯人的查拉圖士特拉教義的勝利而側目，於是純粹的猶太先知預言——「阿摩司」、「何西阿」、「以賽亞」、「耶利米」等，乃一轉而為「啟示錄」——「申命記」、「以西結書」、「撒迦利亞」等。其中，所有下列新的視觀，如：「人子」、「撒旦」、「天使長」、「七重天」、「末日審判」，都是馬日共同的世界感受中，由波斯人展示出的一面。甚至在「以賽亞書」四十一節中，出現了居魯士本人，廣受猶太人歡呼，猶如彌賽亞。由此看來，舊約「申命記——以賽亞書」的偉大作者，其靈感是否由查拉圖士特拉的信徒啟示而來？

這一問題，是由保羅（Paul）決定的——保羅是新的運動中，第一位偉大的人格，但也是第一個不但感受「真理」，並且感知「現實」的人。在承受了一種，那些時日裏時常發生的覺醒啟悟之後，保羅轉向到西方，那些為數繁多的小型「融合」教團去，並將這些教團，以他自己的模式，鎔鑄成一個大教會。

〔耶穌最早的友人們，在耶路撒冷的最後時日裏，成立了一個教團，並常去猶太神廟集會，他們視耶穌為古老聖經中的彌賽亞，只為猶太人而來。他們結果仍保持為猶太教許多教派中的一派。可是所有其他的阿拉伯世界中的人們，卻只在等待那啟示錄中記載的「救贖主」、「救世主」、「人子」的到來，而無論其為猶太人、為波斯人、為加爾底亞人、為曼丹人，皆是一樣。

耶路撒冷被羅馬人摧毀，其實只打擊了馬日文化的一個非常小的部份，也是在精神上與政治上，重要性極小的一部份。說猶太民族在耶路撒冷被毀後，「一片散亂」，是完全不確的，因為猶太民族（以及波斯和其他民族）早已有幾世紀之久，生活於與其國土無關的形式中。

保羅在心智上，是一個學者，在感受上，則是一個「天啟」信徒。他也認識猶太教的教義，但那只是初步發展的教義。故而，因保羅的佈道，世上出現了兩類的馬日宗教，雖用著同一的聖經（即：舊約），但卻有不同的重點：一類是服膺於西元前三〇〇年以來，即由耶路撒冷的主流祭司們發展出來的「泰默」法典；另一類即是由保羅奠基，向福音的方向發展，而由早期基督教眾主要教父（Fathers）完成的教義。但是，尤有甚者，保羅並把當時盛行不替、豐富繁褥的「天啟」理念，與即將降臨救世主的諾言，統一起來，成為一種「救贖的確定感」（Salvation-certainty）。這種「確定感」，是在大馬士革時，直接而臨即地啟示於保羅一個人的：「耶穌是救世主，而保羅即是他的先知。」——這便是保羅使命的全部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