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終日生活在這類心智「大炮」的轟炸之下，任何人都很難保持其內在的脫然獨立，以冷靜地觀照這一幕巨大怪異的戲劇。在純潔的民主外衣之下，權力意志的運作實已登峰造極，人民自以為獲得了自由，實際上，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最徹底的奴役。

一位政治家，即使是處在非常堅強的地位上的政治家，其對政治的方式（methods），所能發生的影響，仍是微乎其微的；而高級政治家的特徵之一，便是他在這一點上，絕不自欺欺人。他的工作，只是在他所看到的歷史形式之中，如實地進行。只有理論家者流，才會狂熱地追求某些理想的形式。但是，要能夠在政治上「進入情況」，也必須要對最新的方式，具有無條件的掌握能力。貴族政治的危險，其在於其方式過於保守，而民主政治的危險，則由於把定律與形式，混淆不清。今天、以及相當年代之內，政治的方法是議會制度那一套——選舉與報紙。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對於這一套東西，可以喜歡、可以尊敬、也可以藐視，但他必須能夠掌握這一套方法。巴哈與莫札特，便能掌握他們時代中的音樂方法。在任何領域之內，主控局面的具體表徵，便是能夠掌握方法，運用自如，政治家自不例外。政治家深知：公民參政權的擴伸與否，與操縱選票的技術相形之下，根本毫不重要——無論在雅典、在羅馬、在雅各賓黨時代、在美國、抑或在今日的德國，情形都一樣。至於現代的報紙，多情的人士，會因為憲法上載明了言論「自由」，而滿足陶醉不已——但能正視事實的人，只問這報紙是聽命於誰。

然而，最高的境界，還不是行動，而是指揮的能力。有了指揮的能力，才能使個人脫穎而出，成為行動世界的中心。而最高明的指揮，能使部下的「服從」，成為一種驕傲、自由、而且高貴的習慣。例如，拿破崙就做不到這一點。他身上殘留的低級軍官的意識，使他不能把部下訓練成獨立的個人，而只能是唯唯諾諾的僚屬；也使他不能以人格來統馭，而必須出之以敕令。正因為他不了解此一最精微的指揮手腕，故而他必須事必躬親，集煩劇於一身，由於他這一狀況，與人類能力的極限不能調和，終使他慢慢趨於崩潰。但是，像凱撒與腓特烈大帝，卻具有此等最終而最高的統馭才能，故而當戰鬥過後的黃昏，大勢已定，勝利在握；或當最後的條約已經簽訂，一個歷史時期圓滿結束時，他們那種大權在握躊躇滿志的美妙感受，絕非執著於「真理」的人，所能想像於萬一。歷史上有一些時刻，個人能感覺到自己已與命運合而為一，成為世界的中心，而他自己的人格，也似乎將會籠蓋了未來的歷史——這些時刻，也指示了自然流衍中的高潮所在。

政治家的第一個課題，是使自己脫穎而出，與眾不同；第二個課題——較不顯著，但卻更為艱難、其效果也更大——便是要創造一個傳統，提攜一些人出來，以同樣的脈動與精神，繼承自己的事功，把類似的活動，造成一種潮流，使不需原來的領袖，仍可維持原有的形式。能如此，則政治家已提升至於一種境界，這境界在古典世界中，無疑便稱為「神性」（divinity）。能如此，則他便成為一個新生命的創造者，成為一個年青種族的精神始祖。作為一個自然生命，他本人會在一些年代之後，自生命之流中消失，但由他所創造的一個統治的少數，接替了他的歷程，而使之垂於久遠。這種無以名之的傳統、這種統治階層的靈魂，是真正的政治家一手造成、並留作遺產的，而縱覽歷史，只有這樣的傳統，才能產生持久的效果。偉大的政治家，甚為罕見，而他是否出現、能否成功，為時過早、抑或過遲，皆決之於偶然。而且，偉大的個人，經常破壞多於建設——因為他們的死亡，會對歷史之流，造成空隙。可是，傳統的奠立，則能夠消除偶然。一個良好的政治傳統，能滋育出較高的平均水準，而國家的前途，便能有所依託——凱撒只是個人，而元老院則是傳統，拿破崙也只是個人，所向無敵的軍團才是傳統，國家所托命的，不是這兩位巨人，而是良好的傳統。一個強大的傳統，能自各個角落，吸引人才，能由小的資賦，產生大的成就。普魯士的軍隊與羅馬教廷的外交，固能證明這一點，義大利與荷蘭的畫派，也同樣說明了這情形。與腓特烈成廉一世相比，俾斯麥的大缺點，就是他雖有個人的成就，卻不能形成一個傳統；他不能對應於莫克將軍的軍團，而培養出一個政治家的統緒，來配合國家的新工作，與國家的進展合而為一，並不斷從下面拔擢人才，以一直繼續俾斯麥行動的脈動。如果這樣一個傳統不能奠立，則便不會有一個素質平均的統治階層，主持大計，而只有一群混亂的首腦，面對無法預測的局面，便惶然失措。但如果這樣一種傳統能夠奠立，則一個高度訓練、自我補充的少數菁英集團，便隨著堅確不移而緩慢成熟的傳統，發展出來，它吸收每一人才，進入這一圈層，並將之發揮至於極度。因此之故，便能與國中其餘的被統治者，和諧一致，共同進退。似這樣的少數菁英集團，即使在開始時，只是一個政黨，但久而久之，也終能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品種性質」（breed），至此，它在決疑定策時之明確果決，已是出自於血液，而非得之於推理了。這便表示：它能使一切操之在己，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而不需「天才」之助了。似此奠立起的偉大政治（great politics），便取代了偉大的政治家（great politician）。

