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世界歷史的透視
第十八章 國家與歷史

心智與金錢兩者合起來,構成了(廣義的)自由主義,即是:從生命的限制——無論其為特權、為形式、抑為感受——之中,解脫出來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即:任何種類的批判主義;金錢的自由,即:任何種類的商業經營。但兩者也同時一往無前地,指向於「一個階級」的統治,不承認國家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心智與金錢,都是無機的事物,它們所要的國家,不是一種值得尊敬的、高度象徵的成熟形式,而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引擎。然而只有在英國,貴族革命,由於有上述的優勢,不但在公開的戰爭中,解除了國家的武裝,而且也解決了第三階級的問題,從而達成一種第一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是一種既無需計劃,也無需倣傚,而是自然成熟的形式,肆應自如,圓融無礙,不受時間改變的影響。故而,英國的議會,在英國參加專制各國的「王位繼承戰爭」(Succession Wars)時,能把這些戰爭,處理為具有商業目標的經濟戰爭,而符合其心智與金錢的利益。
最初,當文明已發展至花朵盛開的時刻,便出現了國際都會的奇觀,這是巨大宏偉的化石,是混茫無形的象徵——龐碩無朋,燦爛輝煌,毫不客氣中散立於四方,把已經虛軟無能的鄉野中生命之流,全吸入到自己之中。大群的人們,好似隨風的浮丘一般,從一個都會漂流到另一都會,也像鬆散的沙子一樣,流入了岩石的裂縫之中。在世界都會中,金錢與心智,慶祝著它們偉大而最終的勝利。國際都會,可說是人類的眼睛所能看到的,最最虛飾、最最巧妙的現象——不可思議,難以想像,幾乎已經脫離了自然宇宙結構的一切可能性之外。
在大革命之後,法國已屈服於「股票市場」(Bourse)的統治之下,金錢控制政治:一步緊似一步,只有偶而成立軍事獨裁(一八〇〇,一八五一,一八七一,一九一八)時,才能緩和一下。至於俾斯麥所統一的德國,基本上具有「王朝」的性質,議會僅居次要的地位,可是國家內部的摩擦,非常強烈,不能有效發揮政治能力。倒是它的軍隊,卻有其自己的歷史。其偉大的傳統,可以上溯腓特烈威廉一世,並擁有行政的系統,是以軍隊中倒具有一種真正的政治「訓練」,足與英國頡頏,而同為強力種族特性的充分表達。軍隊的日漸茁壯,預示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世上沒有什麼「最好的」、「真實的」、或「正義的」國家,可以按照計劃實施完成。每一個出現於歷史裏的國家,在歷史之流中,其本身都只存在一次,存在於一個時刻;到下一個時刻,無論其法律——憲政的外殼如何堅固,其實都已不知不覺有所不同。故而,諸如:「共和」、「專制」、「民主」等詞眼,在每一不同的例子中,表示的意義都不一樣,而這些詞眼,被哲學家或理論家用為確定的概念時,更已變成為一些口號。國家的歷史,是觀相的歷史,不是系統的歷史。它的工作,不是去顯示「人性」如何地進展,以取得其永恆的權力、以走向自由與平等、以開展一個超級智慧與超級公正的國家云云;而是要描述真正存在於現實世界裏的政治單元,如何成長、如何壯盛,又如何凋萎,並且顯示出這些單元,事實上即是一些「進入情況」的實際生命,此外無他。
在古典文化中,羅馬是經過奪權革命之後,唯一碩果僅存、且制度未損的城邦,這是古典民族的命運中,一種令人不能置信的好運道;相反的,以我們西方,那種根深蒂固的權力世襲的觀念,而竟會爆發暴力革命於巴黎,也幾乎可說是一項奇蹟。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發生,不是由於法國專制過於強項,而無寧是過於軟弱,以致從英國來的民主觀念,與金錢力量結合在一起,燃發了革命的行動,使「啟蒙運動」的口號,活生生付諸事實,這其間,混合了美德與恐怖、自由與專制,影響所及,甚至直到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及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等小型劫禍之時,尚不絕如縷,近時更有社會主義者釀成的災禍。反而在英國本身,環繞於政黨領袖福克斯(Fox)與雪利敦(Sheridan)的周圍,雖也有一個小的圈子中人,熱衷於「革命」的觀念,並談及普遍參政權及議會改革等,但在維新黨領袖小庇特(Younger Pitt)的領導之下,都一致採取最尖銳的手段,來打擊任何想要為中產階級的利益,而干涉到貴族政權的企圖。英國的貴族階級,全力進行對法國的二十年戰爭,並聯絡全部的歐洲君主,究其結果,不是在打擊拿破崙,而實是挫抑「革命」的本身——而事實上,法國「革命」,卻正是想要把英國思想家私人的意見,實行於現實政治中的一種樸素的壯舉,想要把法國沙龍中所忽略、而英國大廳中所樂道的「第三階級」地位,予以改善

戰國時代

所謂「世界和平」,事實上確常存在,但它所意味的,是絕大多數的人,自己放棄了戰鬥的意志,並且不自覺地,準備屈服為好戰之徒的戰利品。世界和平,始於為求普遍的和平,不惜希望國家的毀滅,終於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早在羅馬皇帝奧理略治下,每一城市及每一地方,已都只為自己著想,皇帝的行動,只是他自己的事,與別人概不相干。而邊遠的民族,更是對皇帝本人、他的軍隊、他的目標,漠不關心,一如他們對日耳曼蠻族勢掠者的計劃,也漠不關心一樣。在這樣的精神前提之下,便發展出一種「第二度維京主義」(Second Vikingism)。此時,「進入情況」的生命狀態,從國家這裏,轉移到一些冒險家、自成風格的帝王、退職下來的將領、以及蠻族國王群之中——在這些人眼中,人命直如草芥一般。故而,梅錫尼原始時代的英雄,與羅馬後來的軍人皇帝之間,有一種深刻的關係存在;埃及極早的開國君王曼尼士(Menes),與帝國時期的雷姆賽二世(Rameses II)之間,也是一樣。在我們的日耳曼世界,早期的蠻族國王阿拉雷與狄奧多理(Theodoric)之流,將會再度出現——而其第一個預示,可見於南非的羅德玆。俄國及南美,也皆有此類劊子手的事實。
