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與金錢兩者合起來，構成了（廣義的）自由主義，即是：從生命的限制——無論其為特權、為形式、抑為感受——之中，解脫出來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即：任何種類的批判主義；金錢的自由，即：任何種類的商業經營。但兩者也同時一往無前地，指向於「一個階級」的統治，不承認國家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心智與金錢，都是無機的事物，它們所要的國家，不是一種值得尊敬的、高度象徵的成熟形式，而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引擎。然而只有在英國，貴族革命，由於有上述的優勢，不但在公開的戰爭中，解除了國家的武裝，而且也解決了第三階級的問題，從而達成一種第一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是一種既無需計劃，也無需倣傚，而是自然成熟的形式，肆應自如，圓融無礙，不受時間改變的影響。故而，英國的議會，在英國參加專制各國的「王位繼承戰爭」（Succession Wars）時，能把這些戰爭，處理為具有商業目標的經濟戰爭，而符合其心智與金錢的利益。

最初，當文明已發展至花朵盛開的時刻，便出現了國際都會的奇觀，這是巨大宏偉的化石，是混茫無形的象徵——龐碩無朋，燦爛輝煌，毫不客氣中散立於四方，把已經虛軟無能的鄉野中生命之流，全吸入到自己之中。大群的人們，好似隨風的浮丘一般，從一個都會漂流到另一都會，也像鬆散的沙子一樣，流入了岩石的裂縫之中。在世界都會中，金錢與心智，慶祝著它們偉大而最終的勝利。國際都會，可說是人類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最最虛飾、最最巧妙的現象——不可思議，難以想像，幾乎已經脫離了自然宇宙結構的一切可能性之外。

在大革命之後，法國已屈服於「股票市場」（Bourse）的統治之下，金錢控制政治：一步緊似一步，只有偶而成立軍事獨裁（一八〇〇，一八五一，一八七一，一九一八）時，才能緩和一下。至於俾斯麥所統一的德國，基本上具有「王朝」的性質，議會僅居次要的地位，可是國家內部的摩擦，非常強烈，不能有效發揮政治能力。倒是它的軍隊，卻有其自己的歷史。其偉大的傳統，可以上溯腓特烈威廉一世，並擁有行政的系統，是以軍隊中倒具有一種真正的政治「訓練」，足與英國頡頏，而同為強力種族特性的充分表達。軍隊的日漸茁壯，預示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世上沒有什麼「最好的」、「真實的」、或「正義的」國家，可以按照計劃實施完成。每一個出現於歷史裏的國家，在歷史之流中，其本身都只存在一次，存在於一個時刻；到下一個時刻，無論其法律——憲政的外殼如何堅固，其實都已不知不覺有所不同。故而，諸如：「共和」、「專制」、「民主」等詞眼，在每一不同的例子中，表示的意義都不一樣，而這些詞眼，被哲學家或理論家用為確定的概念時，更已變成為一些口號。國家的歷史，是觀相的歷史，不是系統的歷史。它的工作，不是去顯示「人性」如何地進展，以取得其永恆的權力、以走向自由與平等、以開展一個超級智慧與超級公正的國家云云；而是要描述真正存在於現實世界裏的政治單元，如何成長、如何壯盛，又如何凋萎，並且顯示出這些單元，事實上即是一些「進入情況」的實際生命，此外無他。

在古典文化中，羅馬是經過奪權革命之後，唯一碩果僅存、且制度未損的城邦，這是古典民族的命運中，一種令人不能置信的好運道；相反的，以我們西方，那種根深蒂固的權力世襲的觀念，而竟會爆發暴力革命於巴黎，也幾乎可說是一項奇蹟。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發生，不是由於法國專制過於強項，而無寧是過於軟弱，以致從英國來的民主觀念，與金錢力量結合在一起，燃發了革命的行動，使「啟蒙運動」的口號，活生生付諸事實，這其間，混合了美德與恐怖、自由與專制，影響所及，甚至直到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及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等小型劫禍之時，尚不絕如縷，近時更有社會主義者釀成的災禍。反而在英國本身，環繞於政黨領袖福克斯（Fox）與雪利敦（Sheridan）的周圍，雖也有一個小的圈子中人，熱衷於「革命」的觀念，並談及普遍參政權及議會改革等，但在維新黨領袖小庇特（Younger Pitt）的領導之下，都一致採取最尖銳的手段，來打擊任何想要為中產階級的利益，而干涉到貴族政權的企圖。英國的貴族階級，全力進行對法國的二十年戰爭，並聯絡全部的歐洲君主，究其結果，不是在打擊拿破崙，而實是挫抑「革命」的本身——而事實上，法國「革命」，卻正是想要把英國思想家私人的意見，實行於現實政治中的一種樸素的壯舉，想要把法國沙龍中所忽略、而英國大廳中所樂道的「第三階級」地位，予以改善。

所謂「世界和平」，事實上確常存在，但它所意味的，是絕大多數的人，自己放棄了戰鬥的意志，並且不自覺地，準備屈服為好戰之徒的戰利品。世界和平，始於為求普遍的和平，不惜希望國家的毀滅，終於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早在羅馬皇帝奧理略治下，每一城市及每一地方，已都只為自己著想，皇帝的行動，只是他自己的事，與別人概不相干。而邊遠的民族，更是對皇帝本人、他的軍隊、他的目標，漠不關心，一如他們對日耳曼蠻族勢掠者的計劃，也漠不關心一樣。在這樣的精神前提之下，便發展出一種「第二度維京主義」（Second Vikingism）。此時，「進入情況」的生命狀態，從國家這裏，轉移到一些冒險家、自成風格的帝王、退職下來的將領、以及蠻族國王群之中——在這些人眼中，人命直如草芥一般。故而，梅錫尼原始時代的英雄，與羅馬後來的軍人皇帝之間，有一種深刻的關係存在；埃及極早的開國君王曼尼士（Menes），與帝國時期的雷姆賽二世（Rameses II）之間，也是一樣。在我們的日耳曼世界，早期的蠻族國王阿拉雷與狄奧多理（Theodoric）之流，將會再度出現——而其第一個預示，可見於南非的羅德玆。俄國及南美，也皆有此類劊子手的事實。