天生具有政治天賦的民族，事實上並不存在。一般人所以為具有這種天賦的民族，只是其人民被緊緊掌握在統治的少數（ruling minority）手裏，以致人民自己覺得是處在良好的形式之中而已。作為一個民族來看，英國人對於政治事務，其實也與其他的人一樣，缺乏思想、狹隘褊淺、不切實際，但是，他們確實擁有一個信心的傳統（tradition of confidence）——儘管他們喜歡公開地爭辯，並無礙於這傳統之發揮效能。英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區別所在，只是：英國人是處在一種由非常古老而成功的習尚（habits），所形https://m.hetubook.com.com成的統治政體之下。英國人默許這些習尚，因為經驗已使他明白到其中的優點。這一默許形之於外，便是表示了同意，而由此出發，到他相信政府是依他的意志而成立，已不過是一步之差。雖然，弔詭的是：事實上，是政府為了其自身技術上的理由，而不斷將這一觀念灌注到他的腦中。英國的統治階級，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目標與方法，根本與「人民」無關，不成文憲法的精華所在，乃由實際行政經驗得來，全然不是藉什麼理論之功，所以在未窺門徑的人看來，既曖昧又不可解。但是，舉例言之，一支軍隊的士氣，是依其對自己領導者的信心而定，有了信心，便自然不會妄施批評。只要指揮者有能力，烏合之眾也可以成為戰鬥英雄，若無能力，戰鬥英雄照樣會成為烏合之眾，這不但軍隊如此，民族、階級、政黨之中，情形也都一樣。所以一民族的政治才能，不過是人民對其領導階層的信心而已。然而，這信心不是憑空得來的，它只在自身特定的時間，才會醞釀成熟，而只有藉由成功，才能使這信心穩定，進而形成傳統。一民族中，被統治者若是缺乏確定的信心，事實上，即是意味著統治階級缺乏領導的才能，這便造成批評叢集眾說紛紜的情形，而這種情形的存在，正顯示該一民族已經不再「進入情況」了。

表面上，西方的、議會式的民主政治，與埃及、中國、阿拉伯等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大相逕庭，因為在那些文明之中，全民普遍的參政權，根本從未成立。但事實上，如我們這個時代，一般民眾，也只是在「選舉區」（electorate）中，被集體操縱的一群，相對於政治的「主體」而言，也仍只是「客體」而已；這與巴格達人民對其教派統治、拜占庭人民對其僧侶階層、以及任何其他地方，人民對其統治結構所表現的集體服從，根本絕無什麼不同的意義。自由，永遠只是純粹的負面現象。自由表現於對既存傳統、王朝、教主的摒棄，但是事實上，實際的政治權力，依然存在，絕未稍減，只是由這些體制，轉入於新的力量中——如政黨領袖、總統、先知等等名目而已。相對於這些新的政治中心，大眾仍只是無條件地被動的客體。

成為行動的中心，大眾注目的焦然；把個人自己人格的內在形式，帶入到整個的民族與時代；成為歷史的指揮者，並將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向中的目標，帶領到事件的頂點——這些，是每一個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人，所生具的不可抗拒的脈動能力（impulse）之所在，雖然他自己絕少意識到。故而，世上只有「個人的」（personal）歷史，也便只有「個人的」政治。原理和理想，都算不了什麼，只有不同的個人、不同的種族特性，對於實際行政權力的爭奪，才是政治的一切。甚至連「革命」也不例外，所謂「主權在民」，只是表示：統治權力如今出之以「人民領袖」的頭銜，而不用國王的頭銜而已。是以統治方式極少改變，而被統治者的地位，根本絕無改變。甚至所謂世界和平，無論在何情形下，也不過是全體的人類，被少數能力強大的支配者，構成的統治政權所奴役而已。

