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世界歷史的透視
第十九章 政治哲學

今天,我們終日生活在這類心智「大炮」的轟炸之下,任何人都很難保持其內在的脫然獨立,以冷靜地觀照這一幕巨大怪異的戲劇。在純潔的民主外衣之下,權力意志的運作實已登峰造極,人民自以為獲得了自由,實際上,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最徹底的奴役。
一位政治家,即使是處在非常堅強的地位上的政治家,其對政治的方式(methods),所能發生的影響,仍是微乎其微的;而高級政治家的特徵之一,便是他在這一點上,絕不自欺欺人。他的工作,只是在他所看到的歷史形式之中,如實地進行。只有理論家者流,才會狂熱地追求某些理想的形式。但是,要能夠在政治上「進入情況」,也必須要對最新的方式,具有無條件的掌握能力。貴族政治的危險,其在於其方式過於保守,而民主政治的危險,則由於把定律與形式,混淆不清。今天、以及相當年代之內,政治的方法是議會制度那一套——選舉與報紙。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對於這一套東西,可以喜歡、可以尊敬、也可以藐視,但他必須能夠掌握這一套方法。巴哈與莫札特,便能掌握他們時代中的音樂方法。在任何領域之內,主控局面的具體表徵,便是能夠掌握方法,運用自如,政治家自不例外。政治家深知:公民參政權的擴伸與否,與操縱選票的技術相形之下,根本毫不重要——無論在雅典、在羅馬、在雅各賓黨時代、在美國、抑或在今日的德國,情形都一樣。至於現代的報紙,多情的人士,會因為憲法上載明了言論「自由」,而滿足陶醉不已——但能正視事實的人,只問這報紙是聽命於誰。

報紙刊物

然而,最高的境界,還不是行動,而是指揮的能力。有了指揮的能力,才能使個人脫穎而出,成為行動世界的中心。而最高明的指揮,能使部下的「服從」,成為一種驕傲、自由、而且高貴的習慣。例如,拿破崙就做不到這一點。他身上殘留的低級軍官的意識,使他不能把部下訓練成獨立的個人,而只能是唯唯諾諾的僚屬;也使他不能以人格來統馭,而必須出之以敕令。正因為他不了解此一最精微的指揮手腕,故而他必須事必躬親,集煩劇於一身,由於他這一狀況,與人類能力的極限不能調和,終使他慢慢趨於崩潰。但是,像凱撒與腓特烈大帝,卻具有此等最終而最高的統馭才能,故而當戰鬥過後的黃昏,大勢已定,勝利在握;或當最後的條約已經簽訂,一個歷史時期圓滿結束時,他們那種大權在握躊躇滿志的美妙感受,絕非執著於「真理」的人,所能想像於萬一。歷史上有一些時刻,個人能感覺到自己已與命運合而為一,成為世界的中心,而他自己的人格,也似乎將會籠蓋了未來的歷史——這些時刻,也指示了自然流衍中的高潮所在。
政治家的第一個課題,是使自己脫穎而出,與眾不同;第二個課題——較不顯著,但卻更為艱難、其效果也更大——便是要創造一個傳統,提攜一些人出來,以同樣的脈動與精神,繼承自己的事功,把類似的活動,造成一種潮流,使不需原來的領袖,仍可維持原有的形式。能如此,則政治家已提升至於一種境界,這境界在古典世界中,無疑便稱為「神性」(divinity)。能如此,則他便成為一個新生命的創造者,成為一個年青種族的精神始祖。作為一個自然生命,他本人會在一些年代之後,自生命之流中消失,但由他所創造的一個統治的少數,接替了他的歷程,而使之垂於久遠。這種無以名之的傳統、這種統治階層的靈魂,是真正的政治家一手造成、並留作遺產的,而縱覽歷史,只有這樣的傳統,才能產生持久的效果。偉大的政治家,甚為罕見,而他是否出現、能否成功,為時過早、抑或過遲,皆決之於偶然。而且,偉大的個人,經常破壞多於建設——因為他們的死亡,會對歷史之流,造成空隙。可是,傳統的奠立,則能夠消除偶然。一個良好的政治傳統,能滋育出較高的平均水準,而國家的前途,便能有所依託——凱撒只是個人,而元老院則是傳統,拿破崙也只是個人,所向無敵的軍團才是傳統,國家所托命的,不是這兩位巨人,而是良好的傳統。一個強大的傳統,能自各個角落,吸引人才,能由小的資賦,產生大的成就。普魯士的軍隊與羅馬教廷的外交,固能證明這一點,義大利與荷蘭的畫派,也同樣說明了這情形。與腓特烈成廉一世相比,俾斯麥的大缺點,就是他雖有個人的成就,卻不能形成一個傳統;他不能對應於莫克將軍的軍團,而培養出一個政治家的統緒,來配合國家的新工作,與國家的進展合而為一,並不斷從下面拔擢人才,以一直繼續俾斯麥行動的脈動。