一旦帝國主義已經到來，便不再有政治問題可言了。情形已定，權力分明，人們只能接受現實。在「戰國時代」，鮮血的洪流，染紅了各個世界都會的街道，想要把偉大的「民主」真理，履現為事實，想要贏取各人的權利，而沒有權力，生命似乎便不值得苟活下去。可是如今，權利是贏得了，但是那些民主鬥士的子孫們，即使以處罰來強迫，也沒有人會去使用這些權力。再過一百年，甚至連歷史家，也不復能瞭解當年的爭論，有何意義。早在凱撒的時代，有名望的人士，便幾乎已不再參加選舉。後來羅馬皇帝提比留深感痛苦的，是他那時代大多數的賢能之士，對政治避之惟恐不遠，到了尼祿皇帝時，甚至動用威脅，也不能迫使參議員們回到羅馬，遂行他們的權力。這，便是偉大政治的終局。

從另一個觀點看來，這一時期也凸現它的重要性——在這時期內，抽象的真理，第一次介入了事實的世界。世界都會已極其壯大，都市中人已凌越、並影響了整個文化的覺醒意識，所謂的「輿論」（Public Opinion），已壓倒一切，而血液及血液中與生俱來的傳統，其力量遂從不可輕侮的地位上，開始動搖。不可忘記：巴洛克的國家及雅典的城邦，在形式的最終發展上，純粹是活生生的「種族」表現，而在這些形式之中完成的https://www.hetubook.com.com歷史，也具有該等種族的全部脈動。在此時，任何能夠成立的有關「國家」的理論，必是自事實中演繹出來，也必臣服於偉大的事實之前。這時的「專制」（Absolute）二字，即是龐大的生命之流，所呈現的一種「進入情況」的單元，擁有一種生命的脈動與直覺，這脈動的表徵，或為外交及戰略上的才智、或為道德及禮儀上的威嚴、或為藝術及思想上的特殊風味，均無不可。然而，到了這「文明」的開始時刻，有關國家的「觀念」，終於壓服了「第一階級」的血液，而使它全然一無保留地，為國家所用。

在西方世界的各國中，「第三階級」政治的兩面傾向，即理想的民主概念與現實的金錢運作，均是產自於英國。只有在英國，第三階級可以避免一種必然過程——反抗專制的國家，摧毀國家的政體，而在廢墟上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因為在英國，第三階級能夠發展為「第一階級」那樣的強固形式，而在第一階級中，它便可以找到已完全發展的「利益政政」（interest-politics）的形式，於是，第三階級得以借用傳統的技倆，用於本身的目的，而傳統技倆，早已圓滑完美，無以復加。由此，英國成為巴力門議會制度的老家，既有島國的地位，為其起點，又有第一階級的習向，為其背景，故而真積力久，舉世無雙。

對西方人而言，這一「戰國時代」是始自於拿破崙、及其憑恃武力任意建立的政府。拿破崙是西方世界中，把軍事觀念極度發揮的第一人，同時，他還首開「武力征服世界」這一觀念的先河——這是與查理五世的帝國、甚至與拿破崙自己同時的不列顛殖民帝國，都大不相同的雄圖。如果說：十九世紀在大的戰爭、和大的革命方面，是相對地貧乏的，而且每每會在會議之中，以外交的手段來克服最重的危機，這絕不是意味「戰國時代」尚未到來；相反地，這正是由於持續而可怕的備戰行為，促使爭執的各國，一再擱置付諸一戰的決定，而代之以折衝樽俎的努力。這只是暴風雨的前夕，是一個充滿龐大的常備軍隊，與全民的備戰運動的世紀。我們本身，只是由於距這可怖的景觀太近，以致看不出真相罷了。在所有的文化中，這樣的情形是史無其匹的。自從拿破崙以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人們，隨時都在準備行軍作戰。強大的艦除，每十年便換新一次，已充斥於各大海港。這是一種沒有戰爭的戰爭，這是互比裝備與實力的戰爭，是一種數字、速度、與技術的戰爭，而外交的談判，已不在宮廷之間，而在各國軍隊的司令之間。爆發的日期越是延後，其張力越難忍受，而手段越將暴烈。這是浮士德式的動態「戰國時代」的形式，是西方在其「戰國時代」第一個世紀中的表現。而其結果，便是世界大戰的爆發。

對於存在於真實世界，而非僅存在於心智體系中的國家而言，其命運的問題，不是它的理想工作或理想結構如何，而是它內在的權威（inner authority）問題。內在的權威，終久而言，不能僅以物質方式來維持，而必有賴於實際有效的信仰——一種明辨敵友的信仰。決定性的課題，不在於何種憲法體制之建立，而在於一個完美有效的政府之組成；不在於把政治權力依「公平」原則，分配於民眾，因為歸根究柢，所謂「公平」原則，只是某一階級，用以形成自身合法要求的「觀念」而已，而在於全體民眾，充分有效的脈動節奏，有如接近跑道終點時，奮揚的奔馬肌肉與腿腱之躍動那般，這一種生命的韻律，甚至可以吸引出強卓的天才，使其發生共振；最後，也不在於任何玄妙邈遙的道德，而在於政治領導的堅定、確實、與優秀。對這些事理越能有自知之明，便越少為此發生爭辯；一個國家越趨近完全成熟，其地位、其歷史能力、乃至其命運，便越是高昂。國家權力，主權，是第一級的生命象徵，它區分了「主體」與「客體」。強力的領導權力，是對這兩者作清晰劃分的表示，是政治單元中生命力的正確表記。故而，往往一個現存權力的粉碎，不是導致某一新的黨派，成為國家政策的「主體」，而無寧是導致整個的國家，成為外國政策的目標，成為政治世界的「客體」，造成國家的災禍，這是屢見不鮮的事。

在英國，所謂的「反對派」，只是指：當一派貴族掌理政府時，另一派貴族所持的態度而已，根本不是指階級的對立。可是，法國及一切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卻以英國的「反對派」為典型，而企圖建立一種，在朝廷監視下的，第三階級的階級統治，而完全忽略了英國的社會條件。