羅馬的公職，自從其產生的過程，需經由一系列的選舉以來，由於所需的資金甚鉅，往往使每一個政治家，都不免向其周圍的伙伴告貸。選舉的資金，或用於邀請所有的選民晚餐、或提供角鬥表演的免費座位、甚或登門送上現款——誠如西塞羅所言：「傳統道德，蕩然無存。」選舉的資本，龐大驚人，有時竟達數億銀幣之譜。以羅馬一地所蓄積的款項之充沛，而西元前五四年的選舉，由於動用太多的款額，竟致當時的利率，一時從百分之四，劇升至百分之八。凱撒競選「護民官」時，支付浩繁，以致克拉蘇必須為他簽約擔保二千萬銀幣，那些債主方肯讓凱撒離去赴任。而在凱撒競選「最高僧侶院」的職位時，由於信用過緊告貸無門，幾乎毀於一旦，他的對手卡特拉斯（Catulus），竟能認真考慮向他提出賄賂，逼他撒手。但是，對高盧的征服與開發——這也是出自於財政上的動機——終使凱撒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而凱撒之所以積聚鉅款，就如今南非的羅德玆一樣，乃是為了權力，並不是如凡理士（Verres）、或甚至克拉蘇那般，只是由於喜愛財富而已。相形之下，克拉蘇首先、且主要是一個財政家，其次才能算是政治家。而凱撒掌握的，則純是事實：——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沒有金錢，憲法的權利根本一無所用，有了金錢，方能夠妙用無窮，予取予求。

政治─社會理論（politico-social theory），是政黨政治的基礎之一，但也是一項必需的基礎，在各大文化之中，普遍存在。西方所引以為傲的政治理論系列，從盧梭到馬克斯，可以在古典文化直至柏拉圖與芝諾為止的，各派理論系列之中，找到能夠對照的類型。在中國，相應的政治原理，亦可求之於儒家及道家的典籍中，而墨翟更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在拜占庭及薩散匿時代的阿拉伯文籍中，也頗不乏這類的理論，而第九世紀的一切政治危機，其原動力無非便來自於這些政治原理。至於埃及與印度，從當時發生的事件所顯示的精神看來，也分別在希克索時代及佛陀時代，產生過它們自己的政治理論。這些理論的文字形式，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它們可於各類的教派與集會之中，藉由演說及宣傳，而口耳相傳，一樣地發生效力。事實上，這也正是清教運動的末期，標準的傳播方法。

這便是民主政治的結局。如果在真理的世界裏，是由「證明」（proof）決定一切，則在事實的世界裏，「成功」（success）才能出人頭地。「成功」意即一方壓倒了其他的各方。政治的領域內，生命終竟已獲致勝利，而世界改革家們的夢想，徒然成為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在後期的民主政治中，種族的性徵，勃然湧現，或則迫使政治的理想，成為它的奴隸，或則無情地將理想摔入了深淵。埃及的底比斯、羅馬、中國，情形都是如此。只是，任何其他的文明之中，權力意志都不曾如我們西方這樣，顯現出如此嚴酷緊固的形式。大眾的思想，以至行為，皆被籠蓋於一種鐵硬的壓力之下—和*圖*書—正因為如此，人們表面上雖擁有讀者與投票者雙重的權利，實際上，當政黨已成為只是少數人的應聲蟲，而未來的凱撒主義陰影已觸目可見時，這卻正是雙重的奴役狀態。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廣義而言，還必須是一名示範者（educator）——不是什麼道德或原則的代表人，而是行動的帶頭者，行動的典範。很明顯的事實：宗教從來不改變曾過生命的風格。宗教能透入覺醒意識，透入人的心智；能對另一世界，投下新的光明；能經由仁慈、順服、及對死亡的忍受，而創造出無比的幸福之感，但它卻不能凌壓生命的力量。在生命的領域裏，只有巨大的人格——以及該人格中的神秘脈動、種族特性、自然力量——才具有創造的能力，能夠有效地，修正整個階級與整個民族的型態。所謂「真理」、或「善良」、或「正直」，都不是政治世界內的事物，只有「羅馬人的」成就、或「清教徒的」成就、或「普魯士的」成就，才是政治世界中的事實。榮譽與責任的糅合、訓練、決心，這不是能從書本上得來的東西，只能經由活生生的示範者，才能自生命之流中，喚醒出來。腓特烈威廉一世，能夠做到這一點，故而是此類示範者之一，是各時代共通的偉人，他個人在種族定形方面的成就，能夠垂之世代永不磨滅。真正的政治家，與一般政客有別，因為政客只是玩票性的、只能在歷史的高峰上推波助瀾、只為了追求財富與地位。真正的政治家，也與理想的說教者有別，因為他敢於要求人們為他犧牲，他也能獲得人們的犧牲。這是由於他自知，他是時代與國家所必須的人物，而這一感受，也能為千萬人所共認。以這種犧牲為核心，自能暢所欲為，一往直前。

