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亞當斯密以迄馬克斯，經濟思想，無非是一個文化在某一特定的發展階段上，對其經濟思考所作的自我分析而已，這徹頭徹尾是唯理性主義的，它從物質及其條件、需求、動機出發，而不是從靈魂——世代、階級、和民族的靈魂——以及其創造力出發。這種經濟思想，把經濟生命，當作可由明顯的因果定律而囊括無遺、常作相當機械而完全自成一體的結構來看待，甚至，最後還認為經濟與宗教及政治，有某種的因果關聯——而後二者亦仍被視為是個別自足的領域。這是系統式的看法，而非歷史的曠觀，故其概念與定律，表現為不具時間性的、欲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實在只能說是一種「信仰」，而其野心，仍是欲設定經營經濟的唯一正確的科學方法。因而，一旦其所謂「真理」面對了事實，便遭遇了十足的慘敗——例如中產階級理論家對世界大戰的預言、及普羅階級的理論家對蘇聯經濟的預言，皆告落空。

這樣的一種思考方式，其結果便是：與生命及土地密切相關的古老「財產」（property）觀念，為後來的「財富」（fortune）觀念所取代：「財富」在本質上是流動的，而且性質不甚確定；它主要不是基於貨物的本身，而卻基於對貨物的投資與經營，故而就其本身而論，純粹是一種貨幣價值上的抽象數量而已。

同樣，以金錢為思考基準，也分別有主體和客體兩種；那些以其能力，創造及引導金錢的人，便是主體，而被金錢驅策的人，便是客體。浮士德式的金錢，是自浮士德式的經濟動力學中，揮發出來的「力量」，它附隨在個人命運的經濟一面中，如影隨形，無論此人是內在足以代表這力量的一部份，或是相反地，與這力量毫無關係，均無法脫離金錢的影響。

宗教修行的基本，諸如「無我」、「無罪」等，在經濟生命中，沒有意義可言。而在真正的聖人眼中，則連商業行為本身即是罪惡的，更不消說博取利率的作法、或對財富所生的欣悅、或貧者所具的嫉妒之感了。有關「田野中的百合花」的說法，對深刻的宗教（以及哲學）本質而言，乃是無條件無保留的真理所在。宗教存有的整個重心，完全落在「這個世界」的經濟、政治、及一般事實的層面之外。我們可以在耶穌的時代、聖本篤的時代，在今日俄羅斯人民靈魂中，看到這一點；而狄阿鑑尼斯或康德之類哲學家的生命路徑，也在在顯示了這一點。為此之故，那些人們自願選擇貧苦與修行，並深藏在寺院修道及學術研究的生涯之中。宗教或哲學之中：永遠不會有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只能見於某一教會的政治機構、或某一學理團體的社會機構之中，這是教會或學院對「這一世界」的一種妥協，但也是權力意志存在的一種指標。

但是，真正的君王與政治家，所要的是統治的權力，而真正的商人，所要的只是財富，至此，「貪利的經濟」便產生了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分離。或為權力而爭取財富，或為財富而爭取權力。純粹追求經濟利益者——諸如羅馬時代的迦太基人，以及規模更為龐大的，我們時代中的美國人——相對而言，便不能夠表現出純粹的政治思考。以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例，在高級政治的決策中，常會被人欺騙及利用，尤其是缺乏政治家的本能，而代之以道德的情緒時，情形更是如此。這便是何以今日的各大經濟集團，在政治上一再接連失敗的緣故，除非他們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作為領袖，情形才會改觀，然而到那時，這政治家又會——利用他們。因此，雖然在形式上，兩者有高度的和諧性，然而經濟思考與政治思考，在方向上卻有基本的背離。偉大的商業成功，確會喚醒一種激越的權力之感——「資本」（capital）一詞與「領袖」同義，足透個中消息。但是，只有少數的人，能對由他們的意欲、及所處情況培養和-圖-書出來的基準，共同凝成的色彩與方向，作幡然的改變。只有當一位企業家，真正不再覺得他的企業，是他「自己的事業」，不再覺得其目標所在，只是積聚財產時，這企業家才可能成為一個政治家，如同南非的羅德玆那樣。