如果這樣一個傳統不能奠立,則便不會有一個素質平均的統治階層,主持大計,而只有一群混亂的首腦,面對無法預測的局面,便惶然失措。但如果這樣一種傳統能夠奠立,則一個高度訓練、自我補充的少數菁英集團,便隨著堅確不移而緩慢成熟的傳統,發展出來,它吸收每一人才,進入這一圈層,並將之發揮至於極度。因此之故,便能與國中其餘的被統治者,和諧一致,共同進退。似這樣的少數菁英集團,即使在開始時,只是一個政黨,但久而久之,也終能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品種性質」(breed),至此,它在決疑定策時之明確果決,已是出自於血液,而非得之於推理了。這便表示:它能使一切操之在己,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而不需「天才」之助了。似此奠立起的偉大政治(great politics),便取代了偉大的政治家(great politician)。
天生具有政治天賦的民族,事實上並不存在。一般人所以為具有這種天賦的民族,只是其人民被緊緊掌握在統治的少數(ruling minority)手裏,以致人民自己覺得是處在良好的形式之中而已。作為一個民族來看,英國人對於政治事務,其實也與其他的人一樣,缺乏思想、狹隘褊淺、不切實際,但是,他們確實擁有一個信心的傳統(tradition of confidence)——儘管他們喜歡公開地爭辯,並無礙於這傳統之發揮效能。英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區別所在,只是:英國人是處在一種由非常古老而成功的習尚(habits),所形https://m.hetubook.com.com成的統治政體之下。英國人默許這些習尚,因為經驗已使他明白到其中的優點。這一默許形之於外,便是表示了同意,而由此出發,到他相信政府是依他的意志而成立,已不過是一步之差。雖然,弔詭的是:事實上,是政府為了其自身技術上的理由,而不斷將這一觀念灌注到他的腦中。英國的統治階級,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目標與方法,根本與「人民」無關,不成文憲法的精華所在,乃由實際行政經驗得來,全然不是藉什麼理論之功,所以在未窺門徑的人看來,既曖昧又不可解。但是,舉例言之,一支軍隊的士氣,是依其對自己領導者的信心而定,有了信心,便自然不會妄施批評。只要指揮者有能力,烏合之眾也可以成為戰鬥英雄,若無能力,戰鬥英雄照樣會成為烏合之眾,這不但軍隊如此,民族、階級、政黨之中,情形也都一樣。所以一民族的政治才能,不過是人民對其領導階層的信心而已。然而,這信心不是憑空得來的,它只在自身特定的時間,才會醞釀成熟,而只有藉由成功,才能使這信心穩定,進而形成傳統。一民族中,被統治者若是缺乏確定的信心,事實上,即是意味著統治階級缺乏領導的才能,這便造成批評叢集眾說紛紜的情形,而這種情形的存在,正顯示該一民族已經不再「進入情況」了。
表面上,西方的、議會式的民主政治,與埃及、中國、阿拉伯等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大相逕庭,因為在那些文明之中,全民普遍的參政權,根本從未成立。但事實上,如我們這個時代,一般民眾,也只是在「選舉區」(electorate)中,被集體操縱的一群,相對於政治的「主體」而言,也仍只是「客體」而已;這與巴格達人民對其教派統治、拜占庭人民對其僧侶階層、以及任何其他地方,人民對其統治結構所表現的集體服從,根本絕無什麼不同的意義。自由,永遠只是純粹的負面現象。自由表現於對既存傳統、王朝、教主的摒棄,但是事實上,實際的政治權力,依然存在,絕未稍減,只是由這些體制,轉入於新的力量中——如政黨領袖、總統、先知等等名目而已。相對於這些新的政治中心,大眾仍只是無條件地被動的客體。
成為行動的中心,大眾注目的焦然;把個人自己人格的內在形式,帶入到整個的民族與時代;成為歷史的指揮者,並將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向中的目標,帶領到事件的頂點——這些,是每一個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人,所生具的不可抗拒的脈動能力(impulse)之所在,雖然他自己絕少意識到。故而,世上只有「個人的」(personal)歷史,也便只有「個人的」政治。原理和理想,都算不了什麼,只有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種族特性,對於實際行政權力的爭奪,才是政治的一切。甚至連「革命」也不例外,所謂「主權在民」,只是表示:統治權力如今出之以「人民領袖」的頭銜,而不用國王的頭銜而已。是以統治方式極少改變,而被統治者的地位,根本絕無改變。甚至所謂世界和平,無論在何情形下,也不過是全體的人類,被少數能力強大的支配者,構成的統治政權所奴役而已。