一旦帝國主義已經到來,便不再有政治問題可言了。情形已定,權力分明,人們只能接受現實。在「戰國時代」,鮮血的洪流,染紅了各個世界都會的街道,想要把偉大的「民主」真理,履現為事實,想要贏取各人的權利,而沒有權力,生命似乎便不值得苟活下去。可是如今,權利是贏得了,但是那些民主鬥士的子孫們,即使以處罰來強迫,也沒有人會去使用這些權力。再過一百年,甚至連歷史家,也不復能瞭解當年的爭論,有何意義。早在凱撒的時代,有名望的人士,便幾乎已不再參加選舉。後來羅馬皇帝提比留深感痛苦的,是他那時代大多數的賢能之士,對政治避之惟恐不遠,到了尼祿皇帝時,甚至動用威脅,也不能迫使參議員們回到羅馬,遂行他們的權力。這,便是偉大政治的終局。

中產階級

凱撒主義

從另一個觀點看來,這一時期也凸現它的重要性——在這時期內,抽象的真理,第一次介入了事實的世界。世界都會已極其壯大,都市中人已凌越、並影響了整個文化的覺醒意識,所謂的「輿論」(Public Opinion),已壓倒一切,而血液及血液中與生俱來的傳統,其力量遂從不可輕侮的地位上,開始動搖。不可忘記:巴洛克的國家及雅典的城邦,在形式的最終發展上,純粹是活生生的「種族」表現,而在這些形式之中完成的https://m.hetubook•com.com歷史,也具有該等種族的全部脈動。在此時,任何能夠成立的有關「國家」的理論,必是自事實中演繹出來,也必臣服於偉大的事實之前。這時的「專制」(Absolute)二字,即是龐大的生命之流,所呈現的一種「進入情況」的單元,擁有一種生命的脈動與直覺,這脈動的表徵,或為外交及戰略上的才智、或為道德及禮儀上的威嚴、或為藝術及思想上的特殊風味,均無不可。然而,到了這「文明」的開始時刻,有關國家的「觀念」,終於壓服了「第一階級」的血液,而使它全然一無保留地,為國家所用。
在西方世界的各國中,「第三階級」政治的兩面傾向,即理想的民主概念與現實的金錢運作,均是產自於英國。只有在英國,第三階級可以避免一種必然過程——反抗專制的國家,摧毀國家的政體,而在廢墟上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因為在英國,第三階級能夠發展為「第一階級」那樣的強固形式,而在第一階級中,它便可以找到已完全發展的「利益政政」(interest-politics)的形式,於是,第三階級得以借用傳統的技倆,用於本身的目的,而傳統技倆,早已圓滑完美,無以復加。由此,英國成為巴力門議會制度的老家,既有島國的地位,為其起點,又有第一階級的習向,為其背景,故而真積力久,舉世無雙。
對西方人而言,這一「戰國時代」是始自於拿破崙、及其憑恃武力任意建立的政府。拿破崙是西方世界中,把軍事觀念極度發揮的第一人,同時,他還首開「武力征服世界」這一觀念的先河——這是與查理五世的帝國、甚至與拿破崙自己同時的不列顛殖民帝國,都大不相同的雄圖。如果說:十九世紀在大的戰爭、和大的革命方面,是相對地貧乏的,而且每每會在會議之中,以外交的手段來克服最重的危機,這絕不是意味「戰國時代」尚未到來;相反地,這正是由於持續而可怕的備戰行為,促使爭執的各國,一再擱置付諸一戰的決定,而代之以折衝樽俎的努力。這只是暴風雨的前夕,是一個充滿龐大的常備軍隊,與全民的備戰運動的世紀。我們本身,只是由於距這可怖的景觀太近,以致看不出真相罷了。在所有的文化中,這樣的情形是史無其匹的。自從拿破崙以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人們,隨時都在準備行軍作戰。強大的艦除,每十年便換新一次,已充斥於各大海港。這是一種沒有戰爭的戰爭,這是互比裝備與實力的戰爭,是一種數字、速度、與技術的戰爭,而外交的談判,已不在宮廷之間,而在各國軍隊的司令之間。爆發的日期越是延後,其張力越難忍受,而手段越將暴烈。這是浮士德式的動態「戰國時代」的形式,是西方在其「戰國時代」第一個世紀中的表現。而其結果,便是世界大戰的爆發。
對於存在於真實世界,而非僅存在於心智體系中的國家而言,其命運的問題,不是它的理想工作或理想結構如何,而是它內在的權威(inner authority)問題。內在的權威,終久而言,不能僅以物質方式來維持,而必有賴於實際有效的信仰——一種明辨敵友的信仰。決定性的課題,不在於何種憲法體制之建立,而在於一個完美有效的政府之組成;不在於把政治權力依「公平」原則,分配於民眾,因為歸根究柢,所謂「公平」原則,只是某一階級,用以形成自身合法要求的「觀念」而已,而在於全體民眾,充分有效的脈動節奏,有如接近跑道終點時,奮揚的奔馬肌肉與腿腱之躍動那般,這一種生命的韻律,甚至可以吸引出強卓的天才,使其發生共振;最後,也不在於任何玄妙邈遙的道德,而在於政治領導的堅定、確實、與優秀。對這些事理越能有自知之明,便越少為此發生爭辯;一個國家越趨近完全成熟,其地位、其歷史能力、乃至其命運,便越是高昂。國家權力,主權,是第一級的生命象徵,它區分了「主體」與「客體」。強力的領導權力,是對這兩者作清晰劃分的表示,是政治單元中生命力的正確表記。故而,往往一個現存權力的粉碎,不是導致某一新的黨派,成為國家政策的「主體」,而無寧是導致整個的國家,成為外國政策的目標,成為政治世界的「客體」,造成國家的災禍,這是屢見不鮮的事。
在英國,所謂的「反對派」,只是指:當一派貴族掌理政府時,另一派貴族所持的態度而已,根本不是指階級的對立。可是,法國及一切其他國家的知識份子,卻以英國的「反對派」為典型,而企圖建立一種,在朝廷監視下的,第三階級的階級統治,而完全忽略了英國的社會條件。