較早的人類，對貨物是採取「比較」（compares）的方式，而且這比較不僅是經由理性的方法為之；後來的人類，則對商品的價值加以「計算」（rechons），而且這計算硬性地排除了性質上的量度（unqualitativemeasures）。這樣一種價值的量度，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能夠以一種價值表記，來完成其象徵的表達，端視一特定文化的經濟風格而定，而每一個文化，也都創造了一種不同的貨幣。這些貨幣發生的共同條件，即是都市人們的出現。都市人在經濟上，是以貨幣為思考的基準，至於作為價值表記的貨幣，是否同時也即是支付媒體，則視不同文化的都市人，特定的性格而定；是以，古典文化的錢幣（coin），以及巴比倫的銀幣，同時代表價值表記與支付媒體，可是埃及的銅卷（deben，以生銅鑄造），則只代表一種交易的量度，既不是價值表記，也不是支付媒體。而西方的銀行券與「相應的」中國銀票，也只是一種媒體，而不是一種量度。

至此，貨物變成了「商品」，交易型態大為轉變，而貨幣的思考，取代了貨物的思考。

要想瞭解各大文化的經濟史，其觀點不當求之於經濟層面。我們今日所謂的「國家經濟」（national economy）一詞，其所據以建立的前提，是明顯而突出地英國式的東西。英國是非農業國，利用世界貿易和出口工業的關係，產生了一套特殊的經濟型態——「信用貸款」（credit-money），以此作為基礎，而界定了諸如「資本」（capital）、「價值」（value）、「價格」（price）、「財產」（property）等詞眼。而這些名詞，又毫不費力地，傳遞至其他的文化階段及生命圈層之中。此一經濟圖像的創始者，是大衛休姆（David Hume）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自他們以後，每一篇討論他們或反對他們的文字，本身早已承認了他們的系統，所使用的結構和方法。經濟學家卡瑞（Carey）和李斯特（List）固是如此，傅立葉（Fourier）和拉塞雷（Lassalle）也無不皆然。至於亞當斯密最大的對手——馬克斯，無論他如何大聲疾呼，反對英國式資本主義，他本身其實已徹底浸淫在資本主義的意象之中，他的反對，本身即是一種承認，而他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透過一種新的會計方式，來顛倒主體和客體的利益而已。

隨著城市靈魂的出現，另一種全然不同的經濟生命覺醒了，轉捩點是在於——真正的都市人，根本不是以鄉土為主的生產者。都市人與土地、與自他人手中流過的貨物，全然沒有內在的關聯。

經濟既是屬於生命的種族一面，故其所具的，也如政治一樣，乃是習尚的倫理，而不是道德——這又是貴族與僧侶，事實與真理的判分。從經濟的角度看來，任何職業階層，皆如同政治的「階級」一樣，天生擁有一種辨別好壞（但不是善惡）的感受。沒有這種感受，便是缺乏榮譽之心，而對經營經濟生活的人們而言，榮譽無疑是中心的基準，有了榮譽感，才能有敏銳的智巧與才能，以擇取「正確」的事物——這與宗教思想中所含的罪惡觀念，完全不同。不但在商人、工匠、農夫等階層中，存在有非常明確的職業榮譽，即在店老板、出口商、銀行家、承包商，乃至於小偷及乞丐等階層中，也都有同樣明確的職業等級存在。雖然從沒有人，述出或寫出這些習尚的倫理，但這些倫理確實存在，並如同各地一直皆有的階級倫理一樣，各自在自身的圈層中，發揮其約束力。在任何一個職業社會中，與忠誠和勇敢、俠義和友誼等品m.hetubook.com.com行並行不悖的，尚有對於勤勉、成功、勞動等的倫理價值，所表現出的明白肯定的觀念。這類事項，是人與生俱有的概念——人對此所知並不甚多，但習俗只有在遭到侵犯時，才會在意識中凸現出來。可是相反地，宗教的禁制便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無時間性、普遍真確、但從未實現的理想，人在能夠理解或努力遵循這些禁制之前，必須先加以「學習」方可。

西方在一四九六年所發明的「複式簿記」（double-entry book-keeping），正呼應於古典在六五〇年對錢幣的發明。複式簿記是對「價值空間」（value space）所作的一種純粹的分析，其參考座標是自商業的「公司」出發。故而帳面簿記所代表的，乃是空間中的貨幣張力，所形成的「力場」，這「力場」中的每一物象，皆有一或正或負的「有效價值」。由此而設想的函數式貨幣，其象徵意義，不在於實際的帳面簿記，更不在於提貨憑單、支票、期票等，實是在於函數變化的行為本身，而保證金制度，只是這一行為的歷史證據而已。西方的經濟世界，是由「力」與「質量」所統轄，正如古典的經濟世界，與「實物」及「數量」息息相關一樣。