國家，由於對其中的每一個人，需求過重，故被此時盛行的都市理性，認作是一項累贅的負擔。而就在同一時期內，巴洛克藝術的各大形式，也開始被視作是限制的桎梏，而變成了「古典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形式——也即是：病態奄微、不成形式的形式。從一七七〇年起，德國文學便是一種由強力個人人格，以違抗嚴格詩體形式的反叛。在這種氛圍下，要使整個國家為任何事物「進入情況」或「進入訓練」的觀念，已變得不能為人忍受，因為個人本身的內在，已不再能「進入情況」了。這在道德、藝術、思想模式，各方面皆然，尤其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每一回的中產階級革命，其場景皆發生於大的都市，其特徵皆是對古老象徵，毫無瞭解，並以具體實際的利益，或是狂熱思想家與世界改革家們的渴望，來取代這些古老的象徵。此時，除了能以推理證明的事物之外，一切均無價值可言。但是，國家的形式本質上是象徵而形上的，如今既剝奪了這形式的向上提升之勢，國家的生命，便也失去了在歷史之流中，昂首直進的力量。於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政府，於一七八七年，著名外交家維吉尼斯（Vergennes）死後，平庸的路易十六手下少數能幹而遠見的大臣，雖也作了一些絕望的掙扎，可是對於外面的情勢，已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維吉尼斯死後，法國便自歐洲的政治結構之中，消失多年；在此同時，由路易的君權，摒除一切阻抗而推行的大舉革新，也仍是完全無效，因為，由於國家的柔弱無能，原來的「階級」問題，已突然間變成了權力問題。歐洲戰爭，雖已顯然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可是此時已根本無人去注意外在的情況。貴族階級，很少思考對外政策及世界歷史的問題，而中產階級，更是漠不關心。沒有人問到：在新形式下的國家，是否能夠在其他國家之中生存下去？人們所注意的，只是國家是否保障人們的「權益」而已。中產階級（Bourgeoisie），是都市的「自由」階級，它的階級感受，雖能保持數個世代之久，但即使在階級感受強烈時，它也沒有任何時候，能夠完全主宰自己的行動。因為，最主要的，它在每一個重要關頭，都顯示它的結合，只是一個「負面」（negative）結合，只能在它反對某些事物、反對一切事物的時刻，它才真正地存在，而當它必須表現一些建設性的行為時，不同的集團之間，利益便告背道而馳了——故而，「第三階級」與「反對階級」，幾乎可算是同義詞。中產階級的主要支柱，一是心智，一是金錢。要從某些束縛之中解脫出來，這是兩者一致的。但是，心智所盼望的，乃是使國家成為「正義」觀念的實踐，而不是歷史事實的力量；或成為「人權」思想的保障；或提供批判的自由，以對抗盛行的宗教。而金錢所需要的，卻是一條通往商業成功的捷徑。兩者之間，極不調和。尤有甚者，另有一個要素，自此而後，飈然而起，這是直到法國貴族革命（包括英國內戰）時代、及雅典第一僭主時代的衝突中，尚未曾出現的政治要素，如今卻已自成勢力——這一要素，在各個文明之中，均曾發現，並具有稱之為人輕藐的名目：「渣滓」、「暴民」、「烏合之眾」、「亡命之徒」等等，但其本身，卻同是代表著驚人的內涵。因為，此時只有各大都市，在表現著決定性的行為——鄉野至多只能接受或反對都市的「既成事實」，而毫沒有自主的力量，如我們的十八世紀所證明的——而在各大都市中，大群無根的人眾，與社會失卻了一切的聯繫。這些人不再感到自己是附隨於某一「階級」、或某一社會階層，而且，儘管他們須去工作，他們甚至也不覺得自己屬於真正的工作階級。各行各業、各個階層之中，都有人本能地投入到這群烏合之眾中來——失根的農夫、沒落的文人、失敗的商人、尤其是脫軌的貴族。他們的力量，遠超過他們的人數，因為他們永遠麕集在一起，當機立斷，隨時作出重大決定，隨時可以翻雲覆雨，對於秩序，全不在意，甚至即對一個革命黨派內本身的秩序，也絕無敬意。由於這些暴民，故而事件便具有了破壞力，這便是法國革命之有別於英國革命、「第二僭主和_圖_書」之有別於「第一僭主」的分野所在。中產階級本身，對這些暴民也極感頭痛，步步為營，以求與他們分道揚鑣——就是由於中產階級此等防範未然的行動，才有拿破崙在法國革命後的暴民政治中，脫穎而出。但是，在事實的壓力之下，中產階級與暴民大眾的分界線，極難劃分。中產階級本身，在相對的人數上，既佔劣勢，其內在的凝聚，又極不穩，在它將自己脆弱的攻擊力量，針對原有的秩序孤注一擲之時，這些暴民大眾，便強行躋身進去，推波助瀾，傾注全力，贏取勝利——而經常，卻不免落個自身被人征服的下場。在其間，也常有些心智迷惑的知識份子，不斷在理念上支持這些暴民；或有金錢勢力的實質背景，在後面撐腰，這是因為金錢勢力，為求把危險從自己身上，轉移到貴族及僧侶階級的緣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之間，各國都是全部動員，悉力以赴，一切的戰術手段，也紛紛出籠。戰後，常備軍隊逐漸復員，從數百萬再回到數十萬的水準，但一些嫺於戰事的志願軍武力，又取而代之。正因為如此，第二個世紀將是真正的「戰國時代」，因為這時的軍隊，已不再是戰爭的用物——相反地，他們為戰爭而生，他們本身需要戰爭。短短兩個世代之內，這一嗜血的意志，會壓服一切苟安逸樂之心。而當他們出而爭奪整個世界時，大地都將為之震動。印度、中國、南非、俄國、回教世界，都在吶喊之中，新式戰技與戰術，一再出現，反覆攻殺。這時，小國已只是次要的地區、被動的目標，只是大國達成目的所用的手段，其命運對於整個大局之進行，全無重要性可言。而各大國際都會的勢力中心，會隨心所欲地支配這些小國——他們的領土、經濟、人民，都可任意宰割。即在戰後短短幾年，我們對於戰前足以驚動世界的一些世界的一些事件，已經置若罔聞；今天，還有誰會去想到俄國境內死亡的數百萬人呢？