國家,由於對其中的每一個人,需求過重,故被此時盛行的都市理性,認作是一項累贅的負擔。而就在同一時期內,巴洛克藝術的各大形式,也開始被視作是限制的桎梏,而變成了「古典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形式——也即是:病態奄微、不成形式的形式。從一七七〇年起,德國文學便是一種由強力個人人格,以違抗嚴格詩體形式的反叛。在這種氛圍下,要使整個國家為任何事物「進入情況」或「進入訓練」的觀念,已變得不能為人忍受,因為個人本身的內在,已不再能「進入情況」了。這在道德、藝術、思想模式,各方面皆然,尤其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每一回的中產階級革命,其場景皆發生於大的都市,其特徵皆是對古老象徵,毫無瞭解,並以具體實際的利益,或是狂熱思想家與世界改革家們的渴望,來取代這些古老的象徵。此時,除了能以推理證明的事物之外,一切均無價值可言。但是,國家的形式本質上是象徵而形上的,如今既剝奪了這形式的向上提升之勢,國家的生命,便也失去了在歷史之流中,昂首直進的力量。於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國政府,於一七八七年,著名外交家維吉尼斯(Vergennes)死後,平庸的路易十六手下少數能幹而遠見的大臣,雖也作了一些絕望的掙扎,可是對於外面的情勢,已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維吉尼斯死後,法國便自歐洲的政治結構之中,消失多年;在此同時,由路易的君權,摒除一切阻抗而推行的大舉革新,也仍是完全無效,因為,由於國家的柔弱無能,原來的「階級」問題,已突然間變成了權力問題。歐洲戰爭,雖已顯然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可是此時已根本無人去注意外在的情況。貴族階級,很少思考對外政策及世界歷史的問題,而中產階級,更是漠不關心。沒有人問到:在新形式下的國家,是否能夠在其他國家之中生存下去?人們所注意的,只是國家是否保障人們的「權益」而已。中產階級(Bourgeoisie),是都市的「自由」階級,它的階級感受,雖能保持數個世代之久,但即使在階級感受強烈時,它也沒有任何時候,能夠完全主宰自己的行動。因為,最主要的,它在每一個重要關頭,都顯示它的結合,只是一個「負面」(negative)結合,只能在它反對某些事物、反對一切事物的時刻,它才真正地存在,而當它必須表現一些建設性的行為時,不同的集團之間,利益便告背道而馳了——故而,「第三階級」與「反對階級」,幾乎可算是同義詞。中產階級的主要支柱,一是心智,一是金錢。要從某些束縛之中解脫出來,這是兩者一致的。但是,心智所盼望的,乃是使國家成為「正義」觀念的實踐,而不是歷史事實的力量;或成為「人權」思想的保障;或提供批判的自由,以對抗盛行的宗教。而金錢所需要的,卻是一條通往商業成功的捷徑。兩者之間,極不調和。尤有甚者,另有一個要素,自此而後,飈然而起,這是直到法國貴族革命(包括英國內戰)時代、及雅典第一僭主時代的衝突中,尚未曾出現的政治要素,如今卻已自成勢力——這一要素,在各個文明之中,均曾發現,並具有稱之為人輕藐的名目:「渣滓」、「暴民」、「烏合之眾」、「亡命之徒」等等,但其本身,卻同是代表著驚人的內涵。因為,此時只有各大都市,在表現著決定性的行為——鄉野至多只能接受或反對都市的「既成事實」,而毫沒有自主的力量,如我們的十八世紀所證明的——而在各大都市中,大群無根的人眾,與社會失卻了一切的聯繫。這些人不再感到自己是附隨於某一「階級」、或某一社會階層,而且,儘管他們須去工作,他們甚至也不覺得自己屬於真正的工作階級。各行各業、各個階層之中,都有人本能地投入到這群烏合之眾中來——失根的農夫、沒落的文人、失敗的商人、尤其是脫軌的貴族。他們的力量,遠超過他們的人數,因為他們永遠麕集在一起,當機立斷,隨時作出重大決定,隨時可以翻雲覆雨,對於秩序,全不在意,甚至即對一個革命黨派內本身的秩序,也絕無敬意。由於這些暴民,故而事件便具有了破壞力,這便是法國革命之有別於英國革命、「第二僭主」之有別於「第一和-圖-書僭主」的分野所在。中產階級本身,對這些暴民也極感頭痛,步步為營,以求與他們分道揚鑣——就是由於中產階級此等防範未然的行動,才有拿破崙在法國革命後的暴民政治中,脫穎而出。但是,在事實的壓力之下,中產階級與暴民大眾的分界線,極難劃分。中產階級本身,在相對的人數上,既佔劣勢,其內在的凝聚,又極不穩,在它將自己脆弱的攻擊力量,針對原有的秩序孤注一擲之時,這些暴民大眾,便強行躋身進去,推波助瀾,傾注全力,贏取勝利——而經常,卻不免落個自身被人征服的下場。在其間,也常有些心智迷惑的知識份子,不斷在理念上支持這些暴民;或有金錢勢力的實質背景,在後面撐腰,這是因為金錢勢力,為求把危險從自己身上,轉移到貴族及僧侶階級的緣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之間,各國都是全部動員,悉力以赴,一切的戰術手段,也紛紛出籠。戰後,常備軍隊逐漸復員,從數百萬再回到數十萬的水準,但一些嫺於戰事的志願軍武力,又取而代之。正因為如此,第二個世紀將是真正的「戰國時代」,因為這時的軍隊,已不再是戰爭的用物——相反地,他們為戰爭而生,他們本身需要戰爭。短短兩個世代之內,這一嗜血的意志,會壓服一切苟安逸樂之心。而當他們出而爭奪整個世界時,大地都將為之震動。印度、中國、南非、俄國、回教世界,都在吶喊之中,新式戰技與戰術,一再出現,反覆攻殺。這時,小國已只是次要的地區、被動的目標,只是大國達成目的所用的手段,其命運對於整個大局之進行,全無重要性可言。而各大國際都會的勢力中心,會隨心所欲地支配這些小國——他們的領土、經濟、人民,都可任意宰割。即在戰後短短幾年,我們對於戰前足以驚動世界的一些世界的一些事件,已經置若罔聞;今天,還有誰會去想到俄國境內死亡的數百萬人呢?