下面所嘗試，只是對經濟生命的各項可能情況，作一迅速的縱覽。

於是，直到今天，對於生命的經濟一面，尤其是高級文化的生命的此面，由於諸大文化，各有依自身的階段、速度、持續期而來的個別風格，故就形態學的意義而言，尚無「國家經濟」之可言。經濟學應無系統，只能是一種觀相。要徹底明瞭經濟生命的內在形式、經濟生命的靈魂，需要有觀相的敏銳才智。此等「判斷」的才智，是可以被啟發出來的，而啟發之道，乃是透過對歷史的同情的曠觀。因為對歷史作同情的曠觀，可以得出有關各種族本能的明徹觀念，而此等種族本能，在經濟活動之中，也和在生存活動的其他機能之中，一樣地發揮作用，能以象徵的作用，使外在的地位——如經濟資源、經濟需求等——與種族自己內在的特徵，諧和一致。故而，所有的經濟生命，都是一個愛魂生命的外在表達。

西方在三頂事物上，沿襲了古典的習慣，其一，是鑄造的錢幣，這是古典的「大小數量」觀念下的產物，其二，是哥德式時代，採用了羅馬的法律，這也是將事物與具體數量等量同觀的系統，其三，是歐幾里得的數學，這更是基於視數學為「大小數量」的概念而產生的。故而，在西方文化自己心智的形式世界，發展演進的過程中，這三項事象，便逐漸自「大小數量」的觀念中解脫出來，而表現其浮士德式的性徵了。

在每一文化的春天到來時，都先有一種固定形式的經濟生命。此時，人們的生活，完全即是鄉野農人的生活。在此，每一個人同是生產者與消費者。自這樣一種型態的生命中分離出來的，即是「貨物」（goods），而貨物的交換，即是所有早期交通的重點所在。這些時代中的交易過程，即是貨物自一個生命階層，轉入到另一生命階層而已。貨物的評價，全以生命為依歸，漫無一定的基準，因時而異，隨感而變。既沒有一種價值的概念，也沒有任一種或一些貨物，能構成共同的度量準據——金子與錢幣，也只算是貨物，惟由於極為稀少且不易毀壞，故而比較貴重。

至此，一種純粹廣延性的事象，一種抽象的形式，自可見的經濟物象之中，抽離了出來，正如數學的思想，自機械性的周遭事物中，抽離出某些事象來一樣。抽象的貨幣，恰恰對應於抽象的數字。兩者都是全然無機性的事物。經濟的圖像：乃縮到只屬數量（quantities）的範圍，而原先「貨物」的重點，卻是在於其性質（quality）。

有了這樣的思考型憋，城市便成為貨幣的市場，價值的中心，而一股貨幣價值的潮流，開始灌進了貨物之流中，將後者加以心智化，而終於主導了後者。至此，商人從經濟生命的一種工具，變成為經濟生命的主宰者。以貨幣為思考基準：永遠即是某種方式的貿易或商業的思考，它以土地的「生產經濟」為前提，而建立其「貪利經濟」的型態，因為並無第三種經濟路向可走。「貪利」、「m.hetubook.com.com獲益」、「投機」等詞眼，正指出由貨幣出發，至消費者之間，中途所襲取的利益，因此之故，在早期的農人間，不可能適用。隨著貨幣的交通，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彷彿成為兩個分離的世界，而第三種人，「中間人」（middleman）開始出現。而這種人的思想，先天地便為生命的商業一面所主導，他使生產者交貨給他，使消費者向他取貨，將中間的仲裁，提升到壟斷的地位，從而襲取經濟的首席主位，而使另兩者以他的利益為依歸，他依他的計算來預備商品，並以他的壓力來揚抑物價。

所有的貨幣理論，都犯了一項錯誤，即：不從經濟思想的形式出發，而卻從價值標記（value-token）甚或支付媒體（payment-medium）出發。事實上，貨幣，就像數字及法律一樣，是屬於思想的範疇。貨幣的價值，是一種以計算單位作量度的數字價值。這正是一種「孤離的價值」（value-in-itself），恰如「數字的本身」（number-in-itself）一樣，是城市中人，無根的人，最先想像出來的。惟有在真正城市人的經濟圖像中，才會有獨立於他私人需求之外的價值、及價值種預存在，並以之作為一種普遍真確的思想要素。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獨具的價值系統及價值標準，並以此為據，才能感覺出市場現行的價錢，為「便宜」抑或「昂貴」。