相形之下，沒有一個馴獸師，能令他馴養的動物如此地聽話。在報紙上稍加引發，讀者大眾便會匯集街頭，猛攻報上指出的目標，示威恫嚇，砸碎窗戶，無所不為；在報上稍作暗示，大眾又會頓然沉寂，乖乖回家。今天的報紙，不下於一支軍隊，擁有慎密組織後的支部與分部，以記者為其軍官，而以讀者作為兵士。但在此，與任何的軍隊一樣，兵士只是盲目地服從，戰爭目標和運作計劃千變萬化，全非他所得而知。事實上，讀者既不會明白、也不容明白：他究被用於何種目的、甚至他扮演的角色為何？我們不可能想像出比這情形，對所謂「思想自由」更具諷刺性的畫面了。從前，人不敢自由思想，如今他敢了，可是卻已不能自由思想，他被報紙刊物、傳播媒體緊緊控制著，而他卻認此為他的「自由」。

在金錢摧毀了心智之後，透過金錢。民主政治乃成為自己的摧毀者。然而，正是因為，任何以為芝諾、或馬克斯之流理論家的概念，可以改進實際事態的幻覺迷夢，已經消失無踪；正是因為，人們已經認清：在現實的國度內，一個權力意志，只能為另一權力意志所推倒（這是在戰國時代中，人類所獲的大體驗）；終於，一種深刻的思慕之情，開始覺醒過來：人們懷念一切尚存的古老傳統，有價值的傳統。人們厭惡於金錢至上的經濟，希望能從這一切中解脫出來。並開始對諸如榮譽與俠義、內在的高貴、無私與責任等真正的理想，深致渴望之忱。於是，那個本已被世界都會中，理性主義所凌壓下去的血液力量，重新自深處甦醒出來，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切與王朝傳統及古老貴族的秩序有關的事物，一切與高度蔑視金錢的舊式倫理有關的事物、一切內在適合於為國服務的品德如勤勞、犧牲、苦心謀國之類——突然之間，這些種種，成為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凝聚的焦點所在。凱撒主義，雖生長於民主政治的土壤上，但它的根柢，其實卻深深扎入於血液傳統的底層。古典文明中的凱撒，其權力固然由民主政治的「護民官」導出，可是他赫赫的威嚴，永恆的地位，卻是由於他是國家的「元首」（Princeps）。在西方，古老的哥德式靈魂，也在重新覺醒。騎士團體的尚武精神，將壓服惟事劫掠的「維京主義」。至於文化的偉大政治形式，此時已經形神俱逝，一去不回了。將來的強人，可能會把地球當作他們的私產，但是，這並不關緊要，因為儘管他們的權力，漫無形式、漫無限度，畢竟有一項工作，要待這樣的權力來實施。這工作便是：永不休止地正視這個世界。這與金權（money-power）時代的汲汲牟利，恰好相反；這需要有高度的榮譽感與責任心。然而，正因此故，便開始了民主政治與凱撒主義之間的最終決戰，也就是：獨裁性的金錢經濟，所代表的勢力，與凱撒式強人所代表的純粹政治性的權力意志，兩者之間最後的決戰。（勝利自然屬於後者。）