除了英國之外，國家的推翻，容易導到獨裁的建立。內在混沌的「非階級」，對於高級形式，恒感深刻的疑慮，為了要求取自己的自由，常不覺採用獨裁的方式。「獨裁」（dictatorship）不承認任何的規條，對一切都持敵意，然而，由於它那種機械化的傾向，它卻能夠合乎心智與金錢兩者的品味——例如，由羅柏斯庇開端，而由拿破崙完成的法國獨裁政體結構，便頗能邀寵於一時。有利於某一個階級理想的獨裁，曾引起盧梭、聖西門（Saint-Simon）、羅勃特斯（Rodbertus）及拉塞雷（Lassalle）等理想家的興趣；就如同在西元前第四世紀，也曾引起古典思想家，如贊諾芬（Xenophon）、埃索克萊特（Isocrates）等人的興趣一樣。

議會制度，並不像希臘的專制城邦、及巴洛克的王權國家一樣，是政治型態的頂點，它只是一種信仰的過渡——從後期文化中政治的成熟形式，過渡到混亂無序的個人世界。當然，就如同十九世紀前半期時候的建築與裝設一樣，它也會有美好的巴洛克風格的一些流風遺韻。議會政治的習俗，是英國式的洛可可風格，華麗有餘，但是——不再是不假思索的、深入血液的現象，而需要以一種虛構的幻想，來維持其主權地位。到了二十世紀，議會制度（甚至包括英國的在內）便迅速地趨向於取代原來的君權角色。於是，當大的政治重心，從君主那裏合法地轉到了人民代表身上時，一種深刻驚人的群眾景觀又告開始：事實上，權力隨即從議會本身，轉到了一般的非官方團體、及非官方人士的意志之中，於是秩序蕩然，危機迭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幾乎已完成了這樣的發展。從英國首相路易喬治（Lloyd George）的統治方式、及法國軍人的拿破崙主義傾向中，已不可能再回復到原來的議會制度了。至於美國，其作為一個地區的性質，尚大於真正國家的性質，迄今雖能與世無爭、自給自足，但是，一旦她介入於世界政治之中時，那種以孟德斯鳩的理論所導出的，總統與國會平行的制度，便不可能固持下去，而必定會在真正危險的時候，由混亂無序的現實權力，取而代之，這在墨西哥與南美洲，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凱撒主義」（Caesarism）一詞，我是指一種，不論名義上擁有何種的憲法體制，可是在內在的深處，卻實在已回復到毫無形式的狀態（formless）中的統治而言。羅馬的奧古斯都、中國的秦始皇、埃及的阿瑪斯王（Amasis）、巴格達的阿斯蘭王（Alp Arslan），雖然都以古代的「形式」，來裝扮自己的地位，可是，這些形式的精神，其實已經死亡，故而，一切的制度，無論如何小心地維護，也都已毫無意義和重要可言。「凱撒主義」時代，真正的重點所在，乃是由凱撒、或任何其他掌權的強人，所遂行的全然個人性的權力統治。這便是從一個形式已經完全發展的世界，回返到原始狀態（primitivism）、回返到自然宇宙而無歷史的狀態（cosmic-historyless）。茫昧綿亙的生物學上的時間，再一次取代了由歷史的時期，所空出來的地位。

成形的國家，結束了它的歷程之後，高級歷史便也沉沉睡去了。人再次變成為植物，依附於泥土，沉默而堅忍。亙古如一的村落，與「永恆」不變的農人，重新出現，生育子女，埋入「母土」——成為一群忙碌而容易滿足的群眾，而軍人皇帝們的颳風暴雨，不時飄襲於他們的頭上。在大地之中，散置著舊日的世界都會，如今，已成為精華俱逝的靈魂，所賸下的空殼，任由不具歷史的人類，慢慢地營巢於其中。這樣子的人們，只求餬口，以卑微的儉樸與卑微的財產，一逕忍持下去。大批的人群，被在世上爭奪權力及獵物的征服者們，蹂躪踐踏，但殘存者仍以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填進了縫隙之中，苟延殘喘。高處，永遠在作著勝負之決，可是下層深處的人，卻一逕祈禱，以「第二度宗教狂熱」的強烈虔信祈禱，並永遠以此虔信，克服一切的疑惑。於是，在這些靈魂中，世界的和平、神賜的和平、灰髮僧侶與隱士標榜的幸福，實在已告實現——也只有在此才會實現。在忍受苦難之中，靈魂所獲的醒悟之深，是歷史中的人，在一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永不會知曉的。而只有在偉大歷史的終點，神聖的、寂靜的「存有」才再度出現。歷史是一幕高貴莊嚴，而漫無目的的戲劇。高貴莊嚴，而漫無目的，一如星辰的歷程、地球的旋轉，以及滄海桑田、冰川叢林的遷易。我們可以對此感到驚奇，或一掬哀慟——但它就是如此。

這樣一種負面現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論紛歧，盛極一時的情況。「王朝」及其近親「外交」，保留了古老的傳統與脈動，而「憲政」則含容了過多的體系、書本的理論、構作的概念，所以，浮士德文化之長於閱讀及寫作，不是毫無緣故的。印刷的書本，是時間上「無限」的表徵，普及的報紙，則是空間上「無限」的表徵。與這些表徵所呈現的鉅大力量及橫厲氣勢相形之下，幾乎連中國文明中的寫作成就，都顯得微不足道。在「憲政」之中，文字被用來替代知識、語言被用來頡頏種族、抽象的權利被用來反抗成功的傳統——而全不顧及，處在一連串外在事件中的國家，是否仍有能力進行作業，及維持「形式」。空書炎炎，徒滋紛擾。不但是三種純理論的憲法——一七九一年的法國憲法、一八四八年及一九一九年的德國憲法——而且事實上，所有此類立憲的嘗試，都無視於現實世界中，國家本身的命運問題。這由一項事實中，即可以看出端倪：沒有任何成文憲法，把金錢當作政治的力量。故而，憲法所包含的，只是純粹的理論，如此而已。