因此之故，經濟史的義蘊，與政治史頗不相同。經濟對生命而言，固然一定有其意義，但只是一個基礎。真正重要的，不是某一個人或民族「進入情況」，滋育良好，飽滿豐盈，而是：個人或民族「為何」如此。人在歷史世界中攀登越高，則其表現內在象徵的政治與宗教意志，其表達力凌越一切所完成的形式，其所具有的經濟生命的深度，都會越趨明朗。只有在「文明」到來時，整個的形式世界開始衰退，純粹的生命苟全才會彰顯出來，赤|裸而頑強。——到了這時候，所謂「飲食男女」乃是生命的原動力之類的庸俗言論，恬不知恥地公然出現，而生命不再是工作強度的增加，而只求「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只求舒適的逸樂，只求羅馬式的「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到了這時候，以經濟為主的政治，取代了大風格的政治，而其本身，即代表一種終結。

然而，所有這一切，正是一個高級文化歷程的外在顯露。在文化開始時，出現的是原始秩序，即貴族與僧侶，分別象徵著「時間」與「空間」。而政治生命，在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中，有其固定的位置、有其命定的行家，對事實與真理，也都有派定了的目標。而在此之下，經濟生命沿著確定的路徑，不自覺地行進著。然後，生命之流發展至陷入於城市的石砌結構之中，而心智與金錢，開始取得了歷史的領導權。具有年青的象徵力量的英雄人物與聖哲之士，越來越少，並撤退到日益狹小的圈層之中。冷漠的中產階層和_圖_書，所代表的清澈理性，取代了英雄與聖人。在城市的摩擦之中，生命之流失去了嚴格而豐富的形式。基本的經濟因素，浮現於表面，並與形式完俱的政治，所餘下的殘渣，交互作用，而在此同時，惟我獨尊的科學，也不得不將宗教列入其對象之中。政治上的自滿之情，猶且在對經濟生命，撒佈一種察察為明的世界情緒。可是，正是在此，個刖的生命歷程，四處湧現，取代了腐化的政治「階級」，這些個別的生命歷程，深具真正的政治與宗教力量，將決定全體人民的命運。（這便進入了群雄並起的「戰國時代」。）

每一文化，有它自己的貨幣思考方式，及它自己的，依本身價值原則而來的貨幣象徵。阿波羅的貨幣概念，是一種「大小數量」，浮士德的貨幣概念，卻是一種「函數功能」，兩者恰恰互相對立。如其他各方面一樣，古典人在經濟上，也視其周遭的世界為一種實體的總和；金錢也是一個實體。以大小數量來表示價值，在古典世界中久已存在。約在西元前六五〇年，出現了錢幣（coin）。以錢幣作為貨幣。是一種純粹的古典文化現象，是依歐幾里得式的概念導出的現象，浸假而主導了古典的經濟生命。故其諸如「收入」、「財產」、「負債」、「資本」等觀念，其意是指具體的價值事物之總和。財產永遠是指可動的現金。故而在漢尼拔之後，羅馬的無限制「財閥政治」時代中，由於有價值的金屬，數量上有天然的限制，已經不敷需要，而將奴隸也列為財產之中。當時的奴隸，只當作一項物品，而不是一個人，故而也便有討價還價的價值。很多戰爭，是為擄取奴隸而發動的，而私人的企業，也沿地中海岸，從事物色奴隸的工作。

經濟與政治，是同一活潑流衍中的生命之流，所表現出的兩種面貌，不是屬於覺醒意識及心智方面的事物。生命的「進入情況」，即是指兩方面——政治方面與經濟方面。兩者互相覆疊，互相支持，也互相頡頏，但政治無條件地，應列於經濟之前。生命的意志，是要保存自身及發揚光大，或者：使自身更為強大，以凌越其他之上。然而在「適者生存」的經濟狀態中，生命之流只能計及本身，在政治狀態中，則必須顧及其他，故而政治方是生命昂揚的表現。所有的民族，在長期生活的卑瑣腐蝕下，都會失去他們強烈的種族力量。在此，人只「因」某事物而死（die of something），而不是「為」某一事物而死（clie for something）。政治猶能使人，為一項理念而犧牲，但經濟卻只能使人日漸衰耗，無聲無息。在戰爭中。生命因死亡而提升，經常達到不可抗拒的程度，僅由這種生命的存在，即已保證了它的勝利，但在經濟生活中，飢餓常喚起對生命的恐懼，一種醜陋、卑微而全然非形上的恐懼，在這種狀態之下，文化的高級形式世界，悲慘地趨於瓦解，而人們開始如野獸般的赤|裸裸掙扎圖存。