除了英國之外,國家的推翻,容易導到獨裁的建立。內在混沌的「非階級」,對於高級形式,恒感深刻的疑慮,為了要求取自己的自由,常不覺採用獨裁的方式。「獨裁」(dictatorship)不承認任何的規條,對一切都持敵意,然而,由於它那種機械化的傾向,它卻能夠合乎心智與金錢兩者的品味——例如,由羅柏斯庇開端,而由拿破崙完成的法國獨裁政體結構,便頗能邀寵於一時。有利於某一個階級理想的獨裁,曾引起盧梭、聖西門(Saint-Simon)、羅勃特斯(Rodbertus)及拉塞雷(Lassalle)等理想家的興趣;就如同在西元前第四世紀,也曾引起古典思想家,如贊諾芬(Xenophon)、埃索克萊特(Isocrates)等人的興趣一樣。

權威的產生

議會制度,並不像希臘的專制城邦、及巴洛克的王權國家一樣,是政治型態的頂點,它只是一種信仰的過渡——從後期文化中政治的成熟形式,過渡到混亂無序的個人世界。當然,就如同十九世紀前半期時候的建築與裝設一樣,它也會有美好的巴洛克風格的一些流風遺韻。議會政治的習俗,是英國式的洛可可風格,華麗有餘,但是——不再是不假思索的、深入血液的現象,而需要以一種虛構的幻想,來維持其主權地位。到了二十世紀,議會制度(甚至包括英國的在內)便迅速地趨向於取代原來的君權角色。於是,當大的政治重心,從君主那裏合法地轉到了人民代表身上時,一種深刻驚人的群眾景觀又告開始:事實上,權力隨即從議會本身,轉到了一般的非官方團體、及非官方人士的意志之中,於是秩序蕩然,危機迭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幾乎已完成了這樣的發展。從英國首相路易喬治(Lloyd George)的統治方式、及法國軍人的拿破崙主義傾向中,已不可能再回復到原來的議會制度了。至於美國,其作為一個地區的性質,尚大於真正國家的性質,迄今雖能與世無爭、自給自足,但是,一旦她介入於世界政治之中時,那種以孟德斯鳩的理論所導出的,總統與國會平行的制度,便不可能固持下去,而必定會在真正危險的時候,由混亂無序的現實權力,取而代之,這在墨西哥與南美洲,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凱撒主義」(Caesarism)一詞,我是指一種,不論名義上擁有何種的憲法體制,可是在內在的深處,卻實在已回復到毫無形式的狀態(formless)中的統治而言。羅馬的奧古斯都、中國的秦始皇、埃及的阿瑪斯王(Amasis)、巴格達的阿斯蘭王(Alp Arslan),雖然都以古代的「形式」,來裝扮自己的地位,可是,這些形式的精神,其實已經死亡,故而,一切的制度,無論如何小心地維護,也都已毫無意義和重要可言。「凱撒主義」時代,真正的重點所在,乃是由凱撒、或任何其他掌權的強人,所遂行的全然個人性的權力統治。這便是從一個形式已經完全發展的世界,回返到原始狀態(primitivism)、回返到自然宇宙而無歷史的狀態(cosmic-historyless)。茫昧綿亙的生物學上的時間,再一次取代了由歷史的時期,所空出來的地位。

傳統對理論

成形的國家,結束了它的歷程之後,高級歷史便也沉沉睡去了。人再次變成為植物,依附於泥土,沉默而堅忍。亙古如一的村落,與「永恆」不變的農人,重新出現,生育子女,埋入「母土」——成為一群忙碌而容易滿足的群眾,而軍人皇帝們的颳風暴雨,不時飄襲於他們的頭上。在大地之中,散置著舊日的世界都會,如今,已成為精華俱逝的靈魂,所賸下的空殼,任由不具歷史的人類,慢慢地營巢於其中。這樣子的人們,只求餬口,以卑微的儉樸與卑微的財產,一逕忍持下去。大批的人群,被在世上爭奪權力及獵物的征服者們,蹂躪踐踏,但殘存者仍以一種原始的生命力,填進了縫隙之中,苟延殘喘。高處,永遠在作著勝負之決,可是下層深處的人,卻一逕祈禱,以「第二度宗教狂熱」的強烈虔信祈禱,並永遠以此虔信,克服一切的疑惑。於是,在這些靈魂中,世界的和平、神賜的和平、灰髮僧侶與隱士標榜的幸福,實在已告實現——也只有在此才會實現。在忍受苦難之中,靈魂所獲的醒悟之深,是歷史中的人,在一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永不會知曉的。而只有在偉大歷史的終點,神聖的、寂靜的「存有」才再度出現。歷史是一幕高貴莊嚴,而漫無目的的戲劇。高貴莊嚴,而漫無目的,一如星辰的歷程、地球的旋轉,以及滄海桑田、冰川叢林的遷易。我們可以對此感到驚奇,或一掬哀慟——但它就是如此。
這樣一種負面現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論紛歧,盛極一時的情況。「王朝」及其近親「外交」,保留了古老的傳統與脈動,而「憲政」則含容了過多的體系、書本的理論、構作的概念,所以,浮士德文化之長於閱讀及寫作,不是毫無緣故的。印刷的書本,是時間上「無限」的表徵,普及的報紙,則是空間上「無限」的表徵。與這些表徵所呈現的鉅大力量及橫厲氣勢相形之下,幾乎連中國文明中的寫作成就,都顯得微不足道。在「憲政」之中,文字被用來替代知識、語言被用來頡頏種族、抽象的權利被用來反抗成功的傳統——而全不顧及,處在一連串外在事件中的國家,是否仍有能力進行作業,及維持「形式」。空書炎炎,徒滋紛擾。不但是三種純理論的憲法——一七九一年的法國憲法、一八四八年及一九一九年的德國憲法——而且事實上,所有此類立憲的嘗試,都無視於現實世界中,國家本身的命運問題。這由一項事實中,即可以看出端倪:沒有任何成文憲法,把金錢當作政治的力量。故而,憲法所包含的,只是純粹的理論,如此而已。