但是，批判的精神，只是從「非階級」的混沌大眾之中，勃發出來的兩大傾向之一。與抽象的概念並行的，尚有抽象的金錢，與學院對峙的，尚有帳房，兩者同是政治上的力量。而如果所謂「民主政治」，指的是「第三階級」想要實施於全體人民的一種政治形式，則從願望與事實、理論與執行、知識與行動，兩種觀點分別透視之下，民主政治與財閥政治（plutocracy），終不免是同一回事。那些世界改革家及自由思想家們，以為竭力在對金錢作戰，而事實上，他們卻正是在幫助金錢發揮威力，這實在可算是一幕悲喜劇（tragic comedy）。民主政治，不免表現為「一律平等」、「自然權利」、「全民投票」等等原則，但所謂的「服從多數」，只是一種混亂民眾中的階級理想，而所謂「輿論自由」（尤其是報紙言論的自由）也無非只是一種理想。因為，事實上，輿論的自由，必然涉及到輿論的鼓動，這便需要金錢；而報紙的自由，自與報紙所有權的問題，密不可分，這又是金錢的事；同時，隨公民投票權而俱來的，便有功選的活動，於是誰能出錢，誰便左右大局。民主觀念的代表人，只能看到一面，而金錢的代表者，卻在另一面暗中操縱。至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概念，也都只有經由金錢，才能實際發揮與進行。在羅馬，保民官格拉古提比留（Tiberius Gracchus）所推行的土地改革運動，須賴龐大的金錢集團——「騎士團」（Equites）——之力，才能付諸實施，而一旦這改革之中，對財團有利的部份，已經立法成功，財團便告撤出，運動即隨之瓦解。在英國，早在一七〇〇年，便有位居要津的政客，發表這樣的言論：「改選之時，選票與股票性質相同，一張選票的價格，同一畝土地的價格一樣，行情為人人所知。」在法國，滑鐵盧的消息一抵巴黎，法國政府的股票價位，迅即上升——大革命中，雅各賓黨（Jacobins）已摧毀了古老的血液束縛，金錢的力量，便一無願忌，取而代之，如今，金錢已進而成為大地的主宰。沒有任何一種無產階級的運動、甚至共產主義的運動，不是在金錢的利益之下、在金錢所指出的方向中、在金錢所容許的時間裏，發動起來的——只是那些領導人物中，尚有些理想家之流，被蒙在鼓裏一無所覺罷了。心智只在否定，而金錢一往直前，故而，在每齣文化戲劇的最後一幕中，當國際都會已凌越其他一切時，都是由金錢，在那裏作威作福。到這個時候，心智沒有理由可以抱怨，因為，畢竟心智也曾經贏取了自己的勝利——雖然這是在它本身的「真理」領域內、在書本與理想的範圍內的勝利，並不屬於這一事實的世界。心智的概念，在文明開端時候，確曾煊赫一時。但是，透過了這些概念，金錢卻在這個世界上，獲得了實質的勝利，金錢的王國，成為這世界唯一的王國。和圖書

但是，「文明」時期各大抽象概念的歷史角色，卻也與這些概念，在思想家們心目中所呈現的景況，大相逕庭。真理的意義：永遠與它所帶出的趨向，南轅北轍。在事實的世界裏，真理只是手段，其有效性端視其主導精神、從而決定行動的程度而定。真理的歷史地位，不是由是否深刻、正確、或合乎邏輯來決定，而是由其是否「動人」（tell）來決定。這可以從「口號」、「標語」等字眼中，看出端倪。那些文化春天的宗教中，活生生體驗的象徵形像——如「聖塚」（Holy Sepulchre）之於十字軍、「基督實體」之於尼西亞會議時代——其地位，在每一文明化的革命時期中，已為兩三個振奮人心的字音所取代。在文明中，只有口號，才是事實。口號是哲學或社會學系統的末流餘緒，自何而來，本與歷史了不相干，可是一旦化為口號之後，約有兩個世紀之久，卻成為第一流的力量，甚至強於血液的脈動。因為在都市林立的僵化世界之中，血液的脈動已開始鈍化。

然而，不消多時，赤|裸而龐巨的事實，不理會任何觀念（idealess）的事實，再度到來。永恆普遍的自然脈動，終於壓服了幾個世紀以來的心智力量。不久以前，在民主政治的形式中，金錢似乎確已勝利，曾有一段時期，政治幾乎已是金錢的附庸。但是，一旦金錢摧毀了文化的古老秩序，則混沌之中，便生長出一個新的壓倒性要素——凱撒式的強人（Caesar-men），這一要素，貫穿了「存有」的一切基本領域之中。在這些強人之前，萬能的金錢也無所用其技，登時瓦解。每一個文化中，帝國時代一開始，便代表了心智與金錢的政治之終結。血液的力量，生生不息的具體力量，重新取得早先的主宰地位。「種族」再度抬頭，純然完潔，不可抗拒——強者自然獲得勝利，其餘一切都成為他們的戰利品。血液的力量，統治了世界，書本與理論的國度，自然而告僵化，或從記憶之中消失。經「凱撒主義」之後的帝國時代，情形都是如此。羅馬皇帝塞佛拉斯（Septimius Severus）與格里納斯（Gallienus）的生命，以及諸如蠻族國王阿拉雷（Alaric）與歐多塞（Odoacer）、埃及帝王雷姆賽（Rameses）之類，還有圖拉真、漢武帝，所有這些人的生命，都沒有什麼內在的差異，都是屬於沒有歷史性的時間綿延之中，一些不具變化的起伏升沉而已。