羅馬的公職,自從其產生的過程,需經由一系列的選舉以來,由於所需的資金甚鉅,往往使每一個政治家,都不免向其周圍的伙伴告貸。選舉的資金,或用於邀請所有的選民晚餐、或提供角鬥表演的免費座位、甚或登門送上現款——誠如西塞羅所言:「傳統道德,蕩然無存。」選舉的資本,龐大驚人,有時竟達數億銀幣之譜。以羅馬一地所蓄積的款項之充沛,而西元前五四年的選舉,由於動用太多的款額,竟致當時的利率,一時從百分之四,劇升至百分之八。凱撒競選「護民官」時,支付浩繁,以致克拉蘇必須為他簽約擔保二千萬銀幣,那些債主方肯讓凱撒離去赴任。而在凱撒競選「最高僧侶院」的職位時,由於信用過緊告貸無門,幾乎毀於一旦,他的對手卡特拉斯(Catulus),竟能認真考慮向他提出賄賂,逼他撒手。但是,對高盧的征服與開發——這也是出自於財政上的動機——終使凱撒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而凱撒之所以積聚鉅款,就如今南非的羅德玆一樣,乃是為了權力,並不是如凡理士(Verres)、或甚至克拉蘇那般,只是由於喜愛財富而已。相形之下,克拉蘇首先、且主要是一個財政家,其次才能算是政治家。而凱撒掌握的,則純是事實:——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沒有金錢,憲法的權利根本一無所用,有了金錢,方能夠妙用無窮,予取予求。
政治─社會理論(politico-social theory),是政黨政治的基礎之一,但也是一項必需的基礎,在各大文化之中,普遍存在。西方所引以為傲的政治理論系列,從盧梭到馬克斯,可以在古典文化直至柏拉圖與芝諾為止的,各派理論系列之中,找到能夠對照的類型。在中國,相應的政治原理,亦可求之於儒家及道家的典籍中,而墨翟更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在拜占庭及薩散匿時代的阿拉伯文籍中,也頗不乏這類的理論,而第九世紀的一切政治危機,其原動力無非便來自於這些政治原理。至於埃及與印度,從當時發生的事件所顯示的精神看來,也分別在希克索時代及佛陀時代,產生過它們自己的政治理論。這些理論的文字形式,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它們可於各類的教派與集會之中,藉由演說及宣傳,而口耳相傳,一樣地發生效力。事實上,這也正是清教運動的末期,標準的傳播方法。
這便是民主政治的結局。如果在真理的世界裏,是由「證明」(proof)決定一切,則在事實的世界裏,「成功」(success)才能出人頭地。「成功」意即一方壓倒了其他的各方。政治的領域內,生命終竟已獲致勝利,而世界改革家們的夢想,徒然成為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在後期的民主政治中,種族的性徵,勃然湧現,或則迫使政治的理想,成為它的奴隸,或則無情地將理想摔入了深淵。埃及的底比斯、羅馬、中國,情形都是如此。只是,任何其他的文明之中,權力意志都不曾如我們西方這樣,顯現出如此嚴酷緊固的形式。大眾的思想,以至行為,皆被籠蓋於一種鐵硬的壓力之下——m.hetubook.com.com正因為如此,人們表面上雖擁有讀者與投票者雙重的權利,實際上,當政黨已成為只是少數人的應聲蟲,而未來的凱撒主義陰影已觸目可見時,這卻正是雙重的奴役狀態。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廣義而言,還必須是一名示範者(educator)——不是什麼道德或原則的代表人,而是行動的帶頭者,行動的典範。很明顯的事實:宗教從來不改變曾過生命的風格。宗教能透入覺醒意識,透入人的心智;能對另一世界,投下新的光明;能經由仁慈、順服、及對死亡的忍受,而創造出無比的幸福之感,但它卻不能凌壓生命的力量。在生命的領域裏,只有巨大的人格——以及該人格中的神秘脈動、種族特性、自然力量——才具有創造的能力,能夠有效地,修正整個階級與整個民族的型態。