但是,批判的精神,只是從「非階級」的混沌大眾之中,勃發出來的兩大傾向之一。與抽象的概念並行的,尚有抽象的金錢,與學院對峙的,尚有帳房,兩者同是政治上的力量。而如果所謂「民主政治」,指的是「第三階級」想要實施於全體人民的一種政治形式,則從願望與事實、理論與執行、知識與行動,兩種觀點分別透視之下,民主政治與財閥政治(plutocracy),終不免是同一回事。那些世界改革家及自由思想家們,以為竭力在對金錢作戰,而事實上,他們卻正是在幫助金錢發揮威力,這實在可算是一幕悲喜劇(tragic comedy)。民主政治,不免表現為「一律平等」、「自然權利」、「全民投票」等等原則,但所謂的「服從多數」,只是一種混亂民眾中的階級理想,而所謂「輿論自由」(尤其是報紙言論的自由)也無非只是一種理想。因為,事實上,輿論的自由,必然涉及到輿論的鼓動,這便需要金錢;而報紙的自由,自與報紙所有權的問題,密不可分,這又是金錢的事;同時,隨公民投票權而俱來的,便有功選的活動,於是誰能出錢,誰便左右大局。民主觀念的代表人,只能看到一面,而金錢的代表者,卻在另一面暗中操縱。至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概念,也都只有經由金錢,才能實際發揮與進行。在羅馬,保民官格拉古提比留(Tiberius Gracchus)所推行的土地改革運動,須賴龐大的金錢集團——「騎士團」(Equites)——之力,才能付諸實施,而一旦這改革之中,對財團有利的部份,已經立法成功,財團便告撤出,運動即隨之瓦解。在英國,早在一七〇〇年,便有位居要津的政客,發表這樣的言論:「改選之時,選票與股票性質相同,一張選票的價格,同一畝土地的價格一樣,行情為人人所知。」在法國,滑鐵盧的消息一抵巴黎,法國政府的股票價位,迅即上升——大革命中,雅各賓黨(Jacobins)已摧毀了古老的血液束縛,金錢的力量,便一無願忌,取而代之,如今,金錢已進而成為大地的主宰。沒有任何一種無產階級的運動、甚至共產主義的運動,不是在金錢的利益之下、在金錢所指出的方向中、在金錢所容許的時間裏,發動起來的——只是那些領導人物中,尚有些理想家之流,被蒙在鼓裏一無所覺罷了。心智只在否定,而金錢一往直前,故而,在每齣文化戲劇的最後一幕中,當國際都會已凌越其他一切時,都是由金錢,在那裏作威作福。到這個時候,心智沒有理由可以抱怨,因為,畢竟心智也曾經贏取了自己的勝利——雖然這是在它本身的「真理」領域內、在書本與理想的範圍內的勝利,並不屬於這一事實的世界。心智的概念,在文明開端時候,確曾煊赫一時。但是,透過了這些概念,金錢卻在這個世界上,獲得了實質的勝利,金錢的王國,成為這世界唯一的王國。和*圖*書
但是,「文明」時期各大抽象概念的歷史角色,卻也與這些概念,在思想家們心目中所呈現的景況,大相逕庭。真理的意義:永遠與它所帶出的趨向,南轅北轍。在事實的世界裏,真理只是手段,其有效性端視其主導精神、從而決定行動的程度而定。真理的歷史地位,不是由是否深刻、正確、或合乎邏輯來決定,而是由其是否「動人」(tell)來決定。這可以從「口號」、「標語」等字眼中,看出端倪。那些文化春天的宗教中,活生生體驗的象徵形像——如「聖塚」(Holy Sepulchre)之於十字軍、「基督實體」之於尼西亞會議時代——其地位,在每一文明化的革命時期中,已為兩三個振奮人心的字音所取代。在文明中,只有口號,才是事實。口號是哲學或社會學系統的末流餘緒,自何而來,本與歷史了不相干,可是一旦化為口號之後,約有兩個世紀之久,卻成為第一流的力量,甚至強於血液的脈動。因為在都市林立的僵化世界之中,血液的脈動已開始鈍化。
然而,不消多時,赤|裸而龐巨的事實,不理會任何觀念(idealess)的事實,再度到來。永恆普遍的自然脈動,終於壓服了幾個世紀以來的心智力量。不久以前,在民主政治的形式中,金錢似乎確已勝利,曾有一段時期,政治幾乎已是金錢的附庸。但是,一旦金錢摧毀了文化的古老秩序,則混沌之中,便生長出一個新的壓倒性要素——凱撒式的強人(Caesar-men),這一要素,貫穿了「存有」的一切基本領域之中。在這些強人之前,萬能的金錢也無所用其技,登時瓦解。每一個文化中,帝國時代一開始,便代表了心智與金錢的政治之終結。血液的力量,生生不息的具體力量,重新取得早先的主宰地位。「種族」再度抬頭,純然完潔,不可抗拒——強者自然獲得勝利,其餘一切都成為他們的戰利品。血液的力量,統治了世界,書本與理論的國度,自然而告僵化,或從記憶之中消失。經「凱撒主義」之後的帝國時代,情形都是如此。羅馬皇帝塞佛拉斯(Septimius Severus)與格里納斯(Gallienus)的生命,以及諸如蠻族國王阿拉雷(Alaric)與歐多塞(Odoacer)、埃及帝王雷姆賽(Rameses)之類,還有圖拉真、漢武帝,所有這些人的生命,都沒有什麼內在的差異,都是屬於沒有歷史性的時間綿延之中,一些不具變化的起伏升沉而已。
歐陸國家,對此也不是一無所覺。因為:巴洛克時代的專制國家,曾是一種形式分明的政體,可是如今的「君主立憲」,卻只有極不穩定的妥協折衷,於是便有「保守黨」與「自由黨」之爭。但在英國,於政治家甘寧(Cunning)之後,兩黨只是輪流執政,沒有原則上的分裂。而在歐陸各國,「保守黨」與「自由黨」,卻分別想把憲法改向不同的方向:——究是趨向「傳統」、抑或趨向「理論」?應是「議會」為「王朝」服務,抑或「王朝」為「議會」服務?這是爭論的主幹,而在爭論中,已忘記「對外」的政策,才是終極的目標。兩種傾向,不能同時攜手成長,故而在十九世紀中,對外的外交措施、與對內的議會行動,竟告背道而馳,不但在基本感受上,彼此格格不入,而且還互相藐視對方。