我們必須重複強調的是：對政治史而言，這些原理究屬「真確」抑或「謬誤」，根本是毫無意義的問題。舉例言之，對馬克斯主義的駁斥，乃是屬於學院論文及學術論辯範疇內的事，而在這一領域內，每一個人自己永遠是對的，而對手永遠錯誤，故與事實了不相干。真正重要的是：這些原理是否具有影響力、從何時開始具有影響力、以及其影響力持續多久時候。因為：一般人若是相信，事實可以用一套概念的系統，來加以改良，則這信仰的本身，便是一股真實的力量，政治活動，不能不考慮及此。我們今天，是處在一個對於「理性」萬能懷有無限信心的時代裏。自決、正義、人性、進步，諸大觀念紛至沓來，一律神聖而不可侵犯。各項的政治理論，往往被視同福音一般，而其說服力並非依邏輯前提推演出來，無寧是基於它們的關鍵字眼（key-words），實具有一種宗教聖禮式的本質。因為一般大眾，既不具備批判的能力，也無法超脫影響，認真檢視。固然，這些理論的魔力，也只是限於各大都市的人們、及理性主義的時代內，才能風行不已，對於鄉下的農人，便和_圖_書無所用其技；即使對城市大眾，它的效力也只能持續一定的時間，但在這一段時期內，卻如新的啟示一般，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人們紛紛篤信不移，熱烈地響應那些政治宣傳家的言論，不惜走向荊棘、走向戰場、走向絞架，為這些理論而獻身殉道。此時人們的目光，凝注於一個政治性、社會性的新世界，相形之下，乾澀冷冽的批判主義，似乎顯得卑下、邪惡、合該死亡。

那麼，何謂政治？一種古老的說法，也幾乎是統括一切的說法是：——政治即「可能的藝術」（art of the possible）。園丁可以使種籽，發展而成植物。或燦然盛開、或凋零萎謝，總之，種籽中所藏蘊的一切意涵，無論體態與色彩、花朵與果實，能否發展完美、壯實，皆操之在園丁對其「可能」（posibilities）——也即是「必然」（necessities）——的培養手法如何。當然，這植物的基本形式與方向、階段與速度，則非園丁所能為力。文化，以及文化的形式世界中，由人類家族形成的生命之流，就如同一株龐大的植物，情形與此相同。而偉大的政治家，正是一個民族的園丁。民族如何發揮其「可能」的潛力，端賴政治家運用之妙，善為誘發。政治理想的崇拜者，於此一無所用。他們的心智自由，頗足驚人，可是他們的心靈城堡，是由諸如智慧和正義、自由與平等之類的空幻概念所構成，終極而言，千篇一律，都是從上向下構築而成，絲毫不切實際。真正的政治家，是事實的主宰，他正視事實，並接受事實，然後於不知不覺間，引導事實的進展。（看起來似乎不像，可是廣義而言，這正是自由一詞的起點。）政治的妙訣，是在於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於最後小心地輕觸機樞、在於對集體靈魂與個人靈魂之間微細的搖擺，有精微入妙的感覺。一切勝利的秘密，全在於一些瑣碎細節的整合與組織。此道的老手，如泰利蘭德（Talleyrand），能以戰敗國大使的身份，去到維也納，而成為維也納會議中，勝利者的主宰。在盧卡會議（Lucca meeting）中，凱撒的地位幾近絕望，可是他不但能使龐培的力量，為他所利用，同時還在對方一無所覺間，破壞了對方的力量。然而，在政治「可能」的領域內，也有些危險的邊緣存在，巴洛克時代的各大外交家，手段圓滿無懈可擊，幾乎永遠保持冷靜，但那些理想家們的言論，卻使得他們頻頻絆倒。此外，在歷史的轉折中，政治家有時也須暫時隨波逐流，方能不失其領導的地位。但每一情況都有其彈性限度，在估計這一限度時，連最小的錯誤都不容發生。

在剛開始的時候，民主只屬於知識份子的領域。西方早期民主政治史上，有名的幾件大事：如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夜間法國的「階級大會」、「網球場的誓約」、以及一八四八年五月十八日普魯士的「法蘭克福會議」，可算是歷史上無比高貴而純潔的事件——當時的人們，雖然權力在手，卻仍為「普遍的真理」爭論良久，議論未定，兵已渡河，以致實際的力量，得能乘隙振起，把一干夢想家們擲落在一旁。但是，在此同時，民主政治的另一面目，卻也並未落後，一逕潛滋暗長，終致，人們開始了解到一頂事實：只有擁有金錢的人，才能利用到憲法的權利，民主的權利。事實上，選舉權的功能，若竟能夠發揮到，接近理想主義者所以為的程度，則必然是因為：有組織的金錢勢力，尚沒有從中操縱競選者的緣故。一旦這等勢力出現於政治舞臺，則選票也不過只是徒具形式的公眾意見記錄紙而已，對於真正操縱政治的權力結構，已不復具有任何正面的影響。