所謂「真理」、或「善良」、或「正直」,都不是政治世界內的事物,只有「羅馬人的」成就、或「清教徒的」成就、或「普魯士的」成就,才是政治世界中的事實。榮譽與責任的糅合、訓練、決心,這不是能從書本上得來的東西,只能經由活生生的示範者,才能自生命之流中,喚醒出來。腓特烈威廉一世,能夠做到這一點,故而是此類示範者之一,是各時代共通的偉人,他個人在種族定形方面的成就,能夠垂之世代永不磨滅。真正的政治家,與一般政客有別,因為政客只是玩票性的、只能在歷史的高峰上推波助瀾、只為了追求財富與地位。真正的政治家,也與理想的說教者有別,因為他敢於要求人們為他犧牲,他也能獲得人們的犧牲。這是由於他自知,他是時代與國家所必須的人物,而這一感受,也能為千萬人所共認。以這種犧牲為核心,自能暢所欲為,一往直前
相形之下,沒有一個馴獸師,能令他馴養的動物如此地聽話。在報紙上稍加引發,讀者大眾便會匯集街頭,猛攻報上指出的目標,示威恫嚇,砸碎窗戶,無所不為;在報上稍作暗示,大眾又會頓然沉寂,乖乖回家。今天的報紙,不下於一支軍隊,擁有慎密組織後的支部與分部,以記者為其軍官,而以讀者作為兵士。但在此,與任何的軍隊一樣,兵士只是盲目地服從,戰爭目標和運作計劃千變萬化,全非他所得而知。事實上,讀者既不會明白、也不容明白:他究被用於何種目的、甚至他扮演的角色為何?我們不可能想像出比這情形,對所謂「思想自由」更具諷刺性的畫面了。從前,人不敢自由思想,如今他敢了,可是卻已不能自由思想,他被報紙刊物、傳播媒體緊緊控制著,而他卻認此為他的「自由」。
在金錢摧毀了心智之後,透過金錢。民主政治乃成為自己的摧毀者。然而,正是因為,任何以為芝諾、或馬克斯之流理論家的概念,可以改進實際事態的幻覺迷夢,已經消失無踪;正是因為,人們已經認清:在現實的國度內,一個權力意志,只能為另一權力意志所推倒(這是在戰國時代中,人類所獲的大體驗);終於,一種深刻的思慕之情,開始覺醒過來:人們懷念一切尚存的古老傳統,有價值的傳統。人們厭惡於金錢至上的經濟,希望能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並開始對諸如榮譽與俠義、內在的高貴、無私與責任等真正的理想,深致渴望之忱。於是,那個本已被世界都會中,理性主義所凌壓下去的血液力量,重新自深處甦醒出來,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切與王朝傳統及古老貴族的秩序有關的事物,一切與高度蔑視金錢的舊式倫理有關的事物、一切內在適合於為國服務的品德如勤勞、犧牲、苦心謀國之類——突然之間,這些種種,成為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凝聚的焦點所在。凱撒主義,雖生長於民主政治的土壤上,但它的根柢,其實卻深深扎入於血液傳統的底層。古典文明中的凱撒,其權力固然由民主政治的「護民官」導出,可是他赫赫的威嚴,永恆的地位,卻是由於他是國家的「元首」(Princeps)。在西方,古老的哥德式靈魂,也在重新覺醒。騎士團體的尚武精神,將壓服惟事劫掠的「維京主義」。至於文化的偉大政治形式,此時已經形神俱逝,一去不回了。將來的強人,可能會把地球當作他們的私產,但是,這並不關緊要,因為儘管他們的權力,漫無形式、漫無限度,畢竟有一項工作,要待這樣的權力來實施。這工作便是:永不休止地正視這個世界。這與金權(money-power)時代的汲汲牟利,恰好相反;這需要有高度的榮譽感與責任心。然而,正因此故,便開始了民主政治與凱撒主義之間的最終決戰,也就是:獨裁性的金錢經濟,所代表的勢力,與凱撒式強人所代表的純粹政治性的權力意志,兩者之間最後的決戰。(勝利自然屬於後者。)
我們必須重複強調的是:對政治史而言,這些原理究屬「真確」抑或「謬誤」,根本是毫無意義的問題。舉例言之,對馬克斯主義的駁斥,乃是屬於學院論文及學術論辯範疇內的事,而在這一領域內,每一個人自己永遠是對的,而對手永遠錯誤,故與事實了不相干。真正重要的是:這些原理是否具有影響力、從何時開始具有影響力、以及其影響力持續多久時候。因為:一般人若是相信,事實可以用一套概念的系統,來加以改良,則這信仰的本身,便是一股真實的力量,政治活動,不能不考慮及此。我們今天,是處在一個對於「理性」萬能懷有無限信心的時代裏。自決、正義、人性、進步,諸大觀念紛至沓來,一律神聖而不可侵犯。各項的政治理論,往往被視同福音一般,而其說服力並非依邏輯前提推演出來,無寧是基於它們的關鍵字眼(key-words),實具有一種宗教聖禮式的本質。