在文化開始轉變成為「文明」的那一點上,「非階級」(non-Estate)第一次決定性地介入了政治事務,成為一種獨立的力量。在雅典的「僭主統治」(Tyrannis)及法國的「貴族革命」(Fronde)時,國家曾祈求「非階級」之助,以對抗本身的階級,由此,「非階級」第一次開始感到自己乃是一種力量。到了「文明」開始.時,「非階級」已為其「本身」,而使用出自己的能耐,並成為一個只顧本身自由,反對一切異己的階級。它把專制國體、君主權力、基本政制,均視作是舊式階級的自然同盟者,一體予以抹煞,全不理會這些正是原來深具象徵意義的傳統,真實而終極的代表者。這便是雅典的「第一僭主統治」(First Tyrannis)與「第二僭主統治」(Second Tyrannis)之間、法國的貴族革命與中產階級革命之間、以及克倫威爾與羅柏斯庇(Robespierre)之間的區別所在。後面三種情形,已全是「非階級」具體的表現。
在歷史的世界裏,沒有所謂理想、沒有所謂真理,有的只是事實。也沒有什麼道理、誠實、平等、最終目標之類,有的只是事實。不能認清這一點的人,只合去寫些政治方面的書——卻絕不能實際從事政治。真實的世界中,沒有按照理想建立起來的國家,只有掙扎成長出來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無非便是一些「進入情況」的活潑潑民族的單元。無疑,「生命之展開,有賴於形式之塑定」,但這塑定,是源於生命「存有」中,血液和脈動的力量,全然是直覺而自然的,故其展開,如由政治的行家所引導,則必採取血液中與生俱來的方向;但若由理想家來引導,則因理想家本身只為為其信念所左右,故終久會走向虛無之路。
但也是在英國的土地上,理性主義的口號,高唱入雲。這些口號,與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的關係,相當密切——休姆就是亞當斯密的老師,而亞當斯密,即以「自由經濟」的口號,聞名於世。在英國,「自由」一詞,很自然地,意指心智與貿易,兩方面的自由。現實政治與抽象真理的狂熱之間的對立,在路易十六的法國,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喬治三性的英國,卻絕無可能。後來,英國的柏克(Edmund Burke)且曾反擊法國的米拉波(Mirabeau)說:「我們所要的自由,不是人的權利,而是英國人的權利。」這可見英國在現實政治與抽象真理之間,運用何等圓滑。法國毫無例外地,從英國接受了革命的觀念,正如她也從西班牙接受了專制君權的風格一樣。她將這兩者,都賦予了輝煌驚人、淋漓盡致的型態,成為整個歐陸的模型,可是,在對任一者的實際應用上,她卻都毫無概念。要在政治中,對中產階級的口號,作成功的利用,必須其統治階級,先有敏銳的眼光,能看清中產階級的心智性向——雖想獲致權力,但一旦獲取之後,卻並無能耐使用權力——英國能做到這一點,故而對「民主政治」的口號應用上,是成功的。但也是在英國,金錢最是毫無顧慮地,被應用於政治之中——不僅是用賄賂來買官鬻爵,求取個人高位,這在西班牙或威尼斯的政治中,早成習慣,不足為奇,而根本是用金錢來「培養」民主力量的本身。十八世紀的英國,首先是議會的選舉、然後是下院的表決,都已有系統地以金錢來經營。英國還發明了「自由報紙」(Free Press)的理想,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報紙專供擁有主權的財閥之用。報紙並不傳播「自由」輿論——它只是製造輿論。m•hetubook.com.com
在每一個健全的國家中,成文憲法的條文,與活生生的體制、活生生的「情況」(仍是前述以運動為喻的「情況」)的實施,相形之下,實在並不重要,因為後者是由時間的體驗、情勢的遞衍,尤其是由這國家的民族特性,發展出來的。故而具體政治上的自然形式,建立得愈是有力,則其在未可預知的種種狀況中,運作得也愈是確定,能夠操縱自如,進退有序;事實上,到了後來,實際的領導者,是國王、是首相、是政黨黨魁、抑或是一個與國家並無固定關係的主持人(如南非的羅德茲),已根本毫無分別。在三次布匿克戰爭中,主持羅馬政治的貴族集團,從憲法條文的觀點看來,似乎並不存在,可是這何礙於其實際的成就?國家的領導者,永遠只對少數人負責,這少數的集團,具有政治統御的本能,並能在歷史的奮鬥之中,代表這國家中其他的人們。
這些勢所必至的事實。無處可以逃避。一九〇七年的「海牙會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序幕;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也將會是另一次戰爭的先聲。「戰國時代」的歷史,不再是以文雅的形式,作爭長較短的勾心鬥角,可以任意進退、無傷大雅。這時候的抉擇,不是奮然勃起,就是匐匍受制——沒有中間的路可走。世事的邏輯,今日所能容我們擁有的唯一道德,就是「強者的道德」,爬山者伏在危崖峭壁之上——一時的軟弱,就會永劫不復。這不是空談高論的時候,今日一切的「哲學」,無非是一種內在的放棄與忍順,或是藉神秘主義以逃避現實的,一種卑怯的願望而已。這正與羅馬當時的情形一樣。然而,歷史家塔西陀告訴我們:當西元前七〇年,龐培軍團抵達羅馬大門時,著名的演說家魯福士(Musonius Rufus),嘗試以和平的幸福及戰爭的罪惡,來說服軍團,可是在他們的怒擊之下,卻狼狽而歸,僅以身免。後來,有實力的軍事執政官艾維達斯凱西斯(Avidius Cassius),且稱皇帝奧理略為:「滿口哲學的老女人」(philosophical old wowan)。在歷史世界裏,在戰國時代中,惟有強者,才是主宰。