以勞動量的大小，來度量事物的價值，實在是與將金錢的功能、與金錢的數量混淆不分的幻覺，相並而生的。馬克斯只考慮純粹的實際勞動量，固然，事實上，這種勞動量，即是一種創造、整理、及組織工作的函數；其他事物，由此而導出其相對的意義、相對的價值、甚至成立的可能。自從蒸汽機發明之後，整個的世界經濟，已成為極少數優秀頭腦的產物，沒有這些人的高級勞動，其他一切事物，根本無從產生。但是，這種成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思考，而不是一種數量，其價值不能以某些數量的錢幣，來加以衡量。其實，這種思考，其本身即是金錢，不是實際鑄造的金錢，而是浮士德式的金錢，——因為浮士德式的生命，其性質能夠將思想提升至具有事實的意義，從而，在經濟學上，以金錢為思考基準，能夠生出金錢（Thinking in money generates money），這真是西方世界經濟的奧妙所在。一個企業界的巨擘，在紙上寫下一百萬，這一百萬元便能確實存在，因為他經濟的能力，可以擔保其經濟負荷的升高，而這，便是西方「信用」（credit）一詞的真義所在。當然，任何生命之流，都以領導的少數、及和圖書被領導的絕大多數，共同構成，故而任何種類的經濟，也都有領導者的工作與實際性的勞動，兩種不同的勞動表現。

所有高級文化的經濟生命，都是自農人社會之上，發展出來的。農夫本身，不需依賴任何基礎，它本身便是基礎。它可說是種族的根柢，是植物似的、無歷史的存有，它的生產與花費，完全起於自己的本能，對於世界上其他的經濟型態，它一概認為偶然之事，不屑一顧。這是一種「生產的經濟」（producing economy），相對於此的，便也有一種「貪利的經濟」（acquisitive economy），後者以前者為目標，加以利用——作為滋養的來源，索貢或劫掠的對象。政治與貿易，在開始時期，根本甚難分離，兩者都表現出強力的、個人的、嗜戰的特性，都飢渴地追求權力與戰果。原始的戰爭，一直也即是一種奪取戰利品的戰爭，而原始的貿易，更與擄掠及搶劫的行為，密不可分。冰島的傳奇，經常敘述維京人同意某一城鎮的人們，有兩個星期的市場和平，過此期限，便干戈大動，開始奪取戰利品了。

能夠掌握這一思考模式的人，即是金錢的主宰。所有的文化中，經濟演進都會走上這一條路。希臘人陸舍斯（Lysias）在他攻擊玉米商人的演說中，告訴我們：比里亞斯港（Piraeus）的投機者，經常散布運貨艦隊沉船、或戰爭爆發的報導，以製造恐慌。在希臘——羅馬時代，盛行一些安排土地輟耕、或將進口貨羈留，以迫高物價的事實。埃及的新帝國時代，已能以帳單折算的手腳，從事小麥的壟斷，其規模有如今日的美國，而這種帳單折算，與西方的銀行功能，已不相上下。亞歷山大大帝駐埃及的總管克里歐曼尼士（Cleomenes），竟能以文卷處理的方式，將整個玉米供應納入掌中，在希臘造成廣大的飢荒，以便中飽私囊，大肆搜括。從事經濟思考，而忽略這些事實，只能算是大都市的貨幣運作中的末流角色。所有高度發展的經濟，皆是都市經濟。世界經濟的本身，即是一切文明，表現在經濟方面的特色所在，故而可稱之為「世界都市經濟」（world-city-economy）。到了文明時期，甚至這樣的世界經濟，其命運也只由少數的地方、由世界的「貨幣市場」，來予以決定。最後，金錢成為心智能量的外在形式，而統治者的意志，改治與社會、技術與心靈的創造力，以及對完全成長的生命之渴望，全部集中於此。蕭伯納說得對：「對金錢的普遍尊敬，是我們文明中一項有希望的因素……金錢與生命不可分；金錢是使生命得以散佈於社會之上的籌碼；而這即是生命。」這裏所講的文明，即是文化已到了這一階段：——傳統與人格，失去了它們直接的影響力；而每一概念，皆已實現，不得不置入於金錢的統緒之中。

在這樣一種物物交易的韻律與歷程之中，交易人只是一個參與者而已。在市場中，「貪利的經濟」與「生產的經濟」，不免彼此碰見。但即使在早期艦隊與商船卸貨的港口，其貿易的型態，仍只是同鄉野交易的方式一樣。

形式發展之後的政治與貿易，則同是以其他方式來代替戰爭，而表現為，利用心智的優越，壓服敵方，而獲取實利的「藝術」。每一種的外交，皆具有商務的性質，每一種的商務，也皆有外交的性質，而兩者都需基於敏銳的判斷與觀相的才智。