因為一般大眾,既不具備批判的能力,也無法超脫影響,認真檢視。固然,這些理論的魔力,也只是限於各大都市的人們、及理性主義的時代內,才能風行不已,對於鄉下的農m.hetubook•com•com人,便無所用其技;即使對城市大眾,它的效力也只能持續一定的時間,但在這一段時期內,卻如新的啟示一般,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人們紛紛篤信不移,熱烈地響應那些政治宣傳家的言論,不惜走向荊棘、走向戰場、走向絞架,為這些理論而獻身殉道。此時人們的目光,凝注於一個政治性、社會性的新世界,相形之下,乾澀冷冽的批判主義,似乎顯得卑下、邪惡、合該死亡。
那麼,何謂政治?一種古老的說法,也幾乎是統括一切的說法是:——政治即「可能的藝術」(art of the possible)。園丁可以使種籽,發展而成植物。或燦然盛開、或凋零萎謝,總之,種籽中所藏蘊的一切意涵,無論體態與色彩、花朵與果實,能否發展完美、壯實,皆操之在園丁對其「可能」(posibilities)——也即是「必然」(necessities)——的培養手法如何。當然,這植物的基本形式與方向、階段與速度,則非園丁所能為力。文化,以及文化的形式世界中,由人類家族形成的生命之流,就如同一株龐大的植物,情形與此相同。而偉大的政治家,正是一個民族的園丁。民族如何發揮其「可能」的潛力,端賴政治家運用之妙,善為誘發。政治理想的崇拜者,於此一無所用。他們的心智自由,頗足驚人,可是他們的心靈城堡,是由諸如智慧和正義、自由與平等之類的空幻概念所構成,終極而言,千篇一律,都是從上向下構築而成,絲毫不切實際。真正的政治家,是事實的主宰,他正視事實,並接受事實,然後於不知不覺間,引導事實的進展。(看起來似乎不像,可是廣義而言,這正是自由一詞的起點。)政治的妙訣,是在於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於最後小心地輕觸機樞、在於對集體靈魂與個人靈魂之間微細的搖擺,有精微入妙的感覺。一切勝利的秘密,全在於一些瑣碎細節的整合與組織。此道的老手,如泰利蘭德(Talleyrand),能以戰敗國大使的身份,去到維也納,而成為維也納會議中,勝利者的主宰。在盧卡會議(Lucca meeting)中,凱撒的地位幾近絕望,可是他不但能使龐培的力量,為他所利用,同時還在對方一無所覺間,破壞了對方的力量。然而,在政治「可能」的領域內,也有些危險的邊緣存在,巴洛克時代的各大外交家,手段圓滿無懈可擊,幾乎永遠保持冷靜,但那些理想家們的言論,卻使得他們頻頻絆倒。此外,在歷史的轉折中,政治家有時也須暫時隨波逐流,方能不失其領導的地位。但每一情況都有其彈性限度,在估計這一限度時,連最小的錯誤都不容發生。
在剛開始的時候,民主只屬於知識份子的領域。西方早期民主政治史上,有名的幾件大事:如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夜間法國的「階級大會」、「網球場的誓約」、以及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普魯士的「法蘭克福會議」,可算是歷史上無比高貴而純潔的事件——當時的人們,雖然權力在手,卻仍為「普遍的真理」爭論良久,議論未定,兵已渡河,以致實際的力量,得能乘隙振起,把一干夢想家們擲落在一旁。但是,在此同時,民主政治的另一面目,卻也並未落後,一逕潛滋暗長,終致,人們開始了解到一頂事實:只有擁有金錢的人,才能利用到憲法的權利,民主的權利。事實上,選舉權的功能,若竟能夠發揮到,接近理想主義者所以為的程度,則必然是因為:有組織的金錢勢力,尚沒有從中操縱競選者的緣故。一旦這等勢力出現於政治舞臺,則選票也不過只是徒具形式的公眾意見記錄紙而已,對於真正操縱政治的權力結構,已不復具有任何正面的影響。

政治理論