古典人民的基本權力，曾伸展至擁有最高的國事與司法的職權。為了施行這些權力，人民乃集合於所謂「公會所」（Forum）中。其實，在「公會所」中，人民只是歐幾里得式的「質點」，被具體地集攏起來，以充作古典風格的政治影響程序下的客體而已，政客們可以用具體切近、訴諸感覺的手段，左右這些人民——舉例言之，這些手段包括：施於每一人眼前及耳邊的雄辯之術；包括很多在我們看來，簡直厭煩不堪、難以忍受的方式，如嗚咽不休、捶胸頓足；對聽眾作恬不知恥的諂媚，對敵手撒異想天開的謊言；冠冕堂皇的辭命、慷慨激昂的陳詞；還有遊戲與表演，威脅與攻擊，無所不用其極。但是，最主要的，還是金錢。金錢之介入政治，早在西元前四〇〇年的雅典，便已顯出端倪，到了凱撒與西塞羅時代的羅馬，更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高潮。到處都是一樣，選舉的活動，從階級代表的提名開始，即已成為各政黨候選人的戰場，同時也即是迎接金錢源源進入的所在。而從查瑪之戰以後，金錢的數額越來越趣龐大，「個人手中能夠集中的財富愈鉅，則政治權力的爭奪，發展為金錢問題的程度便也愈大。」西塞羅這一段話已足說明一切，無需更作贅述了。然而，從深一層的意義來看，若認為這是賄賂舞弊，仍是未中肯棨之言。這不是什麼墮落行為，民主精神的本身，在達到其成熟狀態時，便已注定了必然會採取這樣的形式。西元前三一〇年的克勞第士（Censor Appius Claudius），無疑是一位真正的希臘精神的信徒，也是主張憲政的理想家，有如法國革命時代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圈子中的人物一般，在他所從事的政治改革中，確實不曾在公民參政權上玩弄狡獪，也絕不曾採用更改選法、以圖利己的政治「藝術」——但他所作的努力，只不過為這些「藝術」鋪路而已。並不是民主的體系有利於舞弊，而是從最www.hetubook.com.com初應用民主政治開始，種族的特性便已出現，金錢便已發揮作用，而且，非常迅速地，完全主控了局面。終極而言，在金錢獨裁的時代裏，將金錢的運用，描述為一種墮落的標記，是頗不公平的事。

與政治性的報紙密切配合的，是普及化的學校教育，這在古典世界，是完全闕如的。在這樣的教育需求之中，有一項頗難自覺的要素，潛存其間，即：使大眾成為政黨政治的客體，並進入報紙勢力的範圍。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家們，毫無保留地誠心以為：「全民教育」是完善而單純的啟蒙工作。甚至在今天，還到處有人在熱心倡議「報紙的自由」——殊不知正是這一套東西，為未來的凱撒式強人鋪平了道路。控制了世界的報紙，便控制了一切，能夠閱讀報紙的人們，便不免屈服於這等力量之前，於是，後期民主政治中虛幻的自決，不過是由報社所聽命的幕後主宰，在決定一切罷了。

真理是什麼？對大眾而言，真理即是不斷讀到和聽到的消息。也許有少數孤零的學人，還能自行安身立命，蒐集證據決定「真理」——但所能獲致的，也只是他個人的真理。至於今日在事實的世界中。能夠發揮作用一往無阻的另一類真理，流行的真理，已全是報紙的產物。報紙想要渲染的情事，頃刻便成為真理。報紙的指揮者，可以任意提出、轉變、或交換真理。只要三個星期的報紙刊載，「真理」便能街知巷聞，人人知曉。

正因此故，諸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Contract Social）及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者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等文件，到了那些有力的人手中，便如動力最強的引擎一般，發揮了掀天揭地的作用，這些有力的人，往往在政黨生命中，已到達頂點，故而熟知如何形成，並利用群眾的信念。

行政權力的概念，意味著生命的單元，被劃分為「主體」與「客體」兩類。這一需要，顯然是自明之理，沒有一個群聚集團，會在任何的時刻，失去對自身這一內在結構的需求的意識。甚至在最嚴重的危機之下（例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也不例外。

槍火與印刷，彼此密不可分，兩者都發明於哥德式時代的頂點、都起源於日耳曼的技術思想，而成為浮士德式「超距作用」（distance-tactics）的兩大法寶。在後期文化開端時的宗教改革中，最初一些傳單與最初一批野炮，便曾同時出現。到了文明開始時的法國大革命，人們便在一七八八年秋天，目睹宣傳小冊，如狂飈驟發，又在維米之役中，眼看巨型大炮，隆然發威。隨著文明的進展，這些大量生產、四處散播的印刷文字，到了懂得利用的人物手中，便成為不可抗拒的武器。在法國，直到一七八八年，文字作品仍只用於表達私人的信念之類，但英國則已超過這一地步，懂得慎重研究如何製造印象、影響讀者。由倫敦所發動的反拿破崙的宣傳戰，在法國地面上大肆散播文章、傳單、偽造的回憶錄之類，即是第一個著名的例子。