只有在英國,種族的力量,尚能抗衡抽象的原理。人們深知:現實的政治,指向歷史成就的政治,是需要「訓練」、而非「灌輸」所能為力的。這不是貴族政治的偏見,而是放之四海的事實。「灌輸」可以修正「訓練」,但卻不能取代它。故而,英國的高級社會:伊頓(Eton)與巴利歐(Balliol)學府,成為訓練政治家的基地,從這裏出來的政治家,個個堅確卓越,不同凡響,與此類似的成就,只有普魯士軍團的訓練,可堪比擬——「訓練」之後,能夠對事象底下的脈動,深入地鑑別及掌握。經過這一番準備之後,英國政治家們,能夠在一八三二年之後,風行一時的中產階級革命的巨流之中,保存、並控制他們統治下的生命之流。他們具有「訓練」,如同技術嫺熟的騎師,跨下騎著一匹良駒,感到勝利已越來越近。他們任令革命的原則來激動大眾,因為他們深知事情的關鍵,乃在金錢,故而他們能以較為溫和、但十分有效的手段,來取代十八世紀的暴力方式。他們極擅於運用金錢的力量——簡單的例子之一,他們以新的選舉,需要大量成本,來威脅對手,使對手知難而退。歐陸國家的理論性憲法,只看到真正「民主政治」的一邊,英國,雖沒有成文憲法,卻有「進入情況」中的人物,是以,在此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的全面。
在這些流血與恐怖的鉅災浩劫之間,要求民族和解與世界和平的呼聲,會一再地響起。但這只是大戰進行之中的背景與迴聲,雖然必會聳動一時,卻不能視作歷史的主流。例如:在希克索人入侵時的埃及、在巴格達與拜占庭的戰國時代,都不曾有這樣一種呼籲弭兵停戰的傳統。儘管我們願意尊重這一切的和平呼籲,我們必須有勇氣去面對現實——只有面對現實,才是具有「種族特性」的人們的表徵,也只有這樣的人們,才有歷史可言。生命如要輝煌偉大,就必是艱苦的;生命只能在勝利與毀滅之間,抉擇其一,而不是在戰爭與和平之間,苟延時日;要想勝利,也必定要有為勝利而作的犧牲。在那歷史事件旁邊,怨懣嫉妒地蹣跚而行的,只是文學之流,只是所謂「真理」——已經失落在急速進行的事實的擠壓之中。歷史是絕對不屑對這些東西,多加注目的。在中國,早在西元前五三五年,就有宋大夫向戍,發起「弭兵停戰」的盟會。到了「戰國時代」,更有南方各國的國際聯盟(合縱),起來對抗北方的帝國主義(連橫),可是這注定是徒勞無功的,甚至在秦國獲得勝利以前,合縱的觀念早已煙消雲散,無影無踪了。而在戰國中這兩大主流,都一致摒棄了道家的政治風範。在這些恐怖的歲月中,道家只合在心智上,自我地解除武裝,退化到只求溫飽的水準上,而為別人所利用。不但中國如此,甚至羅馬的政治——雖然深謀遠慮籌思週詳,一如古典精神在所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也至少嘗試了一次,想將整個世界置於一個勢力均衡的系統中,以消弭一切再進一步戰爭的必然性,故而當漢尼拔失敗之後,羅馬一度放棄了吞併東方的機會——但是,勉強是無用的,箭在弦上,豈能不發?到了小西皮阿執政時,便率直明白地,走向了「帝國主義」,以結束混沌的局勢。從亞歷山大到凱撒的路向,是明顯確定、無可避免的,而任何一個文化中最強之國,無論自覺或不自覺,自願或不自願,終須走上這一條路子。
羅柏斯庇的名言:「革命的政府,為了反對暴政,必須要有『自由的專制』(despotism of freedom)。」其意尚不止此。它還揭露了一種:震撼所有群眾的深刻恐懼感。在重大的危機之前,群眾惟恐自己「脫了節」,所以寧願有強力的獨裁者出現。一個軍團驚撼之餘,常會讓偶然脫穎出來的領袖,握有在平時不可思議的權力。擴而言之,在每一文明的開始時期,情形即是如此。沒有什麼事情,能比雜亂無形的力量,居然飆然崛起,更能顯示出政治形式的沒落了,我們很方便地,可以指出最明顯的例子:——「拿破崙主義」(Napoleonism)。政治形式健全之時,試看:黎希留或華倫斯坦(Wallenstem.hetubook.com.comin)的生命,與他們的時代經歷,何等地息息相關?英國革命,在外在的形像之下,又是如何地充滿了內在的形式?僅僅破除一種已經過時的秩序,不足為奇——克倫威爾與「第一僭主」時代的首領,均曾如此做過。但是,在可見形式的殘骸之下,不再能有內在形式的實質;在羅柏斯庇及拿破崙的周遭和本身中,找不出任何可供新的創造之用的基礎:他們別無選擇,只得以一種任意成立的政權,來取代有高度傳統與經驗的政府,而這任意成立的政體,前途不再穩賴於一個緩慢而完全「訓練」的少數集團的品質,而完全要依適當後繼者所遇的機運而定——這便是文化轉入為「文明」時,突出的特徼所在了。故而,能夠維持傳統,較他國為久者,例如英國,便能有幾個世代之久,享有政治上絕大的優勢地位。
此時,生命傳統的敵人——理性主義——也開始出現,並散布四方。這便是前述學院中人的覺醒意識所結合的心智團體,它們的宗教,即是批判主義,它們的基本精神,不在神祇,而在概念。書本與理論,開始影響到政治——在中國,有老子,在雅典,有詭辯學派,在歐洲,有孟德斯鳩——而由書本與理論所塑成的所謂「輿論」,也影響到了外交方面,成為一種全新的政治重點。即在皮西斯特拉妥(Pisistratus)、或黎息留(Richelieu)、甚或克倫威爾時代,若說抽象的系統,竟能影響政治的行為,仍會是荒謬無稽之談。然而,在「啟蒙運動」的勝利之後,事實上情形即是如此了。