古典人民的基本權力,曾伸展至擁有最高的國事與司法的職權。為了施行這些權力,人民乃集合於所謂「公會所」(Forum)中。其實,在「公會所」中,人民只是歐幾里得式的「質點」,被具體地集攏起來,以充作古典風格的政治影響程序下的客體而已,政客們可以用具體切近、訴諸感覺的手段,左右這些人民——舉例言之,這些手段包括:施於每一人眼前及耳邊的雄辯之術;包括很多在我們看來,簡直厭煩不堪、難以忍受的方式,如嗚咽不休、捶胸頓足;對聽眾作恬不知恥的諂媚,對敵手撒異想天開的謊言;冠冕堂皇的辭命、慷慨激昂的陳詞;還有遊戲與表演,威脅與攻擊,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最主要的,還是金錢。金錢之介入政治,早在西元前四〇〇年的雅典,便已顯出端倪,到了凱撒與西塞羅時代的羅馬,更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高潮。到處都是一樣,選舉的活動,從階級代表的提名開始,即已成為各政黨候選人的戰場,同時也即是迎接金錢源源進入的所在。而從查瑪之戰以後,金錢的數額越來越趣龐大,「個人手中能夠集中的財富愈鉅,則政治權力的爭奪,發展為金錢問題的程度便也愈大。」西塞羅這一段話已足說明一切,無需更作贅述了。然而,從深一層的意義來看,若認為這是賄賂舞弊,仍是未中肯棨之言。這不是什麼墮落行為,民主精神的本身,在達到其成熟狀態時,便已注定了必然會採取這樣的形式。西元前三一〇年的克勞第士(Censor Appius Claudius),無疑是一位真正的希臘精神的信徒,也是主張憲政的理想家,有如法國革命時代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圈子中的人物一般,在他所從事的政治改革中,確實不曾在公民參政權上玩弄狡獪,也絕不曾採用更改選法、以圖利己的政治「藝術」——但他所作的努力,只不過為這些「藝術」鋪路而已。並不是民主的體系有利m.hetubook.com.com於舞弊,而是從最初應用民主政治開始,種族的特性便已出現,金錢便已發揮作用,而且,非常迅速地,完全主控了局面。終極而言,在金錢獨裁的時代裏,將金錢的運用,描述為一種墮落的標記,是頗不公平的事。
與政治性的報紙密切配合的,是普及化的學校教育,這在古典世界,是完全闕如的。在這樣的教育需求之中,有一項頗難自覺的要素,潛存其間,即:使大眾成為政黨政治的客體,並進入報紙勢力的範圍。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家們,毫無保留地誠心以為:「全民教育」是完善而單純的啟蒙工作。甚至在今天,還到處有人在熱心倡議「報紙的自由」——殊不知正是這一套東西,為未來的凱撒式強人鋪平了道路。控制了世界的報紙,便控制了一切,能夠閱讀報紙的人們,便不免屈服於這等力量之前,於是,後期民主政治中虛幻的自決,不過是由報社所聽命的幕後主宰,在決定一切罷了。
真理是什麼?對大眾而言,真理即是不斷讀到和聽到的消息。也許有少數孤零的學人,還能自行安身立命,蒐集證據決定「真理」——但所能獲致的,也只是他個人的真理。至於今日在事實的世界中。能夠發揮作用一往無阻的另一類真理,流行的真理,已全是報紙的產物。報紙想要渲染的情事,頃刻便成為真理。報紙的指揮者,可以任意提出、轉變、或交換真理。只要三個星期的報紙刊載,「真理」便能街知巷聞,人人知曉。

民主的命運

正因此故,諸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Contract Social)及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者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等文件,到了那些有力的人手中,便如動力最強的引擎一般,發揮了掀天揭地的作用,這些有力的人,往往在政黨生命中,已到達頂點,故而熟知如何形成,並利用群眾的信念。
行政權力的概念,意味著生命的單元,被劃分為「主體」與「客體」兩類。這一需要,顯然是自明之理,沒有一個群聚集團,會在任何的時刻,失去對自身這一內在結構的需求的意識。甚至在最嚴重的危機之下(例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也不例外。
槍火與印刷,彼此密不可分,兩者都發明於哥德式時代的頂點、都起源於日耳曼的技術思想,而成為浮士德式「超距作用」(distance-tactics)的兩大法寶。在後期文化開端時的宗教改革中,最初一些傳單與最初一批野炮,便曾同時出現。到了文明開始時的法國大革命,人們便在一七八八年秋天,目睹宣傳小冊,如狂飈驟發,又在維米之役中,眼看巨型大炮,隆然發威。隨著文明的進展,這些大量生產、四處散播的印刷文字,到了懂得利用的人物手中,便成為不可抗拒的武器。在法國,直到一七八八年,文字作品仍只用於表達私人的信念之類,但英國則已超過這一地步,懂得慎重研究如何製造印象、影響讀者。由倫敦所發動的反拿破崙的宣傳戰,在法國地面上大肆散播文章、傳單、偽造的回憶錄之類,即是第一個著名的例子。