歐陸國家，對此也不是一無所覺。因為：巴洛克時代的專制國家，曾是一種形式分明的政體，可是如今的「君主立憲」，卻只有極不穩定的妥協折衷，於是便有「保守黨」與「自由黨」之爭。但在英國，於政治家甘寧（Cunning）之後，兩黨只是輪流執政，沒有原則上的分裂。而在歐陸各國，「保守黨」與「自由黨」，卻分別想把憲法改向不同的方向：——究是趨向「傳統」、抑或趨向「理論」？應是「議會」為「王朝」服務，抑或「王朝」為「議會」服務？這是爭論的主幹，而在爭論中，已忘記「對外」的政策，才是終極的目標。兩種傾向，不能同時攜手成長，故而在十九世紀中，對外的外交措施、與對內的議會行動，竟告背道而馳，不但在基本感受上，彼此格格不入，而且還互相藐視對方。

在文化開始轉變成為「文明」的那一點上，「非階級」（non-Estate）第一次決定性地介入了政治事務，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在雅典的「僭主統治」（Tyrannis）及法國的「貴族革命」（Fronde）時，國家曾祈求「非階級」之助，以對抗本身的階級，由此，「非階級」第一次開始感到自己乃是一種力量。到了「文明」開始．時，「非階級」已為其「本身」，而使用出自己的能耐，並成為一個只顧本身自由，反對一切異己的階級。它把專制國體、君主權力、基本政制，均視作是舊式階級的自然同盟者，一體予以抹煞，全不理會這些正是原來深具象徵意義的傳統，真實而終極的代表者。這便是雅典的「第一僭主統治」（First Tyrannis）與「第二僭主統治」（Second Tyrannis）之間、法國的貴族革命與中產階級革命之間、以及克倫威爾與羅柏斯庇（Robespierre）之間的區別所在。後面三種情形，已全是「非階級」具體的表現。

在歷史的世界裏，沒有所謂理想、沒有所謂真理，有的只是事實。也沒有什麼道理、誠實、平等、最終目標之類，有的只是事實。不能認清這一點的人，只合去寫些政治方面的書——卻絕不能實際從事政治。真實的世界中，沒有按照理想建立起來的國家，只有掙扎成長出來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無非便是一些「進入情況」的活潑潑民族的單元。無疑，「生命之展開，有賴於形式之塑定」，但這塑定，是源於生命「存有」中，血液和脈動的力量，全然是直覺而自然的，故其展開，如由政治的行家所引導，則必採取血液中與生俱來的方向；但若由理想家來引導，則因理想家本身只為為其信念所左右，故終久會走向虛無之路。

但也是在英國的土地上，理性主義的口號，高唱入雲。這些口號，與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的關係，相當密切——休姆就是亞當斯密的老師，而亞當斯密，即以「自由經濟」的口號，聞名於世。在英國，「自由」一詞，很自然地，意指心智與貿易，兩方面的自由。現實政治與抽象真理的狂熱之間的對立，在路易十六的法國，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喬治三性的英國，卻絕無可能。後來，英國的柏克（Edmund Burke）且曾反擊法國的米拉波（Mirabeau）說：「我們所要的自由，不是人的權利，而是英國人的權利。」這可見英國在現實政治與抽象真理之間，運用何等圓滑。法國毫無例外地，從英國接受了革命的觀念，正如她也從西班牙接受了專制君權的風格一樣。她將這兩者，都賦予了輝煌驚人、淋漓盡致的型態，成為整個歐陸的模型，可是，在對任一者的實際應用上，她卻都毫無概念。要在政治中，對中產階級的口號，作成功的利用，必須其統治階級，先有敏銳的眼光，能看清中產階級的心智性向——雖想獲致權力，但一旦獲取之後，卻並無能耐使用權力——英國能做到這一點，故而對「民主政治」的口號應用上，是成功的。但也是在英國，金錢最是毫無顧慮地，被應用於政治之中——不僅是用賄賂來買官鬻爵，求取個人高位，這在西班牙或威尼斯的政治中，早成習慣，不足為奇，而根本是用金錢來「培養」民主力量的本身。十八世紀的英國，首先是議會的選舉、然後是下院的表決，都已有系統地以金錢來經營。英國還發明了「自由報紙」（Free Press）的理想，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報紙專供擁有主權的財閥之用。報紙並不傳播「自由」輿論——它只是製造輿論。和_圖_書

在每一個健全的國家中，成文憲法的條文，與活生生的體制、活生生的「情況」（仍是前述以運動為喻的「情況」）的實施，相形之下，實在並不重要，因為後者是由時間的體驗、情勢的遞衍，尤其是由這國家的民族特性，發展出來的。故而具體政治上的自然形式，建立得愈是有力，則其在未可預知的種種狀況中，運作得也愈是確定，能夠操縱自如，進退有序；事實上，到了後來，實際的領導者，是國王、是首相、是政黨黨魁、抑或是一個與國家並無固定關係的主持人（如南非的羅德茲），已根本毫無分別。在三次布匿克戰爭中，主持羅馬政治的貴族集團，從憲法條文的觀點看來，似乎並不存在，可是這何礙於其實際的成就？國家的領導者，永遠只對少數人負責，這少數的集團，具有政治統御的本能，並能在歷史的奮鬥之中，代表這國家中其他的人們。

這些勢所必至的事實。無處可以逃避。一九〇七年的「海牙會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也將會是另一次戰爭的先聲。「戰國時代」的歷史，不再是以文雅的形式，作爭長較短的勾心鬥角，可以任意進退、無傷大雅。這時候的抉擇，不是奮然勃起，就是匐匍受制——沒有中間的路可走。世事的邏輯，今日所能容我們擁有的唯一道德，就是「強者的道德」，爬山者伏在危崖峭壁之上——一時的軟弱，就會永劫不復。這不是空談高論的時候，今日一切的「哲學」，無非是一種內在的放棄與忍順，或是藉神秘主義以逃避現實的，一種卑怯的願望而已。這正與羅馬當時的情形一樣。然而，歷史家塔西陀告訴我們：當西元前七〇年，龐培軍團抵達羅馬大門時，著名的演說家魯福士（Musonius Rufus），嘗試以和平的幸福及戰爭的罪惡，來說服軍團，可是在他們的怒擊之下，卻狼狽而歸，僅以身免。後來，有實力的軍事執政官艾維達斯凱西斯（Avidius Cassius），且稱皇帝奧理略為：「滿口哲學的老女人」（philosophical old wowan）。在歷史世界裏，在戰國時代中，惟有強者，才是主宰。