天生的政治家，最主要的，應具有評價的能力——作為人物、情況、事物的評價者。他的「眼光」，能不假思索、直接了當地統括了一切可能的狀況。就如同相馬的高手，能在一瞥之下，就洞悉該馬，在比賽中會表現何等的特性。政治家不需「了解」原委，只消逕自作出正確的事情即可，他不知不覺間，便能鬆緊由心，控制自如——這種才能，恰恰與講求理論的人相反。他身上所有的神秘脈動，就與歷史事象中的脈動完全一致。他是講求事實的人，不會以情緒或計畫，來遂行政治的實務。他不相信空書河漢，大話滔滔。彼拉多的問題，經常掛在他的脣上：——真理是什麼？天生的政治家，根本超乎真偽之外。他不會把事件的邏輯、與系統的邏輯混淆不清。當然，他也有他的信念，但那只是他私人的事；沒有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在行動的時候，會為信念而受到拘束。歌德曾說：「行動人永遠沒有良知可言；除了旁觀者之外，也沒有人會有良知。」這話用在真正的政治人物，如蘇拉（Sulla）、羅柏斯庇、俾斯麥、庇特等身上，確實是真確無誤，百試不爽。即如羅馬教皇及英國的政黨領袖等，在爭取事物的掌握權之時，也都和一切時代的征服者與暴發戶，採用同樣冷酷的行為。以教皇殷諾森三世（Innocent III）的作為為例：他幾乎成功地創造出一個教會統治世界的局面，並演繹出一套完善的教義系統；他的手法，卻與所有的宗教道德，恰成尖銳的對比。但是，沒有這種手段，便不可能有任何強大的教會在，更不用提英國的殖民、美國的財富、法國的革命等等情事了。一般而言，國家、或政黨、或民族，皆少不了藉助這樣的手段。生命本身，便是沒有良知的，倒不是個人的問題。

在我們西方，理論的時代，也已經趨近於終點。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偉大系統，均興起於約一七五〇——一八五〇年間，而馬克斯的體系，也已歷半世紀之久，此後便無以為繼了。馬克斯主義，及其唯物史觀，本身即代表一種末世的現象。政治理論至此，實已窮途末路。對於政治計劃的信仰，在我們祖父一輩，是他們的特徵和光榮，——到了我們孫子一輩，這將證明是一種狹隘的膚淺之見。甚至就在目前，一種新的柔順與虔信的種籽，已經發展出來，以取代這種過時的信仰；這種新的柔順與虔信，是起於痛苦的良知、與精神的饑渴，其任務是想要建立一個新的「人間世」（Hither-side），而這新世界所追尋的，是神秘的經驗，不是堅硬冷亮的概念，而最後，這便導入到「第二度宗教狂熱」的深處了。

古典的政治方式，尤其是羅馬的「公會所」，是將民眾聚集起來，成為一個可見的實體，然後驅使民眾使用他們的權利，當然，這權利之應用，實在還是由真正的政治家，在主持操縱的。與此「相應」地，英美的政治，則透過報紙刊物，創造了一個無遠弗屆的，心智與財政的張力交相運作的「力場」（force-field），和*圖*書在這「力場」之中，每一個人都在潛意識中，接受被指派好的地位，故而他的所思、所言、所行，無非是遠處某個地方的一位統治者，早已深思熟慮慎密計劃過的後果。這與古典那一套方式對比之下，即是動力學與靜力學之別，浮士德世界感受與阿波羅世界感受之別，也是西方第三進向的熱情，與古典純粹切近可見的感覺之間的不同所在。在我們這個時代裏，不再是人與人的對話，而是由報紙及同類的印刷刊物、電力播送的新聞廣播，來促使各個民族、各個地方的感覺意識，完全處在一大堆的報導、標語、觀點、視域、感受，所構織成的震耳欲聾疲勞矗炸之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以致每一「自我」，都變成為僅是巨大畸形的心智產物——報紙之類——的函數，很難具有獨立的意識。在政治上，金錢不會輕易轉手，不會變成香檳美酒；透過對傳播媒體的控制，金錢已轉成為「力量」，而金錢的數量，便決定它影響力的強度。

政黨領袖的獨裁權力，即由報紙的支持而來。競爭雙方互以金錢控制報紙，努力使讀者大眾——不，人民大眾——脫離向敵方的效忠，而置入於己方的「心智訓練」（mind-training）之下。而透過這種心智訓練，人民所能知道的事，便全只是政黨領袖所要讓他們知道的——於是，人民的世界圖像，全由高層人士在那裏代為拼組。此時，已不需如巴洛克的諸侯一般，將兵役義務施諸大眾身上，只需以文字、電報、圖面，來鞭韃大眾的靈魂，直到他們自己大聲疾呼，要求武器，要求作戰，並強迫他們的領袖，出兵參與紛爭之中——而這一「強迫」，其實正是領袖們蓄意已久的事。