天生的政治家,最主要的,應具有評價的能力——作為人物、情況、事物的評價者。他的「眼光」,能不假思索、直接了當地統括了一切可能的狀況。就如同相馬的高手,能在一瞥之下,就洞悉該馬,在比賽中會表現何等的特性。政治家不需「了解」原委,只消逕自作出正確的事情即可,他不知不覺間,便能鬆緊由心,控制自如——這種才能,恰恰與講求理論的人相反。他身上所有的神秘脈動,就與歷史事象中的脈動完全一致。他是講求事實的人,不會以情緒或計畫,來遂行政治的實務。他不相信空書河漢,大話滔滔。彼拉多的問題,經常掛在他的脣上:——真理是什麼?天生的政治家,根本超乎真偽之外。他不會把事件的邏輯、與系統的邏輯混淆不清。當然,他也有他的信念,但那只是他私人的事;沒有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在行動的時候,會為信念而受到拘束。歌德曾說:「行動人永遠沒有良知可言;除了旁觀者之外,也沒有人會有良知。」這話用在真正的政治人物,如蘇拉(Sulla)、羅柏斯庇、俾斯麥、庇特等身上,確實是真確無誤,百試不爽。即如羅馬教皇及英國的政黨領袖等,在爭取事物的掌握權之時,也都和一切時代的征服者與暴發戶,採用同樣冷酷的行為。以教皇殷諾森三世(Innocent III)的作為為例:他幾乎成功地創造出一個教會統治世界的局面,並演繹出一套完善的教義系統;他的手法,卻與所有的宗教道德,恰成尖銳的對比。但是,沒有這種手段,便不可能有任何強大的教會在,更不用提英國的殖民、美國的財富、法國的革命等等情事了。一般而言,國家、或政黨、或民族,皆少不了藉助這樣的手段。生命本身,便是沒有良知的,倒不是個人的問題。
在我們西方,理論的時代,也已經趨近於終點。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偉大系統,均興起於約一七五〇——一八五〇年間,而馬克斯的體系,也已歷半世紀之久,此後便無以為繼了。馬克斯主義,及其唯物史觀,本身即代表一種末世的現象。政治理論至此,實已窮途末路。對於政治計劃的信仰,在我們祖父一輩,是他們的特徵和光榮,——到了我們孫子一輩,這將證明是一種狹隘的膚淺之見。甚至就在目前,一種新的柔順與虔信的種籽,已經發展出來,以取代這種過時的信仰;這種新的柔順與虔信,是起於痛苦的良知、與精神的饑渴,其任務是想要建立一個新的「人間世」(Hither-side),而這新世界所追尋的,是神秘的經驗,不是堅硬冷亮的概念,而最後,這便導入到「第二度宗教狂熱」的深處了。
古典的政治方式,尤其是羅馬的「公會所」,是將民眾聚集起來,成為一個可見的實體,然後驅使民眾使用他們的權利,當然,這權利之應用,實在還是由真正的政治家,在主持操縱的。與此「相應」地,英美的政治,則透過報紙刊物,創造了一個無遠弗屆的,心智與財政的張力交相運作的「力場」(force-fiehetubook.com.comld),在這「力場」之中,每一個人都在潛意識中,接受被指派好的地位,故而他的所思、所言、所行,無非是遠處某個地方的一位統治者,早已深思熟慮慎密計劃過的後果。這與古典那一套方式對比之下,即是動力學與靜力學之別,浮士德世界感受與阿波羅世界感受之別,也是西方第三進向的熱情,與古典純粹切近可見的感覺之間的不同所在。在我們這個時代裏,不再是人與人的對話,而是由報紙及同類的印刷刊物、電力播送的新聞廣播,來促使各個民族、各個地方的感覺意識,完全處在一大堆的報導、標語、觀點、視域、感受,所構織成的震耳欲聾疲勞矗炸之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以致每一「自我」,都變成為僅是巨大畸形的心智產物——報紙之類——的函數,很難具有獨立的意識。在政治上,金錢不會輕易轉手,不會變成香檳美酒;透過對傳播媒體的控制,金錢已轉成為「力量」,而金錢的數量,便決定它影響力的強度。
政黨領袖的獨裁權力,即由報紙的支持而來。競爭雙方互以金錢控制報紙,努力使讀者大眾——不,人民大眾——脫離向敵方的效忠,而置入於己方的「心智訓練」(mind-training)之下。而透過這種心智訓練,人民所能知道的事,便全只是政黨領袖所要讓他們知道的——於是,人民的世界圖像,全由高層人士在那裏代為拼組。此時,已不需如巴洛克的諸侯一般,將兵役義務施諸大眾身上,只需以文字、電報、圖面,來鞭韃大眾的靈魂,直到他們自己大聲疾呼,要求武器,要求作戰,並強迫他們的領袖,出兵參與紛爭之中——而這一「強迫」,其實正是領袖們蓄意已久的事。