只有在英國，種族的力量，尚能抗衡抽象的原理。人們深知：現實的政治，指向歷史成就的政治，是需要「訓練」、而非「灌輸」所能為力的。這不是貴族政治的偏見，而是放之四海的事實。「灌輸」可以修正「訓練」，但卻不能取代它。故而，英國的高級社會：伊頓（Eton）與巴利歐（Balliol）學府，成為訓練政治家的基地，從這裏出來的政治家，個個堅確卓越，不同凡響，與此類似的成就，只有普魯士軍團的訓練，可堪比擬——「訓練」之後，能夠對事象底下的脈動，深入地鑑別及掌握。經過這一番準備之後，英國政治家們，能夠在一八三二年之後，風行一時的中產階級革命的巨流之中，保存、並控制他們統治下的生命之流。他們具有「訓練」，如同技術嫺熟的騎師，跨下騎著一匹良駒，感到勝利已越來越近。他們任令革命的原則來激動大眾，因為他們深知事情的關鍵，乃在金錢，故而他們能以較為溫和、但十分有效的手段，來取代十八世紀的暴力方式。他們極擅於運用金錢的力量——簡單的例子之一，他們以新的選舉，需要大量成本，來威脅對手，使對手知難而退。歐陸國家的理論性憲法，只看到真正「民主政治」的一邊，英國，雖沒有成文憲法，卻有「進入情況」中的人物，是以，在此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的全面。

在這些流血與恐怖的鉅災浩劫之間，要求民族和解與世界和平的呼聲，會一再地響起。但這只是大戰進行之中的背景與迴聲，雖然必會聳動一時，卻不能視作歷史的主流。例如：在希克索人入侵時的埃及、在巴格達與拜占庭的戰國時代，都不曾有這樣一種呼籲弭兵停戰的傳統。儘管我們願意尊重這一切的和平呼籲，我們必須有勇氣去面對現實——只有面對現實，才是具有「種族特性」的人們的表徵，也只有這樣的人們，才有歷史可言。生命如要輝煌偉大，就必是艱苦的；生命只能在勝利與毀滅之間，抉擇其一，而不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苟延時日；要想勝利，也必定要有為勝利而作的犧牲。在那歷史事件旁邊，怨懣嫉妒地蹣跚而行的，只是文學之流，只是所謂「真理」——已經失落在急速進行的事實的擠壓之中。歷史是絕對不屑對這些東西，多加注目的。在中國，早在西元前五三五年，就有宋大夫向戍，發起「弭兵停戰」的盟會。到了「戰國時代」，更有南方各國的國際聯盟（合縱），起來對抗北方的帝國主義（連橫），可是這注定是徒勞無功的，甚至在秦國獲得勝利以前，合縱的觀念早已煙消雲散，無影無踪了。而在戰國中這兩大主流，都一致摒棄了道家的政治風範。在這些恐怖的歲月中，道家只合在心智上，自我地解除武裝，退化到只求溫飽的水準上，而為別人所利用。不但中國如此，甚至羅馬的政治——雖然深謀遠慮籌思週詳，一如古典精神在所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也至少嘗試了一次，想將整個世界置於一個勢力均衡的系統中，以消弭一切再進一步戰爭的必然性，故而當漢尼拔失敗之後，羅馬一度放棄了吞併東方的機會——但是，勉強是無用的，箭在弦上，豈能不發？到了小西皮阿執政時，便率直明白地，走向了「帝國主義」，以結束混沌的局勢。從亞歷山大到凱撒的路向，是明顯確定、無可避免的，而任何一個文化中最強之國，無論自覺或不自覺，自願或不自願，終須走上這一條路子。

羅柏斯庇的名言：「革命的政府，為了反對暴政，必須要有『自由的專制』（despotism of freedom）。」其意尚不止此。它還揭露了一種：震撼所有群眾的深刻恐懼感。在重大的危機之前，群眾惟恐自己「脫了節」，所以寧願有強力的獨裁者出現。一個軍團驚撼之餘，常會讓偶然脫穎出來的領袖，握有在平時不可思議的權力。擴而言之，在每一文明的開始時期，情形即是如此。沒有什麼事情，能比雜亂無形的力量，居然飆然崛起，更能顯示出政治形式的沒落了，我們很方便地，可以指出最明顯的例子：——「拿破崙主義」（Napoleonism）。政治形式健全之時，試看：黎希留或華倫斯坦（Wallenste和_圖_書in）的生命，與他們的時代經歷，何等地息息相關？英國革命，在外在的形像之下，又是如何地充滿了內在的形式？僅僅破除一種已經過時的秩序，不足為奇——克倫威爾與「第一僭主」時代的首領，均曾如此做過。但是，在可見形式的殘骸之下，不再能有內在形式的實質；在羅柏斯庇及拿破崙的周遭和本身中，找不出任何可供新的創造之用的基礎：他們別無選擇，只得以一種任意成立的政權，來取代有高度傳統與經驗的政府，而這任意成立的政體，前途不再穩賴於一個緩慢而完全「訓練」的少數集團的品質，而完全要依適當後繼者所遇的機運而定——這便是文化轉入為「文明」時，突出的特徼所在了。故而，能夠維持傳統，較他國為久者，例如英國，便能有幾個世代之久，享有政治上絕大的優勢地位。

此時，生命傳統的敵人——理性主義——也開始出現，並散布四方。這便是前述學院中人的覺醒意識所結合的心智團體，它們的宗教，即是批判主義，它們的基本精神，不在神祇，而在概念。書本與理論，開始影響到政治——在中國，有老子，在雅典，有詭辯學派，在歐洲，有孟德斯鳩——而由書本與理論所塑成的所謂「輿論」，也影響到了外交方面，成為一種全新的政治重點。即在皮西斯特拉妥（Pisistratus）、或黎息留（Richelieu）、甚或克倫威爾時代，若說抽象的系統，竟能影響政治的行為，仍會是荒謬無稽之談。然而，在「啟蒙運動」的勝利之後，事實上情形即是如此了。