在這樣唯力是視的狀況中,二十世紀的國家,只有能夠保持古老而偉大的傳統,只有能夠使歷史的臍帶與經驗,深入血液,才能獲得舉世無匹的潛力。對西方人而言,政治上創造性的虔敬(creative piety),或是從最初的始源中傳下來的脈動,只能求之於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以前的形式之中,只有這些原來的形式,才是自然成長、而不是人工強造的。這類形式的每一遺跡,無論如何微少,只要能在任何自成一體的少數集團的生命中,保持不失,則不消多久,便會產生無可數計的價值,而帶來想像不到的歷史效果。古老的君主政體的傳統、貴族政治的傳統、上流社會的傳統,只要維持足夠的健全,與職業政客的政治涇渭分明,只要能夠具有榮譽、勇氣、訓練,與真正的偉大使命感、責任感,就能夠為凝聚整個民族生命之流的中心,並使其民族耐過這一戰亂時代,而在未來的世界中,安然著陸。「進入情況」,是最要緊的事。我們已開始生活在一個偉大文化的歷史中,最最動盪的時代裏,最後,只有能夠保持其形式的種族,只有活生生的傳統,以及能擁有這兩者為其後盾的領袖們,才能通過這些動盪時代,而向前行進,成為勝利者
事實上,明顯凸出,絕不含糊地,根本只有「階級國家」(class-States)——即由某一特定階級統治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國家。當然,這絕不是指那些:個人只是「附從」(attached)於其間、而非隸屬於一定階級的「階級國家」,諸如古代雅典的城邦、早期英格蘭與西西里的北蠻國邦、一七九一年國民立憲政體下的法國、與今日的俄國等;兩者絕不可混淆在一起。真正的「階級國家」,是全盤歷史經驗的外在表現。它永遠是只由一個社會階層,以憲政方式或其他形式,來提供政治上的領導體系。永遠是由一個確定的少數集團,來代表整個國家的歷史傾向。而在這集團內,又是由一個多少可算是自成一體的少數圈層,以其政治才能(這才能且時常足以對抗憲法的精神),來實際從事國家的統馭。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中,這一少數集團是貴族中的一些精英——例如:統治英國巴力門議會(Parliament)風格的「士紳階級」(gentry):布匿克戰爭時領導羅馬政治的「貴族元老」(nobiles);文藝復興時代威尼斯的「商人貴族」(merchant-aristocracy);以及巴洛克時代,受過耶穌會訓練、從事羅馬教庭的外交的教會貴族等,皆是這一類的少數集團。這可稱之為「第一階級」。與此類似,教會中的僧侶階級——也即是「第二階級」中,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自成一體的集團,所表現的政治才能——不僅在羅馬的天主教會中,而且在埃及和印度的宗教、尤其是拜占庭、及薩散匿王朝時的波斯宗教中,都有同樣的情形。至於「第三階級」(Third-Estate)中,雖然很少產生政治才能,而其本身也不是一個階級單元,但也有一些情形,可以與上述現象相提並論。例如第三世紀時的羅馬,其平民階層中,便包含很多受過商業訓練的人才,而一七八九年以後的法國,其中產階級中,更不乏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才。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才能還是由一個固定圈子內的人所保障,而這些人具有同類的實際才賦,不斷能夠補充進來,以把整個尚未形諸文字的政治傳統與經驗,存留於其圈階之內,維持不失。
凱撒的宮室,摧毀了羅馬的歷史,始皇帝的宮室,摧毀了中國的歷史,隱約之間,我們可以辨析出埃及女王哈達蘇(Hatshepsut)及其兄弟們,情形也是如此。這是走向終局的最後一步。「世界和平」是實現了,生命的「陽剛一面」退落下去,而「陰柔一面」重新抬頭。自此以後,不再有整個國家共同的奮戰,有的只是私人的歷史、私人的命運、私人的野心,徹頭徹尾,從農夫卑微的煩惱到帝王陰鬱的仇怨,一切都只是私人的事。而世界和平時代的戰爭,乃是各自私人間的戰爭,卻要比任何國家戰爭,更為可怕,因為這些戰爭,是沒有形式可言的。
變革的結果,在文明開始時期,歐陸國家的基本形式,是「君主立憲」政體,其最極端的情形,就是今日所謂的「共和」政體。在此,必須先廓清那些理論家的呢喃私語,他們終日潛思於無時間性的虛幻概念之中,以為「共和」政體,是一個本身完美的形式。其實,十九世紀的共和理想,與古典文化的「共和」(res publica)、乃至威尼斯或原先瑞士的情形,都絕不相似,正如英國的憲政,與歐陸國家的「憲政」,也根本大相逕庭一樣。所謂的「共和」,只是一種「負面表現」(negation),由於內在的必然,它只能呈示否定的事象,它反對君主政體,卻又須乞靈於君主政體。畢竟,權力世襲的感受,在西方人類之中,極為強烈,甚至在「王朝」(Dynasty)已不復存在時,尚想要求由「王朝」來決定政治的行動。故而便出現了不倫不類的共和體制。這是西方歷史感的具體表現,而西方人沒有歷史感,便不能生活。在古典世界,朝代的原則,對個人的內在感受,根本絕無影響,在西方國家,卻需要六代知識份子的努力,才能打倒王朝世襲的觀念。這種感受,是一切憲政的秘密敵人,所以每每革命之後,又有復辟的情形。而憲政本身,最終而言,只是基於恐懼與疑慮而來的防禦性的方式。至於共和,則是都市中人的「自由」概念,狹隘至僅具反王朝(anti-dynastic)的意義後的產物。共和的狂熱,既只是由於這樣一種感受而存在,其為一種負面表現,至為顯然。
到了這一步,便開始了巨大的紛爭時代,如我們今日的情形一樣。這是從「拿破崙主義」進入到「凱撒主義」的過渡,是一個普遍的演變階段,至少有兩個世紀之久。在每一個文化中,都有這一時期的存在。中國人稱此為「戰國時代」。
從孟德斯鳩以降,英國的政治型態,被狂熱的誤解,捧上了天,讚頌不絕——事實上,這些歐陸國家,由於不是海島,根本就缺乏「英國式」溫和演進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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