然而,從文化史看來,政黨政治不過歷時兩世紀,故而這些抽象理想所具的魔力,也很少能超過兩個世紀之久。而其趨於終結,不是由於人們的反駁,而實在是出於人們的厭煩——這種厭煩之情,久已使盧梭的理論一蹶不振,很短期內,也將使馬克斯主義宣告死亡。最後,人們不是棄絕某一套特定的政治理論,而是根本不再相信任何種類的政治理論,到了這一步時,十八世紀以為目前令人不滿的事實,可以應用概念而加以改進的,那種情緒性的樂觀主義,便也煙消雲散了。從古典時代來證明,則當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及他們那時代的人士,採集各種不同的古典政治制度,以尋求出一項智慧而美麗的集大成結論時,整個的古典世界都拭目以待;而柏拉圖本人,更嘗試將西那庫斯城,依他那理想家的妙訣,加以改造——可是,他卻使得這個城市每下愈況,至於覆滅。在我看來,中國先秦時代的南方各國,也是由於這一類的哲學性試驗的結果,才會空談理論,而卒為秦帝國所征服。法國雅各賓黨中,那些著迷於「自由」與「平等」的狂熱信徒,也終把法國從革命後的「五人執政團」(Directory),斷送到軍隊勢力及證券交易所之手。而每一次社會主義者的暴動,也無非是為資本主義鋪出了新的路徑。政治理論至此,已經「功德圓滿」。到了西塞羅為龐培撰寫他的「共和國」(De re publica),以及塞勒斯特(Sallust)兩次向凱撒提出嚇阻時,已經不再有人屑於一顧了。到西元前一世紀,政治理論已經變成陳腔爛調的學院把戲,自此以後,只有權力,現實的力量,才代表一切。
故而,最重要的,是須認清自己生長於斯的時代。任何人,若不能感覺到、瞭解到時代的神秘力量,若不能在本身之中,感受到一種親切的脈動,驅使自己向前行進,而不為「概念」之類事物所囿限,任何人,若是相信了表面的事象——例如今日的輿論、空談、理想之流——則他便不會成為,時代所發生的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則他便被這些事件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是由他來掌握這些事件。政治人物,切不可用過去的時代,作為度量的標尺!更不可輕信這套那套的系統!我們目前的時代,和羅馬的格拉契掌政時代(ega nahccarg)一樣,有兩種最致命的理想主義存在,其一,是復古的思想(reactionary),其二,便是民主的幻象;前者認為歷史可以逆轉,而後者則相信歷史有確定目的(teleology)。但在必然歸於失敗這一點上,兩者倒是毫無區別的,而這失敗,無論是由於迷戀於往日的記憶,抑或由於執著於概念的系統,都會對國家的命運,構成沉重的負擔。真正的政治家,是歷史的化身,在他身上,歷史的方向表達為個人的意志,而有機的邏輯形成為個人的性格,所以,必定會超越於這兩類理想主義之外。

政治家

尤有甚者,政治家採用必要的行動,必須把握時機,劍及履及。統治的勢力,能把握住一縱即逝的時機,便能獲得人民的信心,而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若是趨於讓步,自甘犧牲,定會洩露自己的弱點,招致別人的藐視。政治形式,是活生生的形式,其變化必定依循一定的方向進行,想要阻止這一歷程,或想使其轉向於某一理想,無異即是自認已「脫離狀況」(out of condition)。在早期民主初興的時代,我們一再看到不能把握時機,所造致的致命後果,(如一七八九年之前的法國,及一九一八年之前的德國):政府對於必須的改革,給予得太遲,引起人民的輕視;終致原來政府應該嚴厲拒絕的事項,也不得不被迫讓步,由此,遂形成了政府解體的徵狀。而且政治家,若不能及時察覺,在第一個情況下所必須採取的行動,也必然會在第二個情況出現時,重蹈覆轍。時機的把握,可以決定一整個民族的前途,把握得當,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運,把握不當,自身的命運,便成為其他民族的目標。至於後期沒落中的民主政治,所常重複的同類錯誤,則是:執著於昨日的理想,而不知變通。這便是我們二十世紀的危機所在。在通往凱撒主義的路上,我們尚沒有出現那位能高瞻遠囑的現實政治家卡圖(Cato)
上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