然而，從文化史看來，政黨政治不過歷時兩世紀，故而這些抽象理想所具的魔力，也很少能超過兩個世紀之久。而其趨於終結，不是由於人們的反駁，而實在是出於人們的厭煩——這種厭煩之情，久已使盧梭的理論一蹶不振，很短期內，也將使馬克斯主義宣告死亡。最後，人們不是棄絕某一套特定的政治理論，而是根本不再相信任何種類的政治理論，到了這一步時，十八世紀以為目前令人不滿的事實，可以應用概念而加以改進的，那種情緒性的樂觀主義，便也煙消雲散了。從古典時代來證明，則當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及他們那時代的人士，採集各種不同的古典政治制度，以尋求出一項智慧而美麗的集大成結論時，整個的古典世界都拭目以待；而柏拉圖本人，更嘗試將西那庫斯城，依他那理想家的妙訣，加以改造——可是，他卻使得這個城市每下愈況，至於覆滅。在我看來，中國先秦時代的南方各國，也是由於這一類的哲學性試驗的結果，才會空談理論，而卒為秦帝國所征服。法國雅各賓黨中，那些著迷於「自由」與「平等」的狂熱信徒，也終把法國從革命後的「五人執政團」（Directory），斷送到軍隊勢力及證券交易所之手。而每一次社會主義者的暴動，也無非是為資本主義鋪出了新的路徑。政治理論至此，已經「功德圓滿」。到了西塞羅為龐培撰寫他的「共和國」（De re publica），以及塞勒斯特（Sallust）兩次向凱撒提出嚇阻時，已經不再有人屑於一顧了。到西元前一世紀，政治理論已經變成陳腔爛調的學院把戲，自此以後，只有權力，現實的力量，才代表一切。

故而，最重要的，是須認清自己生長於斯的時代。任何人，若不能感覺到、瞭解到時代的神秘力量，若不能在本身之中，感受到一種親切的脈動，驅使自己向前行進，而不為「概念」之類事物所囿限，任何人，若是相信了表面的事象——例如今日的輿論、空談、理想之流——則他便不會成為，時代所發生的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則他便被這些事件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是由他來掌握這些事件。政治人物，切不可用過去的時代，作為度量的標尺！更不可輕信這套那套的系統！我們目前的時代，和羅馬的格拉契掌政時代（ega nahccarg）一樣，有兩種最致命的理想主義存在，其一，是復古的思想（reactionary），其二，便是民主的幻象；前者認為歷史可以逆轉，而後者則相信歷史有確定目的（teleology）。但在必然歸於失敗這一點上，兩者倒是毫無區別的，而這失敗，無論是由於迷戀於往日的記憶，抑或由於執著於概念的系統，都會對國家的命運，構成沉重的負擔。真正的政治家，是歷史的化身，在他身上，歷史的方向表達為個人的意志，而有機的邏輯形成為個人的性格，所以，必定會超越於這兩類理想主義之外。

尤有甚者，政治家採用必要的行動，必須把握時機，劍及履及。統治的勢力，能把握住一縱即逝的時機，便能獲得人民的信心，而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若是趨於讓步，自甘犧牲，定會洩露自己的弱點，招致別人的藐視。政治形式，是活生生的形式，其變化必定依循一定的方向進行，想要阻止這一歷程，或想使其轉向於某一理想，無異即是自認已「脫離狀況」（out of condition）。在早期民主初興的時代，我們一再看到不能把握時機，所造致的致命後果，（如一七八九年之前的法國，及一九一八年之前的德國）：政府對於必須的改革，給予得太遲，引起人民的輕視；終致原來政府應該嚴厲拒絕的事項，也不得不被迫讓步，由此，遂形成了政府解體的徵狀。而且政治家，若不能及時察覺，在第一個情況下所必須採取的行動，也必然會在第二個情況出現時，重蹈覆轍。時機的把握，可以決定一整個民族的前途，把握得當，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運，把握不當，自身的命運，便成為其他民族的目標。至於後期沒落中的民主政治，所常重複的同類錯誤，則是：執著於昨日的理想，而不知變通。這便是我們二十世紀的危機所在。在通往凱撒主義的路上，我們尚沒有出現那位能高瞻遠囑的現實政治家卡圖（C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