在這樣唯力是視的狀況中，二十世紀的國家，只有能夠保持古老而偉大的傳統，只有能夠使歷史的臍帶與經驗，深入血液，才能獲得舉世無匹的潛力。對西方人而言，政治上創造性的虔敬（creative piety），或是從最初的始源中傳下來的脈動，只能求之於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以前的形式之中，只有這些原來的形式，才是自然成長、而不是人工強造的。這類形式的每一遺跡，無論如何微少，只要能在任何自成一體的少數集團的生命中，保持不失，則不消多久，便會產生無可數計的價值，而帶來想像不到的歷史效果。古老的君主政體的傳統、貴族政治的傳統、上流社會的傳統，只要維持足夠的健全，與職業政客的政治涇渭分明，只要能夠具有榮譽、勇氣、訓練，與真正的偉大使命感、責任感，就能夠為凝聚整個民族生命之流的中心，並使其民族耐過這一戰亂時代，而在未來的世界中，安然著陸。「進入情況」，是最要緊的事。我們已開始生活在一個偉大文化的歷史中，最最動盪的時代裏，最後，只有能夠保持其形式的種族，只有活生生的傳統，以及能擁有這兩者為其後盾的領袖們，才能通過這些動盪時代，而向前行進，成為勝利者。

事實上，明顯凸出，絕不含糊地，根本只有「階級國家」（class-States）——即由某一特定階級統治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國家。當然，這絕不是指那些：個人只是「附從」（attached）於其間、而非隸屬於一定階級的「階級國家」，諸如古代雅典的城邦、早期英格蘭與西西里的北蠻國邦、一七九一年國民立憲政體下的法國、與今日的俄國等；兩者絕不可混淆在一起。真正的「階級國家」，是全盤歷史經驗的外在表現。它永遠是只由一個社會階層，以憲政方式或其他形式，來提供政治上的領導體系。永遠是由一個確定的少數集團，來代表整個國家的歷史傾向。而在這集團內，又是由一個多少可算是自成一體的少數圈層，以其政治才能（這才能且時常足以對抗憲法的精神），來實際從事國家的統馭。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中，這一少數集團是貴族中的一些精英——例如：統治英國巴力門議會（Parliament）風格的「士紳階級」（gentry）：布匿克戰爭時領導羅馬政治的「貴族元老」（nobiles）；文藝復興時代威尼斯的「商人貴族」（merchant-aristocracy）；以及巴洛克時代，受過耶穌會訓練、從事羅馬教庭的外交的教會貴族等，皆是這一類的少數集團。這可稱之為「第一階級」。與此類似，教會中的僧侶階級——也即是「第二階級」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自成一體的集團，所表現的政治才能——不僅在羅馬的天主教會中，而且在埃及和印度的宗教、尤其是拜占庭、及薩散匿王朝時的波斯宗教中，都有同樣的情形。至於「第三階級」（Third-Estate）中，雖然很少產生政治才能，而其本身也不是一個階級單元，但也有一些情形，可以與上述現象相提並論。例如第三世紀時的羅馬，其平民階層中，便包含很多受過商業訓練的人才，而一七八九年以後的法國，其中產階級中，更不乏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才。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才能還是由一個固定圈子內的人所保障，而這些人具有同類的實際才賦，不斷能夠補充進來，以把整個尚未形諸文字的政治傳統與經驗，存留於其圈階之內，維持不失。

凱撒的宮室，摧毀了羅馬的歷史，始皇帝的宮室，摧毀了中國的歷史，隱約之間，我們可以辨析出埃及女王哈達蘇（Hatshepsut）及其兄弟們，情形也是如此。這是走向終局的最後一步。「世界和平」是實現了，生命的「陽剛一面」退落下去，而「陰柔一面」重新抬頭。自此以後，不再有整個國家共同的奮戰，有的只是私人的歷史、私人的命運、私人的野心，徹頭徹尾，從農夫卑微的煩惱到帝王陰鬱的仇怨，一切都只是私人的事。而世界和平時代的戰爭，乃是各自私人間的戰爭，卻要比任何國家戰爭，更為可怕，因為這些戰爭，是沒有形式可言的。

變革的結果，在文明開始時期，歐陸國家的基本形式，是「君主立憲」政體，其最極端的情形，就是今日所謂的「共和」政體。在此，必須先廓清那些理論家的呢喃私語，他們終日潛思於無時間性的虛幻概念之中，以為「共和」政體，是一個本身完美的形式。其實，十九世紀的共和理想，與古典文化的「共和」（res publica）、乃至威尼斯或原先瑞士的情形，都絕不相似，正如英國的憲政，與歐陸國家的「憲政」，也根本大相逕庭一樣。所謂的「共和」，只是一種「負面表現」（negation），由於內在的必然，它只能呈示否定的事象，它反對君主政體，卻又須乞靈於君主政體。畢竟，權力世襲的感受，在西方人類之中，極為強烈，甚至在「王朝」（Dynasty）已不復存在時，尚想要求由「王朝」來決定政治的行動。故而便出現了不倫不類的共和體制。這是西方歷史感的具體表現，而西方人沒有歷史感，便不能生活。在古典世界，朝代的原則，對個人的內在感受，根本絕無影響，在西方國家，卻需要六代知識份子的努力，才能打倒王朝世襲的觀念。這種感受，是一切憲政的秘密敵人，所以每每革命之後，又有復辟的情形。而憲政本身，最終而言，只是基於恐懼與疑慮而來的防禦性的方式。至於共和，則是都市中人的「自由」概念，狹隘至僅具反王朝（anti-dynastic）的意義後的產物。共和的狂熱，既只是由於這樣一種感受而存在，其為一種負面表現，至為顯然。

到了這一步，便開始了巨大的紛爭時代，如我們今日的情形一樣。這是從「拿破崙主義」進入到「凱撒主義」的過渡，是一個普遍的演變階段，至少有兩個世紀之久。在每一個文化中，都有這一時期的存在。中國人稱此為「戰國時代」。

從孟德斯鳩以降，英國的政治型態，被狂熱的誤解，捧上了天，讚頌不絕——事實上，這些歐陸國家，由於不是海島，根本就缺乏「英國式」溫和演進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